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和建议范文

2022-05-21

第一篇:思考和建议范文

乡镇发展旅游的思考和建议

西埠镇关于旅游业发展的思考和建议

一、基本概况

西埠镇地处和县西侧,镇内山水相连,旅游资源丰富,全镇山区村委会有四个――鸡笼山村、新民村、娘娘庙村和枣林村,山林面积占全镇国土面积近13%。近年来随着招商引资工作的深入开展,旅游开发已成为西埠镇群众增收、企业增效、经济发展增活力的有效途径。

镇内北部山区主要的旅游资源有“三园三庙五山五水”。“ 三园”:鸡笼山国家森林公园、林海生态园和润泽生态园;“三庙”:凤林禅寺、龙王寺和观南庙;“五山”:鸡笼山、大孤山、岚龙山、后山、骚狗山;“五水”:青春水库、九条垅水库、龙门口水库、大陡沿水库、熊官塘水库。

初步形成的旅游观光景点有鸡笼山国家森林公园和凤林禅寺、在水一方旅游度假区、林海生态园、润泽生态园、鸡笼山蔬菜标准园、常久蔬菜标准园;具有一定接待能力的农村饭店有惠缘农庄、林海生态园、微利生态酒店、龙凤酒楼、食为天和白鹭岛生态农庄;具有本地特色的旅游产品有芝麻油、无公害大米、雪枣、剪纸等。

国道367和正在建设的滁马高速公路穿境而过。镇区距和城9公里、距香泉温泉度假村12公里,交通条件十分便捷。

二、发展思路

根据我镇的旅游资源和区位特点,我镇的旅游业应该定位为“宗教旅游、山林旅游、田园观光、农家乐趣”。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作为南京、马鞍山、芜湖最近的 1

后花园之一,和县应该着力围绕短线旅游来规划和打造。人们信仰的多元化使得宗教旅游越来越有市场,尤其是鸡笼山凤林禅寺香火之盛,在南京和马鞍山的佛教信徒中很有影响力,不是有“鸡笼山菩萨照远不照近”之说吗?可以此为龙头,大力发展宗教旅游。“三园五山五水”的丰富资源更使得山林旅游、田园观光、农家乐趣成为能吸引城市游客的亮点。为充分发挥我镇旅游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不断拓宽旅游服务领域,适应广大群众休闲旅游消费的需求,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促进农民增收,促进全镇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现就加快推进我镇旅游业发展提出如下工作思路。

1、依托本镇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以休闲旅游生态农业开发为重点,以生态优势和农家特色为依托,以促进农民增收为目标,通过政府引导、大力发展“农家乐”休闲旅游业,建立一批“农家乐”旅游项目,实现农业与旅游业的对接,力争通过“农家乐”旅游项目的开发,推动全镇产业结构调整,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促进农民增收,打响农业旅游和生态旅游品牌,带动全镇经济发展。

2、目前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人开始回归到原始的大自然之中,生态旅游、农家乐成为人们的新宠。当前随着城市化的不断进展,农业风光成为了人们追求的新的风尚,当前有一些集蔬菜、花卉种植参观、瓜果蔬菜采摘以及休闲餐饮娱乐为一体的农业观光园慢慢兴旺起来,为人们带来了新的乐趣,成为城乡居民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休闲场。

3、创新发展模式,大力发展近效休闲旅游和农家乐旅

游,也是我镇经济发展的重点之一。作为呼应县委政府提出的北部山区旅游经济发展战略,我们将把农家乐和近郊休闲旅游作为第三产业发展的重点工程来抓好。具体是抓好在水一方、林海生态园、润泽生态园三个农家乐旅游项目,合理规划开发龙门口水库景区。目前,林海生态农庄的休闲积聚效应、润泽生态园的辐射带动效应已初显,在水一方已初具规模,全面大力发展农家乐和近郊休闲旅游的时机已来到。

1)、以农家独特的田园风光为依托,以绿色生态休闲为主题。以鸡笼山村、新民村为重点,突出简单、朴素、洁净的发展格调,对农家院落、传统民居进行改造和包装,设置农家桌椅,吃住在农家,体验农家风情。

2)、以鸡笼山蔬菜标准园和常久蔬菜标准园为主体实施农家乐采摘及休闲餐饮于一体的现代农业观光旅游,将西埠镇打造成周边城市市民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首选休闲场所。

3)、以鸡笼山国家森林公园为龙头,以熊官塘水库、青春水库、大陡沿水库、龙门口水库、林海生态园和润泽农业生态园自然风景为重点,通过开辟旅游线路,包装旅游景点,增设木屋、亭台、楼阁等配套设施,完善吃、住、游等服务项目,让游客饱览山林风景,感受回归自然。

4)、以国道36

7、盛善公路、鸡笼山国家森林公园公路两侧为重点,依托便捷的交通条件,开发以休闲娱乐为主的游乐场所和游乐设施,开辟琴棋、书画、球类、牌类等休闲项目,发展以家庭为单元的休闲娱乐旅游。

三、工作重点

1、切实改善旅游产业发展环境,抓好旅游景点包装。

在做好新农村建设,大力开展以清垃圾为主的卫生环境整治,大力开展以植树绿化为主的生态环境建设。突出生态优势和农家特色,对“农家乐”项目进行丰富改造升级,以玩、看为重点,避免农家乐为简单的 “农家吃”;发展花卉园艺,改善“农家乐”经营环境。

2、大力开发旅游产品。充分利用丰富的土特产资源,开发地方麻油、无公害大米、特色水果、雪枣、剪纸和扎灯笼,同时抓好假山工艺和花卉盆景资源的深度开发,不断开发具有我镇特色的旅游产品,激活旅游业吃、住、行、游、玩、购等六大要素市场,满足游客旅游消费需求。尤其是要将我镇已形成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麻油生产与旅游进行联姻嫁接。能否设计麻油生产参观游这样的旅游产品,可否借鉴像参观著名的青岛啤酒厂、苏州丝绸厂那样参观我们的麻油厂,让游客更深入地了解麻油生产的全过程,增强对纯麻油的认同,进一步扩大盛家口麻油的知名度。在此基础上,开发麻油新产品,设置麻油及相关产品特色展厅,将麻油打造成地方的旅游食品。

3、健全旅游发展组织机构,加大宣传力度。镇政府成立旅游项目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全镇旅游规划实施的指导和协调,推进旅游项目建设,并建立领导联系制度,及时帮助协调解决正常经营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一要加大旅游产品的开发设计和规划力度。旅游,既要挖掘历史也要无事生非,才能设计开发出更多更好的旅游产品。二要充分利用各种有效的媒体和平台,加大宣传推介。酒好也怕巷子深呀!何况在竞争激烈的今天,我们的酒也不是太好。旅游品牌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最好能以县为

单位,在几个周边大城市的一些主流媒体上开展长期的、科学的宣传。

四、几点建议

1、加大对旅游基础设施的投入,我镇境内的鸡笼山国家级森林公园是4A级旅游景区,基础设施已严重制约了景区的发展。西埠镇自身财力有限,希望上级政府能加大这方面的投入。

2、合理编制旅游规划,储备一批适合本地发展的旅游项目,要从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进行招商选资。

3、充分挖掘本地的历史传统文化,与宗教旅游、山林观光、农家乐趣有效结合。要做到“本地人有说头,外地人有看头”。从产业角度讲,文化与旅游密不可分。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可以说,没有文化的旅游就象没有主题的文章、没有灵魂的戏剧一样,势必没有长久的生命力。

二○一四年六月十六日

第二篇:研学旅行的思考和建议

研学旅行是由学校根据区域特色、学生年龄特点和各学科教学内容需要,组织学生通过集体旅行、集中食宿的方式走出校园,在与平常不同的生活中拓展视野、丰富知识,加深与自然和文化的亲近感,增加对集体生活方式和社会公共道德的体验,研学旅行中小学生的自理能力、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我认为在组织活动中始终"要坚持自愿的原则"、"要坚持食、宿、学统一的原则"、"要坚持安全第一的原则",并谈几点自己的想法和建议。

一、想法:

1.塑造品牌,营销研学旅行

目前很多学生家长甚至教育工作者并不熟知“研学旅行”这一概念。打造具有品牌有质量的研学旅行产品,一方面有利于扩大研学旅行在市场上的知名度,促进研学旅行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迅速占有这个亟待开发的市场,获得市场认可。

2.提升质量,升华研学旅行

今年,我市中小学学生赴市内外参加研学旅行的活动日益频繁,可是“只游不学”、“走马观花”等指责不绝于耳。研学旅行应以推动文化交流,增进学生对不同地区的认识和理解为目的,丰富中小学的课程内容和社会实践。

(一)提升研学质量 。为了避免“只游不学”的现象,在研学旅行中应注重教学内容与研学活动的结合,游后要求学生完成游记,一方面确保学生积极参与研学活动,另一方面也为确保研学活动的质量提供了测量的标准。

(二)提升旅行质量 。注重旅行路线安排的趣味性,增加学生兴趣并得到切实锻炼。

(三)提升人才质量

教育部门应针性的培养研学旅行的专业人才,鼓励支持本市高等教育院校发展相关学科,培养出兼具丰富的专业能力与实践经验的研学导师;相关导游培训机构也应当加强对专业研学导游的培养,为研学旅行的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二、建议:

1、将研学旅行写入每年教育工作要点,纳入学校年终考核的依据。将研学旅行写入教育局每年的工作要点,促使学校积极参与,使这项工作让全市各地皆知,让上级领导对研学旅行有概念、有想法。

2、扩大宣传,不仅利用媒体向外界宣传,还要面向市内学生、家长宣传研学旅行,调动学校、家长积极性,大力支持研学旅行工作,可以通过问卷调查、公众平台等提高社会对研学旅行的知晓率。

3、嫁接课堂 建构研学课程

研学旅行就是学校开展的一项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实践教育活动,应作为学校最为重要的第二课堂,完善研学旅行工作机制,有针对性的策划活动,以研学旅行活动为载体,结合学生的实际、课程的需要,辐射到语文、数学、英语、历史、科学、理化生、体艺等学科,与课程改革嫁接,开发利用地域资源,生存资源,文化内涵资源,学校开设研学旅行课程,从形式、内容、管理模式及评价方式建立完整的体系,促使研学旅行活动与课程建构进行有机结合,研学旅行活动才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长远有效的发展下去。

梁利娜

第三篇:对“办证难”的思考和建议

提起办证,在民间几乎所有的人都皱眉头。只要亲历过办证,没有几个不被刁难。即便没有办过证的人,也是闻“证”发怵。总之一句话:现在办证就是难。

办证难,难到何种程度,就像人们说的那样:一个证件办下来身上会脱一层皮。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办证都是如此,有的证件办起来还是十分方便的,老百姓还是满意的。

究其办证难的原因:一是难在办证部门只想要权利,不想承担责任。办一个证要多种证明。办证单位为避免单位独立承担责任。要求多个部门都要出证明,一旦出现问题与自己单位无关。层层推诿下来,最后全是申请办证者的错。二是难在办证单位和工作人员把办证变成了提高社会地位和勒、卡、要、的工具。证等同权力,权力就是钱。权力就是在社会上有地位、有用处。办证工作人员脸难看,事难办是敛财的一种手段。试想如果办证工作人员工作态度好,服务周到热情,谁还会请他们吃饭?送卡?送钱?三是难在有些办工作人员水平低,不熟悉业务。申请办证者咨询点什么事都跟挤牙膏似的。其实他们自己本身就不知道。所以害的申请办证人员老得跑来跑去。四是难在一个证牵涉多个部门,互相推诿。往往是办一个证,表面上许多政府部门都在管,但实际上谁都可以不负责,把申请办证的老百姓当皮球踢来踢去。这种现象,在涉及多个政府部门或者是异地办证,最为普遍。五是难在办证详细要求不公开。比如不说明具体流程,多次要材料就属最典型,办一个证跑多趟,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遭遇,去办证部门办个证,无论是政府网站,还是对外公示牌,都查不到办证所需手续或是专门的咨询电话。六是难在管理手段滞后。如今是信息化时代,部分办证要求严重拖了社会的后腿。好多根本不需要的东西还硬是抱着不放手。比如头胎为什么要办准生证?在医院生产的时候,办出生证的时候,都要查明小孩子的生份证的。上户的时候父母有无超生,一查便知。另外办什么护照什么营业执照,有身份证一查便知。根本不需要申请办证者再提供其它资料。再者政府设立的行政办证服务大厅不能一步到位把证办好,需要申请办证者到办证单位和办证大厅两头跑。费时费力多花钱。

眼下老百姓对办证难的问题深恶痛绝,一个共同的声音就是要求各级政府下决心改办证难为办证易。如何改?这既是老百姓迫切关心的问题,又是党和政府在当前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但办证难是多年来滋生的社会毒瘤,要摘除这个毒辣又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笔者认为:只有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大局出发,办证难的问题才能够逐步彻底解决。一是大幅度的精简证件。现在我们的证件确实太多太烂。一个人沒出生就得办证,否则还是个非法人。成人后至离开世界,需要办的证件多得数不清。这就给国民增加了许多麻烦和苦恼。其实老百姓都知道,有许多证件是个别部门在部门利益驱动下产生的,根本没有必要保留,因此建议对所有证件情况进行一次审计清理,能合并的合并,对可要可不要的证件坚决取缔。二是改办证工作人员“做官”变“做事”。建立机制让办证工作人员由在办公室被动等要资料变主动找资料。如申请人只需要提交办证申请,办理证件就由这个办证工作人员负责,按规定的工作日把证件办好。只有这样才可以把公务员从“做官”改为“做事”。三是改办证人员工作时间,申请办证者大多都有工作,往往是平常上班时间抽不出时间办证,一般都是利用工作之外的时间办证,因此建议办证单位实行星期天和节假日上班制度,保证让所有需要办证的人员能够随时利用自己的空闲时间去办手续,四是改责任追究,矫枉必须过正。实行办证工作人员接收办证申请责任制,谁接收的办证申请,谁必须负责在规定的工作日之内办理终结。办证所需要的资料有责任人负责搜集索要。五是各级设立投诉网站。投诉网址在每个办证窗口公示。接到投诉迅速调查处理。

办证难是个很大的社会问题,改办证难为办证方便是国民的迫切要求,但愿各级领导在这次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中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但愿老百姓能够心想事成。

第四篇:关于破解“看病难”的思考和建议

以创新解难题 以改革求发展 ―--对整合卫生资源,破解“看病难”的思考与建议县委: 3月30日下午,上官书记在座谈会上宣布了一个重要的决策信息:县委将在三次全委会上对工作思路和战略重点进行微调,把“看病难”作为要破解的农民“四难”之一难;4月6日代市长刘强在我县调研时强调,“要整合农村医疗卫生资源”。我作为卫生事业第一线的领导干部,听了后,精神为之一振的同时感到肩上沉甸甸的。半月来,良心和责任促使我认真而焦虑地思考了一些问题。现将一些尚未成熟的想法和建议汇报给领导,供县委、政府决策时参考。

一、整合卫生资源,解决“治病难”问题的客观必然性 党的“十六大”响亮地提出新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明确指出要“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扭转工农差别、城乡差别扩大趋势”。要使全面建设小康惠及8亿农民,保障他们身体健康则是重要的方面,因而建立健全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是必不可少的。县委提出来这项工作,是正逢其时的。这件事如果早几年,是没人理你的,现在在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当中把卫生工作特别是农村的卫生工作提上日程,非常现实,也非常及时。 首先,符合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要求,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医疗卫生事业历来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县委、县政府为加强我县农村卫生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全县农村基本上解决了缺医少药的问题,在防治传染病、地方病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农民健康水平和平均预期寿命有了很大提高,为发展农村经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提高劳动力素质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农民健康保障状况堪忧、农村医疗卫生落后的现象不容回避。抗击非典的斗争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卫生事业已经不只是单纯的医疗和健康问题,也是影响社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实现经济与社会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协调发展。健全公共卫生体制,加强公共卫生建设,就是坚持全面的、科学的、城乡统筹发展观,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人民群众的最基本需求,发展卫生事业,特别是建立健全公共卫生体系,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我们党和政府第一位的责任。健全公共卫生体制,加强公共卫生建设,是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公共利益的最基本措施,也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 其次,符合我县农村医疗卫生保障的现实状况: 一是农村100%的农民要自费看病,全县还没有建成初级医疗保障体系,离全面小康所要求建立比较完善的医疗卫生体系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二是由于农民健康保障事项牵涉到国家财政投入和农民减负等一系列政策性问题,不是哪某个部门能单独解决的,故近几年对农村卫生医疗体系建设没有具体的动作,导致农村医疗保障工作实际处于“真空地带”。 三是城乡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不合理,拉大了城乡差距。约占全县总人口20%的城镇居民享受着70%的医疗卫生保障服务,而约占80%的农村人口却仅能享受不到30%的医疗卫生保障服务。 四是农民医药费用支出增长大大快于农民收入增长,加大了“全面奔小康”的难度。从1993-2003年,全县农民平均纯收入由780元增加到2800 元,增长了不到3倍,而同期卫生部门统计,农民每人次平均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分别由10.9元和473.3元,增加到79元和2891元,增长了6.2倍和5.1倍。.医药费用迅猛增长,大大超过了农民承受能力,导致农民的医疗保障需求严重不足。“小病撑,大病抗,重病等着见阎王”,“病人医院一躺,家里一头牛白养”,是农民对当前农村健康保障体系的通俗描述。 综上所诉,可以说当前农民医疗保障较20世纪60、70年代有较大倒退。 再次,符合当前全县医疗卫生改革的客观要求: 从我们县的具体情况看,农村卫生工作面临的困难和改革任务更大,尽管我县在乡镇卫生院的经营机制和管理体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全省排序并不落后,但机制不活、投入不足、人才匮乏、设备简陋的落后状况仍然存在,并没有得到明显改观。 一是乡镇卫生院人才缺乏与人员富余并存。由于卫生院条件差,技术环境落后,政府又缺乏可操作的优惠政策,高层次人才“下不去”、“留不住”;近亲繁殖,子女不管是退伍兵还是初中生一股脑接班,一旦进入卫生院,便端起“铁饭碗”,占据了工作岗位,造成用不上的人出不去,急需的人才进不来的被动局面。从人才层面上严重制约了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二是乡镇卫生院产权不明晰,乡镇卫生院属于县办县管的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其资产是国有资产,但它虽是事业单位,资金却无保证,导致政府无钱投入,个人不愿投入,集体不该投入,从而使绝大多数经营困难,职工利益无法保障;卫生经费的投入远远尚未达到国家所规定的占国民生产总值5%左右的要求;受财政投入不足、补偿经费不到位因素制约,预防保健工作也落得不实。 三是由于卫生院的医疗设备和技术力量落后,群众小病找村医,大病到县市级以上医院,部分农民因掏不起钱而有病不医;也由于预防保键得以加强,传染病发病率低,病源相应减少,使得卫生院业务量大幅减少,多数卫生院的病床使用率不到20%。除了卫生院,还有自成体系的计生指导站等机构,造成了农村卫生资源配置不当,资源不足与业务量不足的现象并存。 四是卫生监督执法机构不健全,体制不顺,手段落后,执法能力不强;农村医疗市场监督管理等方面还不到位,存在着一些行医人员水平差、治疗手段落后、无证行医、假冒伪劣药品流入农村医疗市场等情况,农民群众就医环境还不够理想。 五是卫生改革步子迈得还不够大。许多卫生院效益低

下,无法按时发放工资,房屋建设维修、设备更新换代、人才培养、专科建设等只能等待省市县拨的一点有限的资金去应付。处于求生存难,求发展更难的状态。养成依赖上级“皇粮”的惯性与惰性,没有压力和动力,养懒了人,养没了本事,最后耗光了家底。人事制度改革进展十分缓慢,医疗机构普遍存在畏难情绪,求稳怕乱,推进力度不大; 六是卫生系统干部职工思想解放不够,卫生行政部门职能转变不够到位,还没有真正从“办卫生”转变到“管卫生”上来;一些医疗卫生单位的行业作风有待改进,人民群众对医疗质量和服务态度还不十分满意。 大家现在都在谈弱势群体,如果说部门当中弱势的话,我觉得卫生部就是个弱势的部门。

二、从科学统筹发展观出发反思医疗卫生事业的巨大差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卫生事业发展的经济环境、体制环境、社会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对卫生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但是,当前卫生改革与发展相对滞后,出现了几大极不适应的“症状”:卫生医疗服务现状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不相适应;疾病流行模式日趋复杂,现行卫生服务体系与疾病预防控制要求不相适应;现行卫生管理体制与经济体制不相适应。国际上通常用两个指标来反映和比较一个国家国民的健康状况。一是平均期望寿命,一是婴儿死亡率。谈到这两项指标,我们往往会很自豪地指出,我国的平均寿命己从解放前的35岁上升到2001年的71.8岁,高于世界平均寿命(65岁)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寿命(69岁)。同时,我国的婴儿死亡率也从解放前的20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32‰,而世界的平均水平是44‰,中等收入的国家是30‰。不错,从这两个国际通用的指标来看,中国人民的健康水平总体上的确已经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前列。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如此辉煌的成就主要是在八十年代以前取得的。人均寿命的增长基本上是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完成的。八十年代以后,增长似乎失去了动力。 农村卫生事业在1980-2000年间的进步并不突出。就人均寿命而言,在此期间,低收入国家平均增加了三岁,中等收入国家五岁,高收入国家四岁,世界平均四岁,而我国不过两岁。婴儿死亡率方面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在此期间,低收入国家下降了29‰,中等收入国家23‰,世界平均也是23‰,我国不过是11‰。进入九十年代下半叶,我国健康领域的不祥之兆似乎越来越多。本来,我国在传染病和地方病的防治方面曾取得过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最近的一些趋向十分令人不安。我国法定报道传染病的发病率50年代是,每10万人3200,到1990年已下降到每10万人292,此后,进展开始放缓;1995年以后甚至有回升的迹像。结核病便是一个例子。在建国的头三十年,虽然资源比较匮乏,结核病的发病率下降了60-70%;后二十年,尽管资金更加充裕,治疗手段更加成熟,发病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上升的趋势。据估计,中国大约有四亿人受过结核病感染,其中将近10%的人会发病。目前,全国约有500万肺结核患者,居世界第二,占全球结核病患者总数的四分之一,而且其中相当多的人已具有抗药性。病毒性肝炎的情况更是不容乐观,其发病率高于结核病,并一直居高不下。现在,中国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的数量高居世界第一。很明显,这样的世界第

一、第二绝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我县目前结核病流行也相当严峻,根据流行病调查结果显示,结核病的患病率为十万分之450。感染率为30%,而且呈逐年上升趋势。此外,本来已被彻底消灭的各种性病(如淋病、梅毒)又死灰复燃,并在各地泛滥成灾。由外国传入的艾滋病迅速蔓延,每年感染人数以30%的速度上升。根据最新官方数据,我国艾滋病感染者已达100万人。既使我们接受这个保守的估计,如果感染人数增长的势头不减,到2010年,总感染人数可高达1000万至2000万,会再创一个不光彩的世界第一。与那种灾难性后果比起来,目前让人谈虎色变的区区几千例非典型肺炎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其它公共卫生问题,如职业病严重、精神病发病率上升、自杀率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食品卫生和环境卫生恶化等等,也都不同程度存在。改革开放以前,尽管中国经济的底子很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很低,但在公共卫生领域,中国曾经被看作一个非常成功的典范。刚解放时,中国人民的健康指标属于世界上最低水平的国别组。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已成为拥有最全面医疗保障体系的国家之一,80-85%的人口享有基本医疗保健。这使得人均寿命从旧中国的不到40岁提高至七十年代末的近70岁,婴儿死亡率从195‰降到41‰。直到八十年代,每逢国际组织对各国进行排序,按人均GDp 中国的排名虽然不高,但按健康水平,排名则高得多,赢得广泛的赞誉。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创造了连续二十多年高速增长的奇迹,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此同时,人均卫生费用大幅上升。在这个背景下,公共卫生事业本应得到更快的发展,但结果却令人失望。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对全球191个成员国的卫生总体绩效进行了排序,中国被排在144位。为什么经济底子厚了、科技水平提高了、花钱多了,但公共卫生的状况却恶化了?对这个问题,我们早就该反思了。非典的危机警示我们:再不反思,更大的灾难随时可能发生。 中国的公共卫生形势之所以恶化,卫生部门当然要负一定责任,但更主要的原因恐怕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

1、对经济和市场的迷信对经济增长的迷信。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本来,这里发展二字的含意是经济社会全面的进步,绝不仅仅是指经济增长。但在实际工作中,各级政府往往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更进一步,经济增长是硬道理又往往被理解成,为了追求经济尽快增长,其它一切都要让步,都可以被牺牲,包括生态环境、就业、职工权益、公共卫生。当一些人说希望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时,他们往往假设只要经济持续增长、饼越做越大,其它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尽管政府

从未公开说过公共卫生不重要,但其财政资源的分配清楚告诉我们,公共卫生不是它关心的重点。 所谓政府卫生支出包括两大块,一块是卫生事业费,一块是卫生基建投资.政府对卫生工作还有其它项目的支出,但这两项是大头,其余的是小头。由于实行放权让利的财政包干制,政府财政收支占GDp 比重急剧下降,结果导致卫生支出占GDp比重一路下滑。卫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狂跌不止,我县财政的卫生事业费支出更是保持20年不变。20年前政府补贴可满足全院所有人员11个月开资,而到目前连光给未进社保的退休人员开半年工资都不够。一打纲领不如一个行动,从政府过去20年的财政支出结构看,公共卫生的确一直不是其重点。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经济增长一定不会带来公共福利(包括公共卫生)的改善。当经济增长的成果为全社会各阶层共享时,公共福利当然会得到改善。然而,当经济增长的成果为某些社会阶层独享时,不管增长的速度有多快,它都不可能改善全社会的公共福利状况。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早在七十年代就引起了发展研究学者的注意。只可惜,我们在过去二十年里埋头一心一意谋发展(实际上是一心一意谋经济增长),把别国惨痛的教训完全忘到了脑后。经济增长固然是硬道理,社会公正更是硬道理。前者只是手段,后者才是目的。手段要服从目的,决不能本末倒置,让目的服从手段。对市场的迷信。卫生改革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当时面临的问题带有短缺经济的特征,如看病难、住院难、手术难.为了缓解供需矛盾,80年代卫生改革的重点是扩大卫生服务的供给,搞活卫生机构内部的运行机制。为此,政府相继推出了一系列鼓励扩大卫生服务供给的政策。如1980年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允许个体医开业行医问题的请示报告》,1985年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1989年国务院批转《关于扩大医疗卫生服务有关问题的意见》。随着卫生事业规模迅速扩大,医院装备质量明显改善,到八十年代末,城乡居民看病难、住院难、手术难的问题已基本解决。九十年代以后,建立市场经济被确立为改革的目标,医疗卫生事业也逐步被推向市场。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建立分担机制,使国家不再包揽过多;医疗机构改革的重点是调整医疗服务价格体系,建立所谓合理的补偿机制;药品生产流通体制改革则着眼于引入竞争机制。在所有这些改革背后都有一个未加言明的假设:市场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包括医疗卫生资源。实际上,这个假设的后半部分是完全错误的。在公共卫生领域(即社会全体成员预防疾病、增进健康的事业),人们的行为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如为避免医院的收费,非典患者可能不去就医,结果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而医疗领域的特征则是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如医生给患者开一些不必要的药、或高价的药)。既使按照市场经济的理论,这两个领域也充满了市场失灵.大多数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之所以避免让市场力量支配医疗卫生领域,道理就在于此。在发达国家中,卫生总费用的绝大部分是由政府承担的。政府承担的份额在70%。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政府预算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为36%,本来就不高;到1990年,下降到25%;到2000年,下降到14.9%。这意味着,在20年时间里,政府预算卫生支出比重平均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与此同时,社会支出的份额(公费医疗经费)也从44%下降到24.5%。反过来,居民个人医疗卫生支出的比重节节攀升。从农村说,合作医疗取消之后,农民的医疗费用是100%由个人承担。换句话说,过去这些年我国卫生总费用的增长主要是由居民个人负担的。怪不得老百姓觉得医疗卫生的负担越来越重。与其它国家进行比较,我们发现,我国的医疗卫生领域恐怕是世界上最市场化的之一。以前,有些人总是以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来反对政府对医疗卫生包揽太多.,这种托词实际上没有任何道理。2000年我国卫生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3%,略高于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5%的下限。其中居民个人支出部分占60.6%,而这一比例在发达国家是27%。既使排除发达国家,这个比重在其它国家也低得多,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如果世界上最穷的国家都能由政府负担近六成的医疗卫生费用,经济欣欣向荣的中国有什么理由做不到呢?对经济增长和市场的迷信造成了指导思想的偏差。如果说在八十年代,指导思想的偏差还没有明显后果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恶果已越来越明显。结果,虽然经济繁荣了,种种危机却此起彼伏。具体到公共卫生领域,前一种迷信导致了政府失职,即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政府没有承担起来;后一种迷信导致了市场失灵,即市场对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既违反公平原则,也效率低下。2,重医疗、轻预防:卫生防疫体系不堪一击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很长时期里,政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预防和消除传染病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方面。当时的口号是预防为主.通过一方面推行预防为主的方针,另一方面采用低成本的医疗技术,我国得以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条件下保证人人享有基本的医疗保健服务,创造了名满天下的中国模式。广大居民,尤其是农民无需支付高额费用就能享受到基本卫生保健服务。基本卫生保健服务的广泛可及性和公平性大大改善了中国城乡居民的健康状况。然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过去成功的模式被人贴上了平均主义和低水平的标签,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也悄然从农村移向城市、从重预防移向重医疗,从低成本移向高科技――高成本。虽然政府口头上仍强调预防第一,但实际上,城市的医疗才是第一。医院购买昂贵的大型医疗设备的费用比较容易得到政府批准。在过去十几年里,卫生系统的大型医疗仪器设备更新换代很快,医疗设备明显改善。我们县医院的设备配置水平没有大城市医院那么高,医疗仪器也得到较大改善,医院提高了对疑难病征的诊断水平,降低了误诊率。这当然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对高科技的迷信导致大量宝贵的卫生资源流向耗资巨大的先进医疗设备,从而减少了用于卫生其它方面的资金。事实上,我国一些大城市的卫生资源占有量己经达到和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与此形成鲜明对

多,却必须承担医疗保健的所有费用。中国卫生保障制度如此不公平,实在令人触目惊心。目前,全国大部分村卫生室已变成了个体医疗点。现在乡村医生的数量只有1975年的三分之二。除了卫生人员相对数量减少外,他们的素质也令人担心。村级卫生人员中相当多的人只在30前合作医疗高潮期接受过短期培训。虽然他们或多或少参加过一些后续培训,但在市场化的大环境下,他们要么不乐意、要么没有能力承担农村基本医疗保健的任务,如预防保健、传染病报告等。合作医疗的解体,严重影响了农户的看病行为;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的破损,使一些已经消灭或控制的传染病再度复发;再加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健康状况方面的城乡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从1957年到1980年,农村人口死亡率下降幅度明显快于城镇,使城乡差距迅速缩小。但1980年以后,农村人口死亡率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城镇人口死亡率还有所下降。结果,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里,人口死亡率方面的城乡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倒扩大了。从阶层差距方面看,这里只提及一点。市场只青睐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因此,市场化的医疗无疑会对低收入阶层产生排斥作用。缺医少药的时代的确一去不复返了,但在医疗水平先进的今日,相当多的人却陷入了生不起病、看不起病的境地。在这方面,两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提供了大量证据。一个证据是未就诊率高达三分之一。得了病为什么不去看病呢?原因固然很多,如自己觉得病不重、没有必要去医院,或工作太忙、没时间去看病,等等。但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患者是因为经济困难而无法就诊;而且,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这样的人越多。更令人忧虑的是变化的趋势。对比1993年和1998年两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结果,因为经济困难有病不医的人越来越多。低收入严重制约了人们的卫生服务需求。不景气的企事业单位职工、下岗待岗职工及其家属首当其冲。我们在县内一定范围也进行了调查,情况与全国大同小异。 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在表面繁荣的经济背后都掩盖着一个相当规模的贫困群体。他们有病不敢去看,病情严重该住院不敢住院,住了院尚未痊愈便匆匆离去、生怕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不得不小病扛、大病拖。小病扛、大病拖的后果往往是小病拖成大病,大病导致劳动力丧失,甚至倾家荡产。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因贫致病,因病返贫的恶性循环正在变成中国城乡的一个突出社会问题。在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的农村,一场大病,可以使原本殷实的小康之家陷入困境,使原本贫困的一贫如洗。正是因为疾病不仅严重威胁着贫苦农民的健康,还威胁着他们的生存,他们才会说出不怕穷、就怕病这样让人心酸的话。4,医疗机构效率下降根据卫生统计,近几年来,虽然我国人口还在增长,但医疗机构的门诊量和住院量双双下降。2001年全国医院和卫生院门诊总量为20.87亿人次,与1992年25.7亿相比减少了4.83亿。是不是中国人健康改善了,生病少了呢?显然不是,因为城乡居民的两周患病率从1993年的140.1提高到149.76.其实,门诊量下降的原因很简单,医疗费不断攀升,超出了很多人的支付能力,因而抑制了城乡居民对医疗服务的有效需求。在门诊量减少的同时,住院病人增加不多,而医护人员的数量仍在增加,其后果必然是医疗资源的浪费。我们县医院病床利用率不足30%,乡镇医院不足20%。我们现在的医疗资源并不丰富。但在很多人该看病不敢看、该住院不敢住的同时,大量宝贵的医疗资源得不到充分的利用,这真是极大的浪费。三,几点对策建议 以上谈到的如此严重的危机,绝不是危言耸听。它有着深层的、制度性的原因。上面列举的大量数据和事实表明,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在医疗卫生领域,政府失职与市场失灵同时存在。其后果是卫生防疫体系极不适应,卫生服务极不平等,卫生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下决心解决好农民治病就医问题,提高农民健康水平,实现科学统筹发展,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很紧迫的,同时又是十分艰难的。不可寄希望于一蹴而就,更不能单靠卫生部门或单靠向上争取星星点点投入。必须全社会参与,循序渐进,扎实工作,长期努力。 1,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发展是硬道理这个命题。发展绝不能等同于经济增长,而是指全体公民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全面进步。经济增长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这个全面发展目标的手段。如果我们认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那么社会公正、环境保护、让所有孩子接受基础教育、让所有人健康生活是更大的硬道理。我们过去二十多年的经验证明,指望经济增长能自动带来其它目标的实现,无异于缘木求鱼。公共卫生是社会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因为人只有一次生命,享有卫生保健是一项基本人权,它关系到人生命的长度和质量。如果一个地区人们的健康水平低下,经常受到病魔的折磨,得一场重病就可能搞得倾家荡产,那么,不管这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多快,城市看起来多么现代化,对相当多的人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认识到这一点,政府绝不能为了经济增长而忽略公共卫生,绝不能放弃自己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职责。2,我们必须清醒了解市场的双重局限性。第一,市场充其量只能解决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无法解决资源分配的公平性问题。第二,也许在经济的很多领域,市场能够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但在外部性很强、信息不对称的领域,市场往往失灵,亦即,不光不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反倒会降低效率。公共卫生的公平性比经济收入和财产分配的公平性更加重要,因为身体健康关系到每个人生命的质量和谋生的潜能。既使不从道义的角度思考问题,为所有人提供起码的卫生保障也是建立一个完整公共卫生系统的前提。去年的非典危机告诉我们,如果疫情在贫困阶层中蔓延、在其它地方蔓延、在农村蔓延,全社会哪个阶层也逃不过厄运。既然公共卫生的公平性如此重要,把它交给市场便是完全错误的。另外,医疗是典型的信息不对称领域。卫生专业人员可以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蒙骗患者,患者可以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欺骗保险公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为自己

的国民提供由国家财政支持的全民医疗保健计划,而不是把患者和医护人员推向市场。过去十几年,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改革医疗卫生制度。由于经验不足,认识上出现偏差,走了一些弯路是难以避免的。如果这次非典危机敲起的警钟能使我们清醒认识到投资人民健康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认识到现行医疗卫生体制的种种弊端,那么坏事就可以变成好事,使危机变成重建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契机。我们的医疗卫生体制曾经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创造过辉煌,只要走出指导思想的误区,我们完全可以再造辉煌。 3,必须解决对医疗卫生投入的认识问题。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教育是富国之本,对科技教育投入人无异议,但是,对医疗卫生投入属生产性投入,人们是认识不足的,甚或认为医疗卫生单位是有收入的机构。医疗卫生有对全社会之保障性,保障着各行各业、男女老幼之健康,保障着各条战线生产力之正常运转。医疗卫生服务,要达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之目标,这是涉及到全社会的一项系统工程,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投入才能实现。要达此目的,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及行政手段等。在发达国家,政府承担的卫生总费用的份额在70%。我们达不到这个水平,但起码应该努力恢复到改革开放前36%的水平。近些年不少方面都在喊:“人民**人民办,办好**为人民”,我认为这类口号不适用医疗卫生事业,各级政府应该树立起“全民卫生政府办,办好卫生为人民”的理念(当然这里说得政府办不是全包,而是以政府为主)。目前九年义务教育不是已经转过来了吗。所以财政对卫生的补偿应是同经济发展同步增长,而不能减少。前两年出现的三五年后给医疗卫生机构“断奶”的提法与实现初级卫生保健目标似乎有相违之处。 4,必须尽快建立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这是国务院已经做出决定的。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是建国以后第一个关于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这里面目标很明确,一个是到2010年要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农村经济社会相适应的卫生服务体系,一个是今年两会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专门提出社会保障工作要加强新型农村合伙医疗的试点工作。 新型的合作医疗,首先是政府角度的行政支持、资金的支持、组织的引导、宣传发动等等,从组织管理上来说,倡导县里来统筹,政策上已经提出了组织的体系。从补偿的范围来说,主要是以大病发生的补助为主兼顾小病,主要是为了解决目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这个农村主要的矛盾。新型合作医疗与以往的合作医疗相比,它有了不同于以往的监督机制,一方面制度监督、组织监督和审计的手段,包括农民的代表参加到管理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另外配合的还有供方的改革。不仅仅是政府主办的乡镇卫生院提供卫生服务,一些符合条件的民办的机构、诊所的也可以为农民提供合作医疗规定的这些服务。农村卫生作为政府工作,已经摆到了政府的工作日程上。尽管卫生部门是提供卫生服务的,不是保障部门,但是经过协调还是确定由卫生部门来抓,因为现在还不是社会保障,所以这项工作没有纳入社会保障。卫生部在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上就提出来要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为突破口,推进农村卫生工作,要尽量抓试点工作,试点工作正在启动当中。由此我们建议,县委、政府应作出决策,组织有关人员到先行试点地区进行认真考察,以学习经验吸取教训,拿出我们的方案,再到省里千方百计争取进入试点县,过去的经验证明,试点单位往往能争取更多的国家支持。不多争取国家补助,不把新型合作医疗体系建立起来,要想解决农民看病难问题,是很难想象的。 5,必须解决卫生资源分布不合理、“重医轻防”问题。当前,我县公共卫生建设中存在的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公共卫生体系不健全,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能力差,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机制不完善,卫生执法监督工作不到位,公共卫生投入水平低等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造成的。加强公共卫生建设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转变政府职能的现实需要。加快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健全公共卫生体制,加强公共卫生建设,把政府职能由过去的“办医院”为主,转变到加强疾病预防控制,加强公共卫生应急机制建设,加强卫生执法监督和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基本医疗保健服务上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医疗和健康权益。这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制的内在要求和现实需要。 目前我县在卫生资源中,政府卫生资源占90%以上,社会(民资)卫生资源占不到10%;在政府卫生资源中,又有90%以上集中在医疗单位,只有10%左右在防保领域,这种卫生资源配置畸形现象,是长期“重医轻防”和利益驱动的结果,不利于卫生事业协调发展。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医防合一”,加上普遍亏损,防保人员每月仅三百元的工资也欠发,工作积极性不高。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按照“医防分设,保防保,放医疗”的原则,将乡镇防保职能从卫生院中分离出来,在乡镇设立防保所,按省里规定的五千分之一比例招聘防保员,经费按每人每年不低于8000元标准补助,并列入县财政预算。在每个村聘用一名兼职防保员,县财政每人每年补助1200元,逐步形成以市疾控中心为龙头,县疾控中心为骨干,乡镇防保所为基础,村级防保员为网底的四级防保体系。 6,必须认清形势,加快改革步伐。我们现在的卫生体制,形成于20世纪50-60年代,至今,虽有许多改变,但其基本构架仍是原有的,也就是说,比起中国社会的其他方面,近20年来,它缺乏本质性的改变。我国的改革除了在经济体制方面推进外,在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住房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以至在政府职能转换、党政机关领导方式等方面也都有所推进,而在卫生体制方面则少有动作,更少有为人赞许的成效。它在我国属于改革相对滞后的部门和领域。不但在组织结构上基本延续了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体制,在行为、思维方式上延续了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习惯,就是有关改革的思路也只停留在80年代。卫生体制是计划经济的最后一块堡垒。卫生系统自己在80年代推进的改革是从调整分配机制,提高医疗卫生机构的工作效率开始的,希望以此来改变卫生医疗机构的补偿机制和内部运行

第五篇:对基层文化工作的思考和建议

陈 文 祥

近年来,随着先进文化理念的深入人心,基层文化工作总体呈日新月异、方兴未艾之势。人们富而思文、富而思学、富而思乐,已成为当今农村现代农民新的流行风。然而,与真正的先进文化要求相比,仍有一些不良因素制约着我国乡镇先进文化建设的步伐。据笔者调查思考,目前,主要存在以下几种瓶颈。

一是阵地在萎缩。2002年,全国乡镇机构改革,基层文化阵地起了质的变化。有的不愿背“文化”这个靠财政供养的包袱,将其晾在一旁,甚至关门歇业;有的重抓有效益的有线电视而轻视文化;有的人为了偿还过去文化建设中所欠债务,不惜杀鸡取卵变卖少得可怜的固定资产;有的人错误认为“文化”建设得不偿失,将仅有的文化阵地用来办企业、租赁搞创收等等,不一而足。而作为最最基层的村组文化阵地,随着撤村并组的改革大多数村部文化活动室,连块牌子也不复存在了。

二是人才在流失。在我国农村,会吹拉弹唱的文化人,曾经风光无限。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事业单位的改革,加之文化、广电行业的合并,这些基层文化人才, 在大批的悄悄地流失。有的因工资长年支不出不得不外出谋生;有的因工作环境不宽松工作无法开展不得不改换门庭;有的因文化工作清苦报酬低而另谋高就。更多的因为没性质没编制而被扫地出门,而作为农村“泥腿子”文艺人才,绝大多数受经济利益驱动而大量改换门庭另谋出路。

三是经费在减低。“有钱上项目,没钱排节目”。这是农村文化建设中普通存在的一种不良现象。农村经济建设成了第一要务,各层各级干部,整天想的、忙的全是办工业、上项目、抓经济,而对文化建设;有人认为文化建设有效益也是社会效益,往往吃力不讨好,不如重“工”轻“文”;有人认为文化建设是软指标,投入少点无关紧要;也有人认为搞文化建设难出成果、难出政绩,没出息。不如其他见效快。于是乎,人们重视文化建设的热度就弱了,标准就低了,经费投入“短斤少两”成了通病,经费一年比一年低也成了流行病。

四是活动在减少。“活动,活动,不活不动,一活就动。”随着物质生活的日益提高,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要求自然也变得愈来越高。而有的地方至今广播不响,有的地方长年听不到锣鼓响,有的地方甚至全年搞不上一二次文化活动,于是,一些脱衣舞、荤段子等社会“丑文化”便在农村粉墨登场,这不正是群众文化生活贫乏所致吗?

上述情况表明,乡镇文化建设尽管主流是好的,但的确存在一些不良因素,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对策,扬长克短,才能使我国农村文化建设朝着健康向上的方向发展,才能使文化建设与时俱进,发挥它在三个文明建设中应有的作用。笔者根据多年工作经验与体会,为此建议:

一、以人立文。从工作实践来看,从事农村先进文化建设,人是第一关键。俗说,要想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要想立好文化这张牌,选人用人至关重要。无论是从事文化建设的人,还是领导文化建设的人,都必须具备精通文化、酷爱文化的素质。在一个乡镇,要挑选一名直至数名素质全面的文化人,能胜任几万甚至十几万人口的文化生活服务和

建设,这并不是一件易事,尤其是经济贫困地区、文化落后地区。然而,有人就不把这当回事,有的地方无关紧要地配个把人撑门面,有的地方抽用外行来混日子。有的地方将此作为安乐窝安排亲朋好友占摊子。结果,往往是懂文的人不引进,爱文的人进不来。因此,这就需要我们从振兴文化事业的高度出发,不拘一格,打破常规,将懂文爱文的人引进来。对新入行的文化人,应该千方百计、百计千方创造条件,让这些人尽快进入角色。尤其目前乡镇事业单位改革后,不少文化新军更急需“扩能”、“充电”。更重要的一点,作为文化人,要甘于吃苦,乐于奉献。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你懂人、爱文,文化建设征途中尽管有坎坎坷坷, 就没有什么战胜不了的困难。

二、以财壮文。如果说近年来,我国乡镇文化建设仍有不如人意之处,关键的关键是受财力瓶颈制约。文化建设、文化活动、文艺创作、文化产业、文化投入,没有一样不与资金牵连。经济条件好的乡镇,文化建设资金投入多,工作就生机勃勃。但目前,除苏南和沿海发达地区外,多数乡镇财政资金紧张,我们要做好壮大基层文化建设这篇大文章,其难度可想而知。一方面,积极赢得地方政府财力支持,。如果我们一昧地当“伸手派”、“望天收”,就打不开文化工作新局面。我们必须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与地方经济实力强的单位和部门联姻,联手打造文化建设。大力发展社区文化、企业文化、广场文化、校园文化和家庭文化,通过联办节目、冠名展览、巡演等形式,众人拾柴,寻求财源,拓展财源,多途径吸纳发展文化的资金。

三、以文养文。当前,乡镇文化建设,单靠走财政这支“独木桥”已经行不通,而应有“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思路,

尤其是不断改革的今天,我们在全力搞好“三送工程”的同时,必须学会经营文化,不但要追求社会效益,更要注重经济效益。文化建设也要面向市场,这就要求广大文化人动脑筋、想办法,从实际出发,积极走以文养文新路。除正常开展书报阅览、图书借阅、弈棋、乒乓球、台球、游艺、展览、板报、文艺演出等文化活动外,还可创办文化商店、书画服务社、打印社、舞厅、录像厅、网吧等文化相关经济产业,不断壮大自身经济实力,以文养文,以文育文。

四、以特兴文。搞乡镇文化建设,切忌单打一,不要千人一面,众人一调。由于乡与乡、县与县之间经济实力、风土人情、发展思路等不同,我们要想振兴一方的文化建设,就不能照搬照套、人云亦云,应该大胆改革,敢闯敢干,在特色兴文上做足文章。多打特色牌,多打名优牌。诸如民俗文化、区域文化、旅游文化、民间文化,都应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还有什么杂技之乡、书画之乡、戏剧之乡、武术之乡等等,更应因势利导,发扬光大。总之,作为文化人,应该从自身实情出发,创新思维,积极探索,走出一条适合自身文化建设的特色之路。

五、以武待文。基层文化工作说一千道一万,一方面,真抓实干是关健。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能否有以武待文的态度。所谓武,就是重视要硬,投入要硬,考核要硬。而不是说在嘴上,停留在口号上,写在墙上。如果我们能拿出招商引资一半的劲头,基层文化工作就不可能没有翻来覆去的变化,就不可能没有日新月异的一天。

作者简介:现为江苏省建湖县庆丰镇文广中心主任、书记,

编辑职称,时评作者

通联:江苏省建湖县庆丰镇文广中心陈文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