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碳排放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摘要]过度碳排放引起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从而使气候变化问题上升为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碳排放问题是环境与贸易冲突在气候与经济领域中的体现。从经济学视角看，碳排放是一个外部性问题，碳交易和碳关税等碳排放内部化措施在抑制碳排放和改善全球福利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但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发展却具有消极影响。
第一篇：碳排放论文范文
碳排放与增长转型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核心问题是减少能源的消费,并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在我国以煤为主的特定资源禀赋条件下,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氧化碳排放量不断增加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一工作组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近100多年来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升高了0.3℃～0.6℃,海平面平均升高了10～25cm。尽管目前对气候变暖的成因解释上还存在分歧,但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CO2)浓度增加导致气候变暖的观点已基本成为一共识。研究表明,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及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不断加强对大气CO2浓度的升高和全球气候变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化石能源的大量使用,是大气CO2浓度升高的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资源消耗、碳排放增加等问题。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从1978年的1483百万吨增加到2008年的6896百万吨,年均增长5.2%。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从1978年的1.5吨增加到2008年的5.2吨,年均增长4.1%。(见表1
这一期间,二氧化碳排放也呈现出较强的阶段性特征,总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1996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呈平稳增长态势,年均增长4.9%;第二阶段是1997～2002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基本稳定,年均增长0.9%;第三阶段是2003-2008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快速增长,年均增长11.3%,2003～2005年增速分别达到17.4%、15.7%和10.2%,远高于其他国家增长速度。(见图1)
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总体上不断下降,但仍明显高于国际平均水平
1 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总体上呈较快下降趋势
尽管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在增长,但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万元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总体呈较快下降趋势。从现价看,万元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从1978年的40.7吨下降到2008年的2.3吨,年均下降9.1%;从不变价(1978年价格)看,万元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从1978年的40,7吨下降到2008年的12.3吨,年均下降4.1%。(见表2)
从时间看,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变化可分为两个阶段:1998年以前基本上是稳定下降,但1999年以后下降速度放缓,2003和2004年还出现反弹,“十一五”以后下降速度明显低于历史其他时期。(见图2)
2 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明显高于国际水平
按汇率法和不变价美元计算,2008年我国每亿美元二氧化碳排放量是26.5万吨,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4倍,是日本的9.9倍,德国的6.4倍,巴西的5.2倍,美国的4.8倍,印度的1.5倍。从动态来看,2003 2008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了3.7%,也低于日本、德国、美国和印度。(见表3)
按PPP法和不变价国际美元计算,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显著低于现价,但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08年,我国亿国际美元二氧化碳排放量是9.4万吨,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9倍,是日本的2.7倍,德国的3.0倍,巴西的3.9倍,美国的1.9倍,印度的2.1倍。从动态来看,2003～2008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了3.7%,不仅低于日本、德国、美国和印度,甚至低于世界平均降速。(见表4)
即使考虑PPP法对人民币汇率有高估的因素,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在全球也是较高的,下降速度也是较慢的。
能源消费总量过快增长、能源效率偏低和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是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研究发现,自工业化时期以来,人类通过燃烧化石燃料向大气中排放的CO2占全球CO2排放总量的95%以上,是引起大气增温的主要原因。因此,二氧化碳排放问题本质上是一个能源消耗问题。能源消耗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又可分解为三个层面:一是总量层面,能源消耗量越大,二氧化碳排放越多;二是效率层面,能源效率越高,单位产出消耗的能源越少,二氧化碳排放就越少;三是结构层面,同等能源消耗量中清洁能源的比重越高,二氧化碳排放越少。事实上,恰恰是这三个因素同时存在,才导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不合理增长。
1、能源消费总量持续增长,2003年以后增速明显加快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能源消费总体上呈稳步上升态势。能源消费总量从1978年的57144万吨标煤上升到2008年的285000万吨标煤,30年增长了近4倍,年均增长5.4%。其中,煤炭年均增长5.3%,石油年均增长4.8%,天然气年均增长6%,水电、核电、风电年均增长8.8%。从部门来看,工业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一直在70%左右,交通运输能源消费比重有较快上升。(见表5)
能源消费增长明显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1997年,上升比较平稳,年均增长4.7%;第二阶段是1997—2002年,稳中有降,年均增长1.5%;第三阶段是2003～2008年,上升比较快,年均增长11.1%,特别是2003～2005年连续3年增速超过10%。与此对应,我国国内能源供需缺口不断扩大,能源国内供需缺口率(能源供需缺口除以国内能源消费总量)在1992年为1.75%,到2007年上升到11.36%;尽管2008年有所减小,但也达到了8.77%。尤其是石油进口快速增长,2009年对外依存度已超过50%。
2、煤炭是我国能源消费的主体,油气消费比重偏低
由于我国的能源资源和产量都是以煤炭为主,这也决定了我国的能源消费也是以煤炭为主。如下表所示,虽然煤炭在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由最高峰时的76%下降到2008年的68.7%,但仍然占据了绝对地位,而且这一比重在近年还有上升的趋势。(见表6)
从国际比较来看,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能源消费都是以石油和天然气为主。这主要是因为石油和天然气是清洁能源,对环境的污染压力小,而煤炭对环境的污染要严重得多。例如,2008年,美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占38.48%,天然气占26.13%,二者合计占64.61%,煤炭只占24.58%;日本和欧洲的石油和天然气比重也大大高于煤炭,如表7所示。
从表7可以看出,我国油气能源、尤其是天然气的比重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差很大。这也是我国单位能耗碳排放水平高于其他主要国家的重要原因。
3、进入21世纪后我国能源效率提高缓慢,并大大低于国际先进水平
从现价能耗看,我国万元GDP能耗水平从1978年的15.7吨标准煤下降到2008年的0.95吨标准煤,30年间下降了14.73吨标准煤,年均下降8.8%。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能耗水平下降明显变缓,在2003年还出现了回升的态势。
从不变价(1978年价格)能耗看,其下降幅度要小
于现价能耗。1979～2008年,我国不变价能耗从15.7吨/万元下降到4.7吨/万元,年均下降3.9%,降幅大大低于现价能耗。2004年以后,不变价能耗水平反弹较为明显。(见图3)
总的来看,我国能源效率在1990～1998年基本呈现出稳定上升的态势(即能耗水平稳定下降),但从1998年以后,增速开始下降。进入2002年以后,连续三年出现了负增长。尽管2006年以后能源效率重新开始提高,但是速度非常缓慢,这说明我国能源效率进一步提高的难度已经很大了。
为了更直观了解我国的能源效率,还可以与发达国家水平进行横向比较。但进行国际比较时,GDP会受到汇率水平的影响,因此本文采取汇率法和购买力平价(PPP)的方法分别进行比较(均为现价)。2008年,我国与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家按汇率法计算的能源消耗水平如表8所示。
从表8可以看出,按照汇率法计算,我国能源效率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2002年,我国1亿美元GDP约消耗能源462.88吨油当量,能耗强度是日本的4.48倍,德国的5.43倍,美国的2.86倍,巴西的3.27倍,甚至是印度的1.30倍。
但很多人认为,由于我国的人民币汇率水平被低估,导致我国的GDP被低估,进而使能源效率被低估。因此,我们利用购买力平价(PPP)的方法再对我国与上述国家的能源效率进行比较。2008年,我国与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按PPP法计算的能源消耗水平如表9所示。
与汇率法计算结果很大不同的是,按PPP方法计算的我国能源效率要高得多。2008年,我国1亿国际美元GDP约消耗能源253.38吨油当量,是汇率法计算的54.74%,能耗水平仅为日本的2.17倍,德国的2.38倍,美国的1.57倍。
不过,当前国际上对用PPP法进行国际汇率换算和比较是有争议的,因为PPP理论建立在充分开放、充分贸易和市场充分有效的世界经济基础上,但现实生活中,各国市场经济条件千差万别,满足PPP理论的前提条件并不完全成立。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用此法进行汇率换算得出美元与人民币的比价,1美元不到2元人民币,显然是高估了人民币币值。因此,按PPP计算,明显是高估了我国的能源效率。
为了剔除汇率的影响,我们再来比较一下物理能耗。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政府根据当时的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费的现状,提出了“开发与节约并重,近期把节约放在优先地位”的能源方针,通过逐步调整经济结构,全面加强能源管理,并投入大量资金实施节能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等措施,使国家重点考核的60多种工业产品的能源单耗指标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这些措施使我国能以较低的能源增长速度支持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的能源效率仍存在较大差距,如表10所示。
2007年,我国每千瓦时供电耗煤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4克标煤,每吨钢能耗水平比国际先进水平高58公斤标煤,每吨水泥综合能耗水平比国际先进水平高3l公斤标煤,分别高出14%、10%和24%。与2000年相比,差距在缩小,但还是较大。由于实物量指标不涉及汇率问题,这个结果的可信度更大一些。
除了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等客观因素以外,我国能源效率较低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增长结构不合理以及制度扭曲
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是影响能源需求的最主要因素,这是不言而喻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近10%的增长速度,客观上也导致了能源消耗的快速增长。但能源效率较低,则与结构因素和制度因素有关。
1、产业结构水平对我国能源消费有重要影响
不同产业对于能源的消耗量不相同,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产业所占的比重也会有明显的差异,所以产业结构水平也会影响到能源消耗量。若单位产值能源消耗量较小的第三产业比重大,整个经济的能源效率就较高。
虽然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目标是朝着能源消耗水平低的方向发展,但是从目前整体情况来看,我国仍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能源消耗水平还比较高,尤其是重化工业的发展带来了能源消耗水平的大幅增加。
1994～2003年,我国能源消费水平平均为1.65万吨标准煤/亿元,从四个产业(第一产业,第三产业,重化工业,除重化工业以外的其它第二产业)来看,只有重化工业远高于平均水平,为8.3万吨标准煤/亿元。从各产业对能源效率提高的贡献来看,第三产业对能源效率提高的贡献最大,为23.9%,其次是其他第二产业,重化工业排第三,第一产业最低。2003～2008年,我国重工业加快发展,是能耗水平下降放缓的主要原因。尤其是2003～2005年,重工业的能耗水平也在上升,是整个能耗水平上升的主要原因。此后,随着国家节能减排力度的加强,工业能耗水平下降,并带动整个能耗水平再次下降。
综合来看,重化工业对我国能源的消耗强度最大,但其效率贡献份额最低(除农业以外),制约了我国整体能源效率水平的提高。这不仅反映出我国产业结构、工业结构不够合理,也反映了我国工业领域能效偏低的事实。
2、出口的快速增长也加剧了我国的能源消费
根据《2007世界能源展望:洞察中国和印度》统计,2004年中国能源再出口数量为400Mtoe(百万吨油当量),约占当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的25%;而中国进口商品所包含的能源数量为171Mtoe,相当于中国当年能源需求的10%。中国出口商品包含的能源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国家(2001年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能源再出口比例分别为6%、7%和10%)。刘强等(中国出口贸易中的载能量及碳排放量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08年第8期)对中国46种主要的出口贸易产品的出口载能量进行了分析,从分析的结果看,这些产品在出口的过程中带走了大约13.4%的国内一次能源消耗。该研究仅计算了46种出口贸易产品的载能量,出口总额仅占中国2005年出口总额的22%。如果扩展到其它贸易品,我国每年由贸易带走的能耗量十分可观。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受资金和技术水平的限制,在国际分工中还处于较低的层次,出口贸易产品主要靠较低的劳动力和生产成本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竞争力,出口贸易产品结构总体看还很不合理。我国出口贸易中初级产品尤其是资源性和高载能产品占据了较高的比例,它们出口的同时相当于直接和间接出口了大量的能源,尤其是能源资源类产品的出口,在一定程度上还降低了我国的能源安全度。另外,在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中占据很高比例的一些其他大宗贸易类产品,如轻工类产品、机电类产品等虽然在生产过程中直接消耗的能源量并不高,但它们的间接载能量并不低。因此,它们所负载的总能量十分巨大,这些产品的出口相当于间接出口了大量的隐性能源,并将大量的碳排放留在了国内。
总之,欧洲、美国和日本制造业中很大一部分能源的消费已经转移到中国。中国能源再出口,等同于欧美日经济用于制造业的能源消耗部分转移到中国。这也反映了全球能源消费地区结构在转移,即欧美日的比重在下降,而中印等发展中大国比重在上升。
3、价格管制、价格偏低刺激了能源消费
价格管制使能源价格低于合理均衡水平,结果将导致对能源的过渡消耗,并使资源存量下降,降低了能源供给的可持续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对能源价格的管制逐步放松,但政府对煤、石油和天然气等主要能源价格的管制实际上仍然较多。
1993年以后国家逐步放开煤价,到2005年全部放开电煤价格,历时13年。这一时期,电煤仍然执行的是政府指导价,煤炭价格实际上放而未开。受我国煤炭行业的特点和转型期诸多因素的困扰,我国煤炭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还出现了多次反复,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的矛盾目前仍然比较突出。
“十一五”之前,我国经历了三次石油定价机制改革,2007年1月,“原油成本法”正式开始实行,表明我国成品油定价机制改革迎来了第四个发展阶段——“原油成本法”阶段。2008年12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的通知》,决定完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理顺成品油价格;2009年5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国内成品油价格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加国内平均加工成本、税金、合理流通费用和适当利润确定。这些措施符合当前我国国情和石化产业发展实际使得我国石油价格实现了与国际市场的基本接轨,但没有实现定价机制与国际接轨。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能源供需情况的日趋复杂,现行的“定价机制”依然不能适应我国油品市场的发展。
目前我国天然气出厂价的形成采用以成本为基础的固定价格制度,即不反映外部市场环境变化的、由生产成本加合理利润构成天然气出厂价的定价方法,存在明显的局限性。第一,天然气价格由于与市场的相关能源价格变化联系不够紧密,不能充分反映替代能源价格水平,向市场传递了错误的经济信号,人为地刺激了对天然气的需求。第二,国家制定的政府指导价历经几年不变,忽视了天然气生产成本递增的规律,最终导致目前的天然气价格与其生产成本完全脱节。2008年,国内天然气平均出厂价格只有0.93元/立方米,仅相当于原油价格的18%左右,天然气价格严重偏低。第三,科学合理的确定成本加成率,这一问题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尚待解决。这些情况都说明我国传统的、以成本加成为基础的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已不适应我国目前的天然气行业发展状况,定价机制需要进一步改革。
上述管制压低了我国能源产品的价格,不仅低于国际水平,也没有充分反映出我国的资源稀缺程度、社会环境成本和市场供求关系。价格偏低是我国能源消耗、尤其是重化工业能源消耗的重要原因。
4、社会性管制缺失也降低了能源生产成本和价格,刺激了能源消费
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能源产品的价格等于其总边际成本。但能源产品生产过程会形成负外部成本,包括负代际外部性成本和环境成本。所以,能源产品的边际成本(MC)与一般商品不同:一般商品只包括一种边际成本,即边际生产成本(MPC);而资源产品的边际成本由三部分组成,即边际生产成本(MPC),边际使用者成本(MUC),边际环境成本(MEC)。
为了让能源产品价格能真实地反映资源稀缺性和环境成本,许多国家都采取社会性管制的措施,如征收相当于边际使用者成本的资源使用费,制定生产安全标准、污染排放标准并加强监管等,让企业生
产的外部成本内部化。
在我国,由于法律不完善和政府执法不严,社会性管制严重缺失,很多能源企业在安全、环保等方面节省投资,使能源产品的生产成本和价格大大降低,产量高于社会最优的合理水平,加速了资源的消耗。
我国二氯化碳排放还处于较快增长阶段,“十二五”期间节能降碳形势仍不容乐观
1、我国二氧化碳排放还处于较快增长阶段
1995年,美国经济学家格鲁斯曼(Crossman)和克鲁格(Krueger)受到库兹涅茨曲线的影响,根据经验数据提出了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倒u型关系,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概念。它假定,如果没有一定的环境政策干预,一个国家的整体环境质量或污染水平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而恶化;当该国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环境质量的恶化或污染水平的加剧速度开始保持平稳;进而随着国民收入的继续增加而逐渐好转,即环境污染变动趋势与经济发展变动趋势间呈现倒“U”型关系。
本文用1978年价的人均GDP数据和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水平数据,拟合了1978～2008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如图4所示。
图4表明,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高度正相关,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随着人均GDP的提高而增加,目前还处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倒U型)的上升阶段,拐点还没有出现。而且,从趋势看,如果没有环境政策的干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太可能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自动下降。
2、“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仍可能保持较快增长
由于能源消费总量取决于经济规模和万元GDP能耗水平,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取决于经济规模和万元GDP排放水平。而且,能耗水平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高度相关,二氧化碳排放目标对能源消费有重要影响。因此,可以通过对这几个指标的预测来分析“十二五”期间我国的能源消耗及二氧化碳排放形势。
“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仍可能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年均经济增长率有望达到8.8%,低于“十一五”期间年均增长率1个百分点左右。但由于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较多,“十二五”期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可能在一定区间内波动,因此本文对“十二五”期间的GDP增长率分别做出7%,8%,9%的假设,并以8%作为基准情景。
3、“十二五”期间我国能耗水平和排放强度将进一步下降
我们从国际经验和国家的节能减排目标两个方面来分析“十二五”期间我国能耗水平、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变动趋势。
从世界各国、尤其是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趋势来看,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能源效率都经历了一个从高增长转向低增长的经历:在工业化的早中期,能源效率大幅度提高,但发展到工业化的中后期以后,能源效率的提高大大减缓,甚至会出现不增长或负增长。下表给出了全球主要国家、组织在1990～2000年能源效率的变化情况:(见表11)
1990～2000年间,整个世界的能源效率平均提高了1.14%,工业化程度较低的非OECD国家平均提高了2.25%,而工业化程度较高的OECD国家只提高了0.8%。发达国家中,美国提高较快,也只平均增长了
1.4%,而日本却下降了0.3%。发展中国家印度也只提高了0.4%。
国内外普遍认为,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而目前又正处在重化工业的加速发展阶段,到2020年以前我国都应该处在这样一个阶段。这个特殊的发展阶段,决定了我国的能源效率已不再可能像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那样的快速提高,而是进入了低速增的阶段。
从国内看,我国已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国家战略。2009年11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研究部署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会议强调,我国将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基本框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主张严格遵循巴厘路线图授权,加强《公约》及《议定书》的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统筹考虑减缓、适应、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推动哥本哈根会议取得积极成果。会议决定,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预计“十一五”期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将下降18%左右,考虑到“十三五”基数较大的原因,“十二五”排放强度下降幅度应高于“十三五”。我们以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5%这一高目标来考虑,设定2015年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将比2010年下降19%。
根据全球主要国家、组织在1990～2000年能源效率的变化情况,以及我国设定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我们假定了2010～2015年我国万元GDP能耗水平下降15%、18%和20%三种情景,并以下降18%为基准情景。
4、“十二五”期间我国节能降碳形势仍不容乐观
基于上述假设对“十二五”期间我国能源消费及二氧化碳排放情况进行预测,结果如表12所示。
从表12可知,2015年二氧化碳排放量预测值在8228.0百万吨到9050.8百万吨之间,远远高于目前的6896.5百万吨,低碳经济的道路非常艰难。2015年我国能源消耗总量最低为334021.8万吨标准煤,最高为390388万吨标准煤,远远超过目前的285000万吨标准煤,能源需求量的快速上升将给我国的能源供给带来巨大的压力。
5、“十二五”能源供求形势将依然严峻
尽管我国能源资源总量较大,但却是个地地道道的资源“弱国”,主要能源资源的人均拥有量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近些年来,我国人均石油可采储量、人均天然气可采储量均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0%;资源相对丰富的煤炭,人均可采储量也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60%。当前已出现的能源约束不同于以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及90年代初期曾出现能源短缺的主要原因是生产能力不足,而今后将受制于国内资源不足。
目前,我国东部大部分主力油田如大庆、胜利、辽河等已进入开发中后期,综合含水率和采油成本上升,新增可采储量低于原油产量,增产稳产难度加大,且有扩大减产的趋势;西部战略新区石油勘探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自身条件差,地质条件和自然条件复杂,目前发现的大都是中小型油田,类似大庆这样能够解决中国石油问题的战略接替区目前尚未发现。海上油田勘、采取得一定成效,且产量增长很快,但能不能很快成为东部油田的战略接替区,目前看来,把握不大,至少难度很大。
我国天然气正处于快速发展的初期,全国六大气区正在形成和发展,有继续发现大型气田的良好机遇,只要加强勘探,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储量高增长趋势。但由于天然气资源远离市场,基础管网薄弱,终端气价偏高,大型工业燃料及原料用气市场开拓困难,上、中、下游缺乏良性互动,天然气发展仍受到一定限制。
煤炭在我国能源资源储量和产量中的比重,决定了其仍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占据我国能源供给的主要地位,但是日益严格的环境保护约束也决定了我国煤炭产量不可能象过去那样高速增长。
我国的水电和核电能源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但受技术和投资的制约,“十二五”期间不太可能有较快发展,大幅度替代常规化石能源的可能更是不现实。
综合国内外有关研究结果来看,“十二五”期间我国国内能源生产总量年均增速在3～4%左右,2015年国内能源生产总量在320000～350000万吨标准煤之间,国内供需缺口将在20000～40000万吨标准煤之间,石油对外依存度会继续上升,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则会大幅上升。
促进低碳发展和能源节约的主要路径是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优化经济结构和提高能源技术效率
减缓二氧化碳排放影响的路径主要有两个:一是从源头上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二是将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捕获、存贮和利用起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核心问题是减少能源的消费,并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在我国以煤为主的特定资源禀赋条件下,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减缓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路径是减少能源消费,即节能。节能的主要路径又有三个:控制经济增速,优化经济结构,提高能源技术效率。我国还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阶段,就业压力较大,经济增速不可能太低,节能的主要着力点在于优化经济结构和提高能源技术效率。想要做到这两点,则需要在制度层面做出安排,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
1、深化能源价格市场化改革
我国能源价格改革深化的主要内容有:一是完善资源资产管理体制,切实解决资源所有权的“虚位”问题,二是对能形成有效竞争的能源产品推行市场定价,以及时、合理地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三是对具有自然垄断特性的环节实行有效的价格监管,主要是输配电网和天然气管网;四是形成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资源价格结构和比价关系,五是完善矿产权的招、拍、挂转让方式,并以边际使用者成本为依据进行政府干预。同时,还要建立对低收入人群的价格补贴制度。
2、加强社会性管制
增强政府的社会性管制包括以下主要内容:一是完善安全、环保、质量、劳动保护等领域的法律法规,使生产者和执法者都有据可循;二是建立以社会性管制为核心内容的项目核准制,以安全、环保、质量、劳动保护等作为项目立项核准的主要依据;三是建立统一有效的行政监管体系,遏制生产者的违规行为,使社会成本能充分内部化;四是建立能使成本内化的税收制度,主要是完善资源税税制,并提高石油消费的税负水平。
加强社会性管制还要研究资源的边际使用者成本的计算方法,并将其作为矿业权招标、拍卖出让的基准价格。
3、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
从前面的分析可知,产业结构不合理是造成我国能源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目前,我国第三产业比重只有4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55%左右,发达国家普遍超过70%)。而且,我国工业增加值只占GDP的40%左右,但工业能源消
耗几乎占到了能源消费总量的70%,明显偏高,主要是因为工业内部重化工业比重较大。因此,要实现节能降碳的目标,就必须大力调整产业结构,限制高能耗产业的发展。
首先,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尤其是发展资源消耗低、增加值率较高的金融、商务、信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同时,要加快调整工业部门内部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完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鼓励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优先发展对经济增长有重大带动作用、低能耗的信息产业,不断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鼓励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促进传统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完善钢铁、有色、水泥等高耗能行业发展规划、政策,提高行业准入标准。
但是,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阶段,产业结构调整有着一定的刚性。又由于近两年我国产业内部能源消耗水平大幅上升,因此,未来5～10年,我国提高能源效率的重点应该放在技术方面,尤其是在中重点领域推广使用节能技术和节能管理方法。
4、加强重点领域的节能工作
综合有关机构的研究成果来看,到2020年,虽然工业部门占能源总需求的比例将从目前的70%左右逐步下降到55%左右,但仍将为第一大用能部门;而交通和建筑两个部门的用能增长将明显加快,交通用能所占的比例将从目前的11%左右提高2020年的16～17%左右,建筑用能比例将由目前的16%左右提高到2020年的2527%左右。因此,工业、建筑和交通应成为我国节能的重点领域。
到2020年,工业部门不仅是最大的用能部门,也是获得节能效应最为显著的部门。从节能的实现因素看,工业部门节能应实行技术进步与调整行业、产品结构相结合。要通过修订节能设计规范,实行企业能源审计和报告/对标管理,推进节能技术进步,建立能源管理信息系统,推行绩效合同等政策和措施,促进工业部门、尤其是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石化等行业的节能工作。
在建筑节能方面,由于全国节能建筑面积占城市建筑总面积的比重还很低,2009年只有21.7%。因此,应高度重视现有建筑的节能改造工作。国家应该制定并实施《建筑节能条例》,严格执行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制定鼓励生产和使用节能建筑材料及耗能器具的经济激励机制,制定耗能设备能效标准和标识。
在交通节能方面,目前我国各类汽车平均百公里油耗比发达国家高20%以上。如果政策得当,2010年公路运输节油潜力约为15%,2020年为30%以上。国家应该尽快制定燃料效率和油品质量标准;改进城市规划和交通体系,优先发展快速公共交通;建立智能交通系统,鼓励开发、购买和使用替代燃料车,尤其是高度重视电动汽车的发展,对大排量汽车实行更严格的环保限制。
5、严格限制高能耗,高排放商品的出口
由于出口对我国能耗和碳排放的影响已经很大,通过加强对出口贸易产品结构的调整,降低出口贸易中的载能量和碳排放量,对实现节能降碳目标十分有益的。一方面,出口贸易所隐含的碳排放量的降低,将有助于国内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减少,从而减少国际社会要求我国减排温室气体的压力;另一方面,出口贸易产品碳含量的降低,可以规避或减少我国出口贸易产品所可能面临的边界碳税及由此带来的贸易壁垒。但是,虽然近几年随着国家逐渐取消对“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退税政策,这些产品的出口受到一定程度抑制,但其出口量较高的情况仍然没有扭转,今后对这些产品的出口要继续采取限制政策和措施。对于大宗贸易类产品,维持其出口量对保障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仍十分必要,但关键是要促进出口产品的换代升级,努力增加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比例,并限制其中载能量极高的产品的出口。
6、优化能源结构,发展清洁能源和低碳技术
这方面的重点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集约、清洁、高效地利用煤炭。大力发展煤炭的清洁利用技术,大力发展先进燃煤发电技术,提高煤炭转化效率;推进热电、热电冷联供等多联产技术,提高煤炭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
二是优化石油天然气供应。适应新形势的需要,逐步提高成品油的环境标准,发展清洁油品。通过扩大国内天然气资源的开发利用和进口周边国家天然气以及LNG,增加天然气对煤炭和石油的替代,提高天然气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
三是大力发展低碳和无碳能源。加快发展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氢能、核能、油页岩、油砂、天然气水合物等的开发利用新技术,提高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装备的国产化水平,提升技术的综合竞争力,为开发替代能源奠定科技基础。当前,要加快水电、核电、风电建设,推进太阳能光伏发电商业化。
四是从战略高度重视智能电网、碳捕获及碳利用技术的研发及应用。提高配电网对供需信息变化的反应能力,特别是对电动汽车、蓄能装置利用等需求的反应能力,增加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加强CCS(碳捕获)和CCU(碳捕获和利用)等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推广,尽早取得突破性进展,掌握相应知识产权。
7、培育碳排放交易市场,通过市场的激励机制调动企业减排的积极性
在现有环境交易所的基础之上,构建自愿碳交易登记注册、撮合交易以及清算和结算系统,设立排放量审计、报告以及确认规则。同时,引入第三方排放认证机构,对参与企业的基准排放量以及减排量进行确认,通过认证的多余排放量可以在交易所上市进行交易。在征收碳税的同时,允许能源密集型企业可以选择自愿减排协议进行减排,不能完成协议量的企业可以通过碳交易系统来购买碳排放。充分利用CDM机制,获取国际减排资金,承接节能减排技术的转移和扩散。逐步引入碳银行制度,为地区和重要企业建立碳帐户,鼓励碳交易。
8、建立绿色税收体系,用财税手段支持低碳经济发展
提高资源税和环境补偿标准,将环境损害成本和资源耗竭成本反映到能源价格中;降低高能耗产品的出口退税甚至征收出口关税,减少能源以载能产品的形式出口;提高能源消费税,增加能源使用成本,引导节约型的能源消费方式,研究开征碳税,为低碳技术创新和大规模应用提供稳定的价格信号;通过政府采购、税费减免等措施,支持节能、可再生能源、低碳技术的发展。
作者：金三林
第二篇：碳排放与碳关税的经济效应
[摘要]过度碳排放引起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从而使气候变化问题上升为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碳排放问题是环境与贸易冲突在气候与经济领域中的体现。从经济学视角看，碳排放是一个外部性问题，碳交易和碳关税等碳排放内部化措施在抑制碳排放和改善全球福利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但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发展却具有消极影响。本丈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碳排放外部性、内部化措施及其经济贸易效应，并为我国出口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提出相应对策。
[关键词]碳排放；碳关税；经济效应
一、引言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气候变化问题上升为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虽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由于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CO2排放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CO2排放国。从经济学角度看，碳排放产生的负外部性不仅破坏大气环境，还会造成经济损失。为减少全球碳排放，避免碳泄漏现象，发达国家提出对进口的高耗能产品征收惩罚性的碳关税。碳排放驱动的碳关税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出口贸易数量及改善全球福利有较大影响。
国内外相继开展了碳排放及碳减排政策对环境和贸易影响的相关研究。一些研究发现，发达国家的减排政策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也将对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产生深远影响。针对发达国家提出的减排政策，我国部分学者进行了碳排放、碳关税与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出口商品的隐性碳含量显著上升，高碳产品出口导致中国碳排放增加。中国的出口贸易有利于发达国家减少能源消耗，但却增加了全球的CO2的排放。国际贸易中的高碳排放产业转移实证研究的结论是：发展中国家正成为发达国家高碳排放产业转移的“避难所”。针对碳关税对对外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认为，碳关税的征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但会对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造成负面影响。
过度碳排放不仅对环境造成危害，而且影响他人的生产和生活质量，碳排放是一个典型的外部性问题，但较少有研究利用外部性理论分析碳排放的外部性问题。因此，本文在跟踪国内外最新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经济学外部性理论分析碳排放外部性成因，并探讨碳排放内部化措施——碳关税的经济效应。
二、碳排放外部性
（一）外部性成因
外部性理论是福利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环境经济学的理論支柱，外部性理论揭示了市场经济中低效率资源配置的根源，为解决外部不经济问题提供了可选择的思路。外部性是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不一致的现象。正外部性经济活动给其外部造成积极影响，引起他人效用增加或成本减少；负外部性行为对外界具有一定的侵害或损伤，引起他人效用—隆低或成本增加。于产生这些问题的国家。一国碳排放污染不仅影响本国大气环境，还影响到他国大气环境；不仅产生碳排放负外部性，而且发生了跨国负外部性。这种跨国负外部性既破坏了环境，又造成经济损失。过度碳排放问题的根源在于碳排放成本外造成了产品价格扭曲和市场各排放企业之间通过货币方式互相调剂排放量，从而达到减排目的。超量减排的企业可以在市场上转让、储存、出售剩余排放权，以获得保护环境的经济补偿。增加排放的企业则必须通过购买的方式获得排放权，付出成本代价。碳排放交易作为一种市场化的减排手段，使碳排放成本外部性向企业生产活动内部化转化，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有效控制碳排放总量，最终达到环境资源优化配置及整体经济的帕累托改进。
2.碳交易运作模式。目前碳排放交易机制主要有两种模式，即欧盟采取的排放交易机制（European UninnEmission Trading Scheme，EUETS）与美国的总量控制与排放交易计划（Cap-and-Trade）。
（1）欧盟排放交易体制。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是世界上第一个多国参与的排放交易体系，从2005年1月起开始交易，是欧盟内部的交易体系。欧盟ETS运行的关键是对温室气体高排放部门在排放量上实施强制约束，使碳排放权成为具有市场价格的稀缺资源。EUETS是以配额为基础的交易机制，将《京都议定书》下的减排目标分配给各成员国，再由各成员国根据计划分配给各企业，企业或部门可以在配额规定的限度内排放二氧化碳。各企业可以在市场上进行配额交易，配额有剩余的可以将用不完的配额卖给其他未完成减排目标的企业，超量排放的需要另行购买配额或者是接受罚款。EUETS覆盖范围包括12000多座电站、工厂及其他工业设施，几乎占欧盟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一半，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总量控制与交易体系。
（2）美国总量控制与排放交易计划。2009年6月美国通过了《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该法案确定了美国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即2020年前，美国的排放总量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17%，到2050年则要降低83%。根据总量控制与排放交易机制，对所有污染额度进行拍卖，超额排放需要购买排放权，拍卖所得资金部分用于支持清洁能源开发。
国际碳排放交易机制激励了清洁发展机制（CDM）市场的发展，促进了在全球范围内施行的CDM项目，使发展中国家有望减少27亿公吨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经济收益近40亿美元。该机制的缺陷在于：第一，市场无法预计实际碳排放量。第二，总量控制和交易制度产生的配额价格极不稳定。实践证明，不稳定的化石燃料价格影响配额价格，决策者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再次设定总量限额，由此而来的政策上的不确定性使价格的不稳定性变得更为强烈。
（二）碳关税
碳关税是对进口的高耗能产品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其理论依据是庇古税。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拟通过征收碳关税，对没有实施温室气体减排的国家高耗能出口产品征收边境调节税，解决全球气候变暖及碳排放问题。2009年美国众议院通过《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和碳关税相关条款，拟于2020年开始对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商品征收碳关税。法国从2010年1月1日开始对环保立法不及欧盟严格的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品征收碳关税。欧盟宣布2012年1月对出入欧盟的国际航班征收15%的航空碳排税。按欧盟碳排放征收方法，2012年中国航空公司需要支付7.43亿元的碳排放税，到2020年需向欧盟支付超过30亿元，9年累计支出176亿元。中国飞往欧洲的航班每增加一班，一年将增加1500万元人民币的额外成本。
从保护环境角度看，碳关税征收内部化了碳排放污染负外部性，避免发达国家厂商为了降低高耗能产品的减排成本，将高耗能产品的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成为碳排放的避难所，從而达到抑制碳排放、减少碳泄漏的目的。
四、碳关税的经济效应
尽管碳排放内部化措施在碳减排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但从产品竞争力角度看，碳关税增加了没有承担温室气体减排责任国家的产品成本，短期内会抑制发展中国家部分产品的贸易数量，恶化贸易条件，成为绿色贸易壁垒，阻碍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从而提高发达国家国内相似产品的竞争力。
（一）积极作用
图1表示征收碳关税后的局部均衡。当进口国除了应用碳排放权交易制度ETS外还征收碳关税时，碳关税减少了进口国国内需求和全球需求。由于征收碳关税，全球需求曲线D1向左下移动为D2，均衡点由A点移动到E点，新的均衡价格低于原均衡价格。
国际价格的下降意味着出口国厂商将减少产量，因为国内产量被ETS限制，全球产量将会下降，国内和外国消费量也将下降。由于征收碳关税造成消费量的转变，使国内和国外消费者面对不同的价格。
图中△ADE表示征收碳关税产生的福利损失包括消费者和生产者福利损失。生产的全球外部性也会增加福利，平行四边形ABCE表示生产者剩余，净福利为ABCD，这说明碳关税能改善全球福利。由此得出，在征收碳关税的情况下，产品x的国际市场价格上升，均衡的贸易量减少，抑制了高耗能产品出口贸易数量，达到减排目的。
从理论上看，全球福利因为碳关税而增加。如果碳关税政策能够被正确实施，就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高全球的福利水平。
（二）消极作用
征收碳关税前后的高耗能产品贸易数量，可以通过世界市场高耗能产品进口需求曲线和出口供给曲线进行分析，如图2所示。
图2中产品x为高耗能产品，D为世界市场产品X的进口需求曲线，S为世界市场产品x的出口供给曲线。征收碳关税之前，世界市场产品x的均衡点为E，此时世界市场均衡价格为P1，贸易量为Q1。如果征收碳关税，世界市场的均衡将发生变化。由于征收的碳关税由企业承担，损失的成本从产品本身扣除，产品x的出口供给曲线s向左上方移动至s′。短期内产品x进口需求变化不大，需求曲线D不发生变化。因此，征收碳关税后，世界市场产品X的均衡点将由E点运动到E′点，均衡价格为P2，出口贸易量由Q1减少至Q2。因此，征收碳关税会减少出口国的出口贸易数量，影响出口国出口贸易的发展。
由此可以看出，环境因素不仅成为决定消费质量的因素之一，还成为了生产投入要素之一。如果实施碳关税政策，则将增加碳要素投入成本，导致高碳产品价格上升，需求萎缩，加强对高耗能产品生产的抑制作用，有利于保护环境；同时，碳要素成本上升，会激励生产者选择成本更低的替代要素投入，并加大投入节能减排技术，促进环保技术发展。因此，从世界经济发展面临气候变暖和能源压力的客观角度看，美国、欧盟对其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的政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碳关税作为对高耗能产品所征收的一种惩罚性关税，短期内会增加产品的出口成本，降低其竞争力，导致贸易数量减少、贸易条件恶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发展中国家经济及出口贸易的发展，也说明碳关税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实施的一种新型贸易壁垒。
五、结语
二氧化碳问题是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抑制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是全世界各国的共同任务和目标。虽然从世界经济发展面临气候变暖和能源有限的角度看，对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短期内，碳关税对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的出口贸易具有抑制作用。因此，我国应积极寻求建立应对碳关税的短期与长期有效机制。
当前，我国应积极开展碳关税外交活动，反对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鼓励企业进行低碳技术引进与创新，促使企业主动参与国际碳交易；实行出口贸易多元化战略，调整贸易结构，开辟新的出口市场；采取贸易反制等措施保护我国出口贸易。从长远来看，碳关税的征收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它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向低碳经济转型。发展低碳经济是解决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问题的根本措施，低碳经济不仅可以有效应对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问题，还可以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我国应该着眼于未来长期发展目标，研究制定低碳发展战略规划，协调出口贸易与碳排放的关系，促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实现我国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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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伟，魏杰.环境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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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宁.应对“碳关税”[J].中国经贸，2010，（3）.
[5]强永昌.环境规制与中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何雄伟]
作者：周长荣
第三篇：低碳经济下我国碳排放权会计研究
一、碳排放权会计确认
(一)碳排放权会计确认依据 碳排放权作为在低碳环保环境下应运而生的稀缺型权利，在会计确认上确认为资产并无异议，但划分为何种资产，各位专家学者各抒己见，目前会计领域尚未达成共识。考虑到碳排放权自身的特殊性，它具有各类资产的特点，但又不完全符合会计确认定义，不能将它严格划分确定为任何一种资产。建议在实际处理过程中，根据企业自身经营特点，按照持有碳排放权的意图目的，进行会计初始确认。
(二)以持有目的划分确认碳排放权 (1)以使用为目的的碳排放权确认。由于生产经营的需要，很多企业为了满足自身发展，提供劳务、生产商品，对拥有的碳排放权并不是为了进行交易而准备，而仅仅是为了满足企业持续经营的基本需要。无论是企业无偿分配所得还是企业购买所得，都已表明碳排放权符合核证标准并且权利已归企业控制或拥有;碳排放权是经相关部门鉴定批准的碳排放减排量，是一种排放温室气体的权利，不具备实物形态，使用过程中没有实物的消耗;企业获得的碳排放权目的是自己使用，但它明显区别于其他资产，符合无形资产可辨认性条件，可以独立转让和售出;碳排放权价值受环境影响而波动，未来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但收益数额却是不固定的，具有风险性，符合非货币资产定义。
(2)以交易为目的的碳排放权确认。随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逐步在发展完善，我国近几年也在重点建立属于自己的碳排放交易所，直至2012年初，已在北京、上海、天津等7个省市地区开始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基地，致力于打造健康规范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体系。在此过程中，由于碳排放权交易前景广阔，获利空间大，交易的主体不再仅仅局限于最初的企业之间，更出现了许多新的行业和投资者，他们希望能在国际环境大背景下，利用不确定的环境因素和经济价格的波动性从中获利。我国处于探索碳排放权的起步阶段，碳排放权作为一种稀缺的绿色新型资产，很多企业看到了它的未来价值，对它的持有目的，也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企业基本的生产、劳务需求，更多的是考虑到商业交易。同时，随着《京都议定书》的续签，我国最终也要承担起减排的义务，政府会把减排指标作为硬性任务分配给各个企业，定价系统趋于完善，以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当碳排放权交易在稳定规范的交易所中进行买卖，碳排放权是协调环境与经济的特殊资源，在自由交易市场中，具备专有的定价系统，企业持有碳排放权的目的是为了近期出售给投资者、中间商或企业，从中赚取差价利润，进而获得短期经济利润，公允价值能够可靠取得，并始终以市场公允价值对碳排放权这项资产进行计量和价值调整。
(3)CDM项目中持有碳排放权的确认。CDM(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全称为清洁发展机制，是《京都议定书》中提出的三项灵活履约机制中，唯一一个由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的项目，其内容核心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碳排放减排量进行项目合作，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减排计划的成本低于在本国的减排控制成本，在两国项目合作中，可以彼此获利，达到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保护环境的目的。
CDM项目中，企业需要内部自主研究设计开发CDM项目，经我国政府和相关审核部门批准后，再递交给联合国审核鉴定，符合国际规定的项目将授权签发CERS，最终才能和发达国家进行碳减排项目合作。CDM项目之间的交易，主要是为了避免未来因环境变化而带来的经营损失，规避经济和环境变化风险带来的不确定影响。CDM项目涉及两个国家之间的利益，时间空间上都存在一定差异，大部分企业都无法实现现货交易方式，而是采用远期或期货交易方式。因此，建议将CDM项目中的碳排放权确认为“衍生工具”。
二、碳排放权会计计量
(一)碳排放权确认为无形资产的计量 初始取得碳排放权时，对于由政府无偿分配而得的碳排放权配额，不进行确认，初始计量成本为零，只需对配额进行登记，实际消耗时再进行抵消;对于从政府、交易所购买的碳排放权配额，按照支付的费用和相关税费作为成本进行初始计量，在“无形资产”科目下增设“碳排放权”，贷记“银行存款”或其他资产等科目。待实际排放污染物后，进行摊销时，借记“制造费用——碳排放权费用”、“管理费用——碳排放权费用”，贷记“无形资产——碳排放权”。
(1)碳排放权由政府分配确认为无形资产的计量。对于政府无偿分配的碳排放权：如果企业消耗的碳排放量少于政府分配数量，即存在剩余的情况下，按企业未来持有意向进行会计记录，在没有出售意向的情况下，按照公允价值，确认无形资产，借记“无形资产——碳排放权”，贷记“递延收益——政府补贴”;如果企业消耗的碳排放量超过政府分配的数量，无偿获得的碳排放权无法满足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需要，需要从其他企业或交易市场购买时，按实际支付，借记“无形资产——碳排放权”，贷记“银行存款”或其他资产。
(2)碳排放权购买所得确认为无形资产的计量。对于从交易市场或其他企业购买获得的碳排放权，企业购买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生产产品或经营活动需要时，在购买当日，按购买成本计量入账， 借记“无形资产——碳排放权”，贷记“银行存款”。在后续期间当企业碳排放量出现节余，消耗的排放指标小于购买的排放量指标，按今后使用意图分为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如果企业计划留用到以后经营期间，则可以不进行任何会计处理。二是如果企业打算在近期内出售，则应将剩余的碳排放权配额从无形资产转入到交易性金融资产，借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贷记“无形资产——碳排放权”;出售时，需要对公允价值变动进行调整，按实际收到价款，借记“银行存款”，贷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差额计入投资收益;在未实际出售期间，需要对公允价值进行调整，若公允价值上升，则借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贷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碳排放权”，反之则做相反处理。
(二)碳排放权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计量 (1)碳排放权由政府分配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计量。取得的碳排放权配额方式是由政府无偿分配获得的企业，在排放指标有剩余的情况下，如果持有者准备在近期内将碳排放权指标出售，从中赚取差价获得利润，此时应当在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下设置“碳排放权”，按照公允价值计入借方“交易性金融资产”，贷方计入“递延收益——政府补助”。尚未出售的碳排放权，需要按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当公允价值出现变动时，按公允价值上升或下降的情况，分别借记或贷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与之相对应的会计科目贷记或借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一碳排放权”。(2)碳排放权购买所得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计量。对于企业由购买所得的碳排放权配额，当持有目的不是为了企业生产产品、提供劳务或经营管理所需，只用于短期内出售从中获得价差收益时，在购买当日，应当按照实际支付的价款，借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贷记“银行存款”或其他资产项目。企业持有期间，需要根据公允价值波动及时调整碳排放权的价值，当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升高，按升高差额借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贷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碳排放权”，当公允价值下降，按下降的差额做相反的会计处理。待到处置该碳排放权配额时，在调整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同时，确认投资收益。
(三)基于项目进行交易的碳排放权的计量 CDM项目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的合作机制，具有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其流程大致为项目设计—东道国批准—审定和注册—监测—核查与核证—签发CERS，用于CDM项目中的碳排放权交易，能够为企业规避未来经营风险，CDM项目的设计根据各国实际情况，具有多种设计方式，符合衍生工具具有很强的灵活性的特点，不同于一般的交易活动，整个流程期间，涉及多个部门机构，跨越时间较长，成本计算也是比较复杂的。如果CDM项目得到批准申请成功，并找到愿意合作的购买企业，则应在“衍生工具——碳排放权”科目下进行会计计量，按申请过程中发生的费用确认为“衍生工具”。
关于CDM项目的成本核算，当项目申请注册成功，获得EB批准时，主要相关支出包括：项目文件设计和辅导费用、国际核证机构的项目核证费用、每年的检测和核证费用、项目进行阶段分析和一些相关人员的费用等。在CDM项目申请成功之前，先按照CDM项目发生的实际相关费用支出计入“CDM项目费用”，贷方记“银行存款”或相应的应付科目。当获知CDM项目申请成功，并与发达国家签订合同时，再将“CDM项目费用”转到 “衍生工具”科目中，同时将其差额计入到当期损益。确认为衍生工具的碳排放权后续计量，按照公允价值及时进行调整，并将公允价值的变动计入当期损益，若公允价值升高，则借记“衍生工具——碳排放权”，贷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碳排放权”，若公允价值下降，则做相反的会计处理;如果进行的项目未获得成功，损失费用主要包括项目文件设计和辅导费用、国家核证机构的项目核证费用，按实际支出确认为“CDM项目费用”。
三、碳排放权会计披露
(一)碳排放权会计报告 碳排放权交易作为可以反映环境状况并给企业带来收益的新型绿色资产，对它的会计报告方式应当结合传统会计报告方式，但有其独立于传统报告之外的低碳排放权会计报告。基于本文对碳排放权的确认和计量方式，在传统报表中针对无形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和金融衍生工具，按照碳排放权交易状况，分别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遵循会计报告原则反映碳排放权交易信息以及带给企业的经济利益影响。
在低碳经济环境中，碳排放权交易不同于以往会计活动，它的产生条件不仅仅受经济环境和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生态环境的变化也在制约着碳交易的发展变化。碳排放交易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要时刻考虑到自然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环境的互动影响，在报告时应当核算牺牲环境代价的成本以及环境变动带来的收益或损失。编制独立的碳排放权交易报告有利于企业在低碳时代快速健康的发展，全面反映经济、社会、自然的关系，从而帮助所有者、债权人、社会公众以及有关部门深入了解企业运行状况。对于碳排放权交易中发生的有关碳排放权所带来的区别于传统会计的活动项目，根据信息需要者的决策需要，在借鉴传统财务会计报告的基础上，采用灵活科学的编制方法进行全面报告，以会计六要素为主对碳排放权会计报告进行探讨。
(1)碳资产可以包括为了减少碳排放量而引进的低碳减排设备、低碳减排先进技术等。
(2)碳负债与传统负债的不同之处在于，碳负债不只是为购买材料、设备而承担的支付义务，还包含企业因破坏牺牲人类共有的环境资源而承担的补偿费用。可以在传统负债会计科目中引入专属于碳排放权的二级科目。如，在“应缴税费”下设置“应缴碳排放罚款”、“应缴碳排放税”;在“长期借款”下增加“低碳设备借款”;“预计负债”下设立二级科目“碳排放负债”等。
(3)碳所有者权益，也会涉及一些不同于传统会计的经营、投资、捐赠等经济管理活动，我们可以建立独立的碳排放权交易核算体系，制定相关会计法规原则，来对这些经济活动进行管理和报告。碳排放权交易涉及国家的利益，因此，对于国家财政部发放用于环境保护和治理碳排放权交易的专项款，环保部门的捐赠等，都可以在“碳排放资本公积”科目中进行核算;对于所有者对碳排放权交易中碳资产的实际投入，可以增设“碳排放实收资本”科目进行核算。
(4) 碳排放费用，可以包括碳排放减排设备的折旧，减排技术的摊销以及支付的环境费用，在费用科目下针对不同费用的支付原因、用途，设置不同的碳排放费用科目。
(5)碳排放收益和碳排放利润，碳排放收益可以按照收益取得的来源设立相关的会计科目，碳排放收益来源有：由于引进低碳减排设备所减少的环境污染罚款、采用先进技术碳循环使用增加的收益、碳排放权交易项目成果突出而得到的政府奖励等。对应上述收益来源核算碳排放利润，核算方法与传统会计相同。
(二)碳排放权会计披露 随着碳排放权交易的发展，我国经济改革也逐渐趋于与国际化接轨，仅仅披露生产财务活动信息，在低碳经济时代还远远不够。国外很多国家要求企业在年度报告中对经济活动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披露，在国际大环境的背景下，我国也必须提高环保意识，将环境信息添加到会计披露中。建议在碳排放权交易披露中从经济活动和环境信息两方面入手，完善披露内容。
(1)经济活动的披露。经济活动披露的内容包括：一是碳排放权交易状况的基本说明。企业应对下列情况进行具体的补充说明：企业碳排放权交易的规模、项目方案、合作方式;企业的交易项目是属于采用新能源开发还是采用新型环保技术;企业因碳减排量交易获利或因未能达到减排目标而支付的罚款损失;企业获得的政府碳基金、其他组织的投资、环保组织的奖励等;碳排放交易项目的计划方案，完成进展。二是碳排放权的取得信息。企业取得碳排放权的渠道、指标数量及其价值;初始确认的方式及原因说明;由政府无偿分配的碳排放权指标，要准确说明其持有碳排放权的用途，使用情况，剩余或是超标购买，使用的期限等。三是减排核算。对温室气体减排核算的方法，企业直接减排和间接减排的数量，报告编制方法选择的原因，减排带来的成本和效益等要有详细说明。四是CDM项目概况信息。对企业实施的CDM项目名称、合作方信息、实施的进度、项目所属领域要准确披露说明;企业获得资金的渠道是投资还是筹资方式;项目规划、成本控制和竞争风险要进行解释补充;经相关部门核证的碳减排量，给企业带来的经济收益如实披露。五是碳排放权交易额外性评价。额外性是说明企业实施碳排放权交易的必要所在，对检测温室气体减排量和测量由减排带来的利润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额外性评价这一步骤是CDM项目至关重要的一步，企业应当对其进行详细披露。六是碳排放审计管理。主要审计信息的披露包括：内部审计的机构设置;外部审计部门和监督管理部门对碳排放权交易程序的合法性审核、碳减排量的鉴定和信用的鉴证等。
(2)环境影响信息的披露。环境影响信息披露的内容包括：一是气候问题导致的经济环境变化。恶劣气候引致企业生产经营风险，减排项目目标和战略的改变，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能源紧缺带来的使用效率提高等。二是企业经营对环境的影响。企业主营业务生产产品的过程中会释放有害气体，或是对环境造成污染的有害物质，要对这些破坏环境的因素进行披露，并对企业采取的治理措施进行说明。三是保护环境管理信息：企业为减少污染引进的技术和购买的设备成本、治理污染的行动措施、对环境造成破坏支付的赔款、政府对企业环保工作的支持等要进行必要说明。
参考文献：
[1]郑玲、周志方：《全球气候变化下碳排放与交易的会计问题》，《财经科学》2010年第3期。
[2]王小波、陈程、曾锴：《低碳经济视角下我国碳会计体系研究》，《国际商务财会》2010年第10期。
作者：毕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