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技术创新社会网络论文

[摘要]创业作为产业发展的源泉与地区经济活力的重要体现，不仅对解决当前就业难题至关重要，更是农村家庭实现可持续生计的有效途径。文章剖析了人力资本、社会网络对西部及东部、中部地区扣全国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农业技术创新社会网络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农业技术创新社会网络论文 篇1：

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约束与社会嵌入性风险

摘要：文章探讨了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约束，并基于社会网络嵌入理论提出了社会嵌入性风险的概念。通过对中国转基因育种项目的案例分析，研究了技术创新的社会嵌入性风险的特征，并对如何防范这种风险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技术创新；社会环境约束；社会网络；社会嵌入性风险

一、 引言

20世纪70年代以来，技术创新对经济和社会的推动作用表现的越来越明显，以计算机、软件、集成电路技术等为核心的IT产业主导了世界产业的发展，人类逐渐进入信息化时代；自199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更是通过互联网技术的普及由工业经济时代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当前，物联网、大数据和云服务技术逐渐渗入到世界各国经济体的各行各业，改变着人们身边的每个角落。但是，技术创新并不单单是技术人员的事情。技术创新作为一种对社会起着重要影响作用的高智力活动，同时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技术创新活动不仅会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也会受到社会环境各方面的制约，由此产生的技术创新风险也将具有强烈的社会属性，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

对于技术创新所面临的风险，早已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周寄中、薛刚（2002）的文献中将技术创新可能面临的风险归为决策风险、技术风险、市场风险、组织风险、资金风险、信息管理风险、企业文化风险、外部环境风险等八大类，分别归属于战略层、组织层和项目层三个层次。李晓峰、徐玖平（2008）则将技术创新的风险分为企业内部风险（包括管理风险、技术风险、生产风险和财务风险）和企业外部风险（政策风险和市场风险）两大类。对于这些分类，从大类上看，都是完整、没有遗漏的。但是，对于来源于企业外部环境的风险因素，一般只关注到宏观经济、政治环境、法律法规、自然环境、市场需求等变化导致的风险，却很少有人关注到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约束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嵌入性风险。实际上，这是一类非常重要而又长期被忽视的风险因素。

“嵌入（Embeddedness）”的概念是1985年由Granovetter（1985）提出的，他认为过去对经济活动的研究中，只是注重了市场需求和供给因素，关注交易成本，而忽略了市场是由社会的人所构成的，也有社会结构和关系网络，遵循着社会结构构成的秩序，因而应该从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嵌入的角度研究经济行为。后来，Ostgaard和Birley（1996）基于英国集群企业的研究，发现商业网络与社会关系网络具有交叠现象，从而证实了商业关系、创新行为的社会网络嵌入性。随后，Uzzi（1997）进一步指出，经济行为都是在社会网络和人际关系环境中发生的，是基于信任而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在网络嵌入视角下，研发创新活动的主体都是存在于社会经济网络和关系网络中、以各种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关系相互连接并相互影响。本文正是基于社会网络嵌入理论，对技术创新的基本特征和网络化范式进行重新审视，进而探讨其社会环境约束特征，提出技术创新的社会嵌入性风险这个新概念，并通过发生在当前中国市场上的典型案例对这种风险进行初步研究。

二、 技术创新的基本特征与网络化范式

1. 技术创新的内涵与基本特征。技术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在一定市场环境下实施的创造性活动。这种活动以企业为主体，但不局限于企业，而是由企业与其他合作企业、科研院所等研究机构等共同完成的系统性工作。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创新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生产并提供新的产品，或者从根本上改善产品的质量；

（2）引进新的生产方法、技术或工艺流程；

（3）为产品或服务开拓新的市场；

（4）获得一种原材料或者半成品的新供给源；

（5）实行新的企业组织方式或管理方法。

由于技术创新是在一定市场环境下的创新性的活动，因而必然受到市场需求的引导，其行为具有市场导向性。市场需求是创新理念的源动力，只有满足市场需求的研发活动，才能转化出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才能通过市场的检验、获得市场的认可，也才更有可能获得各种融资渠道的资金支持。因此，市场需求既是技术创新的激励因素，也是技术创新活动的约束条件。

技术创新活动具有天然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因为技术创新活动是一种创造性、探索性的工作，其结果总是不确定的，不仅技术本身具有不确定性，新产品和服务的市场需求、生产过程等都具有不确定性，因而具有天然的风险性。由于技术创新活动本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技术创新活动所涉及的各方面的专业技能很难被一家企业同时掌握，而且一家企业也不愿意独自承担巨大的风险，因此基于企业单位间的互补和合作就必然会产生。在同一个技术研发链或者相关技术领域的企业，就会很容易地集聚到一起，或者形成多方合作的网状结构，集聚性和网络化也就越来越成为技术创新活动的一种重要特征。

2. 技术创新的系统集成与网络化范式。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世界经济越来越呈现出信息化、网络化和全球化特征，企业的新产品开发、技术改进等研发活动也出现了信息化、网络化和全球化的新趋势，各种研发工作不再由单一机构独自完成，而是由多个研发能力互补、利益相关的研发机构共同实施和实现。这种技术创新的信息共享、资源整合和行为互动，使得技术创新活动也成为多个行为主体的系统集成。

在这种新的系统集成创新模式下，各企业和其他研发机构一起共建实验室或者工程技术中心、建立各种形式的技术联盟与合作，形成多方合作共赢的网状研发创新关系，即创新网络。在一个创新网络中，各研发机构可以将精力集中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而将不擅长的工作交由网络中的其他合作机构去完成，从而大大提高了研发产出效率、降低了研发成本。通过网络式的合作关系，企业专注于发挥自身的核心能力，与合作伙伴共同形成组合优势，产生资源协同效应，更易于实现技术突破。通过合作创造的价值使得研发网络的各方都能受益，而这种协同价值是任何一方单独行动无法实现的。

在网络化范式下，技术创新活动将更多地采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将技术创新所涉及的各种资源、信息和行为主体都集成到一起，形成网络化的研发系统。技术创新网络中不仅包括了各种各样的组织机构，而且组织机构间的联络关系也错综复杂。但是，通过网络间的协调配合，他们能够在共同的目标指引下相互协作、相互影响，使得整个研发网络呈现出整体性和协同性。

三、 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约束与社会嵌入性风险

1. 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约束与社会嵌入性。技术创新是围绕科学技术创新的一系列创造性活动。由于科学技术具有自然属性同时还具有社会属性，因此技术创新活动不仅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同时还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研发活动的创新成果有可能推动社会的巨大进步，同时也可能给社会带来一些潜在的灾难（例如原子能与核工业技术、转基因与生物克隆技术），可能带来人类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化，使得社会网络结构和关系发生剧变。因此各种社会环境因素必然会对研发活动提出一定的制约，使之始终处于社会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从这个视角看，技术创新活动是镶嵌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的，与社会环境实现互动，包括社会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生活服务等各种环境，而且总是处于这种社会环境因素的制约之中，这就是技术创新活动的社会嵌入性。

技术创新活动的社会环境约束因素主要包括社会结构体系、社会文化观念、社会政策制度、社会信息传播、社会信任关系等多个方面。社会结构体系是指社会整体的构成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相对稳定的关系，包括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等各个方面；社会结构中的各个节点的认知观念及其相对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对技术创新活动的态度倾向和约束影响力。社会文化观念是指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各种观念、风尚、需求、习惯、伦理、心理倾向等，决定了社会成员对研发活动的态度倾向。社会政策制度指社会构成的基本制度、法律法规、政府的政策导向、经济制度体系各种行为规范和行为导向的总和，对技术创新活动起着直接的约束作用。社会信息传播包括信息的产生源、传播渠道、媒体舆论导向、信息传播的技术与传播速度等因素，因为其对社会文化观念起着引导作用，因而会间接对技术创新活动造成约束。社会信任关系指社会成员的信誉信用、相互间对承诺的信任程度等，其中政府作为最重要的公共服务机构，其政策抉择和监管执行的公信力对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非常重要。

2. 技术创新的社会嵌入性风险。通常我们谈到技术创新活动的社会环境，更多的是探讨如何优化社会环境以支持研发活动、促进技术创新。但是，技术创新活动并不总是被社会环境所接受，社会环境对技术创新活动的作用也并不总是正面的。如果技术创新活动不能被社会所接受，社会环境对技术创新活动产生抑制作用，对技术创新机构来说就会出现风险。这种风险不是由技术本身带来的，也不是由资本短缺、市场竞争等经济因素直接导致的，而是由社会网络关系带来的，是研发活动在嵌入社会网络关系过程中产生的风险，因此称为社会嵌入性风险。这种社会嵌入性风险，具有强烈的社会属性，无法通过技术手段化解，也不是简单地通过政策法律等手段能够直接影响和解决的。

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转基因育种的技术创新项目。转基因育种就是利用基因工程技术，从一个生物体中提取结构、功能清楚的基因转移到另一个生物体，以获得新性状、培育新品种的过程。2011年，全球29个国家种植转基因作物达到1.60亿公顷，占全球作物种植总面积的10.7%；美国在全球转基因作物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其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占全球的43.0%。近20年来，中国在转基因作物育种领域也紧跟世界步伐，有了较大发展，列入研究清单的项目主要包括转基因抗虫棉、抗病毒水稻、抗青枯病马铃薯，以及分别具有抗赤霉病、白粉病及黄矮病小麦等。2001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随后农业部在此基础上发布了4个配套规章《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加工审批管理办法》。2006年，中国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技术列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的未来15年力争取得突破的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2008年，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将在15年内投入资金240亿元人民币，用于优势基因的挖掘、转基因品种选育和转基因作物品种的产业化。2009年，中国第一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水稻品系“华恢1号”和“Bt汕优63”获得安全证书，开始准备进入后续的品种审定、申请加工证书和经营证书、进行商业化种植。

但是，正如本文前述的，技术创新活动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在转基因育种技术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各界对其安全性就一直存有疑虑，这种疑虑在转基因水稻临近商业化的时候，在诸多社会知名人士的参与下和媒体的推动下演化成了一场社会争论风暴，争论的论题远远超出了生物技术的范围，涉及到法律、伦理、国家安全等各个方面，参与方也包括了媒体、国际组织、科研院所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普通民众面对海量的信息，也根据自身的理解和判断在互联网上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些争论拨动了公众在食品安全方面的敏感神经，国家权威部门发放的“安全证书”本身的含义已经完全被忽略，而且无论是农业部官方辟谣，还是61名院士联名上书，都未能平息社会各界的争论。随后《人民日报》、央视和新华社等媒体开始明确表态：新华社发文称转基因食品是“大趋势”，央视发表评论称转基因尚未发现任何有科学根据的安全问题。但是，面对社会舆论的压力和社会公众的质疑，转基因水稻作物的后续品种审定、加工证书和经营证书的申请一直没有获得主管部门的审批。2014年8月17日，两个转基因水稻作物的安全证书到期，安全证书的续期申请也没有按时获得通过。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目前来看还是遥遥无期。

在转基因育种项目的研发过程中，技术创新活动的社会属性得到了充分体现。在转基因作物育种项目的研发过程中，出于食品安全和环境安全的考虑，社会各界不能顺利接受这项新技术，社会环境对技术创新活动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这种抑制作用是新技术产品在走向社会的过程中，由社会网络关系的反作用带来的。这种制约作用带来的风险，与技术风险、资金风险、法律风险、市场风险等都不同，是技术创新活动在嵌入社会网络关系过程中相互作用而产生的风险，是一种社会嵌入性风险。

四、 技术创新社会嵌入性风险的防范

面对研发活动的社会嵌入性风险，我们必须建立相应的防范体系。我们首先需要认识到，研发活动具有“社会属性”，要充分意识到研发活动的社会嵌入性风险，对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各种社会效应要有充分的认识，进而防范于未然。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科研单位和政府主管部门逐渐开始建立起自己的新闻发言机构、开始关注项目的社会影响并积极应对，实际上是在这方面已经有所认识。对于社会嵌入性风险的这种事先的防范，可以包括事先进行安全性检验、做好媒体沟通和普通社会公众教育，并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尤其是主动配合政府主管部门建立监督检查机制。要认识到这种监督检查机制不是在制造麻烦，而是为未来更好的发展铺平道路。

与此同时，政府监管部门应该负起相应的责任，主动了解技术发展的最新动向，与研发创新部门共同建立监督检查机制，并及时将检测结果向社会公众公开，树立政府的公信力。

在媒体宣传管理方面，应该加强对公众的宣传和教育，让普通民众能够接收到多层次多渠道的科普宣传教育，培养人们对新技术产品及其安全性的科学认识。在这方面，媒体自身也应该树立公平公正的态度，提升自身的科学素养，用科学严谨的眼光审视事态的发展，客观公正地履行舆论监督职责。毕竟，社会公众不可能成为技术专家，对于一些科学概念的一知半解是正常的；但媒体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很大，如果也以一知半解的状态去引导社会公众认知，或者在陈述信息的过程中存在主观偏见，其影响将是非常巨大的。

参考文献：

1. 周寄中，薛刚.技术创新风险管理的分类与识别.科学学研究，2002，20（2）：221-224.

2. 李晓峰，徐玖平.企业技术创新的风险管理研究.经济体制改革，2008，（3）：72-76.

3. Granovetter M.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91（3）：481-510.

4. Ostgaard A， Birley S.New Venture Growth and Personal Networks.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1996，（36）：37-50.

5. Uzzi B. 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s： The Paradox of Embeddedne- ss.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7，42（1）： 35-6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企业研发网络优化、技术创新能力演进及其相互促动机制的研究”（项目号：71132006）。

作者简介：杨忠直（1956-），男，汉族，陕西省富平市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技术经济和产业经济；乔军华（1977-），男，汉族，湖北省荆州市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科技金融。

收稿日期：2015-03-10。

作者：乔军华　杨忠直

农业技术创新社会网络论文 篇2：

人力资本、社会网络对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创业影响研究

[摘要]创业作为产业发展的源泉与地区经济活力的重要体现，不仅对解决当前就业难题至关重要，更是农村家庭实现可持续生计的有效途径。文章剖析了人力资本、社会网络对西部及东部、中部地区扣全国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社会网络对家庭创业行为具有显著影响，但该影响因地区而有所差异，具体来看，与全国、东部与中部地区农村家庭相比，接受教育年限、金融知识、金融环境、风险爱好、沟通能力、宗教信仰等因素对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创业行为的边际效应更大。与基础教育相比，职业教育对农村家庭创业的边际效应更大，农业生产经营则会“挤出”家庭创业。

[关键词]人力资本;社会网络;农村创业;西部地区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挑战，返乡留乡务工人员增多，部分地区面临较大就业压力。国际劳工组织预测全球81%的就业人口会受到影响，标普全球公司报告称，亚太地区的失业人口可能增加一倍，且一些工作在一段时间内不能恢复（参见《经济日报》 2020年4月9日第8版《全球约八成人就业受到疫情影响》一文）。我国也相继出台《关于进一步推动返乡入乡创业工作的意见》《扩大返乡留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规模实施方案》等政策措施，明确提出要推动返乡入乡创业，大力扶持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扩大返乡留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规模，并优先支持弱势群体就业。西部农村地区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薄弱的复合区域，其产业发展直接关系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而创业作为产业发展的源头与家庭可持续生计的重要途径，在当前国际国内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支持乡村创新创业，支持发展小微企业，培育一批家庭工场、手工作坊、乡村车间”。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深入实施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培育行动”;农业农村部发布的《2020年乡村产业七项工作要点》也强调要培育创新创业群体，支持本地农民兴业创业，引导农民工在青壮年时返乡创业，发掘一批“田秀才”“土专家”和“能工巧匠”在乡创业。可见，创业已经成为关系国计民生、农村地区能否稳健发展的关键选择。因此，深入剖析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因素，并制定培育创业精神的有效策略，提升農村地区家庭的创业与就业能力，对我国当前破解因疫情困扰的就业难题、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人力资本与家庭及个人经济行为密切相关，部分学者将教育水平作为衡量人力资本的关键因素并研究其对创业的影响，认为个人受教育水平与创业呈正相关关系，教育投资提高了劳动者的基本文化知识水平，接受了高水平教育的个人创业动机也更为积极。接受较高教育程度的劳动者能够凭借人力资本优势，率先实现非农就业，受教育水平与农民工创业意愿显著正相关。较高的人力资本存量有助于个体进行创业，提升企业绩效，人力资本存量高的地区创业活动往往也越活跃;部分学者研究发现健康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有重要影响，健康状况越好，创业意愿越高。在社会生活中，“关系”极为紧要（冯军旗，2010），对大多数创业者来说，他们最重要的资源是个人网络，通过人际关系网络，创业者不仅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资源，而且能获得他人难以获得的稀缺资源，能够利用丰富社会网络资源的创业者更易于快速采取创业行动，促进新企业生成。Francis（2000）就认为创业者拥有可利用的强联系社会资源越丰富，创业的可能性及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也越大;曹卫秋（2000）、才凤伟（2014）、董静（2019）调查发现，近半数的农民工认为创业成功的关键要素是“人际关系”，而创业所需信息一半以上源于亲朋好友，朋友关系、从政或从商亲戚数量与农民工创业意愿显著正相关。社会网络在创业伊始与企业成长过程中均起着重要作用，创业行为处于某种文化环境与社会环境之中时，尤其是被嵌入在社会网络中时，社会网络与创业者、资源和机会间的联系会对创业行为或绩效起到促进或阻碍的作用;Carolis（2006）、丁冬（2013）、肖诗顺（2019）等研究发现社会网络不仅有利于提高创业者发现创业机会的能力，而且有助于创业者评估与利用创业机会，人际关系较广的家庭进行创业的可能性也更大，有更多社会网络的农民，会有更多的借贷渠道，从而更有可能开展工商业活动;宗教作为一种组织形式有利于塑造社会资本，从而对创业具有间接的影响，阮荣平（2014）研究发现通过参加宗教集体活动，人们可以通过宗教组织积累较强的社会资本。在影响创业的其他因素研究上，Kader（2009）、陈琪（2012）、赵建国（2019）等认为创业者的性别、风险偏好、实干精神、意志力、勤奋等个体特质对其创业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整体上讲，当前既有文献多从某一群体或某一区域创业的视角进行研究，而基于全国、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农村这一空间视角，分析人力资本、社会网络等因素对家庭创业影响的文献比较匮乏。不同区域家庭人力资本、社会网络及其他要素不尽相同，因此上述要素在家庭创业行为的作用上或亦有所差异，这正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所在。

三、数据、变量及模型

1.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2013年在我国西部十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村地区调查获取的3172户家庭数据。本文提取了18-80周岁受访者的家庭数据，一是可以保证受访者达到法律年龄，拥有合法权利;二是现实表明创业与受访者是否达到退休年龄关系不大，所以本文并未将受访者年龄限制在法定退休年龄。

2.变量设计

依据研究需要，本文设置“家庭创业”二元因变量，当家庭选择了创业时，因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调查数据显示有8.1%的西部农村家庭进行了创业。在解释变量人力资本方面，充分考虑部分学者研究使用“教育年限”的基础上，引入了身体健康情况与金融知识两个变量，以期对人力资本的衡量更全面，在金融知识方面，以问卷中受访者对银行存款利率题目的回答正确与否为基础，生成金融知识哑变量。因此，以“接受教育年限、健康情况及金融知识”三个变量来衡量人力资本。在社会网络方面，主要通过个人的社会地位与社交能力来评估其社会网络，选取了“家庭成员数量、沟通能力及宗教信仰”三个变量作为衡量家庭社会网络的解释变量，由于宗教在身份认同与社会网络方面的优势作用，将宗教信仰状况也引入分析框架。为保证研究的全面性，本文还引入了年龄、性别、风险偏好等个体特征变量和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与否等变量，以及可以衡量金融环境及资金获得便捷程度的“本村（社区）银行网点数量”变量（详见表1）。

3.模型构建

为研究人力资本与社会网络等因素对家庭创业的影响，在模型设定上依据最大似然估计法，构建了以下二元Probit模型：

Enter_i代表家庭i的创业行为，当括号内表达式成立时，Enter_i取值为1，表示家庭进行了创业，否则取值为0，表示家庭未进行创业;Huc_i是衡量家庭i人力资本的解释变量组，包括受访者接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金融知识三个变量，α₁是人力资本解释变量组对家庭创业影响的参数组;Soc_i是衡量家庭i社会网络的解释变量组，包括家庭成员数量、沟通能力及宗教信仰三个变量，α₂是社会网络解释变量组对家庭i创业影响的参数组。为使研究更科学，本文将“年龄、性别、风险偏好、农业生产与银行网点数量”五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分析模型，并以Kon_i表示，α₃是衡量控制变量影响家庭创业的参数组;μ_i是随机误差项，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4.人力资本、社会网络与西部农村家庭创业关系分析

表2是人力资本、社会网络等因素与西部农村家庭创业关系的计量结果。第（1）列是仅考虑人力资本时的分析，结果显示，接受教育年限对家庭创业的边际效应为0.007;健康状况对家庭选择创业的边际效应为0.042;金融知识对家庭选择创业的边际效应为0.054。因此，人力资本存量较高的家庭选择创业的可能性更大。第（2）列是社会网络对创业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接受教育年限的增加、有宗教信仰、沟通能力较强、规模较大的家庭进行创业的可能性显著上升。第（3）列是引入控制变量后的分析，结果显示，受访者年龄对家庭创业具有显著影响，性别对创业的影响并不显著;风险偏好会显著影响家庭创业，表明新创企业面临较大风险，创业者往往具备风险爱好型特质;农业生产经营对家庭创业的边际效应为-0.076，也即农业生产经营会挤出家庭创业;银行网点对家庭选择创业的边际效应为0.009，即银行网点数量越多，家庭创业的可能性越大。第（4）列显示职业教育对家庭选择创业的边际效应为0.137，且在1%水平上显著，可见，职业教育对家庭选择创业具有积极的显著影响。

5.不同地区农村家庭创业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人力资本、社会网络等因素对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文章还采用相同变量与模型对全国、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农村家庭的创业行为进行了分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表中第（1）、（3）、（5）列纳入模型的变量与表2第（4）列相同，是未控制“职业教育”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与人力资本、社会网络和其他变量对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相比，全国农村创业家庭“金融知识”“银行网点”的边际效应均要低于西部农村家庭，“接受教育年限”“宗教信仰”“沟通能力”“风险偏好”等变量的边际效应也要低于西部地区农村家庭相应指标。在东部地区农村家庭创业的分析中，“金融知识”“沟通能力”“银行网点”“风险偏好”的边际效应不显著，而在西部地区农村，上述几个变量均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知识、金融环境、风险偏好及沟通能力对西部农村家庭的创业行为影响更大，这对政府制定与创业相关的政策具有一定启示作用。在中部地区农村家庭创业的回归分析中，金融知识、宗教信仰、沟通能力、银行网点、风险偏好变量的边际效应不显著，这有别于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创业相关变量的边际效应。

以“职业教育”替代“教育年限”变量后，继续对全国、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农村家庭的创业行为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职业教育”对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更大，而该变量在全国农村家庭创业的边际效应显著低于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创业相应指标，在东部地区农村家庭创业分析结果中不显著，在中部地区农村家庭创业分析中，该变量边际效应与显著性均明显低于西部地区农村家庭。

6.稳健性检验

金融知识或许是创业后因实际需要而加以学习获得，为消除金融知识可能引起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对该变量进行了Durbin-Wu-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拒绝模型存在内生性。为了检验上述衡量人力资本与社会网络的关键变量对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创业影响的稳健性，文章还利用“平时经常关注金融类信息、同村（社区）是否有亲戚及受访者所在县（区、旗）宗教信仰率”分别替代“金融知识、成员数量、宗教信仰”三个变量再次进行回归，以检验人力资本与社会网络对创业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平时经常关注金融类信息、同村（社区）有亲戚的家庭更倾向于创业;宗教信仰率对家庭创业具有正向影响，在5%水平上显著。此外，接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及沟通能力等依然对家庭创业具有正向影响，且在1%水平上显著。综上分析，关于人力资本和社会网络会显著影响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创业的结果是比较稳健的。

四、结论及建议

根据以上实证分析，可以发现人力资本、社会网络对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创业行为有显著影响。总体来看，采用相同变量与模型对全国农村、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农村家庭创业的分析发现，与全国、东部与中部地区农村家庭相比，接受教育年限、金融知识、金融环境、风险偏好、沟通能力、宗教信仰等变量对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更大，这也说明了人力资本与社会网络在西部农村家庭创业决策中的重要作用，这启示政府应依据各地区实际情况，制定有差别的创业政策。可以考虑给予地方政府更大的产业发展政策制定权力，西部地区政府在制定本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创业政策时，应更加注重对农村家庭人力资本的培育，加快改善农村金融环境，优化农村义务教育与职业教育政策，引导村（社区）、家庭营造和谐的亲朋邻里关系，切实改善西部地區农村创新创业环境，培育创业精神与源动力，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是进一步加大西部地区农村教育投入。探索建立农村地区教育专项基金，切实减轻经济困难家庭教育负担，鼓励民间组织投身于教育事业;加强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完善校车接送机制等。提升师资队伍水平，落实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政策;以及提升农村地区教师与学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扩大职业教育学校在农村招生规模等。

二是强化西部地区农村金融政策扶持。考虑建立针对中小微企业或创业扶持的政策性银行，利用政策性银行金融创新的优势和较商业银行更为自由的经营权利，为小微企业、创业家庭及创业个人的资金需求、技术创新与引进、创业教育与培训等提供便利。鼓励商业银行加快中小微企业专营机构建设，加快金融机构向县域和乡镇等中小微企业集中区域和创业活跃区域延伸网点和服务，强化在西部农村地区的服务网点建设，提高网点分布密度。

三是提升西部地区农村尤其贫困地区卫生医疗条件。切实增加乡（镇）卫生院及村卫生室的财政投入，保证投入资金持续稳定增长，提高乡村医生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完善乡村医生养老保险制度和补偿政策;加强对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医疗从业人员的培训，建立高等院校医学类毕业生下乡服务与就业机制。

四是加快县域经济发展。优化创业环境，简化手续，减免管理费用，免费向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提供创业就业培训;划片区设定无固定经营场所摊点，引导农民工等群体摆摊经营，适度发展“地摊经济”;对不减员中小微企业给予税费减免与补贴，引导返乡留乡农民工重归农业生产经营，创办家庭农场、发展种粮大户、专业合作社，积极发展乡村车间、家庭工场、手工作坊与创意农业等，探索休闲旅游、健康养生、农事体验、电子商务与直播直销等新产业新业态。充分挖掘西部地区资源禀赋，开发特色产品，培育特色产业，打造产业链条，引导和鼓励工商资本下乡，搭建要素聚乡、产业下乡、人才返乡和能人留乡平台，办好农村“双创”基地，支持本地农民兴业创业，引导龙头企业与农村地区合作，实现以企带村、以村促企、村企互动、以村富民。

（责任编辑 肖华堂）

作者：赵朋飞 王宏健

农业技术创新社会网络论文 篇3：

著名宏观经济学专家

一、个人简历

蒋长流，男，1967年9月生，祖籍安徽岳西。1986—2007年间，分别就读于安徽大学生物系、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相继获得理学士、经济学学士及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因获国家留学基金委青年骨干教师出国进修项目资助，2010年8月赴美国托莱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oledo）经济系和亚洲研究所访学一年。现任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西方经济学专业负责人，安徽大学新徽商成长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教育学会理事。

二、研究领域及学术观点

蒋长流教授重点关注中国与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比较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健康与人力资本经济学、科技创新与管理。蒋长流教授在学术研究方面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敏于探索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及管理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观点较独特，研究成果具有前瞻性。

基于要素积累与增长的新古典范式这一经济学中极具活力的研究基点，针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及其转型问题，2007年在《中国经济问题》发表《中国经济高增长期资本深化的原因探析》，从理论与实证层面剖析中国改革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资本深化动因，从资本形成路径、产业演进、经济转型、投资主体行为特征以及企业规模非理性等方面进行了解释，为中国经济转型式增长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参考视角。2006年在《改革》发表《社会网络、声誉困境与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在《中国卫生经济》发表《就业身份锁定下农民工健康风险冲击及其管理》，将中国经济增长进程中流动农民工的贡献与其人力资本弱质性和就业锁定效应的非对称性作为研究重点，试图就其就业阶梯上的低水平陷阱、声誉困境以及面临的健康负担压力进行深入剖析；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最终目的应该惠及民生为宗旨，试图研究农民工身份转换的政策设计。蒋长流教授提出：离农迁移的农民工作为一个经济行为主体，在进城求职和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嵌入于其所处的流动性的后生社会网络，声誉成为其嵌入后生社会网络的主要机制。由于弱关系纽结的缺乏以及就业身份的锁定，农民工在嵌入城市社会网络中面临着严重的人力资本声誉困境，这种困境缘于其所陷入的就业阶梯上的低水平陷阱。该观点在学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三、研究成果

《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集中区建设问题及对策》，《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淮南融入合肥经济圈之科技对接机制研究》，《合肥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企业对农民工就业的统计性歧视分析》，《社科纵横》，2009年第8期；《我国高新科技园区发展中的政府规制行为研究》，《中国科技论坛》，2008年第1期；《中国经济高增长期资本深化的原因探析》，《中国经济问题》，2007年第6期；《基于动态博弈的政府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行为分析》，《技术经济》，2007年第3期；《增长核算中的资本深化内生性问题》，《统计教育》，2007年第10期；《安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分析与政策建议》，《科技促进发展》，2007年第9期；《失业回滞理论对安徽就业问题的普适性研究》，《江淮论坛》，2007年第3期；《基于能力假说的企业创新外溢与创新激励分析》，《科技和产业》，2007年第6期；《FDI与安徽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导刊》，2007年第3期；《学者的眼光与企业家的心路历程》，《江淮论坛》，2007年第1期；《社会网络、声誉困境与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改革》，2006年第7期；《就业身份锁定下农民工健康风险冲击及其管理》，《中国卫生经济》，2006年第12期；《“高端服务”供给行为的经济学分析》，《特区经济》，2006年第11期；《非公平就业环境中农民工健康负担压力及其缓解》，《经济体制改革》，2006年第5期。

四、主持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民工健康风险冲击因素评估及健康服务政策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推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研究：农民参与问题（参与）；安徽省行管局和社科联联合研究重点课题：住房公积金发展对策研究（第1参加人）；安徽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省会经济圈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主持）；安徽省软科学计划项目：安徽省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效率变动及宏观科技决策机制研究（主持）；安徽省世行贷款农业科技项目：安徽农产品加工发展对策研究（主持）；中国科协课题：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科普资源的体制机制研究（第一参加人）；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就业弹性、失业回滞与安徽“十一五”就业增长对策研究（主持）；安徽省教育厅项目：失业回滞理论对安徽就业问题的普适性研究（主持）；淮南科技局：淮南融入省会经济圈之科技对接机制研究（主持）；高等学校省级教研项目：双语教案模块化设计及教学方法组合创新研究（主持）；安徽大学教研重点项目：双语教案模块化设计与双语教学成效研究（主持）。

五、获奖情况

蒋长流教授被评为安徽省“十五”第二批高校优秀青年教师。2006—2007年度获华中科技大学“优秀论文”单项奖。蒋长流教授还因教学效果突出，被安徽大学学生评为最满意的老师，曾获陈香梅教育奖（1995年），两度被评为MBA优秀教师（2001年、2008年），安徽大学第二届李世雄奖教金（2009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