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基础设施社会网络论文

摘要论文以数据安全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选取CNKI核心期刊库和CSSCI期刊库为数据来源，利用Excel描述论文的年代分布和学科分布，同时利用Bibexcel、Ucinet和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对高频关键词进行分析。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电力基础设施社会网络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电力基础设施社会网络论文 篇1：

浙江民营企业跨区域迁移的“根植性”策略

摘 要：近年来，浙江省民营企业跨区域迁移活动日益活跃，这是民营企 业资本逐利本性 和自身机制灵活性的现实体现。究其原因，既有受传统文化熏陶所孕育的企业家精神、迁移 企业自身生态位跃迁等企业内部因素的影响，也有生产要素禀赋区域差异、迁移企业“晕轮 ”效应以及产业群外部不经济性等外部因素的作用。企业迁移是在动态环境下的战略决策， 不仅要考虑企业自身行为，而且还要考虑植入这些行为之中的社会和文化内涵，这种根植性 也是迁移企业构筑核心能力的基石，迁移企业应根植于区域生产网络、创新网络和社会网络 以获得战略性资源，实现可持续成长。

关键词：企业迁移；根植性；迁移动因

一、引 言

近年来，我国民营企业跨区域迁移活动变得异常活跃，尤其是在浙江、广东等民营经济 发达地区，迁移企业的数量不断增加，而且企业群体迁移的现象日益显著。温州富商群体迁 移上海，三千多家企业迁出浙江，深圳企业规模外迁等企业迁移现象频繁发生，也因此引起 了众多经济地理学者、区域经济学者以及政策制定者的日益广泛关注。然而，目前关于企业 迁移的理论研究却相当匮乏，尚没有形成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理论框架。

企业迁移是企业区位调整的一种特殊的形式，也是适应市场需求、消费者偏好、环境管 制以及技术进步变化的一种方式［1］。同时，它也是一个企业为谋求新的发展空间 以更好地 满足迁移企业成长需要的战略决策行为。企业迁移主要是指企业从一个地域向另一个地域转 移，包括区域内迁移、跨区域迁移和国际迁移等迁移路径，迁移的方式一般为整体迁移和部 分迁移。其中，整体迁移是指整个企业从某个区域迁移到其它区域（整体搬迁），而部分迁 移主要是指企业活动的一部分从某个区域迁移到其它区域，而其他活动仍保留在原来区域， 如企业总部迁移、生产基地迁移、研发基地迁移等。

企业迁移现象的出现是民营企业资本的逐利本性和自身机制灵活性的体现，是经济市场 化程度提高的重要标志。企业迁移是企业的市场经济行为，正如企业创业、成长、成熟和衰 退一样，企业迁移也是众多企业生命周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是企业决策者综合考虑各种 影响因素之后做出的战略选择，它关乎企业的存亡，一些企业迁移后获得了新的竞争优势， 一些企业迁移后选择再次迁移，而也有一些企业却从此一蹶不振，并走向衰亡。不仅如此， 企业迁移对区域产业结构、社会就业以及经济发展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深入研 究企业迁移的内在动力以及迁移和成长策略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民营企业区域迁移的类型

企业迁移是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是战略决策的结果，企业的成功迁移往往可以获取 迁入地区的优势资源，或低廉的生产要素，为企业的成长拓展新的空间。浙江省民营企业存 在着生存型迁移、机会型迁移和政策型迁移等迁移类型。

(一)生存型迁移

生存型迁移主要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因为劳动力、土地、能源等生产要素制约，不得 不向外寻求发展出路而做出的被动性迁移。主要体现为企业整体迁移、生产基地迁移等形式 。生存型迁移企业主要迁移到江西、安徽、四川、河南等欠发达地区，利用其丰富的自然资 源、廉价的劳动力、广阔的市场、相对宽松的环保准入以及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等，寻求企 业经营成本的降低。当原有区位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日益上涨，竞争日趋激烈，而 企业迁移成本不足以阻碍企业迁移时，很多民营企业会选择整体迁移，谋求继续生存和发展 的空间；也有一些企业根据生产的需要选择生产基地迁移，使其更加接近原材料产地、接近 劳动力供应地或接近销售市场。据调查显示［2］62，2004年浙江596家迁移企业最为 关注的前 三位迁移因素是：土地资源，认同率为55.6%；电力供应，认同率为45.4%；原材料及能源供 应，认同率为42.9%。土地、劳动力成本高，电力、能源和原材料供应紧张等迫使企业迁移 的步伐不断加快。

(二)机会型迁移

机会型迁移主要是一些规模型成熟企业由于现有生存空间制约了企业的发展，为了谋求 新的竞争优势而做出的主动扩张性迁移。主要体现为总部迁移、研发基地迁移、营销中心迁 移等形式。机会型迁移企业主要向大城市（北京、上海等）、核心技术基地等主动聚集，利 用大城市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产业优势、人才优势、金融优势和信息优势等谋求更好的人 才、技术、信息等战略性资源。总部迁移意味着企业核心的外移，必然要求企业总部迁入地 拥有便利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优秀的人力资本以及良好的商务环境等，这恰恰是大都市具有 的优势，目前总部迁移具有逐渐增强的趋势。而企业研发基地的迁移则是为了更加接近科研 机构(如大学、科研院所等)，更容易获得高素质的人才等。沿海大都市具有优越的产学研环 境和人才集聚优势，这无疑为企业新产品的研发和创新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优良的科技和智力 资源。据调查显示［2］63，2004年浙江196家已跨省迁移的企业中，半数企业选择上 海为迁入 地。在总部迁移的企业中迁到上海的达88.9%；在研发基地迁移的企业中也是迁到上海最多 ，为71.4%。

(三)政策型迁移

政策型迁移主要是一些污染严重、资源浪费以及那些与区域经济发展不相协调的企业受 地方产业转移、环境治理政策以及其它区域政策的影响而被迫选择迁移。也有一些企业因政 策的优惠而选择政策追逐型迁移，在市场经济和现行财政体制条件下，财政分权迫使地方政 府之间展开竞争。一方面，通过提高基础设施投入以改善投资环境，另一方面，推出一系列 优惠政策措施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这种政府之间愈演愈烈的竞争，招商力度、优惠政策的 差异加快了企业迁移的步伐。

三、浙江民营企业区域迁移的动因

理性审视浙江民营企业跨区域迁移现象，既有受传统文化熏陶所孕育的企业家精神、迁 移企业自身生态位跃迁等企业内部因素的影响，也有生产要素禀赋区域差异、迁移企业“晕 轮”效应以及产业群外部不经济性等外部因素的作用。总之，都是企业自身为了寻求更好的 发展空间进行战略决策的结果，同时也是市场经济规律作用的体现。

(一)区域传统文化底蕴塑造的企业家精神

企业迁移现象在浙江之所以盛行，具有其深刻的文化根源。浙江省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地 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永嘉文化”、“浙东文化”为主体的文化特色［3］ ，主要体现为具有浓厚的工商文化传统；具有自主进取、谋求功利的文化价值取向；讲求实 效、具有合作观念等。受厚重的区域传统文化的熏陶，浙江逐渐成为一个具有炽烈企业家精 神的地方，浙商身上所具有的勤奋务实的创业精神、勇于开拓的冒险精神、善于捕捉市场机 会的思变精神和恪守承诺的诚信精神，为企业持续成长提供了坚实的精神支撑。

浙江民营企业的跨区域迁移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浙商“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和勇于冒 险的创新精神的体现。“七山一水二分田”的贫瘠资源时时激发着浙商的经商意识和创业冲 动，加之改革开放的优惠政策、市场经济环境以及灵活的制度优势，浙商的经营智慧得以淋 漓尽致地发挥。面临新的市场环境和激烈的商业竞争，浙商身上所具有的“敢为天下先”的 冒险精神、坚忍不拔的创业精神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促使企业不断寻求新的发展空间 ，并形成了民营企业跨区域迁移的内在精神动力。

(二)外部生态环境变化下的企业生态位跃迁

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其所处的特定生态环境，企业个体与其外部环境通过物质、能 量和信息的交换，构成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企业生态系统。企业作为企业生态中的一 个生命有机体，它们同样会经历成长、发育、成熟、衰老和死亡的生命周期过程。每个企业 在整个企业群落中发挥着一定的功能和作用，在各个资源维度上占有一定的生态位。企业组 织越相似，对资源的需求越相似，经营的产品和市场基础越相近，企业之间生态位的重叠程 度就越大，它们之间的竞争就越趋于激烈。当特定的生存环境已经发生变化或企业无法继续 适应其生存环境时，企业生态位必然会随着变化，寻求生态位的跃迁或变异。

企业迁移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企业寻求新的生态位空间的一种理性的选择，当区域环境 承载力日趋饱和，企业必然对环境的变化做出新的战略决策，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企业 迁移就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一部分“生存型”迁移企业由于其自身的生态位空间在激烈的竞 争中被不断蚕食，在“优胜劣汰”的背景下，只有选择新的发展环境，迁移到其他更适合其 自身发展的区域；而一些“机会型”迁移企业由于发展的需要，当原有区域无法满足其自身 需求的时候，它们必然会主动拓展其自身的生态位空间，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资源，以 进一步提升其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三)生产要素禀赋的区域差异

浙江省民营经济发达，民营企业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近几年，随 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生产要素短缺的矛盾日益突出，土地紧缺、电力紧张、劳动力匮乏等问 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浙江经济的发展，大量民营企业开始选择向外迁移。

事实上，资源、市场、技术和环境等区域分布差异的客观性，决定了当某个区域内的生 产要素制约该区域企业的发展时，将会引发企业的适应性调整，就会向其他更具有比较优势 的区域迁移。浙江省土地、劳动力以及资源等要素价格的高涨，日益蚕食着浙江众多劳动密 集型企业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为了建立新的竞争优势，许多民营企业被迫选择“生存型 ”迁移，如在欠发达地区建立生产基地等；此外，随着一些核心企业和规模企业的不断发展 ，逐渐开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化，也日益加剧了对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需求 ，很多企业选择扩张性的“机会型”迁移，在发达地区建立研发基地和企业总部等。此外， 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为企业迁移创造了外部环境，不同区域生产要素如土地供应等差异的存在 ，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流动程度的提高，使企业的跨区域迁移更为便捷，民营企业自身 的灵活机制也得以充分体现。

(四)迁移企业晕轮（示范）效应下的群体迁移

目前，浙江民营企业迁移已经逐渐由个体迁移向群体迁移变化。浙江一些地区行业龙头 企业的外迁，往往会导致该行业众多中小配套企业的整体迁移，甚至会带动当地整个产业的 转移。行业内核心企业在整个行业价值链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核心企业成功迁移后，必将对 产业价值链各环节企业的发展，尤其是那些与其具有配套或分包关系的中小企业带来严重的 影响。基于长期合作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以及迁移企业的示范效应，一些中小企业通常也会 随之迁移，继续保持集聚经济效应，逐渐形成群体性迁移现象。如2004年6月，宁波奥克斯 入驻南昌开发区，随后140多家家电配套企业随之迁移。目前在江西鹰潭投资的上规模浙江 企业已达300多家，数十家浙江企业在鹰潭形成的铜材精加工产业在全国都具有知名度。

此外，行业核心企业的成功迁移也会带动同类企业的竞相模仿，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 加之商会或行业协会的影响，群体迁移的意愿和动机日益强烈。据统计，截至2006年全国已 经成立了23个浙江企业联合会(商会)，商会经济在一个地区的经济话语权越来越大。由于这 种经济联合体在招商引资中的特殊作用，形成了一种新颖的投资组织形式，即浙江商会组团 式投资，商会开始主导资金流向。

(五)区域产业群的外部不经济性

浙江省产业群星罗棋布，集群经济十分发达。在产业群形成初期，通常是以一个或几个 优势产业为依托，凭借其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方面的优势吸引周边地区的相关企业向该地 区集聚迁移，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技术创新，并最终形成规模经济，获取外部经济 效应，从而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随着民营企业向产业群的不断迁移，产业群规模日益扩大 ，产业价值链提升，地方区域创新环境优化，逐渐走向成熟。然而，随着产业群的不断发展 ，产业群的资源禀赋也日益枯竭，生产要素成本不断提高，外部不经济性逐渐显现，这也迫 使很多民营企业生存面临更大的压力，跨区域迁移动机强烈。

企业迁移要受到各种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然而，民营企业区域迁移实践的经 验与教训表明企业迁移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盲动性。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企业在迁移后未能 成功实现迁移的目的，这其中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即网络根植性。

四、浙江民营企业跨区域迁移的“根植性”策略

根植性或嵌入性（embedded ness），是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M. Granovetter）

1985年提出的经济社会学概念，它的含义是经济行为深深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经济活动是 受社会文化制度和价值系统的影响而“嵌入”在社会制度或网络之中的，而不仅仅是企业行 为［4］。他认为经济领域最基本的行为是交换，而交换行为得以发生的基础是双方 必须建立 一定程度的相互信任，这种信任更多地是基于人际关系、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之上。只有嵌 入于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网络之中的信息和经济关系，才是经济活动者在现实经济社会所乐 意接受的。

事实上，企业迁移不仅要考虑企业自身的行为，而且还要考虑植入这些行为之中的社会 和文化内涵。迁移企业的成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迁移企业成长策略的选择问题，“根植性” 为迁移企业持续成长提供了理论支撑。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关系众多利益相关者，是植根于 特定历史文化和社会网络之中的。正是这种根植性奠定了企业核心能力的基石。随着企业的 发展，其所处的社会网络也会随着扩张或萎缩，若企业无法继续根植于其中，其必然会寻求 新的发展空间或构筑新的社会网络，以获得新的竞争优势。当企业选择迁移时，它和原有的 社会网络之间的联系也并非完全割裂，这也为其构筑新的社会网络奠定了基础。企业迁移的 初期，它同时拥有迁出地和迁入地社会网络的资源，使其生存得以继续，当企业逐渐迁移完 成时，原有的社会网络联系逐渐淡化，而新的社会网络联系日益加强，最终完全根植于现有 新的社会网络之中。迁移企业的成长过程实质上也是迁移企业不断结网的过程，从生产网络 逐渐向创新网络和社会网络变迁。而且，基于地缘、业缘和一定区域文化背景而形成的社会 网络关系具有地理“根植性”，社会成员彼此间的信任、承诺及往来关系深深地扎根于区域 环境中，已经成为区域的一种风俗习惯，不易被其它地区复制，而且迁移的机会成本高。

(一)区域生产网络根植性（地域性嵌入）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物流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种产品或服务的提供具有价值链增值环节 跨区域分布的空间特征。企业迁移也是企业价值链的某个环节或整条价值链的再区位选择， 谋求价值链的增值，进而取得企业核心竞争优势。价值链是进行设计、生产、营销、交货及 维护其产品的各种活动的集合。这些活动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对资源的要求存在着较大差距， 因此，企业应将价值链的各个环节配置于最具资源优势的地区。迁移企业应逐渐从价值链环 节部分嵌入到整个价值链嵌入，最终形成跨区域生产网络。

企业迁移初期，企业应将价值链的部分环节嵌入于当地产业价值链，采取部分性迁移策 略，如生产基地迁移、研发中心迁移、市场营销部门迁移以及总部迁移等。随着迁移企业价 值链与当地行业价值链的有机融合，再逐渐采取价值链整体迁移策略。亦可以采取同一条价 值链在不同区域分别嵌入，充分利用各地区比较优势，集聚战略资源，实现企业的持续成长 。当价值链充分嵌入当地产业以后，应向更深层次发展，即逐渐形成跨区域生产网络。从纵 向看，它反映了产品从生产到运输、销售，再到顾客消费的产业链式结构，嵌入到这种链式 结构中的是制造商、运输商、批发商、零售商等之间产品和服务的交换以及产品的增值过程 。从横向看，处于价值链上同一环节的行动者之间是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区域地方生产网络 提高了区域内专业化分工与合作水平，使网络中的企业能够集中于其所擅长的核心经济活动 上，从而有效地将网络各节点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整合形成整个区域生产网络的核心竞争力， 取得外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益；

此外，区域生产网络能超越企业边界进行资源配置，从而实现资源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 置，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建立在社会关系基础上的区域生产网络具有比大企业等级组织更 灵活、比市场效率更高的优势，并且将整个网络的生产成本和经营风险降到最低［5］ 。迁移 企业的最初社会网络关系对迁移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然而，随着迁移企业的持续成 长，必须根植于迁入地当地的生产网络，才能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新的区域生产网络的形 成并不是原来生产网络的简单复制，而是应该实现价值链的升级，充分发挥生产网络的优势 。

(二)区域创新网络根植性（关系性嵌入）

企业是嵌入于特定的地方创新网络的，网络中的地方政府部门、科研院校、金融机构、 中介服务机构等行为主体会对企业行为产生影响。随着迁移企业的发展，单独嵌入当地生产 网络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地方生产网络不断向区域创新网络拓展，市场竞争的重点从以规 模经济为基础的价格竞争转向以创新能力为重点的差异化竞争。

地方创新网络是由企业、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科研院校、中介服务机构等行为主体联 结而成，并因不同的联结方式和联结程度形成不同的地方创新网络。综合国内外的研究成果 ，可以认为区域创新网络至少应包括以下基本内涵：具有一定的地域空间范围和开放的边界 ；以生产企业、研究与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地方政府和服务机构为创新的主要单元；不同 创新单位之间通过关联，构成创新系统的组织结构和空间结构；创新单元通过创新组织结构 和空间结构及其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实现创新功能，并对区域社会、经济、生态产生影响［6］。迁移企业应在建立区域生产网络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探索技术创新机会和维 持技术创 新 能力的活动，以此来推动民营企业之间合作互动，最终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形成促进技术创 新和资源分享的动态创新网络。这种创新网络的形成一般可以通过在同属一个产业部门或属 于不同产业部门的众多民营企业之间建立技术联盟等途径实现。

由于企业嵌入于特定的地方创新网络之中，所以，企业跨区域迁移行为要受到网络中相 关行为主体的影响。迁移企业的持续成长从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其自身所处的创新网络形成和 拓展过程，随着创新网络深度和广度的日益增加，创新网络主体之间的各种网络联系也更加 密切，各种创新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和扩散也不断增强，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政府、科研院所 、中介机构等之间的合作关系也更加稳定，创新网络的创新功能和作用也逐渐得到更大程度 的发挥。创新网络内各行为主体之间在地理上的集中，不仅有利于高度专业化的技能和知识 的累积，而且由于沟通的便捷性，如现场参观、频繁的面对面交流，使学习变得更有效率。 在这种环境下，各行为主体更容易通过创新网络关系，降低交易成本和创新风险，提高创新 效率。此外，网络成员共同的文化背景和心理习惯、相近的社会关系以及共同的社会准则有 利于企业间建立信任，增强企业间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从而促使迁移企业从要素资源的 简单聚集向生产网络演进，并进而转向区域创新网络。

(三)社会网络根植性（社会性嵌入）

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是指某一特定产业区域内的企业基于主动或者被动参与产业 运转，借助于产业相关资源的流动、彼此间形成的各种正式或者非正式关系，包括市场交易 关系、社会纽带联结等。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对企业的迁移行为具有深刻的影响，非物 质要素如信任和社会资本在企业迁移活动中作用显著。

迁移企业在异乡的生存、发展和融入当地社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亲缘和亲缘 式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信任关系［7］。迁移企业在新的环境中 ，自身的 资源显然是十分有限的，这就在客观上要求他们重新构建社会关系网络，以便从网络成员那 里摄取关键资源，谋求新的发展。然而，在企业迁移初期，很难直接从当地社会网络中获取 社会资源的支持，因此，必须以血缘、地缘这些原有的社会关系为纽带。浙江企业对血缘、 亲缘以及地缘的认同，使得社会网络关系可以从家族关系扩展到同乡关系。当网络成员从迁 出地迁移到其他地区时，会依靠地缘关系在迁入地与同乡之间结成新的社会网络。而且，这 些分布于各地的异地网络并非独立于迁出地的地方网络之外的，而是或多或少地与后者交织 起来，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彼此促进、共同发展。基于亲缘和地缘的特殊主义文化和“关 系网络”，对迁移企业具有深远的影响，它为迁移企业提供了信息、知识和社会资源的支持 。这种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社会资本) 在经济活动中已经成为一种具有稀缺性的经济资源。 企业迁移初期，用“泛家族化”的“关系网络”可以吸纳和整合家族企业的社会资本，具有 决定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Pellenbarg P. Relocation: State of the Art and Research P rosp ects［R］. SOM Research Report 02D31, Groningen: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2002.

［2］浙江省工商局.《从浙企外迁看我省个私民营企业生态环境》专题调查报告［J］.浙江 经济，2004(11):60-65

［3］张佑林.浙江传统文化与企业家阶层形成研究［J］.江南论坛，2004(11):50-51.

［4］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 ddedness ［J］. America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91 (3): 36-38.

［5］朱华晟.浙江传统产业集群成长的社会网络机制［J］.经济经纬，2004(3):42-45.

［6］汪少华，汪佳蕾. 基于产业集群的区域网络重构研究［J］.科研管理，2007，28(3) :47-52.

［7］陈立旭.信任模式、关系网络与当代经济行为［J］.浙江社会科学，2007(4):54-59.

（责任编辑 鲍观明）

作者：陈伟鸿

电力基础设施社会网络论文 篇2：

国内数据安全研究热点与前沿分析

摘 要 论文以数据安全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选取CNKI核心期刊库和CSSCI期刊库为数据来源，利用Excel描述论文的年代分布和学科分布，同时利用Bibexcel、Ucinet和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对高频关键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数据安全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云计算、云存储、隐私保护、大数据、网络安全和图书馆领域，其中研究前沿包括大数据、隐私保护、Hadoop架构、敏感数据、属性加密、代理重加密、数据存储与数据共享研究。

关键词 数据安全 云计算 大数据 可视化分析

分类号 TP309.2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18.09.019

大数据、云计算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带来的数据安全问题日趋严重，数据泄露将会给政府、企业和个人带来极大的危害。如何在利用新技术的同时保护隐私数据和防止敏感数据的泄露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籍此我国学者对数据安全做了大量的研究。本文选取中国知网（CNKI） 核心期刊库和CSSCI期刊库作为文献的统计来源，以题名OR关键词为检索字段，“数据安全”为检索词对所有学科领域进行精确检索，时间限定为2006—2017年。进行数据清理，剔除通知、简讯、报道和无关键词字段等不符合要求的文献，得到相关文献874篇，检索时间为2017年4月1日。本文利用文献处理工具Excel、Bibexcel、Ucinet和CiteSpace对相关文献进行统计并绘制图表，然后利用定性的方法对可视化图表进行分析，探究和评价国内数据安全研究现状与趋势，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1 国内数据安全研究热点概述

2006-2017年间有关数据安全研究的文献经过统计，可以认为文献量总体趋势呈逐年增加的态势，其中2016年增加幅度比其它年份大。由此说明，数据安全意识有所增强，数据安全问题逐渐受到重视。

数据安全研究在诸多学科领域均有涉及，其中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是数据安全中的主要学科阵地，其次是电信技术、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自动化技术、电力工业、自然地理学、测绘学和贸易经济等学科，形成了一种多元化研究的态势。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数据安全在计算机、互联网、自动化等领域的关注度有望继续升温。本文以高频关键词为基础，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和中心性分析两种方法，从不同角度进行相互验证以确定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1.1 社会网络分析提取研究热点

利用Bibexcel作出高频关键词共现矩阵，然后将数据安全、安全、安全性等概括性关键词剔除，利用Ucinet对高频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如图1所示，其中矩形越大代表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越高，线条代表关键词之间的联系。社会网络分析结果显示位于网络中心位置的云计算、云存储、大数据、物联网、隐私保护、网络安全、图书馆是数据安全研究领域热点问题。

1.2 中心性分析提取研究热点

中心性是测量个体处于网络中的地位，个体越是处于网络中的中心位置，其影响力越大，分为三种形式：点度中心性、接近中心性和中间中心性。点度中心性可以用网络中与该点有直接联系的点的数目来衡量[1]，数目越多越是网络的核心，拥有的“权利”越大。接近中心性反映一个节点不受其他节点控制的程度[2]，是指一个节点与其它所有节点的距离之和，这個距离越小说明越是网络的核心。中间中心性是指一个节点若处于许多其他两点之间的路径上，可以认为该节点居于重要地位，因为它具有控制其他两个节点之间联系的能力[3]。

利用Ucinet对关键词进行中心性分析得到高频关键词的点度中心性、接近中心性和中间中心性，如表1所示，从表1中可知以三种不同的角度对关键词的中心性进行分析，最终得出的结果基本相同，即数据安全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云计算与云存储、隐私保护、大数据、图书馆、网络安全等方面。

综上，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中心性分析方法对数据安全的研究热点进行提取，最终得出的研究热点基本相同，从而有效印证了每种方法的可靠性。通过综合考量提取出的研究热点，最终概括出国内数据安全研究的主要热点领域

2 云计算、云存储与数据安全

随着云计算与云存储技术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选择利用云存储来保存和备份数据。用户对云存储数据的安全性十分关切。数据加密是确保数据安全的有效方法之一，但在云存储中传统的数据加密将使数据的检索运算异常困难，此外，云存储在数据隔离、数据迁移、数据残留和数据安全审计方面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目前，密文访问控制、加密存储和完整性审计三个方面是云存储针对数据安全的重点研究方面。李晖[4]认为需要综合采用加密机制、密文搜索、完整性审计机制以及安全数据删除等技术保护数据。胡光永[5]提出一种新的加密、解密方案，用以保护云存储过程中的数据，防止数据泄漏。此外，在法律制度方面齐爱民，祝高峰[6]以云存储的特征、架构模式、数据安全危机为基础构建了云存储数据安全的法律保护制度。

3 大数据与数据安全

大数据技术具有大量、多样、高价值和高速等特点，其更加注重事物整体性和事物之间的关联性。大数据技术在提升数据价值的同时，数据安全问题也伴随而来。目前，传统的数据安全保护技术和政策已无法满足大数据环境下的数据安全问题，甚至成为大数据发展的瓶颈。大数据时代实时在线计算、海量数据访问、实时的数据流动、频繁的数据流转和交换利用等业务和技术需要新的安全防护方案给予支撑。因此，在新的环境下要做到政策和技术的同步发展完善。首先，对目前存在的数据保护法律政策进一步完善，同时针对大数据应用制定细化和针对性的指引，明确哪些数据未经授权不得私自采集，采集的哪些数据属于敏感数据，哪些非敏感数据通过二次或三次组合有可能成为敏感数据以及私自泄露敏感数据如何惩罚等问题；其次，要重视大数据标准化工作，建立相关采集、处理、分析和发布标准，使数据脱敏、清洗规范化，防止数据泄露；最后，需要加快研发数据安全保护技术，数据处理的每一步都存在数据泄露问题，政府和企业要不断提高自身技术水平，提高自身承受非法入侵的能力，加强数据加密技术和访问权限等防护措施。

4 隐私保护与网络安全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捷。与此同时，网络也成为数据泄露的重灾区，互联网安全已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目前，各电商网站、门户网站、手机APP等对个人数据的收集轻而易举，若其遭受黑客攻击，数据安全将难以得到保证，如大麦网、俄罗斯约会网站和益百利公司都曾发生过数据泄露事件。网络安全已严重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补天平台统计显示，2015年由于网站漏洞的存在，可能或已造成55.3亿条个人信息的泄露。如何有效保护隐私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政府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企业应积极研发数据保护技术，公众应该提高隐私保护意识，尽量避免敏感信息的泄露。

同时，网络安全也事关国家安全。目前我国不论个人还是机构使用的电脑、操纵系统大部分还是采用美国的核心技术，给我国的网络安全留下了重大隐患。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我国各个领域的海量数据流向美国，美国利用先进技术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情况进行分析，有可能给我国造成严重的灾难。国家应鼓励研发国产操作系统，政府等对信息安全要求高的机构应带头使用国产操作系统。

无论是从个人角度还是国家层面都必须重视网络安全问题，迫切需要建立健全网络安全法律体系，增强网络安全意识，同时对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进行相应的处罚。

5 图书馆与数据安全

数据安全是图书馆服务用户与稳定发展的基础。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图书馆面临的数据安全、知识产权和用户个人隐私问题日益突出。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图书馆广泛利用大数据、云计算技术进行自身数据的保护。金志敏[7]研究了云计算下的高校图书馆数据安全策略。张凌云[8]以天津图书馆为例，研究和探讨了连续数据保护技术在数据安全保护中所起的作用。马晓亭，梁俊荣[9]设计了敏感大数据保护系统，用以防护图书馆敏感数据的泄露。

此外，图书馆在统一身份认证、严格控制访问权限、加快信息安全基础设施建设、制定相关标准及政策法规等方面也进行了相关研究。

6 国内数据安全研究热点变化分析

关键词是一篇文献主题的最精炼表达，因此可以通过关键词的变化来研究主题的变化。利用Citespace5.0软件做出数据安全的主题演化图谱（见图2）。

从图2可知，2006年出现的“数据安全”“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字体较大，且与后续出现的关键词联系紧密，说明数据安全研究是以“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为主要研究对象。随着时间推移，该领域的研究对象正在发生变化，依次出现了以“隐私保护”“云计算”“云存储”“物联网”和“大数据”为主的研究对象。

关键词的数量及增长情况能够有效反映各学术领域的发展及热点前沿问题[10]。为了探究数据安全研究前沿，利用Citespace5.0软件自带的膨胀词探测技术及算法进行突现词（某一时间段内突然大量出现的词）的探测，如表2所示，较单独计算关键词出现频次的高低确定研究前沿更具可靠性。由表2可知突现度最大的关键词是大数据，说明大数据是目前数据安全中研究的前沿，此外该领域研究的前沿还涉及隐私保护、Hadoop架构、敏感数据、数据加密、数据存储与数据共享。

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给各行各业带来了巨大的价值，Hadoop是较为流行的开源大数据处理平台，其为大数据处理和分析提供了创新性和低成本基础架构，然而在大数据存储、分析、开放和共享过程中数据安全存在着一定的隐患，个人隐私与敏感数据的保护成为关注的重点。如何在利用新技术的同时防止数据泄露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今后应加强数据安全策略的研究，政府应该在旧法规的基础上制定与大数据相适应的新法规，以数据安全体系建设为核心，加快数据立法的顶层设计，制定数据开放的行动计划，重视个人数据隐私权保护，而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更应研发新技术对数据安全程度进行有效监测，防止企业关键技术数据泄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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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李韫慧，张敏.基于节点度测度SNS用户信息传播贡献的实证研究：以腾讯微博为例[J].情报杂志，2014，33（10）：159-164.

王卫，吴丹，潘京华.国内外博弈论研究的计量分析[J].图书情报工作，2013（S2）228-23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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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美家，于海洋，张婉滢，等.我国OA期刊研究的可视化分析[J].图书情报工作，2011，55（22）：133-137.

王 康 辽宁师范大学管理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 辽宁大连， 116029。

王晓慧 辽宁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系主任。 辽宁大连， 116029。

（收稿日期：2017-05-04 编校：刘 明，陈安琪）

作者：王康?王晓慧

电力基础设施社会网络论文 篇3：

“互联网+”，中国版工业4.0

“互联网+”，从经济学上，是指连接所有产业形成价值链，连接成价值网络。英国演化经济学家卡萝塔·佩蕾丝认为，每一次大的技术革命都形成了与其相适应的技术—经济范式。这个过程会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兴产业的兴起和新基础设施的广泛安装，第二个阶段是各行各业应用的蓬勃发展和收获，每个阶段持续时间为20～30年。

相应地，“互联网+”的前提是互联网作为一种“基础设施”的广泛存在。2015年是互联网进入中国的第21年，中国迄今已经有6.5亿网民，5亿的智能手机用户，通信网络的进步，互联网、智能手机、智能芯片在企业、人群和物体中的广泛存在，为下一阶段蓬勃发展的“互联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3Com公司创始人、计算机网络先驱罗伯特·梅特卡夫提出网络的价值等于网络节点数的平方，网络的价值与联网的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从本质上讲，网络的力量大于部分之和，万物互联将产生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大力量，我们的“金融+”战略未来的潜力足以考验想象力。

跨界，

“互联网+”的颠覆创新

“互联网+传统行业”，并不是简单的两者相加，而是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进行深度连接、融合，创造新的发展生态。众所周知，第一次工业革命是随着蒸汽机驱动的机械制造设备而出现；第二次工业革命是基于劳动分工的，电力驱动的大规模生产；第三次工业革命是用电子和IT技术实现的制造流程的进一步自动化。而近年德国提出的工业4.0是在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为主的新一轮通信技术革命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与之前的IT革命浪潮有本质的区别。未来互联网也会像蒸汽机、电力一样，作为一种生产力工具，给每个行业带来效率的大幅提升。因此，具备“互联网+”的思维，将会为更多的传统企业借助互联网带动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带来机会，而这实际上是中国版的工业4.0。

这一轮新工业革命在“互联网+”的推波助澜下可能将为中国产业升级带来五大方向上的变革：智能化，即智慧化；个人化，即个人制造、大规模的个人定制，也包括以“创客”为代表的创业者驱动；跨界化，因为被逼无奈且“无跨界不生存”；“制服化”，即“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当然，还有无所不在的互联网化，及连接一切的万物互联。

“互联网+农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金融”、 “互联网+传媒”…… “互联网+”战略的触角延伸，将不仅仅在第三产业，更在于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渗透，将线下与线上高度融合，这绝不是互相排挤的零和游戏，推动产业创新，才是“互联网+”的真正未来所在。

产业创新是被逼出来的竞争力。这一次产业转型升级的阵痛，企业要在发展中植入跨界基因。什么是跨界思维？用互联网的思维做手机，这就是跨界思维；用互联网思维做金融，也是跨界思维；用媒体思维做商业，也是跨界思维……跨界思维的核心是颠覆性创新，它往往来源于行业之外的边缘性创新，因此要跳出行业看行业，建立系统的、交叉的思维方式，它需要跨学科的知识论层面的深度思维，而不是简单的创意或灵感。

连接后的社会网络即社会资本

计算之父马克·韦泽说，“最高深的技术是那些令人无法察觉的技术，这些技术不停地把它们自己编织进日常生活，直到你无从发现为止。而互联网正是这样的技术，它正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来。”

几乎所有用过互联网的人都会承认一点：互联网从一开始的工具，慢慢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并似乎有最终变成生活本身的“危险”。互联网连接人、事、物，在经济、社会生活各部门的扩散、应用过程中，对我们改变最大的，就是我们和他们以及它们之间的社会网络关系。

通过互联网进行连接后的社会网络即社会资本。什么是社会资本？斯蒂格利茨在1999年世界银行出版的《社会资本》一书中指出：“社会资本包括隐性知识、网络的集合、声誉的累积以及组织资本，在组织理论的语境下，它可以被看作是处理道德陷阱和动机问题的方法。”这说白了就是人脉、关系与信任。

Web1.0时代，无论是门户网站还是搜索引擎，人只是检索或接收信息。虽有大量的行为数据记录，但人对其感知度并不高。这时，互联网更像是工具，只是提高生活效率的方式，真的忽然没有了，问题并不很严重。社交网络兴起后，“关系”就直接被推到风口浪尖。社交网络包括早期的即时通讯工具，后来的SNS，以及移动时代里的两微（微博、微信），等等。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手段，把人们那么近地连接在一起。时间上7×24小时，空间上跨越五湖四海。

商家闻风而来，对于商业机构来说，哪里人多且常出没，哪里就是战场。人与商业组织，就此建立起了关系，人们所效力的各种组织都被卷入了进来。在基于社交网络的基础上，职业社交网路、企业社交工具，纷纷被发明了出来。互联网之于人类，从零星分散的个体行为，转变为连接一切的社会网络，最终变为给参与者带来回报的社会资本。

想象未来及价值正义

当传统形式被逐一连接后，人们开始思考，如何把原来本无连接的东西，让它们也连接起来。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互联网究竟连接了什么？答案其实就是数据。与此同时，在对数据进行恰当架构中，将能逐层依次形成信息、知识，进而成为智能。

信息技术不断在突破的是信息（数据）与其他要素的紧耦合关系，从而不断增强其流动性，以此提升使用范围和价值，最终提高经济、社会的运行效率。

信息（数据）成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历经了近半个世纪的信息化过程，《连线》杂志前编辑、互联网预言家Kevin kelly曾说：“液体化、流体化来临，数据成为液化流体化连接一切得以实现的平台。媒体之间以信息的方式流体化重组，所有信息（数据）都是流体指数级增长。数据的本质就是平台，平台的本质就是移动。”人类经济社会也进入了“大数据时代”。

信息向未来推演，将走向知识，再之后会成为智能。作为全球互联网最早的企业家之一的Nova Spivack，曾提出了网络1.0～网络4.0的“互联网进化路线图”。他说，如果知识是代码，智能就是程序；智能是有“生命”的知识。人类过去传播的只是知识，下一步就是智能的传播。最近，他又从人类知识和人脑智能的角度，提出了基于网络的“全球脑”的概念——先是全球的网络连接在一起，接着是人类所有的大脑连接在一起，这可以独立进化出“全球脑”。先不评价伦理正当，借用分形学的描述：经过相当于量子跃迁的进程，全球脑将“上升”为“母体”，而人类的大脑“下降”为一个个相互链接的“个体”，这就从今天的知识连接进化到了未来的智能连接。沿着这样一条脉络，需要这个时代最有想象力与执行力的人才，去把握商业、行业的破立与未来发展趋向，而去提前布局、顶层设计。

此外，长期以来，生产商无所禁忌地侵害着消费者的利益。虽然从20世纪中期开始，管理学界就宣示：21世纪是消费者的世界，而一直到互联网出现，这一观念才真正成为了可能。我们从越来越多的厂商让利，甚至免费促销，看到了端倪。经济价值至少有一半是由消费者创造的。生产者过多地攫取利润，是一种不义；同样，一个政府如果无节制地向消费者（无论何种形式地）课税，也是一种不义。互联网主义，让价值正义的还原成为了可能。互联网+，将从生产、金融、和知识至少三个层面，将经济权力还给消费大众。（作者为众融中国总会会长、价值中国网创始人） □

作者：林永青 黄少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