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实用法律论文范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的出版，标志着法律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确立。早期，针对学者对法律经济学理论的批评，波斯纳的辩护带有基础主义的色彩。但20世纪90年代之后，波斯纳对法律经济学的辩护采取了一种新的方向，即他试图在法律实用主义的轨道上进行辩护。波斯纳的法律实用主义体现了两方面的含义：工具意义上的科学精神和反教义的怀疑论。
第一篇：实用法律论文范文
探究实用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模式
摘要：实用艺术作品涉及的专利权的权利机制和保护方式不尽相同，且两种权利保护不能相互取代，因此处于两种权利交叉地带的实用艺术品便需要采用双重法律保护模式。这样满足一定条件的实用艺术作品在获得著作权和外观设计专利权保护的情况下，当外观设计专利失效时，不会让著作权的保护受到影响。本文对实用艺术品的法律界定进行探究，并深入分析实用艺术品采取的法律保护模式的现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实用艺术品的法律保护模式。
关键词：实用艺术作品;法律保护;著作权;外观设计
实用艺术作品具有功能性和装饰性的功能，且这种艺术品主要处于著作权和外观设计保护的交叉模糊地带，因此能够在满足一定条件下更好地保护著作权和外观设计专利权。但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对实用艺术作品所采取的法律保护模式存在较大的争议。通常是看实用艺术作品在外观设计专利保护期满失效之后，是否能够继续受到著作权的保护。因此，实用艺术作品选择何种法律保护模式的这种理论性的争议将变得更加激烈，这样对实用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进行探究的意义非常突出。
1 实用艺术品的法律界定
1.1 国际法律界定
当前国际上对实用艺术品的法律认定主要有下列三种：一是难以将艺术品的实用性和艺术性分离开时，则可称之为实用艺术品。二是以美国版权作为重要的典型，将形成的具有艺术性的作品纳入实用艺术品的范畴。实用艺术品的实用成分和功能成分并不会真正分开，形成的具有艺术成分的艺术品将不会受到版权法的保护[1]。同时，实用艺术品的艺术性与功能性是难以真正分割开的，所以实用艺术品具备的功能性作品并不在实用艺术品的范畴，也不会受到版权法的保护。三是尚未考虑到实用艺术品的实用性和艺术性是否处于分离的状态，而实用艺术品均可以归纳到实用艺术作品的范围之内。
1.2 国内法律界定
在实用艺术品的法律界定中，我国在理论领域对实用艺术品的法律界定主要包括下列三点：一是实用艺术品同时存在实用性和艺术性的特性，但尚未考虑到这二者是否能够分离，所以便被认定为实用艺术品。二是一般艺术品所具备的实用性和艺术性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到作品的特点。三是艺术品的实用性和艺术性的形式处于分离状态时可以被认定属于著作权的保护范畴。通常实用艺术品所具备的艺术性将脱离实用性而独立存在，所以这种艺术形式便能够被有形复制。在我国近几年的司法实践过程中，对于实用艺术品的法律界定的案件审判便是将实用艺术品界定为只具备实用性和艺术性的作品，都在实用艺术品的范畴，但并没有真正考虑到实用艺术品所具备的实用性和艺术性是否可以分离的特性[2]。
因此，在本文分析的过程中，实用艺术品在被认定的过程中只是作为一种作品存在，明确实用艺术品的具体要求，其也具备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特性。通常在法律的界定过程中，因尚未真正考虑到实用艺术品所具备的艺术性与实用性之间是否处于真正脱离的状态，且实用艺术品所采取的制作方法不管是手工制作还是工业生产，都应该明确实用艺术品的界限标准，并不能因为作品的实用性将其艺术价值真正抹杀掉[3]。因此，在对实用艺术品进行法律认定的过程中，其自身的实用性与艺术性便被真正作为判断和选择法律保护模式的应用标准，而并不仅仅只是实用艺术品所认定的标准。因此，在实用艺术品被真正认定具有实用性与艺术性的过程中，可直接将其认定为有形的可复制的艺术品。
2 实用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现状
立足于国际公约和国内立法内容时，涉及实用艺术品的著作权保护、外观设计专利权保护、著作权和外观设计专利权等几个方面的保护内容。尤其是在当前实用艺术品的法律保护实践过程中，主要是在工业品的外观设计中充分利用专利保护和美术作品著作权保护，将这种艺术品纳入双重法律保护范畴。同时，只有当实用艺术品具备独创性和艺术性的特点时，才能够直接将这种美术作品真正纳入著作权的保护中。但这种保护方式在应用的过程中逐步衍生出一系列问题，所以在保护实用艺术品的过程中，一般的保护年限为“作者终身+死后50年”[4]。尤其是超过《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内的25年保护期限时，对违反国际公约相关规定的情况，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便是将著作权法中的实用艺术品划分到美术作品中的时候，则不需要再单独将国外的实用艺术作品罗列出来;当立法过程中尚未明确实用艺术品的范畴时，则可以通过立法的形式来保护国外实用艺术品。尤其是当前对实用艺术品的保护力度偏低的情况，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实用艺术品产业的发展[5]。
实用艺术作品涉及的专利权的权利机制和保护方式不尽相同，且两种权利保护不能相互取代，因此处于两种权利交叉地带的实用艺术品的法律保护便需要采用双重保护模式。通常在对实用艺术品进行法律保护的过程中，应该尽量选择著作权保护或者外观设计专利权保护，这两种模式均属于选择被保护的关系。因此，从这个角度便能够清楚地看出，在保护实用艺术品的著作权时，本质是立足于实用艺术品的物理载体的一种艺术特征，所以在保护创作者的时候可充分利用所展现的艺术品的色彩或者是线条[6]。同时，外观设计专利保护主要立足于实用艺术品的整体情况，所以不但能够让实用艺术品的美感得到保护，而且能够更好地兼顾实用艺术品的载体与技艺，充分凸显出实用艺术品的工业性，让著作权保护过程中所涉及作品的艺术性能够得到更好的强化。因此，从这个角度便能够真正看出二者的法律依据不同，法律可承担的后果也存在一定的差异，难以真正实现相互取替的目标。
3 实用艺术品的法律保护模式
通过全面分析实用艺术品的法律概念，发现在著作权保护和外观设计专利保护中均存在一定的问题，所以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权利行使的主体应该尽量选择科学的实用艺术品法律保护模式。同时，通过全面依托现代市场机制来保证实用艺术品的市场达到均衡的目标。不管是著作权还是外观设计保护权，都适合实用艺术品的法律保护。同时，通过强调权利行使主体的选择，在选择其中一种的时候需要放弃另外一种，这样才能够避免多项法律保护模式在实施中发生冲突，從而达到保护均衡的目标。
3.1 侵权纠纷解决思路
通过全面分析权利冲突情况，一般的实用艺术品侵权纠纷案件主要包括无权利冲突和有权利冲突。以“一家公司申请了小马造型的儿童自行车的专利权，且获得了外观设计的专利权和制作权。当有人私自制造小马造型的儿童自行车的时候，这家公司将如何维权”为例进行分析，深入探究侵权纠纷解决思路，这样在无权利冲突发生的时候，在解决实用艺术品侵权纠纷案件的过程中主要存在下列几种情况。
第一种主要是公司就外观设计的专利侵权提起诉讼，而法院通过专利法的保护范围对侵权行为作出评判。其中，当涉及外观设计的专利权保护时，实用艺术品的艺术审美价值、实用价值和使用价值偏高，所以其保护期限大约为10年。这样法律对生命力较长的作品所采取的保护措施的力度较弱，且对于更新速度很快的作品的保护期限更长，所以便可以灵活地借鉴国内外的一些成功經验，合理地调整保护期限，有效强化外观设计专利法对实用艺术品的保护。
第二种是根据著作权的要求来申诉根据小马造型制成的作品的侵权行为。这样法院在判定的时候可以直接将艺术性和实用性分开。因此，在分析这个案例的过程中，小马造型的儿童自行车不管是在艺术美感方面还是在使用功能的观念方面均存在可分离的特性，这样即便没有小马造型，其自行车功能也不会再受到影响。
第三种是公司向法院提起的著作权与外观设计权保护请求，应该尽量采用诉讼的形式。因此，当法院将公司提起的全部诉讼请求驳回的时候，为了避免权利人滥用权利，在我国法律条例中应该明确权利人的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再根据实际情况提起诉讼。
实用艺术品的立法保护主要表现为当权利主体选取其中的一项保护方式的时候，就不能再采用其他法律保护模式。同时，在选择后不能更改，防止过度保护权利主体或者是发生重复性的诉讼行为，避免出现浪费司法资源的情况。尤其是发生权利冲突的时候，在实用艺术品侵权纠纷解决过程中存在下列两种情况：一是尽量以著作权在先取得;二是外观设计的专利权应该在先取得。这样因为实用艺术品的法律保护模式所取得的方式不同，在著作权保护过程中，应该切实保护外观设计的专利申请。因此，在上述案例中，公司在申诉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时候，法院要严格按照外观设计的专利权范围，尽量保证侵权人为先，这样才能够在产品著作权的抗辩过程中优先考虑专利法中实用艺术品的设计。如果是现有设计，则会被直接判定为不构成侵权。
3.2 实用性与艺术性分离原则
对实用艺术品具备的实用性与艺术性这两种特性是否分离的判断是著作权的重要保护条件。但如何判断这两者是否分离，是当前司法实务过程中存在的重要难题。针对这个问题，美国的最高法院明确指出了“分离特性与独立存在”原则，并逐步被应用到了当前世界各个国家的法律实践过程中。但是，当前我国的司法实务应用过程中还存在下列几个问题：一是难以明确实用艺术品的艺术性与实用性是否存在脱离的情况;二是实用艺术品所具备的艺术性在对实物的抽离中仅仅停留在概念层面，这主要是因为缺少正确的检测标准和科学的判断方法。同时，法官在判定的过程中也不会直接考虑实用艺术品的分离性，实用艺术品一般具有独创性，所以被认定属于著作权的保护范围内。通常这种判断方法在应用的过程中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审判的公信力和案件的可预测性，避免创作人的积极性受到打击，但这将严重阻碍实用艺术品市场的发展。此外，在可行性较高的情况下，能够对实用艺术品的艺术性和实用性分离情况作出准确判断，严格依托物理的分离标准和观念，这样便可以直接认定为实用艺术品的艺术性难以让这种使用价值得到实现，让艺术性和实用性的观念直接分离;反之则能够更好地分离开。
3.3 合理使用原则
一般的实用艺术品均具备技术性和艺术性的特点，而著作权则主要是以作品作为对象，所以在作品利用的过程中不需要再考虑技术利用。通常实用艺术品在应用的过程中均会涉及技术，也就被称为实用性。因此，在当前国情下，作为实用艺术品的创作者的主体权便需要采用技术传播为主，这样在进行权利主体的著作权和技术传播的时候将发生本质上的冲突，所以应该合理引入实用原则。尤其是立足于艺术的角度来分析，实用艺术品不管是在创作的过程中还是在艺术性的学习过程中，都应注重创作者的著作权利限制，以便真正实现促进艺术学习和保证艺术传承的目标。
4 结语
为了强化实用艺术品的法律保护，需要统筹结合当前的法律保护情况来设计侵权纠纷的解决思路，明确实用艺术品的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分离原则和合理使用原则，积极采用完善的法律保护模式，从而促进实用艺术品市场更好地发展。
参考文献：
[1] 宋旺兴，杨静莹.实用艺术品外观设计专利法律保护问题研究[J].公民与法(审判版)，2020(01)：14-16.
[2] 张宪.中美实用艺术品著作权保护比较研究——兼论我国实用艺术品著作权保护的路径[J].法学评论，2020(2)：175-184.
[3] 崔文成.我国实用艺术品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选择[D].石家庄：河北经贸大学，2019.
[4] 林青.实用艺术作品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研究[J].雕塑，2017(04)：46-48.
[5] 李嵘.实用艺术品著作权保的量因素——以“唐韵衣帽间家具”著作权纠纷案为例[J].中国版权，2019(04)：61-65.
[6] 蓝纯杰.新型艺术创作成果法律保护的现实需求——以“西湖音乐喷泉案”为管窥[J].法治论坛，2019(4)：56-57.
作者简介：胡晓凯(1998—)，男，河南信阳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民商法学。
作者：胡晓凯
第二篇：法律经济学与实用主义
摘要：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的出版，标志着法律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确立。早期，针对学者对法律经济学理论的批评，波斯纳的辩护带有基础主义的色彩。但20世纪90年代之后，波斯纳对法律经济学的辩护采取了一种新的方向，即他试图在法律实用主义的轨道上进行辩护。波斯纳的法律实用主义体现了两方面的含义：工具意义上的科学精神和反教义的怀疑论。他怀疑并解构了法律的客观性、自主性，强调法律是一种实践理性活动，赞成没有基础的、怀疑论的法理学——一种地道的美国式的实用主义法理学。尽管存在很多争议，但波斯纳的法律经济学理论依旧与法律实用主义的进路是一致的。
关键词：法律实用主义；法律经济学；语境主义；工具主义
文献标识码：A
一、法律实用主义的进路
美国著名法学家托马斯·格雷指出，“我们实用主义者牢记在心的是：我们基于某种目的而思考——工具性的思考；同时我们也应该牢记，我们是在一个永远也不能充分认识到的前提背景下来思考——语境性的思考”。可见，法律实用主义将法律作为一种实践的事业：一方面，法理学的思考是语境性的，产生于它所作用的熟悉的集体行动的过程中，另一方面，法理学的思考又是工具性的，旨在使这些行动服务于人类。的目的。法律理论中的语境主义和工具主义，在实用主义进入舞台之前就作为一对对立物而产生了。这实际上就是历史法学派和功利主义法学派的理论，它们是两个相互竞争的学派，分别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并且是相互冲突的法律理论。普通法传统的法理学一直是明晰的语境主义，强调习惯和实践的重要性，鼓吹传统和经验的优点。相反，工具主义的法理学都强调，法律是实现社会目的的一种有意识的人类产物。
法律实用主义者(如霍姆斯、庞德、卡多佐)将两个相互竞争的学派予以折中。实用主义认为这两种法理学表述了关于法律理论的部分真理，一个反映了法律的历史背景，一个反映了法律的工具性的特征，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可能增进对法律的理解。法律实用主义者认为，一个适当的理论应该综合它们，而不是在它们中选择一个。霍姆斯是第一个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思想的人，他认为，“所有的思想既是社会的，又是通向行动的”。一方面，霍姆斯赞成历史法学派的进路，他反对边沁的改革计划——企图把对社会和制度的重构建立在先验的基础之上，因为在建构社会和法律的过程中，没有一个基础的开始点；开始的唯一一点是发现你身处何时何地。传统并不是可以随便脱掉的外衣，它承载着大量的已经形成的知识和背景。另一方面，霍姆斯指出，即使承认法律是习惯和语境的，也并不必然代表它具有保守的含义。没有人能立即丢弃所有的习惯信仰和惯例，“但这并不能推论出我们不应该具有理性，以及通过理性安排世界。从短期看，我们可能由我们的习惯和鲁莽的愿望统治着；从长期看，我们有理由试图使我们的愿望更加智慧”。
新实用主义或者实用主义的复兴并没有带来一种新型法理学。当今的法律实用主义仍然固守其传统的进路：语境论和工具主义，只不过适应形势而又有所发展。一方面是解释学的和语境主义方法的集群，它强调历史、文化、语言、意识形态和解释的法律。在当代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新实用主义(特别是罗蒂的理论)突出强调了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的法律语境理论。另一方面是工具主义理论，它源自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社会契约论的政治哲学。法律经济学是工具主义的最新发展，它运用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如成本一收益、交易费用、社会成本、财富最大化和效率等将法律理论的工具主义的一面更细致化、成熟化和“科学化”。当代主流的法律理论将理性选择方法和解释学的方法作为对手。法律实用主义则反对这种倾向，他们忠告我们牢记兼听则明。
二、波斯纳的实用主义主题
波斯纳的“实用主义”是哲学意义上的，而不是常识意义上的。他把实用主义的特点概括为：实践的、工具性的、向前看的、能动的、经验的、怀疑的、反教义的、重视实验的。他在《法理学问题》中指出，“我喜欢的那种实用主义会强调科学的优点(思想开放、不尚空谈的探索)，重视研究过程而不是研究结果，它喜欢生动性而讨厌停滞，不喜欢实际差别的区分，换言之，它不喜欢‘形而上学’，它对任何研究领域里发现‘客观真理’都充满疑虑，也无意为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建立一个充分的哲学基础，它看好实验，不迷信神明信条，并且在谨慎的范围内更情愿通过与往昔保持连续来塑造未来”。由此可见，波斯纳的实用主义包含了两个主题：工具意义的科学精神、反教义的怀疑精神。他的作品中体现了这二者的紧张关系，这两个主题也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一方面，波斯纳的实用主义强调科学精神，即探求、挑战、认错、思想开放、尊重事实和接受变化的精神。它首先“是指一种处理问题的进路，它是实践的和工具性的，而不是本质主义；它感兴趣的是什么东西有效和有用，而不是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因此，它是向前看的，它珍惜与往昔保持连续性，但仅限于这种连续性有助于我们处理目前和未来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态度是能动主义的(渐进的、能办事的)，强调可行、向前看和后果，它既反对保守主义的“现有一切最好”的说法、也反对命定论的“一切后果均非人所意图”的观点。这种实用主义相信进步，但又不自称能够界定进步；它相信深思熟虑的人类活动能够影响进步。这种实用主义都重视经验，对“事实”很感兴趣，并且因此想很好地了解不同活动进程如何操作、特征如何以及可能有什么后果。
应该注意的是，波斯纳所指的科学精神并非一些具体的科学话语。波斯纳并不支持那种柏拉图意味的广义上的科学主义，因为在后者看来，理性的心智如同照相机一样能够把握宇宙世界，记录着由自然规律所确定的自然和社会以及其他类似的活动。实用主义者反对这种观点，他们认为，“真理”是一个很有问题的概念，因为它暗示着观察者的独立性。实用主义者对真理都有自己的独特的界定。例如，杜威认为，思想是应付环境的工具，真理是一种假设，是取得成效的工具。在波斯纳那里，皮尔士和杜威式的实用主义被视为一种科学研究伦理的普遍化——思路开阔、目光远大、尊重事实、愿意实验、对奉若神明的思想的不顶礼膜拜、反形而上学，法律需要更多的这样的伦理精神。可见，实用主义者的真正兴趣完全不在于真理，而在为社会需要所正当化了的信仰。
但波斯纳的实用主义并不敌视科学，而是使科学思考的重点发生了转移，从发现自然的永恒法则转到了在人类欲求下提出一种预测和控制人类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系统理论。波斯纳将科学视为一种社会的事业，这与库恩的科学观相似。库恩将科学视为一定的“科学共同体”按照一套共有的“范式”所进行的活动，而不是一个不断增长的庞大的知识体系。因此，波斯纳把科学理论当成工具，是有助于人类解说、预
测、理解和控制我们的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工具。
另一方面，波斯纳的实用主义又具有怀疑精神。实用主义者始终怀疑我们能够获得充分根据的确信，能够到达某种事物的终极真理。波斯纳认为，我们的大多数确信都不过是偶然的，它归属于那个社会中的流行信仰，这些流行的信仰反映了我们的成长、教育、职业训练或社会环境。他认为，长期以来。我们坚持的大多数“真理”是不可以证明、追问、讨论和调查的，这些真理同我们的观察世界的参照系是紧密相连的。这些“真理”是我们无法置疑的事实，是最底层一些无法动摇的直觉，类似于霍姆斯所说的“不得不”。如，不可能想象苏格拉底存活至今，并且虽然我们现代人没有看到苏格拉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存在。这些事情都是常识，即参照系。
实用主义既赞成常识，也反对常识。一方面，实用主义明白参照系中的某些常识的命题是可以改变的，另一方面，即使某些东西不能证明，也不能否认其存在。在一个复杂的、不同质的社会中，常识并没有穷尽每一个个体的参照系的全部内容。逻辑规则和证明规则不是推翻某个参照系、赞同另一参照系的手段，而是一个参照系的要素。因此，实用主义者怀疑我们能否有一天得知我们已经达到终极真理。他们认为，进步不仅是源自既定参照系的知识积累，进步同样也来自参照系的变更，即转换视角和世界观，这种转变也许更会开辟新的、通向知识积累的进路。他们不将科学家视为终极真理的发现者，而是试错者——努力提出可证伪的假说、用数据验证假说并以此来接近真相。
这种怀疑精神(或态度)也许使人感到它无所作为，正如艾略特所言，实用主义的重大弱点就是它最终对谁都毫无用处。如果某个真理果真不是“就在那里”，我们如何为它辩护呢，如何认为它能有效地促使我们接近真理?对此，波斯纳很有策略地、狡猾地做出了回答。他认为，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就应该警惕那些真理发现者的宣称，以及认为探究真理毫无用处或禁止探究真理的人。这就需要为保持无强迫的研究提供必需的条件——健全有力的自由探索，这是战胜宣称真理发现者的虚假宣称所要求的。同时即使不存在终极真理，还存在着知识，而知识难免有错，这就需要持续检验和反复检验，不断地打破神圣的禁忌。
可见，波斯纳所说的“怀疑主义”是在常识意义上而不是在哲学意义上的，也就是说，是作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怀疑主义。但它又绝非那种作为教义、“哲学”立场的不可知论和相对主义。实用主义与怀疑主义、相对主义的参照系的区别是：实用主义者相信世界独立于我们而存在，而怀疑主义会质疑这种信仰；同时实用主义者也相信有些命题要比其他一些命题更有道理，而相对主义者会质疑这种信仰，认为这是自相矛盾的。
三、法律经济学的力量与局限
波斯纳将隐含于价格或价值理论中的“财富最大化”理论作为法律经济学的基础。早期的波斯纳也是在罗尔斯的意义上使用“正义”一词的。他赞成罗尔斯的观点，“对我们来说，正义的首要主题就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些主要社会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并确定分割社会合作之获利的方式。所谓主要制度，我理解的是政治构成以及主要的经济和社会安排”。其《正义／司法的经济学》一书努力考察了一些重要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安排，并展示经济分析因何能推进我们对这些制度的理解。也许波斯纳为了粉饰“财富最大化”的合法性，他认为他同罗尔斯的进路是一致的。他指出，“‘初始位置’进路首先是由经济学家开拓的，目的是要以一种与我在此的进路比较类似的方式来建立效用最大化的共识基础”。对波斯纳来说，财富最大化原则是符合正义原则的，它与罗尔斯的以“契约论”为基础的正义理论相通，因此“财富最大化作为一种基于同意的伦理规范”完全可以作为社会乃至法律的伦理和政治基础。
尽管有这些辩护，学者们对法律经济学的批评依然络绎不绝，最终波斯纳的努力失败了。其实，这个失败是注定的，因为按照哥德尔定理，一个理论的核心命题是不可能在这个体系内证明的。这是基础主义的失败。
20世纪90年代之后，波斯纳对法律经济学的辩护采取了一种新的方式。如果“经济学的基础不可能免受攻击，那么好，因为法律经济学在其本质上没有基础。法律经济学，最好被视为后现代世界中的一部分”。在拥抱了后现代主义(温和的)和法律实用主义之后，波斯纳新的辩护避开了基础主义，转而支持将法理学浸入经验主义、语境主义虔诚的怀疑论中。也就是说，他试图在独特的实用主义法理学的轨道上，对法律经济学进行辩护。他断言。“赞同财富最大化最强有力的论点其实并不是道德的论点，而是实用主义的论点”。
波斯纳的法律经济学能否与其实用主义的主题相一致，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对它的探讨伴随着对法律经济学与法律形式主义之间关系的探讨，因为许多批评者认为，波斯纳的法律经济学是一种形式主义，法律经济学是一种“新兰德尔主义”，“它的经济学分析表明它有一种强大的需求，要把散乱的法律材料简约为一个融贯的体系”。换言之，法律经济学的批评者可能争辩道，法律经济学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宏大的、基础的、形式主义的理论，因为法律经济学建立在一系列的关于人性的严格的、基础的假设之上，它依赖于形式主义的演绎推理而不是观察和试验。也许看起来，在法律问题上，这种经济学进路与实用主义进路不可兼容，因为法律经济学想用另一种形式化的理论(经济学理论及其全部规范性和实证性方法，诸如效率和财富最大化)来替代传统的法律形式主义。
波斯纳对此做了答复。法律经济学和法律形式主义的共同点是它们的理论都是演绎体系，正是在这一点上，许多人误解了法律经济学。但是，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兰德尔想止步于演绎，他把某个案件的事实同某个先验的概念——比方说合同的概念——中引申出来的一个规则进行比较。而经济学家则承诺要从经验上检验自己的理论，如果数据证伪了这些理论，就抛弃它们”。由此可见，两者的进路是不同的。进而言之，波斯纳标榜实用主义是法律形式主义的“解毒剂”。
那么，法律经济学与实用主义的进路是否一致呢?在波斯纳看来这是毫无问题的，其法律经济学体现了实用主义的进路。
其一，法律经济学体现了工具意义上的科学精神。波斯纳指出，法律经济学是一种实用主义意义上的科学研究伦理在法律中的运用。他认为，经济学是一种最典型的工具性科学，并且是一种最为发达的工具主义法律概念，而不是将人类行为简约为某种生物学天性和某种理性本能。在波斯纳看来，经济学所想象的个体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而非一个“经济人”。他指出，法律经济学的实践者的目的在于构建并验证一些人类行为的模型，以预测和控制这种行为。经济学都假定其个体是以向前看的方式来追求目标，即在必须选择时，对自己所具有的机会进行一番比较。具体说来，经济学中的个体关注的是预期成本和利益，而不是什么已损成本。因此，法律经济学在定义上是一种工具性的活动，它将法律视为一种为达到假定目标而设立的激励机制。
波斯纳认为，经过实用主义洗礼后的法律经济学的“财富最大化”原则不是基础性的，而是工具性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运用它来指导法律和公共政策。“财富最大化”至少是正确的缺席原则，它要求那些主张背离财富最大化的人们承担起证明背离的可欲性。
其二，法律经济学也体现了反教义的怀疑精神。到1990年以后，理查德·波斯纳抛弃了法律形式主义，转向拥抱理查德·罗蒂的后现代实用主义哲学。法律经济学的批评者认为，法律的经济分析不是从某种伟大的伦理基础(例如康德主义或功利主义)之上的任何一种伦理体系中归纳出来的，也不与它们完全相容。但是波斯纳认为，实用主义者并不为缺乏伦理基础而惴惴不安。实用主义者所关注的不是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是否以康德、罗尔斯、密尔、哈耶克或者诺齐克的伦理学作为其充分的基础，而关注于经济分析方法是不是当前美国法律体制应该遵循的最佳方法。
波斯纳承认经济分析方法在法律中的作用是有限的，换言之，法律经济学的作用依赖于它的具体语境。他指出，这种经济学的进路并不可能囊括法律实用主义的全部内容。这一进路的特点是自由至上，它不适于治理那些以财富再分配价值统帅政治共识或道德共识的领域，并且，由于这一进路只是在那些至少对目的有适度一致的地方才能运转良好，因此，就不用它来回答，比方说，是否应该限制人工流产这样的问题，尽管在这种限制的有效性即后果上，它可能告诉我们某些东西甚或是很多东西。
作者：苗金春
第三篇：互联网背景下实用艺术作品著作权侵权的法律保护路径分析
摘要：当下我国的主要矛盾依旧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对实用品的需求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具备实用价值了，更希望给自己带来精神上的艺术体验。所以实用艺术作品具有很好的市场前景，但是互联网背景在拓宽实用艺术作品展示空间的同时，也蕴藏着极大的侵权风险。本文探索互联网背景下实用艺术作品著作权侵权的法律保护路径，旨在切实地保护权利人的权利。
关键词：互联网背景;实用艺术作品;著作权;法律保护
0 引言
本文主要分三个部分进行论述。首先是对实用艺术作品的概念进行梳理，明确实用艺术作品的具体定义。其次通过对“婚纱案”的介绍，阐述司法实务界在实践过程中对此类案件的相关看法。最后总结侵权行为类型和目前我国法律对实用艺术作品的保护程度，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建议，希望在法律路径上探究能更全面、系统地保护实用艺术作品著作权的方法。
1 实用艺术作品的概念界定
实用艺术作品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第一，从文义的角度理解，“实用”是对该作品功能的描述，指在生活中具有一定使用价值的物品;而“艺术”是一种抽象的意识形态，其中包含美学价值或者哲学价值，所以实用艺术作品是指兼具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作品。第二，从法律的角度理解，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并没有将实用艺术作品归为一种特定作品类型，但最新通过表决的《著作权法》，对“作品”的定义进行了修改，开放了作品的客体类型，重点强调作品的独创性和表现形式。根据《著作权法》对“作品”的界定，可以得出实用艺术作品是指在艺术领域具有实际用途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的判断。
除了这两个普遍得到认可的界定之外，学术界和司法实务还对实用艺术作品下了更精细化的定义。有的学者认为，可以以载体的不同作为划分标准，将实用艺术作品区分为立体的和平面的[1]。而在司法实务界，一般不考虑实用艺术作品所具有的实用价值，因为我国目前的《著作权法》只对“艺术设计”这个领域进行保护，所以在此类案件的侵权纠纷中，大多数法官将“实用艺术作品”的两个特性独立对待，认为抛开“实际用途”的“实用艺术作品”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美术作品，在这之后再对其适用相关法律。
总体来看，实用艺术作品的定义主要存在两种角度，一是从一个物体本身的角度出发，融合了实用价值和艺术美感的物件才被称之为实用艺术作品;二是从观念角度出发，将实用艺术作品的概念从“实用”中单独分离出来，使之与美术作品相重合，从而成为《著作权法》可以保护的客体。在现下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分离主义”的认定模式更有利于对实用艺术作品的保护。
2 实用艺术作品侵权的相关法律规定
在互联网搭建的信息传播平台上，最先、最容易受到侵害的客体是实用艺术作品具有艺术美感的部分，其次透过网络对该作品进行宣传和披露，会进一步导致这类作品的实用价值部分遭受侵害。所以从法律保护的角度和易受侵害的角度看待实用艺术作品，笔者认为应该将其“实用”部分和“艺术”部分进行分离，但是并非只保护其艺术美感，而是提倡在保护艺术美感的同时，有针对性地保护其实用价值。下面，对著名的“婚纱案”作更详细的阐述。
2.1 实用艺术作品的侵权案例介绍
美国婚纱企业(MS公司)通过签署版权使用许可书，将婚纱作品独家许可给麦杰公司使用，并且将婚纱图片上传至MS公司网站。在麦杰公司正常经营的过程中，黄某、袁某、郑某在网络上下载MS公司的婚纱图片，黄某以个人名义注册网站，并且將婚纱样式上传至自己的网站，向其他经销商兜售盗版婚纱。从本案中可以看出，互联网是本次侵权行为得以实施的中间媒介。最初黄某等人下载图片以供个人欣赏婚纱样式，这是创作者的希冀，也是法律允许的行为。但是在此行为的基础上，黄某等人创建网站，上传婚纱图片，制作、销售盗版婚纱等一系列侵权行为，已经严重损害MS公司以及麦杰公司的合法利益。
法院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认为争议焦点是黄某是否侵害了麦杰公司的著作权，法院的认定意见是婚纱作品属于实用艺术作品，根据我国法律以及《伯尔尼公约》的规定，婚纱作品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2.2 实用艺术作品的侵权行为分析
将上述“婚纱案”作为讨论的基本模型，以互联网为平台的实用艺术作品侵权行为的行为模式基本与本案的行为相同。以“婚纱案”中的婚纱为例，这一类实用艺术作品除了实用性和艺术性之外，从法律层面来说，本案中的婚纱还涉及复制权、展览权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这三项权利其实是在对作品的实用性和艺术性进行全方位的保护。
黄某等人的侵权行为步骤大致如下：(1)从合法途径获取实用艺术作品的外观样式以及具体承载实用艺术作品的物品;(2)没有得到相关授权，便将实用艺术作品的外观样式上传至网络;(3)通过互联网平台与客户达成订购实用艺术作品的交易;(4)线下按照客户要求复制通过行为(1)得到的实用艺术作品，完成一件实用艺术作品的盗版复制行为;(5)最后进行销售、获利。
整理行为链条可以发现，类似的侵权行为在实施过程中具有简便性、隐秘性、可重复操作性和获利性，会极大地损害权利人的利益，同时也会打击权利人对艺术、对作品的创新动力。其中的简便性主要是由于互联网这把“双刃剑”的出现，一方面可以辅助权利人及时更新作品信息，加大对作品的宣传力度;而另一方面则为侵权者打开了侵权的大门，降低了实施侵权行为的成本，增加了作品遭到侵权的风险。隐秘性是指侵权行为人最初对实用艺术作品进行复制行为时，作为该作品的真正权利人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发现并制止，作为顾客，也难以辨别盗版商品和正版商品之间的区别。可重复操作性是指侵权行为将实用艺术作品的外观设计最终呈现为立体化的过程，具有机械的重复操作性。最后获利性是与权利人的损害相对应的，侵权行为人通过实施一系列的侵权行为，达到自己获取利益的目的，与此同时，这也是对权利人潜在利益的侵害。
2.3 实用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路径
实用艺术作品是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的作品，我国的《著作权法》虽然没有将其规定为一类专门的作品进行保护，但是从“婚纱案”可以看出，法律并不会因此而不对实用艺术作品进行保护。在“婚纱案”中，一审法院认为“婚纱通过服饰造型设计元素和风格的选择组合，具有线条流畅的美感等特点，使之在作为实用穿着的服装的基础上，具备艺术欣赏性”，因此法院认为，本案中的婚纱属于实用艺术作品，同时也属于作品的范畴，受《著作权法》保护。
在“婚纱案”中，法院认定黄某的行为属于法律意义上的网络传播和复制行为，网络传播的侵权行为对应的权利是《著作权法》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该权利的构成要件是向公众提供作品和可为公众任意获得[2]。这项权利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利用网络实施侵权的行为进行打压，但是对网站的管理者和建立者而言，很难发现其管理的网域内正在实施违法侵权行为。因此，相应产生了“避风港原则”，该原则是指权利人发现侵权行为后，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交书面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一收到通知，应当立即删除相应的电子信息，同时向服务对象转送通知书的具体内容[3]。但是该项原则在我国司法实践的运用中存在理解和适用上的混乱，立法上并没有单独对“避风港原则”进行规定，其分散于《侵权责任法》和《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等其他法律规范之中，使法律条文在执行层面具有难度。
侵权行为人实施的复制行为，主要侵害了实用艺术作品权利人所设计的实用性能，其次才是对该作品艺术性能的侵害。因为实用艺术作品的实用性是其最本质和重要的特征之一，可以据此将其与其他没有实际用途的、以一般物质形态为载体的文学艺术作品区别开来[4]。在“婚纱案”中，法官以《著作权法》和我国加入的《伯尔尼公约》作为最主要的判决依据，认定黄某等人对MS公司实施了侵权行为。
3 完善实用艺术作品侵权的法律保护制度
3.1 明确实用艺术作品的客体地位
上述讨论过程，多次提及我国《著作权法》并未将实用艺术作品规定为专门的作品类型，导致相关案件的认定过程比较烦琐。司法实践中大都将实用艺术作品归类为美术作品对其进行保护，也存在一些案件否认实用艺术作品可以作为作品受到版权保护的情形。这些法院认为实用艺术作品在法律中没有明确的规定，因而缺乏法律依据，所以不为其提供《著作权法》的保护。虽然我国最终通过的《著作权法》中没有这一规定，但是在《著作权法》的修改草案中，不止一次地将争论已久的实用艺术作品作为一类新的作品类型进行了规定，并且对其概念进行了阐述[5]。由此可见，确立实用艺术作品的客体地位，并非是某个个案暴露出来的问题，而是因为目前利用互联网行为对实用艺术作品实施的侵权行为频频发生，已经使实用艺术作品具备了可以成为一类新的作品类型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具体而言，首先要在立法层面对实用艺术作品进行清晰的认定，其次要统一完善司法实践的适用标准，准确判定实用艺术作品侵权纠纷的行为类型，达到对实用艺术作品权利人更为有效的保护。
3.2 统一认定实用艺术作品的侵权判定标准
在目前的立法背景下，在解决实用艺术作品侵权纠纷的案件时，应该将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部分，认定为产生于权利人的智力劳动成果且独立于实用价值的艺术性元素，综合权利人的原创性表达，一同对实用艺术作品进行认定，从而将其与美术作品区分[6]。具体的侵权行为模式在上述“婚纱案”中叙述过，一般知识产权侵权的判定主要运用接触原则和实质相似性原则，本文的论述以互联网为背景进行分析，所以此处的接触原则是指行为人在使用网络这一传播途径的过程中，主动或者被动地认识到了权利人的作品。实质相似性原则主要是指行为人最终呈现的物件与权利人的作品之间存在高度关联性，平面实用艺术作品的实质相似性主要通过复制途径体现，立体实用艺术作品的实质相似性主要通过制作行为体现。
以接触原则和实质相似性原则作为判断实用艺术作品侵权的具体根据，可以在权利人没有足够证据证明行为人实施复制行为或者演绎行为的情况下，举证证明行为人事先接触过权利人的作品，并且制作出来的物品与权利人的作品之间存在实质的相似性，从而认定行为人的侵权行为，进而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4 结语
互联网接触通常是实用艺术作品遭受侵权行为的第一步，所以本文认为在互联网的使用过程中，应该探索更为保密性的功能以保护权利人的利益。目前互联网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让人们对事物的了解更为迅速全面，信息获取成本也相应降低。互联网的这些优点对实用艺术作品来说，一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作品的权利人通过网络平台可以对实用艺术作品的艺术性进行展示，让对其感兴趣的顾客在欣赏艺术美的同时，进一步购买商品发挥其作为工具的价值;另一方面则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根据“避风港原则”的规定，侵权行为是由权利人发现后通知互联网管理者，如果权利人没有及时发现，那么此类侵权行为导致的损失将难以挽回。所以笔者认为，应该积极探索互联网的限制性功能，对实用艺术作品、美术作品等具备创新性、创造性的作品，互联网应该在第一步就做好严格的把控，在保证其简便性的基础之上，对下载行为、上传至网络的行为设置更为严格的条件，从而达到减少此类侵权行为发生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郑思成.版权法[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03-104.
[2] 刘银良.信息网络传播权问题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64-65.
[3] 孔祥俊.网络著作权保护法律理念与裁判方法[M].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217-218.
[4] 高诗晴.我国实用艺术作品版权保护困境与解决对策研究[D].武汉大学，2018：17-18.
[5] 肖宏观.实用艺术作品可著作权性问题研究[D].河北大学，2019：16-17.
[6] 郭尚.实用藝术作品著作权侵权问题研究[D].兰州大学，2018：34-35.
作者简介：杨燕子(1998—)，女，贵州六盘水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知识产权。
作者：杨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