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自由裁量权研究论文

摘要：2015年，随着“两会”的胜利召开，税收已不再是一个孤立而简单的课题。“税收法定”再一次进入学界视野，同时也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从实际角度上出发，自2013年11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将“落实税收法定”作为我国财税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以来，我国国内对于“税收法定”的呼声就从未停止。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行政自由裁量权研究论文 篇1：

新时期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实证研究

[摘要]行政自由裁量作为现代行政法中的核心概念，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和研究。从积极方面看，它有着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行政管理的价值诉求。然而，它亦是一把“双刃剑”，若把握不好。滥用裁量、侵害权利的问题也会随之产生。文章选择从“裁量标准”入手，结合泉州市细化裁量标准，约束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实践探索，在僵化和规范之间寻找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一个“度”，以真正实现自由裁量的价值。

[关键词]自由裁量权；裁量标准；行政权力

[作者简介]吕安娜，中共丰泽区委党校教员，福建泉州362000

[文献标识码]A

一、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概念分析

“自由裁量”源于西方法律文化，是一个法理上的概念，由于各国政治制度、法治背景、监控机制等的不同，国内外学者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概念还没有统一的界定，归纳起来，主要是有广义的和狭义的理解。采用广义理解，如美国学者戴维斯(K·C·Davis)将其阐释为：“只要对公共权力的有效限制不足以排除行权者进行判断和自由作出选择的可能性，就存在着自由裁量权。”他认为，裁量就是权力持有者在各种行为中選择的过程，也就是在可作为与可不作为之间作出选择。而狭义的理解，他们只是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适用“自由裁量”，即行政执法领域。在我国，罗豪才在其主编的《行政法学》中认为：“自由裁量权是指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行政机关根据其合理的判断，决定作为或不作为，以及如何作为的权力。”归纳起来，自由裁量权必须以法律规定为前提；在法定限度内进行；行政主体根据情事所需依自己的意志判断作出选择。

二、裁量标准

裁量标准又称为“细化标准”，本文使用“裁量标准”一词。裁量标准制度自20世纪90年代在我国萌芽以来得到蓬勃发展，目前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同时也成为“法治政府”的一个标志。

对于裁量标准的界定，有学者这样定义：“行政执法主体对法律规定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空间，根据过罚相当原则并结合本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治安以及执法范围等情况，理性分割为若干裁量格次，每个格次规定一定的量罚标准，并依据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悔过态度，处以相对固定的处罚种类和量罚幅度，同时明确从轻或从重处罚的必要条件的一种执法制度。”

裁量标准是指在法律规定的裁量空间内，依据立法者意图和原则，在行政法律规范所预设的范围内，行政机关结合执法经验和裁量所涉及到的各种不同事实情节，将法律规范预先规定的裁量范围加以细化，并设立相对固定的判断标准。它包含以下基本要素：第一，设定裁量标准的主体是行政机关(行政执法者)；第二，条件是行政法律规范没有提供处理具体行政案件所需要的完整的判断标准(立法者授予执法者以裁量权)；第三，依据是立法者意图和原则(过罚相当原则、比例原则等)；第四，在行政法律规范预设的范围之内；第五，具备科学的细化标准方法(如泉州市工商局划分的三级九档处罚裁量体例)。

三、推行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现实意义

规范行政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重要内容是应时之需，在现阶段推广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

1.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行政执法中的腐败现象

腐败产生于权力本身而且与权力的制约程度有关，对权力的限制越少，产生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大。执法人员办“关系案”、“人情案”、“油水案”也逐渐增多，行政执法中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合法不合理”现象，助长了执法腐败。因此，对行政权力加以限制和规范，将权力的运行过程公开化，堵塞可能产生腐败的漏洞，使行政自由裁量权得到合理正当行使，这对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具有重要的意义。

2.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有效载体

合理行政是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2007年10月，泉州市在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系统、环保系统、工商系统和泉港区政府、安溪县政府等5个单位开展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试点工作，在全面梳理规范阶段，共梳理了128部法律、224部行政法规、331部部委规章、106部地方性法规、24部省政府规章，共有2059项行政处罚法律条款被细化为8181项。根据适当、合理的原则进行分级设档，使行政执法人员在作出具体执法行为时有了更加准确的参考依据，确保执法结果更加公正合理。同时，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过程也是学法、懂法和用法的过程。

3.有利于建立责任政府。提升政府形象

行政权力运行公开，扩大了公众的参与范围，保证了公众的知情权，使行政权力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扩大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提升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4.有利于提升政府效能。树立绩效标准

规范行政权力运行，政府通过实行“一站式服务”、充分授权、“一审一核”制等方式简化了办事流程，提高了办事效率。权力规范运行时的执法行为就是最有效率的行政行为。

5.有利于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软环境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在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里，政府有责任营造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市场环境。如果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政府权力不正当地介入经营行为，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也就会产生“权力寻租”现象，必然会造成竞争的不平等，违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初衷。政府的权力行使必须科学、规范，才能保障经济活动的顺利开展。

6.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细化裁量标准有利于行政机关在具体行政行为中减少失误，在法律的框架内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并教育行政相对人遵纪守法，及时化解社会矛盾，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促进社会和谐。

四、规范自由裁量与约束行政权力的动因分析

1.内因分析

权力的自身特性导致权力倾向腐败，规范权力运行是反腐倡廉的前提。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在《权力与自由》一书中指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也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而腐败的本质就在于公权私用。缩小行政权力的支配空间，规范权力运行是大势所趋。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反腐倡廉建设”作为党的“五大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被放在突出位置。报告要求各级政府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对规范自由裁量，约束行政权力运行提出了非常明确、具体的要求。

2.外因分析

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自由裁量权滥用、乱用现象层出不穷，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公平、公正、正义。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自由裁量行为在行政处罚中显失公正。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往往会发生自由裁量超过一定的标准，或超过一定的范围，出现显失公正的现象，造成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扩大或滥用。如裁量过轻或过重，具体执法行为标准不一，等等。

(2)自由裁量的目的不当。裁量的目的不当。是裁量权滥用的主要原因和重要表现。它指的是行政主体在执法过程中没有依据法律法规的条文、目的、原则和精神来执行法律，而是根据个人的好恶，或出于牟利、徇私的目的，任意扩大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范围，滥用职权，以权谋私。一是受恶意动机支配违反公共利益的行为。如某政府部门在进行户外广告招投标项目招标时，主管人员基于私人关系将项目给了报价较低的竞标者，这种行为就是因为不正当日的违反了公共利益。二是虽不直接违反公共利益，但违反法律设定的自由裁量权特定目的的行为。如某地政府确定耕地附近的行车路线应当以保护耕地为目的，但若政府指定的路线超出习惯路线大量占用了他人的耕地就属此种情况。

(3)故意拖延履行法定职责。法律法规对行政主体办理某一事项通常都规定一定的时限，在这个时限内，行政主体在何时办理有自由裁量权。在实践中，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也导致了自由裁量行为的滥用、乱用。

(4)处罚幅度调整思路单一。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行政人员对违法违规行为处罚的理解显得片面化，认为处罚就是罚款，在执行中则表现为绝对化，偏重处罚数量幅度调整，忽视处罚种类调整的倾向较为突出，给予警告、责令改正、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等案件不多。

以上种种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为，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以及公共利益都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也导致了腐败的产生和权力的异化，严重损害了行政主体的形象，丧失了民众的信任。用美国大法官道格拉斯的说法“当法律使人们免受某些统治者某些官员、某些官僚无限制的自由裁量权统治之时，法律就达到了最佳状态无限自由裁量权是残酷的统治，它比其他人为的统治手段对自由更具破壞性”。因此，要实现依法行政，遏制行政权力的异化和行政行为人的腐败，最终需要行政执法机关多管齐下，合理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

五、规范行政裁量标准以限制“自由”

围绕细化裁量标准、确定权力界限、公开权力运行等关键环节，进行制度建设和机制规范，不断创新形式和方法，以求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

1.全面清理各项行政执法法律、法规

只有当行政法规范本身具有合法性时，才会被人们所信守和遵从。泉州市努力对现行的各项法律法规进行全面梳理，如泉州市环保局出台《泉州市环境保护行政处罚依据和自由裁量权细化标准(试行)》，共梳理、细化带有环境行政处罚事项的法律9部、行政法规11部、地方性法规3部、部门规章15部，涉及法条192条，并将环境保护部门查办的主要违法行为划分为24个大类，每类包括若干个具体违法行为，然后根据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及危害程度等因素进行裁决。

2.科学合理细化裁量标准

在我国，政府机构在确定行政罚款的标准和具体数额时，一般仅适用“过罚相当”和“三段式”的原则。然而，如果法律法规为不同的违法行为设定彼此差距巨大(如10万元，5万元，1万元)的罚款数额，而为统一违法行为设定有较大跨度的罚款范围(如1元—10万，3000元—3万元)，必然导致执法人员在行政执行中拥有较多的自由裁量权，细化裁量标准是改革的关键环节，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运用范围、行使条件、实施种类等进行细化和分解，避免权力的滥用。

3.健全相关监督配套制度

为配合规范权力运行改革的有效运行，进行制度创新活动，加强了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在泉州开展试点工作中，上述5个试点单位分别从规范行为、完善程序、加强监管、落实责任等方面，建立健全了裁量公开、集体研究、民主听证、执法回避、服务承诺、备案审核、责任追究等10几类制度，制定了120项执法程序和90项监督制度配套规定，保证权力运行受到全程的监督。

4.提高执法水平

在现实的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过程中，存在着以合法之名行不合理之实，导致法律失去应有的公平公正价值。因此，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是进一步提高行政执法水平的必由之路。

5.保证行政处罚的公平正义

作为行政管理核心部分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规范对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作用巨大。通过对裁量标准、裁量种类、裁量幅度等的规范，促进了执法部门规范化办案，同时通过“阳光执法”“公开执法”，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开、公平、公正。

总之，通过细化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标准，建立相匹配的制约机制，最大限度地缩减自由裁量权限的空间和弹性，减少或消除因条件模糊、人为因素造成的自由裁量的随意性，从而达到规范行政权力，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目的，才能适应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和现代行政管理的价值诉求。

[参考文献]

[1]王锡锌.自由裁量与行政正义——阅读戴维斯自由裁量与正义[J].中外法学，2002，(1).

[2]阿克顿.自由与权力[M].侯健，范亚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3]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美国最高法院判例汇编：第98卷[z].

[责任编辑：钟山]

作者：吕安娜

行政自由裁量权研究论文 篇2：

论税收法定原则下的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基本理论研究

摘要：2015年，随着“两会”的胜利召开，税收已不再是一个孤立而简单的课题。“税收法定”再一次进入学界视野，同时也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从实际角度上出发，自2013年11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将“落实税收法定”作为我国财税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以来，我国国内对于“税收法定”的呼声就从未停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的内在必然要求，也是我国作为人民主权国家的本质所决定的。行政自由裁量权作为行政权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无疑是推行坚持依法行政所必须严格把控的重要内容。税务系统作为我国重要的行政机关，在其行政领域要做到依法行政最为重要的最为根本的就是依法治税，它同样离不开规制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所以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研究刻不容缓。

关键词：税收法定原则；依法治国；税务行政自由裁量

一、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含义

在行政法学理论上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界定是非常重要的，税务机关作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一个自由处置权的行政主体，也受到各种限制和约束。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以下简称《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税务机关有权在规定的期限内对纳税人应该进行的申报而未申报，便可以自由选择一万元范围罚款。税务机关行使权利必须符合法律的本意，不能随意所为。根据<<税务行政法>>第六十条规定的规定，对于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纳税申报手续的，税务机关不能进行处罚。如果第一次是应为的纳税义务，纳税人不知道纳税申报期限，则税务机关应告知纳税人限期报告，并可处以2000元以下罚款，或免于处罚；对于限期也不进行申报的或对于累犯处就应该处以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这更符合立法的目的，但也更符合合理性。因此，筆者认为，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是由法律赋予的，税务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应根据立法的目的和合理的自由裁量原则，对自由裁量权的自由选择作出决定。税务机关可以明确授权的范围，认为行政目的是由自由裁量权的自由裁量权派生出来的，行政行为的权力。

二、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来源于税法的授权

税法有多种来源，包括宪法、法律或者其他法规，以及其他相关税收规定。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过程中行使酌情权必须在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授权范围内，如果经授权税务机关不依法作出的各项税务行政决策，便可以说是一种超越法律授权的不法行为。税收法是对税务自由裁量权做出授权的法律，但它可以被理解为通过法律解释或法律推理的存在，当法律规定没有明确规定。如《税收征管法》63条规定，对逃税行为，除应征税、征收罚款外，还应“罚税不缴纳或缴纳税款不少于百分之五十至五倍以下罚款”。税务机关在对逃税的处罚应根据情况选择罚款数额，必须在法定授权的五倍以下法定范围内进行处罚。

三、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具有一定的弹性空间

按照税收征管法的规定，国家税务机关人员在面对复杂的税收征收与管理情况时，可以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和选择。税务机关可以做出作为或不作为行政行为，这样的自由的选择空间确属不小。但是，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也只是相对的自由，并不是没有限制的自由，比如受到各种税收法律基本原则、法律法规制度等的制约和管理，总之税务人员不可能任意作为。

四、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具有强制性

在现有法律体系下，依据我国相关法律和理论，税收包括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等三大基本特性。强制性作为税收三大特征之首，其代表的是国家的政治权力，不存在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具体表现在第一，税收相关规则是通过税法法律的形式来确定的，行使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税收主管机关是在法律的规定和意志下进行税收管理活动的，对管辖范围内的纳税人必须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对于违反税法法律的行为必然会受到税法等法律的严厉惩罚。此外，经过依法授权的代缴义务人也必须依照税法的相关规定履行其法定职责，如果没有依法履行好法律赋予的职权，也会面临法律的处罚。可以看出，税务机关和税务工作人员在税收征管的过程中，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存在一定的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但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也必须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

五、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具有第一性的效果

首先定性的是税务机关一旦做出的决定，应当事先假定其符合法律规定，对纳税人和财务代理人、纳税担保人和税务行政相对人，对纳税人和相关义务人，纳税担保人等未按照规定缴纳税款和逾期滞纳金，如果认为税务机关的税务决定侵犯到了自身的合法权益，可以在法律范围内提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另外第100条规定的税收征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纳税人和预缴纳税人、税务机关确定征税对象、征税主体、征税范围、减税、适用税率和征税依据、纳税地点、征税办法等具体行政行为纳税人能不予理睬，必须首先按规定缴纳税款或者提供担保，如果相关利害人不申请行政复议，那么高等法院便可以不予受理其诉讼行为。当然，税务局的效力并不意味着行政行为必须真实和合法，也不能否认，没有税收的行政行为最终是对的，依法由国家有关部门依法进行审查和确认。

六、小结

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研究将有利于更好的指导实践，将会提供给我们营造一个公正合理的税务环境，这将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提高纳税者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反过来也将完善税务自由裁量权的相关法律制度。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合法行使将让人们看到正义、公平的曙光，并让纳税者成为笃定的信仰者，因此税务自由行政裁量权的研究极大地保障了社会经济利益，保障了社会公平。

参考文献

[1]傅国云.行政自由裁量与权力制约的法律思考[J].行政法学研究.1994.

[2]王锡锌.自由裁量与行政正义—阅读戴维斯〈自由裁量的正义〉 [J].中外法学.2002.

[3]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1卷）[M].法律出版社，1998.

[4]汪诚.税务行政决定的撰写制度初探[M].资阳国税调研，2002.

[5]威廉·韦德.行政法[M].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作者简介：高宁一，女，汉族，吉林省长春市人，吉林财经大学经济法硕士研究生。

作者：高宁一 许京湘

行政自由裁量权研究论文 篇3：

标准对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规范路径研究

技术标准在税法领域的适用以达成对自由裁量权的规制是否符合税收法定，主要存在着技术标准本身适用于税法体系是否符合税收法定，以及适用方式是否符合税收法定两方面的问题。而技术标准其本身有着对课税要素明確性的支撑，且该种引用仅为一种技术手段，并不构成对课税要素法定的冲击，因此其适用本身是符合税收法定原则的，但是，目前适用方式还存在一些问题，应当予以改进。

一、“悦达卡特”案引发的思考

（一）案情简介

常州市国税稽查局于2014年9月3日确定悦达卡特公司为待查对象，对该公司石化产品的消费税纳税情况进行相关的立案检查。该稽查局于2015年8月7日认定悦达卡特公司在2011年1月至2013年12月期间所生产销售的“生物重油”，没有按照消费税的应税产品进行申报纳税，要求该涉案公司按燃料油消费税的税率补缴消费税相应的税款。

涉案悦达卡特公司不服，向常州市国税局作出了行政复议的申请。而常州市国税局于2015年11月10日作出了“维持常州市国税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的行政复议决定。

因对复议决定表示不服，悦达卡特公司遂诉至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常州市国税稽查局有权对税务违法案件进行查处，其按照现行法规，将涉案“生物重油”归类于成品油的决定有理有据。常州市国税稽查局所作的税务处理决定，程序合法、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因此，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悦达卡特公司的诉讼请求。

悦达卡特公司对一审判决仍然不服，主要是其认为，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将涉案的成品油——“生物重油”认定为燃料油缺乏依据，因而提起上诉。上诉至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但二审法院常州市中院审理后作出维持原判的最终判决，至此案情结束。

（二）问题反思

如今，案件已经终结，但却遗留了一个问题供我们思考：税务机关在对油品是否属于某一税目进行裁量时，相关技术标准是否能对此类裁量构成限制，这种限制是否符合税收法定原则。

我国现有消费税相关法律文件里只有对相关税目名称的列举，并无精确界定。而当翻阅《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一类的文件，尽管规则制定者在其内容中细化了成品油应税项目的范围，却还是没能准确地界定相关石化产品的形态属性究竟为何。

成品油是消费税制度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成品油的税目往往需要对其化学式、形态、制备工艺等多方面进行规定。

但就目前而言，我国在这方面的规定不仅少，而且层级都偏低，往往以国税总局的通知或是回复的形式发出。倘若翻阅这些文件，就会发现除了财税[2008]167号文中，存在着对于所有成品油税目的全覆盖式的说明外，其他的规章都仅仅只针对七个税目中的某一个进行了说明，并且大多数都仅仅只是反向地，意在说明某一石化产品是否属于该税目，而非正向地阐述某个税目究竟包含了哪些应税产品。

这就意味着，面对日新月异的成品油市场，由于我国成品油对于税目的规定还相当不完善，我国税务机关对油品判定的自由裁量权还将长期存在。目前我国对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是一种趋势，目前各地也都出台了一些裁量基准对裁量权予以规制，但是目前这一类裁量基准还只集中于行政处罚领域，因此，本文对引入技术标准作为税务自由裁量权的限制进行考察，以期找到一条破解之路。

二、成品油消费税领域的技术标准概述

（一）技术标准内涵及其类别

标准是一种技术要求，这一类技术要求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人为地做出了安排，使得它们能够统一地适用于各个领域。标准的产生就是为了广泛而统一的重复适用，并且标准的出台往往是源于多方主体的自愿与合意。因此也有人认为，标准是一种软法，即在表明其虽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在某种程度上又具有实际上法效力。

在我国，存在着强制性标准。有学者认为，虽然强制性标准在名称与形式上被归类为标准，但由于其自身所带有的强制性，也不可断言说其没有法的特点。原本通说认为，并不存在一个介乎于强制性的技术法规与非强制性的标准之间的过渡产物——强制性标准，但是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为了满足世界贸易组织对标准的定义，在2000年发布了若干规定的文件，在该文件中直白指出，中国的强制性标准是一种技术法规。而在之后的入世文件中，我国政府则更直接把强制性标准当作技术法规来处理，将我国的强制性标准以技术法规的名义通报。

不过需要指出，在我国，这些在官方文件中被称为技术法规的强制性标准仍然不是法律。首先，强制性标准由于其以标准化理论为基础因此并无法律属性，至于其强制性，则是由其他配套法律，例如《标准化法》所赋予的，因此并不能说强制性标准具有强制性，因为他的强制性要依附于其他规范性文件才存在;而法律本身即具有强制性。并且，在制定程序上，二者也有很大的差异。有关法律规定，强制性标准由国务院依据职责负责强制性国家标准的机构负责相关的制定工作;而技术法规已然是法律了，自然需要严格依照《立法法》规定的法定的立法程序进行制定。因此，根据以上两个本质区别，尽管在官方文件里被称为技术法规，但是强制性标准依然不能算作是法律。

举重以明轻，既然我国的强制性标准不能认定为法律，那么推荐性标准以及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其本身自然也不是法律。

（二）成品油消费税中技术标准的应用

技术标准在成品油消费税中主要以援引的方式存在。成品油领域的技术标准种类繁多，但适用仅仅存在于国税总局的规章之中。目前的各项法律文件中，对于技术标准的引用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就导致了在引用的程度上不同法律文件之间的差异。有学者认为，法律与标准契合的模式可以分为并入模式、静态参照模式、动态参照模式、通用条款模式四种。而就现状而言，成品油消费税领域主要存在的形式有除了动态参照模式的其他三种：

1.静态参照模式：规定了需要适用的具体技术标准

财税[2016]35号文中明确规定了需要适用《柴油机燃料调合用生物柴油（BD100）》，这是对技术标准引用最为直接清楚的一类法律文件。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当前的规范体系中，静态参照模式在援引标准时并不区分该標准是否是强制性标准，例如《润滑剂和有关产品（L类）的分类第15部分：N组（绝缘液体）》以及《柴油机燃料调合用生物柴油（BD100）》都是国家推荐标准。

2.通用条款模式：规定了需要适用的技术标准，但没有指明具体技术标准

较为典型的是《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47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50号》公告。这里只是规定了需要适用相应产品的国家标准、石油化工行业标准，但没有指明具体的技术标准。

3.并入模式：在对成品油性质进行描述时参考了相关标准

我国成品油消费税相关法律规定对应税项目进行描述时往往会列出其物理化学性质，例如《汽油、柴油消费税征收范围注释》、《汽油、柴油消费税管理办法（试行）》以汽油和柴油化学属性来定义，将其分为三种：汽油、柴油和非标准油品。立法行政人员必然不可能凭空捏造，基于法秩序的统一，可以合理地推测他们在制定相关政策时也参考了相关的标准。

三、税收法定下技术标准对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限制

由税收法定的内涵可知，想要真正地确立税收法定原则不仅仅需要将课税要件法定化，更要做到课税要件的明确化。税收要素决定了纳税人是否要纳税、纳多少税以及什么时候纳税等这些直接关系到纳税人利益的事项，所以税收要素必须要由法律来规定，而且要明确、要确定，避免使用含混不清、引人误解的用语和概念，以免出现漏洞和歧义。

而只有提高税法概念的具体程度，才能更好地保证税法的明确性，只有清晰明确的税法概念才能保证税法的准确适用。在现实中，一般仅根据典型案例加以概括抽象得出那些具有普适性的特点，而不会考虑那些特殊情形。可若采用这一类概念，又无可避免地导致模糊地带的产生，这也导致税法适用的不确定性，是立法者所遇到的困难之一。这也是相关领域自由裁量权一直存在的根源。

而在成品油税目的领域，这一难题体现得更加明显。代表问题就是针对某一种“未知”油品，税务机关认为应该纳税而企业声称不应该纳税。且石油化工行业产品种类繁多，现行正列举的方式难以覆盖所有产品，类似问题更是层出不穷，这严重影响了我国成品油消费税的征收，降低了征管效率。而标准的引入，恰好能解决税法概念的形塑问题。

而在税法领域，标准的支撑作用为对课税要素明确性的支撑，在成品油消费税领域，则表现为对税目明确性的支撑。技术标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制定法，所以技术标准支撑法律实施并不是立法权的转移或下放，应当将其视为是法律实施的一种技术手段。在技术法规中引用技术标准，仅仅意味着监管机构利用了现有共识，其仍然有权力随时更改更新立法，或者在标准失去其有效性时删除引用。因此，对标准的引用不构成对税收法定原则中课税要件法定的违反。

标准对于税收法定的作用还表现在，在不修订法律的情况下，通过标准的复审机制提高标准的质量，使法律收到“水涨船高”的善治效果，既可以与时俱进，避免规范过于陈旧，同时又迂回地避免了频繁地修订法律，破坏法律的稳定性。这是法律对标准依赖所带来的一种良性的互动。

四、当前成品油消费税领域技术标准适用存在的问题

（一）文本描述中所存在的问题

在当前我国税收文件中，技术标准在适用时的模式有三种，即并入模式、静态参照模式以及通用条款模式，这些模式对于构建一个科学、系统的技术标准适用体系还远远不足。

首先，成品油消费税的每个子税目几乎都有一个国家标准，而且各省市或多或少有地方标准。因此，对于同一事项，标准可能存在太多，而且，除了国标和地标，还有行业标准，团体标准等，多项标准易造成混乱。通用条款只声明适用“相关条款”，无法处理好这类状况。

其次，技术标准存在版本迭代，针对同一产品会产生多版本的技术标准，而静态参照模式无法做到好的区分，且不同版本标准之间的过渡期也值得关注。从标准学的角度来分析，新标准发布后，与其旧标准之间的关系有两种：一是代替，二是废除。代替的，并不意味着旧标准的作废，并且我国实例表明，更多的是代替而不是废除，旧标准依然有有效的部分。因此如何处理新旧标准之间的衔接问题也是需要注意的，但静态参照模式并不能解决。

最后，并入模式也并不完美。当前会给立法机关过大压力。标准之多，更新之快，必然会产生更多的标准，可能造成技术法规一推出就落后的局面。

（二）税收行政规范性文件与税收法定原则的背离

适用技术标准的路径本身可能已经形成了对税收法定原则的背离。以成品油消费税为例，在对税目的规定中涉及到标准引用的绝大部分的文件都是国税总局以通知的形式发布的，它们并不是部门规章，更不是行政法规，而是“税收行政规范性文件”。尽管这些行政规范性文件充斥着税收征收管理活动，但是其在实践中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税收行政性规范文件所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几点：第一，目前，能够制定税收规范性文件的主体过多，也没有严格的程序规范，易引发不同文件之间的冲突;第二，不同级别行政机关之间的相互越权也极为常见，何者优先在实务之中也难以判断;第三，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出现的文件，实质内容是税收立法，对公民的权利义务作出了规定，无疑存在着合法性的问题。

《立法法》规定税目等内容必须由法律规定，国税总局制定相应文件却是“转授权”本身就是违法的，更不用说文件本身的效力也低，是对税收法定原则的背离。

五、对策和建议

（一）在现阶段使用动态参照模式实现标准对自由裁量权的规范

动态参照模式，即参照标准不同的有效版本。采用这种模式的优点主要在于免去了立法机关寻找解决技术问题方法的麻烦，因为相应的技术问题都可以由相关标准化组织的技术人员来解决，并且，在技术条件发生变化时，采用动态参照模式只需要修改相关标准即可，避免了频繁更改法律。并且如前所述，避免了静态参照模式不能准确适用有效版本的问题。但同时，也应在法律文本中提前规定新旧版本之间的过渡规则，以避免不同版本之间的冲突。

（二）下一步应当完善相关法律体系，提高立法层级

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想要建立标准对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规制体系，应当有与之配套的法律体系，不然标准的适用是否合理就始终存在不确定性。具体规定的方式，相关立法机关也可以参照当前标准体系内的冲突规则与过渡规则进行设计，以更好地衔接现有制度。

（作者单位：常州大学史良法学院）

基金项目

2021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问题探究》（项目编号：KYCX21_2754）。

作者：韩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