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野生动物论文范文

2022-05-12

想必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会遇到烦恼,小编特意整理了一些《论野生动物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野生动物的保护、利用,对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从分析野生动物保护、利用的主要问题入手,基于生态系统和法益理论,检视我国现行有关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的缺陷,进而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第一篇:论野生动物论文范文

论我国动物福利立法构建

作者简介:杨钦云,湖北文理学院经济与政法学院1011班法学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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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动物作为自然世界中除人之外重要的生命体,其生存和发展状况引起人们重视。世界上很多国家纷纷进行动物福利保护立法,运用法律手段保障动物的基本生存和发展,动物福利保护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关于动物福利保护的法律体系从结构和内容方面均存在很多问题,不利于动物福利的保护,引发了许多社会矛盾。本文试就确立动物法律地位、扩大保护范围、严格法律责任等方面阐述未来中国动物福利立法之道。

【关键词】动物福利;思想源流;立法保护;立法建议

大多数人尚不能理解动物福利一词所指。考林·斯伯丁曾总结出动物的五大福利即:生理福利、环境福利、卫生福利、行为福利、心理福利①。其后这一概念经多年发展,现在被广泛接受的说法是:动物福利是指动物在康乐的状态下生存,无疾病、无行为异常、无心理紧张和痛苦②。

动物福利始终围绕着使动物的生理和心理摆脱人为因素的制约,从而达到自然舒适的一种理想的生存状态。为实现这种状态,人类应当为动物提供满足其在理想状态下生存的外部条件。总而言之,动物福利的实质在于反对残酷地对待动物,保护动物生存发展的外在条件,确保那些为人类做出贡和牺牲的动物享有最基本的人道对待。

一、动物福利保护思想探源

(一)西方贬斥动物的传统观念

之所以要探讨动物福利,正是因为人类历史上存在长期压迫动物的事实。溯源而上,我们可以得知,西方早期历史上犹太教和希腊文化对人类形成轻视动物的态度影响深远。

1.犹太教的宗教影响

对欧美文化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的犹太教经典教义《圣经》中谈到人类是唯一得到上帝眷顾的存在,只有人类才拥有灵魂。按照《圣经》的说法,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类,还对人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土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③可见,《圣经》在万物产生之初就确立了人与动物之间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人因拥有和神一样的形象而获得主宰万物的权利。

2.希腊文化的熏陶

希腊哲学家在对自我认识的哲学化思考中,往往将动物作为参照物。亚里士多德用理性将人与动物区分开,他认为兽性和德性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兽性没有不自制,因为它没有普遍判断,只有个别的表象和记忆”,而“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是属于人的,只有人才会做出判断,什么是应该,什么不应该。”④自此,占据主流的理论学说中均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认为人有自由意志,而动物只有本能,试图以动物的卑微来衬托人的优越地位。

在上述两种文化传统的强势作用下,无论是伦理学还是法学,都对动物采取歧视态度,认为人类对动物可以为所欲为。显而易见,在这样的环境下,动物的福利无从谈起。

(二)动物保护意识的觉醒

近代以降,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人类的认知能力不断提高,开始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思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从生物学的角度论证一切生物都是从共同根源开始,后来由于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自然界中才有了形形色色的生物。达尔文还通过将人类和动物的生理结构对比,强有力的论证人类和动物的能力的区别在于程度的高低,大多动物都有基本的思维能力,有基本的道德感和情绪变化⑤。达尔文的进化论打破了人和动物之间明确区分的传统界沟,证明了人类本质上属于动物的一种,“照亮了一个深不可测的概念的黑夜”⑥,人与动物之间的分别不再那么显著。

哲学上,功利主义者边沁明确指出,法国人已发觉黑皮肤并不构成任何理由使一个人万劫不复,而腿的数目、皮毛状况等同样不足以将一种有感觉的存在物弃于不顾。他说:“动物作为有感觉的生灵,作为施仁和同情的对象,其利益被不恰当地忽略了。”⑦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曾就动物的权利做了简单的叙述:动物具有自然赋予它们的感情,因而它们也应该享有自然权利。人类应该对动物承担一定的义务,或者至少该给动物一种权利,是他们免受人类无故的虐待⑧。这些学者从生物学、哲学等角度证明人与动物之间的同源性和联系性,促使人类重新反思人类和动物之间关系,意识到动物不应当仅仅被作为工具来看待,开始重视动物的生存和发展。

(三)动物保护理论飞速发展

进入21世纪,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动物保护运动在西方蓬勃开展,动物保护理论也有了跨越式的发展。其中以彼得·辛格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动物主体论尤具代表性。彼得·辛格以功利主义作为动物保护理论的基础,认为凡是具有感知能力者均应有利益。动物具有感知能力,所以动物与人同样具有利益,应该享受同样的法律待遇,在法律上应当给与动物与人相同的主体地位。另一动物权利的倡导者汤姆·雷根则赞成辛格动物应当获得法律主体地位的说法,只不过他是从天赋权利的角度来进行论证。在雷根看来,动物具有其本身的价值,这就是所谓的天赋价值。有无天赋价值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判断,不存在中间状态。人们应当给予具有天赋价值的生命同等的尊重。

动物主体论和动物福利论都是随着动物保护运动发展而兴起的学说。它们有其共同之处,例如都主张保护动物,都认为动物应当享有被人道对待的权利。但是,这两种观点也有着显著的区别。动物福利论更多对占据主导地位的人类提出要求,从规范人类的行为入手,使动物得到人道对待;动物权利论则认为动物享有和人一样的权利,禁止人类以任何形式利用动物。

二、动物福利保护实践发展

动物保护理论取得重大突破带动实践领域的巨大进步。1822年英国率先颁布《马丁法令》,是世界上首部动物保护法律。随后英国逐步颁布了一系列的动物保护法律,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英国的动物福利制度保护制度从无到有、从随意取乐驱使动物到残酷对待动物入刑,日臻完善,成为世界上动物保护体系最为完备的国家。

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动物保护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动物福利立法实践随着各种社会思潮如环境保护运动的发展扩展到全世界,美国、德国、加拿大等都有了以尊重生命、善待动物、不虐待动物为基本理念的动物福利法,值得一提的是,德国还将动物保护问题写入宪法,这样一来,动物福利法的实施和执行得到了有力的保障。时至今日,世界上已经有超过一百个国家制定了本国的动物福利法律。这些国家通过对动物福利进行立法保护,提高本国人民动物福利保护知识和意识,保护动物的内在价值和福利,从而协调动物福利与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关系。

三、中国动物福利立法建议

在中国,动物福利及其保护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保护水平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中国近年来加快城镇化、工业化的步伐,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各种极端恶劣天气频发,物种灭绝速度加快,生态文明遭到极大破坏,限制了社会的发展,形成一个死循环。保护生物多样性,改善生态环境,促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从种种方面考虑都迫切地需要进行动物福利立法。

(一)明确动物法律地位

所有国家在进行动物福利立法时,都会面临如何界定动物法律地位的这样一个难题。修正后的《德国民法典》第一编总则中的第二章重新命名为“物,动物”,将动物区别于物特别规定,新增第90条a规定:“动物不是物,它们由特别法加以保护。”经过学者解读,《德国民法典》修正案意图在于表明动物在民法意义上区别于无生命的物,作为活物,它应该得到应有的对待,立法者之所以将动物从“物”中剥离,是将动物作为有生命的特殊物看待,对动物所有人随意处分动物的行为加以必要的限制⑨。

当前进行动物保护立法,不仅要调整人与人之间由于动物所产生的关系,还要调节人对动物的行为方式。人类与动物相比,在力量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和完全的主动地位,人的行为几乎决定动物这一物种的存亡。在这样的实力对比差距面前,怎样规范人类的行为显得尤为重要。站在我国实际立法需要的角度上,将动物作为法律客体善加保护更为可行。

(二)扶持民间动物保护组织

国外的民间动物保护组织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极为活跃。他们拥有大量民众参与,对动物保护法律的监督作用不可小视,许多虐待动物的行为都是经民间组织的揭发检举而受到惩罚。在宣传普及动物保护知识方面,因为民间组织的广泛参与,而使民众的动物保护意识大大提高。由此可见社会组织巨大的宣传监督力量。

让民间组织适当承担公共服务功能,不仅是政府管理创新的体现,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一个高度流动、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政府不可能包办一切。我国目前民间动物保护组织数量较多,且具有一定的规模,在社会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如果政府能够对这些民间组织加以规范引导,释放民间组织正能量,将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职能和社会自下而上的自发力量有机融合,普及动物福利理念,加强动物福利法制教育,监督法律执行情况,才能够更好地推进我国动物福利保护事业的发展。

(三)严格动物福利法律责任

法律法规中的义务性条款若没有法律责任条款的支持和保障,其评价作用和意义就会大大减弱,一旦来到实践领域就会发现这些义务性条款显得苍白无力。当前人们对动物肩负的更多是一种出于同情和怜悯的道德义务。道德义务没有强制性,根据道德义务不能强制要求人们停止虐待动物。只有将人类对待动物仁慈友善的道德义务上升为具有法律强制性的义务,才能更好的实现对动物的福利保护。

在民法、行政法范畴内对相关行为予以规范无需赘言。值得思考的是动物保护能否纳入刑法调整范围。我国的刑法历史悠久,中国古代千余年的法制史甚至可以称为一部刑法史。由此可见刑罚对中国社会的震慑力度。法律的制定和完善是建立在社会现实的基础上的,当某种行为具有“相当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并达到“刑罚的不可避免性”的时候,立法者就应做出回应,适时将其规定为犯罪,以实现刑法的惩罚与保障功能⑩。在国外,将虐待动物行为入罪大大地减少了社会上虐待动物的行为。通过刑法的威力,民众都意识到虐待动物也是犯罪,因此,在对待动物的态度上不得不更加谨慎。

四、结语

对动物福利的重视和保护体现了人类文明和社会的进步。印度思想家和独立运动领袖甘地说:“从一个国家对待动物的态度,可以判断这个国家及其道德是否伟大与崇高。”人类发展史不断地从野蛮走向文明。当我们以粗暴的方式对待与我们一样具有悲喜感受的动物时,文明仅仅是一个虚无的口号。无论是从伦理道德建设、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和谐的角度看,加强我国的动物保护立法都刻不容缓。当前,顺应动物福利保护的发展趋势,借鉴国外动物福利保护立法经验,并充分结合我国基本国情进行动物福利立法,进行相关立法的变革,才能最终实现人类利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共赢。

注 释:

①生理福利指动物享有不受饥渴的自由;环境福利指生活舒适的自由;卫生福利指动物不受痛苦伤害、疾病折磨的自由;行为福利指动物表达天性的自由;心理福利指生活无恐惧感和悲伤感的自由.

②常纪文.动物福利与动物权利之法学辨析[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科法学版,2007,11(7).

③中国基督教教协会.圣经[M].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2008,4:1.

④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48.

⑤查尔斯·达尔文.物种起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47.

⑥埃德加·莫兰.迷失的范式[M].陈一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6.

⑦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349.

⑧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M].上海:上海三岭书店,2011:17-28.

⑨梁志扬,李婷婷.动物权利之法学探讨[J].法制与社会,2010,1(上):21.

⑩陈兴良.刑法哲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7.

参考文献:

[1][澳]彼得·辛格.[美]汤姆·雷根.动物权利与人类义务[M].2版.曾建平,代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美]G.L.弗兰西恩.动物权利导论—孩子和狗之间[M].张守东,刘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3]高利红.动物的法律地位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4]郭义贵.从种群到福利—英国野生动植物保护法的发展历程及其启示意义[J].科技与法律·环境法论坛,2006,1(总第61期).

作者:杨钦云

第二篇:刍论我国野生动物保护立法的完善

摘要:野生动物的保护、利用,对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从分析野生动物保护、利用的主要问题入手,基于生态系统和法益理论,检视我国现行有关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的缺陷,进而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关键词:野生动物保护;理论依据;立法建议

一、野生动物保护立法主要问题分析

野生动物保护是基于人类对环境的需要,首要的任务是野生动物生存对人类的功能满足的维持和增进,所以既要考虑物种的保护,又要考虑物种种群的保护。通过法律对野生动物进行保护,就是规范人们对于动物的有关行为,以达到对野生动物物种和种群的适当保护。所谓适当保护,是指所保护的野生动物的多样性以及数量和质量保持在满足人们需要的范围内。野生动物保护立法要兼顾保护、增殖、合理利用以及野生动物致人身财产损害的救济等方面。就保护而言,不是“为保护野生动物自身而保护”,而是对其对人们生存、发展功能的保护和加强,应当认识到,野生动物对人的功能不能简单地视为仅仅是经济价值的体现。据此,笔者认为野生动物保护立法应注重以下四方面的问题:

1 保护的野生动物的范围。纳入保护范围的野生动物,要符合客观存在、满足人们需要和可被人干预等条件。从国际立法实践考察,有关野生动物的立法,只是对其中部分的保护,并不是保护所有的野生动物。一般而言,哪些野生动物需要纳入保护范围,要充分考虑其种群的数量、、对人的价值以及生态价值。并且其范围具有阶段性,随着某种野生动物种群的数量的变化,其对人以及生态的影响也将变化,是否纳入保护的范围需以实际情况而定。

2 对野生动物的生境保护。使野生动物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合乎自然规律的生存和繁殖,最好的方式就是设立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公约》明确指出“注意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基本要求,是就地保护生态系统和自然生境,维持恢复物种在其自然环境中有生存力的群体,”由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同其周边的自然资源休戚相关,在立法中涉及自然保护区的范围如何界定、保护区内以及周边居民生存与发展保障的问题。

有关自然保护区范围大小的确定是复杂的问题,由于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系统内物种关系的复杂性,需要经过广泛的调查和论证,不同种属野生动物的自然保护区范围尚不能概而论之。同时保护区内以及周边居民生存与发展保障的问题应当被关注,《生物多样性公约》指出,“认识到许多体现传统生活方式的土著和地方社区同生物资源有着密切和传统的依存关系,应公平分享从利用与保护生物资源及持久使用其组成部分有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作法而产生的惠益,”这里存在自然保护区当地居民利益受抑制或剥夺的填补问题。

3 对人有关野生动物的行为进行管理。其主要目的在于对物种、物种数量上的保护,以保持野生动物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现实中,人们对野生动物的活动主要有监测、利用、养殖、捕猎、贸易行为以及疫病预防进行规范。这方面的管理是针对某一物种的管理,不同物种生态位的不同,数量、习性以及对人价值的差异,需要有差别和阶段管理。

4 野生动物对人身财产损害的救济。纳入法律保护的野生动物对人身以及财产造成损害,需要进行救济,主要涉及救济制度的设计,保证救济的实现。而未纳入法律保护的野生动物对人的利益的损害应当如何救济,还没有具体的措施。

二、野生动物保护的理论依据

野生动物保护的主要理论依据包括生态系统理论和法益理论。

1 生态系统理论。生态系统是指在一定的空间内生物的成分和非生物的成分通过物质的循环和能量的流动互相作用、互相依存而构成的一个生态学功能单位,是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的组合。生态系统除了具有一般系统的共性一系统性,即其具有内在的结构和功能(生态规律性、人是系统的一部分)之外,还有以下特点:(1)具有区域性,即其存在地域上的差异性;(2)自动功能调节性,生态系统具有不同水平的复杂的调节机制;(3)结构和功能变化的阶段性,生物有机体的特点是发育、生长与衰亡,在结构与功能方面具有表现时间概念的时间特征。这些特点奠定了生态系统在受到损伤后,与重建正常状态有关的特性有:(1)稳定性,即使一个系统保持其基本特征的能力;(2)可塑性,可以看作是生理生态机能的调节过程,使有机体能在外界环境条件改变时,把机体内部环境维持在一个最适宜的稳定作用状态;(3)多样性,指系统的生物成分由较多的物种组成;(4)惯性,生态系统受到侵袭或破坏时,防御它的结构和功能不被改变或失去平衡的能力。

生态系统和人存在互动作用。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变化影响人的生产资源的减少、生存环境质量降低,部分影响是可以恢复的,部分影响就具有不可逆性;人的活动既可以破坏又可以恢复生态系统。在恢复受损害的生态系统时,必须了解生态系统损害的过程和结构与功能实际的恢复适应过程。

由以上关于生态系统的特点分析,笔者认为对野生动物自然生境的保护在立法的原则和具体措施上,应当重视生态系统的结构决定功能这一基本思路以及生态系统的自身特点,才能做到立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2 法益理论。利益可以看作社会主体的需要在一定条件下的具体转化形式,它表现社会主体对客体的一种主动关系,构成人们行为内在动力。人的需求具有多样性和多层次性,导致利益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

野生动物保护、利用包括直接的经济利益和间接的生态利益等。野生动物保护、利用的背后涉及各种利益,在各种利益交错以及冲突的情况下,需要立法中考量利益的衡平,在野生动物保护、利用中存在多样的、多层次性的利益冲突,主要体现于生态利益和经济利益之间。

野生动物保护,其基本出发点是对人们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增进,包括生态利益的维护和增进、经济公益的储存和增进。同时,基于野生动物保护的经济私益的正当性,必须予以保障。所以野生动物保护、利用突显公益主导,兼顾正当私益的保障。在野生动物保护活动中,公益与正当经济私益都必须予以保障。公益往往基于代表的缺位而成为弱势利益,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同时,由于片面强调公益往往减损正当的个益。这就要求,在其并存并且冲突之中,不能片面强调某种利益的满足,而是需要具体考虑哪些利益应当优先保障,在有侧重的前提下予以保障。

在各种利益存在冲突时的衡平如下:

其一,生态利益之间的衡平。生态利益为公益,生态利益的内涵因不同的生活状况而要求有所不同。其冲突主要表现为不同群体的生态需求的对抗,这种对抗与经济状况、生态价值观紧密相关。需要考虑生态公益的基础满足,即经济弱势群体生态基本要求的保障,并且,协调和增进

不同的生态需求。

其二,生态利益和经济公益的衡平。两者皆为正当利益,均产生于人们对生活质量维持与提高的要求,同时其内涵也呈阶段性。其冲突主要表现为自然保护区周边居民的经济利益与自然保护区建设的对抗,这种对抗是不同需求满足层次的对抗。应当强调在人们生存利益优先的前提下,两种利益的共赢。

其三,生态利益和经济私益的冲突,需要考虑公益的增进和私益保护以及私益减损的填补。经济私益包括正当利益和不正当利益,其界定还存在困难,基于生态保护,应当抑制滥捕、滥用野生动物获利的行为。对于正当经济私益,由于权利人的主张,通常可以得以保障。而生态利益相对于私益而言,由于生态利益代表的缺位等原因,通常是弱势利益。法的正义要求保障弱势利益的实现,在野生动物保护利益冲突中,首先要考虑生态利益的实现和增进。

三、我国野生动物保护立法的缺陷及完善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就公布了《稀有生物保护办法》,《关于积极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指示》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有关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立法发展很快。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了:“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1988年颁布了《野生动物保护法》,在其他部门法律,如《刑法》、《森林法》、《渔业法》等法律中也有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相关条文。并参加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有关部门先后颁布、发布、发出许多相关的条例和办法等,但仍然存在一些缺陷。需要改进和完善。

1 现行有关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的缺陷

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基本法律,《野生动物保护法》应当确立在基本原则、基本制度。满足有关野生动物保护、利用、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要求,满足涉及野生动物保护、利用、管理等方面活动中利益保障和衡平的基本要求。但是,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尚未满足以上要求,主要存在以下缺陷:

其一,野生动物的范围过窄。《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了野生动物的范围: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勘对保护的野生动物做了分类列举。《野生动物保护法》立法目的是为保护、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维护生态平衡。从立法保护角度出发,主要是保护野生动物对人的功能,具体可以分为直接的经济功能和间接的生态功能,仅仅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不能维护和加强野生动物对生态的功能。

其二,自然保护区周边居民利益衡平未作具体规定。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也规定了“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应当在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主要生息繁衍的地区和水域,划定自然保护区,加强对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生存环境的保护管理”。仅对保护区的建设作出规定,未对保障自然保护区内以及周边居民的利益做出具体规定,导致自然保护区建设与周边居民的发展之间存在诸多矛盾冲突。《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前进了一步,第十四条规定“自然保护区内的居民,应当遵守自然保护区的有关规定,固定生产生活活动范嗣,在不破坏自然资源的前提下,从事种植、养殖业,也可以承包自然保护区组织的劳务或保护管理任务,以增加经济收入。”仍未能有效、全面保障自然保护区周边居民正当利益的满足。

其三,野生动物造成损害的救济和预防问题规定笼统,操作性不强。《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有关地方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预防、控制野生动物所造成的危害,保障人畜安全和农业、林业生产。”没有确定公众自力救济。《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四条规定“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者其他损失的,由当地政府给予补偿。补偿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制定。”把中央政府排除于补偿主体之外,并且缺乏具体标准,也未规定相应的司法救济。

其四,缺乏野生动物疫源疫病以及外来动物物种的监测防控规定。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已经在全国展开,2005年,中国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网络体系初步形成,并且2006年国家林业局发布了《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规范》(试行),而《野生动物保护法》中未作出规定。

其五,对外来物种入侵的防治缺乏相应规定。

其六,对野生动物保护的生物技术运用的管理与风险评估未形成完整的制度体系。

2 野生动物保护立法发展的建议

其一,扩大法律所保护野生动物的范围。基于野生动物保护是对其对人们生存、发展功能的保护和加强,仅仅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仅关注于其稀缺、经济利益和有益性,并不能维护加强野生动物对人的功能。纳入法律保护的野生动物范围应扩大,考虑到野生动物对生态和人的功能随其数量、变异的变化而具有差异性,笔者认为扩大至“不危害生态系统和人们正常生产、生活的非人工养殖的野生动物”,采用列举方式进一步明确,一方面明确重点保护的动物,另一方面明确排除已经论证的有害野生动物。同时,扩大保护的范围可以有效抑制滥捕、滥用野生动物获利的行为,达到生态利益的维护和增进。

其二,构建维护自然保护区与周边居民利益衡平的法律机制。《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原则二十二提出“本地人和他们的社团及其他地方社团,由于他们的知识和传统习惯,在环境管理和发展中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各国应承认并适当地支持他们的特性、文化和利益,并使他们能有效地参加实现持续发展的活动。”周边居民公众参与就是指在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以及经营活动中公众广泛的参与。其原因主要有:一方面,自然保护区周边居民在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以及经营活动中存在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对公共利益的保障往往通过公共利益代表的利益表达得以实现,公共利益的表达方式取决于公共利益优先选择,选择是有范围的,或者说选择的有限性,选择是理性行为,要体现在合目的性,在一定的标准下进行。公共利益的代表通常被认为是政府,其在设置某种标准的情况下,在多个公共利益之间,做出优先选择。政府的选择要考量政治、经济等因素,选择的目的不是以生态利益的实现和增进为唯一,导致生态利益诉求的不相似或者冲突。为校正政府生态利益诉求的偏差或者缺陷,必需有广泛的公众参与予以保障。公众对政府的选择享有参与和纠正的权利,有利于保障政府决策的合生态环境公益保障的目的性,或者说纠正“政府失灵”。需要建立相应的生态教育、信息公开制度,规定公众参与的渠道、程序以及救济措施。并且,立法中确立对保护区周边居民生态补偿制度。这是公益对私益的补偿,公益的代表是政府,政府是生态补偿的主体。补偿制度,包括经济损失的补偿和生态补偿两方面。经济损失的补偿,政府对因自然保护区保护而导致发展机会的

丧失以及经济利益损失的居民,予以补偿。补偿方式应具有多样性,如直接经济补偿、实物补偿、就业机会等,应当明确补偿标准、补偿的程序以及保障、救济措施等。

其三,立法明确法律保护的野生动物造成损害的救济措施。包括两个方面:对私益的损害和对公益的损害。

(1)对私益的损害,救济的方式主要考虑一方面,对公众自力救济的保障,即针对法律保护的野生动物对人身财产危害时,确认人自力救济的权利。《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应明确人对野生动物攻击时的“正当防卫”权、 “紧急避险”权。在人的生命安全受到野生动物攻击时,法律应该赋予“自卫”或“紧急避险”的权利。另一方面,损害的补偿。应当将中央政府纳入补偿义务主体,使补偿主体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保证补偿的切实实现。明确补偿标准,需要确定全国统一的最低补偿,同时规定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不低于国家标准的地方补偿标准,兼顾公平和地方差异性,明确补偿以及司法救济程序。(2)野生动物对公益的损害,要强调政府的公益恢复和增进的责任,注重公益对公益的填补。需要完善生态修复制度和生态补偿机制。

其四,建立野生动物疫源疫病以及外来动物物种的监测及预警制度。野生动物疫源疫病和外来动物物种对人体健康、正常的生活生产以及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可能起着重要的不良影响。在野生动物保护立法发展中,需要明确野生动物疫源疫病、外来物种的监测,以及对其危害的“风险防范”。野生动物保护立法中要具体规定野生动物疫源疫病以及外来动物物种监测的主体、时限、程序、标准以及相关法律责任。明确野生动物疫源疫病以及外来动物物种风险评估以及预警制度,即在野生动物疫源疫病以及外来动物物种的监测基础上,对可能的生态危害作出预断、预警,进而提出相应对策。

其五,建立健全外来物种入侵防治制度。确立环境风险防范原则,建立健全监测网络、预警预案、信息公告、研究方案、跟踪评估、预防以及应急救济措施。还需要建立健全培训、教育机制以提高公众意识。

其六,建立野生动物保护的生物技术运用的管理与风险评估制度。生物技术的运用是对濒危物种保护的重要措施之一,但是由于技术的风险以及人们对野生动物某些性状的改良,可能带来生态风险,需要对之进行严格的管理。并基于潜在危害进行风险评估,完善技术规范和评估标准,明确评估机构和具体的程序。

【责任编辑:黎 峰】

作者:黄 政

第三篇:论动物特殊价值的法律保护

[摘要]动物有特殊的精神价值、生态价值和伦理价值。从精神价值看,保护动物即保护人的精神利益,而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保护特定的物是有限的,故对动物遭受侵害时所有人的精神赔偿应不囿于法条的局限。从生态价值看,野生动物保护对于保持生态平衡和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友好型社会关系重大,而我国《物权法》没有将对野生动物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法定化,故应在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野生动物资源使用权的具体范畴。从伦理价值看,良好的伦理基础是社会良性发展的前提,而我国从关爱动物角度关注人与动物关系的立法尚处于空白状态,故我国在修订民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时,应在考虑社会伦理因素的基础上增设关照动物或反虐待动物的条款。以人类本位主义为基础,完善我国立法、合理保护动物的特殊价值对于重新界定动物的法律地位和推进社会进步或有裨益。

[关键词]动物特殊价值;动物精神价值;动物生态价值;动物伦理价值

随着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和动物保护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与繁荣,一场动物保护的革命渐渐走进法律视域之中。尤其是20世纪末以来,奥地利、德国等传统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的修订,使得一场关于动物的法律革命在各个成文法国家悄然发生,其核心正是动物对传统“物”的概念的冲击与挑战。我国作为成文法国家亦不能回避这一潮流。对于动物是不是“物”的问题,我国学者展开了激烈讨论,客体主体化等新理论新问题出现在争论中。一方以环境伦理学者为代表,认为动物不是“物”,动物有相应的权利主体资格;而另一方则以民法学者为代表,坚持动物仍然是“物”,只不过有不同于一般的物的特性。[1-3]

在这场应对动物保护思潮冲击的论战之中,主流民法学家作出了较为有力的回应。他们认为:法律人格的扩充不是一个无限的过程,动物不具备主体应有的意志能力,赋予其主体资格不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但否定动物法律人格也不意味着忽视对它们的保护,我们需要建立相应的动物物格制度。杨立新[3]指出,法律物格制度的一大特征是赋予不同的物不同的法律地位。如此一来,我们可以因物制宜,根据不同的物的特点规制以不同的保护策略和救济方法。在笔者看来,动物的物格正是法律物格制度中重要的一环,它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但动物物格与传统的法律理论仍有不衔接之处,环境伦理学者提出的如何在法学范畴内体现等问题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

此外,传统民法将动物归于一般的物,所有人可依据其权能自由使用、处分,即使强调其特性,也是在饲养动物侵权时强调某些动物的危险性,或者在环境保护时偶谈保护野生动物的生态意义,对于动物独有的价值很少通过法律触及。本文拟结合动物这种特殊物的特征和价值,在分析其立法现状的基础上就我国进行动物特殊价值的法津保护提出建议。

一、动物精神价值的法律保护

1.价值认知

物的种类千姿百态,物的功能各有不同。在日益重视精神世界的时代里,人们越来越关注内心的安宁和充实。一些特殊的物往往对人的心灵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寄托和抚慰作用。而此类物往往是特定物,独一无二,一旦灭失则不可恢复原状,致使权益人丧失寄托,产生巨大的精神痛苦。法律的核心价值是保障公民的正当权益。对于承载了权益人精神利益的物,法律应予以保护。动物正是这样一种物,特别是与主人亲密的伴侣动物,其有着排除寂寞、寄托感情、充实生活的超乎其固有财产价值的特殊的精神价值,它们一旦遭受虐待或者被剥夺生命,则主人的精神利益往往会受到损害。对于那些终日与动物朝夕相伴的鳏寡孤独者来说更是如此。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保护这些动物不仅是在保护主人的财产利益,还是在保护主人的精神利益。

2.立法状况

如何利用法律对动物特殊的精神价值进行保护和救济呢?笔者认为应将其纳入精神损害赔偿的保护范围之内。但这就意味着传统民法的一些观念需要进行调整和重述。

对精神损害而言,鉴于界定的困难,大陆法系国家往往采取的是限制主义的立法方式,限制其适用范围并予以法定化。[4]法律没有规定的适用情形,权利人难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这往往会产生法律保护的价值与现实生活中的价值不对等的情况,即法律虽未明确规定保护方式,但该精神价值的丧失是客观存在的,造成的精神痛苦也是难以估量的。

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保护的特定的物是有限的,根据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仅仅包括“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品永久性灭失或者损毁的”情形。而一般理论认为,判断一个物是否有“人格象征意义”要看该物是否寄托了某种特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初恋的定情物是基于当年初恋情人的关系才有了独特的意义,亲人的遗物也是基于亲属之间的血缘关系才有了特殊的价值。如果仅是所有人对自己所钟爱的物品的深厚感情,则不会使这种物品产生人格利益。[5]宠物正是这种脱离了人与人之间关系而无人格象征意义的物。

我国在2009年出台的《侵权责任法》第22条笼统地规定了“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根据该条可将动物对所有人的精神价值通过宽泛的“人身权益”来进行保护。

3.改进建议

如此前所言,现实中往往出现保护价值不对等的情况,宠物不符合精神损害赔偿法定的适用方式,并不等于其衍生的精神价值不值得保护。对动物遭受侵害时所有人(或饲养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应当不囿于法条的局限。

一些学者和法官指出,在考察“人格象征意义”的标准时,可以考虑宠物是否给予饲养人人格利益上有较明显的增加。[6]比如一直获得重大比赛奖项的狗实质上增加了饲养人的名誉利益,一条导盲犬事实上扩大了盲人的人身自由范围,一只与孤寡老人朝夕相伴的宠物狗无形中丰富了主人精神健康权的内涵。这就将“人格象征意义”的内涵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大到了人与动物这种特殊物的关系之中。这种突破是在当代法律背景下,人与人的法律关系向人与物或者说人与自然的法律关系转移的产物。这要归功于动物保护运动,也说明动物的精神价值在文明社会的日益凸显。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2条的规定,让我们对人格概念的内涵和精神损害赔偿适用的范围有一个新的认识。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这类兜底条款,法官的解释仍然有很大的随意性。故而,笔者建议在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或者将来的案例指导制度中,将这一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明确化,以增加对动物精神价值给予法律保护的可操作性。

二、动物生态价值的法律保护

1.价值认知

随着全球范围内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演进,可持续发展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动物保护(从生态意义上讲,这里更多指的是对野生动物的保护)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子内容也得到了人们的重视。《中国21世纪议程》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与重大行动”的首项行动是“开展对现行政策和法规的全面评价,制定可持续发展法律、政策体系,突出经济、社会与环境之间的联系与协调”。这就表明我们也需要以保护动物生态价值的眼光重新审视现有的法律体系。可以说,人类关注动物的重要性最早就是从其生态价值开始的,但这也是仅从关注其作为资源的价值入手的。从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角度关注动物的生态价值应是一个新的课题。

动物是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环,它们组成了复杂的食物链,提供了丰富的基因资源,起到了维护基因多样性和保持生态平衡的作用。人们过去往往重视它们作为自然资源的使用价值,包括食用价值、装饰价值、娱乐价值和科研价值等,但忽视了其生态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动物具有平衡生态的作用及动物物种本身具有不可再生性等方面。在一个生态系统里,每一个物种都发挥着独一无二的作用,一个物种异常的数量变化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导致整个系统的震动。而一旦一个或几个物种灭绝,则整个系统都可能陷入崩溃的困境,再恢复到原有的水平往往需要一个很长的周期。所以,动物保护关系到整个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是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任务。

吕忠梅[7]认为,物权法的终极关怀之一就是可持续发展,制定物权法时要考虑不动产物权的环境保护要求,主张不动产的使用要适当让步于环境保护。在笔者看来,其实不仅是不动产物权如此,动产物权亦然。动物作为一种特殊的动产,也要体现环境保护的目的。

2.立法状况

根据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而取得相应许可的单位和个人可以依法合理开发和利用这种资源。这说明,有相应资格的单位或个人对于野生动物资源没有所有权,但有使用权和收益权。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使用权和收益权没有在我国《物权法》中予以法定化,事实上只类似于已法定化的海域使用权、取水权、捕捞权等准物权。而对野生动物的所有者和使用者来说,野生动物的生态价值都使其负担了相应的义务。这种义务本质上就是对于环境保护的让步。国家从公法角度介入,规定了国家本身及相关单位和个人的法定义务。国家有保护野生动物生活环境、制定重点保护动物的名录、划定和管理相关的自然保护区等职责;相关单位和个人有不非法捕猎、运输、买卖等义务。比较而言,美国《联邦频危物种法》更加突出了政府的责任,政府不仅有不得伤害物种的义务,还有帮助恢复物种数量的义务。此外,该法还给予了公民通过司法途径进行救济的权利,并且赋予了司法机构对政府保护野生动物的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权力。

3.改进建议

我国自1989年颁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以来,逐步加大了对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力度,但仍然有一些不足。在笔者看来,最大的不足就是没有确定好野生动物资源使用权的具体范围。野生动物资源的使用人事实上担负着生态保护的一些义务,但其使用权没有法定的物权效力,权利人不能行使物权请求权,得不到物权的法律保护。这就使得这些使用人的权益不能像海域使用权人、捕捞权人一样得到更有力的保障。我国现行法律对野生动物资源使用人利益和责任的界定不清,导致使用人在进行野生动物资源的开采和利用时顾虑重重,难以扩大规模并取得更好的收益。事实上,在法定条件下,野生动物资源使用人的合法经济权益得不到保障,也就无法更好地履行生态保护的义务。从这个角度讲,民法典“绿色化”的内涵不仅要求我们要关注生态环境的保护,更要协调好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要厘清人类经济利益与环境生态利益的关系。因此,笔者建议在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野生动物资源使用权的具体范围,使野生动物资源使用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法律保障,为其更好地履行生态保护义务创造条件。

三、动物伦理价值的法律保护

1.价值认知

自著名伦理学家彼得?辛格(澳大利亚和美国双重国籍)提出“动物解放”的概念以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动物与人类的关系具有某种深刻的道德含义。[8]人们开始意识到,动物和人都是“地球村”的生命体,只不过两者的存在形态有异,进化程度有别,不只是人类有喜怒哀乐,动物对环境的友好和恶劣也有感知的能力。动物不应当被随意处置,被肆意残杀虐待,也应受到文明的待遇和人道的关怀。一个稳定、健康、文明的社会比单纯经济增长的社会更适合人类的生存发展。网络疯传的“虐猫”、“虐兔”和“虐鱼”等视频反映了一种畸形的暴力审美观,散播的是残忍的视觉快感,给社会埋下的是血腥、暴戾、不稳定的种子。良好的伦理基础是社会良性发展的前提,尊重动物是更好地尊重人的起点。

动物有不同于一般物的性质——其不能被任意处分,相反应得到人类的尊重。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对其不进行虐待的消极义务,动物的所有人对其还有适当关爱的积极义务。这样就将动物从原有“被利用的资源”的地位提升到了“特殊的需要被关怀的生命”的层次。但我们需要注意两个问题:其一,动物法律地位的提升并没有使其超越客体的范畴。动物虽然有感知能力,但其不具备支配自然界的自觉能动性,不具有意思和意志能力,也不像未成年人、精神病人一样有生长或者重生意思和意志能力的可能性。[3]它们的利益只能基于人类伦理的考虑被维持到一个不被虐待、相对自由的合理的限度,但不可能被无限制地拔高和夸大,它们仍然属于民法中的客体,只不过有较为特殊的地位,尤其有特殊的伦理属性。其二,动物的伦理价值应当在法律层面予以体现,至少需应用法律规制的手段强制反对虐待动物。道德与法律存在着差异,产生条件、表现形式、作用范围、制裁效果等各不相同,伦理学者的观点自然不能简单等同于法律学者的主张。但是道德是法律最初和最好的起源,法律是最低层次的道德。道德随各国文化地域和时代而异,而道德的内涵却始终是发展的。道德的发展提升了道德最低线的位置,从而也就扩大了法律的适用范围。不是说这是伦理学的问题法律就不必插手,而是说如果这涉及到了一个文明社会的最低道德底线,法律要对其进行必要的保护。换言之,当社会迫切需要这种伦理道德作为走向文明的基石和阶梯的时候,法律就需要进行规制了。在这个过程中法律的作用也就得以凸显,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强制性的规范,其功效不仅仅是制裁,更重要的是教育和指引。

2.立法状况

从西方各国的立法来看,人们正在由过去保护动物就是利用动物的态度,转向保护动物还要关爱动物。这在英国《动物福利法》中的“关照条款”和美国《联邦动物福利法》对疏于照料动物的看护人的惩戒条款中都可以体现出来。事实上,动物引发的物的革命的一个侧面就是动物所有人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动物所有人不能随意处分其所有的动物,不仅不能虐待它们,而且要给予适当的关爱,日本《关于爱护及管理动物的法律》第27条第2款和第3款规定“使其衰弱的虐待行为”和“遗弃应爱护的动物”者将被处以30万日元以下的罚款正体现了这一点。这一方面体现了动物的伦理价值(野生动物还涉及生态价值)日益受到大众的重视,动物成了被爱护、被珍惜的对象;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人们从关注动物本身的资源价值到关注人与动物关系的转变。而我国在此领域的立法几近空白。

3.改进建议

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关于动物福利、反虐待动物的立法可作为他山之石、彼岸之花,我们完全照搬过来并不可行,但不管它们的法律如何,只要今天中国的环境需要就值得我们借鉴。显然,处在道德日益滑坡、精神信仰趋无的国人现在迫切需要这种“反对虐待、适当关爱”的动物伦理观。

动物伦理价值的发现和进展是人们重视反虐待动物问题的重要因素,从中我们也可以知晓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常纪文教授为首的专家们为《反虐待动物法》积极呐喊的重要意义。事实上,“反对虐待、适当关爱”的伦理价值,与市场经济时代民法的帝王条款“诚实守信”不谋而合——我们不仅需要考虑自己,也需要关爱他人,或许还要关爱他物。正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一部良法的运行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人人抛掉对外界万物的敌意、适当地考虑其他人的利益和物的利益,是良法得以施行、良治得以实现的最好基础。反对虐待动物不仅仅是对动物新属性发掘和认识的问题,更关系到一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文明与进步。

法与社会是互动的。整个法律体系的正常运转需要有良好的社会伦理道德作基础,而法有教育和指引作用,法的某些条款可以反过来促进良好社会伦理道德的形成。动物保护条款关系到文明社会的公序良俗,有塑造良好社会风气的功效。一方面,通过关照动物条款从正面规定人们积极关爱动物的法律原则性义务,使之贯穿并指导人们所有涉及动物的民事行为;另一方面,设置反虐待动物的惩戒性条款,从反面消极地预防破坏动物伦理价值的行为,从而消弥暴戾和野蛮的风俗,营造良好的社会风尚。总之,我国在修正民法及相关法律时,适当考虑社会伦理的因素,增设关照动物或者反虐待动物条款,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将会有很大裨益。

四、结语

综上所述,动物有特殊的精神价值、生态价值和伦理价值,超越了人们常识中动物具有的使用价值的内涵与外延。在这里,《德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或许可以给我们一点启示。其第251条第2项规定:“医治动物所生费用,不得以因其费用超过动物价值而认其恢复原状需费过巨,而不予恢复原状。”[2]这表明,对动物的救济费用可以远远高于其实际价值。显然,这与传统“物损”中的赔偿实际损失的原则是相悖的,但从这条立法意向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德国民法典》对动物的保护已经超越了其固有的交易价值本身。伴侣动物被侵害时可能会损害其精神价值和伦理价值,如果是野生动物,还有可能损害其生态价值。这些价值难以用金钱衡量,与所有权人、社会秩序或者生态平衡息息相关,不恢复原状所造成的损失会远远超过动物本身的交换价值。法律力求恢复原状而不计成本,看似不符合一般的价值衡量标准,实际上是对动物内在独特价值的肯定和激励。与其说传统的实际赔偿原则受到了冲击,不如说作为法律关系中的客体,动物的新价值得到了发掘和体现。

动物特殊价值的发现和保护也说明了人们保护动物并没有脱离人类本位主义,即对动物的保护还是基于对人类相关权益的重视,只不过这种权益体现在人与动物的关系之中,而非人类自身。动物不能自言,人们正是看到了动物映射到自己身上的精神、生态和伦理等价值之后才展开了动物保护运动。笔者否定了环境伦理学者以动物本身为中心的视角,但以此为认识基础,则以反虐待动物为主要内容的《动物保护法》会有更好的可接受性;同时,许多法学理论争议也迎刃而解,如对动物本身就不需要有主体和客体之争,把其当做有特殊价值的物就会更加符合逻辑。

中国至今还没有《动物保护法》,虽然遇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动物保护问题,但相关的法律仍处于呼吁阶段。笔者认为,该领域法律难以颁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民众不理解,社会可接受性差。而对动物特殊价值的重新审视和宣传,尤其是研究视角向人类本位的回归,或许是增加动物保护立法民意支持度的最好办法。提升动物的物的特殊地位、发掘动物的新价值是时之所需,法律人需要对现有的体系做一些修补,运用法律的手段保护动物的特殊价值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参考文献]

[1]徐昕.论动物法律主体资格的确立——人类中心主义法理念及其消解[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8(1):15.

[2]陈本寒,周平.动物法律地位之探讨——兼析我国民事立法对动物的应有定位[J].中国法学,2002(6):64.

[3]杨立新,朱呈义.动物法律人格之否定——兼论动物之法律“物格”[J].法学研究,2004(5):86.

[4]张新宝.侵权责任法[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5]杨立新.“狗格”不是人格[EB/OL].(2009-08-09)[2012-04-14].http://www.yanglx.com/dispnews.asp?id=979.

[6]严海涛.因饲养的动物受损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应否支持[J].人民司法,2010(8):86.

[7]吕忠梅.关于物权法的“绿色”思考[J].中国法学,2000(5):46.

[8][英]斯伯丁.动物福利——护生文丛[M].崔卫国,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作者:刘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