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性肿瘤病例信息化管理论文

今年才1岁的佳佳，不明原因持续高烧了一个月。日前，在医院被诊断为恶性程度极高的“神经母细胞瘤”。“以前都没听说过这个病，没想到婴儿也会得肿瘤。”佳佳的父親到现在都不能接受孩子患上癌症这个事实。像佳佳的父亲一样，对儿童肿瘤一无所知的人非常多。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恶性肿瘤已经成为儿童的第二大死因，仅次子意外伤害。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恶性肿瘤病例信息化管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恶性肿瘤病例信息化管理论文 篇1：

平台交换模式是发展趋势

信息化是实现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保障，近年来，浙江省疾控信息化建设快速推进，国家传染病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健康危害因素监测等信息系统全面应用，先后完成儿童免疫接种系统、慢性病监测系统、应急指挥系统、疾控机构协同管理信息系统的研发，并作为疾控业务管理支撑系统在省内推广应用。作为浙江省疾病监测数据交换枢纽的省级疾控数据中心已初具规模，信息化网络的快速、畅通提升了监测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和敏感性。

国家疾病监测网络信息系统全面应用

2003年SARS爆发后，浙江省各级疾控机构积极开展传染病网络监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健康危害因素监测、死因监测等13个专项监测信息系统的应用，率先在全国范围内达到100%的应用普及率。疾病监测网络信息系统覆盖了传染病报告，鼠疫、霍乱、结核病、艾滋病、麻疹、流感、乙脑、流脑等专病管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职业病、水质、食品污染物、辐射危害因素监测等。系统用户包括各级疾控机构、各级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公共卫生管理机构、卫生行政部门等。

通过疾病监测网络信息系统的应用，改变了以往监测信息以月报方式进行传递，通过直接接收监测部门的数据报告，使监测数据的收集效率快速提高，为早发现、早预防、早控制的疾控策略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撑，通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监测点和区域，实施网络报告监测数据，为制订相关的政策提供统计数据，为分析研判和政府决策提供大量可靠的监测数据。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疾控中心”）科研信息处副处长李莉在接受e医疗采访时表示：“网络直报是特定时期快速掌握疫情信息的产物，这种直报方式极大地提高了传染病监测的敏感性，可以监控跨时空的疫情蔓延趋势。信息化发展到今天，我们将进一步改善获取监测信息的渠道。可以将网络手工报告方式转变成信息自动采集方式，如传染病报告信息源自医生在医院信息系统里的填写。这样既可以避免网络直报环节的重复工作，又可以降低报告信息的出错率和减少漏报。”

浙江省疾控信息系统建设成效显著

在应用国家监测信息系统的同时，根据疾病监测特色和信息化的迫切需求，浙江省持续加大信息化建设投入，浙江省免疫规划管理系统、浙江省慢性病监测系统、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应急指挥系统以及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协同管理系统，在全省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据李莉介绍，2006年，为加快推进浙江省免疫规划的实施，浙江省建成了浙江省免疫规划管理系统。浙江省约2000个预防接种门诊均统一使用该软件，服务对象覆盖全省所有适龄儿童，实现流程化、规范化的管理接种程序。通过与计算机网络、移动通讯等技术的有效融合，从儿童建立接种卡开始后的全程免疫接种程序均在系统中实现，方便接种门诊对服务区域内的接种儿童的管理。该系统提供儿童接种记录、预约接种日期、接种门诊开放时间等多项网络查询信息，方便家长了解儿童的接种过程，减少漏种、迟种的情况发生，加强对儿童计划免疫的全过程管理。

同时，通过数据的集中统一管理，解决了手工方式下在异地接种时接种门诊无法获取儿童接种记录的情况，实现了全省儿童在浙江省境内的任何接种点均可以异地接种，为流动儿童的全程规范的疫苗接种提供了支撑。

李莉介绍说：“疫苗是疾控最重要的物资，它关系到公众免疫接种安全，因此我们正在启用研发的疫苗调拨系统，实现省、市、县疫苗调拨的全过程管理。”

2008年，为推进慢病防制工作的开展，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建立了浙江省慢病监测信息管理系统，快速推进系统应用以扩大慢性病监测的覆盖面，监测范围覆盖全省各级医疗机构，开展了糖尿病、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出生、死因、伤害等监测数据的网络报告。

该系统提供病例的报告、审核、属地管理、随访、统计分析等功能。据2012年数据统计，系统累计收集糖尿病病例报告123万人、肿瘤病例报告97万人、心脑血管病例90万人、出生登记101万人、死亡报告63万人、伤害病例21万人，大量的慢病监测数据为慢病的分析提供高质量的样本，为慢病的防控策略的制订提供依据，监测数据产出“浙江省人均期望寿命”、“死亡原因顺位”等主要健康指标。且该系统特有的迁入迁出管理，贴合慢病患者的属地管理原则，方便就诊和随访单位追踪患者，及时开展慢病的干预措施，有效地减少慢性病患者的失访，提升监测数据的质量。

2010年，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应急指挥系统投入使用。综合运用了信息技术、地理信息技术、视频通信技术、数据仓库等技术，提高了各级疾控机构应对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该系统覆盖了浙江省各级疾控机构，以应急全程决策指挥为核心建立应急指挥中心，指挥层从系统中获取应急机制运行状况、直观的疫情趋势或事件发展态势；察看应急现场实况并发布指令或指示，展开即时通信等；察看应急启动后的各类控制措施和效果报告等进展信息。以事件处置为中心建立应急处置分级、分类业务信息的载录平台，规范各类事件描述、病例定义、控制措施、个案调查表、分析报告、检验信息、调查报告、总结评估等处置过程信息。以辅助决策为目的建立应急资源中心，汇集各类应急相关信息数据库，包括应急储备物资、应急队伍、应急预案、处置方案、传染病历史疫情、突发公共卫生历史事件、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实时数据等，为事件处置决策提供数据辅助。

通过应急机制运作平台，应急组织互相协同、按照预案完成自身职责，加强了浙江省疾控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信息处理的效率和应急资源的充分利用，促进了全省各级疾控机构在应急事件处置和应急管理中的协同作用。

同年，浙江省疾控机构协同管理信息系统建成使用，该系统是“十一五”期间确立的全省疾控信息化统筹建设的信息系统之一，是为加强全省疾控机构业务管理，加快业务沟通和交流而建立的一套全省业务协同管理信息平台，并在系统中构建了全省疾控组织架构及全员账户基本信息。建立全省疾控机构公文收发、业务资料收集、即时通讯服务等功能，满足各级疾控开展协同工作的需要。

省级疾控数据中心初具规模

浙江省疾控中心承担了省级疾控系统数据中心建设的任务，现有服务器50余台，存储空间达10T，近年来充分利用虚拟化技术实现服务器的虚拟化，实现硬件资源按需分配、灵活配置、统一管理，为建立云计算中心奠定基础。在安全防护方面采用多级防火墙、堡垒主机、日志审核等设备，加强网络安全，采用多机负载、线路负载、虚拟化、磁盘阵列等软硬件技术提高数据中心性能。目前数据中心共有7条出口链路，其中互联网3条，出口总带宽210M，能满足全国各地用户的访问需求；专线4条，分别连接省卫生专业网、省卫生厅内网、国家疾控中心数据中心、省档案局数据异地备份中心。依托省卫生专业网、VPN网络与全省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疾控中心、医疗卫生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现了互联。

开拓疾病监测网络信息系统新模式

李莉谈到：“随着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作为疾控监测网点的医院纷纷建立了信息系统，传统的疾病监测网络报告方式已难以适应新的形势需要，必须建立一种新的监测信息采集方式，与区域卫生信息化平台互通，实现信息共享，从而使监测网络进一步深入和拓展，确保疾控工作更加有效地开展。”

2011年，浙江省作为国家试点省，组织开展公共卫生数据采集交换平台试点项目，组织包含疾控、医疗、社区卫生、区域卫生在内的管理与服务机构，通过网络构建、分级平台部署、业务系统改造、接口调试等技术方案实施，建立了传染病、慢病、死因等报告数据从报告机构到最终的公共卫生管理信息系统的传输通道。

公共卫生数据统一采集交换平台实现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与医院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通过实时、自动采集电子病历、健康档案等信息，达到一次采集、多方利用的效果，使各级公共卫生机构能很好地利用公共卫生数据开展疾控工作，并当好参谋，通过数据的分析提出公共卫生行动的对策和建议。并且提供了数据异地存放、全网查询的信息共享模式，减少了工作环节，提高了工作效率，保证了报告质量。

公共卫生数据统一采集平台三级架构，以标准开放、信息共享的理念设计，为当今区域卫生信息化提供了公共卫生信息系统应用建设规范，推进了在区域信息化建设中整合公共卫生应用需求。以分级部署、逐级传输的架构模式，推进了在区域卫生数据中心建设中公共卫生信息与电子病历、健康档案的整合，以实现区域卫生信息协同。

2013年以来，浙江省继续深化公共卫生三级平台试点工作，李莉说：“现在宁波市鄞州区的传染病数据报告可以真正地做到每天实时传送到国家的系统中。我们也正在将这个成功的模式在其他地方推广。”（注：慢病还未正式启动）在谈到鄞州区的成功时，李莉总结说：“鄞州区有超前的区域平台信息集成意识，区域公共卫生平台上集成了电子病历、健康档案信息，通过平台可以把我们所要的监测数据交换出来。通过平台交换方式采集数据到相应的报告管理系统中去，这是今后基于卫生医疗大数据的疾病监测发展方向。”

正如李莉所说，宁波市鄞州区的这一成果目前正在向浙江省11个市推广，在各市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设中将被纳入到公共卫生数据采集技术方案中统一规划和建设，并为进一步在全国推广积累经验和方法。

李莉：

平台化建设思路为疾控大数据利用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我是从1990年开始在卫生防疫站从事计算机专业工作，负责传染病报告通讯，当时是点对点通讯，没有现在这样的网络直报系统。之后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单位有了局域网，内部管理信息化不断深化，传染病报告转变为网络直报。随着业务发展的需要，全省疾控业务信息系统开发项目不断。但是，由于系统建设的高度集中和封闭性，在不同系统之间、不同地域之间也筑起了一道道“信息屏障”，难以满足业务系统之间的数据资源调度和利用，也难以适应国家、省、市、县分级管理、区域化管理的疾控业务模式，更无法兼顾各地数据利用需求。在不同架构、不同地域环境下进行信息资源的交换与整合的问题正越来越受重视。信息共享、数据集成的平台构建成为当前信息化重点工程。目前着重研究数据交换这方面的技术方案，只有搭建平台，打通数据孤岛，才能在平台上“各取所需”，才能真正让疾控业务协同起来，人口健康的大数据才能得以充分挖掘和利用。

疾控的监测信息主要来自一线的卫生医疗服务，只有与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立良好的信息互通，才能获得更多、更真实的大数据。浙江省一直在推动区域平台建设，疾控信息化需要尽早介入到区域平台的信息化建设当中去，而不是等待。但是，这需要有共识以及多方的协同努力。

分级建设这个概念在“十一五”期间就提出了三级平台规划，但一直未真正启动。根据国家卫生信息化“十二五”规划，将建成国家、省、市、县四级平台架构，疾控作为五大应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建成分数据中心，主要承载疾控业务信息系统的运行以及数据的采集、交换和数据仓库建设。因此，分级建设是加强各级疾控信息化建设的重要举措。当然，在分级平台建设上，标准先行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只有统一数据标准，才能做到有效地共享信息。

目前，浙江省承担了国家的数据交换技术方案的可行性试点工作，按照方案要求，我们组织了宁波市鄞州区这样一个从国家到省到市到县一条线上的试点工作，并在技术方案上做了相应的部署调试及改造。现在，传染病数据从鄞州区报上来到宁波市再到浙江省再到国家这一条线已经走通了。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研究改进数据交换平台建设方案，使之更具有实施的可行性。

作者：陈冬雨

恶性肿瘤病例信息化管理论文 篇2：

国家卫生健康委：我国将建儿童肿瘤监测中心

今年才1岁的佳佳，不明原因持续高烧了一个月。日前，在医院被诊断为恶性程度极高的“神经母细胞瘤”。“以前都没听说过这个病，没想到婴儿也会得肿瘤。”佳佳的父親到现在都不能接受孩子患上癌症这个事实。像佳佳的父亲一样，对儿童肿瘤一无所知的人非常多。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恶性肿瘤已经成为儿童的第二大死因，仅次子意外伤害。据统计，每年世界上共有超过25万名儿童被诊断患癌，约9万名儿童死于癌症。儿童肿瘤的发生多数是遗传基因决定的，而遗传因素中，致癌因子的易感性或倾向性，会致使儿童患肿瘤。另外，生活习惯、外界环境、接触有毒有害物质也是导致儿童肿瘤的重要原因。

儿童肿瘤现状不容忽视

我国国家癌症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国内每年儿童肿瘤新发病例约2.2万人，近十年来。至14岁儿童肿瘤发病率年均增长达2.5%。儿童肿瘤病种多、治疗难度大，部分病种诊疗过程涉及多个学科或医疗机构，造成治疗周期长、医疗费用高、报销比例低、家庭负担重等问题。而我国以往尚未建立系统性、全面性的儿童肿瘤监测体系，从而制约了我国儿童肿瘤相关工作的发展。

另外，儿童放化疗和成人差别较大，大部分医院的放疗科不愿接收儿科病例。即便接收治疗，因为儿童和成人癌症治疗方式不同，儿童对化疗药物敏感，用药量和时间与成人都不同，也可能会影响治疗效果。同时，国内药厂极少关注儿童肿瘤药物研究，儿童肿瘤相关抗癌药物较为缺乏。这些因素均影响临床医生从事儿童肿瘤专业的积极性。因此加强对儿童基础研究的投入，促进创新，对儿童肿瘤危险因素的检测、病因的研究、加强预防和筛查、制定并推广规范诊疗、建立专科医师制度都是目前儿童肿瘤专科发展的重中之重。

每千名儿童拥有0.92名儿科医生

如何优化儿科医疗资源一直是医疗行业的关注热点。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医师电子化注册系统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我国拥有儿科医师23万名，每千名儿童拥有0.92名儿科医生。全国儿童医院数量达228家，开设儿科的综合医院等有2万余家，每千名儿童床位数为2.22张。

自2016年国家发布《关于加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与发展的意见》以来，我国开始增设本科儿科学和中医儿科学专业，42所高校获批设置本科儿科学专业，9所高校设置本科中医儿科学专业，在40所高校开展“5+3”一体化儿科医师培养：择优遴选儿科（含儿外科）专业基地586个，近三年累计招收培养儿科专业住院医师1.3万人：中央财政按照每人每年1.5万元的标准，支持中西部地区开展儿科医师转岗培训，累计有6688名医师经转岗培训合格后增加儿科执业范围。

儿童肿瘤诊治设定点医院

今年8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了首批全国儿童血液病定点医院和恶性肿瘤（实体肿瘤）诊疗协作组名单。包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在内100多家医院纳入第一批全国儿童血液病定点医院，此外全国还成立70多个儿童恶性肿瘤（实体肿瘤）诊疗协作组。监测中心将对监测点数据进行监测，努力实现定点医院诊疗的同质化。

与此同时，定点医院也会“有进有出”，不合格定点医院将被从名单中去除掉。“定点医疗机构对患儿的治疗规范化，未来希望各地患有肿瘤的孩子可以直接去定点医院看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表示，监测中心会对定点医院的数据和质控情况进行评估，每年将不合格医院予以淘汰。建立儿童肿瘤登记与监测体系

9月21日，第29届全国儿童医院院长书记会议在杭州召开。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正式批复同意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设置国家儿童肿瘤监测中心，建立儿童肿瘤登记与监测体系，开展全国儿童肿瘤监测工作。中国医院协会儿童医院分会主任委员、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主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在会上透露，包括肿瘤患儿的电子病历书写等诊疗规范，未来都将努力实现标准化。同时，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开展儿童血液病、恶性肿瘤医疗救治及保障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将再生障碍性贫血、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血友病、噬血细胞综合征等非肿瘤性儿童血液病，以及淋巴瘤、神经母细胞瘤、骨及软组织肉瘤、肝母细胞瘤、肾母细胞瘤、视网膜母细胞瘤等儿童实体肿瘤作为首批救治管理病种。

倪鑫表示，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申请成立国家儿童肿瘤监测中心获批后，将承担制定全国儿童肿瘤监测工作计划、实施方案：建立全国儿童肿瘤监测信息化平台：组织开展监测点人员及相关技术培训、督导检查，考核评估：负责全国儿童肿瘤监测信息的数据收集、质量控制和评价管理：开展国家儿童肿瘤年报编写和组织开展规范化诊疗、早诊早治方案的制定等全国儿童肿瘤监测具体工作。据了解，为了保证数据安全，所有数据不会被上传到云端，全部汇集到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目前，国家儿童肿瘤监测中心已开始成立专家组并建立监测平台，预计2021年将全面开展工作。

作者：本刊记者

恶性肿瘤病例信息化管理论文 篇3：

肿瘤防治要“重防早治”

2013年3月，全国“两会”政协委员驻地。虽然室外的温度让人感觉到阵阵寒意，但参加政协分组讨论的委员们的发言却非常热烈和精彩。

在分组讨论会间隙，记者就我国的肿瘤治疗与预防领域的现状以及科研经费管理等相关问题，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王红阳教授。

应纠正肿瘤“重治轻防”现状

在谈到我国肿瘤的发病现状时，王红阳院士介绍说：“由于城市化、工业化、老龄化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剧，生态环境恶化、职业暴露、食品污染、不良生活方式、生物学和遗传学因素的影响，全球恶性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呈上升态势，肿瘤已成为影响人类生命健康的重要疾病。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死于恶性肿瘤的病例约占全部死亡人数的13%。预计到2030年，将有1300万人死于癌症。而在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恶性肿瘤已经呈现年轻化发病趋势，许多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也呈持续上升趋势。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肿瘤发病率以每年3%至5%的速度增长。2009年全国肿瘤发病率为每10万人有285.91人发病，每年新发肿瘤病例约为312万例，平均每天有8550人、每分钟有6人被诊断为恶性肿瘤。同时，我国乳腺癌、肺癌、结肠癌、肝癌、甲状腺癌等肿瘤的高发年龄段均在提前，呈年轻化发病趋势。 2009年，全国肿瘤死亡率为每10万人有180.54人，每年因恶性肿瘤死亡的病例高达270万例。国人因肿瘤死亡的几率是13%，即每7到8名肿瘤患者中，就有1人因癌症死亡。肿瘤患者平均5年存活率仅为20%至30%。这些触目惊心的数据，让老百姓谈癌色变，也时常让医护人员束手无策。在消耗了大量卫生资源的情况下，恶性肿瘤不仅难以治愈，还使许多民众‘因病返贫’，肿瘤的防控形势极不乐观。”

王红阳院士接着说：“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十分关注大众健康，重视肿瘤研究和治疗，提出防控战略计划，并有逐步增长的资金投入。值得注意的是：在肿瘤的终末期治疗上，我国消耗的卫生资源大大超过肿瘤的预防和预测，而在肿瘤流行病学调查、发病基线确定和预防肿瘤的科普教育上的投入更是捉襟见肘。而且，我国各类肿瘤发病数据的报告也时常有不统一、不准确的现象，国外机构和同行多有质疑。近年来，‘降低肿瘤发病率、病死率必须注重肿瘤的预防和早诊’的观点渐被认同，但是如何纠正‘重治轻防’，有效推进肿瘤预防，使之成为国民的自觉行动却仍然是极具挑战性的问题。”

王红阳院士接着谈到了我国在肿瘤普查方面所开展的工作：“2008年，在中央财政支持下，我国开展了一项针对53万适龄女性的乳腺癌普查。结果显示，通过普查检出的乳腺癌患者中，早期患者的比例达40.5%，但在同时期医院门诊诊断的乳腺癌患者中，早期肿瘤的检出比例仅为17%。防癌普查和筛查明显提高了早期乳腺癌检出比例，治愈率和生存期随之大大提高。但是，由于经费和技术所限，其他多种恶性肿瘤高危人群的大规模筛查未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也没有相应的队列研究。一份调查表明，同是肝癌多发高发的日本，其诊断筛查出的早期肝癌超过60%，5年生存率大于43%；而我国治疗肝癌的主要单位早诊肝癌仅占21.2%，5年生存率自然也大大低于日本。着眼于我国肿瘤高发的实际情况、社会需求和经济效益，开展肿瘤的全民预防和早期筛查显然是控制肿瘤的经济而有效的途径，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五项建议防控肿瘤

基于上述情况，王红阳院士针对我国肿瘤的发病状况和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五条建设性的构想。

王红阳院士认为，首先要“坚持预防为主，增加政府投入”。因为重视肿瘤流行病学研究和重要的基线调查癌情监测是防治工作的基础，是制定规划、评估防治措施与效果、引领科研方向的重要依据，既造福于当代人，也惠及子孙后代，必须予以加强。目前这项工作在我国还相当薄弱，存在着机构不健全、经费不稳定和人员素质低等诸多问题。由于肿瘤流行病学和队列研究缺少有效的顶层设计，缺少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和训练有素的稳定研究队伍，我国正规和（或）不正规发布的相关统计数据常不准确，发病率和病死率多以登记数据推算，大量未登记病例遗漏；生存期的随访调查往往漏算失访的患者，造成来自不同人群的数据或不同单位报告的数据误差很大；某些地区利益也影响真实数据的获得与发布……因此，单纯完成基线调查一项，就要求政府既有稳定的专门资金投入，又要有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并制定制度法规，以保证监测能不间断地顺利实施。从整个肿瘤流行病学的研究看，必须加强政府专项投入，才能尽快赶上国际现有的水平。

其次，要“重视高危人群筛查，提高预测、早诊水平”。王红阳院士认为，肿瘤二级预防的目的是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防患于疾病初始。对高风险人群应进行队列、社区、高发现场的定期监测和筛查，提高肿瘤的早诊率。只有早期预测、监测，才能早期预防、阻断；只有早期发现，才能彻底治愈。加拿大就专门设立了“国家癌症筛查项目咨询委员会”，并在全国构建癌症筛查的研究和评估网络，定期出版监测报告，积极推进了肿瘤二级预防工作。因此，建议我国也应加强肿瘤的咨询和预测，整合相关研究机构和临床医院，制定适于我国的标准、规范的常见恶性肿瘤筛查方案，共同推进常见肿瘤的早期诊断和高危人群筛查工作。同时，还应改革公共卫生政策，加大医疗保障体制对高危人群的覆盖面，使更多的高危人群能够方便、免费或低价地进行肿瘤筛查。

第三，要“快速发展适于监测、早诊的新技术，并加强其转化应用”。就这方面的问题，王红阳院士阐述说，在我国推进创新研究，加大科研投入的新形势下，各科研院所前期已发现和筛出一系列具有应用潜能的肿瘤检测标志物和新技术。国家相关部委应积极创造条件，开辟绿色通道，精简中间步骤，加快审批进程，使方便、有效的新方法，不要长期滞留在实验室、或耽搁在利益的谈判桌上，尽快推向产业化和推广应用。

第四，要“建立居民保健档案，推进信息化管理”。王红阳院士进一步解析说，目前国内肿瘤发病与死亡登记报告大都基于大医院，再用其他渠道数据加以补充更正。随着社区建设的日臻完善和城镇化进程，建议在乡镇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和完善肿瘤病因调查和登记报告制度，有组织有计划地形成稳定的大队列，并为居民建立体检保健档案和电子病历，逐步使肿瘤流行癌学调查数据、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数据更加准确详实，实现实时动态的全国联网监测与报告体系。

最后，还要“加强科普宣传，推动全民肿瘤防控”。王红阳院士认为，肿瘤防治研究机构在肿瘤防控知识的社会普及、政策的规划和建议、措施的组织运行和指导监督，以及管理协调等方面均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美国癌症学会1980年就出版了《癌症早期发现指南》，近年来不断加以修订和对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力图使全社会充分认识早期发现对降低肿瘤死亡率的作用。我国在肿瘤预防上的工作发展很不平衡，部分肿瘤防治机构因为多种原因并没有完成所在地的癌症筛查、评估和监测工作，更没有切实开展全社会防控肿瘤的科普宣传。王红阳院士表示，科普宣传应该是全社会的任务，建议政府部门在建立、健全全国肿瘤防治研究的职能管理体系的同时，强调国家和地方的癌症中心、科研院所、医学院校共同承担科普宣传任务，使广大民众懂得肿瘤可以预防，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保护生态环境，与医护人员共同应对肿瘤的挑战。

科研人员对科研基金要有3%的自主权

王红阳院士在科学研究领域是一位“老兵”了。她不仅仅是一个科学家，还是一个科研工作的管理者，且兼任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医学部主任，因此，她对我国科研基金管理方面，有诸多的经验之谈和感慨。

在谈到我国科学研究基金管理方面的问题时，王红阳院士说：“我国在基金管理方面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经费到位的时间比较晚。比如说3年的项目，资金拨到基金项目承担人账户的时间，往往是第二年的下半年了，但项目进度往往要从第一年的批准时间开始计算。所以，项目研究者真正用于科学研究的时间往往只有1年或1年半的时间；更有甚者，经费还没有拨付到位，就接到通知要进行中期检查了，这样容易导致一些不好的现象的发生。当然，真正的科学家不能以资金不到位就造假，但是，由于科研资金不能及时到位，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就会出现极大的困难，甚至导致资金挪用和被迫变更账目等问题。

那么，项目资金还没有到位，科学实验研究还得如期进行，钱从哪里来呢？一般情况下有两种办法：一是自己先垫付，二是从别的项目资金中挪用。但无论哪种方法，都要面临项目资金拨付到位后的资金的‘复原’问题。在‘复原’的过程中，就容易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是应该坚决杜绝的。要想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就要请相关部门及时将科研经费拨付到位；而且，科研项目研发开始的时间，应该为资金到位的时间，而不应该是项目批准的时间。”

那么，在上述情况下，科研人员究竟应该如何对待科研项目预算问题？王红阳院士认为：“对待科学研究的预算，不能像对待建筑工程预算那样去执行。任何科研项目要有计划、有预算，这是正确的。但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要考虑到物价的变更等问题。科学是往前发展的，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以前没有公布的一些研究成果，现在公布了；或者科研人员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有新的发现，都会导致科研预算的不确定性。但是，科学研究的预算，特别是创新性科学研究的预算，不可能像建筑工程计算水泥、钢筋那样那样精确。如果是那样，就是一项精确的实施过程，而不是创新性研究的过程了，这在客观上是做不到的。但是，在目前我国基金项目的管理中，一直是这样要求的。

比如说，对于一些创新性的研究项目，今天怎么可能预测到4年后的实验进度、研究程度、试剂的用量、实验材料的消耗情况等问题呢？所以，从实际情况的角度来说，应该允许科研人员对科研基金有一定的自主权和机动性。如果一点也不允许科研项目超出预算支出，这也是不科学的。所以，我强调：科研项目应该进行预算，但是这种预算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应该留有一定比例的可变更性。当然，这种‘机动性’不是‘随意性’，更不是‘无限度’的，应该有一定的比例去调控；这更符合科学研究的实际情况。我认为给科研人员项目资金的3%的机动资金额度，还是相对可行的，但在管理方面要严格审核，要有事前申报和事后审计等程序。”

同时，王红阳院士还认为：“如果科研人员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对研究方向做一定的调整，应该也是允许的。但对于重大调整却不能轻易允许。比如对于基金委的一些项目，每个项目都要经过几批专家的审核。审核的内容包括：研究的方向、技术路线，最终可能出现的结果等；假如科研项目变更较大，就要对项目进行再次审核。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科研工作、尤其是创新性的科研工作健康发展……”

简短的采访结束了，王红阳委员又匆匆走入了会场，与其他全国政协委员继续讨论并履行神圣职责去了。看着她的背影，记者默默祝愿这位硕果累累的女科学家上述建议，能够早一天成为现实。

作者：王光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