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媒体的经济发展论文

摘要：根据高校对新媒体的利用，如何运用及运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解决完善，分析高校运用新媒体在疫情期间进行思想宣传教育所发挥的作用。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境外媒体的经济发展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境外媒体的经济发展论文 篇1：

新媒体时代传媒国际传播力构建解析

新媒体的兴起对构建传媒国际传播力过程中的传播主体、传播渠道、传播内容和方式、传播客体（受传者）等要素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既是严峻挑战，又带来发展机遇，文章着重从传播诸要素视角探讨新媒体时代传媒构建国际传播力的危机与契机，分析成因及其对策。

新媒体 传媒国际传播力 话语权 议程设置

G206 A 1003-6687（2014）12-0043-05

21世纪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从硬实力竞争上升到软实力竞争层面，增强传媒的国际传播力是展示和塑造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传媒国际传播力是指新闻媒体对外传播新闻信息、引导国际舆论、掌握话语权等方面的能力。新闻媒体兼备新闻信息、文化、意识形态和经济诸多功能与属性，是有效拓展中国国际话语权最为直接且潜力巨大的舆论平台。近年来，基于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新媒体崛起的深远影响，在打破了传统媒体一统天下的同时，形成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的传播新格局。新媒体的兴起对构建传媒国际传播力过程中的传播主体、传播渠道、传播内容和方式、传播客体（受传者）等要素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既是严峻挑战，又带来发展机遇。本文着重从传播诸要素视角探讨新媒体时代传媒构建国际传播力的危机与契机，分析成因及其对策。

一、对外传播格局的多元与复杂

从传播主体看，新媒体时代参与国际传播的主体呈现出多元而复杂的特点，打破了传统上政府及其控制的传媒主导国际传播的单一格局。一直以来，国家形象的传播主要以政府和官方媒体为主，但是新媒体推动了舆论话语权从国家向社会转移的趋势，官方媒体的话语权正在被越来越广泛的、多元的社会传播主体分享。[1]2013年春节前后新浪微博“学习粉丝团”以平实活泼的语言和近距离的图片，直播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广东、甘肃等地的动态，传播效果甚至超过了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引起巨大反响和海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而“学习粉丝团”博主并非专业媒体从业者，只是一位普通的肄业大学生。伴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和影响力的提升，境外媒体主要是西方媒体比如《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先后推出中文网站，加强了对中国的关注与报道，力图提升对中国受众的影响力并拓展中国市场。与此同时以英语为主的西方媒体对中国事务的报道和评论也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

形成传播主体多元格局的主要原因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大大降低了新闻传播的门槛，赋予了每个公民以传播的权力，加上政府对新媒体难以有效控制，客观上打破了政府及专业媒体对新闻传播的控制与垄断，国际传播主体多元是必然的趋势。传播主体多元有利于普通公民、非媒体机构包括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等共同参与国际传播竞争，增强对外传播的力量和影响，弥补政府和传媒对外传播的局限与不足。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先后发生拉萨3·14暴力事件、奥运圣火国外传递遭遇抵制等事件，号称客观、公正的西方媒体不惜捏造事实，“抹黑”中国形象，而中国在国际上缺乏有效的“发声”渠道，国内媒体基本失声，海内外华人主要是年轻网民挺身而出，用电脑和鼠标对抗西方媒体强大的谎言，彰显了中国网民的力量，后来国内传媒跟进报道，不同传播主体“异口同声”，迫使CNN最终不得不向中国人民道歉。

与此同时，传播主体多元对传媒国际传播话语权亦带来挑战，如果媒体以外的其他传播主体与传媒设置的议程不一致，出现“众声喧哗”的情况，就会削弱对外传播的效果，降低传媒公信力，甚至对国家利益造成不利的影响。比如2011年“7·23”温州高铁事故在微博等自媒体的推动下，迅速发展成为影响国内外的公共舆论事件。此次事故的报道主体主要有三：一是以网民为代表的自媒体，二是政府相关部门，三是广播电视、报刊为代表的传媒。三类传播主体对于事故原因的传播口径并不一致：政府相关部门认为是雷击造成设备故障导致的；网民在情绪化驱动下质疑并认为是人祸，而后来跟进报道的传媒则把事故原因归咎于高铁技术问题。比如上海某周刊评论说：“不论是天灾还是人祸，一个最大的天问是：高铁能苟全我们的性命于‘乱世’吗？”“起来，拷问高铁安全的人们！”[2]这种看法也是国内媒体对高铁事故报道和评论的基调，经过境外媒体的广泛传播，国内外舆论一致暗示中国所谓先进的高铁存在技术问题，这些导向错误的舆论对我国高铁技术出口和高铁建设本身客观上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和巨大损失。反观日本媒体对当年新干线事故的报道则一致把技术问题置换为管理问题即“人祸”，很好地维护了日本高铁的形象与国家利益。

从传播渠道（平台）看，目前中国对外媒体的发展滞后，国际传播平台相对不足。虽然我国大力发展对外媒体，加大对外宣传力度颇有成效，比如新华社旗下“新闻电视网英语台”（CNC）24小时对全球播送英语新闻，2010年开播以来已经覆盖南美洲以外的所有大陆，其节目在全球70多个国家进入家庭和酒店等，新华社的海外记者达到200名左右；2012年1月和2月中央电视台非洲分台和北美分台开播，其中北美分台节目通过卫星和有线网络进入美国家庭等。[3]但总体上看，中国传媒在国际传播格局中仍居于弱势地位，像我国海外报刊的影响主要局限于当地华人读者群，很难进入当地主流社会，要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目标还存在相当的差距；不少媒体具有浓厚的政府色彩，难以为国外受众所接受等等。更重要的是，近年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舆论场越来越多地影响着国际舆论话语权，传统媒体为代表的主流媒体话语权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我国主流媒体舆论场在与新媒体舆论场的竞合、较量中被边缘化，甚至有丧失新闻舆论阵地主导权之虞。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体的发展特别是社交媒体在国际传播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欧美各国政府和媒体都非常重视利用新媒体开展对外传播，而我国利用新媒体开展国际传播方面相对滞后。

二、媒体议程设置的解构与重构

从传播内容和形式看，传媒国际传播力主要表现为议程设置效果，现代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体设置议程主要体现在“传播什么”与“如何传播”两个方面。大众传播时代“传播什么”与“如何传播”基本上是由大众传媒及其代表的国家利益所定义、结构和传播的，媒体议程设置效果主要取决于传者需求。一直以来，我国媒体通过及时传播中国重大新闻事件和评论，讲述各种各样的“中国故事”宣传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方面的成就，介绍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等，为形塑正面的中国国际形象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随着新媒体的兴起，传播权力从大众传媒向受众逐渐转移，开始出现从基于传者需求的媒体议程设置向基于受众的媒体议程设置转变的趋势。

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议程设置的局限性凸显，这就是凡是对媒体及其所代表的国家利益有利的就报道，反之则不报道或少报道，媒体甚至不惜“扭曲”事实以符合偏见与成见。我国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主要以重大政治、经济、社会等硬新闻为主，软新闻和负面新闻较少；讲述的中国故事主要以精英人士为主而不是小人物；传播的中华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而不是丰富多彩的诸子百家文化，总之传播的基本上都是有利于中国（政府）的正面形象。与此相对照的是，西方媒体的涉华报道与评论则走向另一个极端，负面新闻和负面形象居多，中国被塑造成与西方不同的“他者”形象。对受众尤其是海外受众来说，无论是中国媒体的“高大全”形象还是西方媒体的涉华报道，都不是完全真实、客观公正、可信可亲的中国形象，损害了传媒的公信力。

我国传媒作为喉舌的性质，突出宣传功能和传播正能量，如何评估和判断负面报道即负面新闻要不要报道、如何报道等就成为困扰媒体对外传播的一大难题。在大众传播时代，媒体基于对新闻信息垄断的优势，倾向于报喜不报忧，对负面新闻不报道或少报道即淡化的议程设置方式基本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随着人人都是记者的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传媒及政府继续通过这种选择性方式处理负面新闻已经变得不可能了，因为受众通过互联网工具不但能够弱化甚至颠覆大众传媒设置的议程，而且可以设置议程，引领舆论走向。北京奥运会前后针对西方媒体“抹黑”中国的舆论攻势，网民用事实说话，通过网络和键盘“战胜”西方媒体设置的错误议程；陕西周正龙“华南虎事件”中网民寻求真相，成功瓦解了传统媒体所设置的正面议程等，足以表明互联网时代由于信息源愈来愈多元与复杂，受众在传播过程和议程设置中的地位与作用凸显，大众传媒对负面新闻选择性报道的议程设置方式和舆论话语权受到新媒体及其背后受众的严峻挑战。

目前我国对外传播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越来越多，如何对待之，在业界与学界引发激烈争议。一方面，西方媒体的涉华报道既有真实、客观的部分，也存在基于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议程设置方式，比如全球未来研究所创始人兼总裁钱德兰·奈尔撰文指出，近日一期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封面是一条中国龙缠绕着地球的画面，地球被笼罩在一片浓烟和火舌中，封面的题目是“世界上最严重的污染者”，暴露出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从许多方面来说，这已经成了一种典型的“中国故事”——强调这个国家给世界带来了巨大而且日益加大的冲击，却选择只突出它的负面影响，从环境和外交政策到在非洲的投资，似乎北京做什么事都不对。[4]长期以来西方媒体垄断中国报道的话语权，其涉华报道从西方中心论出发普遍存在“傲慢与偏见”“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对非殖民主义论”等负面言论甚嚣尘上，对我国国际形象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对此中国媒体不能置若罔闻，而是要对西方媒体巧妙的议程设置及其背后隐藏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加以揭露与批判，以正视听。

另一方面，面对西方媒体的负面报道我们更需要保持对外传播的理性与自信，少一些受迫害心理，防止陷入网络民粹主义等非理性舆论的陷阱。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发生“叶诗文风波”，西方一些媒体等质疑夺得两项冠军的我国运动员叶诗文采取了不正当作弊手段，经过严格药监证明属“子虚乌有”，引发国内强烈愤慨，最终英国权威科学刊物《自然》杂志公开道歉。《人民日报》把西方媒体等对叶诗文夺冠的质疑定义为“对中国的歇斯底里和妄想恐惧症”，是“采取双重标准，将攻击矛头对准中国运动队和中国选手，这样做，用无心之失恐怕很难解释，刻意打压、故意干扰可能更接近事实真相”。[5]事实并非如此，西方业界和媒体普遍不同意奥运赛场上对中国存在什么有意识的偏见和阴谋，英国《卫报》2012年8月8日发表的评论认为：“无论全球地缘政治中存在何种更大范围内的紧张关系，在伦敦奥运会上要找出公开反对中国的态度并不容易。”如果我们在义愤填膺之余稍稍心平气和一下，倾听一下西方人士和媒体的声音的话，也许会认识到，我们的情绪里面其实有着许多不真实的夸大成分，至少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误解了西方大多数人的想法。[6]

为何产生如此严重的“误读”与“误判”呢？事件背后的原因错综复杂，主要还是中国媒体和民众对西方媒体及其文化的“误读”与隔阂造成的，而其中媒体不辨真相、“误导”舆论又起了关键的作用。具体来说，一是对西方媒体“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的新闻价值规律欠缺了解。与中国“传播正能量”的新闻价值观不同，西方媒体作为第四权的角色和“扒粪者”，热衷于负面新闻，对国内国外新闻事件的报道都是如此，比如西方媒体对叶诗文等人身上的怀疑并非特别针对中国运动员，它可以发生在任何—个国家的运动员身上，所以我们需要以平常心看待西方媒体的负面报道，不必作上纲上线的过度解读。二是源于“普遍弥漫于曾经在列强入侵下国破家亡的中国人民心灵深处的那种近乎‘病态’的民族自尊感”，[7]而互联网和国内部分媒体又将这种不成熟的国民心态放大，形成“不理性的声音”和非理性舆论漩涡。

从传播客体看，新媒体时代受众与传媒的关系发生根本变化，网络传播中受众不再是被动地接受信息，同时也是主动制作和传播信息者，信息传播的双向乃至多向互动使受众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利，如前所述，新媒体时代媒体议程设置效果不再取决于传播者而是取决于受传者。互联网时代受众对传媒构建国际传播力影响巨大，但这种影响也是错综复杂的，一方面传媒国际传播要对受众产生影响，获得受众的认同，就需要在构建过程中加强对受众价值观念和逻辑习惯的研究，但目前我国传媒对外传播报道重宣传轻传播，受众意识还比较薄弱；另一方面，基于互联网的新媒体舆论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理性与不理性的声音并存，非理性的网民与网络舆论对传媒构建国际传播力不但没有正面作用，反而起到阻遏甚至破坏的作用，需要媒体加以正确引导。

三、构建传媒国际传播力的路径选择

第一，从传播主体方面看，我国传媒构建国际传播力亟须推动整合多元化传播主体，以成为多样化国际传播格局的主导者和对外传播的主力军。如何协调政府、媒体、企业、公民等多种传播力量，协同发出“中国声音”，将是我国政府和传媒面临的一大挑战。在传媒与政府的关系方面，西方标榜所谓新闻自由和传媒独立于政府，这也成为西方攻击我国对外传播的一大借口。事实上西方传媒的独立性近乎一种当代神话和迷思，传媒所谓的“监督政府”其实是“小骂大帮忙”，它和政府、企业等一起维护金融寡头为代表的统治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已经形成特殊的“共生共荣”关系，这从默多克新闻集团的窃听丑闻和美国传媒集体淡化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报道中可见一斑。西方传媒实际上成为西方对外传播的窗口，只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是透过民间传媒、企业、所谓非政府机构等进行对外传播甚至发动舆论战，而不是采取直接行政干预的方法。这一点值得参与国际竞争的我国传媒加以学习和借鉴。中国媒体对外传播中华文化以取得海外受众的认同是当务之急，这是对外输出中国产品包括文化产品的基础和前提。

第二，从传播渠道看，创新传播渠道、构建和发展现代传播体系是传媒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当务之急。一是进一步发挥已有传统媒体的作用；二是有针对性地创办具有竞争力的外文媒体；三是利用新科技开拓新媒体，打造互联网平台发出“中国声音”。新媒体的出现为我国传媒开展国际传播和竞争提供了契机和平台。比如中央电视台顺应现代传播的新媒体趋势，开通网络电视台，合理利用各种渠道的优势。《人民日报》开通官方微博，被认为是主流媒体主动打通以网络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场、官方舆论场和海外舆论场的重要举措。总之，传媒需要充分利用新的传播手段，以数字化为突破口，推动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与转型，构建和发展技术先进、传播快捷、覆盖广泛的现代国际传播体系，以形成全媒体建设为重点并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及国际地位相称的对外传播新体系。

第三，从传播内容和方式看，传媒构建国际传播力过程中应遵循新闻传播规律，以“用事实说话”的方式设置议程，塑造媒体公信力。为此，首先要真实、客观、公正地“向中国展示真实的世界，向世界说明真实的中国”，使受众对世界、对中国都有真实、客观的了解、认知与理解，培养跨文化差异思维以消除误解与隔阂，以增进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交流与交融，这也是传媒最基本的伦理与责任。媒体既要讲中国发展的成就，也应讲存在的问题；既要展示精英人物的成功故事，也要呈现普通民众的悲欢离合。新闻报道的客观、公正、及时准确、全面和平衡，以及对问题和困难的透明开放及坦诚，是媒体构建公信力，争夺受众市场话语权的核心要素。[8]

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双方相互的“误解”、碰撞乃至冲突的发生，由于西方入侵等特殊的历史背景，加深了国人对外部世界包括西方文化的“误解”与隔阂，众多“睁眼看世界”者之中能够“清醒看世界”者寥寥；鉴于国人昧于世界大势，不知己不知彼，梁启超、严复、陈独秀等一批先贤创办报刊如《国闻报》《新民丛报》《新青年》等，以“通中外”“通外情”为要务，促进中西方之间的沟通与理解，但救亡压倒了启蒙，媒体启蒙国民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改革开放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西方的交流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时至今日，不少国人对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的认知似乎还停留在表象和想象的层面。正如曹林所说：“中国虽然已经崛起，成为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但一些人似乎还跪着，未能摆脱那种小国胸怀和弱国心态。近代史上落后挨打的屈辱经历，让有些国人一直不能理性平和地看待西方世界，要么表现得过于自卑，总觉得低人一等抬不起来头来，要么就是盲目自大和过于自尊，带着强烈的仇外、排外情绪——受害者心态，就是这两种情绪的复合物。不仅对待奥运，这些人习惯以这种受害心态看待中国与外在世界的任何交往。”[9]不少国际性突发事件的发生是因双方不够了解造成的，语言、文化、信仰、习惯的差异等容易使双方出现交流的障碍并产生误解，东西方均如此。狭隘的网络民族主义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对事件的发生缺少跨文化思维，往往用自己的思维来主观臆断地推测对方，并使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观点，容易曲解真相、加深误解，产生负面效果。[10]

媒体应在客观报道“真实中国、真实世界”的基础上以中国价值引导舆论，培养成熟理性的舆论环境，实现“全球内容，中国价值”的对外传播新境界。随着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媒体面对的舆论环境更加多元而复杂，塑造舆论共识、争夺话语权的难度越来越大，对外传播要取得效果必须有价值观作支撑，这就是中国价值，它既融入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对传统中华文化优势的继承与发扬，阐旧邦以辅新命，又是对人类文明包括西方文化一切优秀成果的继承与升华，它是媒体对外传播文化自信的源泉。当前中国对外传播的主要特点是“中国内容、国际表达”，但在新形势下中国国际传播的内容不应限于中国事务，而应强调“全球内容、中国价值”，进一步放眼全球，用中国价值来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通过对全球事务的报道传递中国价值。传播理念既体现中国立场，又体现世界眼光，强调全球利益共享与合作，更好地让中国走向世界、融入世界；传播视野强调开放与包容，通过更高层面的议程设置与角度选择，将中国立场寓于客观报道之中，润物无声地传递中国价值、体现中国影响。[11]

第四，从传播客体看，传媒在建构国际传播力过程中，一方面要利用新媒体对受众进行更为精准的传播。在新媒体语境下输出价值和文化必须遵循新媒体的游戏规则，“相信你的用户”是互联网行业秉承的理念，这对于中国的对外传播同样适用。[12]另一方面，媒体也不能一味迎合受众趣味，还应站在更高的层次以高度的责任感引导而不是“误导”受众和舆论，营造理性的舆论氛围。比如近年来兴起的网络民族主义本应是针对中国国际事务而引发的民族主义在网络上的理性表达，其目的是试图通过民众的广泛议论来影响国际舆论，以此来维护本民族的利益，其受众主要是与中国国际事务相关的国家及其民众。但在我国，网络往往被视为情绪宣泄的途径，而非传播信息的渠道，没有考虑信息接受者的问题，而往往是信息仅在本国人民内部流动，引发争论甚至是“口水战”，这对国家对外事务的合理解决起不到积极的作用。[13]新媒体时代如何引导受众是传媒构建国际传播力过程中必须面对与克服的一大挑战。

参考文献：

[1]于运全，袁林. 新媒体环境下国家形象传播的变革[N]. 光明日报，2013-01-26（06）.

[2] 胡展奋. 高速噩梦[J]. 新民周刊，2011（8）：25 .

[3] 刘晓忠. 遵循新闻规律 讲述中国故事[N]. 21世纪经济报道，2013-01-08（04） .

[4] 钱德兰·奈尔. 西方媒体扭曲报道忽略中国成就[N]. 参考消息，2013-09-12（15）.

[5] 钟文. 双重标准有损公平正义[N]. 人民日报，2012-08-06（17）.

[6] [7] 陈季冰. 奥运之后的思考[N]. 经济观察报，2012-08-20（49）.

[8] 刘晓忠. 遵循新闻规律 讲述中国故事[N]. 21世纪经济报道，2013-01-08（04）.

[9] 曹林. 带着受害者心态看奥运会很累[N]. 中国青年报，2012-08-07（02）.

[10] [13] 叶璞. 理性看待“网络民族主义”[N]. 北京日报，2013-09-30（18）.

[11] 王庚年. 中国国际传播的现状和发展趋势[N]. 人民日报，2013-09-12（07）.

[12] 宋诗婷. 文化营销“大数据”[N]. 北方周末报，2013-09-12（C17）.

作者：钱晓文

境外媒体的经济发展论文 篇2：

新媒体视域下疫情期间高校思想宣传工作存在问题及革新策略研究

摘要：根据高校对新媒体的利用，如何运用及运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解决完善，分析高校运用新媒体在疫情期间进行思想宣传教育所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新媒体;高校;思想宣传工作;发展建设

通过分析此次研究新型冠状病毒可以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后，学校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首要的政治任务，同时，由党委宣传部牵头，各部门单位密切配合，严格按照上级决策部署。为了更好的让师生了解此次疫情、大家在此次疫情能够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后能够做好防护，使得疫情能够得到控制。

通过此次疫情的发生，也反映了学校新闻宣传工作没有达到效果，没有让更多的师生通过学校新闻宣传关注到这个事件没有达到预期的有效性，学校宣传工作的有效性，是指高校在内外宣传活动中，成功地实现自身宣传目标的一种成功状态。

也为了积累经验和探寻今后高校新闻宣传工作的发展路径。如何更好的应对这种大型的突发公共事件热点新闻（疫情），如何才能在师生群体中起到应有的影响和教育宣传作用（师生能够在第-时间对这次个疫情有一定的认识和懂得做好防护措施），如何为学校的培训工作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一、目前高校新媒体国内、外现状

随着新媒体的飞速发展各个高校也抓住了时机，传统媒体逐渐被新媒体替代。

（一）国内现状：我国高校新闻宣传工作研究现状和发展动态可大致分为新媒体兴起之前和新媒体兴起之后，新媒体兴起之前，校园宣传栏、校园广播、校园报纸及其他刊物等传统媒体传播方式一直在高校新闻宣传工作中起关键性作用，并且传统媒体在很长时间中都是主流宣传方式，但是新媒体的到来逐渐代替传统媒体。与此同时，大数据在技术的不断优化、完善中快速发展，新媒体平台全面采集各类用户行为信息资源，并基于所获得的大数据开展各种模式的用户推送。在消费升级和和政策利好的推动下，新媒体产业继续高歌猛进，互联网广告、电影、大数据等产业快速发展，移动化、智能化媒体产业成为主流。微博、微信、客户端、微视频等移动新媒介进行加速经济发展，促进了国内外信息互联互通，讲好中国的故事，传播中国的声音。

新媒体产业联盟秘书长王斌：“新媒体是以数字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互动传播为特征的创新媒体形式。”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大众传播作为大规模、单向、中心边缘传播或分布的方式，对电子媒体超越物理环境支撑的语境进行了定义和界定。在新媒体的时代下，学者通过研究发现新媒体在高校的运用中体现了诸多优势，新媒体是高校新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改革发展创新的契机;比起传统媒体，新媒体使高校的新闻宣传更加有效，专业化水平提高;新媒体为重新把握舆论引导、巩固校园媒体地位、壮大主流舆论影响力提供便利。新媒体使高校新闻宣传内容更加生动，内容更具有亲和力，宣传成本更低。新媒体打破高校新闻宣傳的区间限制，使受众面更加广阔。通过各种社交APP，除了师生这群特定用户外，校园新媒体还可以拥有历届校友、社会高校、周边社区、学生家长等受众群体，从而增强影响力，扩大受众面。

（二）国外现状：相较国内，外国的高校新媒体探索及发展经验更为丰富，美国《连线》杂志对新媒体的定义是： “全民传播”。可穿戴设备、人工智能技术、无人机、大数据、H5页面等新传播技术使媒体生态呈现多样性，新媒体文化发展迅猛。国际资本左右着传媒产业和互联网信息产业，欧美等发达地区国家的新媒体企业文化占了绝大多数媒体信息资源，成为新媒体进行文化的引导者，掌握着新媒体社会文化的话语权。长期以来，人权、言论自由、生态环境等方面都是外媒批评中国的常见话题。就比如美国高校新闻工作，因为其400多年的历史经验使得宣传工作更加多元，可概括出美国高校新闻宣传工作的几个特点：一强调了学校新闻的公共性，二学校新闻的开放性，在内容上有很大自由度，三学生在参与新闻编辑上有较大的自主性。

二、国内高校新媒体在疫情期间发挥的优势与弊端

科技飞速发展带来的新媒体时代，它为大学记者和宣传人员创造了条件，使得高校新闻传播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大。

（一）优势及特点：

1.高校新闻宣传工作所处的时代契机

因为新媒体的发展，高校新闻宣传工作因抓住这个时机发挥新媒体信息传播发展速度快，影响力大的特点，使高校新闻宣传工作有一个新的发展。为了学习如何熟练使用新媒体技术，做好自媒体，如学校官方微博、学校官方微信公众号平台，用新媒体技术传播本学校的信息，增加本校在社会的影响力。新媒体的运用，可以使原本枯燥乏味的文字，因为插画、动画等新媒体技术而变得有趣，内容更加生动形象，大众更容易接受，增加自媒体访问量，被大众所熟知。

2.高校新闻宣传的时效性增强，无地域性

旧媒体的传播主要依赖报纸这类纸质物品，中间所需要的印刷、出版消耗了大量时间，人们不能第一时间了解到，而新媒体只需要一双手一台电脑就可以把发生的事情发布，节省了大量时间，增加了新闻的时效性。

旧媒体信息时代的高校新闻宣传教育工作，因为我国高校的地域性，使得本校的新闻只能以本校为中心向外围辐射，但辐射范围有限。新媒体的传播技术可以无视土地范围，让天南地北关注本校的人们都可以了解到。

3.降低高校新闻宣传的成本，有益于环境保护

新媒体兴起之前，高校新闻宣传主要是校园广播、校园纸报或者其他纸质刊物。其中含有大量木质素和其杂物，不宜长期存放。如果储存时间过长，纸张会变黄变脆。据造纸工业协会统计，从2010年到2020年，中国生产了2500万吨新闻纸，需要消耗大量林木来制造。从成本来看，一是采购大量出版纸质需要成本，二是联系出版社和自费出版费的成本，而新媒体传播大大降低了这些成本。从环境的角度看，减少了出版所需的纸张，有益于环境的保护。存储媒介由纸质存储升级为大数据电子存储，保证了内容的完整性，并且占用空间小，容量大。

4.新媒体使高校新闻宣传推送为受众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

新媒体技术平台的传播力与影响力企业需要进行大量保持高粘性的用户，因此满足用户的需要提供个性化、垂直化服务尤为重要。通过各平台的功能和人工筛选，新媒体发布的内容是直接到师生所关心的群体。新媒体的发展和大数据的利用，使得高校新闻推送面向师生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明显提高。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更加迎合了新时代青年对网上知识和信息的诉求，打破了传统媒体“大锅饭”无人问津的窘境。根据师生的专业特性以及兴趣喜好，为师生提供精准而有效的推广服务。

5.新媒体的应用拓宽高校思想道德教育的途径[1]

新媒体的交互性、开放性、趣味性使其成为一种对高校师生道德教育的新手段。相对传统媒体下的教育方式，新媒体使学生能够更自主地获得他们需要的信息，提高我们学生的积极性，提高德育思想教育的效果。新媒体使学生“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学生可以通过上网功能及时了解社会当中发生的大事，新闻动态。高校思政教育者应以此为契机，及时上网了解学生思想动态，正确引导，跟踪指导。高校思政教育者应当紧跟潮流，成为新媒体时代的弄潮儿，除了要具备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政治理论水平、良好的心理品质和一定的创新能力之外，还要熟悉网络世界的环境，熟练操作新媒体传播工具，扎根微博、微信，进驻抖音等大批新媒体平台，培养新媒体时代所必需的媒介素养，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实时掌握舆情动态，及时疏导学生疑难困惑，提高学生辨别能力。

6.新媒体使高校新闻宣传走向国际

新媒体的广泛应用与推广，国内高校的发展以及最新动态也将通过网络实时的展现在世人面前。高校审时度势，设立针对大学生的国际媒介文化公共课，鼓励更多学生利用新媒体参与到向国际社会宣传祖国的建设和发展。在使用新媒体进行对外传播过程中，直播微视频等新技术更加真实生动的展现文化内容。与此同时，高校应充分利用留学生资源，运营好境外账号，增强我国的国际话语权、自信心，树立了良好的国家形象。

（二）弊端及存在的问题

1.传播主体的无门槛性

新媒体所具有的公众性、动员性使其在传播主体上“无门槛”或“低门槛”，原来虽具有话语权但缺乏表达途径的平民可以通过新媒体这一载体自由表达自己的情感思想和政治观点。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对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2.传播内容的杂乱性与虚假性

新媒体空间良莠不齐，虚假难辨，各种思潮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杂音噪音不断增多，虚假新闻的出现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土壤[2]。因为新媒体网络的出现消除了信息传播的时间和空间限制，一条谣言制造出后马上就可以为人所见，然后立马被其他无良媒体顶上网络热评，发生“人传人”的现象。信息的不对称性以及部分学生批判能力较弱使得谣言已难以遏制的速度传播蔓延，加剧了安全管理的不稳定性。

三、高校新媒体在疫情期间进行思想宣传工作的必要性

疫情前期因为正值春运，感染新冠肺炎人数急剧增长，2019年12月份开始至2020年2月感染人数以超过38，800，本应当开学的时候因为疫情延迟3个月。此时高校媒体对学生进行思想宣传工作就很有必要性

1.有利于缓解学生消极情绪

人民群众被突如其来的疫情弄得人心惶惶，武汉封城、禁止外出、延缓开学，学生居家快半年此时心理状态是非常消极的。[3]因医学研究表明，特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都对群众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譬如会出现抑郁、焦虑。而高校大学生人生经历少、受挫能力弱但又精力充沛，这导致了学生情绪无法释放，就会出现情绪低落消极，特别是在这春节期间，本该热闹的时候却觉得很冷清。因此高校利用新媒体技术进行管理思想宣传教育工作就非常必要，开展网上心理建设修护讲座、宣传官方积极信息。开展讲座可以缓解学生消极情绪，帮助学生进行心理建防，预防抑郁、焦虑的情绪;宣传官方积极信息，如中国新闻、人民日报发布的全国各地医疗队驰援武汉、火神山雷神山的建设、钟南山等权威专家对疫情的评估的信息即使转载到本学校本院的微信公众号、学生群，这样学生不仅能了解到疫情形式，也能帮助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励学生责任心和强使命感的形成，牢记全国人民一条心，铭记习近平主席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

2.有利于学生认知并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制度优势

通过疫情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制度优势，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支援速度之快，各地醫生驰援武汉超百分之八十的医生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置之死地而后生。往前看党领导人民战胜了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1959年的华东地区长江洪水、2002年的非典等等无不是为学生讲明了党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制度优势[4]。

四、新媒体存在问题的解决手段与途径

加强审核管理

（一）审核：

审核人需确认格式是否正确、是否存在违法信息、是否存在不良舆论引导。

审核人需确认内容是否规范、以及上传的照片、视频、音频等能否正常播放。

通过提升审核人自身各方面素质，从而提高发布文章的思想水平以便于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管理：

首先明确自己高校媒体的定位，明确自己的运营模式，高校媒体决不能以营利位目的发布一些不实消息。后台工作人员不能利用职务之便发布一些不良推文。

结语：习近平同志强调“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社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传统文化优势同信息管理技术具有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

可以看出，新媒体技术的应用是空前重要的，正确运用新媒体技术正确认识自身问题与不足才能更好服务社会群众。

参考文献：

[1]蒋朗朗.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如何应对疫情防控大考[J].北京教育（高教），2020（03）：23-24.

[2]熊翠兰.新冠肺炎疫情中健康传播的机遇、挑战与对策初探[J].科技传播，2021，13（03）：73-76.

[3]陈婉兰.新冠疫情期间高校学生工作面临的问题与对策[J].西部学刊，2021（03）：107-109.

[4]邓喆，刘相君，康卓栋.高校新媒体在重大疫情防控中的舆论宣传及其思想教育功能研究——基于42所“双一流”大学2966篇微信公众号文章的实证分析[J].思想教育研究，2020（03）：38-43.

作者简介：黄高攀（2000-12），性别：男，民族：土家族，籍贯：湖南桑植，学历：大学本科，单位：玉林师范学院，研究方向：新媒体;思想宣传

作者：黄高攀

境外媒体的经济发展论文 篇3：

广播电视应对新媒体冲击的战略思考

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广播电视的舆论引导作用也受到了很大冲击。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本文对新媒体发展的基本情况做了简要梳理，对其给广播电视造成的冲击进行了详细分析，为三网融合背景下广播电视如何应对新媒体挑战，如何加强自身的舆论引导作用进行了深入的战略性思考。

新媒体发展势头迅猛、影响巨大

（一）新媒体的界定和三个发展阶段

关于新媒体，业界并没有明确的定义。本文所称的新媒体，是相对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而言的，基于信息技术发展、依托互联网而产生的，具有各种视听形态的业务总称。

互联网的广泛应用虽然只有20年，但发展却极为迅速,对人类的生产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28次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底，中国共有网民5.13亿，其中家庭宽带网民3.9亿，手机网民3.56亿，微博用户由6311万增长到2.5亿，网民中使用率达48.7%，即时通信已提升为用户规模第一大的应用类型，达到4.15亿，超过了4.07亿的搜索引擎。

从业务形态发展过程而言，我认为新媒体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各类门户网站（如新浪、网易等）将传统媒体的相关信息收集和整理后，提供给用户,特征是图片加文字；第二阶段是用户可以自己生产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以视频的广泛使用为特征，这是基于宽带基础改善而实现的，在国内以优酷等视频网站大量出现为代表；第三阶段是社会化网络服务SNS（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的广泛应用，以帮助人们建立互联网应用服务为特征，如即时通信、微博的大量出现。

（二）新媒体传播的特点

新媒体与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相比，至少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传播速度更加迅速。在社会突发事件和热点问题的传播上这一特点尤为明显。新媒体作为一种自发性的意见表达形式，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传播出去并形成舆论强势，满足公众“知情”和“表达”的诉求。

二是传播内容形态多元化，用户小众化、信息传递精准化。新媒体传播的内容来源多样、表现形态多元，既有专业机构提供的内容，也有用户自己提供的内容；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信息，从而让用户小众化、传递精准化的实现成为可能。

三是传播渠道便利、接收终端多元。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智能终端的广泛应用，信息的接收和发布“随时随地”、无缝连接。

四是传播方式发生了变化，由单向传播向互动传播转变。用户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参与到内容的制作和传播过程当中，实现用户与媒体的“全程互动”，改变了传统媒体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新媒体这种互动性的传播方式，使得普通民众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公共讨论,对现实和社会上的各种现象、问题表达自己的情绪、态度和观点。

（三）新媒体对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是新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加大，促进政府行政透明化。

依法行政、政府行政透明化，是现代法治社会对政府的要求，也是我国政府正在积极努力的方向。随着新媒体的广泛使用，公众知情范围不断扩大、公众表达空间不断拓展、公众监督权利不断加强，公众参与的机会不断增多，公共协商机制不断完善。更多的人民群众通过使用新媒体参与到了政府决策的过程中，对推动政府依法行政、政务公开、透明的作用不容小觑。如2007年10月12日，陕西省林业厅宣布，在陕西省镇坪县发现了野生华南虎，并公布了该县农民周正龙拍摄的两张华南虎照片，并向其颁发奖金2万元。此事一经报道，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经过网民广泛参与、坚持不懈的努力，最终证明了“此非彼虎”。还有包括2009年云南的“躲猫猫”事件、2006年的彭水短信案在内的众多影响大、范围广的热点事件，得到了公正的处理，都与普通民众通过新媒体发表看法、参与监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是在一些群体性事件中，新媒体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现阶段，我国人均GDP已超过4000美元，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社会结构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造成了当前社会矛盾“热点多、燃点低”的状况。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处理不当的事件一旦被公众广泛传播，极易造成群体性冲突。新媒体的广泛应用，使信息传播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从最初的论坛、博客，到QQ、MSN、QQ群，再发展到微博的广泛应用，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容量都超越了传统媒体。普通事件通过新媒体的聚焦和放大，容易引起人群的关注，加之新媒体的互动性，使在广大受众的参与评论得过程中，一些负面因素容易被不断放大。而群体压力下的从众心理，又使得一些群众从网络上的言辞激烈转为实际的集体行动。近年来发生的如2009年湖北石首事件、2008年贵州瓮安事件、2007年厦门市PX事件等群体性事件，都与新媒体的推波助澜有关。

三是若新媒体应用不当，会带来一些新的社会问题。

孟德斯鸠的名言“有权力的人容易滥用权力”，同样适用于新媒体。民意的表达权如果被滥用，也会带来新的社会治理问题。如“网络审判”的出现，大大扩宽了媒介的舆论监督职能范畴，公众通过新媒体发表自己的观点或以点击转载等形式对于事件报道、他人观点来形成舆论，从而对行政行为、司法行为产生干预和影响。其本意固然是有助于事件的公正解决，然而鉴于事物具备可转换的两面性而言，过多的干预必然会对司法独立产生影响，负面作用不容忽视。再如“人肉搜索”，虽然在2008年挖出了南京江宁区房管局副局长周久耕的贪污腐败案，但一些不负责的“人肉搜索”也给部分人的正常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至于“网络恶搞”等形式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更加不胜枚举了。

新媒体对广播电视的冲击不容忽视

（一）新媒体分流了大量广播电视用户

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对传统媒体尤其是广播电视带来了较大的冲击，必然会分流走一些广播电视用户，世界各国的情况大致相仿。根据美国媒体研究公司“爆发媒体”（Burst Media）调查，70%以上的美国网民会通过互联网观看在线视频内容，其中年龄多集中在18-34岁，将近20%的观众每天观看在线视频时间超过10小时；根据研究机构“屏幕文摘”（HIS Screen Digest）提供的数据，美国付费电视（有线电视、卫星电视、IP电视）订户在去年Q2减少了近38万户，这些用户在退订付费电视的同时，转而使用价格更低的网络视频服务，如Netflix、HuLu、亚马逊；以美国最大有线电视运营商Comcast为例，去年Q2，其互联网用户增长了10万户，而有线电视用户却下降了23.8万户。

在我国将近5的亿网民中，20～29岁的网民比重占到29.9%，多集中在学生群体。作为与电视最相近的服务， 2011年6月国内网络视频的用户已达3.01亿，新媒体已成为社会精英群体获取信息、传递信息的主要渠道。据Starcom MediaVest Group（星传媒体，全球最大的品牌传播公司之一，隶属于法国阳狮集团）的研究显示：中国用户花在电视上的时间少于借助PC看网络视频的时间。三、四、五线城市的居民每天花在网上的时间远远多于看电视的时间。从年龄结构来看，年龄在19～30岁的用户在线的时长几乎是观看电视的两倍。且用户通过互联网获取大量视频娱乐信息。正如刘云山同志所言:“互联网已经成为发展势头强劲的大众传媒，对社会舆论的态势和走向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二）新媒体的体制和运营机制更贴近市场经济发展规律

中国新媒体企业多为股份制公司，从以新浪、搜狐、网易为代表的第一代，到腾讯、百度、优酷等为代表的下一代，除乐视网外，基本上都是在国外注册公司，然后到美国纳斯达克等境外资本市场上市（腾讯在香港联交所上市）。这类由中国人（包括海归人员）创办，并以中国人为员工的特殊“外企”其最大的特点是：以中国大陆为其主要营业收入来源地，以中国大陆居民为主要营业对象。

这些新媒体企业都是在激烈的市场经济中产生并发展壮大，通过上市募集到了雄厚的资金，为其开展业务、争取客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而更加适应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开展信息传播。以视频网站为例，在美国上市的三家视频网站（优酷、土豆、酷6）2011年11月发布了Q3财报，虽然收入有所增加，但依然没有摆脱整体亏损的境地。日益上涨的版权价格和居高不下的带宽费用成为亏损的主要原因，但各视频网站对视频行业的前景依然充满信心，纷纷表示2012年将加大投入以保证市场占有率，暂时不考虑盈利因素。这种不计成本的营销手段，在市场竞争中还是很有效果的。

与新媒体相比，广播电视则长期实行事业体制，市场意识较为淡薄，在保证宣传任务完成的同时，还要通过广告等形式进行创收，确保全台正常运营的经费。这种体制性的障碍，使广播电视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竞争能力远远小于新媒体企业。

（三）新媒体的传播方式更接近信息传播规律

我国的广播电视定位于党和政府的喉舌，严格执行党的宣传纪律是第一要务，任何有悖于宣传要求、宣传口径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而这些作为主观要求，与信息传播的客观规律并不能总是完全吻合，这就解释了为何广播电视会在一些重大事件的舆论引导上、宣传效果上出现偏差。

而新媒体受宣传纪律的约束就略有不同，他们多把自己定位为传播主流价值的平台。“宣传”与“传播”的一字之差，使得新媒体能够以广泛遵循信息传播的客观规律开展业务。如视频网站，能够在几年内迅速崛起并在新媒体的各种形态中占有重要地位，丰富的内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内容提供上，以国外影视剧为例，视频网站只要经费允许，可以无限制地引进国外电影、电视剧供用户点播，如最近土豆网与日本东京电视台、PPTV与韩国多家电视台进行了全面合作的节目引进。而我国电视台引进国外剧有严格的部（集）指标限制，播出时间在时间段、时长上也都有严格的要求。近期，国家对广播电视节目加强了管理，更加明确了其宣传属性，而视频网站则不受这些管理的限制。尤其是在对广播电视娱乐类节目加强管理后，广电总局大刀阔斧地禁止在电视剧中间插播广告，而视频网站恰好捡了个“大便宜”。

（四）新媒体的一些新功能能够满足用户的信息传播需求

新媒体借助信息技术的发展产生的一些功能具有天然的优势。尤其是微博的迅速发展，更是使人人成为自媒体，其信息传播的便捷性，使广播电视独家首播新闻的优势受到了很大挑战。

2011年12月12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全国首份政务微博年度报告显示：我国政务机构和官员微博在2010年“微博元年”之后开始高速攀升，增长率超过200%。截至2011年10月底，政务微博总数接近2万，是一年前的近3倍。其中政府机构微博超过1万家，个人官员微博近9千个。其中，2011年11月17日，“北京微博发布厅”在新浪上线运行，这是全国各省区市开通的首个省级政务微博发布群。这些情况说明，微博已经走出了个人使用的局限，成为我国政务机构的强大社交工具、信息平台和互动媒体。相信微博的发展模式还将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用途，这些新功能的应用，将对广播电视形成更大的冲击与挑战。

广播电视应对新媒体冲击的战略思考

（一）加强广播电视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建设

一是要主动自觉地维护广播电视舆论宣传的权威性。

广播电视在发挥党和政府喉舌功能的同时，更应当起到党群联系的桥梁作用，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高尚的情趣，而不是通过“恶搞”、“胡编乱造”的手段，以充斥“三俗”的各类娱乐节目去抓人眼球，盲目追求收视率收听率。

二是要积极主动地介入热点事件，特别是重大突发公共事件。

要第一时间进行跟踪报道并积极引导，坚持以主流媒体的立场和观点来报道和分析事件，发挥广播电视的舆论引导作用，避免在重大事件和热点事件上主流媒体出现失语和缺位。蔡赴朝同志指出，“在传播无所不在的今天，可以得出一条基本规律：对于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在所发布信息准确、客观、真实的前提下，只有因迟报漏报造成消极被动局面的情况，没有因第一时间抢占舆论制高点而产生被动、因第一时间发布信息而造成不良影响的可能。”近年来，我国广播电视在汶川地震、中东及北非政局动荡危机等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报道上，在第一时间发布真实准确的权威信息，积极抢占传播制高点，在舆论引导上掌握了主动权。

（二）转变宣传思路,把基层和群众作为重点

媒体的应用过程就是科学技术普及发展、更新换代的过程。广播电视作为科学技术的产物，因信息传递及时便捷，在一定时期内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同样凭借信息技术发展而产生的新媒体，其对广播电视的冲击，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经过多年努力，在理论数据上，我国广播电视已实现了境内的全覆盖，广播电视节目也朝着丰富多彩的方向发展，广播电视实现“户户通”的目标指日可待。实现广播电视信号的覆盖并不意味着群众就一定使用和接受。新媒体的发展和普及，则是提供了更多选择信息的渠道。是否选择广播电视作为接收信息的渠道，选择权在用户。

面对新媒体的挑战，广播电视作为主流媒体，只有转变宣传思路、改进宣传方式、走近基层群众，多发掘群众关注的主题，才能切实发挥舆论宣传的引导作用。建议广播电视工作者，要按照中央提出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要求，把工作的重点贴近群众，贴近老百姓、贴近基层、贴近事实，要把宣传的重点放在基层，真实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在宣传语言上，要用通俗易懂的生活语言，要切实改变说教的口气、言语，避免出现言之无物的口号式文章。

（三）顺应媒介融合趋势，发挥自身优势发展新媒体

目前我国广电系统自办网络广播电视台11个，而持有广电总局发放《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的商业性视频网站超过600家。相比之下，网络电视台的影响远不如商业性视频网站。广播电视作为主流媒体，应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发展新媒体，抓住当前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形成台网互动的舆论引导格局，否则就将把发展新媒体的主动权拱手让与他人。

一是向新媒体开放全部资源，为其提供全面的支持。

内容是广电系统多年积累的最大财富，广电自身的优质节目资源、品牌资源，以及已有的稳定收视群体等优势，再加上巨大的人才和媒体品牌这两项“无形资产”，这些都是民营视频网站无法取得的。这也从侧面证明，网络广播电视台只要善加利用，用心经营，是大有可为的。设想央视名嘴只是在中国网络电视台上开通个人微博，其效果不言而喻；若是在网络广播电视台上把名牌电视栏目品牌延伸应用，其舆论影响力才会大大加强。

二是要注重信息传播方式。

尝试在重大政治新闻事件的报道权上优先给予网络广播电视台。在政策允许的条件下，尝试通过网络广播电视台率先进行报道和深入报道，既是对广播电视发挥主流媒体引导作用的进一步延伸，又是扶持新媒体发展的具体措施。要把新媒体作为广播电视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来对待，为其创造较为宽松的内部环境，避免其受到传统广播电视体制的束缚。

（四）提高广播电视工作者的业务能力

正确的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提高广播电视工作者的素质和能力，是广播电视能否在新媒体挑战下加强舆论引导作用的关键所在。

一是要加强对新媒体的学习。

通过学习认识新媒体、熟悉新媒体，掌握新媒体的发展现状和规律，才能避免因对其无知而导致的盲目自大和过于悲观，才能趋利避害，因势利导。要正确认识到：新媒体虽然带来挑战，但并不是立即就能够完全取代广播电视。且鉴于一分为二看事物的观点，其自身既有明显的优势，同时也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和弱点，如果广播电视能够善加利用之，其海量的信息和快捷的传播既可以成为新闻渠道的来源，也可以成为传播信息的重要平台。

二是要提高广播电视工作者掌握和运用信息传播规律的能力。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宣传要求，融入到对日常生活中“真善美”的发现。如蔡赴朝同志所指出的，“对网上热点问题，一个重要的处置原则是坚持“网上来、网上去”。在网络舆论影响愈加广泛的今天，对已经形成或将要形成舆论误导的网上热点，主流媒体非常有必要坚决果断、及时介入。毕竟主流媒体权威性强、公信力强，及时介入就可以有效克服抵制网上错误信息的影响，压制网络谣言和不实炒作的传播空间，形成强大的正面引导的舆论合力。这方面主流媒体应当有所作为。

作者：易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