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危机论文

联合国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政策与文化多样性保护战略存在着理念和实施上的悖谬关系，其后面的语境是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悖谬与冲突。这造成了发展中国家文化创意产业方面一定程度的兴盛，也造成文化多样性政策实施十年并未获得预期成果的窘境。这种悖谬关系的两难在于：发展中国家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既得益于全球化的发展，也是联合国系统倡导的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手段。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全球化危机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全球化危机论文 篇1：

中小企业如何应对逆全球化危机

疫情與逆全球化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世界经济受到极大冲击，全球贸易网络中的集装箱数量大幅减少，美欧等国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相继停工停产，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被严重冲击，全球化出现动力衰退乃至退步，让近年来越演越烈的“逆全球化”在疫情的推动下达到高潮。

长久以来，各国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汇聚成世界经济海洋；而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全球化的本质在于产业链上下游和各国之间的分工，全球各国根据其要素禀赋的优势做自己擅长的事情，然后再根据各方需求进行交换，以此在不断深挖产业链各细分领域的同时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此前逆全球化不过只是部分国家极左人士的少数人行为。但此次疫情的暴发，让每个国家都会考虑自己产业链和供应链备份的问题，一旦发生最坏的情况，可以有一个应对准备，产业链本地化成为了欧美国家的普遍意识。此次疫情给全球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变局。以前已经被诟病的全球化带来的问题，疫中已被放大，疫后可能成为抑制全球化发展的障碍。

逆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贸易保护主义卷土重来、国际贸易大幅缩减，世界投资下降，资本流动降低。
逆全球化的危机

逆全球化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首当其冲。因为疫情产生的中国零部件短期断供，引发跨国公司绕开中国企业重组产业链，而当中国大面积复产复工之后，国外需求端受疫情波及被掐断。

跨国公司试图绕开中国重组产业链，形成国际产业配套的转移替代已不是新鲜事。中美贸易争端以来，全球产业链已经显现出重组趋势，部分企业转移出中国，而新冠疫情的爆发也将加速产业链转移。

据中国企业联合会调查，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2020年一季度的生产经营产生了显著不利影响，企业营业收入明显减少、运营成本增加、盈利全面下滑。调查结果显示，疫情给50.73%的企业带来很大损失，53.28%的企业一季度营业收入明显减少，82.12%的企业运营成本增加，97.08%的企业盈利下滑，61.96%的企业一季度用工不同程度减少，78.1%的企业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不同程度减少，70.44%的企业出口不同程度减少，国际订单的不确定性增加。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港口封锁、运输停滞，对外贸产生了较大影响，东南沿海一些外贸企业因为客户停单而倒闭或放长假。
中小企业：活下去

据统计，2018年底中国中小企业的数量超过3000万家，个体工商户数量超过7000万户，它们贡献了全国43%的外贸、50%以上的税收和80%以上的劳动力就业。

受疫情冲击最大的正是这些中小企业，要尽快对中小企业实施精准救助，加大扶持力度、扩大内需。当前，在出台各种“反衰退”的增长政策外，中央和各地也已经出台了很多支持中小企业的政策落实扶持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应该是，按照实际就业原则来给予优惠，只要能证明企业在就业上的贡献并承诺不关门不裁员，国家即予以全力帮助。

专家建议，简单地搞财政补助不行，可能会导致财政支出加大、腐败等问题。对愿意开工复工的中小企业要加大扶持力度，见苗浇水。同时疫情期间人们对未来信心不足，有效需求会大大压缩，政府要给出强而有力的支持政策，不能让消费不振，更不能让企业因为市场需求不足而倒闭。

多难兴邦、共克时艰，政府对扩大内需强有力的支持，还有企业家的顽强奋斗精神，才是广大中小企业活下去的根本保证。
天使空间创始人兼CEO

作者：陈海砚

全球化危机论文 篇2：

“全球化危机”中国际创意经济发展的两难困境

联合国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政策与文化多样性保护战略存在着理念和实施上的悖谬关系，其后面的语境是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悖谬与冲突。这造成了发展中国家文化创意产业方面一定程度的兴盛，也造成文化多样性政策实施十年并未获得预期成果的窘境。这种悖谬关系的两难在于：发展中国家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既得益于全球化的发展，也是联合国系统倡导的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手段。如今，全球化进程面临“逆全球化的危机”，影响全球创意经济的发展，但中国等国家的应对和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创新融合的中国战略及中国方案，使得开启全球新的发展阶段成为可能。

全球化；文化创意产业；全球化危机；文化多样性；中国发展模式

G112A003706

全球化是一个过程，指全球层面不同的人、经济、文化、政府、环境和其他各种网络间日益增长的相互联系①。这一过程自20世纪60年代晚期开始，是一个由西方发端的全球化的世界体系的构建过程，也是一个由美欧主导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格局。但近年来，英国公投脱欧、特朗普上台、难民问题困厄欧洲、恐怖主义四处横行，引发了全球化的危机。贸易保护、民粹主义、文化本土主义等反全球化的浪潮此起彼伏，全球化似乎发生了逆转。 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与这一全球化/反全球化的过程密切相关。文化創意产业既得益于全球化的发展，也与反全球化的危机丝丝相连。联合国机构致力于推动全球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又特别表明它是立足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多样性的基点。这就带来了发展过程中的悖谬现象：全球化推动了发展中国家文化创意产业走向全球的历程，但全球化又抑制了发展中国家自身文化多样性的发展，致使联合国教科文十年规划沦于失败的境地。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悖谬性地既成为全球化进程前后两个阶段的分割点②，也成为文化创意产业“逆势上扬”的标志性节点。2008年在全球国际贸易减少12%的萧条态势下，创意产品和服务的世界出口额仍延续了自2002年以来形成的年均14.4%的增长率③。而最近两年全球化发展进程受到前所未有的怀疑和冲击，各种令人震惊的事件密集发生④，2016年甚至被称为“超现实”（surreal）的一年，⑤以表达这一年发生的各种事件给世界带来超出想象的震动。由于全球公共政策的主流呈现出由高度信仰市场的新自由主义转向社会保护与孤立主义的趋势，从未停止过争论的全球化面临危机和逆转。在这一重要关口，文化创意产业发生的转向与变革，由于其不同于一般农业和传统工业的特征，要求我们对其发展态势进行深入地检视和分析。

意娜：“全球化危机”中国际创意经济发展的两难困境

一、 文化创意产业的全球地方主义导向

联合国早先的两份全球报告《创意经济2008》与《创意经济2010》《创意经济报告》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国际贸易中心（ITC）从2008年起发布的全球创意经济发展报告，目前共发布3次，其中前两次由联合国贸发会议主编，第三本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编。是由贸发会议主导的，它的分析方法更关注在国际层面上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做纵向切分和比较，而在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导的《创意经济报告2013（专刊）》中，分析的重点从国家层面转向了地区、城市、社区层面。与前两者相比，它转向了“全球”与“地方”这一对基本逻辑的分析路线，在这一基础上按多元化发展路径对文化创意产业进行了具体分析意娜：《联合国〈创意经济报告2013〉与中国的文化产业》，《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10期，第6371页。。这是一种典型的全球化思维——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为消弭国内和国际、内生性和外生性、内部和外部之间的区别。这就直接挑战了将国家、社会、政治团体以及经济作为主要的分析单元以及分析对象的现代社会科学组织原则④McGrew， Anthony. “Globalization in hard times： Contention in the academy and beyond，”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globalization， 2007， pp. 2953.，而那正是联合国贸发会议主持的两份报告选取的研究角度和分析框架。

但是全球化与文化创意产业都没有统一的标准定义，全球化在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各种问题中仍然存在大量争议。在过去的研究中，更多的是关注文化创意产业宏观层面的定量分析，并以此来判断其发展状况，预测发展趋势。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2013专题报告秉持的却是“全球地方主义”的观念。这一观念强调全球化和地方化（本土化）在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交融、相互渗透，其中起主体作用的是共同体、自治制度、可持续性和差异性，而全球化只是它们的结果而已④。在使用宏观层次方法进行研究的同时，该报告理解其中的构件是以何种方式联系？如何被文化、政治和社会背景范围内的不同个体和群体所认知Hopper P， Living with Globalization， Oxford： Berg， 2006， p. 1.？这是一种折中主义的方法论：它既不同于“麦当劳”化的同质化全球主义，也反对极端化的民族主义或者种族主义。它承认全球本土化，也鼓励本土全球化。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重塑文化政策——为发展推动文化多样性的十年》的报告显示，全球文化产品出口总额从2004年的1，084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2，128亿美元，其中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产品出口总额从277亿美元增长到993亿美元，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领域的市场份额在同期也从25.6%提高到了46.7%。由此看来，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创意产业获得了重大的发展，其成就无疑相当辉煌。但是，如果只停留在上述宏观层面得出的结论，便认为发展中国家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欣欣向荣，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继续进一步推动发展中国家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和实施，又是不符合具体的真实的发展现状的。因为，经过细致的数据分析可见：在2013年，仅仅中国和印度就贡献了718亿美元的文化产品出口额。如果不考虑中国和印度，剩下的发展中国家加起来，2013年的文化产品出口市场份额仅有88%，20042013年的增长速度只有52%。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形成规模的文化产品生产和出口，其中，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和南亚自由贸易协定（SAFTA）成员国之间几乎没有文化产品和服务往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重塑文化政策——为发展推动文化多样性的十年》，意娜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09页。，这就使得问题复杂化了。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中国和印度在全球化中，借助于本土全球化走向世界创意经济，获得了相应的红利，而欠发达国家则很少获得所谓全球化的好处，反而在文化多样性上多有缺失。

考虑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贯的政策导向，以及这种全球化分析方法的采用，表明全球化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间的悖谬关系：一方面，文化创意产业植根于全球化，具有一定全球化的特征；另一方面，文化创意产业的特殊文化属性——本土的、在地的文化多样性，使其在根本发展上形成一种与全球化乖离的政策路径。文化创意产业植根于全球化，也寻求一种全球市场的积极扩张，它以经济交易、贸易、对外投资、劳工流动的指数型增长以及跨国公司的增长为支撑，依靠市场的力量，追求经济收益，是一种进行时的经济的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形态，从客观上导致边界、市场、经济和文化间的差异的弱化和消解McGrew， Anthony. “Globalization in hard times： Contention in the academy and beyond，”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globalization， 2007， pp. 2953.。以传统的视听媒体为例，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这一类别的所有出口国家都是欧洲和北美的发达国家，其中，美国占到全球总量的52.4%。③中国和印度没有提供统计数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重塑文化政策——为发展推动文化多樣性的十年》，意娜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09110、114页。与文化创意产业相关的资本、商品、技术和创意人才的跨国自由流动是全球化的重要表征，尤其是文化产品生产多为物质产品生产。经济全球化最核心的价值链生产和外包，以及外国直接投资也是文化创意产业全球化的表征。前面提到的中国与印度的文化产品出口中，很大部分是作为跨国公司的生产基地而实现的。

针对文化的国际交流，尤其是互联网上产品与服务的边界的消弭，国际文化产品交流统计并没有现成的指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议用全球化的标准作为替代措施，以“全球价值链等替代措施，来更好地评估各国附加值对全球文化产品交流的贡献”③。而采用外国附属机构服务贸易统计（FATS）和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数据能够说明一部分文化产品生产模式的国际化程度。虽然两种数据没有专门的文化创意产业指标设定，但仍可从一般服务（商业服务）的统计结果进行推断。比如东盟国家，一般服务占GDP的50%左右。2011年东盟国家服务部门获得的FDI达到514亿美元，占东盟FDI总额的58%。在非洲，2010年，3.5%的外国投资出现在19个非洲国家的报纸、出版和印刷部门。而FATS数据尤其体现了文化创意产业核心部门（如电影）的国际化程度，欧洲视听部门到2012年拥有多达1，019家外国附属机构相关数据来源同上，分别来自Dato Talib， F. Regions Cooperation in Services Trade， International Trade Forum， Trade in Services， 2014（1）， pp.2829； UNIDO，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mployment and Wages in subSaharan Africa， Working paper， Vol. 5， Geneva， UNIDO. European Audiovisual Observatory， Yearbook in Television， Cinema， Video and Ondemand Audiovisual Services， Strasbourg， European Audiovisual Observatory.。

二、 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文化创意产业

文化创意产业虽然部分进入了全球化，但它从本体上更是在地的、本土的，是文化多样性政策所支持的对象，是联合国推出的应对全球化侵蚀——逆全球化的策略。正是由于全球性文化贸易的迅猛发展，令世界各国政府开始高度重视文化的本土政策问题。世纪之交以来，为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文化多样性逐渐成为世界各国的主导性文化政策。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文化多样性宣言》；2005年，《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通过；2015年，联合国又出台并启动实施了《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

世界各国在应对全球文化贸易竞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文化多样性的政策。20世纪90年代，由法国和加拿大政府提出的“文化例外”政策可以视为文化多样性政策的前身。在国际文化贸易方面，法国是美国自由贸易政策的坚决反对者。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法国以“文化例外”为由，坚决反对文化市场的自由贸易，几乎为此退出整个GATT的谈判。在WTO谈判中，法国进一步将“文化例外”演变为“文化多元化”原则，提出文化产业不同于一般产业，指责美国低俗化的文化产品和文化发展方面的商业倾向对别国文化构成了毁灭性的威胁，全球的“美国化”趋势令人担忧。

于是，有人提出改弦更张的主张。加拿大前副总理希拉·科普斯（Sheila Copps）曾说：“当我在国家政府任职时，加拿大正请求世界贸易组织为国内杂志提供税收优惠。世贸组织以用于猪肚销售的同样的商业视角来看待杂志。面对这一不可撤销的错误决策，我认为有必要创建世贸组织以外的国际文化组织。事实表明，UNESCO是在国际法中得到承认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特殊性质（包含经济和文化维度）的理想机构。随着国际贸易规则延伸到文化部门，通过公约的必要性在当前看来甚至更为紧迫。公约将文化视为可持续发展的基石，而不仅仅是可交易的产品。”相关数据来源同上，分别来自Dato Talib， F. Regions Cooperation in Services Trade， International Trade Forum， Trade in Services， 2014（1）， p.14.的确，全球各国共同建立一个国际文化的公约势在必行。

“文化例外”与“文化多样性”是应对全球文化生产、分销、展示和推广逐渐垄断化的不良趋势的两种文化政策，在面对“文化全球化”趋势时，两种政策具有共同的理念：文化具有商品的属性，但是更重要的是具有文化的属性。但是相比较而言，“文化例外”政策偏重于文化保护，具有一定的消极倾向，“文化多样性”则旨在促进发展的、更为积极的政策。主要目标包括：支持可持续的文化治理制度，实现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平衡流动，提高艺术家和文化专业人员的流动性，将文化纳入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中，以及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文化创意产业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将成为维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力量。

要保护文化多样性，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政策和战略措施要促进地域的、民族的、本土的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应该坚持三个原则：代际公平原则，即当下的发展不能剥夺后代享有文化资源、文化需求的权利，指的是保护自己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内公平原则，即确保社会成员更公平进行文化生产、参与和享有；

多样性的原则，即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中要考虑文化和创意的多样性Throsby， D. Linking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versity in Organizations， Communities & Nations， 2008， 8（1）， pp.1520.。

如何解决和消弭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悖谬？对话、沟通、融合是唯一的出路。一方面，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出于自身发展考虑出台了各种文化贸易保护和对外推广本地文化产品的政策参见意娜：《发达国家发展文化产业的经验与问题》，载《人民日报》，2015年11月1日；以及意娜：《发展与保护：重塑文化政策——联合国推动发展中国家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考辨》，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第7481页。；另一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有意識地通过《保护与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推动发达国家和国家集团主动制定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文化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举措。在《公约》第16条中规定：“发达国家应通过适当的机构和法律框架，为发展中国家的艺术家和其他文化专业人员和从业人员，以及那里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提供优惠待遇，促进与这些国家的文化交流”。其主要的措施包括技术援助、财政援助、简化和统一国际贸易流程、市场准入等。欧盟则支持建立了地中海分销网络（MEDIS）http：//Medisnetwork.net/index/en/.，网罗了来自北非、中东和阿拉伯半岛的专业人员，促进地中海国家和地区电影进入国际市场。欧盟还于2011年与加勒比海论坛国家签订了《欧盟加勒比海论坛国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鼓励加勒比海论坛国家的艺术家和文化人才进入欧盟市场，还在影视等领域展开合作 KEA European Affairs， Implementing Cultural Provisions of CARIFORUMEU EPA. How do They Benefit the Caribbean？ （Discussion paper， 118.） Maastricht， ECDPM.。这些措施，与欧盟作为一个内部的“统一市场”的经济基础，促进人才、商品、服务和资本在其中自由流动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

三、 全球化危机：开启新的发展阶段

2007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被认为是全球化的一次警报，文化创意产业也因此受到影响。2009年的全球产品贸易明显下滑，文化产品的出口量也在20082009年下降了13.5%。其中，发达国家的出口量下降了19%，其间又以欧洲的经济衰退带来的影响为主；而发展中国家仅下降了1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重塑文化政策——为发展推动文化多样性的十年》，意娜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09页。。这一次金融危机，被认为是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驱动下，释放市场力量的后果，是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财政金融扩张后国际金融秩序的失序和国内金融机构的失策共同作用的结果高柏：《为什么全球化会发生逆转？——全球化现象的因果机制分析》，载《文化纵横》，2016年第12期。。

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TPP）在美国受到抵制，欧洲难民问题、安全威胁、财政紧缩、民主倒退等多重危机，再加上英国脱欧、意大利总理伦齐宣布宪法改革公投失利并黯然辞职，等等，全球化问题面临重创。再加上在世界其他地区明显加强了的贸易保护意识和举措，更助推了人们对全球化问题的质疑。令人特别惊醒的事实是：2015年110月全球共出台了539个贸易保护政策，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值郑宇：《靠什么拯救全球化？》，载《文化纵横》，2016年第12期。。全球化的“危机论”、“逆转论”此起彼伏，面临巨大质询。

经济全球化并没有给所有国家和社群带来福祉，反而扩大了国家与国家、国家内部的分配不均。在传统全球化体系下，获得收益的始终是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则沦为廉价的代工厂和资源供应地。由此导致了发达国家担心发展中国家抢走就业机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空间被由发达国家制定的不公平国际规则挤压和褫夺的局面。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认为，全球化本身没有问题，只是游戏规则错了，应该由各国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管理经济同上。斯蒂格利茨曾经在2003年出版的《全球化及其反对者》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2006年出版的《让全球化运转》（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中专门讨论全球化问题。。

这种依赖全球市场、但保持多样化发展路径的方式契合了文化创意产业自身的发展规律，欧盟的岌岌可危并没有让所有人忧心忡忡。英国脱欧以后，英国国内文化创意产业界并不悲观。他们认为，自上一轮经济危机以来，欧洲经济持续衰退，但是英国创意产业在此期间成功实现了增长，目前增长速度是其他经济部门的3倍，它为英国提供了250万个就业岗位，为经济贡献了840亿英镑，并出口了198亿英镑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脱欧以后的英国会成为更安全和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英国本身就是世界上第二大音乐出口国，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游戏产业迎头而上，2014年的游戏销售额超过了音乐，达到4亿美元，而线上游戏销售额更是远超在线音乐和在线视频，后面二者加起来（2亿美元）也不及线上游戏2.3亿的销售额。其中，《侠盗猎车手5》成为一个特别成功的范例，在开售24小时之内就卖出了8亿多美元，而后在3天之内达到了10亿美元的销售额参见意娜：《一个多极的创意世界》，载《创意世界》，2016年第2期。。英国创意产业发展的历程就证明了其在破坏性发展中的领先地位，互联网的兴起带来了无数的挑战，从版权到新的商业模式和用户生成内容的快速增长，这些挑战都已经一一应对并且变成了机会。所以，英国人乐观地估计，以英国的语言、丰富的文化遗产、创意人才库、电影和电视业的发达、优厚的电影税收减免政策等，创意产业的成功基本面并没有改变。加之脱欧（摆脱了欧盟国家援助规则的限制），英国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创意产业的全球投资，“脱欧（Brexit）提醒我们，我们的机会在英国以及更广泛的世界中”Michael Grade， “Britain’s creative industries have nothing to fear from Brexit，” The Telegraph， Nov. 16， 2016.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2016/11/18/britainscreativeindustrieshavenothingtofearfrombrexit/. 访问日期：2016年12月21日。。

在發展中国家，在成为全球化价值链中的世界工厂多年以后，中国迅速崛起。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中国的回应，不仅见证了国际政治经济中权力和财富的深刻转移，而且还引发了一场热烈的辩论，甚至被期待取代美国在经济上的领导地位。高盛2007年预测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在2030年超过美国，经合组织（OECD）2013年的报告则预测到2060年，中国和印度GDP的总和将超过所有现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总和高柏：《为什么全球化会发生逆转？——全球化现象的因果机制分析》，载《文化纵横》，2016年第12期。。

互联网对传统的全球贸易结构产生了巨大冲击，其中尤以中国最为瞩目，已经成为全球发展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市场。根据麦肯锡的报告，2015年中国网络零售市场规模就接近了6，300亿美元，比排名第二的美国要多出80%，单就2016年“双11”单日的销售额就达到了1，700亿元人民币（天猫+京东）。在2016年上半年，中国跨境电子商务交易规模达到2.6万亿美元，在全球的货物流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未来中国势必成为全球信息的巨大结点，将借助互联网组织全球性大生产，利用全球化协作的力量重组全球产业链。所以，未来不再有传统全球化的“剥削链条”，而更呈现横向扁平的分布，这就是中国提出的全球互利共赢的“一带一路的五通三同”“一带一路”的五通三同。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五通”是统一体，缺一不可。“三同”就是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方案和杭州G20 峰会的“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中国主题理念。

有论者提出：全球化更多的是改变人们的预期而不是能力Daniel Cohen， Globalization and Its Enemies， London： MIT Press， 2005， p.116.。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或许面临“危机”，但中国方案将引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这就是全球化发展与文化多样性保护的融合创新。

The Dilemma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reative Economy in the Crisis of Globalization

- A Review of the United Nations’ Policy on Creative Econom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YI Na

Institute of Ethnic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In the concep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development policy and the cultural diversity protection strategy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re exists a paradoxical relationship， behind which is the context of paradox and conflict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reversal. As a result，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ies have boomed to a certain degre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no expected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in the 10year implementation of the cultural diversity policy. The dilemma of this paradoxical relationship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enefits both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and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s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 Nowadays，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is confronted with the “crisis of inverse globalization，” which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creative economy. However， China’s strategy and program， as the integration of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ies， make it possible to open a new stage of global development.

globalization；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ies；globalization crisis；cultural diversity；China ’s development model

周淑英

作者：意娜

全球化危机论文 篇3：

论英语的全球化和危机语言的保护

【摘要】在日益频繁的国际交流中，语言的选择和使用既是语言权势的体现，也是人们有意识的选择。在面对全球共同语英语及其背后的主流文化的时候，本土语言和文化应该何去何从？本文简要的回顾了英语和英语文化全球扩张的历史和现状，并指出英语的全球化可能导致的濒危语言消失的后果。作者认为，对于弱势语言群里来说，应该充分利用英语和全球化的环境，积极推进危机语言的保护，并寻求双语或多语型社会的身份认同。

【关键词】全球化;共同语;危机语言;生态语言学

【作者简介】戴婷婷（1981.11-），女，重庆江津人，重庆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语言学博士在读，研究方向句法学，语义学。

【基金项目】本文是重庆医科大学校级哲学社会科学专项科研项目“英语轻动词结构的语义-句法界面研究”（项目编号：201721）。

一、引言

英语的全球化既与英美等国历史上的全球扩张有关，也与现今英美在科技文化上的强大有关。在英语和英语文化的强大攻势下，一些弱势语言和文化遭到侵蚀，很多语言濒临灭绝。语言的消失不仅仅是表达方法的缺失，也包括内嵌于语言中的文化和生态知识的丢失。在势不可挡的英语全球化浪潮中，如何学习和利用英语的优势，同时保存濒危语言和文化，并寻求适应新时代的话语和生存方式，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二、英语的全球化和语言的多样性危机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符号化的语音交流方式，是跟现代人种一起缓慢进化而来的生物特性。自人们走出非洲并逐渐分化，语言多样化的特征也逐渐体现。不过文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一些技术更先进或者贸易更发达的地区的文化会更具影响力，因此他们的语言也更容易传播到其他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区，都有一些语言作为共同语存在，比如从罗马到中世纪时期的拉丁语，古代东亚地区的汉语，中东地区的阿拉伯语等。在当今世界，由于经济贸易的发展和全球化现象的出现，共同语的作用范围扩大到全球，而担此功能的则是英语。

1.英语的全球化历程简述。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的地位是无可争议的。首先，英语是英美等强国的母语，同时也是世界上多个国家的官方语言，另外多数人都把英语当做第一外语来学习。据统计，目前全球有近四分之一的人口能使用流利或基本正确的英语，全球有75%的电视节目是英语节目，85%的网页资料和科技信息是用英语来传播的，对于软件源代码则是100%采用英语格式（数据参见李丽生 2005）。英语取得如今的共同语地位是有历史原因的。

在语言分类上，英语原本是印欧语系中西日耳曼语族的一种，古英语是由大约在5世纪时入侵的盎格鲁-萨克逊部落带到英国本土的。自11世纪英国由说法语的诺曼贵族的统治，之后经过中古英语的时期，大约在15、16世纪形成了现代英语。后来英国经历了较早的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日不落帝国”的全球扩张，英语也扩散到了世界各地。随后美国的强盛加强了英语作为全球共同语的地位。除了政治的强大，美国的科技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英美等国在学术领域的领先巩固了英语作为学术界通用语的地位。互联网最早也是在美国兴起并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因此英语在计算机网络领域的地位无可撼动。此外，美国在音乐和电影等流行文化方面也有着极大的生命力，依赖这些优势，作为美国文化载体的英语更是传遍了世界每一个角落。

作为英语的传播者，以英美等国家也认为，在全球范围使用同一种语言会带来极大的便利（朱风云 2003），因此，英美两国都积极地推广英语的普及教育。同时，除了英语国家的主动攻势之外，“在英国帝国殖民时代，英语作为帝国的语言更是权贵、经济地位、社会阶级的象征，而对于被殖民者而言，学习英语、驾驭英语具有相当的社会政治意义。这是被殖民者寻求纳入主流殖民社会，获得认同的途径，同时也是逆转其经济处境、攀升至较高社会阶层的方法”（同上）。即使在脱离了英美等国家的殖民统治之后，英语世界在经济贸易科技等方面的影响仍然存在。从实用性的观点看，英语的全球化确实促进的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发展，这是英语作为共同语的功能和地位。可是，從生态的观点看，强势的英语会导致处于弱势的本土语言被忽略甚至消亡。

2.语言多样性危机现状。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我们需要一种通用的、稳定的共同语。但是从生态的角度看，不同语言和文化以及其中所蕴含的自然和生态的知识都是重要的资源。共同语的定义只能是功能上的，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实现某种交际功能。并不能从形式上取代多样化的语言资源。保持语言多样性是极具意义的事。首先在前文字时代，人类积累的知识是通过口头传递的，其次，人类的交流和合作也完全依赖语言。最后，人类的文化发展，宗教仪式和文化传递也是依赖于语言的。在资本经济和全球化崛起之前，人类生存的基本模式都是依据本土语言和文化的设定而进行的。保持人类语言的多样性不止是为了语言自身，更重要的是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然而，在英语作为共同语得到广泛传播以来，对本土语言危机的担忧就一直存在。语言学家Philipson（1992）用“语言帝国主义”来批评英语在全球范围的普及和扩展。Whaley（2003）说过我们正面临着“语言和文化多样性向语言文化单一性转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的报告中曾指出现存的六千多种语言约有一半处于危险或濒临消失中，语言学家Krauss也曾预言，到21世纪末，将有4000中语言不再有人使用（参见李丽生 2005）。Lera Boroditsy在2017年的TED演讲里也说过，“大约每周就有一种语言消失，据估计现存语言的一半会在未来几百年内消失。” 除了语言种类的消失外，语言的分布也极端不平衡。据“民族志”网站（http：//www.ethnologue.com）的统计，世界上母语者数量最多的语言前十位，包括汉语，西班牙语，英语等，这些母语者数量占了世界的一大半。约88%的语言的母语者在一百万以下，而约21.6%的语言的母语者数量不足一千人。这些观点和数据都表明，语言多样性特征正在消失。

三、危机语言如何保护

1.生态语言学视角。全球化意味着大规模的移民，从生态的角度来说，新物种的迁移对原来的生态环境有着很大的影响，一个外来物种可能导致生态的恶化。比如，人类迁徙到北美洲和大洋洲的同时，造成了大规模的动物灭绝。事实上，生态语言学意义上的全球化并非是新近才有的现象，自人类从非洲向世界各地迁徙中就开始了一波又一波的全球化浪潮。Nettle & Romaine （2000：204）就认为，每一次技术革命，比如农业革命、工业革命，每一次文明的进步都为人类的迁徙提供了方便，也使少数族群的语言传播到世界各地，并取代无数当地语言。他们批评单一语言的霸权，认为我们的地球村必须真正是多文化和多语言的世界，不然就将不复存在。

需要认识到的是，语言并非只是孤立的系统，语言反映并建构人类社会，不仅仅如此，语言还反映并影响更大的地球生态系统。Stibbe（2010）认为，主流语言随着全球化浪潮传播到世界各地，对语言的多样性带来威胁，另外因为本土文化的很多生态知识都是内嵌于本土语言的，全球化必然会对生态造成影响。Stibbe（2010，2015）还从话语分析的角度讨论了主流话语所代表的“故事”（即认知框架），这些故事宣扬经济增长和消费等消耗自然资源的事件，进而导致追求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的生活方式。随着主流语言的全球化，这些故事也传遍了世界各地，导致了生态更大范围的破坏。而相反，一些本土的语言和话语却是以对生态友好的。正如Abram（1996）所阐述的，跟抽象空洞的书面语不同，没有文字的本土语言通过口头相传的文化，能更好地反映人以外的世界，更贴近自然并反映生态本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也有类似的论述：“生物多样性也包含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二者受相同因素的影响，文化多样性也影响基因，其他物种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参见Stibbe 2010）

2.协同发展。为了应对全球化带来的英语扩张，许多国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法国一直对纯粹的法语情有独钟，曾经在1994年颁布了Toubon法案，禁止在广告、商业合同以及公立学校中使用英语。这种强制性的措施往往不会真正有用，因为语言是交流的工具，语言的选择和使用是人们自发的行为，强制地控制语言的发展潮流也不会有效。事实上，英语的全球化已经成为既定事实，而很多母语者稀少的本土语言地位却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下保护本土语言和文化，以及如何利用全球化的英语来能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

语言发展是历史的必然，英语自身也不是纯粹的语言，从古英语到现代英语，英语的语言和语法特征也经历了很多变化，各种借词也丰富了英语的词汇和表达。事实上，全球化对危机语言的保护是有积极作用的。一方面，只有通过文明的碰撞，各种文化的差异才能体现出来，这也能加深人们对本土语言文化的认识。另一方面，全球化带来的先进科技有利于沟通和传播，一些新的技术也能帮助保存记录母语者稀少的土著语言。解决问题的关键主要是态度，一方面应该重视地区的本土语言和文化，不要因为英语等强势语言文化就忽视本土的。另一方面，“语言帝国主义”实际上是否存在是值得商榷的问题，“共同语”也许是更好的提法，在非英语地区，英语作为“世界共同语”只是工具性的，把英语当成一项技能，进而发展双语甚至多语型社会也许是更好的选择。正如Graddol（2006： 116）所说，“许多国家面对的主要挑战之一是如何在全球化和多语环境中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限制英语的地位是一方面，但同时需要重新发现基于多语特征的民族身份，而不是保持纯粹的单一语言。”

四、结语

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是由背后的政治经济决定的。学习强势语言和文化对于本土的发展是有益的，如朱风云（2003）所说，“是尊重语言的自然地位的表现”，也是“保持语言、文化生态平衡的重要手段”。但同时应该要认识到，英语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语言，已经成为一样工具和技能。在特定文化语境中，语言应该具有的功能只有一部分能被英语替代，本土语言作为身份的象征和文化的承载，是永远不能被取代的。

参考文献：

[1]Abram， D. The Spell of the Sensuous： Perception and Language in a More-than-human World[J]. New York： Vintage，1996.

[2]Graddol， D. English Next. British Council[OL]. Available at： http：//www.britishcouncil.org/learning-research-english-next.pdf，2006.?

[3]Phillipson， R. Linguistic Imperialism[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4]Stibbe， A. “Ecolinguistics and Globalization” in 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Globalization， ed. N. Coupland.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2010：406-425.

[5]Stibbe， A. Ecolinguistics： 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 London： Routledge，2015.

[6]Whaley， L. The future of native languages[J]. Futures，2003，35：961- 973.

[7]李麗生.英语的全球化与语言的多样性[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5（1）：104-107.

[8]朱风云.英语的霸主地位与语言生态[J].外语研究，2003（6）：23-28.

作者：戴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