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畴论哲学思考论文

《易经》是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的源头，其中天人合一的自然之美、刚柔并济的和谐之美、隐喻象征的抽象之美等思想理念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审美习惯。《易经》为中国传统艺术形式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础，其后数千年，诸如音乐、舞蹈、诗歌、建筑、绘画等各类艺术形式无不融合着这部典籍的内涵主旨。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范畴论哲学思考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范畴论哲学思考论文 篇1：

职业教育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反思与展望

摘　要：为了构建职业教育学的理论体系，学者们提出了逻辑起点论、问题论和范畴论三种方式。但从学科理论体系的概念来看，这三种方式都不足以达成自己的目的。理论分析和其他学科经验表明，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充分的问题研究，二是以问题研究为基础的中层理论的创立。然而，在职业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建构中，这两个条件并不具备。因此，对于职业教育学而言，应该暂时克制对学科理论体系的憧憬，专注于问题研究和中层理论的构建。

关键词：职业教育学；理论体系；学科

作者简介：梁卿（1978－），男，安徽怀宁人，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原理、教育哲学。

与其他学科的学者一样，职业教育学的学者们也有一个理想，即将自己所在的学科——职业教育学——建设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由于具有独特的学科理论体系被认为是学科独立的要件之一，因此，职业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从文献来看，学者们就如何构建职业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这一问题发表了多种不同的看法，提出了多种建构学科理论体系的方式。本文将对这些方式的效力进行反思，并探寻创立学科理论体系的有效途径。

一

从概念上看，理论至少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理解。在最微观的层面，它是指一个小的工作假设。所谓工作假设类似于日常生活中的常识程序。例如，孩子考试成绩下降，家长总会去分析原因，以寻找对策。分析原因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提出假设、验证假设直至某个假设得到证实的过程。这些假设就是工作假设。在中观层面，理论是指专门的理论。例如，教育经济学中的成本分担理论。在宏观层面，理论是指学科层面的理论，这种理论实质上就是一门学科总的、包罗万象的理论体系。在学术生活中，各个学科学者所欲建构的理论体系正是宏观层面的学科理论体系，职业教育学的学者们也不例外。

为了建构完备的职业教育学理论体系，我国学者主要提出了三种看法，即逻辑起点论、问题论和范畴水平论。逻辑起点论认为，逻辑起点是任何一门学科理论体系赖以成立的根据和基础。因此，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应该从逻辑起点出发，借助逻辑推演，逐步展开，最终形成一个逻辑严密的体系。作为一门学科或者说有志于成为一门学科的职业教育学而言，其理论体系的建构当然也应遵循这种方式。[1]问题论认为，职业教育学的理论体系归根到底是职业教育知识，而这些知识是通过对职业教育问题的研究获得的。因此，构建职业教育学理论体系的不二法门是发现职业教育的问题体系。范畴论认为，一门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首先就要确定学科范畴，即一门学科中最基本、最高级、最抽象的概念，并以此为基础，明确不同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建构理论体系。[2]

事实上，不仅在构建职业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方式上，学者们的意见不统一。在每种方式内部也存在分歧，例如，在逻辑起点论内部，不同学者对职业教育学逻辑起点是什么就有不同的看法，大致有技能训练[3]、工作知识[4]、职业活动所需的从业素质[5]等观点；在问题论中，也有基本问题论[6]和多类型问题论[7]之分；在范畴论中，对范畴的认定也有歧见。

笔者以为，采用上述任何一种方式都有可能建构出一种理论体系。但是，这些理论体系绝不是职业教育学的学科理论体系。原因在于，如果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构建，必然会出现多个理论体系，而对于任何一个学科而言，学科层面的理论体系都只有一个。换句话说，不论采用何种构建方式，只要这种方式没有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最终能得到的都只是代表一家之言的个人化体系，这种体系是一种思想体系，而不是学科的理论体系。这一点也得到了社会学发展经验的证实。在社会学发展的过程中，受哲学家们的影响，早期的社会学家们，如法国社会学家孔德和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等都具有异常强烈的体系倾向，几乎每一个人都试图建立社会学体系，并宣称只有自己的体系才是真正的社会学。但历史毁灭了他们的希望，因为这些体系最终都没能成为“社会学思想的普遍的、最终的框架”[8]，而只是成为社会学发展史上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一个学派。总而言之，不论是逻辑起点论，还是问题论，抑或是范畴论都不能真正建构起职业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

二

如果学者们提出的各种建构方式都属无效，那么，我们就需要思考这样的问题，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是否可能？如果不可能，我们就需要放弃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的努力；如果可能，才有进一步考察学科理论体系应该如何构建的必要。

那么，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是否可能呢？宁夏大学教授王安全在回顾教育学发展史后认为，在发生学意义上，任何一门学科理论体系都是该学科概念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一个或几个人对概念进行整合的结果。[9]按照这种看法，建构学科理论体系是可能的，只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默顿在谈到一些社会学家的研究时指出：“有些社会学家似乎仍然是抱着这种希望在著述，即这种社会学一般理论足以囊括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组织和变迁的所有细节，并且足以指导研究者注意经验研究的一系列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不成熟的和有害的信条。我们还未准备好，还没有作出充分的准备工作。”[10]根据这一看法，建构社会学总的理论体系并非不可行，关键的问题是，要做好一定的准备工作。如果我们相信上述判断，那就意味着建构职业教育学的学科理论体系是有可能的。但这种建构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问题是，在职业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过程中要做好哪些准备工作呢？

天津大学教授刘春生和他的研究生张宇认为：“不论职业教育的学科体系进展到何种程度，最初的研究也必定是从问题开始的经验水平的论述，经过问题研究的材料积累，才有可能从经验水平的概括总结上升到范畴水平的学科体系。一系列范畴的形成往往需要长久而广泛的准备，倘若这个基础没有打好，个别的理论研究者关于学科体系的探讨总归难成气候。”[11]按照这一看法，职业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以范畴的形成为基础的，而范畴的形成又必须借助对职业教育问题研究完成相应的材料积累。也就是说，在构建职业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的过程中，人们需要做好两方面的准备：一是大量的问题研究；二是基于问题研究的成果，形成范畴。这一结论虽然足够清晰，但存在一个难题，即问题研究是如何上升为范畴的。这之所以是个难题，原因在于，问题研究是非常具体的，而范畴是一门学科中最抽象的概念，在逻辑上，两者之间存在相当长的距离。就此而言，这一观点是难以让人信服的。

在学术界，学者们普遍认为，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科理论体系。那么，在自然科学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中，科学家们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在20世纪，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默顿通过对科学史的研究发现，一方面，任何体系都建立在一定数量观察的基础上，另一方面，自然科学的学科理论体系是对专门理论综合的结果，例如“物理学科的特点是先建立起一批大大小小的专门理论，随之将它们并入理论体系。”[12]也就是说，在自然科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中，科学家们做了两项前提性的工作，一是对具体问题进行研究，二是将问题研究的成果上升为专门理论，或者说中层理论。

笔者以为，自然科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也适用于职业教育学。原因在于，第一，就职业教育学的学科性质而言，它是一门实践性学科。按照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的思想来讲，它是一门价值性学科。也就是说，职业教育学的最终目的并不在于描述职业教育的现实是怎样的，而在于帮助职业教育实践不断改进。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职业教育学的全部出发点就是职业教育实践中的实际问题。职业教育学理论体系就来源于对职业教育实际问题的研究，而不是“宅男”、“宅女”的空想。否则，职业教育学的目的就不可能实现。第二，在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任何一个领域中，问题都是数不胜数的，针对问题的研究因而也就非常繁多，而学科理论体系由于高度抽象，则相对简洁。显然，同时对数量众多的问题研究进行概括而形成学科理论体系非常困难。第三，问题研究往往过于微观，而学科理论体系本身则非常宏观，两者之间存在着过长的逻辑距离。因此，要将问题研究的成果上升到学科理论体系，就需要“驿站”或“中间人”，即默顿所说的“中层理论”、“特殊理论”或者“专门理论”。

综上所述，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遵循如下逻辑：问题研究——中层理论——学科理论体系。这意味着，在职业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过程中，我们需要做好两方面的前期工作，一是开展对具体职业教育问题的研究，二是发展职业教育学的中层理论。那么，我们是否已经在这两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呢？

三

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尚不具备建构职业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的条件。首先，职业教育研究只有一段较短的历史。在我国，从清末民初开始算起，职业教育研究也仅有100年左右的历史。不仅如此，在这100年的历史上，由于职业教育不受待见，导致职业教育研究也一直得不到重视。职业教育研究真正得到发展还是在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的事情。在国外，职业教育研究的开展虽然早于我国，但是有组织研究的历史也并不长。以美国为例，1926年，出于为职业教育领域各种问题的讨论提供全国性平台等多重目的，生涯和技能教育协会（Association for 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简称ACTE）的前身——美国职业协会（The American Vocational Association，简称AVA）成立。1937年，国家工业教师教育者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dustrial Teacher Trainers，简称NAITT）①成立，并出版工业教师教育杂志（Journal of Industrial Teacher Education，简称JITE）②。1966年，为了促进职业和生涯教育研究的发展，美国职业教育研究协会（American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简称AVERA）③成立，并于1975年创办官方刊物：职业教育研究杂志（Journal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④。可以说，在美国，有组织的职业教育研究也只有近百年的历史。职业教育研究的短暂历史表明，相对于其他领域而言，职业教育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这意味着，对职业教育各种问题的研究远不充分。

其次，职业教育学中层理论的建构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国外，学者们认为教育只是一个研究领域，而不是一个学科。因此，在教育研究中，一直注重对具体教育问题的研究，而没有进行理论建构的冲动。在职业教育研究中也是如此。而在我国，学者们对职业教育学是否是一门学科存在争议。那些持否定态度的学者与国外学者一样，重视问题研究，而持肯定态度的学者则倾心于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结果导致在职业教育研究中，受到广泛关注的只有问题研究和学科理论体系建构两种取向。总而言之，不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职业教育学中层理论都受到了忽视。

综上所述，从职业教育研究的历史和现实来看，建构职业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基本条件并不具备。对于职业教育学而言，即使承认职业教育学是一门学科，或者说有可能成为一门学科，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最好还是节制一下它对学科理论体系的想望。目前职业教育研究的主要任务仍然是踏踏实实地进行问题研究，并逐步“创立能适用于有限概念范围的特殊理论”。[13]

注释：

①1967年，该组织更名为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dustrial and Technical Teacher Educators ，简称NAITTE。2010年，又更名为The Association for sTEm Teacher Education，简称ASTEMTE。其中sTEm分别是指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和mathematics。

②2010年，该杂志更名为Journal of sTEm Teacher Education。

③2005年，该组织更名为Association for 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Research ，简称ACTER。

④2005年，该杂志更名为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Research。

参考文献：

[1][2]周明星．职业教育学对象、体系与范式的反思[J]．职业技术教育（教科版），2006（25）：9-12.

[3]王川.论职业教育学的逻辑起点[J].职业技术教育，2005（16）：8-12.

[4]和震.构建职业技术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思考[J].职教通讯，2005（7）：32-33.

[5][11]刘春生,张宇.职业教育的问题研究与学科理论构建——兼论职业教育研究的学术规范[J].职教论坛，2006（8上）：8-11.

[6]欧阳河.职业教育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2.

[7]马君，刘永盛.对中国职业教育学几个问题的学理思考[J].职教论坛，2007（12上）：6-9.

[8][10][12][13][美]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的结构[M].唐少杰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68，67，70，75.

[9]王安全.教育学形成于教育类概念的累积与聚合[J].江苏高教，2011（2）：5-6、31．

责任编辑　韩云鹏

作者：梁卿

范畴论哲学思考论文 篇2：

《易经》对中国艺术的影响

《易经》是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的源头，其中天人合一的自然之美、刚柔并济的和谐之美、隐喻象征的抽象之美等思想理念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审美习惯。《易经》为中国传统艺术形式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础，其后数千年，诸如音乐、舞蹈、诗歌、建筑、绘画等各类艺术形式无不融合着这部典籍的内涵主旨。

作为“群经之首”和“大道之源”的《易经》在对生命本源深刻思考和形象概括之上体现出宇宙万物的自然生长之美。《易经》的美建立在这样一个根本的前提上，天与人是相通的、一致的，自然本身的运动变化所表现出来的规律也是人类所应当遵循的规律。《易经》六十四卦通过显性的象征性符号，体现了自然与生命的意义。《易经》的“天人合一”思想虽然不是专门为了说明美和艺术，但却是同美的本质和艺术创作直接相关的实质所在。就艺术范畴论，“天人合一”的文化潜意识使古代艺术家相信，人类所要表达的情感，于宇宙万物中能找到相应的事物、恰当的形式予以寄托，万物是心的外化，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所以，中国古典美学的先哲认为艺术应当“法天贵真”，艺术创作应当“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比如中国上古神话中的盘古死后，头为四岳，目为日月，脂膏为江海，毛发为草木，即暗含着人终归要物我合一，归入自然之万物，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先民“天人合一”、以己度物的思维方式。

《易经》对阳刚之美和阳刚之象有深刻的阐释：乾为天，为阳，为刚。乾为天，乃纯阳至刚者。《乾·文言传》中说，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易经》中虽没有明确指出“阴柔之美”，却也间接地描绘了阴柔之美的各种现象，如“天地变化，草木蕃”“山下有风”“地中生木”“鸣鹤在阴”之类，都颇能给人以阴柔之美的感受。由于阴、阳二者在不断变易、互相融合与转化过程中可以达到“和谐”的理想状态，所以，“阳刚”与“阴柔”结合的“和谐之美”，也是中国古典艺术的理想境界。“和谐”作为美学思想，最早表现为音乐艺术理论中“和”的观念，《乐记》在音乐艺术风格上即体现出了对“阳刚”和“阴柔”艺术风格的兼收与并蓄。同样，书法艺术亦能体现一刚一柔的“和谐”美学思想。线条是书法形象构成的最基本的元素，纵观古今书法，线条大抵给人三种美感，分别是阳刚之美、阴柔之美和协调之美。完美的书法作品无不包含诸如曲与直、藏与露、方与圆、断与连、迟与速、枯与润、行与留、疾与止、平与侧等刚柔线条的辩证统一。

《易经》对隐喻象征这种中国古人的思维方式的形成亦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它所采用的论证、论据及论证方法都是隐喻性的，都是借助自然中具体存在的事物或形态来阐释抽象晦涩的哲学道理。《系辞下传》即云，《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易经》各卦各爻，是对万物万类的抽象概括和升华结晶，但又以实际存在的卦象符号来表现，即“八卦以象告”。作為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象”具有“言”所无法比拟的优势。由于一切艺术都无法脱离“象”的构成问题，因此，《易经》关于“象”的理论也就具有了重要的美学意义。《易经》的隐喻象征思维对中国传统艺术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就诗歌创作而言，《易经》即开启了一种隐喻、象征的创作传统。中国文学一贯讲究“立象以尽意”，例如“飞龙在天”“云行雨施”“困于株木”等词语中就包含着丰富的意象。恰如“大江东去”与“晓风残月”成为豪放与婉约两种词风的代称，中国古代诗歌大量运用比喻象征从而使摸不着看不见的抽象情感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表征。

作者：丁梅芊

范畴论哲学思考论文 篇3：

散文：向何处提升

一

20世纪90年代是散文蓬勃发展的年代。散文的勃兴在带给人们强大的冲击和震撼之后，也带动了当代的散文理论家对20世纪的中国散文进行了再度的审视和重新梳理，从散文的“范畴论”、“特征论”、“创作论”、“批评鉴赏论”等诸方面为散文“号脉诊疾”。这其中影响最大，讨论最热烈的当属贾平凹先生的“大散文”主张和刘锡庆先生的散文“文体净化说”了。

散文的“散”，顾名思义，一是非韵非骈的散行文章，一是随意自然的散行文体。传统的散文理论对“散文”的界定有广义、狭义之分，一将散文界定为“一切文类之母”，一将文笔优美、情思雅致的抒情散文当作散文的正宗源流。中国散文在20世纪经过30年代小品文的高度繁荣，五六十年代“诗化”散文的苦心经营，再到90年代各种名目散文的众声喧嚣，散文在时代的起伏辗转中越来越成为作者一己的“个人言说”。据此，贾平凹先生于1992年提出了“大散文”的主张，提倡散文写大境界、大气象，追求雄沉、博大的感情，拓宽写作的领域和范围，并且视一切文章为散文。他认为：“什么样的社会必然产生什么样的文学现象，而文学现象又反过来影响到社会。靡弱之风兴起，缺少了雄沉之声，正是反映了社会乏之清正。而靡弱之风又必然导致内容琐碎，追求形式，走向唯美。”^①“大散文”主张力图“在散文被总体上的靡丽柔软之风污染和要沉沦之时”，为散文注入“一股苍茫劲力”，“呼唤一种大的气象，使散文生动起来”。^②“大散文”不仅是题材、体裁的扩展，它更是一种思维，一个观念，是“坚持在内容上求大气，求清正，求时代、社会、人生的意味”。^③它所否定的，正是“五四”以来越分越细的散文体裁的纯粹。这一口号的提出，以及一大批作家，如余秋雨、周涛、张承志、史铁生等人的创作实践，使得散文越来越重视作家思想内涵的提高、作品题材的开阔，成为90年代散文发展的一个独特景观。

而另一位理论家刘锡庆先生则针对这种现象，提出散文的“文体净化说”，认为“大散文”一说导致了散文的泛化，使散文停留在诸如古代散文和外国散文一样的“文章总汇”的层面，停滞不前。他提出要高悬文学性的大旗，以“精神的独创性”、“情感的震撼性”和“表达的优美性”来防止散文艺术的滑坡，并主张将报告文学、史传文学、实用文、应用文、杂文甚至随笔统统剔除在外，仅留抒情散文，加上自传、游记和散文诗，作为“艺术散文”予以独立。刘锡庆以其“一分到底”的思想强烈反对贾平凹的“大而化之”，并要求对“大散文”进行清理、规范，以此达到散文文体的净化，这种对散文本身形式的强调和捍卫同样引起了散文理论界的注意，“散文净化说”与“大散文”孰是孰非也成为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散文理论家和散文作者热烈争论的焦点。

事实上，关于散文的“大”和“小”的问题争议由来已久。散文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和小说、诗歌、戏剧一样不断地发展、前进，但在其质的规定性上，散文较之其他的文体来得模糊和不确定。诗歌对思想高度的要求，对语言的锤炼；小说对谋篇布局的重视、对故事人物的精心安排以及戏剧对场景冲突的规定，对个性口语的经营使得作品一亮相便有鲜明的内在规定性和文体烙印，也使得散文的“文无定法”、“形散神不散”等说法更显苍白。长期以来对散文的这种无法界定的界定(即排他法所界定的广义“散文”)及由此带来的对散文特征和品格的语焉不详的阐述实际上是否认了散文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艺术在文体上的自觉实践，阻碍了作家个体风格的建树，直接导致了20世纪散文理论的迟缓发展。所以笔者认为，“大散文”主张中“视一切文章为散文”一说，看似扩大了散文的领域，实则陷于混淆“文章”和“散文”的怪圈，它在提高散文的思想力度和精神品格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模糊了散文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与其它文体的界限，这只会使散文越来越“散”，因而是不可取的。但是，正如范培松先生在《中国散文批评史》中所说的：“贾平凹对‘大散文’进行形式革命，推动散文发展；刘锡庆也力图以形式来规范散文，目的也是想推动散文发展。”^④它们都源起于散文不尽人意的现状，也都指向散文必不可少的“提升”。

二

散文的“大”和“小”的问题，是散文的范畴论问题。“艺术散文”规定了散文在最基础最原始的范围内抒写自我的体验，而“大散文”则放开了散文的手脚，任它在广阔的现代社会中展翅高飞。虽然二者皆有合理的地方，但这样两种旗鼓相当针锋相对的思想极容易将读者引导向两个极端。在时下的散文创作中，思想性和文学性常常被作为两个互不干涉的因素在创作实践中被不同程度地提倡和发挥。基于不正确理解之上的对任何一方的过度强调导致出现了两种风格迥异的散文文本——一部分大而无当的“文化散文”和一部分小而琐屑的“小女人散文”。

以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为代表的文化散文是对“大散文”主张的自觉实践。在90年代蓬勃发展的文化散文中，既有余秋雨式的充满历史史料、考证证据的学者风范，又有张中行的通达、知行与文化品位；既有梁衡式的从山水中寻得的人生意趣，又有周国平充满哲理思辨色彩的人生探寻……与传统的散文相比，文化散文给读者一个突出的感觉便是说理成分和逻辑思辨力量的增强。许多散文在对文化遗迹、历史人物、民居园林，乃至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描述中，始终伴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沉思索和不同程度的批判，表现出浓烈的知识性和思想性。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在提高整个中国当代散文的文化品格和档次上立了大功，但其后的追随者就显得力不从心、捉襟见肘了。本来最高贵的思想的东西被作为最普遍的物品被不断地炒作，随意地塞进文本，或被高高地悬起以标示文本的高度。个体“精神的独创性”成为可以随意炮制的作品的某个章节，披着文化的外衣招摇撞骗。在罗列的一大堆史实、传记、古人今人的观点背后，显而易见的是对前人思想史的生吞活剥、机械拼凑。这些徒有思想外壳的作品当然不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但它们的出现，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散文界对作品思想性的单一强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诚然，思想性是散文的一个重要品格。理性精神的贯注，使文化散文超越了五六十年代传统的抒情散文，在文坛上树起了思想的旗帜。林贤治曾在《论散文精神》中指出：“精神寓于生命而高于生命”，“精神贯穿一切而存乎个体”，“精神使我们感受人生的痛苦，并由这痛苦感知自身的存在。”^⑤散文需要独立思考的品格，这是散文独创性的重要保证。

另一方面，文学性，作为文学作品的重要衡量标准，在笔者看来，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情感性，二是形式感。散文向来是最注重真情实感的，情感的涌动是散文作者面对世界最直接的反应，也是他们为文的基础和内在的脉络。散文的情感不能虚构，它拒绝矫情、煽情和滥情；缺乏情感的内在驱动和真实表露，散文就失去了它作为散文的一种基本元素。如果情感因素减少而社会批判因素过多，或情感滑向虚构，或过于抽象，则会成为杂文、小说或诗歌而应独立出去。但是另一方面，过分鼓吹散文的真情实感又容易使人误以为所有的真情实感都有价值，都能顺理成章的敷衍成文，这也正是时下一部分“小女人”甚至“小男人”散文的弊病所在。事实上，无论是某些作家不管甜水苦水一股脑子倒出的“直抒胸臆”，还是另外一些作家对某些个人琐碎经验的反复揣摩和玩味，都使散文停留于一己的悲欢之上，降低了散文的文化品格。一己的感动和私怨固然是最真实的，但其中充斥的浅薄、浑浊和浮躁却使得散文成为简单的情感宣泄或任性的沉迷，让人困惑这一己的悲欢和真正的散文到底还有多远?散文要走出低迷，必然需要提升，因此，理性精神的提出是散文真情实感必要的引导。精神的独创性能够保证情感的个人化，使情感成为发自某个个体的具有震撼力的因素；而大的、通达的理性精神也总是要以对生活机智而富含感情的理解为基础的。在散文中，单一情感如何表现得真挚强烈深刻是对散文深度的要求，而情感基础上理性的表达，思维的开拓则是对散文广度的要求，二者并不相悖。情感与理性是不可截然分割的。情感是散文的生命，精神是散文的灵魂。脱离了情感的基础，精神必然会走向抽象，并导向枯萎或虚无；缺乏了必要的提升，情感注定只能匍匐在一己的悲欢层面，在自恋和自怨自艾中滑向滥情。在笔者看来，散文的情感性应做广义的理解，它包括感性的体验和理性的思考，这种情感性，才能作为个体肯定自我，观照世界的依据被充分的强调和突出。

套用今天的流行话语，“小女人散文”是充满“小资”情调的生活散文。它真实细腻地记录了作者在生活中的点滴感受，记录了她们真切的悲欢离合。这种体会，有些是深刻的，有些则流于肤浅。人生的大起大落，时代的喧嚣争吵在她们眼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棵树、一朵花、一个小场景可能勾起的心潮涟漪。他们对大都市中来来往往的上班族的无奈和茫然，对时代新女性寻求独立又难以逾越传统障碍的苦闷和患得患失心理的刻画自然而然地拉近了作品和读者的距离。而同样容易让人沉醉其中的，除了这一系列女性细密的体会，还有她们细心打造的优美文字——晶莹、剔透、唯美。形式感是文学作品具有文学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一己的言说，必须被赋予相应的形式外衣才能被称作文学作品，正所谓“言而无文，行而不远”。“个体只有将那种完全属于纯粹个人化的情感和体悟以一种非常自然天成的文体形式加以负载和传达，才能生成一种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散文文本。”^⑥而这样一种契合于情感表达需要的形式无疑就是一种属于作家个人的散文体式，它“标榜着一篇散文独具的韵致和异常的气质”。^⑦这也正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作家的个人风格。但是，形式感的追求是以情感表达的需要为基础的，过分强调必然会走向极端。我国60年代“散文三大家”的作品，在形式上可谓精雕细琢，但这种形式是一种僵化的生硬的形式，它不仅无益于情感的表达，更会将情感限制在死板的模式中，最终炮制了一种虚假的诗意。“小女人散文”固然有60年代散文无法比拟的唯美的色调，谋篇布局也技高一筹，但无论如何，感情的极端个人化和形式的美化排挤了思想在文本中的地位，使一些“小女人散文”只是一味的浅吟低唱。缺乏精神的提升和对“自然天成的文体形式”的自觉追求，“小女人散文”只会越走越窄，陷入感情的无限制的放大、复制和“艺术”外衣的偏执的炫耀当中。

由此可见，思想性和文学性是散文必不可少的两个因素，文学性铸造了散文的血肉之躯，思想性保证了散文作为“一己言说”的独特之处，二者不能截然地分开。

三

日本的厨川白村在文艺论集《出了象牙之塔》中对散文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说：“如果是在冬天， 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谈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⑧散文不像诗，专注于世界的哲学思辨；不像小说，起源于对存在的质疑；也不像杂文和报告文学，努力和文化现实相制衡。散文不是“做”，散文是从从容容地说。它比其它的文学样式更普遍，更有平民性，散文是一种“自由言说”，它渗透并彰显了作家的个性。“自由”和“个性”是散文的本质特征。

散文是为展示个体精神形态的存在而存在的，它传达的首先是感情，但不仅仅是感情，认识不到这一点，散文的这种“自由言说”就不是作家精神、气质和主体人格的表露，而成了个体悲欢感情的简单宣泄甚至走向低迷。事实上，文学更是人把握世界、认识自我的一种途径，它是向内的，又是向外的(以内观外)。散文对作家的要求是作家人格的主体性，主体性即个性化，即作家对自我文化人格的塑造，它包含了对自我的抒写，对文化的诠释(对社会历史的理解和呼应)以及对存在的质疑。传统的散文观认为散文的功能只是抒写自我，只是一种小文章聊以自慰；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周涛、余秋雨、史铁生等人的散文创作证明了散文也可以用自身的形式承担起某些精神探索。正是这样一种思想上的“大格局”的追求给新时代的散文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活力，使它生成了另外一种健康的“美”。而90年代经济浪潮的裹挟，商业操作的刺激又极大地冲击了散文的创作，使一些应景而作的散文个性消弥、精神退化，泛化为“共我”；心灵园地的自由抒情变为温情派送；深度指向的生命体验简化为表面化的经验感受。这类散文表面的“随意自由”实际上掩盖的正是作家主体创作个性的缺失和自由高贵的思想的滑坡。散文的提升，落到实处，便是对散文“自由”和“个性”的呼唤与自觉体现。

纵观90年代的散文创作，从90年代初渐成气候，90年代中期蓬勃发展，到90年代末成泛滥之势，经过这十几个年头的繁荣、喧嚣，经过范畴论、特征论、创作论等的有益争辩，散文正一步步地回归到自身，一步步地确立起它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门类的特点。散文本来就不是一种大冷大热的文体，它的品质决定了它必将以一种自然天成、舒缓平实的姿态成为人类情感和精神的文化载体。“散文在我们生命开始并最终要回归的地方，在我们曾不断远离和遗忘又不断抵达和被唤起的所在。这是生命的原在，她是如此地不羁和坚实永恒。”^⑨散文步入了正常的发展轨道，我们有理由相信21世纪的散文将会更成熟、更出精品。

①贾平凹《弘扬“大散文”》，《美文》1994年第9期。

②③贾平凹《〈美文〉三年》，《美文》1996年第1期。

④范培松《中国散文批评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

⑤林贤治《论散文精神》，《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⑥李林荣《1990年代的中国散文与中国文化》，《开放时代》2001年11期。

⑦铁凝《散文河里没规矩》，《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⑧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鲁迅译，北京未名出版社，1925年版。

⑨李虹《媒体时代的散文》，《散文选刊》2001年第1期。

作者：黄雪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