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组织改革原则遵循论文

2022-04-25

高考改革试点方案制定环节包括制定原则、时机选择、目标确定、制定程序、试点内容五个方面。完善高考改革试点方案制定环节是高考改革与发展的需要,作为高考改革关键的一环,制定环节的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直接影响高考改革试点的实施和效果。探索完善高考改革方案制定环节的策略,仍然是当前和今后高考改革频密期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行政组织改革原则遵循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行政组织改革原则遵循论文 篇1:

“体育强国”的制度创新——组织改革

摘要:本研究目的是从社会学组织改革的视角探讨“体育强国”的制度创新,运用效率、权力与社会逻辑解释中国体育行政组织演变的历程,从体育担当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三重功能叠加的视角,结合中国体育强国的目标要求,提出未来体育行政组织改革的具体建议,即追求经济效益的部分组织“事业到企业”过渡、破除权力网络的“训练与竞赛”分离、适应体育公共服务的“企业与协会”共建。

关键词:体育强国;组织改革;制度创新

Key words: Sports Power;institutional innovation;organization transformation

1 前 言

1.1 选题背景

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体育进入新纪元,理论界关于“体育大国”与“体育强国”的争论终于尘埃落定,以胡锦涛总书记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的讲话为标志,中国迈向体育强国的征程。那么,学人从法律保障、产业创新等层面探讨体育强国的内涵与指标,政界、学界对于体育强国的基本内涵、发展目标与原则、政策措施等方面至今仍无定论。笔者认为这些问题是体育强国的微观机制问题,需要宏观的体制后盾,体育组织改革是体制改革的核心,本研究尝试从组织社会学视角探讨体育行政组织改革的相关问题。体育界长期关于举国体制、足球成败、国家办、社会办等等争论都与体育组织的行为逻辑有关。

在大部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下,体育与文化行业系统的改革有着较高的相似性,都具备事业单位性质为主、公共服务与产业发展并重等基本特征,既要充当国家的政治喉舌,又要拓宽资源、创新体制、担当公共服务的重任。虽然“体育远离政治”是奥运会的基本宗旨之一,但无论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任何一届奥运会都从未远离过政治,关键是如何既要保障政党的政治性,又要发挥市场的经济性与满足民众需求的社会性。只有彻底的体育组织改革才能避免体育体制改革落入 “换汤不换药”、“翻牌不洗牌”、“有体制无机制”、“有人治无法治”、“改诸侯不改王爷”的窠臼。

1.2 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把体育组织改革纳入组织社会学的研究范畴。传统的组织社会学理论强调制度环境形塑组织行为,那么组织就会主动或被动地采取环境约束中的“广为接受的行为方式”。基于此,有多种组织出现普遍的组织趋同现象,但难以解释同类组织之间结构的异质性。现实中,体育组织异质性增强,处于行政高层的体育组织面临压力,或是自下而上的改革路径使然。组织研究的效率、权力、社会机制在解释组织改革时,都特别强调某一解释机制的重要性,简约主义的研究多是强调一种机制,忽视其它机制的作用。当然,多种机制相互约束下的组织行为较为接受,但是多重解释机制又面临过于复杂而难以厘清改革的路径,最终不能受用。复杂性不应成为理论研究的桎梏,可以通过类型化解决,本研究从体育组织类型出发,旨在探讨叠加机制的运作机理。

实践意义: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的明确要求,体育事业、体育产业的发展模式必然要做出适应性变革,其它各行业系统的改革成败经验要求体育的制度创新既要避免失败之路,又要模仿创新成功之道。随着广州亚运会、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临近,体育国际化势在必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体育发展路径必然影响中国体育强国目标的达成,中国体育行政、事业组织长期坚持“政府主导模式”势必受到挑战,如何顺应国际环境、国内相关领域稳步推进的改革创新环境,体育行政组织如果坚持以不变的“举国体制”应万变的“市场环境”将难以发展,必须进行彻底的组织改革,使一切改革成功的关键保障。此外,体育行政组织改革透视中国事业单位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普遍性问题。

1.3 体育行政组织

与教育、文化、医疗一样,中国体育行政组织是政府的职能部门组织,该组织负责体育事业与体育产业发展的全面工作。具体指国家体育总局、各省市的体育局以及更低层次的体育负责部门,体育行政组织的核心成员是公务员,也包括执行具体任务的体育事业单位,如运动项目管理中心。

2组织改革的基本理论

在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各个学科都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出发对组织转型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各学科理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概括起来,可以将这些研究粗略地分为三种解释范式:效率逻辑、权力逻辑和社会逻辑。

2.1 效率逻辑

经济学假定组织是一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动者,组织行为是利益相关者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的最优结果,单纯追求经济效益是组织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组织改革的根本目标。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分析厂商行为时讨论组织内的生产分工是如何提高生产效率的(亚当•斯密,1776)。钱德勒回答了我们为什么需要组织这一问题,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解释组织的存在在于提高规模效益,并把很多资源更有效地组织起来,通过成功的组织管理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钱德勒,1962),组织管理是“有形的手”,解释的是组织发生学问题,并不关心哪种组织形式更加有效。科斯提出交易成本概念,为了降低市场交易中的成本,人们以等级制的组织代替市场(科斯,1937)。威廉姆森继承和发展交易成本理论,从有限理性、不确定性与复杂性、机会主义和少数交易四个方面论述企业组织边界选择问题,提出资产专用性通过影响交易成本决定企业组织边界的唯一影响因素(威廉姆森,1975)。经济学组织行为的效率机制通常是事后行为的追溯,虽然对组织战略的制订有积极指导作用,但还不能成为现实中组织改革创新的动力。而且,组织的效率还取决于组织领导者及其成员能否把组织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或者二者兼有,最终达到利益均衡的组织形态。

中国的体育组织长期以来以体育事业发展为主、体育产业并重,但是组织形态仍然以政府组织与事业单位为主,体育社团、体育企业等组织不够普遍。体育社团与中国社团发展的整体环境有关,每个正式注册的体育社团都要有自己的婆婆(各级的体育行政组织),从国家体育总局的组织架构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各单项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同时又是各单项运动协会的直接责任人,这样的组织设计不能很好地调动体育社团的积极性、主动性,行政干预过多,效率不高;体育企业以中国足球的产业化改革为例,官方、学界争论颇多,体育大联盟虽然千呼万唤不出来,体育俱乐部的良性竞争与合作机制未能很好地建立应该是跟本原因所在,2010年全国青年体育理论研讨会上,国家体育总局政法司张建司长在大会总结发言、会议互动时讲到“中国体育、中国足球的发展,既有体制问题,也有人的问题,两个方面都有,到底是方向性错误还是操作性错误,我个人认为操作性错误的因素多些,有人说不能搞职业体育,中国可以搞市场经济,为什么不能搞足球职业体育?(阵阵掌声)”。

现有的体育行政或事业组织难以从经济效益上计算其效率逻辑的效果,2008年奥运会专家组组长吴寿章认为“我们的目标就是奥运金牌,一切都是为了奥运金牌做准备”。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透露的数字表明,按照奥运争光计划,从2001-2004年,每年国家拨款增加1亿元;2005-2008年,每年国家拨款增加2亿元,那么到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仅仅对国家体育总局的国家拨款就会达到27亿元,这其中并不包括国家专项拨款。为了备战2008年奥运会,国家的专项资金拨款就已经达到了40亿元[3]。山东第十一届全运会总投资高达2000亿元,据第十一届全运会官方统计,此次市场开发收益包括现金、物资和服务合同签约额超过7亿元[4]。虽然这些数据有待考证,甚至永远不可考证,但中国体育体制改革的历程表明,效率逻辑并不是体育组织改革跟本动因,也不是改革的唯一目标。

2.2 权力逻辑

组织是一个权力的角斗场,具有不同利益和影响力的集团为争夺支配地位而竞争。占支配地位的集团会采纳有利于自身的组织结构,即使这些结构会损害企业整体的经济效益,因为权力是集团获得利益的一个前提(张永宏,2007:365)。塞尔兹尼克对田纳西水利大坝工程和管理机构的研究发现,由于外部势力的参与和相互争斗,导致了该水利工程项目的实施与原定的组织目标背道而驰(Selznick, Philip.1953)。弗里格斯坦(Fligstein,Neil)则从组织内权力逻辑和组织间权力逻辑的相互联系中解释企业采纳M型组织结构的真正原因。在弗里格斯坦看来,企业的战略与结构是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包括国家政策和组织场)相关行动者权力斗争的结果(徐建牛、丘海雄,2008)。权力逻辑是组织设计的跟本动因之一,权力斗争既有组织之间外部的权力利益之争,又有组织成员内部的利益分配问题,但权力运用要遵循规则,规则受制于宏观的制度环境,比如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组织改革必须要考虑提高效率。此外,权力运用也受制于人的智慧,如何能既追求效率、又能摆平复杂的人际关系,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最终完成权力机制的重新分配,这是组织改革面临的多重博弈问题。

中国体育体制改革过程中,权力斗争一直是缠结的网,利益受损者想法打破这张网,既得利益者试图缝补这张网,“举国体制”的去留是一例证。国家体育总局肖天副局长在“2010年全国青年体育理论研讨会”上提出“西方具备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有特殊的文化支撑,尤其是契约精神,儒家文化与之不同,它不具备这种制度的根基,中国人用的是智慧,是关系,中国足球改革几十年来,国家体育总局有责任,这也与中国社会市场经济成熟程度,法制建设程度有关,很多职业俱乐部进入球类项目,有种种原因,很多老板是为了平衡资金,比如中国的高尔夫不是在做体育,是在做关联关系、关联交易”。

当然,体育彩票内部操控、足球赌球内幕、运动员资格作弊、兴奋剂等连篇累牍的媒体报道直视体育权力之争。体育组织执行者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大部制改革的宏观体制环境对现有的体育行政组织提出挑战,WTO规则下诸多跨国企业进入长期政府垄断的体育竞赛表演市场,提高组织效率是不可回避的时代问题,其它行业系统的改革经验与教训时刻提醒我们不能固守计划经济的操作思路,体育行政系统内部职能部门的交叉、重叠、管办不分、政事不分等问题已经达到极致。体育组织的每个成员都在权衡权力网络结构中自己的位置以及可能的选择。权力逻辑不仅体现在体育部门中央与地方的条条博弈,也体现在地方政府利用体育部门进行的地方与地方的块块竞争,更存在于体育组织内部权力分配机制的利益之争。或者说,各层级的体育部门形成“王爷体育”、地方政府间把体育作为一种城市竞争、官员升迁的手段而形成“诸侯体育”、体育组织内部权力分配的利益之争形成“妃臣体育”(注:王爷与诸侯借鉴张曙光教授分析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比喻)。

2.3 社会逻辑

迈耶1977年发表两篇文章《作为一种制度的教育之影响》和《制度化的组织:作为神话和仪式的正式结构》,成为组织研究中新制度主义的奠基之作。制度环境要求组织的存在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与文中的社会性一致),也即按照制度环境中“广为接受”的行为方式行事,即使行为结果是无效率,即组织解释的社会逻辑。马克•舒曼认为组织社会性是“一个组织的行动在一些社会地建构起来的规范、价值、信仰以及解释系统中是合乎要求的、恰当的、或者适当的”(Suchman, Mark, C.1995)。鲍威尔和迪玛奇奥认为组织趋同有三种机制:一是强迫性机制,即组织必须遵守政府制定的各项法律规定,否则就会受到惩罚;二是模仿机制,即各个组织模仿同行中成功者的做法和行为,模仿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环境的不确定性;三是社会规范机制,即社会规范中的共享观念和思维方式对人们行为潜移默化的型塑(Powell and DiMaggio,1991)。这要求任何形式的组织改革只有效率、权力的追求是不够的,它还需要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同,这种认同既有特定的路径依赖,又要兼顾特定的广为人们接受的运作逻辑或文化规范,简单而言是如何让民众接受与理解。

中国的体育体制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伟大胜利之后,体育的国际政治功能在民众心中谢幕。新华社时评及时回应了奥运会热潮之后的发展战略,“2008年奥运会无疑将成为中国体育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我们终于实现了百年梦想,举办了奥运会,实现了金牌总数第一。正如有识之士所言,经过北京奥运的洗礼,国人的金牌情结将逐步淡化,越来越多的人会更多地关注自己喜爱的项目,关注运动本身。体育决策部门可能会因此重新思考‘后奥运’时代的中国体育战略,从而改变我们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发展不平衡的现状”[5]。民众对体育政府组织的期望不再是金牌获得瞬间的民族自傲感,而是实实在在地健身、健康追求,以民众利益为导向的体育战略转向也是韩国、日本等亚洲国家走向体育强国之路的重要载体,韩国的民主化在汉城奥运会之后得到实质的推动,民主法制获得实质性进展,日本转而大力推进全民健身、切实提高青少年体质健康。中国如果再坚持以少数运动员的金牌为唯一的奋斗目标,必然会遭到质疑。因此,社会逻辑是体育政府组织改革的时代需求。

3中国体育行政组织改革的历程

3.1 改革开放初~1995年的组织“国家化”

相比其它领域的组织改革,中国体育政府组织的改革稍显滞后,原国家体委“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1984)”明确规定体育政府组织是以国家办的体育事业单位。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体育行政组织,事业单位的改革都日渐朝着市场化、社会化的方向迈进,“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1993)”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突破单纯的行政指令,创新有活力的体育组织,走“国家办与社会办”相结合的道路,但是该意见并未获得实质性进展。

3.2 1995~1998年的组织“社会化”、“产业化”开端

1995年开始,先后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奥运争光计划标纲要》、《体育产业发展纲要》,使体育改革的目标、内容、走向用法治的形式固定了下来。足球、篮球、排球三大运动项目试水职业化改革。

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二条对我国体育的根本宗旨、性质、任务、原则和方针做了明确的规定:“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体育工作坚持以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为基础,实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促进各类体育协调发展。”并在1996年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有明确体现,“实施全民健身计划,普及群众体育运动,普遍增强人民体质。加强学校体育,明显改善青少年身体素质。落实奥运争光计划,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促进体育科研、教育、宣传和对外交流的发展”。

1998年,国务院进行机构改革的过程中,本着“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原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曾在改革方案中宣布改为中华体育总会,在征求意见时被改为组建国家体育总局,改组后的国家体育总局由国务院组成部门改变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家体委经过“出阁不降格”的变化,内设机构减少到9个,人员编制由381人减少为180人,但主要职责不变。为顺应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体育总局增加了体育经济司。

更为重要的是体育行政组织的性质发生转变,国家体育总局成立了14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行政单位”改为“事业单位”),运动项目管理中心日益庞大,并形成上下统一、部门联动的条条式管理体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全国性事业单位的改革难题,机构膨胀,过度产业化而忽视体育公共服务的提供。

3.3 1998年至今的组织“社会化”、“产业化”停滞

市场化改革不彻底,体育公共服务职能未能充分发挥,造成体育结构失衡,轻群众体育、重竞技体育,经费运作、人员配备等都依赖政府,体育行政组织掌握体育资源、依靠行政命令支配体育资源。但是,竞技体育的效率并未得到良好的发挥,内部项目失衡、区域失衡现象严重,并造成体育产业化不彻底带来的体育赌球风波触及到球迷神经,影响人们体育参与的热情,进一步阻碍了体育社会化进程。虽然,国家体育总局制定的《2001—2010年体育改革发展纲要》明确指出,“深化体育体制改革,加速体育机制转型”,“重视体育制度的创新,切实把体育事业的发展方式从行政型转为社会型”。但是,体育协会发展迟缓、数量多、质量差的现象仍然是困扰群众体育深入开展的桎梏。

4 体育强国的目标

4.1 时代目标

胡锦涛总书记表彰大会的讲话中,进一步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三个具体措施:一是要继续发展群众体育事业;二是要继续提高体育运动技术水平;三是要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体育事业发展活力在于改革创新。

中国的宏观经济体制环境下,“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转变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强产业结构调整,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中国不仅能制造大规模的产品,还要制造有技术的产品。那么,经济领域的行政组织主要制订产业发展规划,具体的政府扶持政策、措施等,这从中国的经济组织性质演变上可以看出,打破单一的国有经济主导,逐步培育国有、民营、外资共存的经济组织形式,2010年民营经济可以进入垄断行业竞争使得经济组织改革更深一步。

文化、教育、医疗的体制改革,经验教训虽多,但是值得借鉴的组织改革是保障体育强国目标实现的关键,其共同趋势都是直接推进事业单位的改革,改“事业”为“企业”,彻底转变组织性质,这也符合中国的事业单位改革趋势。经验告诉我们,改革难就难在既得利益者的调整,成功的组织改革必须建立在共享利益机制的分配上。

从胡锦涛总书记论述体育强国的具体措施来看,第一,调整体育结构是关键,单纯追求金牌的体育政治性已经不符合时代需要,大力推进群众体育事业,提供体育公共服务是时代要求,要想保障体育的政治性与社会性,必须进行体育改革创新;第二,体育产品的生产,不但要注重数量,也要注重质量。竞技体育,但从金牌的价值来看,已经有不少争议,体育强国新的诉求就是解决这些争议,我们的金牌,或说竞技体育产品要是有技术、质量高的产品,体育公共服务产品同样需要提供高质量的、群众真正需求的体育公共产品。

4.2 具体目标

体育强国的具体目标必须经过反复论证,必须科学地制订指标体系、实施机制、政策保障才可以实现。比如我们可以参照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设想一些“体育强国”目标:一是竞技体育。要发展带动力强的、国际影响深的项目、市场潜力大的、群众基础好的竞技体育产品;二是群众体育。要开展普及性高的、最能增强体质、增进健康、满足业余文化生活需要的体育产品或服务,关注弱势群体的体育权利,切实提高青少年体质健康,保障体育公共产品的效率与公平等。三是体育产业,要营造良好的法制、市场环境,提高有自主创新、品牌开拓、产品质量好、附加值高的体育企业竞争力。当然,这些目标需要进一步科学论证,但不管体育强国的具体目标如何制订,体育行政组织改革是推动体育强国指标达成的动力机制,或者说体育行政组织改革是体育强国的宏观战略,胡锦涛总书记关于体育强国的具体措施也表明改革创新是体育事业发展活力的关键,所有的改革创新,微观制度的设计都要以强有力的组织保障才能发挥功能。

5“体育强国”的行政组织改革启示

要完成上述的体育强国目标,我们面临的问题很多,其中,“三多三少”是最直接、最突出的问题,具体表现在竞技体育“金牌多、金量少”,群众体育“组织多、活动少”、青少年体育“课程多、效果少”的问题较为突出。因此,我们把青少年体育纳入群众体育考虑,尝试进行体育行政组织改革的“翻牌又洗牌”、“体制又机制”的彻底改革。

5.1 追求经济效益的部分组织“事业到企业”过渡

中国体育行政组织改革之所以跌宕往复,体育产业化进程缓慢,大多与体育行政干预过多,事业单位行政化有关。因此,要想真正追求经济效益,必须转变组织性质,改革现有体育事业单位庞杂的结构,分批分类进行,有些条件成熟的地市级“体育事业单位”直接改为“体育企业法人单位”,真正参与市场竞争,这也是组织改革必须面临的效率最大化的经济逻辑。微观制度设计上,有很多经验可以参照,如少数成功的事业单位改制经验,为了解除体制内人员的后顾之忧,不能全盘打破已有的权力网络,而是采取折衷、保全现有体制内的成员利益,比如“老人老办法”、“中人中办法”、“新人新办法”的事业单位改革经验,公务员身份转变企业员工身份的风险在退休之后保障享有原有的体制内标准,保障员工既能享受退休之后的“公务员待遇”,又能分享到体育市场化带来的“利益分红”。

5.2 破除权力网络的“训练与竞赛”分离

中国的体育事业始终坚持的“国家办”路线,不管从经费下拨、人员配备、物质保障上,“以竞技体育为重,片面追求金牌利益的机制”已是不争的事实,体育系统与教育系统长期分离造成运动员后备人才不足、再就业难题凸现。体育行政事业单位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各个地方政府追求政绩的动机强加给体育部门,形成全运会竞争中难以打破的利益链条与经不起推敲的“东道主必胜”现实。究其原因,训练与竞赛一体化,造成权力过分集中,当私人利益膨胀时,难以避免出现多种体育丑闻,运动员国际赛事资格作弊、全运会的金牌分配等等损害了政治形象,不利于发挥体育政治喉舌的功能。

因此,在组织性质由事业转为企业的基础上,必须有配套机制才能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建立训练与比赛相分离的机制,训练机制力图利用社会化与产业化手段,拓宽体育资源,发挥各方投入运动训练的积极性,鼓励企业、学校、协会等办运动队,扩大运动参与、提高训练质量。体育政府部门严格把关运动竞赛,保障运动竞赛的竞争性,选择最有实力的运动队、运动员,又要追求体育竞赛的政治性,严格把关运动竞赛选拔机制的公正、透明、科学。运动训练体制是社会化、产业化的效率最大化的竞争机制,运动竞赛是保障政治正确化,又要满足体育竞赛产品的消费者需求,政治性、市场性与社会性相统一,“训练社会化与市场化,竞赛国家化”的训赛分离体制可能是组织改革的大胆创新。

5.3 适应体育公共服务的“企业与协会”共建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验表明,所有制改变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开放市场使得中国屹立于“世界制造大国”之首,但距离世界创造强国的目标甚远,还需要长时间的尝试。要想克服市场无序竞争、利润不断降低、成本不断提升是中国新一轮经济发展遇到的难题,“政府之手”固然重要,但帮助政府进行市场规范、行业监管等方面的组织是行业协会。

体育亦然,体育走向市场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必然面临经济领域以及其它行业领域由于过渡竞争带来效率低下、质量不高的选择,体育组织改革要未雨绸缪,大力发展行业协会,利用行业协会规范市场行为,政府发挥宏观指导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提供最有竞争力的体育产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体育文化生活需要。

此外,大力发展民间体育组织、协会、俱乐部,满足人们增进健康、增强体质的需要,弥补单纯由政府提供体育公共服务的能力不足问题,尤其是青少年体质要充分利用协会发挥青少年体育的积极性,大力培育青少年体育组织,政府可以部分购买民间组织的公共服务,这也是中国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导向。体育必须积极适应改革的宏观环境,履行监管社会公共利益的政府可以抽身出来,真正实现体育发展的“官办分离”,提高组织的社会性,更好地满足民众的体育公共利益。

参考文献:

[1] Frank Dobbin, J.R. Sutton, J.W. Meyer and W.R. Scott. Equal Opportunity Law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l Labor Market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3, 99(2): 396-427.

[2] Chandler, Alfred Dupont,Strategy and structure: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the industrial enterprise,Strategy and Structure. Cambridge, Ma.: MIT Press,1962

[3] Suchman, Mark C. (1995), "Managing Legitimacy: Strategic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571-610.

[4] DiMaggio, Paul & Walter Powell (1991), "Introduction," in W. Powell & P. DiMaggio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pp. 1-38.

[5] (美) E威廉姆森 & G 温特,企业的性质:起源、演变和发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6] 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33.

[7] 张永宏. 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学派[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8] 徐建牛,丘海雄. 效率、权力还是制度?——关于M型结构的理论争辩和实证研究述评[J].广东社会科学,2008,5:162-163.

[9] 弗雷德里克•西伯特,西奥多•彼得森,威尔伯•施拉姆.戴鑫译.传媒的四种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0]国家体育总局官方网站.

作者:于永慧

行政组织改革原则遵循论文 篇2:

完善高考改革试点方案制定环节的理性思考

高考改革试点方案制定环节包括制定原则、时机选择、目标确定、制定程序、试点内容五个方面。完善高考改革试点方案制定环节是高考改革与发展的需要,作为高考改革关键的一环,制定环节的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直接影响高考改革试点的实施和效果。探索完善高考改革方案制定环节的策略,仍然是当前和今后高考改革频密期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高考改革 试点方案 制定环节 完善 理性思考

2014年上海、浙江两个省市启动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并出台了相应的试点方案。高考改革试点方案制定环节是高考改革战略定位的重要环节和关键步骤,也是高考制度全面改革的主要内容,对于从更高、更广的视角来认识这次由国家决策的高考改革的全局意义具有重要作用。总体来说,教育部及有关省市出台的高考改革试点方案都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但是教育因素、传统因素、政治因素的影响,特别是高考改革方案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方案设计中公平与效率矛盾,高考改革中的部分方案的制定环节也并非尽善尽美,或多或少存在一些不足,还有不少方面值得进一步完善。因此应从高考改革方案制定环节的制定原则、时机选择、目标确定、制定程序、试点内容五个方面入手,以便提出改进和完善高考改革试点方案制定的意见和对策。

一、完善高考改革试点方案制定的原则

虽然国家及省市有关部门在制定高考改革方案时也考虑过制定原则,但是有关部门在制定高考改革方案时不一定完全按照改革方案制定的原则行事,甚至有些还违背了高考改革方案制定的原则。为此,应组织专门的力量研究高考改革方案制定原则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高考改革方案必须遵循四大原则。

1.需求的原则。即国家及考生对于高考改革方案是否有需求,需求有多大,有多充分。根据前期研究、观察,总体上决策者可能没有完全按照需求原则制定高考改革方案,决策者也没有完全掌握国家和考生双重的需求。正因为没有完全掌握需求,没有前瞻性的调研,导致高考改革方案制定准备不充分。应在评估的基础上运用诱致性制度安排逻辑和制度“需求—供给”分析方法,考察高考改革方案的制定是否按照需求的原则进行,有多少高考改革方案是根据需求原则进行的,有多少没有按照需求原则进行而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安排,并提出如何考察需求,分析什么是“真需求”,什么是“伪需求”,在有多大的需求时就可以考虑提出制定高考改革方案并将其纳入改革安排的议事日程。在此基础上课题组将提出根据需求原则制定高考改革方案的相关意见和操作方法。

2.参与的原则。高考改革方案涉及到多个主体,因此改革方案必须征询相关主体的意见,特别是要让考生参与高考改革方案的制定。因为考生是高考改革方案实施的对象,保证考生的参与权和话语权,才能确保制定的高考改革方案是考生真正需要的改革。根据前期研究和观察,高考改革方案制定过程民主程度不高,特别是高考改革方案的对象参与方案制定的程度不高。因此应根据高考改革方案制定的评估,考察在高考改革方案参与的过程中,相关利益主体特别是考生参与的程度、考生参与的数量、考生意见被采纳的程度等,并在此基础上就如何切实保障考生参与方案制定过程等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3.试点的原则。高考改革方案涉及面广,而中国地广人多,各地差异性很大,加上高考改革方案供给的统一性与改革方案需求对象的差异性,这些都需要高考改革方案先试点,尽量考虑地区差异性和人群差异性。因此高考改革方案的制定要按照“先试点,后推广”的原则进行,尽量使高考改革方案供给满足改革的需求,尽量解决改革方案的统一性与改革方案对象之间差异性的矛盾。在对高考改革方案制定程序评估的基础上,考察高考改革方案的试点情况,即有多少改革方案在实施前试点,试点是否考虑了地区差异性、需求的差异性,是否考察了高考改革方案的可行性,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改进和完善高考改革试点方案的基本措施和方法。

4.量力而行的原则。高考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实施必须量力而行。量力而行包括两个方面:是否尽力、是否量力。前者是有能力而不制定,后者是没有能力而制定。为此,需要在高考改革方案评估的基础上,从两个方面考察高考改革方案是否量力而行,是否存在超越能力的改革方案,或者某些政府有能力但是改革方案实施不够,需求满足度不高,问题解决得不够。因此,量力而行是制定高考改革方案的一项重要原则。

除此之外,还应该根据研究的需要,对高考改革方案制定的主体性原则、效益和效率原则、公平性原则、针对性原则进行分析和研究。

二、完善高考改革试点方案制定的时机

高考改革试点方案的制定、安排和实施既须考虑考生的需要,也须考虑社会经济和教育发展的现实,还须考虑其他方面的因素,因此高考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有一个时机问题,条件不成熟不行,高考试点的安排和实施的时间必须是恰到好处,只有这样才能够使高考改革方案发挥最大效用。为此,在高考改革方案描述、跟踪和评估的基础上,从三个方面提出高考改革方案制定和出台时机的意见和建议。一是问题分析。根据高考改革方案描述、跟踪与评估分析高考改革方案时机选择方面存在的问题,即是否存在时机不成熟而超前制定高考改革方案,或者存在时机成熟而滞后制定高考改革方案的问题,两者的比重各有多大,并分析这两个问题分别诱致了什么样的后果。二是原因分析。在问题分析的基础上,研究高考改革方案制定时机选择的原因,将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教育等方面分析高考改革方案时机把握不准、把握不好的原因。三是完善建议。如果高考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实施并没有科学的时机和条件成熟的基本标准,而是根据国情和民意及方案制订者的主观判断,那么这种时机的选择缺乏科学性。因此,应在问题和原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把握高考改革方案制定时机的基本建议。

1.要清楚高考改革方案制定和实施成熟的条件。即高考改革方案成熟由什么条件组成的,如何发现这些条件,高考改革方案的制定除了政府自己调研获取成熟的条件外,还可以考虑接受、接纳民间智库的调查研究成果,共同判断高考改革方案制定和实施的成熟条件。

2.要把握好高考改革方案制定和实施的时点。把握时点“说易行难”,因为需要决策者根据调研的实际情况与标准进行对照。根据已有研究,可以按照高考改革试点的边际收益与改革前的边际损失或者缺少改革的边际损失相当为成熟的主要标志,即高考改革试点的边际收益等于改革前的边际损失或缺失改革的边际损失。一旦出现此标志,表明高考改革方案的制定条件成熟,相关决策部门就可以考虑制定和实施相关高考改革方案。

3.整合力量形成合力及时推出高考改革方案。出台高考改革方案也是一个博弈过程。一旦高考改革方案制定和实施条件已经成熟,国家及省市相关部门要整合力量,排除阻力,迅速制定改革方案并及时实施改革方案。因此应提出量化的标准和明晰的条件,为高考改革方案制定部门把握改革方案时机提供参考依据。

三、完善高考改革试点方案制定的目标

高考改革试点方案总体而言是改革,但是国家也有改革以外的其他隐性目标,如教育改革目标、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目标、民心目标、政治稳定目标等。因此,制定高考改革方案首先要确定目标及目标组合。根据高考改革方案的描述、跟踪和评估,并结合前期研究:高考改革方案一般都有多元的目标,但是考生对改革需求的目标是单一的,多元的高考改革目标与单一的考生需求目标往往会产生冲突。因此,确定高考改革方案的目标集合,明确主要目标,并选择最佳目标组合是高考改革方案制定过程中要重点考虑的问题。首先要分析我国高考改革方案目标确定的问题。目前主要问题是目标过多,对改革方案赋予了过多的任务,寄予了过多的期望,从而导致高考改革方案不堪重负,主要目标模糊,组合目标相互冲突、改革效应相互抵销,从而导致目标组合效益无法最大化。[1]其次是考察高考改革方案目标多元化的原因。对于决策者来说都存在用最少的改革方案解决最多的问题,或者用最小的改革方案成本获得最大改革效益的问题,但是方案的容量有限、功能有限,一项方案只能根据其性质和内容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不可能解决太多的问题,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因此,还要分析导致高考改革方案目标多元化的具体原因。最后提出确定高考改革方案目标组合的基本对策。根据高考改革方案制定目标多元化、目标最大化方面的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提出确定高考改革方案最佳目标组合的方式和方法。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研究确定高考改革方案目标的方式和方法。

1.清晰高考改革方案的目标集合。制定一项高考改革方案肯定会有多方面的目标考虑,决策部门首先要明确此项改革目标究竟有多少。因而应分析高考改革方案的总体目标、基本目标和附带目标,同时针对不同目标进行具体的案例分析,即弄清楚到底高考改革方案企图实现多少目标。

2.明确高考改革方案的主要目标。在明确目标集合的基础上确定高考改革方案的基本目标、主要目标。基本目标是最低要求的目标,主要目标是针对性目标。只要确定了基本目标和主要目标,改革效益就好考核,改革内容就好制定,改革功能也好赋予。所以应在明晰高考改革目标集合的基础上,确定高考改革方案的基本目标和主要目标,并提出确定基本、主要目标的一般性方法。

3.选择最佳的高考改革目标组合。在明确基本目标和主要目标以后,就须要选择高考改革方案的目标组合。因为有些目标存在内在冲突,有些目标功能相互抵销。这就要选择好目标组合。根据整体效应最大化和增量目标效益等于零的方法确定高考改革方案的目标组合,即在一项主要目标的基础上,加入一个专项方案,考察其改革方案组合边际效益,当加入最后一个目标时,其组合边际效益为零,这时的高考改革目标组合就是最佳目标组合。[2]为此,需要提出选择高考改革方案最佳目标的程序和方法,为国家及省市有关部门制定高考改革方案提供分析工具。在确定目标组合的基础上再确定高考改革方案的性质并赋予一定的改革功能。

四、完善高考改革试点方案制定的程序

高考改革试点方案制定环节的主要内容是改革方案的制定程序。只有较科学的、完善的制定程序,才能够较好地满足相关主体的需求,实现其最大效益。高考改革方案有一定的制定程序,相关部门也较严格地按照程序办事,但是实践中仍存在程序不太完善、制定中忽视程序或者程序化不够等问题。因而,须在高考改革方案的描述和评估的基础上,提出完善高考改革方案制定程序的对策和建议。

1.高考改革方案顶层设计的完善。高考改革方案制定的提出有多个渠道,如中央高层领导、专家学者、人大代表、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还有些是考试研究等机构。应具体分析高考改革方案制定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主体的整体性偏差问题、提出主体的自我利益导向问题、提出主体渠道单一性问题等,并根据这些问题提出改进建议。主体应当多元化、中立化、公共化,只有这样才会保证高考改革方案的相对公平性、公正性。

2.高考改革方案制定调研的完善。高考改革方案制订前都进行过调研,也有前期研究,但还是存在研究和调研的充分性、客观性、广泛性等问题,即有些高考改革方案安排的调研是部门进行的,区域或阶层利益导向比较明显,客观性不足;有些高考改革方案只是有选择性调研,地方的差异性考虑不足;有些高考改革方案没有进行全方位的调研,高考改革方案的广泛性考虑不足。根据这些问题,高考改革方案制定调研应坚持四个原则:专家参与性、主体中立性、区域广泛性、评估的客观性,即高考改革方案的出台调研要充分考虑“四性原则”。

3.高考改革方案制定主体的选择。高考改革方案制定还涉及到制定主体的问题,即由谁来制定,如何制定。其实目前有相当一部分高考改革方案由相关部门制定,这就导致了一些问题:高考改革方案之间相互冲突的问题,高考改革方案之间协调和沟通的问题,以及部门为本部门的利益而改变方案目标等问题。为了避免高考改革方案出现偏误、部门化、孤立化的倾向,我们提出高考改革方案制定的基本要求:中立性、独立性、超然性和综合性的“四性标准”,即高考改革试点方案制定部门利益要超然,并建议组成包括管理部门的综合性改革制定小组,整合力量,充分沟通,保证高考改革方案的中立性、客观性、协调性和目标的针对性。

4.提高高考改革方案的合法化程度。当前的高考改革方案都是按照一定的程序制定的,高考改革方案制定层级还是有些差别。有些是教育部制定的,有些是省(市、自治区)政府或教育部门制定的。从程序来看,高考改革方案都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但是由于高考改革方案制定主体较多,部门较多,不可避免地存在“政出多门”的问题,从而无法形成一个整体性的决策者。根据现在高考改革方案合法化的层级和问题,研究高考改革方案制定的主体和资格问题:大致方向是考虑将高考改革方案制定层级提高,即尽量考虑将高考改革方案交给全国人大、国家政策研究室、教育部、省级政府等地位比较超然的机构和部门来制定,以避免高考改革冲突、矛盾的问题,提高高考改革方案制定的合法程度。

5.改进方案制定意见的征询方式和方法。高考改革试点方案制定后还应该征求专家、相关部门和利益主体特别是执行者省级政府有关部门和改革主体(考生)的意见。根据前期调查,高考改革方案制定过程中还是存在意见征询不到位、不充分的问题,特别是省级政府有关部门、考生和教师很少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这将导致高考改革方案的整体性偏差。因此,应在高考改革方案描述、跟踪和评估的基础上,提出完善高考改革方案制定意见的征询方式、方法和基本原则。

五、完善高考改革试点方案制定的内容

高考改革试点方案制定得好不好,主要在于内容的完善程度。只有内容较为完善,高考改革方案的成效才会比较好,才能够实现高考改革方案的设计目标。总体而言,最新出台的高考改革方案的内容还是较为完善的,但是在针对性、灵活性、外在协调性、内在冲突性、环境兼容性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或者缺陷。可以从五个方面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高考改革方案。

1.高考改革方案的针对性。目前我国制定高考改革方案的统一性比较强,而较少考虑地区差异、社会分层和人群差异,因此导致有些地方、有些阶层、有些人群高考改革试点效果较好,有些则较差,针对性不强。所以,需要研究提高高考改革方案针对性的改革建议:将从方案多层次性、多方位性、多需求性方面着手研究。[3]

2.高考改革方案的灵活性。当前高考改革方案规制性比较强,给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操作的灵活性不太够,从而约束了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的积极性。可以从调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积极性角度研究高考改革方案的灵活性,即高考改革方案如何处理好原则性和灵活性之间的关系,以便调动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落实和执行高考改革方案的积极性,提高高考改革方案的成效。

3.高考改革方案之间的协调性。由于这次高考改革方案出台比较多、比较急,而且不少高考改革方案出自不同部门,导致高考改革方案之间协调性较差。应在高考改革方案描述、跟踪和评估的基础上分析高考改革方案之间的协调性,并提出完善高考改革方案之间协调程度、配合程度的基本策略和办法,从而减少高考改革方案的相互抵销和内在冲突,提高高考改革方案的绩效。

4.高考改革方案内在的冲突性。考虑到有些省份高考改革方案制定和安排比较匆忙,有些高考改革方案内涵之间还存在内在冲突和矛盾的地方,这也使执行者束手无策或者选择性地执行高考改革方案。如将“体育纳入高考”理想图景虽然美好,然而对于年龄较大的人群、残疾考生以及身体素质较差的考生显然是一种伤害和不公平对待。[4]因此,应具体分析当前高考改革方案的内在冲突、矛盾以及产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消除冲突和矛盾的基本方案和方法,并将这些方案和具体的改进措施提交国家及省市有关部门参谋和决策。

5.高考改革方案与环境的兼容性。高考改革成效能否最大程度地实现,还与高考改革方案执行、落实与接受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当前高考改革方案较多地考虑了执行和落实环境的兼容性,但较少考虑高考改革方案与接受环境、社会文化、信息环境的兼容性,因此导致了高考改革方案与环境的兼容性不够,经常受到参与者的排斥。方案的制定者应对主要的高考改革方案进行具体的分析,然后提出高考改革方案与环境兼容的基本措施和路径。

总之,高考改革试点方案的制定须以求真为目的的理论理性,这种理性主要是来自于理解和解释考试评价与改革实践的认知理性,没有对考试改革理论和考试发展规律的清晰认识,任何考试改革都可能面临失败的教育代价。[5]完善高考改革试点方案制定环节是高考改革与发展的需要,作为高考改革关键的一环,制定环节的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直接影响高考改革试点的实施和效果。探索完善高考改革方案制定环节的策略,仍然是当前和今后高考改革频密期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参考文献

[1] 郑方辉.民意调查与公共政策评估[J].江汉论坛,2007(3).

[2] 王建容.我国公共政策评估存在的问题及其改进[J].行政论坛,2006(2).

[3] 王后雄.“高考城市化倾向”的成因及矫正[J].教育发展研究,2009(5).

[4] 吴胜涛.将体育纳入高考应三思而后行[J].教学与管理,2015(15).

[5] 刘清华,吴茳.考试改革需要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J].考试研究,2015(1).

【责任编辑 王 颖】

作者:余澄 王后雄

行政组织改革原则遵循论文 篇3:

新形势下社团组织党建工作问题研究

[摘 要]随着新形势下深化改革的全面推进,社团组织正逐步成为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力量。社团组织党的建设,既是新形势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要,也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和社团发展的政治保障。目前,社团组织党建工作,尚缺乏有效的理论基础及党建模式与工作机制,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关键词]社团组织 党建 问题 对策

随着新形势下深化改革的全面推进,以及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间的关系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和调整,社会组织正逐步成为“小政府、大社会”趋势下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强党的群团工作已经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十八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的问题,对全面从严治党做出了重要部署和制度安排。加强社会组织党建,既是新形势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要,也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社会团体作为一类数量众多的重要的社会组织,立足其发展现状,积极研究探索其党建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显得十分迫切。

一、社团组织发展现状

(一)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社团组织增速迅猛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社团组织的成长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慢到快的发展过程。1949年至改革开放的这个时期内,由于国家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尚处于探索阶段,加之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社团组织的数量寥寥无几。直至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后,各类社团组织骤然进入迅猛增长时期。加入WTO后,中国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各类社团组织进入新的一次更高增长期。

(二)社团组织分布情况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当前,我国社团组织广泛分布在科技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經济发达地方多,欠发达地方少;在种类上,服务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的学科性、经济性或带资本性社团组织多,政治维权性社团组织少;在级别上,全国性社团组织少、地区性社团组织多。如农村专业技术协会总体呈现东、中、西阶梯状分布,东、中部地区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发展起步较早,数量较多,西部省份相对数量较少。

(三)社团组织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我国社团组织虽然发展迅猛,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不同区域、类别的社团组织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总体来看,区域上表现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的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类别上表现为,新社会组织发展水平高于传统半官方半民间的社会组织发展水平,行政化级别高的社团组织发展水平高于级别低的社团组织,经济类社团组织的基础条件和发展活力总体上好于科技类社团组织。

(四)社团组织覆盖社会各领域并发挥积极作用

当前,我国各类社团组织已经形成覆盖科技、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各个领域的局面,不同行业社团组织侧重领域又有所不同,在这些领域中,社团组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成为政府社会治理的助手。社团组织作为政府与社会的桥梁,承担更多的政治表达和政治沟通功能,可以大大拓宽政治流通的渠道,提高社会的组织化程度,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沟通渠道不畅的问题,并以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实现社会稳定性的提高。

2.推动科技经济社会发展。作为科技类社团组织,推动学科发展、技术创新以及为会员提供服务是其根本任务;作为行业类社团组织,在日常工作中为行业内企业提供各类服务是其最重要的职责之一,能够有效地促进企业发展。

3.促进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社会组织成为社会中的重要力量,改变了改革前政治、经济、社会高度一元化的权力格局,形成了国家、市场和社会三种力量相互影响的格局,推进了并持续推进着我国的政治发展[1]。社会组织已经成为影响党委、政府决策的重要力量,可以更好地整合相关社会成员的利益,通过各种制度性渠道以及非制度性渠道参与政治决策过程,推进党和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五)社团组织全面发展面临诸多制约性因素

研究表明,我国社会组织发展“整体失衡”,“单向发展”非常明显,不仅表现在强、弱之间,还表现在地域分布、行业分布、资源结构、活动领域等诸多方面[2]。同时,整体表现为独立性不足(即较高的行政依附性)、动员力不强(即功能失灵)、公信力不高等特点[3]。这其中,既有地域分布不均匀的情况,又有组织实力、组织功能不均衡的原因。在地域覆盖方面,基层社团组织总量偏少,功能偏弱,与社会发展和群体需求相距较大。组织实力与功能方面,相当数量的社团组织由于缺钱少物,活动困难,甚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依附于资本性社会组织,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政府及其他部门的帮助,组织自身的发展受到限制。

(六)我国社团组织与国外相比还有差距

虽然,我国社会组织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有了迅猛的发展,整体水平有了较大的提升。我国的社会组织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本身面临着生存的危机,有着饥不择食、无暇东顾的困难。相对欧美等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我国的社会组织发展水平还有相当差距,我国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无论是在发展的历史、发展的均衡度、活动能力、活动领域、活动范围等各个方面都完全不在同一水平。世界非营利部门平均提供的就业机会占各国总就业的比例在4.8%左右,非营利部门的支出规模占 GDP的4.6%左右。发达国家贡献更大,美国就业和支出分别占总就业的7.8%和6.9%[5]。

总体来看,我国的社团组织发展上升空间还较大,规范发展、科学发展任重道远,在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

二、加强社团组织党建工作的背景和必要性

党中央对社会组织党建工作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大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力度。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社会组织面大量广,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十分重要。针对有些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比较薄弱的状况,总书记特别强调,越是情况复杂、基础薄弱的地方,越要健全党的组织、做好党的工作,确保全覆盖,固本强基,防止“木桶效应”。社团组织是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社团组织党建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促进社团组织正确发展的根本保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团组织发展很快,已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承担着重要任务,需要加强社团组织党建工作,引领社团组织正确发展方向,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社团组织全面贯彻落实。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迫切需要

社团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参与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实践者,在促进经济发展、繁荣社会事业、创新社会治理、提供公共服务、推动行业改革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加强社团组织党建工作,有利于激发社团组织活力,推动社团组织更好参与国家治理,汇聚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正能量。

(三)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党的群团工作决策部署的政治任务

中共中央在2015年7月召开了党的群团工作会议,2015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各级社团组织要坚决贯彻落实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精神,带领广大会员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不断扩大党在社团组织的影响力,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四)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新要求,指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这是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要把握的基本规律。”在社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并已逐步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新领域和重要社会力量的背景下,社會组织必然成为党建工作的一个新的重要领域。党的十八大提出“四个全面”战略部署,社团组织作为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必须高度重视社团组织党建工作,以更大的力度抓紧抓好社团党建工作。

三、社团党组织的职责定位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明确提出,“社会组织党组织是党在社会组织中的战斗堡垒,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要着眼履行党的政治责任,紧紧围绕党章赋予基层党组织的基本任务开展工作”,“要按照建设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要求,创新服务方式,提高服务能力,提升服务水平,通过服务贴近群众、团结群众、引导群众、赢得群众。”按照《意见》精神,社团组织党的组织主要有以下基本职责:

(一)保证社团发展的政治方向

社团组织党的组织的首要功能是政治功能。在经济新常态、利益多元化的新形势下,主要体现在:自觉宣传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保持社团组织发展的正确方向,增强政治凝聚力;教育引导社团组织中的党员增强党性观念,有基本的价值认同,能够自觉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使其能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听从党的决定和部署;强化政治引领,引导监督社团组织贯彻执行中央的决策部署,牢牢把握正确的发展方向,围绕科技经济社会大局,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

(二)强化社会团体的服务功能

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总体要求是服务改革、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服务党员,社团党建工作要遵循这一根本宗旨,在充分发挥社团党的组织的政治功能的同时,将服务作为社团党组织发挥作用的重要载体和方法,注重发挥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密切联系会员和群众、服务会员和群众。

(三)推动社团组织健康发展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当前社会各阶层利益越来越趋向多元化和复杂化,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多发期大背景下的社会团体,因其本身固有的发展迅速且多变,成员流动性和分散性强等特点,使社会团体党的组织的协调、教育、管理职责显得尤为重要。具体包括:做好发展党员和党员教育管理服务工作,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监督党员切实履行义务,夯实党在科技界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帮助社团健全章程和各项管理制度,规范社团行为,激发社团活力;引导和支持社团有序参与社会治理,提供公共服务,承担社会责任,不断提升社团依法依章程办会的意识和水平,推动社团健康发展。

四、加强社团组织党建工作的总体要求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关注社会各级、各领域的党建工作,社会组织中的党建工作同样包含在其中。《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中明确提出,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的总体要求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与社会组织依法自治相统一,把党的工作融入社会组织运行和发展过程,更好地组织、引导、团结社会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坚持从严、从实把握特点规律,严格落实党建工作制度,积极探索符合社会组织实际的方式方法,防止行政化和形式主义;坚持问题导向,着力破解组织体系不够健全、组织覆盖不够全面、作用发挥不够充分等难题,推动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水平全面提升;坚持分类指导,根据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社会组织情况开展工作,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切实提高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增强社会组织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此文件的发布,为社团组织党的建设工作指明了方向。

五、当前社团组织党建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党组织覆盖面小,建党率低

目前我国还有近半数社团组织没有建立健全党组织,社团组织中的党建空白点较多,“有党员无组织”的情况突出,且不少社团组织的党员归属情况不明确,新发展的社团组织党员归属不明晰。

(二)党组织机构不健全,党员教育管理薄弱

目前社团组织中的党员,一般仅限于秘书处或者理事会中,其中大部分党员是在进入社团组织之前加入党组织的,而真正由社团组织培养、发展的党员数量极少。同时,很多党员忙于业务工作,无暇顾及党员政治要求的提升,容易产生理想信念动摇、长时间游离于党组织之外的情况。此外,很多社团组织内的成员为兼职身份,其党员身份的归属,同样是社团组织党员管理的难点。

(三)缺乏有效的党建模式与工作机制

社团组织党建工作作为基层党建工作的一个新领域,经过积极探索实践,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就整个基层党建而言,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归结起来,就是缺乏适应社团组织实际情况的党建工作模式与机制。建立科学有效的管理机制,可以使社团组织党建工作不会因组织的规模、人员的频繁变动而变化,不会因负责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要抓好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就要从指导思想、地位、任务、隶属关系、工作方式、经费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建立可行的工作模式,完善科学的运行机制,并形成长效机制。

(四)党组织与理事会职责不够明晰,领导体制需进一步理顺

理事会是社团组织的领导机构,是社团组织工作和发展的决策者。社团党组织作为党在社团组织中的战斗堡垒,发挥着政治核心的作用,而两者之间的职责如何界定,存在什么样的不同和联系,仍是目前困扰社团党建工作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社团组织作为松散的群众组织,怎样有效地发挥党组织参与决策、监督保障的作用,与理事会形成合力,建立能够共同推动社团组织健康发展的领导体制,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五)党组织作用发挥不明显,党员先进性体现不突出

部分社团虽然建立了党组织,但党组织软弱涣散,缺少凝聚力和向心力,难以有效地组织起党员,也无法及时和有效地开展党组织活动,存在有名无实的现象。

六、问题成因分析

(一)部分社团组织对党建工作重视程度不够

社团组织大多是松散的群众性组织,很多社团组织及其成员注意力持续锁定在本社团如何发展、如何服务会员等问题上,对于社团组织内部党的建设问题的认识程度不高,重视程度不够,不仅无法正常地开展相关党组织的活动,甚至在党组织建设、党员发展,以及完成上级党组织交办任务方面都存在较大的问题,有的甚至没有开展相应的党建工作,没有建立党的组织,把社团党建工作置于不顾的境地。

(二)党建工作不适应环境的变化

我国的社团组织,一直以来具有浓厚的官办色彩,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社会组织很多都逐渐开始与政府脱钩并实现了市场化。而社团组织党组织与上级部门的党组织关系不明晰,限定了党组织的组织空间和活动空间,逐渐在社会组织的运行体系中被边缘化。同时,社团组织党组织的负责人逐渐向“党务工作者”转变,其地位相对也被弱化了。这些变化,使党组织在参与决策、实施保障、监督等方面都面临着挑战。

(三)部分社團组织党建工作领导主体不够明确

随着社团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成立新的社团只需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而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社团组织必须要有主管单位的双重管理体制已成为历史。“多头领导、无人管理”的问题比较突出,特别是党组织隶属关系比较混乱,管理体制不够顺畅,管理主体不够清晰,造成部分社团组织党建工作存在责任盲区。

(四)社团党建工作支撑力量比较薄弱

目前,社团组织普遍存在党组织经费投入不足、活动场所及配套设施跟不上实际需求的状况,导致软硬件建设不足,更无力承担更多活动。同时,由于多数社团组织尚没有相关规章制度,缺乏社会组织党组织工作规范,没有有效的工作模式,难以应对社团组织党员流动性强等现实问题,党组织活动无法按规律开展。

七、加强社团组织党建工作的对策建议

社团组织的党建工作做得好不好,与各级党组织以及社会组织自身对这项工作的认识水平、重视程度、工作力度紧密相关,加强社团组织的党建工作,需要上下合力、内外结合、齐抓共管,针对社团组织的特点,积极探索创新,不断开创党领导社团组织的新局面。

(一)提高对社团组织党建工作的认识程度

加强社团组织的党建工作是一项政治任务,是贯彻中央关于加强党的群团工作精神、落实《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保证社团正确发展方向的必然要求。社团组织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和关系自身生存发展的大局着眼,充分认识党建工作的重要性,增强做好党建工作的政治自觉。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第一政绩”的理念,把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同安排、同部署,以党建促群建。

(二)加强社团组织党建工作的理论研究

社团组织党建工作出现滞后的局面,原因之一就在于相关理论缺乏,理论指导乏力。社团组织党组织建设是一个新生事物,不同于一般的行政事业单位党组织建设。群众性是社团组织的基本属性之一,理事会是社团组织的领导机构,决策社团组织的工作和事业发展;同时,社团组织党组织又是党在社团组织中的战斗堡垒,着眼履行党的政治责任,紧紧围绕党章赋予基层党组织的基本任务开展工作,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社团组织会员中的党员分布广泛,而且都有各自的单位,有自己本职工作,人事关系、党组织关系隶属本单位,组织生活在本单位党组织中开展;省级以下社团组织秘书处工作人员虽有部分为专职人员,但就现状来看,兼职人员仍占多数,没有专门的党务工作者,没有现成的党建经验模式。建议社团党建主管部门和有关单位,高度重视社团组织党建理论研究,根据社团组织的特点,就社团组织领导体制、党组织建设模式、运行机制、工作模式等成立专题研究团队,形成社团组织党建理论,不宜简单套用行政事业单位党组织建设理论。

(三)进一步加强责任落实

各级党组织应高度重视对社团组织党建工作的领导,把社团组织党建工作纳入党建工作总体布局作为抓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内容。要特别加强对与行政机关脱钩的社团组织党建工作的领导,确保脱钩不脱管。相关管理部门应把社团组织党建工作纳入社团组织综合考核评价范围,将党建工作作为示范性社团组织评估的必要条件,严格管理,强化监督。各社团组织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紧跟相关管理部门整体部署,按时保质完成各项党建工作任务,包括组织和参与相关活动、填报电子档案和相关统计数据等。

(四)充分发挥社团组织党组织的作用

科学定位党组织的作用和功能,应当遵循社团组织健康发展和增强党的影响力相结合的原则。既要确保在学会建设发展中发挥政治核心、思想引领、组织保障作用,面向科技工作者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决议,又要参与学会“三重一大”事项研究,保证学会的正确政治方向;并充分發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党的工作贯穿到学会工作的方方面面。

(五)完善社团党组织的工作机制

上级党委组织部门和社团组织党建工作机构应加强统筹协调,定期召开有关部门参加的社团组织党建工作会议,及时研究有关重要问题。注重上下联动,及时沟通社团组织党建工作动态信息,研究部署重点任务,运用基层经验推动面上工作。本着有利于加强党对社团组织的领导、有利于促进社团组织健康发展、有利于社会组织党组织开展工作和发挥作用的原则,创新工作方式,把社团组织党建工作与其业务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推动各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把党的工作融入社会组织运行和发展的全过程,形成“全覆盖、全工作、全贯穿、全增效”的工作机制。建立健全社团组织党组织“三会一课”制度、活动制度、组织制度、管理制度、责任制度和监督制度,强化工作规划和计划,形成齐抓共管、有序发展的社团组织党建工作局面。

(六)充实壮大党务工作者队伍

做好社团组织党建工作,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党建工作骨干力量。按照守信念、讲奉献、有本领、重品行的要求,选优配强社团组织党组织书记。党组织书记一般从社团组织内部产生,建议由党员社团组织负责人担任,社团组织负责人不是党员的,可从社团组织领导机构中选拔党组织书记;社团组织中没有合适人选的,可提请上级党组织选派,再按党内有关规定任职。同时,又要充实壮大党务工作者队伍,要求专兼职结合,多渠道、多样化选用,建设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数量充足的党务工作者队伍。明确规模大、党员数量多的社团组织党组织应配备专职副书记。在社团组织相对集中的区域要建立党建工作站,配备专兼职人员做好党务工作。

(七)加大对社团组织党员的教育、管理与激励力度

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一项基本方针。社团组织中的党员,作为党员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应当进行严格的教育、管理和激励。加强党务工作者教育培训,要求把社团组织党务工作者纳入基层党务干部培训范围,依托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和高校开展培训。明确培训工作由党委组织部门、社团组织党建工作机构和有关职能部门组织实施。对党务工作者既要严格管理和考核,又要激励和保障他们做好工作。社团组织党组织书记每年要向上级党组织和本单位党员报告工作并接受评议。各地各部门要根据实际给予党组织书记和专职党务工作者适当工作津贴,注重推荐优秀党组织书记作为各级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选,作为劳动模范等各类先进人物人选,努力使社团组织党务工作者干事有平台、待遇有保障、发展有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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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Leste M.Salamon,,Global Civil Society,The Johns Hopkins Comparative Nonprofit Sector Project,1999.

作者:刘利印 王晶 史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