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原则论文

（110035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北京）摘要：证据裁判原则是当今世界多数国家所认可的一种刑事诉讼原则，也是定罪量刑所必须遵循的原则。随着社会的进化和历史的进步，证据裁判原则历经了理性与非理性两个阶段，从神明裁判阶段发展到证据裁判阶段，时至今日，证据裁判原则已经成为证据法上最基本的原则，并贯穿于诉讼当中。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刑事诉讼原则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刑事诉讼原则论文 篇1：

我国先民事后刑事诉讼原则确立的必要性

摘 要 先刑事后民事原则对于节省诉讼资源 ，提高诉讼效率有重要价值，但其效力的过度扩张严重损害了民事案件当事人的利益，背离了现代诉讼的民主与公正价值。特别是在弱势群体像农民工受到刑事侵害后，农民工不能及时获得人身损害赔偿，甚至连医治人身损害的钱也不能及时获得，很明显这是不公正的。所以，在特定条件下，我国可以适用先民后刑原则来审理案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代是很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 先民后刑 先刑后民 农民工

笔者从事工程建设监理工作多年，在施工过程中不止一次遇到外来农民工发生人身侵害后不能及时得到赔偿而陷入生活困境的事件。当年山西洪洞县黑砖窑事件同样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如果不是政府职能部门的介入，如果是等到刑事案件的审结才开始民事赔偿的审理，相信农民工即使有条件参加诉讼，也不能及时获得人身损害赔偿，可能部分农民工由此而放弃赔偿。无疑这会严重损害了民事案件当事人农民工的利益，背离了现代诉讼的民主与公正价值。笔者通过分析先刑事后民事原则的弊端，对我国诉讼中在何种条件下采用先民事后刑事原则提出自己的思考。

一、先刑事后民事诉讼原则的局限性

先刑事后民事诉讼原则，简称“先刑后民”原则，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涉嫌刑事犯罪的，应当先对刑事问题进行侦查、审判，再对相关民事纠纷进行审理。先刑事后民事原则是处理有牵连案件的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之间关系的。

在司法实践中，先刑事后民事诉讼原则有其局限性。

（一）先刑事后民事原则的负面效果。

先刑事后民事会导致某些案件有刑事无民事，使受害人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一些刑事案件没有最终侦破或者犯罪嫌疑人逃逸，有些刑事案件因为各种原因迟迟不得审理，这都使受害人的民事救济权利无法得到满足，或者永久性丧失，或者加大权利行使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当事人经济状况恶化或者破产会使赔偿判决成为一纸空文； 而且就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设计本身，在案件审理先后、调查取证、各方主体地位、审判组织、裁判效力等各个方面，都体现了先刑事后民事原则下的刑事诉讼的优势和主导地位以及民事诉讼的弱势和从属地位。民事案件进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对受害人的最大不利是不能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求。对于受到人身损害的农民工，如果迟迟不能获得赔偿，相应的物质赔偿都不能获得，就更谈不上精神赔偿的诉求。

（二）先刑事后民事过于关注公权而忽视私权的保护。

在现行司法实践中，公权所保护的社会利益并非总与被害人的利益相一致，对社会利益的过分关注，完全可能导致对被害人利益的淡漠。其主要原因，一是强调“先刑后民”的原则，在刑事追究迟迟不能发动，公权无法行使时，私权也无法请求救济，给被害人带来的是双重损失，即刑事追究与民事上赔偿的要求均无法实现。如犯罪嫌疑人潜逃长期不能归案时，此时，即使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有犯罪事实，但刑事追究仍无法启动，附带民事诉讼无从提起，损害了被害人的利益。二是，由同一审判组织在刑事诉讼中附带审理案件，虽然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效率，但是对于公正的保证却有所欠缺。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区别很大，刑事诉讼是国家对公民个人的诉讼，是国家对公民个人发起的一场“战争”，其具有典型的公法性质，民事诉讼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诉讼，具有一定的私法性质。而先刑事后民事诉讼原则过于关注公权而忽视私权的保护。

二、先民事后刑事诉讼理念的科学性

先民事后刑事诉讼理念是适应社会发展的新理念，可以避免单一“先刑事后民事”之旧习惯、旧原则，在我国现行的国家法律中尚无明确规定。但实际上，已在司法机关中如何运用司法职能，为构建和谐社会其理论与司法实践的结全上，形成、并作为一个基本的司法原则在改革试用。只是还不够统一、规范。在司法实践中，先民后刑诉讼程序理念往往因同一案件同时存在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现象时有发生。确立“先民事后刑事”之司法新理念，会收到良好的法制效果和社会效果。

（一）法制效果。

在某些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如果采用先民事后刑事诉讼，特别是对犯罪情节轻、社会恶性小的防犯罪嫌疑人，民事赔偿的提前获得无疑会使受害人在一定程度上原谅犯罪嫌疑人，甚至会替对方说情以减轻判刑。在这种情况下犯罪嫌疑人更容易意识到起所犯的罪行给受害人带来的伤害，因此对其的教育会更加明显。我国的刑事法律目的是保护社会稳定，惩罚犯罪，但同时也具有教育、改造罪犯的功能，恰到好处的应用先民事后刑事诉讼会起到很好的法制效果。

（二）社会效果

我国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而目前我国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现状仍显薄弱。农民工作为社会很大的一弱势人群，对其人身伤害的保护是很必要的。在现实中一些雇主对雇佣农民工的犯罪是很容易查清事实真相，找到确凿证据的。所以在类似的案件中只是机械的采用先刑事后民事的诉讼原则，对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是不利的。只有适时的采取先民事后刑事的诉讼原则，才能及时的给予农民工合理的人身损害赔偿，才能及时医治农民工人身和精神伤害。在这样的案件中，先民事后刑事诉讼原则的社会效果是很明显的。

三、先民后刑程序构建

先民后刑程序的适用应该慎重，因为涉及到刑事案件，所以，先民后刑的程序应该有严格限制条件。笔者认为，先民后刑程序的构建应该着重考虑以下几方面：立法机关应考虑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增设“先民事诉讼，后刑事诉讼” 的相关规定，并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或做出相应的立法解释，以便司法机关更好的执行。

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涉及刑事犯罪的，同时符合以下条件就可以考虑适用先民事后刑事程序。在同时具有刑事和民事法律关系的案件中，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受损害的一方急需获得赔偿金用于治疗或者生活，赔偿金的确定也是很容易计算的；赔偿义务主体有一定的经济赔偿能力，最起码可以首先就部分赔偿予以确认并付与。不过，先民后刑程序不能滥用，但是对于弱势群体特别是数量巨大的农民工在法律规定中要有所倾斜。

总之，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法律应该以人为本，从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制定符合相应的法律，并尽可能的提高法官的素质，在一定范围内给予其自由裁量权。在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人身损害赔偿中，有相当部分是侵权案件，而且其中不乏在工作中对农民工进行人身伤害的刑事案件。在这样的案件中往往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如果严格的执行现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对弱势群体的农民工的保护肯定是不够的。因此笔者认为法官可以变通的在农民工人身损害赔偿中引入先民事后刑事诉讼理念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作者：太原科技大学法学院 2006级 诉讼法学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石春玲．“先刑事后民事原则”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考察．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总第141期．

[2]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

[3]常怡．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

[4]郭娟．也谈“创建和谐家庭 构建和谐社会”．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 2008年4月．

[5]刘沛偦．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价值评析与制度完善．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6年6月．

作者：李志涌

刑事诉讼原则论文 篇2：

刑事诉讼中证据裁判原则综述

（110035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北京）

摘 要：证据裁判原则是当今世界多数国家所认可的一种刑事诉讼原则，也是定罪量刑所必须遵循的原则。随着社会的进化和历史的进步，证据裁判原则历经了理性与非理性两个阶段，从神明裁判阶段发展到证据裁判阶段，时至今日，证据裁判原则已经成为证据法上最基本的原则，并贯穿于诉讼当中。证据裁判原则要求对事实问题的裁判必须依靠证据，裁判所依据的证明必须是有证据资格的证据，裁判所依据的证据，必须是经过法庭调查和质证的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虽然贯穿了证据裁判原则的思想，但并没有做出具体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体系还应从证据能力、待证事实、证明方式方面做出更明确的规定。

关键词：证据裁判原则；刑事诉讼法；证据；裁判

一、证据裁判原则的定义及历史发展

（一）证据裁判原则的定义

证据裁判原则是现代诉讼制度、证据制度的基础性原则。在刑事诉讼中，证据裁判原则更是备受重视和强调。“刑事裁判，应凭证据，即采所谓证据裁判注意，已成为近代刑事诉讼之一定制。”证据裁判指裁判者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必须根据一定的证据作出，没有证据，不能认定事实。

（二）证据裁判原则的历史发展

1.神明裁判

神明裁判即以神示证据作为裁判的依据。在生产力落后和人类认识水平较低的历史阶段，人们发现案件真实的能力较弱，因此往往借助于神的力量进行裁判。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神意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诉讼活动也不例外。诉讼中如果双方当事人对案件事实存在争议，而又无法证明各自的主张，就将“神的指示”作为裁断的最终依据或唯一依据。神明裁判是一种非理性的证明方式，但又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世界各国古代社会均存在神明裁判，但其方式繁多，各不相同。较为常见的是火审和水审。火审通常以烈火或烙铁是否导致灼伤以及伤口愈合方式判断是非。

2.证据裁判

随着历史的演进，人类的理性得到了初步的发展。人们对于之前所采用的非理性的证明方式进行了反思，与此同时神示证据制度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在对以往的诉讼经验进行总结下，人类开始尝试运用理性去判断和思考，在诉讼中人们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更多的依靠了带有理性色彩的证据而不是神明的意志，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也被人们发现，逐渐的法定证据制度被固定了下来。在法定证据制度中，由于理性发展并不充分，因此诉讼证明带有明显的机械性，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人们更多的采用了定量分析，而不是定性分析。法定证据制度的存在正显示出人类所采用的司法证明方式与人类理性发展的程度是息息相关的。

二、证据裁判原则的内涵

（一）对事实问题的裁判必须依靠证据，没有证据不得认定案件事实

证据裁判的基本含义是在诉讼证明中，事实问题的裁判应当依据证据。证据裁判原则更准确的表述应当是：对于要证事实，没有证据就等于没有该项事实。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二）裁判所依据的证明，必须是具有证据资格的证据

在不同历史时期，接受法庭调查的“证据”也具有不同的样态。从神示证据制度到法定证据制度，再到自由心证制度，哪一个可以作为证据差别很大。但任何时代的证据都必然具有这样一个共同特征：即当时的人们普遍承认该项材料具有作为证据的合理性。神示证据是与特定的不容置疑的神学信念密不可分的；法定證据则与普遍存在的对权威的遵从直接有关。

（三）裁判所依据的证据，必须是经过法庭调查和质证的证据

证据裁判原则的核心是裁判者对事实的认识必须以证据为根据。在诉讼以“法庭审判”为中心的现代诉讼理论中，裁判者的裁判行为也必须以法庭为活动空间，通过在法庭中的一系列活动，认定案件事实，作出正确裁判。因此，证据裁判原则所要求的证据必须在法庭上出示、辩论、质证。没有经过法庭调查的证据不得作为裁判的依据，即使该项证据确实具有证明价值。

三、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裁判原则

（一）证据能力

证据能力是贯彻证据裁判原则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事实的裁断者认定事实，必须依据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在我国，证据能力应当包括以下两方面的要求：一是证据的容许性。证据必须被法律所容许，法律禁止采纳的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不得作为证据调查的对象。为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当设立相应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白规则、品格证据规则、意见证据规则等证据规则，并通过严格的诉讼程序保障证据收集的正当性，保障相关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二是证据的审查判断。证据的审查判断必须依照严格的法定程序进行，证据裁判原则要求证据必须在公开的法庭上出示，经过控辩双方的充分辩论。为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当确立直接、言词原则，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并强化对被告方辩护权的保障，以使证据在严格的程序下，经过充分调查，查证属实之后，作为裁判的依据。

（二）待证事实

需要运用证据加以证明的事实包括实体法事实和程序法事实。证据裁判原则所约束的是实体法事实的证明。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当区分实体法事实的证明和程序法事实的证明。对于实体法事实的证明，应当严格遵循证据裁判原则的要求。在我国，对下列事实的证明，应当纳入证据裁判原则调整的范围：被告人的身份情况；犯罪事实是否存在；被告人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被告人有无刑事责任能力；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作为从重刑事处罚理由的事实；有无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等。

（三）证明方式

证明方式是证据裁判原则的重要内容。证据裁判原则作用的发挥，与其严格的证明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证明方式依其要求不同，可以分为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而严格证明为证据裁判原则所要求。我国证据法理论和立法都没有区分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在贯彻证据裁判原则时，有必要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的范围加以明确界定。证据裁判原则所要求的严格证明，至少应当满足两个基本条件，即据以作出裁判的证据为法律规定的证据方法；证据必须经严格的司法程序进行调查。对于仅具有程序意义的事实，则可以通过自由证明的方式加以证明。

注释：

①陈朴生.《刑事证据法》.三民书局，1979年版，第13页.

参考文献：

[1]樊崇义.《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2]史立梅.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裁判原则.

[3]陈光中，郑曦.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裁判原则——兼谈《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若干问题[J].法学，2011（9）.

作者：王莹

刑事诉讼原则论文 篇3：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控审分离原则

（530074 广西大学法学院 广西 南宁）

摘 要：控审分离原则是指控诉职能与审判职能必须由独立的司法机关分别行使，其理论基础是分权制衡理论与诉讼正义理论，我国刑事诉讼法在贯彻控审分离原则上存在不足之处，人民法院拥有决定逮捕、改变罪名、启动再审等权力，上诉审采取全面审查原则，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控审分离原则相违背。针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在贯彻控审分离原则方面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完善性建议，使刑事法律从程序上与实体上保证司法的公正公平，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控审分离；不告不理；全面审查

一、控审分离原则的基本概述

控审分离原则的理论发展对近代刑事诉讼理论与刑事诉讼活动进步有重要意义。我国理论界对什么是现代意义上控审分离原则的内涵没并有通说的界定，综合分析，有几种不同观点。我认为控审分离原则在内容上具有结构和程序两方面的含义。结构意义上的控审分离是指，控诉与审判作为两种不同职能应当由两个国家机构职能部门分别行使。程序意义上的控审分离原则是指严格遵守“不告不理”，即审判必须以控告为前提，并且审理和裁判的对象以控诉书的范围为准。

控审分离原则的体现与贯彻无论是从结构上着手还是程序上实施，都应当准确把握控审分离原则的理论基础。分权制衡理论与诉讼正义理论是控审分离原则的重要理论基础。最早由亚里士多德提出分权制衡理论，提出政体的三个要素，即行政职能、议事职能和审判职能，此为政体的基本要素。[1]随后，孟德斯鸠又提出了三权分立，分权制衡理论走向成熟。在我国，控诉与审判两种职权分别赋予人民检察院与人民法院，将两个机关实行分立，人民检察院对案件进行控诉，人民法院则负责审判。检察院的起诉书决定法院的审判活动内容，通过法官的裁判，对受到控诉的被告人进行裁决，法院不能对起诉书以外的案件进行审判，否则违反了分权制衡理论。诉讼正义理论为控审分离原则的发展提供了更深厚的理论基础。保证诉讼正义必须实现程序正义。实现程序正义，首先要制定一套合理、完善、科学有实施力的程序法律。刑事控审分离原则以分权制衡理论为基础，要求控诉与审判的职能区分行使，体现了对程序正义的要求。

二、控审分离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体现

我国在贯彻控审分离原则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首先从结构意义上进行分析，想要深刻的分析控审分离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现状，首先应该理解“控”与“审”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含义。控审分离原则中的“控”是指是控诉权，具体包括侦查权、公诉权以及自诉案件中的被害人自诉权。侦查是起诉的前提和基础，因此，侦查权是非常重要的控诉权。控诉权的进一步行使需要做好侦查工作，保证证据充分，程序合法。我国的侦查权主要行使机关为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行使。此外，国家安全局，军队保卫部门、监狱也可以对具体案件行使侦查权。公诉权是控诉权中最具代表性的权利，也是最常行使的控诉权。公诉权的行使使案件进入下一个阶段，犯罪嫌疑人也变为被告人，使审判程序开始进行。对案件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提起公诉，二审以及再审程序的抗诉的权力都是公诉权的基本内容。在我国，所有公诉权都由检察院行使。“审”则是指刑事审判权。这里的刑事审判权从广义上理解即刑事裁判权。又可将刑事裁判权进一步区分，可分为形式裁判权和实体裁判权。顾名思义，形式裁判权与实体裁判权分别指对案件的程序问题与实体问题作出裁判的权力。形式裁判权包括在侦查阶段中采取强制措施的决定权、公诉审查的决定权等；实体裁判权则指审判过程序中对被告人定罪权与量刑权等。在我国，由各级法院行使刑事实体裁判权。由于形式裁判权涉及到公民的基本权利与利益，世界各国一般的做法都是将它赋予了法院。下面就人民法院拥有决定逮捕强制措施的权力、改变罪名权、再审程序启动权以及上诉采用“全面审查”的原则方面作出分析。

强制措施的实施直接影响公民基本权益，这些措施由中立的法院批准执行，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的控审分离原则，属于侦查权的滥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将被追诉人的地位发生了改变。强制措施的实施涉及到被处分人的人身、财产、住宅等权利，实际上，在判断是否对被执行人采取强制措施是具有裁判性质的。

我国《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解释》）都明确规定在案件审判过程中，可以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即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或者决定逮捕等。根据控审分离的原则，法院的角色是审判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應处于中立地位，但是法院确被法律赋予了拥有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采取强制措施后无疑会使中立性产生偏差，使得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居于弱势地位，这也违背了无罪推定原则。

《刑事诉讼法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后发现起诉书指控的罪名不一致时，应当做出有罪判决，并又赋予人民法院可以改变罪名的权力。我国法院在被告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下可以作出相应罪行的判决。这不符合控审分离的内容要求，审判的对象超出的控诉书的范围是对控审分离原则的违背。

法律规定诉讼程序的启动应该由检察机关决定。法院作为中立的裁判者，只是对检察院控诉的内容进行审理，并且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裁决，不具有启动再审程序的权力。但法律也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现下级法院作出的，并确已生效的判决确有错误的，应该提审或者指令下级法院进行再审，这就等于在法律上赋予了人民法院具有启动再审的权力。再审程序也是控诉权，法院也可以行使，这显然也不符合控审分离原则对刑事诉讼程序的要求。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全面审查”的原则是二审程序审理案件所遵循的法定原则。上诉、抗诉案件的审理，不受上诉、抗诉范围的限制，既要对一审的程序与实体进行审查，也要对没有上诉、抗诉的部分以及新事实、新证据进行审查，共同犯罪案件中还要求对没有提出上诉的被告人进行审查。[2]人民法院在审理检察机关的上诉或者抗诉案件时采用全面审查的原则，审查时就可能会扩大追责范围，增加被告人的风险，这时候的法院有点控诉方的色彩，使法院的中立地位動摇。因此，对上诉程序中是否采用“全面审查”原则，应当进行合理的规范，可以进行适当的分类，合理适用，不仅做到实体公正，也能保证程序的公正，从而保障被告人的利益。

三、对我国刑事诉讼中控审分离原则实现的几点建议

由专门职能机关决定逮捕等强制措施的权力。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程序中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中立性，法律赋予法院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这些权力影响了法院的中立地位，不但使犯罪嫌疑人在程序上处于弱势地位，并且，也容易使办案法官产生偏见，从而在审判过程中以主观偏见进行审案，影响自由心正达到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我认为可以在制度上向西方学习，采用预审制度，设立预审法官，预审法官只负责强制措施的决定而不参与审判。

改变罪名权的行使应当严格遵守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我国与大陆法系国家一样，在控审分离原则要求的“诉审同一”原则上包括事实同一，而在罪名同一的问题上没有严格的限制，在实际情况中可能产生改变之后的罪名比起诉时的罪名要重，这不仅损害了被告人的利益，也影响到了人民法院的中立性，使人民法院的职权扩张到了控诉职能，违背了控审分离原则。因此，法院在变更罪名时应当遵循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也就是说只有罪名变更有利于被告人时，法院才可以变更，这样不仅保障了人权，也能更好的做到控审分离原则对刑事诉讼的要求。

人民法院的再审程序启动权的行使应当区分不同情况。如果发现已经生效的判决确实存在错误而不去补救也与法律应当公平公正的天职不符，所以，对人民法院的再审程序启动权完全否定也是不妥的，而应当针对具体情况给予适当的限制。人民法院的再审程序启动权的行使应当区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如果错误导致了被告人的轻判，法院从出于保护被告人利益的角度出发，不主动启动再审程序；二是如果错误导致加重了被告人的罪刑，法院在发现错误后应当根据再审程序启动的要求启动再审程序，及时补救，正确作出判决，保护被告人利益，使法律真正维护公平正义，达到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完美结合。

二审法院的裁判范围应以上诉或抗诉理由为界限。全面审查是违背控审分离原则的，同时也有可能会出现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情形。被告人或者检察院针对全部案件事实提起上诉或者抗诉的案件时，法院针对全部案件事实进行审判；如果針对的是部分案件事实，依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进行审理与判决，如果没有针对的部分内容能够减轻被告人刑罚的，法院应该就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依法进行改判；如果没有针对的案件事实不但不能使被告人减轻刑罚反而还会使刑罚加重的，法院應当就针对的内容进行审理与判决。采用这种区分的审理与判决，不仅能有效地保护被告人的利益，也将全面审查原则进行了一定的规制，减少了错案的发生，提高了审案的效率，也保证了法院作为中立裁判机关的地位，更是对控审分离原则最好的诠释。

参考文献：

[1]黄文：论刑事控审分离原则的理论基础[J].民主与法制，2004（2）：134.

[2]陈心歌：《中国刑事二审程序问题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北京.2013（1）：137.

作者：赵祥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