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原因分析范文

2022-05-26

第一篇：根本原因分析范文

华为成功的根本原因

第一次案例分析:深圳华为的成功

(1)华为成功的根本原因——良好的企业管理文化(立足长远、正确定位、团队协作、顺势而为)

A. 立足长远：看准电信市场的长期市场就全身心投入进去，而不为短期的房地产、股权等投资机会改变计划，不为短期利润而失去长期的企业财富。

B. 正确定位：抓准电信市场价值最丰厚的两个区域——研发和市场，彻底改变中国企业总是处于价值链最低端的宿命。

C. 团队协作：从最初的6人团队起步，到后来的各部门协调是华为稳健成长的关键。

D. 顺势而为：从1988年抓住电信市场，到顺应90年代中国通信产业发展的大潮，再到华为根据自身资源有限制定的跟随发展模式，华为对每次机会都紧抓不放，借势而为，最终走向成功。

(2)华为的企业特征

A . 华为是一个经济组织。它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盈利。

B. 华为也是一个经济法人。它是一个民营企业。它依法享有资产的经营权、处置权和收益权，受到法律的保护，它也要承担相应的社会义务。

C. 华为也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

D. 华为是现代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华为距世界500强企业仅一步之遥，这样一个企业势必会带动国民经济的繁荣发展，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

(3)短期目标：圈块肥田，为了企业赢得高利润。他们追求在一定利润率水平上成长的最大化。同时达到和保持高于行业平均的增长速度和行业中主要竞争对手的增长速度，以增强企业的实力，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和实现公司各种经营资源的最佳配置。

中期目标：把自己的主要资源放在市场和研发上。以取得企业高额的利润和庞大的市场。用低价，良好的客户服务和高效的研发快速占领市场。庞大的营销队伍确立了华为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长期目标：为了实现企业的财富最大化。华为积极吸收人才，并且对人才进行培训。并且更多的将研发成果表现在工程设计，工程实现发面的技术进步上。他们不单纯追求规模上的扩展，而是要使自己变得更优秀。

(4)功能一：推动技术进步。华为从有到无，从小到大，靠的就是技术。华为将自己46%的人力集中在研发中，成为一个知识密集型企业。华为作为一个市场的新进入者具有较大的后发优势。他模仿国外先进技术，并且对其进行改进，增加更多的功能模块。

功能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华为是随着电信市场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他将自己的人力资源主要用在研发和营销上，以低成本，高质量，大规模迅速占领市场，并且满足了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

功能三：企业对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华为集团将自己的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把自己的主要人力用在研发和营销上。对华为而言，主业就是销售。销售表现出了最为凶悍的一面，就是以整体力量向外攻击，为实现目标利用各种手段，争夺市场。它对胜利有着疯狂地追求，它对失败有着不懈地忍耐。在竞争中，华为的武器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一定是最有效的。

第二篇：中国社会腐败的根本原因

在当下中国，腐败问题已经为政权敲响了警钟，于是反腐败就成为执政党面临的严峻挑战。中共十八大以来，新一届领导集体采取“先治标后治本”的反腐策略，坚持“老虎”和“苍蝇”一起打，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反腐决心和查办力度。然而，反腐败的成效不在于查办了多少贪官，而在于社会中还有多少贪官。因此，我们必须认真研究腐败犯罪的原因，特别是社会原因，以便对症下药，提高中国预防腐败的能力。

一、中国腐败犯罪的现状

在过去十年，中国查处的贪官数量堪称“世界之最”。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中国每年查处的贪官约四万人。其中，县处级干部二千多人，司局级干部二百多人，省部级以上干部五六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2013年10月22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反贪污贿赂工作时介绍，从2008年1月至2013年8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151350件，涉及198781人，其中县处级干部13368人，司局级干部1029人，省部级以上干部32人，包括曾经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和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2014年，中国“打老虎”的成绩引人注目，共查办省部级以上高官33人，包括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周永康。

然而，查办贪官的数量并不能全面反映中国腐败犯罪的状况，因为腐败犯罪还存在“黑数”，即已经发生但未被发现或未被追究的犯罪数。在中国，腐败犯罪的查处面临“三难”，即发现难，查证难，处罚难。首先，腐败犯罪的方法、过程和结果都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因此有相当数量的腐败犯罪没有被发现的现象不足为奇。其次，腐败案件的查证主要依赖人证，物证较少，而且犯罪人多具有较高的智商和反侦查能力，所以查证也很难。再者，腐败官员多具有广泛的“人脉”或关系网，甚至形成利益共同体或保护伞，因此许多已经获得充分证据的案件也很难对犯罪人进行实质性的处罚。

根据腐败犯罪的发现难、查证难、处罚难，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推断：在已经实施的腐败犯罪中大约有一半未被发现;在已经检举揭发或偶然事件而被发现的腐犯罪中大约有一半未能查证;在已经获得相关证据的腐败犯罪中大约有一半未能处罚。如果这三个推断比较靠谱，那么三个50%相乘的结果就是：受到处罚的贪官大概只占实在贪官的12.5%。换言之，腐败犯罪的黑数可能高达87.5%。虽然中国不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但腐败问题也是相当严重的，而且已经从个体性腐败发展为制度性腐败和社会性腐败。所谓个体性腐败，即主要因为个人的道德品质低劣导致的偶发性腐败。所谓制度性腐败，即主要因为制度缺陷导致的多发性腐败。所谓社会性腐败，即主要由于文化习俗和行为环境等社会因素造成的普遍性腐败。它与制度性腐败往往有常态联系，但它已不仅存在于政府官员的群体，而是蔓延到社会的各行各业之中，譬如工商企业、社会团体、文艺体育、教育卫生等领域。当代中国造成腐败泛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个体原因，也有制度原因，还有社会原因。下面，我主要分析社会中产生腐败的原因。

二、社会习俗中生成腐败的原因

腐败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生成的，因此社会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都会影响到腐败的产生和蔓延。在中国的社会习俗中，生成腐败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人轻规

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人就开始流行“办事找关系”了。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潮中，一些有关系的家庭把子女通过“后门”送去参军或返回城市。后来，那些没有关系的家庭也开始找关系让下乡的子女“返城”或安排较好的工作。后来，这种做法不断蔓延，以至于人们几乎在办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依靠关系或者去寻找关系。上学要找关系，看病也要找关系;去商店购物要有关系，去饭馆吃饭也要有关系;找工作要靠关系，做生意也要靠关系;开车违章了要去交管部门疏通关系，遇到纠纷了要到法院去建立关系。在官场上，关系更是至关重要的，成事靠人脉，晋升靠关系，于是，选边站队，拉帮结派，就成为官场上司空见惯的怪现状。

在重视关系的社会中，规则往往是被人轻视的，因为在关系面前，规则的作用可有可无——需要时即有，不需要时即无。特别是在规则不明确或不公开的情况下，有关系和没关系的待遇就会大相径庭。即使是完全正当的需求，没关系的人也会饱受刁难。即使是不太正当的请求，有关系的人也会一路畅通。于是，人们就千方百计去寻找关系，建立关系。而且这关系的用途也不断升级，从抢购鸡鸭鱼肉等紧俏商品到争拿黄金地块等开发项目，从中获益的金额也从几十元攀升至数亿元。与之相比，先天不足的法律规则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更为弱化。那些敢于无视规则的人被视为有魄力，那些善于规避规则的人被视为有能力。当规则在关系面前大举溃败之时，腐败就必然在社会中暗流涌动。

(二)送礼成风

请客送礼与“找关系”和“走后门”往往是紧密相连的。中国人本来就有逢年过节给亲友送礼和请亲友聚餐的习俗，后来这请客送礼的对象就演化为有权有势或有用之人。20世纪70-80年代，由于经济公有制和生产力低下，许多社会资源都处于短缺状态，于是那些能够掌握或支配这些资源的人就成为有用之人。且不说政府官员和单位领导，一些职业也成为许多人希望结交的对象。当时的社会中就流传着关于好职业的说法：第一是听诊器(医生)，第二是方向盘(司机)，第三是商店的售货员。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需要这三种人的关照，于是在逢年过节时就要送礼上门。那时候，中国人整体的生活水平都不高，所以主要礼品就是烟酒糖果糕点。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送礼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昂贵，请客的方式也越来越排场，越来越多彩。于是，一些手握大权的官员就成为请客送礼的首选，以至于在一些重要节日前出现送礼排队和宴请连场的状况。其实，请客送礼往往是行贿受贿的开端。

(三)公私不分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决策者在社会的物质和精神都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急促地推行公有制，从工商企业的“公私合营”到农业生产的“人民公社”，试图在短期内全面颠覆私有财产制。与此同时，在共产主义理想的指引下，“大公无私”等道德号召流行一时。然而，这样的理想和号召是超越现实的，也是超越人性的，因此就会在人们心底生成公私不分的思维习惯。公家的东西就是大家的，每人都有一份。因此，偷拿别人的东西是盗窃，偷拿公家的东西就不算盗窃。这种心态在中国人中相当普遍。事实上，许多公有制的企事业单位都允许员工享用共有财物，大到汽车房屋，小到纸笔信封。在这种公私不分的思维习惯下，人们在违反规定占用或消费公共资产的时候就会心安理得，甚至在盗用公共财物的时候也没有犯罪感。“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家越来越富裕，公家的财物越来越多，于是公私不分的行为也越来越上档次。公款吃喝和公款旅游已司空见惯，公车私用和公产私占也屡见不鲜。一时间，有人在请亲友吃饭之后就把能够“报销”作为炫耀的资本;有人在为小集体利益而侵吞国家资产之时还欢呼“共同致富”。由于多年来在公私之间没有明晰的界线，所以一些掌握实权的官员就在不知不觉或半知半觉中滑入腐败的深渊。

(四)喜爱特权

长期的封建等级社会已经把特权观念深深地镌刻在中国人的心上。“人民论坛”2012年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50%的调查对象明知特权不合理，但是并不拒绝使用特权。也许，中国人都不愿意别人享有特权，但是却希望自己享有特权。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北京人经常在大街上看到因国家领导人出行而交通管制的情况，也经常看到一些特权车违章行驶的情况。此时，许多市民都会表示厌恶甚至愤慨，但是内心却希望自己也能享受类似的待遇。于是，有些人就想方设法地追寻这种特权，譬如冒用军警车牌、非法安装警灯警报器和警用喇叭、违规办理各种通行证等。一些无法获得这些特殊用品的人还会自我享受特权车的待遇，譬如占用紧急行车道、闯红灯等。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官员特权的多少与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之间存在一定联系。官员特权多的地方往往腐败问题比较严重，而官员平民化的国度则腐败问题较为轻微。其实，腐败既是特权追求的产物，也是追求特权的产物。且不说那些贪官污吏都要享受特权，就是一般人送礼行贿的目的也是要享受特权，或者说“特殊的优待”。由此可见，喜爱特权的社会习俗也是生成腐败的一个原因。

三、社会转型期中生成腐败的原因过去三十年，中国处于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的转型时期，一方面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贫富差距的拉大，另一方面是私有观念的复苏和道德信仰的崩溃。社会没有建成稳态的法治行为环境，人们也没有养成良好的法治行为习惯，再加上各种规章制度尚不健全，于是，手中握有权力的官员在各种诱惑下就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腐败犯罪就处于多发状态。具体说，社会转型期中生成腐败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信仰缺失历史的经验表明，一个政党或政治集团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往往需要一个高尚的理想，以便吸引那些激情燃烧热血的青年为之奋斗乃至献身。但是在成为执政党之后，这种崇高的理想就逐渐在权力的侵淫和现实的反衬下变成虚幻的口号。无可否认,当下中国人面临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就是信仰缺失。曾经占统治地位的共产主义信仰已经黯然失色，而复苏或外来的宗教信仰也难成大道。虽然在我们的身边能够看到许多自称信仰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人，但其中纯洁的信仰者恐怕为数不多。一些佛教圣地的过度商业化就是例证。于是有人感叹，就连寺庙里的和尚都“一切向钱看”了，中国人的信仰何在!如果平民百姓只信仰金钱，社会中就会有很多的坑蒙拐骗。如果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只信仰金钱，国家中就会有很多的贪污受贿。因此就腐败犯罪而言，各路官员的信仰缺失确为原因之一。

(二)道德下滑

作为社会行为的准则，道德的功能在于约束人们的行为，倡导文明的行为模式。中国曾经享有“礼仪之邦”的美名，但现在却呈现“礼崩乐坏”的态势。在当下中国，社会道德的整体下滑是个不争的事实。诚然，过去流行的“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说法确实有些虚高，但是曾被国人所不齿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主张却已经堂而皇之地被人宣扬，甚至出现“笑贫不笑娼”的大众心态，就都表明了道德观念的低落。另外，文艺作品的“低俗化”和社会生活的“泛娱乐化”，也反映了社会道德的迷失。诚然，中国还有助人为乐的好人，也有真心为民的官员，但属于凤毛麟角。在整体道德下滑的社会环境中，官员群体的自我约束能力就会下降，出现那些“窝贪”和“串贪”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私欲膨胀

人具有自利的本能，因此人人都有私欲。但是，人的私欲在社会中应该受到约束，否则就会损害他人的利益和群体的利益。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的繁荣昌盛，但是也促进了国人私欲的膨胀。一方面，商品市场的发达给人们的消费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选择，也就使人的“食色本欲”得到丰富和扩张。另一方面，“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激发了国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但是也急剧地拉大了中国的贫富差距。巨大的贫富差距导致人们的心理不平衡，也刺激了人们的私欲。于是，一些人在私欲的驱动下，就去寻找不当乃至非法的致富路径，包括运用手中掌控的权力去“寻租”。从这个意义上讲，贪官就是膨胀的私欲所催生出来的怪胎。

(四)行为失范

在社会转型期间，主客观的因素导致许多人的社会行为失范。就贪官而言，这种行为失范多始于性行为的纵乱。古人讲,万恶淫为首。此话并非儿戏，实乃经验之谈。在过去三十年，中国社会急剧地从性封闭走向性开放，一些官员也随波逐流地放松了自身的行为约束，从“讲黄段子”到“包养情妇”再到“开房嫖娼”，于是就出现了重庆区委书记的“做爱视频”和上海法官的“集体嫖娼”等轰动一时的丑闻。性行为规范在人类的道德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一个突破了性道德底线的人，往往也就很容易突破其他方面的道德底线，于是，性罪又衍生出他罪，包括腐败犯罪。用老百姓的话说，当官的连那种事情都干得出来，还有什么事情不敢干啊!当下中国许多贪官的腐化堕落都是从性行为失范开始的，多数腐败案件中都包含有“权色交易”的内容。当然，性行为失范的官员不限于男性。男性贪官拥权贪色,女性贪官则一边以色谋权一边又以权谋色，譬如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原局长安惠君。因此，社会行为失范也是腐败犯罪的原因之一。

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已初见成效，反腐策略也逐步转移。战略重心从查处贪官转向预防腐败;治标之术从杀一儆百转向有贪必肃;治本之道从思想教育转向法律规制。如果说腐败的大官是“老虎”，腐败的小官是“苍蝇”，那么各类民营企事业组织中的行贿受贿者就像是“蟑螂”。中国查办腐败犯罪的重心应该逐渐从“打老虎”转向“拍苍蝇”再转向“灭蟑螂”。反腐败的进程也可以相应地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治标为主，一方面要集中力量打“老虎”，遏止腐败的泛滥势头;一方面要整顿纪律，转变党风政风。第二阶段从治标转向治本，一方面严查的对象要从“老虎”转向“苍蝇”，特别是那些顶风作案继续腐败的贪官;一方面要建立健全预防腐败的法律体系，包括保障法院和检察院独立公正地行使职权的制度和集中统一的职务犯罪侦查体制，以及官员财产公示等预防腐败的制度。第三阶段以治本为主，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完善民主法治的同时，腐败犯罪的查办从纪检监察机关为主的“法外查办”转向检察机关为主的“法内查办”，而查办的重点也要从“苍蝇”延伸至“蟑螂”，以清除腐败的土壤，巩固廉政之根基。

第三篇：缺乏执行力的根本原因

何谓执行力?企业管理专家们各有各的说法，但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保质保量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和任务的能力，也可以说是按时按质履行好自己的工作职责的能力。有企业管理者认为：一个企业的成功，30%靠的是战略，30%靠的是运气，另外40%靠的就是执行力;也有专家认为：三分战略，七分执行。不管哪种说法，都是把执行力摆在了比较重要的位置。可见，执行力对一个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否则，即使把目标定得再高，措施计划订得再好，如果没有具体落实到行动上，缺乏对安全生产的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缺乏到位做实，不执行或执行不力，那么，所制订的措施计划就无法执行到位，所定的目标就根本无法实现。

结合多年来的工作实践和思考，我们总结了企业在执行力方面都会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如干部员工对上级和本企业的规章制度、规定以及标准不能100%地有效执行，打有折扣;对自己的工作职责不清，履行职责不到位;表面接受任务，事后落实不到位;不注重细节，对待事情经常马马虎虎;对偏差和失误缺乏敏感性，认为不是什么大事;喜欢为不想接受任务找借口，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喜欢为没有完成的任务找借口，敬业精神和责任心较差等。

存在这些问题主要原因就是企业没有一套科学的执行力管理系统，没有规范好管理行为;没有很好地建立健全企业的规章制度;企业的规章制度可操作性差或不合理，执行起来有难度或无法执行;监督和考核机制不痛不痒，或流于形式;对员工的培训教育不到位，员工的综合素质和能力达不到“与时俱进”。

第四篇：我国行政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

我国行政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制度缺失

提高行政效率是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之一，也是当前我国政府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要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我国行政效率低下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各种制度(包括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缺失而引起，因此，要提高我国行政效率首先必须分析行政效率低下的制度原因。

一、行政效率与制度

行政效率实际就是指政府效率、政府绩效，是指在保证政府活动预定目标，并给社会带来有益成果的前提下，行政活动的产出和投入之间的比例。行政效率一般涉及到政府管理活动的成本、产出两个方面。成本既包括政府部门从事管理活动耗费的人力、物力、办公设备，又包括获得和维持这些人力、物力、设备所花费的资金;产出既可以是决策活动的产出如出台的法规实施细则、计划和执行活动，也可以是社会经济等方面环境的改善、企业和公民满意程度、人民生活的舒适度等。可见，行政效率是质和量的统一，在质方面更强调公民的满意、服务质量等。

制度是决定行政效率高低的基础。制度学派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斯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者更规范地讲，制度是由人类设计的用以规范人们相互行为的限制，它由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规则的执行实施机制组成。(1)正式规则，亦称正式制度，是指由公共权威机构制定或由有关各方共同制定的公开和实施的行为准则，包括各种组织的章程、协议、纪律，国家的法律、政令、条例等。它们共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正式的制度规则都有其相应的具体形式，是外在于每个人个人，并与之相对立的。(2)非正式规则，亦称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过程中约定成俗、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包括传统习惯、价值观、道德规范、意识形态等。它是对正式制度的补充、拓展、修正、说明和支持，它是得到社会认可的行为规范和内心行为标准。非正式规则具有持久的生命力。非正式的制度不是依靠外界的压力，而依靠内心的自省和自觉。在某种意义上说，非正式制度比正式制度更为重要。(3)实施机制，是指有一种社会组织或机构对违反规则的人作出相应的惩罚或奖励，从而使这些约束或激励得以执行的条件和手段的总称。

我国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我国已加入世贸组织，都要求政府及时地提供成本低、质量好的公共物品和服务，大幅度地提高行政效率。行政效率作为政府能力的主要表现是衡量政府管理状况的基本综合指标。然而，我国目前的行政效率仍然存在低下的倾向，主要表现为：行政机关之间或内部互相推诿、互相扯皮;办事程序环节多、关卡多、手续繁杂、办事的拖沓、公共成本的扩大;决策失误、资源浪费巨大;信息不畅通，服务质量低下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都有二个特点：一是普遍性。这些低效率的现象不是局部的、个别的问题而在各行政部门都存在;二是持续性。这些问题却是已经存在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还在发生和发展。既然这些问题和现象带有普遍性和持续性，那么就不难作出这样的判断：决定行政效率高低的根本原因不是人而是制度，制度缺失即制度供应不足和制度失范是我国行政低效率的根本原因。这就是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短缺的是一定时期内缺乏能够有效地组织配置各种经济、政治、思想等要素以实现行政高效率的制度资源。

二、影响我国政府行政效率的制度原因

根据上一部分对制度概念的理解，我认为，影响我国行政效率低下的制度因素主要有：

(一)行政道德失范，旧行政观念的束缚所谓行政道德失范，是指行政主体行为已经逾越了政府和社会所期望的道德规范。从本质上它是行政权力的一种异化现象，是行政权力主体放弃或违背行政权力的公共性，进行非公共的活动实现非公共的利益。行政道德失范包括两大类，一类是行政组织的道德失范，一类是公务员个人道德失范。组织道德失范导致行政组织结构的非理性官僚主义、腐败现象的大量存在，职能部门不清，权限不明，机构重叠庞大，条块分割，人员臃肿、推诿塞责、贪污受贿充斥着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个人道德失范，如目前存在的官本位意识、等级观念、集权意识等，严重影响着行政管理活动的顺利开展和效率的提高。

(二)政府职能配置不科学，行政组织不规范我国政府职能配置不科学表现为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行政职能范围过于广泛和庞杂，即所有的社会事务都纳入行政管理的范围，其结果是不该管的管了，该管的都未管好。二是行政职能方式过细，即过分重视微观管理，从而造成政府一方面越俎代疱，影响了社会基本单位的积极性，压制了社会活力;另一方面又无暇或无法充分顾及全社会的宏观性事务，导致宏观失控，带来人为的无序状态。我国经济领域内的重复建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我国传统行政职能存在着上述两个特点，直接导致行政职能内外关系的紊乱。(1)是行政职能内部关系紊乱。一方面是各部门之间的职责划分不清，职能交叉现象严重，致使上级部门互相扯皮与推诿，基层单位无所适从，另一方面是部门所有，条块分割，本位主义，部门利益严重，形成无谓的重复和内耗，极大地影响了行政管理活动的正常运行。(2)是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社不分，大量本来由企业承包、事业单位和社会承担的职责都不得不由政府包揽下来，而由政府履行的职责又推给企业事业单位或社会，这不仅使企业单位与政府的职责产生混乱，而且使政府负担过重，效率降低。上述问题的产生是由于政府角色定位不明确，行政职能部门配置不科学，职能转变不到位，而造成行政职能的越位，错位和缺位。虽然我国与以前相比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社不分的状况有所改善，但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三)公务员的竞争和激励机制发生扭曲

从经济学理论看，人的行为是受理性支配的。在正常情况下，廉洁并有效的工作成绩，就可以得到合理的奖励，腐败则将受到相应的惩罚。我国制定的《公务员暂行条例》虽然规定了竞争与奖惩制度，但由于很多规定还不够完善，且实施不到位，因此竞争和激励效果差强人意，直接影响了行政效率的提高。这些缺陷较为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在公务员的考录制度方面，年龄、学历、地域限制和面试操作不规范封闭了一些优秀人才发挥才能的渠道;在公务员的考核制度方面，由于考核制度的不规范，考核基本上流于形式，严重窒息了公务员队伍的活力;在公务员的晋升制度方面重德轻能和任人唯亲影响了公务员的积极性。由于行政管理职能需要具体的公务员来承担，公务员积极性的缺乏必然引起行政效率的下降。

(四)行政运行机制不畅

政府系统是通过运行而发挥功能并实现其职能的。因此有人说，行政运行机制是行政体制的灵魂。在我国行政体制中，行政运行机制存在几个突出的问题。一是行政决策机制不，决策民主化程度不高，决策失误责任模糊。二是行政执行机制存在“梗阻”，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搞“土政策”，自行其是;断章取义，打擦边球，阳奉阴违，拒不执行;照搬照抄，敷衍了事;左顾右盼，等待观望;讨价还价，互相攀比等，导致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难以贯彻执行。三是监督机制存在明显的缺陷，监督体系庞杂，却没有形成一个合理有序的结构，导致运行无力。行政监督机制缺损意味着对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行政部门也就感受不到提高行政效率的外在压力。

(五)行政法规不健全

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更缺少行政法治。我国有着几千年的“人治”传统，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过多地强调中央集权，民主法制进程极其缓慢，长期缺少严格的自上而下的行政法规，致使一些行政人员依法行政观念淡薄，蔑视法制，滥用权力，滋生腐败。转型时期我国法律体系存在一定的缺陷，部分在传统体制下制定的法律已经成为现代法制的障碍，许多领域存在法律缺位和供给不足的问题，法律、法规、规章相互冲突比较突出。法规不完备导致行政任意性很强，缺乏提高行政效率的外在的强制性的法规约束。(作者单位：宁波大学法学院)

第五篇：学习不理想的根本原因是浮躁

最近与京城教育界另外一位“五少”唐曾磊老师切磋关于学习与智慧的重要命题。受益良多，其中最值得与大家分享是：学生学习不理想的根本原因是浮躁。

唐老师认为，学生不爱学、不会学，从根本上讲还是浮躁。以下为唐老师关于浮躁的深入分析：

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浮躁的解释如下：轻浮急躁。《广雅》中有：浮，漂也。浮游也。浮就是轻浮、漂浮的意思;《说文解字》说，躁，疾也。《管子心术》中说，躁者不静。躁就是性急、急躁。

浮躁是所有成功的大敌。

人们经常心不在焉、心浮气躁、朝三暮

四、浅尝辄止，常常表现出坐卧不宁、失魂落魄的样子，做一件事情，经常焦虑不安、患得患失，常常没有耐心认真做完一件事，急于放下手中的事情赶去做另外的新的事情，但对新的事情依然如此，往往是这山望着那山高，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贪得无厌，却静不下心来，因而到最后不但一事无成，而且常常感到身心疲惫„„

浮躁的人不但学习不会好，做任何事情都会做不好。很多大事故就是因为一些小小的事故导致的，而小小事故之所以不断出现，就是因为人们的浮躁。

浮躁就是做事情表面化，轻浮而且变化快。那么为什么人会表现出浮躁的特性呢?而且为什么浮躁的情况如此普遍?因为人会心随境转，所以人的心不能停在一个地方，一旦有什么吸引人的事情发生，人们的注意力就马上跟着走了，这就是浮躁产生的原因。

浮躁会带来以下危害：

(1)上课一听就懂，其实没有真懂

太多的同学忽视了这个问题，他们从来不考虑自己是不是真的懂了，老师一问“懂了么?”他们就会随波逐流、异口同声地喊“懂了”。所以，在对他们做咨询的时候，我总是戏称他们都是“撒谎长大的”。

自认为“懂了”，学习过程即告停止。

学习是从认识到自己不懂，或承认自己不懂开始的，直到学习者自己认为自己懂了为止。一旦自己认为自己懂了，不管是不是真的懂了，学习的过程就戛然而止了。

没懂自认为懂会导致学习半途而废。

很多同学不承认有这样的问题，他们自认为自己上课是听懂了的。至于后来不会做了，是因为时间久了，或者又忘掉了。

为了让同学和家长们认清出这个问题，我特意设计了一个小游戏。来我们这里咨询的同学基本都跟我做过这个小游戏，一个很简单的小游戏。但这个游戏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很难一次性做出来。我先做一遍，然后问学生：“会了么?”超过百分之八十的同学毫不犹豫地说“会了”，但我让他重复的时候，他根本做不出来。有大约百分之十强的同学会说一些“差不多、好像会了”之类的模棱两可的话。我会给他们解释：“差不多”意思就是“差得多”!“好像会了”意思就是“肯定不会”!这样的判断往往屡试不爽!让他们试验的时候，也往往是做不出来。

还有很少的同学，大约在百分之五左右吧，他们会承认自己不会，显然这些同学要仔细得多，经过两三次的演示以后，他们才敢于自己亲手试验。但第一次也往往会以失败告终。

也就是说，基本上所有的同学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没有学会的时候自认为学会了而拒绝继续深入学习的问题，存在浮躁的问题。

从不会到会的过程是个漫长的过程，如果我们拿登上十层的台阶作为学会的话，只要不达到第十曾台阶，每一层台阶停下来都是失败!

所以，有一句俗话：成功的路上尽是失败者。他们距离成功有的远，有的近，有的甚至只差一步。但他们停下来了。学习停止了，在没有充分学会的时候，学习停止了，这时候，遗忘的因素会很快占到上峰。这样，当时认为学会的知识，其实根本就没有掌握，考试的时候考不出来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另外还有的同学上课时的一些不良习惯会直接影响他的听课效果。

有一个初二的女同学名字叫做李琦，她的数学和物理都在五十几分，不能达到及格分数。她的父母非常着急，来到我们中心咨询。

我们的老师在给她讲第一节课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看似很小，却又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她的头发在影响她听课。每次她写字的时候，一低头，头发就哗啦散落在她的眼前，她就习惯性地用手一拂，有时候还很优雅地把头向后一甩。据上课老师统计，45分钟一节课她拂头发的次数居然超过了50次!所以，我们给她的第一个建议就是：把头发扎起来!

经过两个月左右的补习，她的数学和物理成绩一下子提高到了八十几分!

(2)看书一看就会，其实没有真会

很多学生在看书的时候，往往如蜻蜓点水，轻描淡写翻几页就算是看过了，无法深入看书。

对于学生来说，深入看书有两方面：

课前看书——

目的就是找问题：

A、接下来该学习什么了?

学习重在发现、探索、创新和应用，预习时先要想一想，我们已经学习了什么知识，接下来该学习什么了?自己来个预测。

B、为什么要讲这些内容?

C、知识的重点和难点是什么?

预习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了解新知识的重点和难点，为课上更好地学习做准备。预习时可能对重点知识认识得不清楚，抓得也可能不准，这都没关系。对预习中感到困难的问题，要做好两方面的准备。一是查一查，感到困难的原因是什么。是原有知识基础问题，还是理解问。如果是基础问题就要自觉补一下，看一看是否可以解决;如果是理解问题，可以记下来课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去解决。

课后看书——

A、深入已经掌握的问题，再次寻找问题;

B、近期所学的整个内容体系是否明确?

C、本节课与已经学过的什么知识点有联系?

D、这个部分的知识学到这里，接下来应该学习什么?

E、我自己能不能把要学的内容创造出来?

(3)题目拿来就做，没看清条件就做

学生很多时候看到题目，没有仔细审题，而是急于动手，所以经常出现题目看不清，条件没有看全就开始做题。这种情况做对的可能就很小了。等到题目做错了，才恍然大悟：有个条件没看清楚!

做题目的时候，先写出明确的已知，求证或求解，然后再做题目是一种比较好的解题习惯。

失败的人都会想，我下一次一定成功，成功的人也会想，下一次一定更成功。但下一次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其实下一次就是从现在开始。

人生就是现在，从前只是记忆，将来只是想象，唯有现在才是真实的，把现在抓住就抓住了人生。

一位作家曾经说过：“如果有那么一天，时空倒转，让我们从80岁活到一岁，那么，世界上一半人将成为哲学家，世界上一定会多出几百个百万富翁”。

大卫•葛雷森说：“我相信，现在未能把握的生命是没有把握的;现在未能享受的生命是无法享受的;而现在未能明智地度过的生命是难以过得明智的;因为过去的已去，而无人得知未来。”

要停在当下，不要急着往前走。

如果每一个现在在辛勤地工作、学习，生活状况将是一种持续的增长状态;如果每一个现在都在碌碌无为、低效率的工作状态、或者无进展、得不到进展的工作状态，实际上是白白消耗了生命。

每次老师在强调赶进度的时候，我总是反问一句：学生都没有学会，你想赶到哪儿去?

拿到题目的时候，首先要有一个平静的心态，不要急着做题，而是要先把题目看清础再做。

这个题目考什么知识点?

给出的直接条件是不是能够解出题目?

有什么隐含条件?

还需要什么条件才能解出问题?

„„

(4)做完题就上交，没检查好就上交

很多同学总是急匆匆地把题目做完就交上去了，让他检查，他就根本检查不下去，有些很明显的问题，本来应该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但他盯着看半天都看不到问题。

清华附中有一个初三的女生名叫马小月，在中考前一模考试以后来到咨询，她很自信地说，她这次的数学成绩虽然只有六十几分，但她实际上是八十几分的水平。原因是因为有一道十五分的题目，她在稿纸上本来做对了，只是在往试卷上誊写的时候抄错了!

当时她的父母也深深地点头，表示事实确实如此。

我问马小月：“你觉得很委屈是么?”

她点点头!

我说：“那为什么没有检查出来?”

她低下了头。

我又问她：“你以前出现过这种情况么?”

她点头说：“出现过。”

“那为什么没有彻底改掉?”

她又低下了头。

“考不好，活该!你不是八十几分的水平，你就是六十几分的水平!因为你现在出现这样的错误，中考的时候还会出现!”

这时候她的父母开始点头了。

我继续说：“因为你认为这种情况只是偶尔的，下回就不会出现了，所以，你就不会认真对待，不会下定决心，也不会每次做题时做到一次性把题目做到满分，

不会每次做完考题后认真检查直到不出错误。如果不是每次这么做，到考试的时候就不能一定保证会做的题目得满分。所以，我们认为：学习不理想最重要的原因是浮躁。”

不检查就上交是浮躁最典型的表现之一。学生做完题目后，耐心已经达到极点，最想的事情就是赶紧交上去万事大吉。

这种浮躁心态是学习的大敌，如果不彻底解决，学习永远不会好。

有个朋友的女儿，是20中初三的学生，名字叫顾小梅，有一次，我拿一个题目问她是不是会做，她说会做了，但让她做的时候，她做不出来。在老师给她讲了题目后，让她把这个题目彻底搞懂，练到熟练的程度。

她的父亲就问：“你们叫三倍快速学习法，怎么没有看出快来?”

我回答：

“一次性把一个题目彻底掌握，就是最快的方法。”

“我看你们给孩子上课，一个小时了才讲了一个题目，这怎么算是快?”父亲显然不服气。

“一个小时可以讲一个题目，也可以讲十个题目，但”

大题会做，但小题不会，分数不够高。

(5)发现题目错了，以为粗心不改正

人大附中有位初三年级的女生名叫孙一芮，她本来就是班里比较出色的学生，尤其是数理化成绩，有的已经接近满分。但由于人大附中竞争非常激烈，她的排名只能在200名以后。因为人大附中几乎是北京中考录取分最高的中学，她要想稳稳地升入人大附中的高中部，要考到200名以内，甚至最好是考到150名以内才比较有把握。但她和她的父母觉得靠她自己的努力没有把握达到这个目标。

她刚来到咨询时，说了这么一句话：“要不是犯了一些‘低级错误’，我的成绩还要高。”

我当时就回了她一句：“你这次有多少分是因为‘低级错误’丢的?”

她说：“数理化三门大约就有十几分!”

“上次考试有没有犯‘低级错误’?”我进一步追问。

“有!”她很诚实。

“再上一次呢?”我步步紧逼。

“有„„”她开始有些不好意思了，“好象一直有„„”

“从小就是犯‘低级错误’长大的对么?呵呵!”我开了句玩笑。

“对对对!呵呵„„”她倒也直率。

“只要你认为是‘低级错误’，你就永远改不了，就永远不能重视这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题目会做，但怎么都不能把会做的题目得满分!”

“对对对!你快跟我说一下怎么改掉这个毛病吧!”

“打掉浮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