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的主体性分析论文

摘要：依靠大数据的全样本分析优化高校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实现立德树人教育目标的重要手段和时代要求。在运用大数据为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有效预判的同时，理解数据背后所隐藏的价值以及提取这种价值的专门技能是影响大数据实效的决定性因素。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认识的主体性分析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认识的主体性分析论文 篇1：

论历史认识的主体性与客观性

[摘要]历史认识的主体性与客观性具有对立统一关系。历史认识的主体性并不等于历史认识的主观性，混淆二者将会导致历史认识领域中的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或者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的失误。历史认识的客观性不同于本体论范畴的客观性，后者是指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前者则是以本体论的客观性为基础的主体对客体的正确反映，或者说历史认识与客观历史的能动符合。由于历史认识的主体性的不可避免的介入，使得我们把握历史认识的客观性时不得不考虑历史认识的主体性对之的影响。一是历史认识的主体性及其作用是产生客观历史认识的必要条件，因而追求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并不需要排斥主体性及其作用；二是历史认识对象的特殊性并不影响历史认识的客观性；三是在主客体关系中去准确把握历史认识的客观性的科学内涵。

[关键词]历史认识；主体性；客观性；对立统一关系

[作者简介]万斌，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学刊》主编，浙江　杭州　310027；王学川，浙江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博士，浙江　杭州　310023

在历史认识活动中，人是以主体方式，以其内在的尺度能动地反映历史客体的，历史认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主体性。然而，人们对于认识主体性的介入能否保证及在多大程度上保证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却存在着很大的疑虑。为了说明历史认识的主体性与客观性不是排斥关系，而是对立统一关系，需要我们对历史认识的主体性和客观性分别作深入的分析。

一、历史认识的主体性

从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看，强调过历史认识主体性的思想家并不乏人。最早关注认识主体性的是意大利历史学家维科，他在其著《新科学》中说过：“由于人类心灵的不确定性，每逢堕在无知的场合，人就把他自己当作权衡一切的标准。”“人类心灵还有另一个特点：人对辽远未知的事物，都根据已熟悉的近在手边的事物去进行判断。”在维科看来，历史认识的主体性就在于“以自己为标准”、“依据已知事物下判断”的能力。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则在维科的观点基础上，对历史认识的主体性作了更深入的认识，认为“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思想活动是对于本身即意识的精神的意识”，“思想永远思索历史，思索统一的真实界的历史，而思想以外则什么也没有”。这样，克罗齐就把历史认识彻底看作是一种观念性的东西。英国历史学家柯林武德则比克罗齐走得更远，在他看来，历史认识是历史学家“心灵的活动”，是“思想的一种活动”，“那就是历史学家必须在他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克罗齐、柯林武德的上述观点代表了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派别的主要观点，他们清醒地看到了主体的知识、能力与经验在历史认识中的作用，看到了由于认识主体性的介入，使得历史认识呈现复杂难解的局面。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们并没有解决两个更根本的问题，即历史认识的主体性是否就等于主观性?一旦有了历史认识的主体性，是否就必然失去历史认识的客观性?由于他们将历史认识的主体性作用推向了极端，故走上了历史唯心主义道路。

第一，历史认识的主体性并不等于历史认识的主观性

现代认识论研究表明，任何认识都离不开认识主体，都不可避免主体的介入，历史认识也绝不可能脱离认识主体而独立存在，不可能排斥历史认识过程中的主体性倾向。历史认识的主体性，是指历史认识的属人特性，它是主体在历史认识活动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自身因素投入认识过程，融合或凝结于认识结果之中而使认识不可避免地带有的主体属性。在历史认识过程中，要追求和达到客观的认识，不但不能排除主体性，而且还得处处依赖主体性，更好地发挥主体性。因为历史认识是一种能动的反映，而不是被动的。认识历史的目的并不在于积累和编纂史料，不可能像镜子一样，平面直观地反映出已经发生了的历史过程。而是历史认识主体对史料的研究、分析过程，是主体已有的知识信息与客体所提供的信息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事实上，如果排斥或弱化了这些蕴涵于历史认识中的主体性成分及其作用，就不可能对历史认识客体进行深入有效的认识。

强调历史认识的主体性及其作用，并不必然导致主观性，尤其是并不必然导致主观随意性。主观性与客观性相对应时，这两个概念是围绕“存在是否依赖于意识”的问题而产生的。主观性是指仅为意识所特有的、并依赖于意识自身状态的性质和特征。客观性，则是指事物所具有的独立于意识之外、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性质和特征。这种特征即事物本身存在的确定性、实在性、自律性和绝对性。在历史认识过程中，主观性表现出人的意识活动的高度积极性、活跃性、自由性和相对性。历史认识的主观性问题，主要体现为历史认识主体如何以自身的意识去反映意识之外的复杂的多层面的客观存在。历史认识活动的目的是历史认识主体的主观意识要真实完整地反映历史客体的结构、状态、地位、功能和运动规律等客观本性，而不是对客体客观本性的歪曲片面的反映。可见，历史认识也是不能排除主观性的，从事主观性活动是人的一种特有的本性和能力。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人具有主观性，而人的主体性却绝不等于主观性，人也存在着客观性的一面，而且，人就其整体和本质而言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是一种以自身客观存在为统一根据与基础的、主观性与客观性辩证统一的客观现实存在。

第二，把历史认识的主体性等同于历史认识的主观性，必然会导致历史认识领域中的两大失误

一方面，某些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特别强调主体的思想、情感、个性等精神因素在历史认识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但他们没有科学区分认识的主体性与主观性，更没有意识到主体的客观性及其决定作用，因而他们对认识主体性的抬高，实际上是对主观性的无原则的片面夸大。失去自身客观性制约的片面主观性，或者说以自身主观性为全部内容的主体，必将在历史认识活动中遵循一切以自身的主观为中心的认识原则，而忽视历史客体的客观性，从而得出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的认识结果。另一方面，某些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有意限制历史认识活动中的主观随意性，但是他们同样没有科学区分认识的主体性与主观性，把主体的复杂性简单归于主观性，因而他们在限制主观随意性的同时也一并扼杀了主体的能动意识。而失去了主观能动性的主体，或者说只是由剩下来的一堆实物所构成的自然存在的主体，只能是历史的消极认识者。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只看到认识客体的客观性，而忽视认识主体的客观性的一面，力图把主体及主体性摒弃于历史认识活动之外或在历史认识活动中“消灭自我”，是完全不能实现的。

对这两种认识失误的根源，其实马克思在《关

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一针见血地批判过：“以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马克思的上述分析、批判对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也是完全适用的。历史认识是历史认识主体通过运用历史认识工具、历史认知图式和史料、历史遗存物去实现客观历史实在的重构，是主体对客体的重构，是主体思想劳动的成果，其中也包含主体对于历史实在的理解与解释，因而加强历史认识的主体性对科学理解与解释历史实在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不是盲目地夸大历史认识主体的主观性，而是要切实地加强决定主观认识能力的主体自身的客观基础条件的建设，以使主体的意识活动沿着主观如实反映客观的合理方向充分展开，在最大程度上纠正和杜绝主观歪曲反映客观的倾向，从而使历史认识主体的主观能够更真实有效地反映作为认识对象的人类历史运动的本质和规律。

第三，历史认识的主体性在历史认识活动中的作用

在历史认识活动中，认识主体性的参与和发挥作用是极其显著的。袁吉富博士把认识的主体性分为认知主体性和价值评价的主体性两种类型，来对历史认识的主体性在历史认识中的作用详加说明。他认为，认识之所以具有主体性，正是由于主体在开始某一现实的认识过程之前已经具有了某些认识的缘故，这些已有的认识就是认识图式，与认识的主体性形成了体用关系。认识的主体性实质上指的是主体已有的认识图式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在历史认识中，主体认识图式是由主体的认知结构系统和价值评价系统共同构成的，因而可以分别考察认知主体性和价值评价主体性在历史认识过程中的作用。

从认知主体性的角度来看，其在历史认识中的作用除了与一般认识论中一样，主要表现为逻辑思维的主体性外，形象思维的主体性也占有重要地位。逻辑思维的主体性，一般表现在设定研究对象、接纳和整理历史客体所提供的信息以及理解和解释客体信息等方面上。它在历史认识领域的特殊表现，是在考证和确立史实、作出历史解释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因为历史认识主体只有运用逻辑认知图式，并且发挥其抽象思维能力的主体性，才能达到对历史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形象思维的主体性，主要表现在：一是它抓住历史认识对象的典型特征予以描绘，省略掉那些无关紧要的细节，这对历史客体所提供的信息具有简化作用，类似于抽象思维中的抽象和概括的简化作用；二是历史认识完整性的要求，使得认识主体不能不求助于合理的想象与猜测去弥补历史材料之不足，以填补历史连贯链条中的缺环；三是用主体头脑中已有的其他具体历史形象与所要描述的现象相类比，以增强说服力和感染力。当然，形象思维的主体性的发挥是有限度的，超过一定界限，就会把历史认识变为历史小说，这是特别要注意的。

从价值评价的主体性角度来看，其在历史认识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其一，在许多情况下，它驱动历史认识主体选择其研究对象和确定其研究目标。历史认识主体是现实的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他有其对于社会的看法，有其特殊的需要，也有其现实利益的考虑，即具有其价值方面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常常驱动主体选择其研究对象，并通过具体研究来曲折地或直接地表达出他对社会现实的态度和看法，以服务于某种现实的目标。其二，主体价值评价系统在选择信息的问题上起着重要的作用。离开主体的价值评价系统去进行历史认识，在逻辑上和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人们的社会历史活动中，创造价值的活动是其中的重要方面。而对价值现象进行研究，就需要运用主体的价值认知和评价能力。其三，主体的价值评价系统参与着对客体信息的加工。在历史认识中，主体的价值评价系统也同认知结构系统一样整理和消化着客体信息。价值观及价值评价系统的结构不同，对历史认识客体信息的加工和梳理也就会有差异。其四，在形成对客观历史的本质认识时，认识主体的价值系统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因为对自然现象本质的研究、评价和认识是可以区分开来的，而对社会历史现象本质的研究，二者就难以区分了，对历史本质的认识同时意味着评价，即评价是内在于历史认识过程之中的。其五，认识主体在叙述客观历史时，其价值评价也不时地暴露出来。孔子所始创的“笔则笔，削则削”，“慎一字之褒贬”的“春秋笔法”，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当然，有时主体也会含蓄地表达自己的价值评价。

总之，历史认识相比自然科学认识更具有复杂性与多样性，更要求历史认识主体充分发挥认识的主体性的积极作用。但是，强调了历史认识的主体性，并不就必然否定历史认识的客观性。

二、历史认识的客观性

英国历史哲学家沃尔什曾认为，有关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及其真实性问题，是“批判的历史学中最为重要而又最令人困惑”的问题。其实，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不仅是批判的历史哲学，而且也是整个历史哲学中最复杂难解而又颇具争论的焦点问题。从18世纪初历史哲学创立(以维科的西方历史哲学开山之作《新科学》为标志)到19世纪末，西方历史哲学家致力于探讨历史本身是什么的历史本体论问题，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历史哲学在世界历史进程的冲击下，发生了一次大转变，即历史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由此，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就成为了历史哲学的中心问题。其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19世纪科学发展的综合化特点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不断相互融合、渗透，自然科学方法也被许多历史科学所采纳、应用。随着自然科学方法向历史领域的渗透，哲学家们开始反思自然科学方法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可适用性问题、自然科学和历史学的区别问题、历史学是不是科学的问题，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反思，不可避免地要凸现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其二，对实证主义史学的质疑，也促使史学家和哲学家们关注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实证主义史学是19世纪西方史学的主要形式，它在西方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要将史学当作一门科学来建立，其意义是十分巨大的，取得的成果也是十分显著的。兰克提出的两个主张可代表实证主义史学的共识：一是照录史实，当然是照录可信的史实；二是客观地即不偏不倚的叙述。但实证主义史学由于过于注重史料的考证，忽视或轻视理论的作用，使历史学变成了史料学。这种缺陷为越来越多的史学家和哲学家所认识。同时许多史学家也感到实证主义史学所标榜的不偏不倚的纯客观的研究从实践上也难以行得通。由此，导致西方历史哲学在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上经过长期的争论，至今仍未解决。

历史认识的客观性不同于本体论范畴的客观性，后者是指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而独立存在的客

观实在，前者则是以本体论的客观性为基础的主体对客体的正确反映，或者说历史认识与客观历史的能动符合。由于历史认识的主体性的不可避免的介入，使得我们把握历史认识的客观性时不得不首先考虑历史认识的主体性对之的影响。

第一，历史认识的主体性及其作用是产生客观历史认识的必要条件。因而追求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并不需要排斥主体性及其作用。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兰克所主张的，史学家要做到“不偏不倚、客观如实”地叙述史实，只有完全排除了历史认识的主体性，才能达到一种纯粹的客观主义的治史原则，其弊端在20世纪已充分暴露出来，并在实践中遭到了越来越多史学家的反对。在历史认识中要获得客观性的认识，并不能排斥主体性，反而要处处依赖主体性，离开认识过程的主体性的作用，认识的客观性不可能获得。理由在于：其一，历史认识主体的历史观、价值观是其获得客观性历史认识的先决条件。历史认识主体的知识结构和理论储备直接影响到历史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历史观、价值观等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方面，由于历史认识的对象是历史，而历史是有情感并在一定的历史观、价值观指导下从事实践活动的人的历史，如果历史认识主体完全地情感无涉和价值无涉，根本就不可能从事历史认识，更不用说获得客观的历史认识。另一方面，历史认识主体还必须具有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这是他获得客观的历史认识的必要条件之一。如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人们才能正确认识到历史的本质和客观规律。其二，历史认识主体的个人好恶、偏见、情感涉入和价值涉入，既不会改变历史事实本身的客观性，也不必然导致历史认识结果的主观性。因为，一方面尽管任何人记载下来的历史都不能避免自己的立场、观点、感情的影响，使得历史的真相不易获得，但这只能说明认识历史真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却不能改变一个前提：历史是客观存在过的事实。如果否认历史事实的存在，那就根本谈不上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历史认识主体的个人好恶、偏见、情感等并不排除其达到客观结论的可能性，这一点许多历史哲学家都作过有力的论证，他们提出了勿犯混淆历史解释的心理学与逻辑学的致命错误。因为，一种历史认识的出处与其在认识上的合法性、正当性是可以被区别开来的两回事，一个理论的正确与否与什么原因导致某人主张这一理论无关。总之，历史认识的主体性并没有消解其客观性。

第二，历史认识对象的特殊性并不影响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如前所述，历史认识对象与自然科学认识对象相比，是具有特殊性的。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为历史认识对象具有间接性、符号性和价值特征。显而易见的是，历史认识的对象虽然与一般认识对象一样也是客观存在的，但绝大部分都是时过境迁的客观存在，人的认识不能直接作用于这个已过去了的客观历史存在本身，这使得历史认识极少出于史学家的直接感性经验。这一点，正如美国学者卡尔·贝克尔在《什么是历史事实》一书中指出的，历史学家一谈到历史事实的时候，总以为历史事实像物质那样是实在的东西。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自然科学虽然也接触外在的世界的记录，但它们常常接触的是外在的世界本身，而历史学家所不得不接触的唯一外在世界就是事件记录。他认为，历史事实对于任何历史学家而言都是不存在的，历史事实不是冷冰冰的外在客观存在，而仅仅是概括或象征，它决非指过去存在过的客观事实。客观真实的事件已经永远消失了，再也不会为活着的人们所经历或证实，它只是给人们留下关于它们日益暗淡的反映、模糊的现象或观念，它们除了存在于历史学家的头脑之中，或者存在于某些人的头脑中，不存在于什么地方。因此，历史认识的客体即历史事实不存在，而是主观的产物，历史认识就谈不上客观性。英国学者柯林武德也认为，即使是身临其境的当代史，自己亲身经历的也只是极小的一个范围、一个片断，要了解较为完整的过程，非依靠大量资料不可，因而，过去不是直接的，它的对象不是给定的，而只能靠推理去接近它。据此，柯林武德居然否认了历史认识的客观性。我们认为，卡尔·贝克尔和柯林武德的失误的共同之处，在于夸大了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历史虽然已经消失，但它总会以文物或历史资料等各种形式留存下印迹。因此，作为历史学家认识的“历史事实”并非一般自然意义上的历史存在，而是依据史料复原起来的客观存在的历史事件或历史过程，这虽然不能等同于本来意义上的历史存在，但它来源于或取材于历史原型，是由历史原型转化而来的，这就是作为历史认识对象的历史事实与历史原型之间的关联。这种关联是实实在在的，不是“象征”性的，也不是头脑中的。这就是历史学家借以陈述历史事实、解释历史因果关系的实实在在的客观根据。历史学家通过这些中介“推理”出的历史，虽然不是纯客观的历史过程，不能和人类过去直接对应，但必然含有客观信息，肯定映射着人类的过去，具有客观性的内核。

第三，在主客体关系中去准确把握历史认识的客观性的科学内涵。这是由历史认识的本质即主体对客体的正确反映或能动符合所决定的。其一，从客体来看，由于史料的限制，客观性认识即任何一个历史认识主体对客观历史过程与本质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就完成，必须经过主体和客体多次反复相互作用才能完成。因为史料虽然浩翰无边，但终究是片断的、有限的，无论新发掘了多少遗迹，新发现了多少资料，一般而言，这些遗迹和资料并不能涵盖过去历史所有的内容，史学家也不可能完全占有所有的现存的史料，所以，每一次认识都是对过去历史的一定层次、深度的正确反映，客观性认识的获得需要在多次反复认识中才能完成。正因为如此，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同时又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其二，从认识主体来看，由于主体受具体的历史条件和自身条件的限制，客观性认识是相对的。因为现实的社会实践在总体上决定着人们的认识能力，所以不同时代历史认识主体的素质就不同，使得对客观历史的认识角度和程度就不同。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必然表现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所达到的客观性，即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认识主体只能认识和研究历史的个别内容，并且只能达到对客观历史的某一阶段、某一层次上的大致正确反映，接受或比较接受历史的本质和规律，而不可能对客观历史一劳永逸地完成认识。历史学家所面对的史料是在前代人的研究基础上累积出来的，是一种“既得”的史料，他们自身所具有的认知结构和能力以及历史观念、价值观念都是继承前人的和时代所赋予的。历史学家的认识结果也必然是时代的产物。现实是历史的延续，而历史又是现实的不断累加，人类的创造活动随着现实的不断变化、发展而不断更新，因而历史认识必然表现为一代一代人认识的逐步丰富和深化。由此可见，历史认识所受到的时代局限性只能说明历史认识具有相对性，但并不能据此认为历史认识不具有客观性。其三，从认识的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关系来看，两者不是排斥关系，而是对立统一关系。不发挥主体性作用，就无法获得客观性，我们不能追求排斥主体性的纯客观性“历史事实”，那会使历史认识走进死胡同；反之，随意发挥主体性也会抹杀客观性，我们不能脱离客观性随意杜撰历史、标新立异，否则历史认识就失去了科学意义。总之，我们只有从主客体的辩证统一关系中，才能找到历史认识的客观性的基础和根据。

作者：万　斌　王学川

认识的主体性分析论文 篇2：

大数据时代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探究

摘 要：依靠大数据的全样本分析优化高校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实现立德树人教育目标的重要手段和时代要求。在运用大数据为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有效预判的同时，理解数据背后所隐藏的价值以及提取这种价值的专门技能是影响大数据实效的决定性因素。为此，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者须强化数据意识，树立科学开放的工作原则、创新与时俱进的联动模式、运用人文个性的教育方式来提升工作实效性。

关键词：大数据；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

今天，大数据已经成为全球炙手可热的词汇。这个最初来源于天文学和基因学的词语成为了继物联网、云计算之后IT产业的又一次重大技术变革。在国家层面，大数据已经成为继空防、海防、边防之后，大国博弈的第四个空间。而在社会和个人层面，大数据带来的信息风暴正变革着我们的资讯获取、交往模式、工作方法甚至是思维方式，成为获取知识和创造价值的新源泉。基于实证的全样本事实，大数据时代将带来更理性、更可靠的决策，帮助教育更加精细化、个性化以及智能化。探索运用大数据技术创新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新浪潮下实现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育人目标的必然要求。

一、大数据生成与创新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

（一）大数据生成

我们身处在一个数据爆炸的时代。例如著名的社交应用微信每月活跃用户已达到5.49亿，覆盖200多个国家、超过20种语言。55.2%的微信用户每天打开微信超过10次。[1]每天有超过6000万人次访问或查询百度。这个全球使用量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日均处理搜索查询量已高达50亿次，超过了每天查询量33.3亿次的Google。[2]2013年全世界存储的数据已达1.2泽字节，这些数据如果被储存在只读光盘上并分成5堆，那么每一堆都可以伸向月球。[3]一般认为，大数据的产生与物联网、云计算等互联网信息技术密切相关。互联网使得信息的记录和保存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在物联网的推动下，每个物体都会有信息用于记录并以数据的形式保存。每个个体从“云终端”（移动终端）无意识地输入自己的行为数据，通过云计算就可以将群体或者个体的行为规律以一定的数据的形式呈现出来。英国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教授维克托在他的《大数据时代》一书中说：“大数据就是我们可以在更大规模的数据上做到更多我们无法在小规模数据基础上完成的事情。”[4]因此，基于大数据价值的核心逻辑是，政府、商业经济、教育科学等相关领域中的决策行为在这种背景下将逐渐基于数据和分析作出，而非依赖于直觉和经验。基于数据实证的决策将更有效率、更加开放、更加透明，奥巴马政府已经将“大数据”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并投资2亿美元启动了“大数据研发和发展计划。”由我国科技部发布的“‘十二五’国家科技计划信息技术领域2013年度备选项目征集指南”也把大数据项目列在了首位。[5]海量数据的挖掘、分析和应用，可能会成为颠覆未来生活和工作的重要推动力。大数据无处不在，教育领域中也是如此。随着远程教育和LMS的应用，每天都有大量的学生个人信息、交互数据、学习痕迹等被系统记录。通过教育数据的挖掘应用（EDM），不仅可以促进学习分析学（LA）的发展，改进自适应学习系统（PAL），实现个性化学习，还可以引发教育技术领域研究范式的变化，帮助教师对学生作出全面、正确评价。[6]大数据已经在政府、公司甚至科学家们制定决策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在此之前，准确把握全部的信息是不可能实现的。传统的高校研究生思想动态调查只能依靠样本分析，在教育方式和工作路径上偏重情感教化。教育主体常常依靠自己的工作经验和主观判断，对受众对象开展思政工作。例如思政教师一般通过课堂教学、互动反馈来判断不同专业研究生的兴趣点分布集中于哪些章节或热点中。而大数据时代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将更加“科学化”和“精准化”，可以将与调查目标相关的所有数据全部纳入分析处理，而非随机采样。通过借助海量统计数据的计算来实现收集所有的数据，即“样本=總体”的全样本分析，继而为教育者进行科学决策提供客观依据。例如数据显示电子书籍的某些页面被看过许多遍，因为它让学生感觉费解，据此我们可以调整教材，从根本上改变教育。[6]

（二）大数据创新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

近年来，高校研究生招生人数持续增加，2016年全年研究生教育招生66.7万人，在学研究生198.1万人，毕业生56.4万人，规模再创新高。[7]正如《大数据时代》描述的那样：”大数据是人们获得新的认知，创造新的价值的源泉。“[4]依靠大数据为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人物镜像的精准描述，对不同群体的教育对象采取个性化教育手段和自适应学习系统，预判研究生思想行为发展并进行有效干预是创新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手段。首先，大数据可以实现研究生全部培养环节的整体性“精准描述”。通过“全样本”的信息分析，克服传统上基于感觉或直觉的推断缺陷，对学生作出全面、正确的评价。根据大数据呈现的不同研究生的生源结构、学习类别、培养方式、年龄层次、社会阅历、政治素养等差异，依靠日常点滴的信息采集，运用专业严谨的逻辑推理，客观地展现一个学生的完整形象，使相关工作决策具有实证性、科学性支撑。其次，大数据可以启动研究生思想政治的个性化教育教学和自适应学习系统。2012年美国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大数据教育应用”的报告中指出，应用大数据技术可以预测和干预学生的学习过程，并为自适应学习环境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6]从丰富的学习内容到学生学习数据库，从预测未来学习情况到可视化报告，从自适应引擎到干预引擎，个性化的自适应学习可以根据研究生的个人特点，根据不同需求，推荐不同思想政治理论模块学习内容以及尝试不同教育方法，通过课堂教学融入、专题讲座开设、个别辅导谈话等，实现线上线下、即时互动，增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第三，根据数据分析打造即时性获取研究生思想行为动态的关联性。通过云端分立的数据库彼此相联，将研究生的学习、生活、交往进行多维度的联机分析，呈现出一个宏大的教育培养场景。根据动态信息数据库，可以把每个研究生置于该教育场景中来进行审视与评估，抓取和分析思想行为数据，以可视化方式即时呈现出不同硕士研究生的个体需求和思想特点，重点关注思想行为动态、价值取向和社会热点难点等领域，“有的放矢”地开展分众化、多元化、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

二、大数据描述与大数据技术运用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现实困境

（一）大数据的描述与特点

全球著名咨询公司麦肯锡认为“大数据” 时代已经到来，该公司最早提出：“数据，已经渗透到当今每一个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成为重要的生产因素”。2011年5月，麦肯锡环球研究院发布了报告《大数据：创新、竞争和生产力的下一个前沿》，其中“大数据”被定义为大小超出了典型数据库软件的采集、储存、管理和分析等能力的数据集。作为一种通过从大容量数据中高速捕捉、发现、分析来获取预测价值的一种新的技术架构，大数据可以基于数学运算分析海量的信息来预测事情在未来发展的趋势和可能性，区分用户群，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一个大规模生产、分享和应用数据的时代正在开启。根据国际数据公司的界定，大数据的特征可分为四个方面：海量的数据规模（vast）、动态的数据体系和快速的数据流转（velocity）、多样的数据类型（variety）和巨大的数据价值（value）。[8]维克托教授在《大数据时代》一书中更通俗的把大数据的特点归纳为三个不同的方面即“更多”、“更乱”和“相关性”。[5] “更多”意味着在大数据时代，针对某个特定方面的调查所期待的详尽实证结论可以通过利用海量、动态的数据获取。对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的调查而言，传统的方法是碍于样本的搜集和处理，只能发放部分代表性问卷来验证我们的假设，难免出现失真的情况。而在大数据时代，大规模的海量数据帮助我们得到非常全面的见解，剔除个体差异或者局部失真的影响，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全体和培养的各个环节纳入样本，准确把握数据客观性和实证性的相互关聯，作出更加准确的关系判断。“更乱”指的是大数据时代信息的凌乱性以及质量的参差不齐，无论是数据来源、格式、以及种类都很广。在小数据时代，规模确定的数据来源可以真实保证每一个数据点的有效准确。而大数据往往是种类繁多、流转迅速的，包括但并不限于照片、视频、信息、应用、邮件等等。相较于以高额成本来确保少量数据的精确性，我们将在大数据时代接受这种杂乱：根据研究生在校园内学习、生活以及社交方面累计的数据，搜集在线学习、消费记录、门禁系统、网络浏览、个人应用、校园路径等数据来获取宏观层面上学生的舆情动态、思想状况，为价值导向和心理干预提供科学依据和针对性辅导。第三个特点“相关性”是大数据带给我们的最根本性转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将从因果关系转向当下的相关关联。传统思维看来似乎不相关的数据，基于大数据的记录、处理就能发现有可能被忽略的复杂联系。以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影响力为例，由于工作侧重点和方法上的不同，导师的言传身教和研究生辅导员被研究生认为是影响最大的两种力量，而思想政治理论课仅仅排在第三位。[9]在大数据时代，用关联性替代因果性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许多情况下我们可以仅仅寻找“是什么”，而不必花费更多的成本和精力去了解一种现象的细枝末节，失去微观层面上的精确度来获取在宏观层面上的洞察力。

（二）大数据技术运用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现实困境

作为一定规模的数据集，大数据运用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困境主要体现在全样本数据的搜集与储存、处理与分析大数据的关键技术、数据的安全保护与共享，特别是数据的整合与反馈。理解数据背后所隐藏的预测价值以及提取这种价值的专门技能是影响大数据运用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的决定性因素。

1. 全样本数据的搜集与存储。将所有可能采集到的数据全部集中在一起分析处理，这是“大数据”与过去传统意义上的“数据”概念最大的不同。为了实现依托研究生的行为模式进行有效预判与精准干预的目标，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数据集必须实时搜集与储存学生大量的个人动态信息：从学术科研到身心状况、从社团活动到创业就业，从人际交往到价值取向，从思想观念到行为方式，涵盖研究生培养的各个环节。而在实践中，海量数据集的搜集与存储以及提升更新速度将成为大数据思政要克服的首要难题。高校要有足够的信息储备和数据集的安全管控能力，保障相关配套的信息存储硬件设备以及网络信息平台。

2. 处理与分析大数据的关键技术。可用于大数据分析的关键技术源于统计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多个学科，包括云计算、A/B测试、关联规则挖掘、数据聚类、模式识别、情绪分析等等，其中可视化技术是大数据应用的重点之一，也是直观呈现研究生思想行为动态的重要方式。作为精通大数据基础技术的专业人才，需要借助数学、统计学、数据和自然语言分析等技能，从纷杂的数据中筛查出对思政工作有效的信息，运用不同计算方法和公式来获取不同数据之间的关联性。现实的情况是，思政工作者不具备专业的数据处理能力，数据专业处理人员又不能很好地甄别思政工作的教育重点，因此，运用大数据创新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当务之急是加快专门人才的培养，搭建好大数据技术、分析和教育的平台。

3. 数据的安全保护与共享。大数据时代的信息类型极其复杂化和多样性。既有传统互联网的和新型社会网络的，也有结构化的和非结构化的；既有显性的和隐性的，又有含静态的和动态的。从数据本身的内容来看，难免涉及到研究生大量的个人隐私，因此，研究生私人信息的妥善保管和校园网络信息的安全是大数据研究生思政工作中的重要一环。打造政府部门、社会团体机构、银行、通信以及学校内部各个管理部门之间的信息保护与共享势在必行：搭建高效灵敏的校园舆情软件系统，建立与之配套的工作机制对高校研究生思政教育工作提出了较高的技术要求。

4. 数据的整合与使用。伴随着物联网、云计算、移动终端等技术的普及与发展，搜集和处理大数据的技术都已经成熟，这使得教育主体系统全面地收集数据成为了可能，而且并不是非常昂贵。但是理解数据背后所隐藏的巨大价值以及提取这种价值的专门技能目前仍旧非常缺乏，能否及时、有效的甄别海量数据，运用好其与学生的思想、行为之间的关联是影响大数据运用于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的决定性因素。如何投入财政资金专项、明晰激励评价体系、建立相关政策制度、搭建数据教育平台、规范海量数据的搜集、处理、分析、提炼、整合与使用，就是大数据时代教育领域的真正挑战。

三、大数据在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应用的展望

大数据时代下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为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辟了新的空间、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创造了新的渠道。在大数据技术的运用中，我们可以通过科学开放的工作原则、与时俱进的联动模式、人文个性的教育方式来评估研究生的学习规律、预测研究生的行为趋势、定制研究生的培养机制，针对不同类型的研究生群体特点，提供适合其思想需求的个性化教育方式。

（一）科学开放的工作原则

1. 群体性原则。当前的高校研究生的构成呈现复杂化与多样化的特点，但是在实际的思想政治教育培育过程中，不同的学位类别、生源层次、培养方式、社会阅历、年龄结构以及政治素养的研究生却统一适用同一的培养机制和评判标准。思想政治理论课缺乏持续教学或实践环节，以导师为主的专业指导和思想政治教育因职责不同有所分离，校级主管部门与二级学院的思政教育工作脱节，研究生辅导员“思想引领教育”角色认知相对薄弱等等原因在一定程度上都影响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与面向全体学生“一刀切”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相比，大数据能够根据预测出的研究生的思想倾向、行为模式、偏好特点，对研究生群体进行分类的“精准画像”，从而判断出学生在某段时期的舆情动态和心理预警，并以此为基础对培养对象进行定制化的分类教育或心理干预。依据数据呈现的不同群体、不同年级研究生所关注社会热点、理论困惑、个体需求、职业规划、能力提升等方面存在差异，开展有针对性的、分众化的思想政治教育。

2. 自适应性原则。在華中师范大学对本校研究生思政理论课程教学效果的调查中，认为课程效果一般或不满意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教学内容过于偏重理论和教学方式过于依赖课堂讲授这二个方面，加上缺乏后续的持续教学或实践环节，三年级处于学习相对“空档”阶段，思政课的影响力呈现出先递增后递减的趋势。[9]而在大数据时代，高校研究生思政课课程可以基于多样性、共享性和互动性的网络教育资源，构建开放式、自适应式、个性化的研究生学习数据库。研究生根据自身知识状况、能力水平，开展个人自主网络学习或自组学习团队等学习方式，完成课程设定目标。教师依据研究生学习数据库，获取学生与学习内容的交互情况，提供个性化的跟进策略，通过可视化的学生学习报告调整教学进程和重点，借助自适应引擎以及干预引擎的调整，开展针对性课堂研讨、专题讲座、个别辅导、社会实践调查等方式，在线即时化解学生思想行为存在的问题，实现一个完整的自适应学习过程。

3. 关联性原则。作为大数据应用的重点之一，可视化技术不仅以时效性更高的方式向给教师、管理人员、系统开发人员直观简明呈现研究生思想行为动态，还能够大幅减少处理与反馈时间，根据不同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需求，挖掘出具有潜在价值的关联信息，利用自动算法替代人工决策，降低预测风险。通过云端分立的数据库彼此相联，将研究生的学习、生活、交往进行多维度的联机分析，呈现出一个宏大的教育培养场景，并以简洁明了的方式呈现给相关各职能部门。以可视化方式即时呈现出不同研究生的个体需求和思想特点，重点关注思想行为动态、价值取向和社会热点难点等领域，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决策科学化、教学质量评价客观化、监督制约过程化提供重要的实证支撑。

（二）与时俱进的联动模式

目前，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在相关教育管理部门的统筹领导下，已经形成四种教育主体齐抓共管的培养格局。

在大数据的背景下，整合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建立与时俱进的新型联动机制势在必行。新型的联动机制应该在坚持客观公正、公众利益优先伦理原则和遵循法律的框架下挖掘和运用研究生的相关信息，建立各层次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平台，与数据资源丰富的学工部门、学校后勤服务部门、银行、通信部门等建立良好合作关系，完善四方主体之间的组织管理机制、沟通协调机制、考核激励机制和制度保障机制。[10]

提升管理主体对大数据重要性和功能性充分认识：从评价体系入手明晰激励性政策，搭建数据搜集系统平台、明确公开性数据和个人隐私数据界限、推导数据分析技术及算法公式、增加数据挖掘人员能力素质以及硬件软件数据采集财政投入。

责任主体和服务主体通过系统性网络平台的数据反馈，为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切入点。深入挖掘学生数据信息之间的关系，寻找具有价值的教育内容，并有效地运用于教育活动。通过把握学生的真实想法，了解其思想动态，适时引导学生走向自我完善。

调整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传统课堂教学和考试成绩为主导的现状，调动授课教师应用大数据教学的主观动力。通过动态把握教学质量和学生思想行为状态的即时呈现，尊重研究生的主体性、差异性和特殊性来积极适应大数据时代带来的新变革。

（三）人文个性的教育方式

1. 基于资源的数字化传播模式。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丰富数据信息的整合创造了条件，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大胆创新数据传播方式，完善在线教育平台，实现政府部门、学校、社会团体机构之间实现数据资源的共享。通过当前流行的慕课和微视频这些大规模数字化在线开放课程和模块，丰富扩充的教學内容，优化教学方法，通过数字化学习工具和分析预测技术的使用，推荐研究生自主学习、自主探究、自主发现切合实际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通过多样化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开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帮助形成正确的信息选择心理机制。

2. 基于交流的数字化反馈模式。大数据支持突破时空限制的交流、互动与反馈，因而也可以为研究生教育主体实施基于交流的数字化教育模式创造便利的条件。通过运用“互联网+”技术，依托研究生人手一机的移动终端，以微信、QQ、微博为手段成立新媒体联盟，尝试建立微信公众号和网络互动社区，围绕教书育人、实践育人、学术育人的几个重要的培养环节开展心理咨询、职业教育、创新创业等主题微话题讨论、微主题班会的系列教育活动。相关的软件工具对每位学生的自主探究结果进行自动跟踪和统计，从而形成网络舆论引导能力和网络信息管理能力大数据。

3. 基于评价的数字化管理模式。由于大数据提供的多维丰富信息能实现科学而精确的管理评价，所以大数据能够基于评价的数字化管理模式，帮助研究生教育主体实施更加精细化、个性化以及智能化教育管理。当下的高校研究生是伴随着互联网技术成长起来的，通过QQ、微信、微博等日常网络社交媒介生成的大量数据，不仅是反映研究生思想、行为和情感的客观载体，而且还是提取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性信息的重要源泉。[11]大数据为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搜集和运用这些信息资源的科学范式，使我们可以更加客观、真实、精准地挖掘出研究生的需求，及时、有效地收集和获取有关研究生个体和群体的学习偏好、行为模式、人际交往等等多种数据和信息，适应多维度评价的要求，实现较为准确的科学评价，并针对不同研究生群体提供个性化的培养方案以及智能化的教育管理。

参考文献：

[1]2016微信用户数量统计[DB/OL].http：//www.didown.com/news/29040.html.2016-01-11.

[2]每天查询量33.3亿百度搜索量已超过Google[DB/OL].http：//tech.huanqiu.com/internet/2013-03/3753761.html.2013-03-21.

[3]张炳剑.海量数据正在颠覆传统商业思维[N].文汇报，2013-03-01（00C）：1-4.

[4]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恩·库克耶.大数据时代[M].周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5]田晓玲.大数据时代带来更理性、更可靠的决策[N].文汇报，2013-03-11（00A）：1-5.

[6]何克抗.大数据面面观[J].电化教育研究，2014（10）：9-12.

[7]统计局发布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DB/OL].http：//www.gov.cn/shuju/2017-02/28/content_5171643.htm.2017-02-28.

[8]李怀杰，夏虎.大数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创新探究[J].思想教育研究，2015（5）：48.

[9]李家文，魏寅.我国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完善-基于对华中师范大学的调查[J].社会主义研究，2016（3）：132-136.

[10]凌小萍，邓伯军.大数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探究[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66.

[11]王寿林.大数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研究[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5（6）：86.

作者：朱芊

认识的主体性分析论文 篇3：

康德艺术哲学的自由观

摘要　康德艺术哲学分别从艺术本体以及艺术创造主体的角度，分析了艺术与自由以及天才与自由的关系。艺术与天才的自由本质在于其判然有别于动物的本能活动，也完全不同于人类其他缺乏独创性、或基于利害关系考虑的活动。因此，康德艺术哲学的宗旨，就是通过艺术与天才的自由本质来彰显人作为自由存在物的本质。

关键词　康德艺术哲学；艺术；天才；自由

作者简介　申扶民，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广西南宁530006

康德美学的出发点和核心并不是艺术，而是为了沟通存在于自然与自由之间的鸿沟，实现从自然向自由的过渡，通过对自然的审美，让自由在自然之中显现出来。人的自由是在同自然的审美关系中彰显出来的。人的主体性是通过自然的审美镜像映射出来的。因此，自然而非艺术才是康德美学的核心所在。康德对自然美和自然崇高的分析构成了“审美判断力批判”的主干部分，虽然在这二者之中也不乏对艺术的分析。事实上，从“审美判断力批判”的结构上来看，直到第43节开始，康德才专门论述艺术和天才。至此，康德美学才转向艺术哲学。康德美学的艺术哲学转向并不是因为艺术对于美学的不可或缺，而是因为从根本上来说，艺术对于实现人的自由的道德使命具有重要意义。

一、艺术与自由

康德把艺术看作人的有理性的自由活动的创造物，将它分别同自然、科学以及手艺等进行比较，以见出艺术与它们之间的差异，从而突出艺术所独有的特征。

(一)康德将艺术与自然进行比较，分析二者之间存在的区别。康德此处所谓的自然是指出自动物本能活动的产物，而非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因而，与之形成对比的艺术便是人类“通过自由而生产、也就是把通过以理性为其行动的基础的某种任意性而进行的生产”。艺术是人作为理性主体，超越自然本能的自由活动的产物。与之相反，任何源于动物本能活动的产物，无论在何种意义、何种程度上都只是自然律支配之下的非理性的活动结果。因此，尽管蜜蜂的蜂巢合乎规则，然而，由于蜜蜂“决不是把自己的劳动建立在自己的理性思虑的基础上，则我们马上就会说，这是它们的本性(本能)的产物，而一个产品作为艺术只应被归之于艺术的创造者”。蜜蜂出自其与生俱来的本能而建造的蜂巢，不管在结构上有多么完美，都因为在它上面见不出任何目的和理性而不能称之为艺术。事实上，康德对于艺术与自然的区分在更为深刻的意义上，反映了人与其他自然存在物尤其是动物之间的本质性区别。人与动物之间的区别首先表现为，人的生产是一种有意识的对象化的创造性实践活动，而动物的无意识的本能生产却只生产满足自身生理直接需要的东西。这一区别直接导致了二者间的第二种区别，即动物的生产只是一种纯粹受肉体需要支配的片面的物质性生产，而相对于动物的片面性生产，人的全面性生产则不仅是为了满足自身肉体需要的物质性生产，而且表现为超越生理本能欲望的精神性生产，并且从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来说，唯有这种精神性的生产才是人在根本上区别于动物的“真正生产”。最后，正是因为动物的生产是在自然律支配之下的本能生产，因此动物永远只能在同一水平上重复生产自身以及自身所需要的产品，因而无论自然演进的物理时问如何变迁，世事如何沧海桑田，蜜蜂及其建造的蜂房都凝固在某一时间点上，从此永恒不变，从而永远处在与其他自然存在物互为手段与目的的循环之中。而只有人能超越自然律的束缚，通过理性为自己立法，因而能够有目的地根据任何一种尺度进行生产，不仅按照物理规律进行物质生产，而且按照“美的规律”进行艺术等精神生产，正是在生产活动的过程中，自然不断向人生成，人成为自然的最后目的。因此，康德对于艺术与自然的区分，实际上是将包括艺术生产在内的人类生产与动物生产进行比较，从而在最根本的层面上将艺术的自由性与动物产品的本能性区别开来。

(二)康德分析了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差异。一方面，康德认为艺术并非与科学毫不相干，相反，“对于在其全部完满性中的美的艺术而言，要求有许多科学，例如古代语言知识，对那些被视为经典的作家的博学多闻，历史学，古典知识等等，因此这些历史性的科学由于它们为美的艺术构成了必要的准备和基础”，因此，尽管艺术不同于科学，科学却是艺术不可或缺的基础。然而，另一方面，康德却更为注重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区别。首先，就康德批判哲学对人的全部能力的知、情、意三分法来说，科学是人们根据合规律性原则对于对象的知性认识，而艺术则是人们根据合目的性原则对于对象的审美判断。虽然康德哲学的认识论是“人为自然立法”，强调人在科学认识中的主体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就是人随心所欲的主观臆断，客观对象与先验知性范畴的一致仍然表明的是合规律的必然性。而艺术则可以通过想象力而超越必然性的束缚，将人的自由在自然之中显现出来，揭示的是合目的的自由性。其次，艺术与科学的区别表现为，艺术是创造性的，而科学则只是对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揭示。因此，“发明某件事是与发现某件事大不一样的。人们所发现的事是被看作从前已经存在着，只是还没有被人知晓的”。艺术不是对于事物的发现，因而就不可能是对事物的纯粹模仿，而是对并不存在的事物的发明和创造。与之相反，科学不是对于事物及其规律的发明，而是对它们的发现和揭示，科学的本质就在于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如实地揭露出来，它所要求的客观公正不容许任何主观创造性的因素，因此，尽管任何伟大的科学发现都有赖于人的努力，但在根本上都只是将既存和已有的东西揭露出来而已。因此，在艺术与科学二者之中，艺术更能体现人的主体创造性自由。最后，康德在实践哲学的层面上区分了艺术与科学。在第三批判的“导言”里，康德把哲学划分为自然哲学的理论部分与道德哲学的实践部分这样两个部分，并且认为实践并不等同于实践哲学。在康德看来，在按照自然概念的实践和按照自由概念的实践之间，存在着本质性的区别，“如果规定这原因性的概念是一个自然概念，那么这些原则就是技术上实践的；但如果它是一个自由概念，那么这些原则就是道德上实践的；而由于在对理性科学的划分中完全取决于那些需要不同原则来认识的对象的差异性，所以前一类原则就属于理论哲学(作为自然学说)，后一类则完全独立地构成第二部分，也就是(作为道德学说的)实践哲学”。合规律的技术实践属于作为自然哲学的科学，而合目的的道德实践则属于作为道德哲学的伦理学。至于艺术该划入哪一领域，康德认为应该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来看。一方面，“一切技术上实践的规则(亦即艺术和一般熟练技巧的规则，或者也有作为对人和人的意志施加影响的熟练技巧的明智的规则)，就其原则是基于概念的而言，也必须只算作对理论哲学的补充”。也就是说，艺术作为人的实践活动，并不能完全脱

离同科学之间的联系，而是需要一定的知识基础。而另一方面，“这样一类实践规则并不称之为规律(例如物理学规律那样)，而只能叫做规范：这是因为，意志不仅仅属于自然概念，而且也从属于自由概念”。实际上，艺术作为人的合目的的创造性活动，康德更强调的是它所体现出来的人的主体性自由。就此而言，康德更倾向于将艺术与作为道德学说的实践哲学靠拢。事实上，康德将美看作道德的象征，正好证明了康德的这一倾向。

(三)康德通过艺术与手艺的比较。认为“前者叫做自由的艺术。后者也可以叫做雇佣的艺术”。艺术是自由的，好像只是一种使人愉快的游戏，因此，艺术作品的创造对于其创造者而言是令人愉快的，合乎目的的。反之，由于手艺是一种雇佣的劳动，出于报酬而被迫去从事，因而它对于劳作者来说是辛苦而具有强制性的。通过二者之间的这种反差的对比，从而揭示出艺术的自由性与合目的性。艺术与手艺的本质区别倒不在于它们自身，而是通过它们所体现出来的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只是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艺术才逐渐从这种充满强制性的机械活动中独立出来，成为一种彰显人的自由的实践活动。只有按照“美的规律”来从事的生产，才是唯有人才具有的艺术生产，它在根本上把人的主体性自由同雇佣劳动的束缚区别开来。

康德对艺术所体现的人的自由具有非常深刻的认识，正因为如此，他才把艺术与手艺区别开来。康德将自由看作艺术的本质特征，并且认为在自由这一点上，艺术与游戏是相通的。艺术作为一种“自由活动”(Freispiel)，从其词源义方面来看，“spiel”具有“活动”与“游戏”双重含义，就此而言，“自由活动”就是“自由游戏”。对于艺术，我们把它“看作好像它只能作为游戏，即一种本身就使人快适的事情而得出合乎目的的结果(做成功)”。而对于手艺，“它能够作为劳动，即一种本身并不快适(很辛苦)而只是通过它的结果(如报酬)吸引人的事情，因而强制性地加之于人”。作为自由活动的艺术，虽然好像只是毫无目的的游戏，却又合乎人的目的，其本身就使人愉快，因而在艺术活动中，“诸感觉(它们没有任何意图作根据)的一切交替着的自由游戏都使人快乐，因为它促进着对健康的情感”。由于在艺术活动的自由游戏中，人们不需要考虑任何利益而感到愉快。从而有利于促进人的身心健康，“以至于好像体内的整个生命活动作为一种内在的骚动都由此而被调动起来了”。这种不基于任何利害考虑的生命活动正是人的自由的感性显现。与之相反，作为强制性劳动的手艺，尽管出自人的某种目的，却是为了获取报酬这样的功利性目的，因此，虽然作为劳动结果的报酬对人具有诱惑力，但劳动过程本身却是充满艰辛而令人不快的，因而手艺本质上是一种屈从于外在压力和诱惑的实践活动，人为外部的他律所支配。通过艺术与手艺这两种同属于人的实践活动的对比，康德突出了艺术所独有的自由特征，正是在艺术作为一种自由活动与自由游戏的意义上，人的自由本质得以完全显现出来。艺术对于人的这一根本意义，正如席勒所言：“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自由与艺术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只有当人是自由的，他才会从事艺术活动；另一方面，只有当人从事艺术活动时，他才是自由的。

根据上述康德对于艺术的基本特征的分析可以看出，艺术不仅因为区别于动物的本能活动而揭示了人的自由本质，而且由于不同于科学与手艺等其他人类活动，更为深刻地表明了唯有创造性的、不基于任何利害考虑的活动才真正反映了人的自由实质。

二、天才与自由

康德的天才论是同其对于美的艺术的看法紧密相关的，康德是从艺术创造主体的角度来看待美的艺术的，美的艺术决非一般意义上的艺术，而是天才的艺术。相对于美的鉴赏判断之中审美欣赏主体的自由而言，天才集中体现了美的艺术的创造中艺术创造主体的自由。

(一)独创性是天才的第一特征。这是因为天才“是一种产生出不能为之提供任何确定规则的那种东西的才能：而不是对于那可以按照某种规则来学习的东西的熟巧的素质”。天才不遵循任何确定的规则而能够生产出美的艺术，这表明它是一种原创性的才能。在此意义上，它是与模仿完全对立的创造，体现了艺术创造主体不受外在规则支配的主体自主精神。在传统的艺术模仿说中，艺术家只需要忠实地模仿外部自然，而不需要任何创造性的才能，因此，人们在艺术作品里只能看到惟妙惟肖的“第二自然”，而艺术家本人的思想却是无迹可寻。就此而言，在艺术生产中，是自然为人立法而非人为自然立法，因而艺术生产对于艺术家来说，只是受自然律所支配的他律活动，而不是出自主体自律的自由活动。与模仿相对立的天才，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作为艺术才能的发明，更为根本的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发现和确证。当然，天才的独创性所体现出来的人的主体自由精神，并不意味着人随心所欲的为所欲为，而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并不是任何率性而为的生产都能称之为艺术，我们只能把“通过自由而生产、也就是把通过理性为其行动的基础的某种任意性而进行的生产，称之为艺术”。天才的独创性正是通过理性基础上的自由活动体现出来的。尽管人类的其他活动能力也不乏理性因素，却因为缺乏天才所具有的独创性而难以见出人的自由精神。在康德看来，“在科学中最伟大的发明者与最辛劳的模仿者及学徒都只有程度上的区别，相反，他与在美的艺术方面有自然天赋的人却有种类上的区别”。虽然康德丝毫没有贬低不具备天才的人的意思，但在艺术创造中天才所表现出来的主体性确实是人的其他活动所无法比拟的。即使是牛顿的《自然哲学的原理》，究其实质也只是对于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的发现，而不是人的自由创造。因此，从根本上来说，与模仿精神相对立的天才的独创性实际上就是人的自由精神。

(二)天才具有典范性的特征。康德认为，即使具有独创性的艺术创作，也有可能毫无价值和意义。因此，“天才的作品同时又必须是典范，即必须是有示范作用的；因而它们本身不是通过模仿而生产的，但却必须被别人用来模仿，即用做评判的准绳或规则”。天才的典范性表现为两个方面，即天才的作品对于其他艺术家具有示范作用以及天才为艺术评判立法。具体而言，在天才作品的示范性方面，它对于其他艺术家的示范作用并不是要求被奉为圭臬，对其进行亦步亦趋的模仿，相反，“一个天才的作品(按照在其中应归于天才而不应归于可能的学习或训练的东西来看)就不是一个模仿的榜样(因为那样一来它身上作为天才的东西和构成作品精神的东西就会失去了)，而是为另一个天才所追随的榜样，这另一个天才之所以被唤起对他自己的独创性的情感，是因为他在艺术中如此实行了摆脱规则束缚的自由，以至于这种艺术本身由此而获得了一种使才能由以作为典范式的而显示出来的新的规则”。由于天才本

身是不可能通过学习或训练来如法炮制的，因此，天才的作品也就不可能如同自然那样能够为其他艺术家所模仿。它的示范作用在于对其他艺术家的激励和启迪，使他们见贤思齐，也力求成为天才。所以，对于艺术创造来说，没有任何两个天才是完全雷同的，在一个天才的榜样作用之下所出现的另一个天才，同样具有自己不同于前者的独创性，通过独具一格的艺术创造而显现出自己的自由精神，从而又成为新的典范。在天才为艺术评判立法方面，天才是艺术鉴赏的标准。对于任何艺术的评判来说，都必须参照一定的被普遍认可的标准，而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标准。这个标准只可能是天才的作品，因为只有它才具有典范性。虽然艺术创造不能模仿天才，但艺术鉴赏却可以以天才的作品为范本，以此作为评判其他艺术的准绳。根据天才作品的尺度来衡量，就足以评判出所有其他艺术作品的高下否泰，而且从中能够看出其创作者的思想境界。

(三)天才是自然赋予的。在康德看来，天才既是不可传授的，也是不能通过模仿他人或自然而获得的，“天才自己不能描述或科学地指明它是如何创作出自己的作品的，相反，它是作为自然提供这规则的”。康德将人的诸认识能力划分为知性、理性以及判断力三种，而天才作为人的一种能力，却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在构成天才的各种内心能力中，想象力是最基本的一种能力，天才就是以此为基础的先天直觉能力。这种直觉能力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但康德并不把这一特性归之于神灵，而是归之于自然。尽管在艺术创造中，是人为艺术立法而非自然为艺术立法，但天才的立法作用必须如同自然那样，于无目的之中见出合目的性，也就是说，天才的创造应当同自然有机体的生成如出一辙。因此，对于康德来说，天才所创造出来的“第二自然”，并非对自然的模仿，而是意味着天才的作品必须“显得不像人为，亦即其目的不是直接表露出来，而是好像自然那样，是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形式。才能引起审美感受”。用康德自己的话来说，“一个艺术品显得像是自然却是由于，尽管这产品惟有按照规则才能成为它应当所是的那个东西，而在与这规则的符合中看得出是一丝不苟的；但却并不刻板，看不出训练有素的样子，也就是不露出有这规则悬于艺术家眼前并将束缚套在他的内心能力之上的痕迹来”。虽然艺术是人为的产物，却必须像是不显露任何人为痕迹的自然，艺术所包孕的人的目的是在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当中显现出来的。也就是说，天才的艺术，“它的内容必须是伦理道德(理性理念)的，它的形式却必须是审美(无目的的目的性)的。在这里，艺术仍然是自然与人(伦理)、规则(形式)与自由(‘心灵’)、审美(合目的性形式)与理性(目的概念)、趣味与天才、判断与想象的对立统一。在康德，艺术与审美的根本特征就在这种自由的统一”。因此，天才类似于自然的地方，就在于其符合道德理念的自由是以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艺术创造表现出来的。天才只有如同自然那样，才能作为人的理性活动，“表现出人们所追求的自然与自由的结合，合目的性与必然性的结合，实践功能与理论功能的结合；天才以无目的的符合目的性创造出美的艺术”。

(四)天才为美的艺术立法。康德认为。天才“不是为科学，而是为艺术颁布规则；而且这也只是就这种艺术应当是美的艺术而言的”。在天才与科学的对比方面，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天才是独创性的，而科学是模仿性的。科学就其本质而言，“终归是摆在按照规则进行研究和思索的那条自然道路上的，而与通过勤奋并借助于模仿而能获得的东西没有种类上的区别。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很好地学会牛顿在其不朽的著作《自然哲学的原理》中所讲述的一切，虽然将它们发明出来也需要一个伟大的头脑”。科学上的伟大成就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作出的，它需要牛顿式的伟大人物，但它一旦被发明之后，却可以为他人所模仿和学习。科学从根本上来说并非对自然规律的发明，而是对自然规律的发现，因为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它的存在与否并不取决于人类。因此，客观真实性是科学的基本特征，它虽然需要人的努力探索，却只需也只能以揭示自然的本来面貌为己任。相反，对于艺术创造来说，任何天才的艺术创造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个”，都展现了创造者自身特有的自由精神，这种自由精神既是天才自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也不是任何他人所能模仿的。因为每一个人自身都是目的，作为这一目的的自由是每个人自己创造的，而不是效仿他人所能获得的。在天才为美的艺术立法方面，天才的自由精神只可能体现在美的艺术之中。因为在康德看来，美的艺术“必须在双重意义上是自由的艺术：一方面它不是一种作为雇工的劳动，后者的量是可以按照确定的尺度来评判、来强制或付给报酬的；另一方面，内心虽然埋头于工作，但同时却又并不着眼于其他目的(不计报酬)而感到高兴和兴奋”。美的艺术作为自由的艺术，只有在天才为它立法的意义上才是可能的。实际上，天才为美的艺术立法本质上就是人为自己立法。天才在从事于美的艺术的创造活动过程中，具有道德理念，因而能够根据道德律为自身立法。只有作为一个道德自律的主体，天才的艺术创造才能不为外在的功名利禄的他律所支配和束缚，从而成为一个自由自主的人。

三、结语

康德的艺术哲学在结构上与其哲学的“建筑术”风格似乎并不吻合。从结构上来看，康德对于艺术的论述集中在第43节至54节，这些部分归属于“纯粹审美判断的演绎”这一标题之下。表面看来，这同康德的思想自相抵牾。因为根据康德的观点，唯有不基于任何概念、目的以及非功利的审美判断才是纯粹的审美判断。依照康德本人的看法，只有对于自然美的审美判断才是唯一的纯粹审美判断，因为自然作为人的审美对象，是以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为条件的；反之，由于艺术是基于一定概念和目的基础之上的人的创造物，因而不可能成为纯粹的审美对象。然而，既然康德最终却又将艺术看作纯粹审美判断的对象，那么就必须为之寻求解决这一悖论的途径。为此，我们必须考察一下康德艺术哲学产生的思想背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康德在写作第三批判的同时，也在撰写一系列历史哲学论文。其中，《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1784年)和《人类历史起源臆测》(1785年)，集中体现了康德的历史辩证法思想，在自然向人生成的进程中，包括艺术与科学在内的人类文化在推动人类前进的同时，也产生了双刃剑的负面影响，但它最终还是使人类走向道德共同体的自由。康德的这一思想无疑对第三批判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康德一方面修正了此前对于艺术的消极看法，认为只有像是自然的艺术才是美的艺术；另一方面，从艺术创作的角度出发，通过天才来界定美的艺术，自然通过天才为美的艺术立法。因此，美的艺术是在与自然相通的意义上，才不仅可以作为纯粹审美判断的对象，而且能够作为道德的象征而存在。康德的艺术哲学同样遵循自然审美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原则，通过美的艺术的创造和鉴赏以显现人的自由。

责任编辑：陈梅云

作者：申扶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