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环境问题论文

2022-04-16

[摘要]环境正义是首先在西方兴起的一场在环境领域里追求社会正义的运动。文章从环境正义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农村环境问题,指出城乡的不平等是产生农村环境问题的深层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快城镇化建设、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和民主机制等解决措施。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农村环境问题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农村环境问题论文 篇1:

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的认知误区及其纠正

摘 要:当前我国民众对农村环境问题的认知还存在诸多误区,既未全面把握农村环境问题的范围和类型,也未准确了解农村环境问题的产生根源,因而也难以为农村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针对性对策,致使农村环境问题愈演愈烈,直接阻碍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实现。为此,必须对当前我国农村环境问题存在的认知误区予以具体分析和纠正,以促进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的顺利解决。

关键词:农村环境问题;认知误区;农村环境治理;法制建设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工业化技术向农村生产领域的渗透以及城市污染向农村地区的转移,农民自身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在城市环境趋于好转的同时,农村环境却逐渐恶化,这不仅干扰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更直接危害农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而且环境问题没有城乡差别,日益严重的农村环境问题在波及城市环境的同时,更会通过农业食品链条给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带来隐患。因而,关注农村环境,致力农村环境问题解决,不仅仅是农民的事情,而应得到全体社会成员的关注。

自上世纪以来,农村环境问题作为“三农”问题的重要内容受到党和国家政府的高度重视。2008年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电话会议,把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放在了十分突出的地位,而且随后国务院在其转发的《关于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开展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是加快推进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要举措,是生态建设示范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现阶段建设农村生态文明的有效途径。”[1]以此为契机,农村环境问题治理得到了国家、各级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并得以在我国广袤的农村大地轰轰烈烈地开展。与此同时,我国学者也一直关注农村环境问题,他们认真调查农村存在的环境问题,仔细分析农村环境问题的成因并具体设计农村环境问题的解决对策,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以学术论文的形式体现出来,以供我国农村环境治理工作实践借鉴。

尽管我国政府对农村环境问题高度重视,我国学者对农村环境问题的解决也极为关注,但我国的农村环境治理工作并未取得实际成效,农村环境问题依然严重,这一切都昭示着我国在农村环境治理环节存在着阻碍我国农村环境治理工作开展的某种问题,只有找出这一问题并加以解决,才能推动我国农村环境治理工作顺利进行。为此,笔者在概览学者关于我国农村环境治理的学术文章的同时,又深入苏北农村地区进行调研,对苏北地区农村环境问题的范围、种类及其成因进行了详细了解和深入分析,发现我国农村地区环境治理工作踟蹰不前的症结所在,那就是无论是我国政府,还是国内学者,其在农村环境问题的认知环节出现了偏差或错误,没有正确把握我国农村环境问题涉及的范围、存在的类型以及产生的根源。为了消除我国农村环境治理的障碍,有效推动我国农村环境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认真分析当前我国农村环境问题存在的认知误区并及时加以纠正,为此,笔者以在苏北地区农村的实际调研资料为基础,并对照我国学者有关农村环境问题的理解观点,对当前我国农村环境治理环节中存在的关于农村环境问题的认识误区予以具体分析,并提出相应的纠正对策,以期能扫除我国农村环境治理停滞不前的基础性障碍,以推动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和农村环境治理目标的最终实现。

二、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的认知误区

由于受到传统环境保护和治理观念的影响,再加上社会各界缺乏对农村及其环境的深入了解,而且在当前“城市中心主义”的模式下,国内民众在用看待城市环境问题的眼光来看待农村环境问题的同时,又把本具有同质性的农村环境问题看作是不同于城市环境问题的异类,在此种观念和思维模式的影响下,国内民众在理解农村环境时难以避免地会出现认知偏差。具体而言,当前国内学者对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的认知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误区:

1.对农村环境问题的认知范围不全面。由于人类最早接触的环境问题是污染问题,而且长期以来人们所关注的城市环境问题也主要是城市污染问题,再加上农村环境问题进入人们的视野而获得关注也是因为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严重,因此,我国学者在关注农村环境问题时便将农村环境问题等同于农村环境污染问题,而忽视了农村环境问题所包含的另一重要内容,那就是农村资源和生态的破坏问题。与城市不同,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都直接和自然界发生关系,无论是农民的正常生活,还是农业生产的正常运行,都离不开农业资源的合理维持和农业生态系统的有效维护,一旦农业资源和农村生态系统受到破坏,其给农村乃至城市环境带来的危害并不亚于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因此,要解决农村环境问题,就不仅要关注农村环境污染问题,还要关注农村资源以及生态保护问题。但事实上,我国民众在关注农村环境问题时,只关注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对农村资源及生态所遭受的破坏问题却少有涉及,反映出我国民众包括学者们目前对农村环境问题的认知范围还比较狭隘,无法认识农村环境问题的全部。

2.对农村环境问题的认知类型不彻底。为了充分认识环境问题,并依据不同环境问题的各自特征采取针对性的解决对策,经过对环境问题的逐步了解,我国学者按照相应的标准对环境问题予以相应分类。如依据人类对环境影响的方式,可以把环境问题分为环境污染问题和资源破坏问题;按照被影响的环境要素予以分类,可以把环境问题分为水环境问题、大气环境问题、土壤环境问题以及生物环境问题等。[2]依据上述分类,我国学者对环境问题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针对性解决措施,这对环境问题的顺利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上述分类还无法满足农村环境问题的彻底解决,那就是目前国内民众对面源性环境问题的认识仍然不足,无法满足农村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所谓面源性环境问题,和点源性环境问题相对,是按照环境问题产生源的确定与否而区分的一对环境类型,其中所谓点源环境问题,是能够具有确定产生源的环境问题,对于此类问题,只要查明该问题的源头并对其源头进行治理,环境问题即可消除。而对于面源性环境问题,由于其产生源无法确定,与点源环境问题有很大区别,而且由于面源性环境问题发现较晚,尽管目前学者对农村面源性的环境问题已有所认知,但还存在一些认知误区。具体而言,当前社会对面源性环境问题的认知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误区。首先,我国民众对面源性环境问题分布范围的理解有错误,许多民众认为面源性环境问题只存在于农村,城市里不存在面源性环境问题,甚而有学者把面源性环境问题作为农村环境问题区别于城市环境问题的重要特征加以研究,并主张要创新农村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来应对农村的面源性环境问题,但事实上是,在我国城市也存在面源性环境问题,其中城市居民生活所带来的污染问题就是典型的面源性环境问题;其次,尽管我国国内社会对农村点源环境问题和面源环境问题作了区分,但却没有厘清二者的实质不同,因而在治理面源性环境问题时也没有有效的对策,要么避而不管,要么把点源性环境问题的治理和面源性环境问题的治理混为一谈,用点源环境问题的治理模式来处理面源环境问题,从而使农村的面源环境问题无法得到针对性的治理,阻碍了农村环境问题的顺利解决。

3.对农村环境问题的根源认知不准确。针对农村环境问题的产生根源,国内的学者展开了大量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观点,而且有不少学者的观点具有一致性,看似发现了农村环境问题的产生根源,但笔者通过对苏北五市农村环境问题的调研,发现上述学者的观点与农村环境问题的现实存在一定偏差,他们并未准确发现农村环境问题产生的真正根源。具体而言,当前我国学者对于农村环境问题根源的认知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误区。误区之一:农民环境意识不强。当前许多学者认为农民环境意识不强是农村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但笔者认为,尽管农民环境意识不强与农村环境问题的产生有一定的关系,但如果将其归结为农村环境问题存在的根源则实在言过其实,甚而存在错误。为了验证这一问题,笔者对苏北地区农村村民的环境意识进行了问卷调研,在笔者所做的调查问卷中,除了个别村民对农村的环境问题漠不关心之外,大部分村民在表示对过去良好农村环境的怀念和留恋之时,都表达了对当前农村环境问题的忧虑和关注,他们对农村大气、水、土壤以及生物资源发生的不利变化都有切身体会,都有改变当前环境状况的愿望但都苦于无能为力。这一调查结果充分表明了农民的环境意识并不缺失。而近期在浙江、福建以及江苏地区出现的群体性环境事件也直接表明了当地农村居民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以及对自身环境权益受侵的焦虑,同时也是对“农民环境意识不强”论的有力反击。由此可见,农民环境意识不强并不能作为农村环境问题的产生根源,农村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也不能寄希望于提高农民的环境意识上面,因为农民的环境意识本来就不低。误区之二:农村环境法制建设不健全。众多学者把农村环境法制建设不健全作为农村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认为当前我国环境立法体系中有关农村环境的立法缺失、农村环境执法体系不健全以及农村司法救济途径不通畅是造成农村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诚然,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城乡差距比较大,在法制建设方面农村地区滞后于城市也并非没有可能,而这对农村环境保护工作也可能会起到一定的掣肘作用,但是,如把农村环境法制建设不健全作为农村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来进行解读,则不仅无法发现农村环境问题产生的真正原因,更会将农村环境治理工作引向歧途,反而会阻碍农村环境问题的解决。因为农村环境问题的真正原因是城乡二元化模式造成的结果,要想真正解决农村环境问题,就必须消除城乡二元化模式,在城乡一体化视野下实现对城乡环境的同等保护、同等治理,[3]而那种“农村环境法制建设不健全以及对农村环境单独立法”的论调看似对农村地区予以特别优待、特别保护,但实质上依然是在延续着城乡二元论的基调,不仅有害,也无必要。这是因为,首先,从立法层面上讲,由于农村环境问题和城市环境问题并无本质的区别,当前我国的相关环境立法不仅在城市地区可以适用,在农村地区也可以适用,如果立法有缺失的话,也应该是全国层面的缺失,而不会单单是农村地区缺失,因而没有必要单独为农村地区的环境立法;其次,对于农村执法机构和司法机构的建设,目前的机构设置已足以承担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重任,如再在乡镇一级设立相应机构,不仅不能实质性地改善农村地区环境执法和司法状况,而且还会增加农村地区环境执法和司法成本,白白浪费国家的执法和司法资源。由此可见,在农村地区,环境问题的处理并非无法可依,而环境执法机构和环境司法机关也并不缺失,反而是在城乡二元结构理论影响下,国家的环境保护法律无法在农村地区顺利实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违法不究的现象对农村环境问题的加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应引起国家、社会和学者的关注。

三、我国农村环境问题认知误区的纠正

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的认知误区严重阻碍了国家、社会对农村环境问题的正确认识,导致国家难以针对农村环境问题采取有效的解决措施,直接影响农村环境问题的顺利解决。因此,要想彻底解决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的环境问题,就必须纠正我国农村环境问题存在的认知误区。

1.全面把握农村环境问题的范围。要解决我国农村环境问题认知范围过窄的问题,就必须全面把握农村环境问题的范围。同城市面临的环境问题不同,农村除了面临来自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以及工矿企业所带来的污染威胁的同时,还面临着上述环节所带来的资源退化、生态失衡等环境问题,而且由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的特殊性,其对资源、生态的依赖性要远大于城市的生产、生活。由此可见,除了污染会对农村的生产、生活活动造成影响之外,农村资源可持续利用以及农村生态系统的维持平衡对农村地区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农村存在的环境污染问题,更应关注农村地区的资源退化和生态失衡问题,而且我们在设计措施来防治工农业生产以及农民生活对农村环境造成的污染的同时,更应关注农村资源以及农村生态系统的保护问题,在设计农村环境保护措施时,要将农村污染防治、农村资源养护以及农村生态保护综合考虑,将三者予以一体化的制度设计,如此方能有望全面彻底地解决农村环境问题。

2.彻底认知农村环境问题的类型。如文中所言,当前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类型的认知误区主要存在于公众对农村面源性环境问题的认识层面上,因此,为了彻底厘清农村环境问题的类型,有必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明确农村面源性环境问题的相关内容。首先,要明确面源性环境问题并不是农村地区特有的环境问题类型,在我国城市也存在面源性的环境问题,只有明确这一点,我们才不会把农村环境问题当作异类而将其孤立于城市环境之外,并且还可以从城市面源性环境治理实践中吸取有益的治理经验。其次,要深刻理解点源性环境问题和面源性环境问题的区别,从理论上讲,任何环境问题都有其产生源,因而从实质上讲面源性环境问题也是点源环境问题,只是由于面源环境问题的产生源具有随机性、移动性,难以查明和确定。另外,还有一些面源性环境问题的产生源单独不能造成环境危害,而是众多面源性环境问题的产生源共同交织作用才造成了环境问题,这都和传统的点源性环境问题有区别,因而在治理面源性环境问题时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传统点源性环境问题的治理模式中使用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以及责任追究制度无法在面源性环境问题领域适用,需要对此种问题单独研究,单独处理。为此,我们可以借鉴城市面源性环境问题的治理经验,把面源性环境问题的治理当作公共服务而由国家承担,发挥政府在面源性环境问题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增加国家在面源性环境治理过程中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以促进农村面源性环境问题的顺利解决。[4]

3.正确认识农村环境问题的根源。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的根源既不是农民环境意识不高,也不是农村环境法制建设不全,而是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城市和农村环境保护问题上的差异所致。在此种结构模式的调控下,我国对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环境实行差别化管理,致使农村地区的环境保护标准和资金投入都低于城市,农民的合法环境权益也常常受到漠视,我国城市环境逐步改善的同时,农村地区的环境则趋于恶化,并使人产生了“农民环境意识不强,农村环境保护法制建设不全为农村环境问题成因”的假象。[5]因而实事求是地讲,成因与其说是农民环境意识不强,倒不如说是城乡二元模式下农民合法环境权益被漠视,农民环境知情权、参与权、请求保护权得不到保障的结果;与其说是农村环境法制建设不健全,倒不如说是城乡二元模式下政府在农村环境保护中的地位缺失,致使农村环境保护标准降低、农村环境保护投入不足造成的,甚至在农村个别地区出现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

因此,要真正消除农村环境问题的根源,彻底解决我国农村地区存在的环境问题,就必须要取消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模式,在环境保护问题上实行城乡一体化建设模式,实现国家对农村、城市环境的一体化考虑和同等保护。具体来说,对于农村地区的点源性环境问题,要严格执行现有的环境保护法规,真正发挥法律的调控作用,切实保护农民的合法环境权益;而对于农村地区的面源性环境问题,则要增强政府在农村环境保护中的主导性作用,增加政府对农村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并通过政策扶持和财政激励等物质引导措施向农村引入“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生产生活方式,从经济上鼓励农民采取健康、环保的生活方式,利用财政支持在农业生产领域大力推广生态有机农业和循环经济模式的应用,控制农药、化肥的使用并减少废物向农村环境中的排放,只有如此,才能彻底解决农村地区的面源性环境问题。

结语

由文中的论述可知,要彻底解决农村环境问题,就要全面理解农村环境问题的范围,彻底把握农村环境问题的类型并准确分析农村环境问题的根源,这样,我们才能针对目前的农村环境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解决对策。但正如文中所言,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的根源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模式,只有废除这一模式,农村环境问题的解决对策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可喜的是,伴随着人们对城乡二元结构弊端的深入认识,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日益引起社会的关注并得到国家政府层面的认可和采纳,目前我国各地都围绕着户籍、经济、环保的城乡一体化问题开展了理论性探讨和实践性探索,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已成为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潮流,在此背景下,我国环境保护领域的城乡一体化建设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让我们看到了彻底解决农村环境问题的希望。

参考文献:

[1]徐培华,包文兵.当前农村环境整治存在的问题及思考[J].淮海文汇,2012,(1).

[2]吕忠梅.环境法导论(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7.

[3]晋海.我国城乡环保一体化的制度建构:理念、原则与路径[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6).

[4]刘璇,李娜.论中国农村环境保护中的政府责任 [J].河北学刊,2010,(1).

[5]李宾,张象枢.基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农村环境问题成因研究[J].河北学刊,2010,(1).

[责任编辑:张亚茹]

作者:王超锋

农村环境问题论文 篇2:

环境正义与中国农村环境问题

[摘要]环境正义是首先在西方兴起的一场在环境领域里追求社会正义的运动。文章从环境正义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农村环境问题,指出城乡的不平等是产生农村环境问题的深层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快城镇化建设、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和民主机制等解决措施。

[关键词]环境正义;中国农村环境问题;城乡二元社会结构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生存之本,而农村环境问题是“三农”问题的重要内涵。十七大的召开,更让我们认识到解决好农村环境问题是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步骤,是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必然要求。本文尝试运用西方环境正义理论来分析中国农村环境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所谓“环境正义”,是指人类不分国籍、种族、文化、性别、经济状况或社会地位,都同等地享有安全、健康以及可持续性环境的权利,而且任何人都无权破坏或妨碍这种环境权利。这一概念首先出现在美国,它的出现是美国民权运动的一部分。1982年,美国中部北卡罗来纳州华伦县的居民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在阿夫顿社区附近建造多氯聯苯废物填埋场。美国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作为有毒垃圾的处理场,是与这个地区主要生活着有色人种以及低收入人群相关,人们开始注意到,环境问题并没有真正地解决,而只是将它转移到这些人居住的社区中来了。之后的各种官方、非官方的研究也一再印证了这一现象:种族、民族以及经济地位总是与社区的环境质量密切相关,有色人种、少数民族和低收入阶层遭受各种现代物质文明的有害废弃物的机会要比白人和富人大得多,他们承受着不成比例的环境风险。

1991年10月在华盛顿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有色人种环境领导高峰会”,将美国环境正义运动推到了高潮。在这次会议上,人们达成了有关环境正义的十七项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将个人、群体、地区、国家以及国家的环境议题都作为关注对象,把环境问题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联系起来,已经明确地认识到,环境问题如果不与社会正义问题联系起来是不会得到解决的。

面对全球化的浪潮,在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中占据不利地位的第三世界也提出了在环境领域追求正义的要求。印度生态主义者古哈于1994年在一篇题为《激进的美国环境保护主义和荒野保护——来自第三世界的评论》的文章中,表达了第三世界要求实现“环境正义”的呼声,他尖锐地指出,在印度,忍受环境退化带来的各种问题的最严重社会群体是穷人、无地的农民、妇女和部落,他们面临的是生存问题,不是生活质量的高低问题,因此,印度的环境保护运动所要求的是从国家和工业部门那里夺回对自然的使用权,把它交回到真正生活在自然环境中、却正在日益被排挤在自然之外的农村社区。

到目前为止,环境正义依然是西方环境伦理学、环境法学、政治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它不再强调抽象的人类或者抽象的自然,因为人们已经深刻地认识到: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但有多个世界,我们共处一个国家,但有不同的族群、阶级与区域。环境正义是社会正义概念的延伸,它所处理的并不直接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是在自然的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在理论层面,环境正义包含了三个正义维度:国内环境正义、国际环境正义和代际环境正义。国内环境正义强调族群、性别、阶级和地域的正义,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弱势族群、下层社会的人们以及女性通常会成为环境污染的直接受害者;地域间的不正义,最为明显的是城市人的大量物质要求都来自于对农村生态资源的索取,而由此所产生的环境后果大多由生活在农村的农民来承担。国际环境正义强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环境问题上的正义,因为一方面,占全球少数的发达国家人民消耗、浪费过多的自然资源,并制造了大量废弃物,另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的资源剥夺与危机转嫁,占全球多数的落后国家的人民不得不承受更多的环境危害。代际环境正义探讨了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差异性,后代的生存与发展必须有赖于生态财富的维持,如果当代人只看重眼前的物质财富而忽略了生态财富,没有考虑到后代人的生态利益,那么他们是不会生活得幸福的。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的发展步伐日益加快,但环境问题却随之越发严重,关于中国农村环境问题的现状及其成因的探讨一直是理论界的热点问题。农村面临着多重污染,如水污染、空气污染、白色污染、农药污染、乡镇企业造成的工业污染,可以说污染已经侵入到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严重影响了农产品的质量与产量、耕地质量以及农村生活环境。当前理论界在分析中国农村的这些环境问题的成因时,通常把它们归结为人口压力过大、农民环保意识薄弱、执法力度不强、粗放式农业生产等因素,但我们认为,这并不是根本的。实际上,人们更应该从正义论的角度来审视农村环境问题,正视在环境问题上农村承受着更多不正义的现实。

从国内环境正义的角度来看,我国现存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是造成农村环境问题的最根本的原因。所谓“二元社会结构”,是指在整个社会结构体系里,明显并存着比较现代化的和相对非现代化的两种社会形态,这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一般特征。在中国,由于长期存在的分割城乡的户籍制度以及重工抑农的经济发展战略,二元社会结构的表现更为突出,在这种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农村的环境保护长期受到忽视,环境问题日益严重。

首先,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使得城市与农村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无疑促发了农民采取一些以环境破坏换取生活改善的短视行为。就当前来说,农村弱势地位强化了农民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的动机,但由于缺少人力资本和适当的发展途径,大多数农村走了资源消耗型的发展道路,掠夺式地开采和利用资源,直接造成土地退化、森林破坏、缺水以及其他环境问题。特别是有些生活在边远地区的农民,他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无其他产业可依,所以,在维持温饱以及想进一步提升生活水平的前提下,也只能依赖于无限制地掠夺自然,根本无力顾及生态环境污染控制。在第二届中美民间环境组织合作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同志做了《环境问题与中国农村发展》的主题报告,他在报告中明确指出:“无端的指责农民没有环保意识,我觉得是不公道的。非常重要的一条是,城乡差距如果不断扩大,农民要生存要发展,他有他的选择。这是一个很实在的问题。2000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280元,而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仅2253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率约2.8:1。特别严重的是,农民的2253元收入,还仅仅是全国的一个平均数。要看到,按省为单位计算,人均收入最低的,除了西藏之外,就是甘肃和贵州。甘肃和贵州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目前就是

1400多元。它与一些大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确实非常大。正是因为他们的收入太低,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往往不得不去破坏环境。所以我们真想改变中国农村环境不断恶化的趋势,就必须想办法缩小城乡差距,必须想办法尽快提高农民的收入。”

其次,城市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侵害农村环境的基础上。我国长期以来实施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的政策,将大量农业剩余转化为工业原始积累,牺牲农村生态环境以满足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众所周知,农村是城市的“米袋子”和“菜篮子”,城市的大量需要使得农民必须过量使用化肥、农药,并且实行长期单一耕种,这加速了耕地地力的衰竭以及农村生态的退化,近20年来我国化肥使用量以每年157万吨的速度递增,化肥使用量由1984年的1482万吨增加到了2005年的4766万吨,居世界第一位;而且每年施用的农药超过120万吨,更突出的是,其中70%以上是除草剂,而这70%的除草剂中,又有70%含有机磷,因此导致土壤的有害物质残留非常严重。

再次,与农村相比,城市在国家环保政策上享受更大的便利。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使得国家在环境问题上对城市和农村采取截然不同的两套政策,国家把大部分的财力、物力投入到城市建设和重大工程项目上,对广大农村的投入很少,这导致农村的环境保护长期被忽视,环保政策、机构缺失,环保人员、基礎设施供给不足。(1)我国对环境保护的投资支持力度本来就较为不足,“九五”期间,治理生态环境污染的投资占GDP的比例不足1%;即使在加大投资力度的“十五”期间,预计比例约为1.2%左右,更严重的是,长期以来,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而农村从财政渠道却几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环境管理能力建设资金,也难以申请到用于专项治理的排污费。(2)在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上,目前我国虽然有不少较为规范的环境保护法律及相关条例,但这也是主要针对城市国有大中型企业,与我国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政策、标准和法规很不健全。(3)在环境治理的基础设施方面,农村也远远落后于城市,很难遏制农村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趋势。城市的生活垃圾处理系统、生活污水排放管网已经建成并日趋完善,而广大农村的规划严重不足,处于无管理或半管理状态,公共卫生设施极端缺乏,导致农村的排水沟是露天明沟,河流成自由的排污沟,垃圾沿河、沿湖、沿路边随意堆放。随着农村生产、生活污水和废物排放量迅速增长,有害垃圾的种类和数量也在攀升。落后的基础设施与日益加大的生态污染负荷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最后,城市向农村转嫁了不少环境污染。伴随着工业企业的发展和城镇规模的扩大,工业废弃物和城镇建筑生活垃圾大量产生,对于这些废弃物、特别是不易被大自然消化的物质如何处置呢?人们通常会依照两种最常见的原则来处置:第一种是“方便原则”,即废弃物制造者(个人、企业、工厂、农牧场甚至政府机构)将废弃物任意地排放、丢弃,让这些废弃物的生态后果由地区甚至全球的不特定对象来承担,这是一种典型的“眼不见为净”的做法。第二种是“最小抵抗路径”原则,即废弃物的制造者将废弃物丢弃在特定的地点及特定人群的生活领域,这些最小抵抗的特定地点,一般而言便是偏远地区,包括地理的以及文化意义上的偏远地区;而特定人群,指各弱势族群与贫穷小区。我们看到,城市向农村转嫁环境污染正是通过这两种方式进行的。

城市一方面依照“方便原则”,将未经任何处理的废弃物堆放到城镇周边的农村原野,造成严重环境污染。有调查显示,我国因固体废物堆存而被占用和毁损的农田面积已达13.3万公顷以上,533.3万公顷以上的耕地遭受不同程度的大气污染;全国80%以上的城市污水未经任何处理就直接排入水体,已造成三分之一以上的河段受到污染进而引起农灌水水质恶化;工业“三废”污染农田已达0.1亿公顷,比1983年增加了2.5倍,约有15%的农田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另一方面,城市依照“最小抵抗路径”原则,将那些在城市难以立足的企业和新技术开发产业迁移和新建到农村,特别是那些耗能高、污染重、难以治理的企业,这种企业建立在农村比在城市所遇到的抵抗要小得多,因为农村环境管理力量薄弱,各项环保指标低下甚至没有,所以我们总是会看到,乡村企业多为电镀、印染、造纸、化工、炼焦、炼磺和制苯等重污染行业,这些企业往往技术落后、设备陈旧,给农村环境带来严重污染。目前,我国乡镇企业污染占整个工业污染的比重已由20世纪80年代的11%增加到45%,一些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已接近或超过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量的一半以上。

由此可见,在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农村在环境问题上要承受着更多的负担与不正义,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主要提出以下解决策略。

第一,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农村城镇化是缩小城乡差距的有力措施,它包含着农村社区的居民住宅、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等客观条件日益完善,农村居民的思想观念、人生观和世界观等主观因素日益现代化,在这些前提下,农村社区与城镇社区的本质差别逐步缩小甚至消失,致使住在农村社区的居民也能够享受到现代城镇文明,农村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生活条件逐步实现了城镇化。就当前来说,农村有利于环保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上还非常欠缺,农村生活污水任意排放,“白色”污染漫天遍野,都是因为农村没有集中的污水处理系统和垃圾回收处理设施,如果国家能够在加强这方面的基础和公共设施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就能控制污染源。农村的传统农业主要依赖土地,而农村区域生态环境空间的承载力是有限的,从而导致农村环境超载,加重了生态环境问题,农村城镇化的建设要求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需要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发展非农产业,引导农村人口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从而减轻对土地资源的依赖性。

第二。建立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实现补偿正义。在华盛顿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有色人种环境领导高峰会”达成了环境正义“十七项基本原则”,其中第九条就强调:环境正义保障环境不正义的受害者收到完全的赔偿,伤害的修缮以及好的医疗服务。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也告诉我们,将社会整体作为对象时,应该遵循差异原则,经济增长不能以牺牲弱者的利益为代价,社会不平等只能建立在弱势群体获得最大利益的基础上,否则社会体制就是不正义的。

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农村无疑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对农村实施补偿是实现社会正义与和谐的一个重要步骤。熊易寒先生在《市场“脱嵌”与环境冲突》一文提到,他在湖南老家进行调研时,发现了当地农民与水泥厂和化肥厂发生冲突的案例,事情的起因是这些工厂的排污口直接通向水塘和稻田,村民的房间里铺满厚厚的粉尘,水井也开始干涸。但作者发现,这些工厂早就存在,但冲突到现在才发起,根本原因在于

企业改制之后,企业摆脱了对地方社会的义务,而并非是农民环保意识的觉醒。其实,这里就涉及到补偿正义的问题,因为企业“在原有的集体或国有的产权安排下,形成了互惠型的厂民关系,污染带给人们的损失往往以问接的方式得到补偿,企业污染的外部性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从而弥补了农村环保立法立法和执法的不足;而在企业改制之后,互惠关系解体,企业不再承担社会责任,让村民独自承担环境污染的全部后果,同时却拒绝按照市场方式给予补偿,导致双方的激烈对抗”。因此,为了实现社会和谐和正义,改善农村和农民的弱势地位,有必要对他们进行补偿。

同时,建立补偿机制有利于农民积极参与环境保护运动。陈锡文副主任提到一个例子就是退耕还林需要有配套的补偿政策,退耕还林是我国改善自然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如果不给农民补贴,而强制他们退耕还林是非常不现实的,甚至会引起冲突,因为许多农民世代就是依靠这些耕地生存,在这件事情上,农民的真实想法是:“你补贴,我肯定做这件事情,因为这比我种粮食还省事,而且收益还高;但是你要停了,那我得吃饭,如果你不解决我的问题,那种植的树、种植的草,可能都会拔了重新种粮。”要求农民退耕还林,对农民而言,他们是会蒙受一定经济损失,这些损失国家必须予以补偿,甚至要让他们的生活比以前更为改善,只有这样环保运动才能真正地开展起来。

第三。加强民主机制,在环境问题上给予农民更多的知情权与参与权。环境正义的“十七项基本原则”的第七条规定:环境正义要求在所有决策过程的平等参与权利,包括需求评估、计划、付诸实行与评估。也就是說,每个国家、地区、个人在涉及与自己相关的环境事务时,都应当拥有知情权和参与权。农民与农村环境问题是最为紧密相关的,他们最有发言权,同时,农民的平等参与才有可能带来更加有效的环境政策,增强环境决策的合法性。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决策和执行体系中,农民缺乏话语权和参与权,处于弱势地位,正是因为农民的失语,才使得一些不利于农村的政策出台。企业一味以营利为目的,很大程度上缺乏环保的激情,地方政府为了自己的政绩往往成了环境破坏的帮凶,只有确保农民的参与,发挥知情权、参与权,监督企业与政府的行为,才能真正有效地控制和治理生态环境恶化。鉴于此,我们提倡民主精神,培养农民的公民意识,使农民在信息公开透明的条件下,依据一定的程序,自由而平等地对影响到自己的环境政策进行公开且充分的讨论,通过公共协商来赋予决策以合法性,从而为参与环境决策提供支持。

总之,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的产生是国内环境不正义的具体体现,是城乡发展不公平的产物,对农村环境问题的解决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多层面的协调与配合,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环境问题,还给农村一片洁净的天空。

责任编辑:青 山

作者:郭 琰

农村环境问题论文 篇3:

中国农村环境问题原因探析

摘要:中国农村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危及农民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的重要因素,制约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且通过“米袋子”、“菜篮子”影响到城市的发展。中国农村环境问题的形成既有农民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也有农村环境保护法制建设不健全的影响,还有政府环境管理行为不当与农村的环境保护设施和投入严重不足影响。

关键词:农村;环境问题;现状;背景;原因

在城市工业化过程中,产生了大量城市污染问题,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污染流向农村,农村一边自身产生的污染无法处理,一边却要接受城市的污染。可以说农村环境的恶化已经影响到农村人口的生存,影响到新农村的建设,已成为社会和谐建设的一大障碍。如不妥善解决农村环境问题,将会动摇三农的基础,也会阻碍发展的步伐,甚至影响中华民族生存的根基[1]。在这种背景下,对中国农村环境问题原因的探析就显得十分必要。总的说来,产生农村环境问题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业生产、生活方式落后

1.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方式是人们为了维持生存和发展而谋取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方式,目前农村生产主要有农业生产和乡镇企业生产。(1)农村乡镇企业生产方式落后。乡镇企业在为农村和国家经济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的同时,也使农村污染变得非常突出。中国农村乡镇企业的生产方式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直接以自然资源作为生产投入要素,即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型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造成对环境资源的肆意掠夺和破坏;另一种是有一定技术和资金投入的农村非农业生产方式,但是由于规模小,无力建立相应的污染处理设施。(2)集约化养殖场造成的污染。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以及菜篮子工程的建设,发展畜牧业、养殖场是农民致富的主要途径。规模化养鸡场、养鸭棚、养猪场、养牛场等迅猛发展起来,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造成了环境的污染。“畜禽养殖的污染危害主要表现在:一是部分饮用水源保护区内违法开设养殖场,对饮用水源水质造成较大影响;二是个别地区畜禽养殖过于集中,大量养殖污染物排入同一水体,严重超出水体环境容量,致使水质恶化;三是个别养殖场选址不当,恶臭污染扰民现象突出,污染纠纷频繁”[2]。(3)中国农村农业生产方式落后。中国农业生产的特征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的、原始的生产经营和传统的养殖与无节制地使用化肥、农药相结合的方式。由于中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的开发已接近极限,化肥、农药的施用成为提高土地产出水平的重要途径。大量的农药、化肥投入到农田生产中,导致了土壤板结和土地生产力的下降,而农药化肥流失又造成水体污染和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造成对人体的危害,以致农民不敢吃自己种的粮、养的鱼。温室大棚和地膜保温对农作物生长有促进作用,但大量不可降解的塑料残膜却会阻碍农作物生长,并对土壤产生破坏作用。

2.农业生活方式落后。农民的衣、食、住、行等生活习惯受传统生活方式影响较深,在日常生活中较少考虑到对环境和资源的保护。(1)由于千百年来的习惯和农民自身对环境问题的漠视,形成了多数农民守土恋家,居住分散,布局混乱,缺乏整体规划状况。不仅浪费了土地资源,破坏了自然环境,而且不利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2)个别村户生活垃圾到处露天堆放,任其腐烂、发臭,蚊子、苍蝇到处飞,厕所随意搭建,生活污水直接排放到江河里,严重影响、破坏了农村的生态环境。(3)靠山砍山,平原烧秸秆的“就地取材”的传统能源利用方式,造成水土流失的同时,造成二氧化碳浓度急剧升高,空气污染严重,极大地影响了人的健康,同时也威胁着交通以及输电线路的安全。(4)人畜混杂,一些农村现在仍然是人畜共处一院甚至是一室,大量的畜禽粪便在道路两侧、庭院一角随意堆放或随污水就近排进沟渠河道,对空气、水体造成严重污染。(5)“破家值万贯”的持家理念以及“够了就行”的农民消费观使农民生活节俭,什么都不舍得扔,破烂乱堆、乱放,不仅有碍观瞻而且也污染到农村的生态环境[3]。

二、农村环境保护法制建设不健全

1.相关农村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不健全。中国的环境保护立法,已初步形成了一个以1989年12月通过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为主体的法律体系[4],但中国农村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仍不健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宪法中的立法空白。中国宪法立法过于抽象,原则性太强而执行性差,如宪法第26条中“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认为作为社会中的人,有获得良好环境的权利,但没有确切的通过法律对农民的环境权利加以确认。(2)《环境保护法》在制定过程中针对的主要是城市的环境保护,没有对农村的环保进行规范。《环境保护法》第20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业环境的保护,防治土壤污染、土地沙化、盐渍化、贫瘠化、沼泽化、地面沉降和防治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水源枯竭、种源灭绝以及其他生态失调现象的发生和发展,推广植物病虫害的综合防治,合理利用化肥、农药及植物生长激素”[5]。这些法律规定在条文上过于抽象,实践中难于操作,缺乏调整和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3)其他部门法中的环境保护法律规范,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等虽然都涉及农业环境保护,并对农村环保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出现各个法律规范之间有相互重叠,权责不明,效力冲突的现象,法律的协调性差。各行政部门之间缺乏权力上的衔接与配合,导致农村环境保护的规范性文件执行效率低下或者执行结果“无功而返”[4]。

2.农村环境执法力度不够。农村环境执法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各个部门,目前农村环境执法力度不够,具体表现为:建设项目管理力度不大,审批权得不到很好的落实,新的污染源不断产生;排污收费力度不大,存在人情收费、协议收费、随意提高或降低征收标准,执法的严肃性不够等现象;一些限期治理企业迟迟完不成治理任务,限期治理成了“无期”治理。

3.农村环境司法上存在问题。当农村环境污染事件造成公共环境、利益或者农村群众人身财产伤害时,公众多愿意选择向政府环境管理相关部门上访、投诉,通过调解、赔偿等方式解决问题,而不向司法机关提起环境行政诉讼或者环境民事诉讼,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三、农村地方政府环境管理行为不当

农村环保工作经常出现“要么抢着管、要么无人管”的重叠管理或空白管理的“越位”和“缺位”现象。

1.农村地方政府环境管理中的“缺位”。“缺位”即“不作为”,该做的不去做。一些县乡政府对农村环境问题不闻不问。就是有所闻也只是走过场、搞形式,成了追求政绩的手段。具体表现为:政府对环保公益品供给不足;生态建设制度不健全;环境保护财力投入不足;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环境宣传教育缺位;环保管理和监督缺位。“不作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与排污企业常常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污染企业的利益有时就是地方政府的利益,企业的污染也就意味着政府的污染,所以,地方政府领导或者掩盖,或者隐瞒环境污染问题,这种地方保护主义决定了污染者继续污染、受害者继续受害。

2.农村地方政府生态建设中的“越位”。“越位”即“作为过大”,不该做却偏要做。某些县乡政府出于追求政绩,大搞劳民伤财的“环境政绩工程”。由于企业的GDP就是政府的政绩,使得县乡政府往往只重视经济发展而忽视环境保护,特别是当污染企业是政府官员们千方百计“招商引资”请来的,且能比农民提供更多的“产值”,并直接影响到官员们升迁的“政绩”和公开或隐蔽的“寻租”空间。政府领导要么公开为排污企业辩护,要么否认环境与污染企业之间的联系,要么对上级环保部门要求的“关停并转”企业网开一面。

四、农村的环境保护设施和投入严重不足

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的环境保护设施和投入严重不足。当前国家的环保投入和政策制定都是以城市为重心的,大量资金和优惠政策被用在城市的环境保护上,农村环保成了资金和法规政策供给的盲区。三十多年来,农村从财政渠道几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环境管理能力建设资金,也难以申请到用于专项治理的排污费。当前,村级组织对农民的号召力非常有限,很多地方出现农村公共环境无人管、管不了的现象。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也严重滞后于城市,与大城市建设蒸蒸日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村的日益衰败落后,城市的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体系日趋完善,而农村基本上是未经任何处理就直接排放到居住地附近,直接导致农村环境污染加剧。此外,县乡环保部门的管理服务水平严重滞后,不能履行应有的职责,明知道一些企业污染严重,却视而不见,或者把一些污染企业当成罚款创收的对象,这样就使农村环境保护的法律政策流于形式。

参考文献:

[1]戴京.浅谈当前农村环境存在的主要污染问题和解决方法[J].环境保护,2006,(7):55-57.

[2]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小城镇环境问题及对策[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150.

[3]贾风姿,杨驭越.中国农村环境问题成因透析[J].辽宁大学学报,2010,(3).

[4]高晓露.论农村环境污染防治的法律问题[J].当代法学,2005,(23):26-27.

[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20条[Z].

[责任编辑 陈丽敏]

作者:余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