论中美关系的走向

2022-07-09

第一篇:论中美关系的走向

论走向世界的浙江现代诗歌

李标晶

纵观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历史外来文化、外国文学特别是外国诗歌是中国现代新诗发展的重要艺术源泉。新诗发展的历史同时就是对外来影响进行选择、接受、消化、吸纳的历史。新诗成就的取得和外来营养的摄取密切相关,广泛吸收异域营养是新诗发展的成功经验。浙江现代诗歌和现代散文一样也起着引领潮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更甚于散文。

1917年2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诗八首》,中国现代新诗由此发端。在1917~1949年3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新诗经历了自由体、新格律体、自由体的体式嬗变和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的诗潮的绵延更替,形成了新月诗派、七月诗派、九叶诗派等多个有影响的诗歌流派。

在对中国现代新诗流变中的外来影响作深入而细致的考察时,仍然不能不看到浙江作家的引领作用。

一、 现实主义诗潮与浙江现代诗人

当“五四”文学运动发生,新诗以战斗的姿态冲击旧诗的时候,世界文学中汹涌着三股诗潮: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其中,现代主义占主导地位。而中国当时缺乏现代主义生长的土壤。所以,中国现代诗歌流派,始终贯穿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思潮,并成为诗歌流派的主流。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中又以现实主义更具生命力。中国现代新诗的许多诗派,都可以涵盖在现实主义思潮之下。

“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以白话新诗作为开路先锋的。在这一批初期白话诗人中,浙江籍作家占的比重很大。1917年2月《新青年》首次发表胡适的“白话诗八首”。次年1月《新青年》又发表了胡适、沈尹默(浙江吴兴人)、刘半农三人的白话诗九首。这些诗,是我国新诗草创期最初的一批产儿。以后又有陈独秀、唐俟(鲁迅)、俞平伯(浙江德清人)等相继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新诗。“五四”白话新诗一开始就沿着现实主义(当时称为写实主义)的方向前进。这与当时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们提倡写实主义的主张有密切的关系。茅盾指出:“初期白话诗一贯和最坚定的方向,是写实主义。”(茅盾《论初期的白话诗 》 文学第8卷1号,1937) 周作人主张“平民文学”,他们提倡的写实主义被运用到新诗初创期。初期白话诗人的诗歌主张体现了写实主义精神。

真正从流派的意义上接受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影响的诗歌流派是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写实主义型现实主义。文学研究会的中坚力量无疑是浙江作家,如沈雁冰、周作人、郑振铎(生于浙江永嘉)。他们在理论上借重俄国文学的“为人生”精神,与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文化精神——忧患意识——和传统审美意识即“教化”观结合起来,形成以强调文艺社会功利性为特点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在沈雁冰等文学研究会作家鼓吹宣传下,形成了“为人生”的艺术思潮,把面向社会人生悲苦现实的写实主义作为新文学的方向:“新文学描写社会黑暗,用分析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诗中多抒个人情感,其效用使人读后,得社会的同情、安慰和烦闷”,(沈雁冰《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文学周报》第108期。)从而使文学“有激励人心的积极性”,(俞平伯《诗底进化的还原论》《诗》第l卷第1号1922)文学研究会诗人中虽然出了象征诗人李金发,唯美诗人徐志摩,但绝大多数诗人认为“诗是人生的表现,并且还是人生向上的”。(刘延陵《美国的新诗运动》《诗》第1卷第2号,1922)“诗人的天职不在歌吟以往的死的故事,而在于歌吟现在的活的人生”。(郑振铎《血与诅的文学》《文学旬刊》第6期,1921)这样,文学研究会的诗歌创作就表现出明显的特色:在“为人生”的旗帜下,自由地抒写个人对人生的思索和对现实生活的感受。

郑振铎的诗鲜明地体现着“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观。他在《血和泪的文学》、《文学的使命》、《新文学观的建设》、《平凡与纤巧》等一系列文章中大声疾呼“革命之火,燃吧!青年之火,燃吧,燃吧!被扰乱的灵魂沸滚了,苦闷的心神涨裂了!兄弟们呀!果真不动心么?记住!记住!我们所需要的是血的文学,泪的文学,不是‘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冷血的产品。”(郑振铎《雪朝·短序》《雪朝》商务印书馆.1922 6.)他的大量诗篇,如《祈祷》、《灰色的兵厂》、《漂泊者》、《脆弱之心》、《厌憎》等向人们呈现沾满血泪的不平、屈辱和悲愤。

从写实主义出发,文学研究会诗人追求诗歌风格的“真”。郑振铎说:“我们要求‘真率’,有什么话便说什么话,不隐匿,也不虚冒。我们要求‘质朴’只是把我们心里所感到的坦白无饰地表现出来。”(俞平伯《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 新潮》第2卷第1 号,1919年)俞平伯认为:文学家的唯一天职是“老老实实表现人生”,“新诗的大革命,就在含有浓厚的人生的色彩上面”(王统照《新诗琐语》 《王统照文集》第5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杜1985年)诗必须“传达人间的真挚、自然,而且普遍的情感”,“使诗建设在真实普遍的人生上面”。(沈雁冰《文学与人》《 茅盾文艺杂论集》(上)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101页)沈雁冰说:“人们怎样生活,社会怎样情形,文学就把那种反映出来。譬如人生是个杯子,文学就是杯子在镜子里的影子。”(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第1卷第7号,1922年)这些论述在强调真实的基础上,或多或少带有纯客观化的色彩。这种美学追求,曾使一些诗人的写实主义追求出现记帐式而缺乏艺术魅力的倾向。这表明,写实主义没有理性的科学精神的渗透和潜在制约,其弱点就暴露出来了。 基于此,郑振铎指出:“写实主义的文学,虽然是忠实的写社会或人生的断片, 而其截取此断片时至少必融化有作者的最高理想在中间。”(郑振铎《文艺丛谈》《小说月报》第12卷第3号,1921年)沈雁冰也有了新认识:忠于写实的作家应“把科学上发见的原理”应用到创作中,并“该研究社会问题,男女问题,进化论种种学说,否则恐怕没法免去内容单薄或用意浅显两个毛病。”(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第12卷第7号,1922年)这是想用自然主义的主张来对写实主义的弊端进行救正。

20世纪30年代,现实主义诗歌潮流发生了新的时代的变化。在中国诗歌会之外,30年代活跃在诗坛的浙江现实主义诗人还有殷夫(浙江象山人)和艾青(浙江金华人)等。他们可以说是全身心地感受着20 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中的重大生活内容。他们为农村而歌,为都市而歌,为国际而歌。在创作的题材现实性方面,他们有和中国诗歌会一致的主张。

如果我们把展现于殷夫“红色鼓动诗”中的政治倾向、语言风格和表现技巧等与20世纪起对欧洲(包括苏俄)产生了广泛影响的未来主义文艺思潮相联系的话,就会发现中国左翼文艺思潮其实蕴含着未来主义文艺思潮的诸多思想、艺术特征。

2O世纪初的意大利,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国内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随之受到波及。一方面,新兴科技飞速发展。火车、汽车、飞机、轮船和工厂接连闯入人们的生活,给人们以巨大的精神刺激;另一方面,当时资本主义的秩序却因而也变得更加阴森庞大,给个体身心以更深广的压抑。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人们旧有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都受到了猛烈震撼,使他们对自己的命运产生了深深的焦虑,对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秩序感到强烈不满。作为人类敏感前锋的诗人,在这种情绪状态下自然会以诗歌的艺术形式来抒发自己复杂微妙的情感和思考,于是,未来主义诗歌就由此而应运而生。

从总体上看,尽管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在整体上仍是一个“乡土中国”,但在殷夫从事创作实践的旧上海,却是一处初步工业化、畸形而高度西化的地方:有醉生梦死、飞扬跋扈的中外资产阶级,有荷枪实弹、为虎作伥的国民党军阀特务,也有欲痛哭而无处呼喊的工农民众,当然还有醒来的知识青年和力图改变黑暗现实的左翼人士。各种人物戏剧化地集中在同一个城市平台之上。这就使得这从政治、经济到伦理、文化。都存在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的黑暗社会,激起了每个青年人内心里那动荡不安、焦灼忧虑的情绪,同时又促使他们对公正、和谐的理想社会产生了强烈向往,于是,在他们的生活中,信仰与诱惑,理想与现实之间不断发生剧烈的冲突,让他们随时处于被激发状态。

虽然“意大利的马里内蒂、帕拉泽斯基——俄国的马雅可夫斯基—— 中国的殷夫”这一未来主义的传递、流变过程还没有得到充足文献史料的证实,但是,从旧上海和当时意大利、俄国社会中所共有的矛盾和危机以及殷夫“红色鼓动诗”自身的政治倾向、艺术和思想特征来看,基本可以说它们之间有着共通的基质和对应关系。

殷夫“红色鼓动诗”的脊梁是组诗《血字》,其中每一首独立诗篇都笔触冷峻如剑,无情地挑开旧制度的脓疮,把弥漫充溢着旧上海的种种丑恶和龌龊统统揭露出来,同时,红色的热烈信念更因此而在诗人胸中如火升腾。痛苦,却绝不甘于沉沦,他高唱道:“真理的伟光在地平线下闪照/死的恐怖都辟易远退/热的心火会把冰雪溶消’’(丁景唐,陈长歌.殷夫集[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Pl54)。

这不禁让人想起帕拉泽斯基在他那首著名诗歌《我是谁》中所提出的“心灵状态三要素”:“疯狂”、“忧愁”、“悲哀”。(柳鸣九《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P17)其中,“忧愁”、“悲哀”是指要把黑暗社会制度的污浊,以触动人心的感性词句传达出来,表现当时生活的阴郁悲哀、令人窒息,而“疯狂”则是要通过混乱而狂热的情绪,把自己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以及自己对理想社会的状态的向往,用急促的语速和爆炸性的语言展露出来,所以,这位未来主义的先驱要宜布:“我写的每一首诗,都是一把燃烧的烈火”(柳鸣九《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7. (Pl) 。

并且,尽管未来主义在其发展流变过程中,出现了诸多政治倾向、文艺态度等方面的衍化变异,但其中稳固不变的是他们那种青年知识分子的狂躁、激进的情绪。他们的诗歌,无论是外在形式还是内在思想,都渗透、洋溢着这种情绪。

未来主义诗歌思潮要求词句能生动真切地表现出运动感、速度感、反叛精神以及情绪冲动,为此就需要革新、打破旧有的用词规律和语法规范,使诗歌口语化、情绪化。

殷夫的“红色鼓动诗”之所以具有炽热浩大的鼓动效果,能够在诗歌中营造出激发读者情绪的“场效应”,除了内容的激进性,更重要的是其用于承载内容的形式,已被加以了细致的安排、建构。在诗中,殷夫把“声响”、“重量”、“气味”这被马里内蒂着重强调的“未来主义诗歌三要素”,连同赋予词汇以浓烈夺目色调的手法,使诗歌的鼓动性得以极富爆炸性和感染力地生发、彰显出来。《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极具有刺激性和表现力的词句,它们猛烈地涌人读者的眼帘,直至灵魂深处,从而调动了读者潜沉着的丰富情绪,让他们仿佛也身临其境地置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之中。诗歌的运动感和震撼力就更是随着词句的递进而加强,最终达到马里内蒂主张的“表现物的运动,贯注我洪水般的热情”的未来主义诗歌美学要求。

追溯其渊源,艾青是有代表性的。在巴黎时,艾青读了一些译成中文的俄国小说,还有译成法文的俄罗斯的诗:普希金诗选、勃洛克的《十二个》, 马雅可夫斯基的《穿裤子的云》,叶赛宁的《无赖汉的忏悔》等。他还读了一些法国诗:《法国现代诗选》等。其中,象征派诗人波特莱尔、兰波、古尔蒙和维尔哈伦都值得注意。可见,艾青从一开始,他的艺术视野就比较开阔。从波特莱尔对大都市种种罪恶的揭示,到马雅可夫斯基以钢铁般的轰鸣在诗坛刮起“共产主义未来派”的旋风,对艾青早期诗歌的影响是明显的。马雅可夫斯基粗暴的诗风和新鲜的比喻,他的政治激情,他对资本主义大都市的描写,都使艾青受到启发。另一个给艾青影响的是叶赛宁。艾青说:“因为我生在农村,甚至也曾喜欢过对旧式农村表示怀恋的叶赛宁”。(艾青《艾青诗选·自序》]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叶赛宁对于农村景象的真切动人的描绘以及哀怨忧郁的情调都融入了艾青对自己这片土地的一往情深的倾诉。艾青多次说过:“而我最喜欢、受影响较深的是比利时大诗人凡尔哈仑的诗,它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大都市的无限扩张和广大农村濒于破灭的景象。”(艾青《艾青诗选·自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艾青从这位诗风雄健的、具有更多现实主义倾向的象征派诗人这里,学习了多层次的联想,既繁复又单纯的总体艺术感受,形成了自己最突出的艺术特长。艾青的革命现实主义诗歌由于摄取了异域的营养而得到独树一帜的发展。为20世纪30年代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与同时代的诗人相比,艾青是接受外来影响最广泛的一位。从他的自述中可以了解,他喜欢并直接受到启发的外国诗人有美国的惠特曼,比利时的维尔哈仑(凡尔哈伦),苏联的马雅可夫斯基、勃洛克、叶塞宁,法国的兰波、波德莱尔、阿波里纳尔,英国的拜伦、雪莱等。这些诗人分属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诗歌流派,而艾青正是通过博采众长,借鉴融会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深刻反映时代和社会,传达思想感情的。艾青赴法研习绘画的2O年代末,正值后期象征主义在法盛行,未来主义也方兴未艾。波德莱尔、兰波、阿波里奈尔等象征派、未来派诗人给予他深刻的影响。艾青的早期诗作,如《马赛》、《巴黎》诸篇,是用“彩色的欧罗巴”带回的“芦笛”吹奏的、“毁灭的诅咒的歌”,堪称“波德莱尔和兰波”的“回响”。

艾青对法国象征派未来派的借鉴重点集中在艺术技巧上,在《浮桥》、《纵火》等诗中,他引进象征主义化丑为美的审美观念,表现抗战时期现实的残酷和侵略者的残暴;任《叫喊》、《0R—ANGE))、《大堰河——我的保姆》里,他运用象征主义声音、色彩、意象的构筑与组接方式,完成隋感的抒发和事件的记叙。与初期象征派诗人李金发等不同,艾青的诗不再“复制”波德莱尔式的颓废、空虚与绝望,而是透过表现对社会人生的关注、对民众苦难的深刻同情,呈现刚健、明朗的特色。从成名作《大堰河》开始,艾青走上的是现实主义诗歌创作道路,他融入象征主义的表现技巧,旨在丰富现实主义。在实现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的结合方面。艾青有明确的态度和清醒的认识,他对象征主义的取舍、扬弃,就建立在这一基础上。

从惠特曼、马雅可夫斯基、雪莱、拜伦等诗人那里,艾青摄取的是自由的诗体形式、强烈的主观抒怀和极有震撼力的恢宏气势。浪漫主义诗风的渗入,使艾青的诗更具感染力,呈现出广博而深厚的艺术底蕴。

艾青宣称,“最喜欢,受影响较深的” 比利时诗人维尔哈伦(艾译凡尔哈尔)。他唯一的译诗集《原野与城市》收录的全部是凡尔哈尔的诗作。他在谈《手推车》创作经历时说,“我用它来表现北方农民在战争年代的艰苦,凡尔哈尔写农村的破落与城市的触角启发了我写中国黄河流域日益增长的苦难。”(《新诗熔赏词典·(手推车>》,上海辞 出版社1991年版。)维尔哈仑这位带有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双重倾向的诗人,为艾青提供的是反映农村的“不完全是农民”的独特视角和社会批判精神。艾青的《旷野》、《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诗篇,有明显借鉴维尔哈仑《原野》、《来客》的痕迹。

同样出于对田野的热爱,艾青还“喜欢过对旧式农村表示怀恋的‘乡村诗人’叶塞宁”(《艾青诗选·自序》,开明书店1951年版。),原属意象派的叶塞宁重视色彩与视觉感受,擅长熔铸虚实结合的意象,从叶塞宁那里,艾青获得了许多意象派的艺术技巧。

此外,法国印象派绘画也给艾青的诗歌创作注入了艺术活力。印象派画家轻造型、重写意,以光与色表达感受、直觉、情绪。这种审美体验方式为艾青所利用,在《向太阳》、《吹号者》等作品中,他娴熟的“用语言捕捉美的光,美的色,美的形体”,传递鲜活的艺术感觉。

抗战直至解放战争时期崛起的七月诗派,倡导革命现实主义诗歌。因为摈弃“自我表现”和“唯美的追求”,在接受外来影响方面,有自己的取舍标准。一般认为,艾青在《诗的散文美》里提出的“我们喜欢惠特曼、凡尔哈仑和其他许多现代诗人,我们喜欢《穿裤子的云》的作者”,代表七月诗派的共识。七月派诗人的诗风的形成,有上述外国诗人的积极影响。

艾青的影响对于七月诗派的形成、发展不容忽视。艾青是在《七月》发表诗作最多的一个。他的《向太阳》、《北方》都收入《七月诗丛》。他为七月奠基,对于“七月”诗人的影响是巨大的。“七月”诗派继承的是中国自由诗的传统,他们都追求诗的意境美、散文美,表明艾青一影响的深远。

二、浪漫主义文学诗潮与浙江现代诗人

“五四”前后以人的觉醒为核心的民主启蒙运动,给浪漫主义诗潮的兴起提供了极好的条件,难怪有人说“五四”新诗革命时代是一个狂飚突进的浪漫主义时代。浪漫主义诗人以张长扬直觉情绪、激活想象,心造一个“应该是这样”的生活来作为自已的创作追求目标。因此,他们必然会显示反对现实传统规范的特性,从而助长随心所欲、自由放纵的自我存在原则,并且以主观本位的自我表脱为美学上的终极追求。20世纪中国新诗中浪漫主义的出现和流变过程正好处在社会大动荡的时期,浪漫主义追求者既要面对黑暗的社会势力,竭力体现生命自主,又要面对残酷的现实压迫带来的人生困惑,竭力想获得生命解化。这就使浪漫主义诗潮出现生命自主与生命解化两类自我表现在诗中的并仔或双向交流。这一阶段的浪漫主义诗潮,这两类自我表现也都存在,不过以生命自主类自我表现为主。

基于“五四”狂飚突进时代确立了人的价值体系,所以,20世纪20年代浪漫主义追求者的生命自主类自我表现以创造社、湖畔诗社和后期创造社、太阳社较为突出。不过前二者同后二者在“我的”自我表现上有不同的存在形念,前二者的自我表现可说是个体本位的,后二者的自我表现则是个体变形的。

所谓个体本位的自我表现,指作为个体的自我是不分裂也不扩张的,在生命自主的追求中,创造社和湖畔诗社的诗人们始终把个性解放抒情作为终极目的,而其出发点则是维护作为“人”的自我生命的自主。汪静之虽是安徽人,但他主要的诗歌活动是在浙江,同时也是湖畔诗社的发起人之一。他在诗集《蕙的风》中的一些诗,如《自由》等,通过青年男女婚恋中反抗封建伦理道德、追求自我情感尊严等社会具体问题来显示他的个性解放追求。可以看出,他们都是立在“我的”自我的个体本位上,高扬个性解放激情来完成自我表现的。

作为新月诗派的代表诗人,徐志摩的思想开始形成是在英国留学的两年中,他追求爱、自由和美,这三种追求凝结为一个理想的人生形式,这表明徐志摩在走上文学道路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他的诗歌创作,最先是受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浪漫派诗人的深刻影响和热烈激发而喷吐出来的。在康桥,他热心于以超功利的纯粹审美的态度对待生活,他的从大自然中寻求自我的存在与生命的和谐意向,使他与英国湖畔诗人华兹华斯的诗歌产生共鸣。他的《再别康桥》,从情调、结构、韵律方面都有英国湖畔诗派的风韵。与西方湖畔诗派相媲美的是东方田园诗人泰戈尔。他的浓厚的东方情调、静穆的田园情趣都使徐志摩神往。泰戈尔访华期间,徐志摩曾经担任翻译,他还曾陪同泰戈尔访问日本。访日期间,他写《留别日本》、《沙扬娜拉》组诗18首。前者所表现的东方情调和理想;后者自然而清新的诗句,轻捷、飘忽的诗思,都深得泰戈尔诗歌的韵致。

在徐志摩的诗中,既有湖畔诗人以及泰戈尔的清雅、平和、超脱,也可以体味到拜伦、雪莱式的高张自我、怒目抗争的气质。当徐志摩的性格、行为以及浓厚的西方资产阶级个性自由思想同黑暗的封建现实和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传统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便自然地与富有叛逆精神和反抗激情的拜伦诗歌产生精神情感上的共鸣。徐志摩所赞美的是孤独、忧郁、桀傲、与社会对立这些拜伦式英雄的特征。在徐志摩的《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灰色的人生》两首诗中,激荡着诗人鄙视懦怯的世界和灰色人生的冷傲情绪,以及自我扩张、反抗社会的豪放气度。尤其是《去吧》一诗,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拜伦式英雄的形象,字里行间激荡着拜伦式的豪放纵恣和冷傲不群的情绪。

济慈诗歌浓厚的唯美情绪和缠绵缱绻的风格,也深深感染着徐志摩。他非常赞赏济慈运用绝妙想象力创造出种种“与自然谐和”、富于美感魅力的意象和纯美境界。他的《哀曼殊斐儿》、《客中》、《诗句》等诗都带有济慈诗思的某些痕迹。

哈代是徐志摩特别喜爱的一位著名英国小说家兼诗人。对理想之爱的追寻过程中必有的“忧郁”构成了徐志摩接近哈代的心理——精神动力。徐志摩认为哈代的诗与小说表现出对人生“这猜不透的迷谜”的不倦探讨,“不留恋的戡破虚荣或剖开幻象”,表现出“对于生命本体的嘲讽与厌恶”。(徐志摩:《哈代的悲观》[A],《新月》[J](第1卷)1. )哈代的这些特点深深地传给了徐志摩。在他的《五老峰》一诗中,对从容的器度、对“人事的虚荣”、“尘世的仓促与噩梦”的赞颂里,可以感觉到追求解脱的哈代的性格。《卑微》一诗中传出的厌倦的灵魂的低声的叫喊,这种对命运的屈服显然是来自哈代式的宿命观念与悲观态度。

徐志摩的诗经历了从浪漫精神到“现代”意识的发展历程。“恶魔诗人”波特莱尔及其名作《恶之花》,在19世纪中叶的欧洲诗坛上异军突起。他一反浪漫派的美学趣味,没有了对美和善的歌咏和风花雪夜的情怀,而以堕落的巴黎的种种罪恶为诗的题材和灵感的源泉,从丑中创造出美,从恶中挖掘出诗意。这对徐志摩的诗歌创作产生很大影响。他从波特莱尔那里汲取了新鲜、怪异、奇谲的诗的想象力,开拓了他新的诗歌题材领域。在1924年,徐志摩翻译了波特莱尔的《死尸》,在译序中称赞《恶之花》的“奇臭”“奇香”,并且竭力推崇波诗的神秘的音乐性。指出波诗具有“异样的香与毒”。这显示出他对波诗美学特点及艺术风格有着比较准确的感受和把握。在徐志摩的《又一次试验》、《毒药》、《白旗》、《运命的逻辑》、《无题》等诗中留下了努力营造奇、恶意象的印记。

总之,浪漫派对美的歌颂,悲观派对死的咏叹,象征派对丑的暴露,这三方面的影响在徐志摩的诗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的诗歌创作的影响源表现出少有的复杂性。

三、现代主义诗潮与浙江现代诗人

在现代诗派中,起过重要作用的诗人是浙江籍诗人戴望舒。他在借鉴、变异、消融西方现代主义诗艺方面的历史,与他自己的诗歌创作道路是基本同步的。

《我的记忆》收入诗人1924——1926年所作26首诗,编为《旧锦囊》、《雨巷》、《我的记忆》三辑。

《旧锦囊》共收早期诗作12首,是他接受西方现代派影响以前的诗作。这些诗带有浓郁的颓唐色彩,这与表现青春期爱情有关,更多的是晚唐诗词的影响。其中,《十四行》、《可知》等有新月派格律体诗的某些影响。

《雨巷》共收6首,戴望舒直接承受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伦和英国颓废派诗人影响。卞之琳说:“在这个阶段,在法国诗人当中,魏尔伦似乎对望舒更具吸引力,因为这位外国人诗作的亲切和含蓄的特点,恰合中国旧诗词的主要传统。”并且,戴诗此时“感伤情调的泛滥,易令人想起‘世纪末’英国唯美派例如陶孙(按:即道生)甚至法国的同类”。(卞之琳:《戴望舒诗集·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戴望舒吸取了魏尔伦诗的音乐美、形象的流动性和主题的朦胧性以及忧郁美等因素。魏尔伦主张“万般事物中,音乐位居第一”;提倡意象的“模糊和精确紧密结合”,因为“唯有令人半醉的歌曲可贵”;强调把情绪寓于朦胧的意象之中,像“面纱后面的美丽的双眼”,“正午时分颤栗的骄阳”。(转引自阙国虬:《试论戴望舒诗歌的外来影响与独创性》《文学评论》1983,第4期。)可以《雨巷》一诗为例,看魏尔伦对戴望舒的影响。《雨巷》是诗人心灵寂寞痛苦的歌唱。诗的想象方式在于表现一种幻觉,一种诗人在“雨的哀曲”中获得的瞬间印象。这首诗在主题、意象、想象方式上都有着朦胧的特点,诗人的情绪寓于朦胧之中。杜衡就曾一语破的地指出:戴望舒是个热衷于“一个人在梦里泄漏自己的潜意识,在诗作里泄漏隐秘的灵魂,然而也只是象梦一般地朦胧的。”(杜衡:《〈望舒草〉序》,《现代》1933,第3卷第4期。)这种手法与魏尔伦的主张颇相近。《雨巷》的“音乐美”也涂有魏尔伦的色彩,直接师承魏尔伦“音乐先于一切”的主张。全诗7节,每节6行,长短句相间,大致匀称,每节押韵二至三次,间隔有致。“ang”、“an”“y”韵交错出现,构成一种回荡往返、摄人心魄的音乐旋律既达到了听觉的和谐,更传达出一种流动着的情绪,一种迷离恍惚的感觉,从而造成“雨中愁”那种若隐若现和飘忽不定的朦胧美。诗人对诗的节奏、声的和谐和韵脚这三方面的追求,可以和魏尔伦的《夕阳》、《秋歌》、《木马》相媲美。此外,《雨巷》辑中的《Spleen》(《忧郁》)的首节,点化了魏尔伦的同名诗的首行;《Mandoline》(《闻曼陀铃》)几乎是对魏尔伦同名诗的逆写。

《雨巷》在运用象征主义方法的同时,也融进了民族诗歌的传统,而与象征派的诗有所不同。首先,象征派诗歌的意象与意象之间的“跳跃性”较大,因而晦涩难解,而《雨巷》却紧紧围绕“雨巷”这一中心意象展开,艺术表现上显得单纯集中。其次,《雨巷》虽然借鉴了西方自由诗,尤其借鉴了“行断意不断”的写法,但在语言节奏、尤其是音步的变化及其流程上却又化入了古诗长短句的音节,回响着民族诗歌传统的调子。

《我的记忆》收入诗8首,从这一辑开始,戴望舒疏离了魏尔伦,逐渐倾向后期象征主义者古尔蒙、耶麦、保尔·福尔等。到《望舒草》出版,作为一个界标体现了他向更为自由、朴素、亲切的诗风转变。他认为保尔·福尔“用最抒情的诗句表现出他的迷人的诗境,远胜过其他用着众多的和形而上的辞藻的诸诗人”。(戴望舒:《保尔·福尔诗·译后记》,《新文艺》第1卷第4期。)他称赞耶麦的作品“抛弃了一切虚夸的华丽、精致、娇美,而以他自己的淳朴的心灵来写他的诗”。(戴望舒:《耶麦诗·译后记》,《新文艺》创刊号,1929,9月。)他欣赏古尔蒙的诗“有着绝端底微妙——心灵底微妙与感觉底微妙。他底诗情完全是呈给读者底神经,给人微细到纤毫的感觉的。”(转引自阙国虬:《试论戴望舒诗歌的外来影响与独创性》《文学评论》1983,第4期。)《我的记忆》、《望舒草》体现了上述象征派诗人的艺术特征。诗人把感觉导向内心,把客观物视为情绪的象征。戴望舒在理论上提出“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即在诗情的程度上”( 戴望舒《诗论零札》,《望舒草》卷末,现代书局,1933。)的主张,发展了魏尔伦的“韵律试验”,创造了“情绪节奏”。诗人不再沉醉于对外在音乐美的追求,而是在散文化的诗行中构成内在的情感节奏。诗人撷取现代人的口语入诗,从而形成朴素而亲切的新的诗风。

戴望舒曾译介了古尔蒙《西茉纳集》中的11首作品。他自己的诗与《西茉纳集》有许多共同点。《西茉纳集》感觉与心灵的微妙和纤细的特点,体现在诗的取材上;也体现在对“客观对应物”的细致描写上。在这些诗没有情绪上的大喜大悲,也没有情境上的喧嚣激烈,诗情上体现出轻灵怡然的韵味。戴望舒的诗虽然在感情上比《西茉纳集》深沉哀怨,但戴的诗情也常常是“温柔的是缢死在你的发丝上”,甚至“那飘过的风”也会带去他的“青春和爱”,“然后丝丝地吹入,凋谢了的蔷薇花丛。”(戴望舒:《夜》,引自《望舒草》〔M〕现代书局,1933。)

戴望舒还曾译介保尔·福尔的诗作《回旋舞》、《我有几朵小青花》、《晓歌》等6首。译诗的影子可以在戴诗中看到,如《我有几朵小青花》的情调可以在戴诗《路上的小语》找到。戴望舒的《烦忧》,从立意到意象都与保尔·福尔的《晓歌》相似。

在法国后期象征派诗人中,戴望舒译介最多的还是耶麦。对耶麦的爱好在他自己的作品中留下了印迹。戴望舒的《我的记忆》一诗的立意与耶麦的《膳厅》有相同之处。此外戴望舒的《村姑》与耶麦的《少女》、《秋》与《天要下雪了》在立意与情调上都有相似之处。

抗战的社会现实终于惊醒了象牙塔中的诗人。戴望舒在艺术倾向上向古尔蒙、保尔·福尔、耶麦告别,转向瓦雷里、艾吕雅、苏拜维艾尔、洛尔迦等,呈现出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写实主义、浪漫主义兼收并蓄的多元态势。这一时期,他译介了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艾吕雅、法国立体未来派诗人阿波里奈尔和“象征三杰”之一瓦雷里的诗作。他自己的诗作《灯》明显受苏拜维艾尔《烛焰》的启发。《眼》有艾吕雅《人们不能》和瓦雷里《海滨墓园》的影子。《我用残损的手掌》融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于一体,带有苏拜维艾尔《远方的法兰西》的构思原型,同时又有发展和创造。他不同于苏氏那种实际地“抚摸我们的群山”,而是在予以超现实构思的同时,还予以象征的表现,将象征体的实境和超现实的幻境统一为一体,富于特殊的艺术魅力。

现代派诗在20 世纪40年代继续发展,不过“现代”二字注入了西方诗艺和现代关怀的新鲜内涵。40年代评介现代派的主力无疑是西南联大的一批师生,介绍的对象主要是一批现代派诗,如里尔克、叶芝、瓦雷里、艾略特、奥登和法国早期象征派等。在抗战大后方的西南联大,学术上,有广阔的自由,朗诵诗活动很活跃,西方现代诗的译介也从象征主义转向后期象征主义,里尔克、艾略特和奥登的作品及理论经冯至、卞之琳、梁宗岱、赵萝蕤的译介,很是激动了西南联大诗人们年青的诗心。

其主要代表人物就是浙江的穆旦、王佐良(上虞)和后起的袁可嘉。王佐良以评论家的口吻写道:“这些联大的年青诗人们,并没有白读了他们的艾里奥脱和奥登。也许西方会吃惊地感到它对东方文化的无知,以及这无知的可耻。当我们告诉它,如何地,带着怎样的狂热,以怎样梦寐的眼睛,有人在遥远的中国读着这二个诗人”。(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穆旦等人对艾略特和奥登有着比以往更真切的感受和更热烈的兴味。穆旦的《诗集1939——1945》、唐湜《骚动的城》及袁可嘉的一些诗作都留下西方现代派影响的痕迹。更为重要的是,英国现代诗人,新批评诗论家威廉·燕卜荪在西南联大开设了《现代英诗》课程。1938年奥登来到中国战场,写了一组《战时的中国作》十四行诗。所有这些都构成了的中国年轻诗人的现代观念的震荡,促使他们想现代诗学靠近。

第二篇:试论俄罗斯的国际定位与战略走向

王郦久

[内容提要]俄罗斯正处在社会转型和国际地位调整的关键时期,伴随这一过程的不仅有关于俄罗斯究竟是“欧洲国家”还是“欧亚国家”、“世界大国”还是“世界强国”的争论,也有关于它的政治属性和经济地位如何认定等国际定位的争论。本文通过分析认为,俄罗斯是具有“世界强国”潜力的“世界大国”;是以“欧洲国家”为主要特征,但未来逐步向“欧亚国家”过渡的国家。它崇尚欧洲政治文明又坚持自身政治传统,渴望成为经济“发达国家”却力不从心,只能进入“较发达国家”行列。这些定位特点决定它的未来战略走向将是重点加强独联体这一安全和经济“合作带”建设,以此缓和及平衡与东、西、南各方的战略关系,营造有利于己的周边和国际环境;在高举政治民主化、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旗帜的同时,努力探寻具有俄罗斯特色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俄罗斯 国际定位 战略走向

[作者介绍]王郦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所研究员。

俄罗斯作为一个地跨欧亚大陆、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国家,在历史形成过程中,特别是在其社会发生巨变时,其当政者和社会精英们总喜欢提出关于自己国家定位和取向的诘问:“我是谁?”“怎么办?”及“向何处去?”当前,俄罗斯处在社会转型和国际地位调整的又一关键时期,如今的俄罗斯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它应当以什么形象立足国际舞台,其战略走向如何确定,这些基本问题深深困扰着俄罗斯,直接影响着它的发展,同时也给国际社会留下其前景难测的印象。

如何对一国的国际地位进行定位是一个复杂问题,其中包涵大量主观判断,特别是国家主要领导人和主要政治力量的认知。目前关于俄罗斯国际定位的争议中,按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国际社会对其关注度排序,它们依次为:俄罗斯是“欧洲国家”还是“欧亚国家”;是“世界大国”还是“世界强国”或“地区大国”;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甚至“专制或半专制国家”;是“发达国家”还是“比较发达国家”。俄官方和学者虽作过一些解答和论述,但就整体而言这些问题仍处在悬而未决或争议状态。研究俄罗斯所面临的这些重大问题,对于我们深刻理解俄罗斯社会现状和未来的发展变化有着重要意义。

“欧洲国家”还是“欧亚国家”

“欧洲国家”还是“欧亚国家”,这对俄罗斯是一个既老又新的问题,它不仅涉及其地缘归属,更涉及其整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1]2000年颁布的《外交政策构想》中提到“俄罗斯是最大的欧亚大国”[2]。普京在一次回答记者提问时也提到,俄罗斯“既在欧洲,也在亚洲,而且在两个地方都具有非常强有力的代表性”[3]。

俄罗斯属于欧洲国家一直是其社会的主流观点,这一政治和思想流派在俄罗斯的历史和现实中基本处于统治或半统治地位。伴随这一观点的是俄罗斯社会长期存在的“亲西方主义”以及后来的“自由民主派”。20世纪90年代,以总统叶利钦、代总理盖达尔和外长科济列夫为代表,上述政治思想流派占据了俄社会主流地位。普京总统作为叶利钦的继承者,在这一点上与其前任并无二致,区别仅在于他奉行更为务实和灵活的政策。

欧洲派和亲西方派之所以强调俄罗斯的欧洲属性而回避其欧亚属性,是因为他们从内心深处认可欧洲文明是“先进的”,而亚洲文明是“落后的”。在他们看来,俄罗斯只有完全接受和归属欧洲文明,才能提升自己的国际形象和地位,才能被视为“文明社会”的一部分。亲西方派学者雷若夫明确表示:“如果我们不奉行向北约、欧盟和整个西方战略接近的政策,如果我们不以西方和欧洲大西洋的价值观为基准,俄罗斯就会面临被边缘化的威胁”。[4]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以欧盟和北约为代表的西方总将俄罗斯看作“另类”加以轻视和排斥。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指出,西方人“一提起俄罗斯,就像巴甫洛夫条件反射一样认为,不论在沙皇时期还是苏联时期,它都是对内‘专制主义’和‘沙文主义’,对外‘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5]。实际上俄欧关系近年来虽然也取得一些进展,特别是2004年5月俄欧(盟)莫斯科首脑会晤达成双方将建立四大“统一空间”的协议,即建立统一经济空间、内部安全空间、外部安全空间、教育及科技空间,但由于西方并未打算真正接受俄罗斯作为自己的成员或一部分,因此俄欧关系始终有明显的距离感。俄罗斯著名的亲西方自由派经济学家亚辛就此指出,“俄罗斯想奉行与西方实现一体化的政策,但„„我们作为西方的敌人却不够危险,作为朋友他们却不需要,我们敲西方的门,他们却要我们走开”[6]。尽管这样,俄罗斯的亲西方派仍对欧洲、对西方情有独钟,心向往之。

俄罗斯的欧亚主义者则坚持认为,俄兼有欧亚特性,但既不属于欧洲,也不属于亚洲,而是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在他们看来,作为欧亚文明结合地的俄罗斯,应当独立发挥东西方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应当以保障欧亚大陆腹地安全为己任,通过与欧洲和亚洲国家平等交往和合作,维护和谋取自身最大战略利益。欧亚主义者认为俄罗斯在东西 方均须面对安全挑战,也都有合作机遇,因此不应当过分厚此薄彼,而应以建设性态度与东西方国家建立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并特别率先提出要把独联体国家作为俄外交的第一重点加以经营。[7]持欧亚派观点的代表人物波兹德尼亚科夫称,“俄罗斯要拥有伟大的未来,必须保留自己的特性,不应把成为欧洲一员或与之合并作为目标”[8]。持这一观点的政治家在20世纪90年代的俄政坛颇为活跃,其代表人物斯坦凯维奇、特拉夫金一度担任总统顾问,普里马科夫担任外长和总理。不过,除这些代表人物短暂掌权外,该派在俄罗斯社会基本处于非主流和被 冷落状态,但他们坚信自己的认知是正确的,而且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俄罗斯作为欧亚国家的属性将会更加凸显。当代俄罗斯著名新欧亚主义学派奠基人之一,“国际欧亚运动”领导人杜根不仅坚持认为俄罗斯是欧亚国家,而且坚信“欧亚主义将成为21世纪俄罗斯的国家思想”[9]。2000年杜根还起草《欧亚主义高于一切》的宣言,成立“国际欧亚运动”的政治学术组织,旗帜鲜明地与欧洲派和亲西方派相抗衡,力图在俄社会建立和推行欧亚思想和价值观,树立俄欧亚大国形象[10]。

从俄国内一些民意调查结果看,目前认可俄罗斯属于“欧洲国家”者还是多于“欧亚国家”者。2000年俄罗斯独立的社会和民族调查机构所做的民意测验结果表明,64%的俄罗斯人认为俄罗斯是欧洲国家,在21世纪也将与欧洲发生更紧密的联系;34.6%的人认为俄罗斯是独特的欧亚国家,并且未来俄罗斯的政治重心将会继续东移。[11]应当看到,随着亚太地区在国际经济和政治中的作用提高,以及俄罗斯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合作加深,俄罗斯作为欧亚国家的分量会逐渐加重,俄罗斯社会的主流意识也可能会由目前的“欧洲国家”向“欧亚国家”转变,不排除未来俄罗斯成为名副其实的“欧亚国家”的可能性。

世界“大国”还是世界“强国”

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受苏联解体和20世纪90年代改革失误影响大为下降。西方战略家们一方面承认俄罗斯的世界大国(而不是强国)地位,另一方面继续采取各种措施极力削弱其国力,贬低甚至诋毁其形象,欲将俄影响力囿于一域。俄罗斯自身由于过去长期不能摆脱政治动荡和经济混乱,面对美欧的步步进逼,只能节节败退,这种趋势在普京掌权后虽有所改观,但尚未发生重大变化。当前俄罗斯总体上仍处于社会转型期,如果说叶利钦的十年属于过渡的初级阶段,那么从普京的第一个任期到2010年前后可以称作中级阶段。普京主政后,开始注意修正叶利钦时期的错误,在国家利益界定、实力评估和战略目标确定等一些涉及国家国际定位的问题上比较求真务实,逐步摈弃昔日“超级大国”的冲动,安心扮演好“世界大国”的角色,同时争取“世界强国”地位。

2000年在普京主导下提出的《对外政策构想》对1993年制定和实施的同类政策作了重大调整。该构想在涉及俄罗斯国际定位时突出强调,要保障其世界“大国”(великаядержава)和“当代世界有影响的力量中心之一”的地位。[12]普京也在多种场合重申这一定位。2002年2月他在答记者问时也指出:“即使就所处位置和面积大小来说,俄罗斯也是一个全球性大国。”[13]当代政治学中对于“强国”和“大国”的概念并没有非常明确的界定,“强”与“大”只是相对而言。俄罗斯从其领土面积、人口数量、资源储备等方面来说无疑是“大国”,而军事实力、科技和工业基础方面也可称得上是“强国”,但从经济实力看又难以列入“强国”行列。因此,综合看俄罗斯目前所作的“世界大国”定位比较符合实际。这一定位完全放弃了对过去苏联式“超级大国”地位的奢望,但并未排除俄未来争取成为世界“强国”的目标追求。

尽管如此,一些亲西方的俄罗斯自由派人士还是认为这一定位不够现实或偏高,“好像俄罗斯不是从冷战失败者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是从二战胜利者的心态在给自己定位”[14]。

西式“民主”还是俄式“民主”

“社会民主化”一直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社会最时髦的政治词汇,从叶利钦把俄罗斯社会引向“民主轨道”,到普京“捍卫民主原则”,俄罗斯始终将社会民主化当作一面旗帜。俄罗斯从1993年宪法到主要官方文件都明确将自身界定为“民主国家”,并按宪法规定的民主方式选举总统、议会,建立政府和法院,选举地方行政长官。当然,俄罗斯的政治制度不同于西方任何国家,它的总统地位实际高于议会、政府和宪法法院之上,形成“超级总统权力”。西方对这一政治权力架构颇多微词,认为它不符合“权力平衡制约”原则。2004年,普京借“别斯兰人质事件”后的反恐形势,推出从下届选举开始,议会国家杜马代表席位全部改为按被选入政党的得票比例分配;从2005年起取消州长直接选举制,改为由总统提名候选人,由地方杜马投票通过等新措施。按照普京总统的解释,这些措施旨在加强联邦权力机构建设,提高立法和行政效率,提高全国的统一行动性。[15]但俄国内民主派不断举行“反专制”、“反独裁”示威,要求普京“回到民主政治轨道上来”,“把州长选举权还给人民”;美国和欧洲也批评这是“俄罗斯民主进程的倒退”。美国总统布什公开表示担心普京的新措施会使“民主进程在俄罗斯被中断”[16]。美国国防信息中心俄罗斯和亚洲项目主任兹洛宾甚至认为,美国从2004年俄国内发生的政治变化中得出结论:“美国不再将俄罗斯视为民主国家,普京不再按西方标准被视为民主派人士。”[17]

普京对这类批评不以为然。按他的说法:“民主就是人民行使权力,每个国家都在寻求最有效的权力组织方式,这种有效性不是为了权力本身,而是为了解决这个国家及其公民所面临的问题。”[18]显然,普京理解的民主与西方的民主标准既有共同之处,如让人民充分行使权力;也有明显不同,如认为究竟通过何种政治机制让人民的意志得到充分表达,利益得到增值和保护,国家整体行政效率得到提高,各国应当有权选择符合自己国情的权力组织形式和运作机制,而不可能都向美国或欧洲某国的范式看齐。

事实上,除了坚持国家权力机构由民选产生和个人权利应当得到尊重这两大重要原则外,“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方式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各国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的民主制度形式可谓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一些西方国家之所以对俄罗斯的民主政治形式说三道四,根本意图在于钳制和打压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始终将其置于被贬低、被孤立的境地。换言之,在美国和西方政治家眼里,俄罗斯始终是他们现实和潜在的战略对手(尽管有时也被称为“战略伙伴”),这一角色决定了不管俄罗斯怎么做,都会受到他们的指责,会“被选为挨打的坏孩子”[19]。俄罗斯当政者也明白,俄几乎不可能满足美国和西方的民主“达标”要求。事实上,俄是否属于“民主国家”,主要是一个自我定位、自我认可问题,它从西方可能永远得不到满意的评价,未来西方也不大可能按他 们的标准将俄接纳为“自己人”。

“发达”国家还是“比较发达”国家

俄罗斯到底属于经济“发达国家”、“比较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这对其国际地位的确定也有重要意义。从俄罗斯领导人到普通民众都存有一种强烈的心理需求,那就是认为目前俄罗斯如果不能算作“发达国家”,至少也不应当被列为“落后国家”,而且俄罗斯只有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才能与其往日辉煌相称,与今日期望相符。

事实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既继承了苏联发达的科技和强大的工业基础,同时也继承了结构畸形的经济和落后的市场环境。20世纪90年代的激进改革迅速打破了过去几十年计划经济的结构和框架,同时又使经济陷入长期混乱和下滑,直到1999年才出现恢复性增长。[20]2004年,俄罗斯GDP总值约5800亿美元,人均约4000美元,[21]当属中等收入或较发达国家。俄政府副总理茹科夫在2005年初的一次政府会议上说,目前“按购买力平价标准计算,俄罗斯的人均GDP值已经达到1万美元,与西班牙、韩国、希腊、捷克和匈牙利相当”。[22]从2004年底公布的《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标》报告看,在被评价的177个国家中,俄罗斯排第57名(0.795点,低于1990年0.813点的水平),属于“发展潜力中等的国家”。[23]根据美国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2004-2005年全球竞争力排名报告”,俄罗斯在104个国家中位列第70名(而上一曾排第61名),列入中等偏下水平。[24]从传统基金会评出的2004年经济开放度看,俄罗斯排名第146名,与印度尼西亚及一些中非国家相当,属于开放度较低的国家。[25]综合各类统计资料和分析报告,无论从经济实力、发展水平,还是国际竞争力看,俄罗斯目前都既不属于经济“发达国家”,也不能列为“落后国家”,较确切的定位应该是发展水平不太平衡的“比较发达国家”。

毫无疑问,俄罗斯有着丰富的资源及其开发能力,有良好的科技基础和创新能力,在军工、航天、重工、化工、生物等领域保持相当优势,但要将这些优势和能力转换成经济实力,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根据俄国家统计署资料,目前其经济中服务业生产占60%,商品生产占40%,具有“后工业”经济特征。但在经济结构中,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占GDP总值的9%和出口收入的20%,能源和原料占出口商品总值的80%,[26]属于畸形经济。而且目前受国际能源价格拉动影响,俄罗斯石油等能源和原料产品生产出口持续增长,而其它许多政府希望鼓励和提升的领域增长缓慢或者不升反降。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 去,不仅会使俄罗斯经济原有结构改造进程受阻,而且可能为新的畸形结构所累,从而根本上失去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

2002年,普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三大任务:经济翻番,消除贫困,实现军队现代化。如何让经济翻番和尽快战胜贫困是俄政府工作当前的中心任务之一。如果俄罗斯经济按目前年均增长7%左右计算,到2010年应当能够实现比2002年翻一番的战略目标,届时俄按美元汇率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为8000亿美元左右,人均约6000美元,仍属于中等收入或“较发达国家”行列。目前俄罗斯贫困问题依然突出。世界银行提出的一份报告引用俄罗斯国 家统计署的资料证明,2004年上半年俄低于最低生活线的人口约为307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1.5%)。[27]根据官方统计,2004年中期10%的最高收入阶层与10%最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为15.2倍,而根据独立专家机构的评估这一差距为15-18倍。[28]但俄罗斯政府对解决这一问题十分重视并且充满信心。按照俄经济与发展部长格列夫的分析和预测,以2005-2007年间经济发展速度保守估计为4-5%,乐观估计为6%以上推算,总统提出的GDP翻番和降低贫困人口任务是可以完成的。

应当指出,俄罗斯经济目前虽处于较高增长状 态,但其背后的确存在明显的“脆弱性”。这是因为近年来拉动俄经济增长的因素中,卢布贬值(1999-2002年)和国际石油价格上涨是主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俄罗斯经济中结构改造缓慢,资本投入不足,设备严重老化,本国商品生产能力下降,进口商品充斥市场,以及农业生产正在严重萎缩的局面。如果俄政府未来不采取强有力措施刺激能源以外其它经济领域的增长,一旦出现国际石油价格下跌(尽管近期可能性较小),俄经济将无力支撑目前的高增长,经济翻番和消除贫困的任务恐难以顺利实现,国家的经济实力也不可能得到迅速提升。能源领域高 增长,其它领域逐渐萎缩的趋势本身会严重阻碍俄经济的健康发展。

战略调整与走向

综上所述,俄罗斯是地跨欧亚的“欧洲国家”,却也在朝着更加独立的“欧亚国家”缓慢过渡;是“世界大国”却孕育着对“世界强国”的追求;是高举“自由民主旗帜”的国家却又不被西方认可;想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却因种种原因只能被列入中等收入和“较发达国家”的行列。这些国际定位特点既反映了俄对自身实力和潜力的客观判断,是一种留有伸展余地的战略选择和内敛,也是俄现实条件和地位的真实写照。可以断定,俄罗斯未来不大可能收缩为 一个“地区大国”,它必定要守住“世界大国”的实质地位,并朝着“世界强国”的目标迈进,要对国际事务施加影响。从上述定位特征和发展趋势看,俄罗斯在未来5-10年内的战略调整和走向将具有以下四个主要特点。

首先,突出战略重点,保持东、西、南三大方向相对平衡。作为世界大国,俄罗斯的对外战略是全方位的同时也是有重点的,这种重点既有相对稳定和长期的一面,也有随环境变化和实际需要而不断调整的一面。根据俄领导人讲话和《外交政策构想》等战略文件的精神,其相对稳定的战略重点排序是:独联体、欧洲、美国以及中国、印度和日本。在这一排 序中,独联体排第一,是因为普京认可欧亚主义派的部分观点,承认独联体其它成员国都是俄的盟友或近邻,是俄传统的势力范围,是俄与西方竞争的交锋区和合作纽带区。这里居住着2500万俄罗斯公民或俄裔居民,又是俄建立周边安全空间和经济协作空间的基本区域。总之,独联体是俄国家利益密集区,也是俄最能施展影响力的区域。所以俄对该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将会不遗余力地加以维护和推进,其中包括利用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以及上海合作组织抵御北约东扩和美国的渗透,遏制伊斯兰极端势力对俄可能实施的恐怖袭击;继续促进独联体范围 内的欧亚经济空间早日形成,恢复和发展与这些国家的特殊经济联系,以经济合作稳固政治和安全合作基础。欧洲是俄政治、经济和安全的最大合作伙伴之一,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俄理想生活的“榜样”和精神追求的“圣地”,俄会大力促进与欧洲特别是与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德、法、英、意的全面合作。俄与欧洲的合作潜力远大于对抗的可能,双方的各种利益具有相互“捆绑”性质,以能源供求关系为主体的经济合作更使彼此难舍难分。俄渴望融入欧洲与欧洲借此改造俄的战略需求,以及俄欧共同推动多极世界的建立,抑制美国“独揽世界事务的野心”,在客 观上会促使双边关系具有稳定发展的基本趋势。美国在俄外交重点中赢得第三的排名,主要是由于它对全球事务独一无二的影响力,更因为它是俄最强有力的战略对手以及潜在的重要合作伙伴。俄美在各个领域的战略矛盾和合作机会都会层出不穷,这就要求俄不论何时何地都要认真对待这个对手和伙伴,当然应对的方式可能是正面交锋,也可能是暗中较劲。从目前的实力和地位考虑,从维护和谋取实际利益出发,俄一般会采取较为灵活的策略和措施,不到万不得已不会直接对抗,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俄对美更多采取委曲求全政策的原因。可以肯定未来 不论是在全球战略问题上,还是在解决伊拉克、伊朗、朝鲜等具体问题上,俄也会以能屈能伸而见长。中国、印度和日本在俄外交重点中的地位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不像俄与欧洲关系那样具有一种精神亲和力,而更多是战略和实际利益合作;二是俄与三国关系的重要性实际具有依次递减的性质,即俄中关系具有全方位和全天候的重要性;俄印关系虽具有战略意义,但更多体现在包括军技在内的经济合作中;俄日关系目前还不正常,因此只具潜在重要性。

为了在这些关系中谋取国家利益最大化,俄提出外交政策要突出“平衡性”,[29]即主要在东西方之间寻求平衡与协调,同时注意对俄南部周边地区施加重要影响力,利用与独联体国家的特殊关系和合作机制优势,平衡和协调与东、西、南三方其他国家间的关系,从中取得最大利益和好处。

其次,在战略收缩与适度进攻中求发展。目前俄罗斯面临三大不利因素:一是本国的经济虽已扭转衰势,持续增长,但实力尚不能支撑其政治愿望;二是北约和欧盟东扩势头咄咄逼人,俄战略缓冲空间不断被压缩,并有进一步被渗透和压缩的趋势;三是独联体国家为谋取自身利益大多“脚踩两只船”,在西方与俄罗斯之间伸缩进退,俄实际很难按自己的战略需要对其操控。俄身处这种不利境地又深感回天乏术,每与西方交手总是失多得少。北约和欧盟东扩虽然声称并不以威逼俄罗斯为目标,但俄深感如芒在背,难以平静视之。俄欲奋起反击,无奈政治经济能力都有限,所以只能以签订一些模棱两可的协议缓和彼此间的战略对撞,以建立必要的对话机制加强相互沟通。独联体国家强调“主权在我”、“决策独立”、“实用为先”,对俄心态复杂,在与北约、欧盟、美国等交往中都以自身利益作选择,使俄的影响力往往大打折扣。从战略安全需要出发,未来俄罗斯仍将一如继往地向独联体国家投入资源和精力,以增强其对俄“向心力”,减缓它们倒向西方的“离心力”。过去乌兹别克斯坦、格鲁吉亚、乌克兰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与俄保持或拉开距离,让俄屡碰“软钉子”,俄对此只能黯然接受。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所进行的“颜色革命”以及摩尔多瓦的“自我革命”可能在独联体国家产生连锁反应,特别是中亚国家面临政权新老交替,美国和西方早已开始准备如法炮制,发动一场场色彩不同的“革命”,在俄周围筑起五颜六色的“防护栏”,以阻止和消耗俄对这些国家以及这一地区的影响力,这无疑将继续增大对俄的战略压力。

实际上,面对现实俄一直在调整战略思路和措施。譬如不再把独联体其他国家视为与西方对抗的“战略缓冲带”,而是视其为“战略合作带”,通过相互合作和磨合,寻找这些国家、西方和俄罗斯都能接受的合作模式。2001年普京提出把俄罗斯南部“恐怖高发带”变成“友好合作带”的构想,为建立这一新模式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但西方近来通过对独联体国家发起新一轮攻势来阻止俄影响力的行动取得明显进展,在此条件下,未来俄罗斯—独联体国家—欧洲及北约之间究竟能够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对各方都是一个战略新课题。俄罗斯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利益,今后应会继续朝着把独联体国家建成俄罗斯与欧洲战略合作区的目标迈进。如果北约和欧盟继续将对俄政策向着“接近与合作”调整,双方关系有可能继续缓步改善,反之,则会矛盾丛生,冲突扩大。普京2005年1月在俄联邦安全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俄与欧盟及北约间的合作成果表示肯定的同时,指出“俄与北约发展关系时必须考虑到北约成员国内部关于北约发展模式和前景的争论尚未结束,北约的地理性扩大也缺乏合理的依据”[30]。这表明了俄对北约的期待,也展现了准备与正在转变和转变后的北约继续对话,力争化较量为合作的意愿。

再次,举“民主自由”旗,走适合自己的路。俄罗斯已经建立以中央政权直接选举为主要特征的西方式民主制度模式,社会已逐渐适应这一模式,西方也能勉强将俄作为政治同路人。这些前提条件能初步保障俄未来会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不在政治制度上出现大的反复。与此同时,俄罗斯也是有深厚民族传统的国家,它在学习西方的主要民主精神和形式时,并没有忘记结合本国的实际。俄现行的“超级总统制”,国家杜马的特殊称谓,以及正在全面实施的联邦主体领导人由联邦总统推荐、地方议会投票认可的新制度,都是有别于西方国家的政治制 度形式。尽管美国和欧洲对这些制度多有批评,但俄依然会我行我素,以显示自己的独特性,展现其作为世界大国的独立形象。从目前普京总统的政策方针和俄罗斯政治传统看,未来俄罗斯会继续崇尚欧洲的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并且以此来改造和完善俄罗斯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体系,但不会盲目照搬。这就预示着俄与西方的制度差异还将长期存在,同时,由于受“崇欧心理”影响,俄不会主动对欧美政治制度提出批评,对来自欧美的批评也会理性对待,不致出现过激反应。俄对东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虽然不能完全认同,但一般不会提出公开指责,这 既因为它自身将长期处在制度转型中,同时也因为它能较西方国家更好地理解东方文明的特色。所以崇尚西方,尊重东方,走自己的路,将是未来俄对外政策和策略的基本趋向之一。

最后,适应经济全球化、区域化大潮,寻找立足点。俄罗斯作为一个经济实力尚不够雄厚,却拥有巨大发展潜力的世界大国,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浪潮的冲击曾一度陷入困惑和不安。随着经济逐渐复苏和增长,以及世界主要经济体交往的扩大和加深,俄“免疫”力和适应力都在大幅提高。目前俄对外贸易额接近3000亿美元,接受外资累积达700亿美元,并积极争取2005年底之前加入世贸组织。俄还与包括联合国所属各经济组织、欧盟、欧洲经济合作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北美经济合作组织等全球性和地区性经济合作组织保持接触或参与其中,同时大力推动建立独联体范围内的欧亚经济合作空间和关税同盟等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促进上海合作组织内的经济合作,倡导与欧盟建立统一经济空间等。通过这些举措俄参与世界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能力正在提高,同时也更深刻地感受到俄经济所面临的现实困难和发展的迫切性。普京在2004年国情咨文中呼吁,为了在全球竞争条件下立足,“俄必须比别的国家发展更快,要在增长的速度、 商品和服务质量,以及教育、科技和文化水平方面都要超过别人,这关系到俄经济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在迅速变化的国际条件下俄罗斯的国际地位”[31]。目前俄罗斯政府正在为实现普京提出2010年前经济翻一番的目标制订中期发展计划,其基本思路是立足现实搞改革,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逐步改变以能源和原料为主的生产及出口模式,尽快培育具有新技术特色和世界市场竞争力的商品及服务,积极参与各类区域和全球经济合作,在合作与竞争中谋振兴,求发展。[32]在这一战略思路指导下,俄罗斯未 来会继续探讨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并且会以积极姿态加强与各国经济及其他各方面合作。

以上是对俄罗斯未来战略走向的一些总体判断,不排除会有局部的调整。如在美国和西方支持的独联体地区“颜色革命”不断取得成功的背景下,北约会否发生有利于俄的转变,以及在新条件下俄究竟如何调整与北约关系,仍有待观察。

(责任编辑:黄丽梅)

注释:

[1]本人曾就此作过一些探讨,具体参见拙文:“普京的‘融入’欧洲战略及其前景评估”,《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7期,第1-6页。

[2]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ФЕДЕРАЦИИ.http://www.scrf.gov.ru/Documents/Decree/2000/24-1.html

[3]“答《华尔街日报》记者问”,《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584页。

[4]Россияи Запад.Материалы дискуссии,организованной Фондом“Либеральнаямиссия”совместносМосковскимцентром Карнеги.28.06.2001.http://www.liberal.ru/sitan.asp? Num=115

[5]МалиаМартин:РоссияиЗапад:прошлое и настоящее В раздумьях о России ХIХ век.М.1996.с.417. [6]Россияи Запад.Материалы дискуссии,организованной Фондом“Либеральнаямиссия”совместносМосковскимцентром Карнеги.28.06.2001.http://www.liberal.ru/sitan.asp? Num=115)

[7]Travkin N.Russia,“Ukraine and Eastern Europe”,S.Sestanoviched.,Rethinking Russia’s National Interests,Washington,1994,pp.34-35.

[8]ПоздняковЭ.А.:Философияполитики.М.1994.т.2.с.102.

[9]Дугин.А.Г.:Проект“Евразия”.М.“Эксимо,Яуза”2004.с.458. [10]“Евразияпревышевсего-Манифестсовременного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Вкниге《Основыевразийства》М.Арктогеяцентр,2002.с.5-15

[11]转引自НиконовВ.А.:Российскоеисоветскоевмассовом сознании.Вкниге“Современнаяросийскаяполитика”.М.ОЛМА-ПРЕСС,2003,с.158.

[12]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scrf.gov.ru/Documents/Decree/2000/24-1.html

[13]“答《华尔街日报》记者问”,《普京文集》,第584页。

[14]Россияи Запад.Материалы дискуссии,организованной Фондом “Либеральнаямиссия”совместно с Московскимцентром Карнеги.28.06.2001. http://www.liberal.ru/sitan.asp? Num=115

[15]ПолныйтекстинтервьюПутинароссийскимтелеканалам. ТекстинтервьювзятcсайтаПрезидентаРФ.http://www.strana.ru/stories/04/09/13/3548/233099.html.

[16]КалининаА.:РеволюциюПутинанеподдержалдажеБуш.16сентября2004, http://www.utro.ru/articles/2004/09/16/351270.shtml

[17]ЗлобинН.В2004годущтношениеАмерикикРоссиистало резконегативным.Известия,27декабря2004.с.4

[18]ПолныйтекстинтервьюПутинароссийскимтелеканалам.Текст интервью в зятcсайта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http://www.strana.ru/stories/04/09/13/3548/233099.html

[19]НиконовВ.,ЧтоПАСЕешь,тоипожнешь.http://www.polity.ru/articles/pase.htm

[20]据财政部长库德林讲,到2003年底其经济总量仅达到1990年的79.4%,预计要到2006年才能完全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ВВПРоссиивышелнауровень90-хгодовhttp://www.newizv.ru/news/? id_news=7058&date=2004-06-03

[21]Докладоразвитиичеловека2004.http//www.akdi.ru/econom/program/tabl.pdf

[22]Дзись-войнаровский Н.Россиянестануткорейцами.МинистрысоревнуютсявпланахпоудвоениюВВП.http://www.newizv.ru/news/? id_news=9373&date=2004-08-13

[23]Докладоразвитиичеловека2004.http//www.akdi.ru/econom/program/tabl.pdf

[24]Российскаяэкономиказанимает70 -еместовмирепо конкурентоспособности-Всемирный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форум.НЬЮ-ЙОРК, 13октября.2004/ПРАЙМ-ТАСС/.http://www.prime-tass.ru/news/show.asp? id=456062&ct=news

[25]УгодниковК.Россиювнаступившемгодуждутнетолько загадки,ноидостижения. 10января2005.http://www.strana.ru/stories/02/02/06/2462/237377.html

[26]УходотналоговискажаетструктуруВВП.ЭкономикаРоссии 21 века.№16.http://www.ruseconomy.ru/nomer16_200408/ec05.html

[27]ДокладВсемирногобанкаобэкономикевРоссии. 22. 11.2004. http://www.vremya.ru/2004/213/4/112871.htm

[28]Реальныедоходыроссиянвырастутна40%. http://www.rosbalt.ru/2004/08/19/174231.html

[29]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ФЕДЕРАЦИИ.http://www.scrf.gov.ru/Documents/Decree/2000/24-1.html

[30]Путин В.В.:Выступление на заседании Совет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28 января 2005 года. http://www.kremlin.ru/appears/2005/01/28/2125_type63378_83182.shtml

[31]ПРЕЗИДЕНТРОССИЙСКОЙФЕДЕРАЦИИ:ПОСЛАНИЕ.26мая2004г.http://www.akdi.ru/econom/program/poslanie04.HTM

[32]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иДумазаймутся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рограммой. 14.12.2004.РИА“Новости”.http://www.strana.ru/news/235609.html 《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4期

第三篇:2010形势与政策论文——中美关系走向

中美关系走向

回顾50多年来中国的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历史,双方既有尖锐的对立,也有真诚的合作。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也曾经出现了多次起伏和危机,但是中美关系并未破裂,反而加深了。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战略利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对亚洲和世界局势都负有重大责任。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之间在许多全球性和区域性的重大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基础,中美经济合作的前景更是不可限量。因此,展望21世纪的中美关系,我们有理由表示审慎的乐观。当然,影响两国关系的负面因素也不容忽视,诸如人权问题、贸易问题、军售问题和台湾问题等,其中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影响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是最容易导致中美两国发生直接冲突的敏感问题。然而,只要中美双方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用战略的眼光来处理中美关系,在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审视和处理台湾问题,中美关系就会沿着健康的轨道顺利前进。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从历史上看,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很多,诸如国际格局、经济和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以及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等等。其中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在中美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70年代以来,美国和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已经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关联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中国国内的某些年轻学者也对不同时期的中国对美政策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是系统地研究中国对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成果目前仍不多见。本文试图运用史学和国际关系学学科渗透的方法,对中国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问题进行综合研究。本文的重点是分析中国对美政策的缘起、变化和发展,及其对各个时期中美关系的影响。

稳定同美国关系,是中国外交的关键。近年来,中美关系中的合作关系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发展越来越和谐。美国是当今最大的发达国家,在世界舞台居于权力中心。从中国建国以来,美国一直在多方面遏止中国,企图通过经济、军事、外交等手段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尤其在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为其他国家所震惊,而中国本身所拥有的庞大的市场,又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依托平台。在这样一个为诸多国家眼红的平台上,中国的经济将会持续、高速的增长将是不争的事实。而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军事、科技水平也在突飞猛进。这一切迫使美国不得不将中国作为阻碍其在实现全球霸权主义统治的一个强劲的对手。并且,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虽然没有明确表态将台湾划进美日联合防御范围,但从其模糊描述的背后不难看出,中国台湾乃至中国大陆早就是美国窥视以久的土地。对于中美关系,应坚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框架,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为我国经济求得稳定,高速的发展空间。中美双方经贸关系密切,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共同利益。中美关系非常复杂,必须处理好。中国外交的很多工作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

中国对美政策应循之道

“变”与“不变”是50多年来中国外交发展过程中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外交经历了几次大的战略调整;另一方面,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贯穿其中。中国外交的基本内容正是在这种变与不变中不断充实、发展和完善的,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中国外交独特而又丰富的内涵和风格。

“变”是与时俱进的要求和表现,更是在不同国内外环境下更好地谋求国家利益的需要。而“不变”则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有意识继承的部分,表现为连续性;另一部分则是不愿继承、希望改变的内容,但由于不同的原因,历史上的政策对决策者或大众心理有巨大影响,使现有政策有意无意地保持了原来政策的某些内容、某些宣示、某些态势或倾向,表现为外交政策的“惯性”。“变”突出了中国外交的特点,而“不变”在很多方面已经成为制约和影响中国外交的消极因素。

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政策已经不是原来的政策,援助也与以往大不相同,但我国的对外政策宣示仍然把八项原则作为中国对外援助的指导思想,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惯性的表现。

●机遇来自全球化这个国际背景。 美国有求于中国的面上升。

●双方在安全关切上既有交叉点又有不同点。

●并不是说美国不把中国当做潜在对手了。

●美国必须在台湾“统独”问题上作出抉择。

第四篇:独家观察 特朗普时代,中美关系将走向何方?

独家观察

特朗普时代,中美关系将走向何方?

思响哥写在前面的话

2016年大选将在美国总统选举史上留下非常特殊的一笔。一位无任何公职、无任何从政经验、无任何外交政策经历的地产大亨当选为美国总统。如何预测和研判这样一位“三无”总统的上台对美国外交战略走向,及其对大国关系的影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从美国总统选举政治及其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规律的视角,或可窥见特朗普的上台对美国外交战略与中美关系的影响。 来源 | 人民论坛杂志、人民论坛网(rmltwz)作者 | 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林宏宇 预判一:

从特朗普及其竞选和过渡团队的言论来看,中美关系会呈“先抑后扬”的趋势

受美国总统选举政治周期的影响,新总统上台后总有半年到一年的“在职学习期”(on-job-training),这一段时间是美国外交最容易犯错误的时期,也是中美关系最不稳定的时期。没有任何外交政策经验的特朗普,也摆脱不了这个美国总统选举政治的周期律。

正如特朗普的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强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是模仿上世纪80年代的里根总统一样,特朗普未来的对华政策调整可能也将呈现出类似于当年里根总统那样的“先抑后扬”的特点。

按照美国总统选举政治的规律,新总统上台后往往会重新评估上一任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在政党轮替的背景下,新当选的总统往往会做出不同于其前任的外交政策调整,以显示其“整改积弊”的形象,并回应其竞选时的言论。特朗普在竞选时曾严厉批评“奥巴马的对外政策让美国变得软弱,丧失了美国的领导地位”,为此他要做出调整,以“让美国再次强大”。这与当年共和党里根总统上台时的情况非常相似。 国际关系史有其继承性,尤其是在变量相似的情况下,这种继承性会表现得更为突出。笔者认为,打着和当年里根总统相似旗号上台的特朗普,其外交战略的走向也将呈现出某种历史的相似性。如果与希拉里上台相比,总体上说还是利好中美关系的。因为如果希拉里上台,她势必延续奥巴马的“先扬后抑”的对华政策路径,中美关系很可能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看不到转机。而且,从特朗普及其竞选和过渡团队的言论来看,我们已可以较清楚看出未来中美关系这种“先抑后扬”的趋势。

预判二:特朗普可能在经贸领域出台对华较强硬的政策,未来中美经贸关系可能进入多事之秋

从经贸领域来看,商人出身的特朗普自信能让美国再次强大。他批评奥巴马及其以前的民主党政府的全球化与自由贸易政策给美国带来了“巨大伤害”,要重新梳理美国对外经济战略。

美国民众似乎也对特朗普的经济治国能力表示认可,最新CNN/ORC民调显示,40%的美国人表示在解决经济问题上对特朗普抱有很大的信心。这一数据远高于同时期的奥巴马、小布什、克林顿。而且有63%的美国人预计从现在开始美国经济会保持良好状态,这也是自2012年9月以来达到的最高比率。

据此我们可以预估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将可能在经贸领域出台对华较强硬的政策,未来中美经贸关系将可能进入多事之秋。围绕着人民币汇率问题、贸易不平衡问题、市场准入问题等,中美经贸关系将呈现出紧张态势。但随着特朗普任期的深入,中美之间日益紧密的经贸相互依存关系,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对美直接投资(FDI)的快速上升(2015年中国在美净投资800亿美元,2016年有望突破千亿美元),将逐渐改变特朗普对华负面看法,逐渐回到正常健康的中美经贸关系的轨道上来。

预判三:在特朗普上任初期可能对华强硬,之后会逐步回到务实的轨道上

从安全与外交领域来看,受共和党保守的竞选党纲与对华政策团队强硬立场的影响,特朗普对华认知可能出现不可避免的偏差,由此导致特朗普上任初期将出现对华强硬姿态,在安全与外交领域将会比奥巴马政府更加强势与僵硬。这势必会使中美关系在一段时间内趋于紧张,但随着特朗普对中国了解的深入,他会逐步回到务实的轨道上来,就像他所模仿的里根总统一样,成为中国的朋友。

特朗普非常重视美国军力建设,这将恶化中美关系的大环境。其实,就像当年的里根总统一样,特朗普的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强大”就蕴含着重整美国军力的含义。他要求美国国会全面停止减少国防预算,增加军费开支,重振美国军队。特朗普的建军目标是要“强大到没有人,绝对没有人能给美国制造麻烦的程度”。正是因为特朗普对美国军力建设的重视,他在此次大选中得到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大力支持,这也成为特朗普2016年胜选的重要原因。

特朗普的外交安全团队对华政策立场保守,这将使中美关系在特朗普上任伊始面临考验。2016年11月18日,特朗普提名前国防情报局长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为国家安全顾问。在特朗普竞选过程中,弗林向特朗普提供了许多外交政策建议,深得特朗普的重视。而弗林对华政策立场深受冷战思维的影响,他曾暗示需要拆除中俄合作关系。弗林还抱怨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免费搭车者”;此外弗林还主张“加强美韩核心同盟,优先解决朝核问题”。弗林所用的“核心同盟”是奥巴马政府从未使用过的概念,由此可见弗林对美韩关系的重视。特朗普当选后与朴槿惠通电话时明确支持“萨德”的部署以及对朝核问题的强硬态度都来自弗林的立场。 特朗普的亚洲政策问题主要问计于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纳瓦罗也是特朗普顾问团队重要成员,具有强烈的反华心理,曾提出“逼退中国扩张主义”的思想,这类似于当年里根总统对付苏联的思路。 还有,共和党众议员兰迪·福布斯(Randy Forbes)也是特朗普的高级军事顾问,是特朗普政府海军部长的热门人选。他是众议院“中国事务小组”(China Caucus)创始人,长期关注中国议题,在国防与国家安全领域有很大的影响力。兰迪认为美国应该对中国在南海的行为采取更强硬的姿态,支持美国在南海争议岛屿的航行。

此外,另一位宣扬“中国威胁论”的核心鹰派人士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据传也可能被特朗普内定为下一届白宫中国事务顾问。白邦瑞是一位资历老道的美国国防和中国政策顾问,曾为里根政府时期的国防部助理副部长,现任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中心中国战略研究主任。

预判四:从共和党竞选纲领来看,对华强硬是其基本态度 2016年7月18日,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被媒体称为共和党“史上最保守的竞选纲领”。纲领全面阐述了共和党的政治、经济、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纲领特别对中国的货币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以及在南中国海的行为提出了严厉批评。 综上所述,我们可对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做出以下预判:首先,中美经贸关系有可能趋紧。打着反全球化旗号竞选的特朗普,对中美自由贸易带来的贸易不平衡非常敏感与不满,竞选中不断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倾销、抢夺美国人工作机会等。这些竞选议题的政策指向以及特朗普自身的商人特点,都将在特朗普上台后有所体现,未来一段时间内中美经贸方面的摩擦将会增多,相对于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经贸关系将会进一步趋紧。其次,受选举政治周期律的影响,中美外交安全关系短期内将会面临挑战,但从长远来看可能趋缓。从长期来看,特朗普当选比希拉里当选相对更利好于中美关系。(责编/潘丽莉 本文为人民论坛杂志社原创内容,任何单位或个人转载请事先获得授权,转载时务必标明人民论坛网ID:rmltwz)投稿及合作:rmltwz@163.com

第五篇:论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从历史记载以及当今国际政坛的风云变幻来看,中美关系在近几十年内的确

有了飞速的发展,但总体来说,双边关系仍然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在这个前提下,

中美关系的现状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姿态。那么中美关系的现状究竟是什么

情况呢?我认为,中美双方始终是一种既相互合作,又相互斗争的关系。

我国正处于经济相对快速发展的时期,因此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和平的,繁荣

的国际环境与经济环境,所以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够发展好中美关系,以展开更多

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上的合作,以便发展自己。相比之下,美国处于一个世

界超级大国的地位,其政府更关心维护国家利益和他的霸主地位,美国现阶段的

对华战略方针应该在大体上维持现状,尽量将中国融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轨

道,同时防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

事实上,美国从来也没有放松对中国的监视,震惊中外的中美撞机事件还令

我记忆犹新,但更令我吃惊的是,美国事实上已经多次秘密派遣侦察机侵入我国

领海上空进行间谍侦察,这些飞机利用先进的装备,在别国的阻截机达不到的高

空飞行,并偷窥我国的重大机密。那架EP-3军事侦察机上竟然安装有世界上最

先进的监听设备,能够根据监听到的人的声音判断说话人的身份。据说甚至能够

分辨出是谁打的喷嚏。

在台湾问题上,中美关系显得更加 扑朔迷离。台湾问题也是妨碍中美关系

进一步发展的最敏感的问题。美国政府重视台湾问题,一方面是由于台湾对于他

们的军事作用:“台湾是美国在西太平洋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更是牵制中国,

和中方讨价还价的筹码。当美国需要中国在某些重大问题上予以协作时,美官方

就着重强调“一个中国”原则;当中国有崛起之势时,为了牵制中国,美国人就

会拉拢台湾,向他们出售大量武器,以达到牵制中国,要挟中国的目的。美方近

几年对台出口的武器数量与杀伤力正在逐级增强。从内心深处,我觉得美国的确

希望台独,中美关系的现状似乎还跟一件事有关系——“911事件”。在911事

件之后,布什似乎略有收敛,因为他推行的“单边主义”已经引起了很多国家,

甚至是盟国的不满。美国人也意识到:脱离整个世界,美国是无法生存与发展的。

因此,美国与中国的关系进一步好转,以利用中国加强他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并

帮助他进行反恐斗争。

美国在911事件之前是世界秩序的维持者,之后是世界秩序的改造者。我认

为这话是挺正确的。

对于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我们要综合各方面的信息,尽量全面地看问题。也要对中美关系乃至世界和平充满信心。因为机会和机遇很多时候是人们自己创造的。我不对美国抱幻想,因为美方做了太多令人厌恶,甚至是唾弃的事情: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以及对南联盟人民进行非人道的摧残;引发中美撞机事件;支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残杀„„尽管很多专家指出,克林顿时期和现在的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总体趋于缓和,克林顿仍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指手画脚,布什到现在也没有撤消对中国的经济制裁,美国连自己的种族歧视都未能消除,凭什么对它国的人权横加干涉!

我对自己的国家是充满希望的。我们有很大的诚意想要搞好中美关系。我国努力与其他国家,譬如俄罗斯,日本,欧盟等国进一步建立友好邦交必然会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我国现在重视经济,文化,教育以及军事的发展和交流,重视国际协作,重视人才的培养与应用,这对我们综合国力的发展大有好处。基于以上原因,我们有自信让美国不敢小觑。这也是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原因。中国,加油,我为你的和平与繁荣祈祷,我为世界的和平祈祷,我为全人类的幸福祈祷。

导语: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明显的成本优势,广阔的市场和无可限量的发展潜力;另一个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经济,科技实力的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就中美当前的关系来说,是处于一个蜜月期,但问题与冲突同样存在。因为在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就中美目前的情况来看,还在意识形态,政治影响,经贸摩擦等方面存在问题。在现代国家的发展进程中,经济是一个国家强大的物质条件,是最核心,最现实也是最切实的国家利益,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地位与影响力。所以经贸是国家间关系的晴雨表。中美两国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具有很强的互利性和互补性。同时,在互相竞争中,又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摩擦。中美在经贸中存在的摩擦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贸易差额,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

不断扩大的中美贸易逆差是中美关系动荡的一个决定因素。2005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1629亿美元,从美国进口487。3亿美元,顺差为1147。7亿美元。根据美方统计,2005年美对华贸易逆差激增24。5%,达2016亿美元。中美之间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贸易差额,一方面与中美双方采取的统计方法有关;另一方面又与美国将经济问题政治化有关。中美又方的统计差异主要缘于中美贸易的特殊性和统计方法的不同。中国对美国出口的60%和自美国进口的30%,是经过以香港为主的第三方转口进行的。美国把中国出口至香港,东南亚等国家后,这些国家再转口到美国的产品都算作从中国的进口。而美国在统计对中国

的出口时,却对其通过香港等对华转口的商品忽略。这是造成统计不同的一个原因。在中国对美出口的商品中,很多是美国企业在华分公司的商品。中国赚取的只是很少的加工费,大量利润被美国在华企业取得。根据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一国应该生产它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通过自由贸易出口这种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同时,进口其没有比较优势或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在这种自由贸易的框架下,按照比较利益学说进行的国际贸易会使所有参与国得到贸易利益最大化。中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的互补性很强,也符合比较利益学说。中美贸易会造成如此大的贸易差额,与美国对华采取的贸易限制有关。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主要是农产品,附加值低,满足了美国一般消费者的需要。而美国向中国的出口产品应该以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但美国把经贸政治化,以安全为由拒绝向中国出口高新技术。美国的高新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技术产品在美国对外出口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对技术产品的需求不断扩大。美国的这种经贸限制,严重影响了贸易的互补性,导致贸易差额进一步扩大。由中美贸易逆差这问题来看,中美缺失的是一种理解,信任。正是这种不理解,不信任,造成了贸易摩擦。中美双方只有静下心来,加强了解,信任,才是更好的解决方法,而不是直接对抗。

中美经贸的另一个结就是人民币的汇率问题。自1994年以来,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按照1美元兑8。277左右的汇率自由兑换。美元从2002年开始持续贬值。从2003年起,美国公开要求中国采取“灵活汇率”。在美国,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的汇率政策加重了美国国内失业问题。许多美国人把美中贸易赤字归咎于汇率过低。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企业和民众都希望看到人民币升值。目前,中国已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中国如调高人民币汇率而大量减持美国国债,美国的政府开支和个人消费可能都受到冲击。实行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市场会使中国金融业固有的困难加恶化,扰乱中国经济,甚至扰乱全球经济。事实上,中国已实行人民币汇率浮动的机制,只是这过程比较缓慢,但这是完全按照中国国情来发展的,适合中国的实际发展情况。美国一再要求人民币升值,而且要求升值的幅度大,要一步到位,这是不现实的。世界上不存在什么正确或错误的汇率。只有在适当的是机,实现浮动汇率才会对中美两国的经济和贸易有利。美国在人民币升值这个问题,一方面要求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一方面又没有为人民币升值高定“时间表”。可见,中美双方都是利益相关者,谁也离不开谁的发展。只有双方更了解对方的国情与现实,才能找到双方平衡的支点。强势压迫并不是解决之道。知识产权保护,是夹在中美贸易中的一根刺。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美就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出现纠纷。美国在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美国十分关注知识产权保护,并将其视为事关美国核心竞争力和优势地位的重大问题。在知识产权保护这方面,我们中国确实做到不够好,但我们在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和执法方面都不断取得重大进步。我们加强了打击盗版和仿冒的稽查行动,并加强了对公众尊重知识产权的宣传工作。但是,保护知识产权也是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国际合作,并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情。中美双方只有在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导下,加强对话,加强监督与合作,才能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保证充分的自由竞争,最终解决知识产权纷争。

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里,摩擦是正常的,也是无法避免的,这并不可怕。中美经常性的经贸摩擦,反映两国经济关系的密切。中美经济对双方的重要性与俱增。贸易中产生的问题,双方只有理性面对,在经常性的协调和合作机制中,通过平等协商的办法加以妥善处理。从中美贸易摩擦来看,都是因为中美双方的意识形态不同,国情不同,

相互不了解,不信任等原因引起的。中美双方都应该摆正心态,采取合作,尊重的态度,才能更切实地找到两国利益的平衡点,才能达到双羸。

为了改善中美贸易关系,消除贸易摩擦,我们中国可以在以下方面采取措施: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使中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在处理中美贸易逆差与具体的贸易摩擦中,中国有必要采取国际上常用的自动出口限制等贸易政策措施。这样既起到了安抚的作用,又减少了贸易摩擦的代价。积极筹划、组织、实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这样不仅可以避开贸易壁垒,大大减少贸易摩擦,而且通过投资设厂可以更有效地引进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提高中国企业的综合国际竞争能力。中国还应该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对美国进行深入而全面的了解。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中国必须学会站在美国人的角度认识与思考中美之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美贸易政策和运作技巧。通过这种了解的增进,以使对美贸易政策与对策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贸易战并不是出路,中美双方谁也打不起贸易战。只有双方妥善处理好贸易关系,才能更好地巩固双方的关系,才能更好使意识形态,政治问题得到解决。处理好一个地区发展大国与一个世界强国的关系,不但对两国有益,达到双羸;而且对世界的和平发展,持续发展也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中美关系错综复杂,并不是一两天能全部解决的。但只要本着接触,了解,信任,尊重,合作的原则,就能把这些问题逐步理清,并逐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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