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主义环境审计论文

【摘要】国有企业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理应在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方面起带头和表率作用。从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环境审计制度开始，再逐步向其他企业推开，是我国当前促进企业承担环境责任，推动经济绿色发展的现实选择。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机会主义环境审计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机会主义环境审计论文 篇1：

环境审计主体的经济学思考

【摘要】本文对学术界关于环境审计主体已成形的观点进行了评述，并借用“委托代理理论”，在此基础上提出应构建以民间审计为主导，国家审计、内部审计和环保人士共同参与的新型环境审计模式，这样才更有利于大力开展环境审计工作。

一、观点综述及问题提出

审计主体是审计学基本理论的研究范畴，必须首先加以明确和规范。狭义审计主体是指审计活动的执行者，即审计人(Auditor)。他与被审计人、审计授权人一起构成审计工作中的三方审计关系，审计人在此关系中的独立性正是审计灵魂的体现。依据传统审计理论，我国现存审计主体包括国家审计机关、单位内部审计机构和民间审计组织，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学术界对环境审计主体争议不在于其构成内容，而主要集中在谁更应该发挥主导作用。目前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观点。

观点一：认为环境审计应以政府审计为主导。这是一种较传统的审计观点。肖文八指出环境审计的体系设置应以政府审计为主导。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因为政府是 “环境产品”（属于一项公共产品）的主要投资方和管理者，当然有权委派政府审计机构对其审计；二是政府审计可借用国家力量，更具有权威性；三是由于受到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官厅审计”在我国传统审计业务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是路径依赖的必然选择。1998年国务院在批准审计署的机构改革方案中强化了环境审计的职能，第一次将环境审计职能明确赋予审计机关。审计署专门设立环境审计机构——农业与资源环境保护审计司。但应注意的是政府审计机构是政府行政机构的一个派出机关，其行政关系隶属于政府，与国家环保机构的身份相同，与国有企业很难从产权主体的角度划清界线，政府审计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如审计标准等）、审计业务的执行者、审计结果的监督者，具有更多重身份介入环境审计事项，很难保证审计结果的公允、公开和公正，更难免不出现委托代理链条中的合谋，在现有制度条件下（法规制度的不健全，尤其是没有出台环境审计准则，相当于没有职业标准的状态下执业），易导致囚徒困境中双方的合作均衡。政府审计无法保证身份的独立，因而也就难以正本清源。另一方面从审计的权威性看，虽然政府审计是驾驭国家机器的力量来体现其至高无上的权威性，但民间审计则用其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征服客户，其权威性更具有亲和力。

观点二：环境审计应以内部审计为主导。罗恩·布莱克认为环境审计起源于内部审计，随着内部审计师慢慢地适应环境审计的需要，环境审计师与内部审计师的角色将合二为一。他只是出于避免人员重复设置得出的结论，并未作其他的详细解释。这种观点只是一家之言，很难适应中国的现状，自然不会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内部审计一直是政府审计的附属物而存在，这一点已为理论界所共识，自然不可委以重任。审计法规定，审计署负责指导全国的内部审计工作，地方审计机关负责指导本地区的内部审计工作，审计机关是政府各部门的派出机构，负责指导直属单位和行业的内部审计工作。政府审计依法对内部审计业务指导和监督，还通过多种途径指导、监督管理内部审计的标准和质量。我国的内部审计与政府审计有天然的“血亲”关系，与西方国家的内部审计存在本质的区别，因而，这种观点难以适应我国的现状，内部审计不能成为环境审计的主导。

观点三：认为政府审计、社会审计和内部审计都是主体，不分主次。原因在于，环境审计只是审计的一个内容或是一个分支，没有必要与一般审计相区别，而他们认为审计主体没有必要区分主次，三者共存即可。这种观点过于笼统，符合中庸的思想，但却与一般审计理论相悖，即使在传统审计学中三种审计在审计体系中的地位也被普遍描述为“国家审计是主导，内部审计和社会审计是重要组成部分。”更不应该忽略今天的环境审计是在市场经济运行条件下展开的，市场的一个基本规则就是竞争，有竞争就必然有主次。显然这种观点难以为众人接受。

笔者认为：以上三种观点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都有不足，针对环境审计这一新生事物，依托现有政府审计、民间审计和内部审计三者共存的框架体系，应分清职责，发挥民间审计的主导作用。

二、民间审计主导地位的经济学解释

按照“委托——代理理论”，确立民间审计的主导地位，有利于强化社会监督，避免公有经济中政府多重角色进入市场导致的低效率。 市场主体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并且信息双方存在利益关系时，委托代理关系开始生成。然而，这种委托代理关系表现在公有产权制度与西方私有产权制度上是不同的。其特殊性被张维迎描述为：从最初始委托人（全民）到国家权力中心的自下而上的授权链，以及从权力中心到最终代理人（企业内部成员）的自上而下的授权链（张维迎，1995）。政府作为连接双重体系的“关键人”，它既是初始委托人的代理人，又是最终代理人的委托人。在环境审计的关系链中，一方面，作为初始委托人的全体代际人民，实际处于虚位状态，缺乏监督代理人的积极性，更不可能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来形成对代理人的威胁，使代理人的行为符合全体人民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另一方面，国家取得公众产权的代理权，在主管政府与经营者之间构建了事实上的委托代理关系。但是，委托人不具有最终的剩余索取权，也不能自由退出委托代理合约；代理人也并非是经理人市场的最优选择。在这种特殊的委托代理关系链中，如果缺乏对监督者（国家）行为的有效监督，就不能排除监督者利用手中廉价投票权为自己谋利益，或者与代理人合谋共同截留或侵占本应属于国家剩余的可能性。监督者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不仅会诱发代理人的寻租行为，而且，监督者也可能主动进行“政治创租”和抽租（Mcchesncy，1998）。我国现阶段环境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主要是由政府来完成的，而环境审计则是要对其执行结果进行验证和执行效率作以评价，为了避免公有经济委托代理链中的“合谋”，避免政府多角色进入市场导致的低效率，在环境审计的执行过程中，政府审计应尽量坚持回避的原则，仅仅履行“裁判员”的职责，而监督行为的执行者即“运动员”应是民间审计，发挥其独立第三方的监督立场。

运用“委托——代理理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外部性，需建立产权规范的市场化体系。 生态环境问题的本质经济特征是外部性，这种外部性必然导致与其相关联的环境审计问题的复杂性，与传统审计相比涉猎的范围更广，关联利益主体更复杂，产权关系更难以明晰。要真正发挥环境审计的功效，环境问题利益主体相互均衡，就必须设计一种产权关系清晰的制度安排，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则。从中国目前所处的经济转型阶段看，要深化市场化改革，政府应加强建立新的各种制度性的基础设施，最主要的是设立各种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律和独立公正的执法体系，努力保持机会均等和社会公正。政府审计应淡出市场，真正履行其全国审计最高的管理者和准则、法规制定者的职责，使其真正成为审计市场运行中的“裁判员”；发挥民间审计的主导作用，就是要大力发展注册会计师环境审计业务，有利于形成规范的审计市场化体系。

执业注册会计师（CPA）最有能力胜任新的审计业务。无论是从其专业能力，还是市场适应能力方面，民间审计更能适应环境审计的新要求，亦能担此重任，最具审计市场竞争力。我国现阶段开展的环境审计业务仅仅是有关环保资金筹集、运用过程的财务审计，依然停留在传统审计的角度，未进入实质性的更深层次的审计环节。随着环境审计业务的进一步拓展，需要大量的专业环境审计人员。1992年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CICA）发布了一份题为《环境审计和会计职业界的作用》的研究报告认为，注册会计师在未来的环境审计中应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我国，CPA是一批经过最为严格、具有相当难度、组织严密的考试选拔出来的，并在执业过程中不断接受后续教育（《中国注册会计师法》规定的法定后续教育）的专业人才。在组织形式上，CPA构成的会计事务所形式上多是合伙制，注册会计师必须承担因审计责任而给委托人带来的损失，合伙人之间的连带关系使事务所内部相互监督，降低审计风险。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政府审计机关作为国家的一个行政机构，在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关键时期，不可能增加大量的审计人员来适应新业务的需要；内部审计受制于企业自身规模的限制，也不可无限扩大；只有民间审计才有能力吸收大量的从业人员。

三、开放型环境审计主体的新模式

随着我国规范的市场化体系的不断完善，适应环境审计向更深层次发展，必须重构我国环境审计主体的格局。建立以民间审计为主导，政府审计、内部审计、环保专业人士等多方共同参与的开放式环境审计模式（见下图）。

（一）第一层委托代理关系。在环境审计委托代理关系中，全体代际人民作为最初委托人，由于其位虚置，政府成为实际的委托人（同时又是代理人），委托国家环保局、国家审计局等政府机构对环境问题进行管理，政府的环境审计机关和环保局就成为这一链条中的代理人。同时，政府（包括代际人民）就成为审计第三关系人，即审计授权人，对被审计人要求经济责任，授权审计人对被审计人审计并接受证实经济责任承担和履行情况报告的人。

（二）第二层委托代理关系。由政府的行政派出机构与企业之间构成，即国家环保局和国家审计机关作为委托人，委托企业提供环境产品和履行环境责任，企业则是最终代理人，作为环境产品的完成者。据有关资料分析，我国目前自然环境所接受的污染物中大约有80%来自于企业，也就是说，现在环境审计的对象主要集中于企业。因而，企业是环境审计关系中的第二关系人，即被审计人，他对委托人（审计第三关系人）负有经济责任，并接受审计人审查。

（三） 第三层委托代理关系。由政府（包括代际人民）和审计人构成。政府（包括代际人民）有权利委托审计人对企业的环境执行过程和结果进行监督，是委托人；政府审计机关、民间审计组织和单位内部审计机构都是代理人，对企业的环境行为进行审查，并向审计授权人证实报告。因而，政府审计机关、民间审计组织和单位内部审计机构就是环境审计关系中的第一关系人，即审计人（审计主体）。民间审计具有主导地位，确保环境审计的独立、公正，突出第三方审计作用。另外，经验证明，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的环境管理必须能够充分体现环保公众参与的原则，环保专业人士也可参与到环境审计的过程中，即形成民间审计为主导，政府审计、内部审计、环保人士等共同参与的开放式的环境审计模式。

作者：王　凤　朱保平　董国强

机会主义环境审计论文 篇2：

隐性契约视角下国有企业环境审计的博弈分析

【摘要】国有企业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理应在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方面起带头和表率作用。从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环境审计制度开始，再逐步向其他企业推开，是我国当前促进企业承担环境责任，推动经济绿色发展的现实选择。基于这一认识，运用博弈论理论，构建政府和国有企业责任履行的博弈模型，从隐性契约视角，分析国有企业开展环境审计的必要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国有企业环境审计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隐性契约；国有企业；环境审计；

博弈分析

一、引言

伴随经济迅猛发展，环境问题在我国日益突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所要面临的严峻考验。这不仅是由于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环境治理不力等宏观原因，也是各类企业违规排放、环保意识淡漠的直接后果。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2015年“绿色发展”又被确定为“十三五”期间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可见，实现“绿色发展”、发展“生态文明”已经上升到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高度。“十九大”报告中，也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重要内容进行阐述。

“绿色发展”关键在于制度设计。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是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免疫系统”。建立环境审计制度，发挥审计在环境保护中的监督作用具有迫切性和必然性。

我国是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①是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支柱，担负着重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责任，理应在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方面起带头和表率作用。从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环境审计制度开始，再逐步向其他企业推开，是我国当前促进企业承担环境责任，推动经济绿色发展的现实选择。

国有企业对代理人的激励主要是采用隐性契约为主（李敬湘等，2009）。此外，已有研究表明，国有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是国有企业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博弈过程。基于这些文献的启发，本文尝试从隐性契约视角，通过构建博弈模型来分析国有企业环境审计的必要性，进而提出国有企业环境审计的建议措施。

本文创新及研究意义在于：首次将隐性契约理论引入到国有企业环境审计研究中，是对已有研究的新拓展；通过构建博弈模型分析国有企业与社会公众的关系，从一个新的视角探索企业与公众环境冲突的形成原因，有助于深化对于环境管制作用机理的认识，具有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回顾

1.环境审计

20世纪80年代国外就已经有了环境审计方面的研究。早期的研究认为环境审计主要是指企业的符合性环境稽核。Khanna 等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种观点，他们研究发现美国企业环境审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符合美国《清洁空气法案》的要求，并且面临环境规制要求越高的美国企业，越倾向于环境审计。也有研究认为环境审计是环境管理系统审计，即对环境管理系统（如ISO14001）应用情况的审核。Mgbame等研究了非洲国家环境审计与企业绩效（获利性）之间的关系。Cook等研究了内部环境审计的有效性、目标和透明度。Patriarca等探讨了将计算机辅助等新的技术手段引入环境审计过程中。

2.隐性契约与审计

现有文献中将隐性契约理论应用于审计领域的研究不多。心理契约也是一种隐性契约关系。可见的文献中只有Herrbach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检验了心理契约和情感认同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心理契约因素对审计师专业判断有明显影响。

（二）国内研究回顾

1.环境审计

国内文献中，楼辉映最早阐述了环境审计的概念，并探讨了环境审计的理论依据以及环境审计的内容、方法步骤等问题。这之后，国内对于环境审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环境审计的必要性、原则、内容、程序和方法等进行理论探讨；二是介绍国外环境审计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状况；三是探讨构建环境审计的理论体系；四是对环境审计影响因素等的实证研究。

2.隐性契约与审计

国内将隐性契约理论应用于审计领域的研究也不多。王士红根據315份问卷的实证研究发现，心理契约与审计人员知识共享行为以及审计人员工作满意度显著正相关。此后，王士红又通过对内部审计师进行问卷调查，研究了内部审计师心理契约违背对降低审计质量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心理契约违背会对审计质量产生影响。

3.国有企业环境审计

虽然早在1991年国内学者提出了“环境审计”这一概念，但是迄今为止关注国有企业环境审计的文献却并不多②。

仅有的几篇文献中，李雅琴（2010）探讨了国有煤炭企业开展能源环境审计的意义，作者认为开展国有企业能源环境审计的根本意义在于通过审计促进节能减排，进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刘菁婉等（2013）对安徽某国有煤炭企业环境审计进行了案例研究，运用国际审计准则风险模型对煤炭企业环境审计风险的识别与评估进行了探索；张彩林（2016）构建了包括理论基础、审计要素等内容的国有重工业企业环境责任审计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国有重工业企业环境责任问责的实施途径。

三、隐性契约理论的引入

隐性契约是显性契约的对称。显性契约是明文规定的契约（如书面约定、政府规定、条例等），而隐性契约是基于个体理性的各方默认存在的一致隐性预期，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协议。契约（隐性契约和显性契约）是用来解决交易方可能存在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方式，但是由于信息不完全以及高昂的信息搜集成本、谈判以及事后监督执行成本等因素的存在，无法把所有因素都写在契约中，因此制定完全契约并不可行。现实中的显性契约大多是不完全契约，隐性契约的存在可以避免显性契约中无法包含的因素，从而成为显性契约的有益补充。

相比较其他企业，我国国有企业的身份有其特殊性。他们不仅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还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夯实执政地位的必要手段，是我国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性质的重要体现。由于投资主体是政府，国有企业在开展经营活动过程中占用了大量的国家资本和国家信用，是政府参与经济、实现国家意志的手段，其目标是在一个更长远的时期内实现国家和社会公众的“大经济”。国有企业产权属于全民，設立的目的也并非是单纯的经济目标，因此，在追求经济上盈利的同时，应更多地考虑公共利益和公共责任，这就是我国国有企业性质的特殊性。正是基于对国有企业身份特殊性的认识，张绍岩等（2005）认为，在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中，银行和利益相关者之间实际上“签订”了一种“隐性契约”。李敬湘等（2009）也探讨了隐性契约在国有企业高管激励中的作用。因此，将隐性契约理论引入国有企业的研究中，具有文献支持和理论依据，也有利于从一个新的视角解释国有企业与社会公众之间的环境冲突形成原因。

国有企业身担“经济”和“非经济”双重目标，经济目标是为其非经济目标服务的。而企业社会责任就是国有企业非经济目标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早在2007年12月国资委就印发了《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此后2016年7月1日，国资委又印发了《关于国有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中要求国有企业要成为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率，要在企业运营全过程中对环境负责。由此可见，国有企业承担环境责任是其承担社会责任的必然要求。

正是基于国有企业“公益性”与“营利性”的双重性质，社会公众对国有企业履行环境责任抱有较高的隐性预期。理论上，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社会公众（纳税人），作为所有者，社会公众就应对国有企业履行投资责任（现实中这种投资责任由政府代为履行），而国有企业就应承担更多的环境责任。这就是本文所界定的国有企业与社会公众之间的隐性契约。

四、社会公众与国有企业之间责任履行的博弈分析

为便于分析社会公众与国有企业之间责任履行的博弈过程，作以下5项假设：

假设1：博弈过程的参与主体只有两个：社会公众（由政府代为参与）和国有企业（以下简称政府和国企），博弈的内容为国企环境责任和政府投资责任；博弈双方的目标是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假设2：在博弈过程中，政府的策略选择有两种：对国企履行投资责任和不履行投资责任，即博弈主体政府的策略集合为{履责L1，不履责L2}；另一博弈主体国企也只有两种策略选择：履行环境责任和不履行环境责任，即国企的策略集合为{履责Z1，不履责Z2}。

假设3：国企履行环境责任付出的成本为C1，政府履行投资责任付出的成本C2。

假设4：在国企不履行环境责任的情况下，政府受到的损失为L2；同时，由于国企不履行责任而受到政府的处罚为D2，此时D2可以看作是政府因此而获得的国企赔偿。

假设5：在政府没有对国企履行投资责任的情况下，国企的损失为L1；由于投资者未投资，国企也无需为投资者分红D1（现实中的表现为：国企向政府上缴盈利），D1可以看作是国企此时的额外收入。

（一）确定性状态下的博弈模型分析

基于以上5项假设，构建确定性状态下政府和国企责任履行的博弈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对于博弈双方来说，博弈的结果就是寻求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

1.国企的策略选择分析

从表1可知，如果政府选择“不履责L2”策略时，国企选择“不履责Z2”与“履责Z1”两策略的期望收益的差值为：

E1=（-L1+D1）-（-L1-C1+D1）=C1

如果政府选择“履责L1”策略时，国企选择“不履责Z2”与“履责Z1”两策略的期望收益的差值为：

E2=（-D2）-（-C1）=C1-D2

由于国企履行环境责任付出的成本C1一定是大于零的，因此E1>0，也就是说在政府选择“不履责L2”策略时，国企选择“不履责Z2”比选择“履责Z1”获得的期望收益更大；如果C1>D2成立，即有E2>0，则说明在政府选择“履责L1”策略时，国企选择“不履责Z2”也比选择“履责Z1”获得的期望收益更大。事实上，现实中由于环境执法力度不够、环境执法难等原因使得政府与国企的博弈过程中，国企即使不履行环境责任，政府也很少对国企做出惩罚，即便是环境事故发生后的处罚也很少③，所以，一般情况下D2较小；但是相反，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成本却比较高，因此C1>D2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成立的。

因此，确定性状态下政府和国企责任履行博弈中，不管政府采取什么策略，国企的占优策略就是“不履责Z2”。

2.政府的策略选择分析

同样，如果国企选择“不履责Z2”策略时，政府选择“不履责L2”与“履责L1”两策略的期望收益的差值为：

E3=（-L2+D2）-（-L2-C2+D2）=C2

如果国企选择“履责Z1”策略时，政府选择“不履责L2”与“履责L1”两策略的期望收益的差值为：

E4=（-D1）-（-C2）=C2-D1

政府履行投资责任付出的成本C2也是大于零的（比如投资所付出的机会成本），因此就有E3>0，也就是说当国企选择“不履责Z2”策略时，政府选择“不履责L2”比选择“履责L1”获得的期望收益更大。如果C2-D1>0，即有E4>0，则说明当国企选择“履责Z1”策略时，政府选择“不履责L2”也比选择“履责L1”所获得的期望收益大。事实上，目前我国国企向政府上缴盈利的比例较低④，即D1也是很小的，所以C2-D1>0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成立的。

因此，确定性状态下政府和国企责任履行博弈中，国企不论选择履责还是不履责，政府的占优策略都是“不履责L2”。

（二）不确定状态下的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分析

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信息不完全等不确定性条件下决策者的策略选择行为表现出有限理性的特点，有限理性产生的根源在于信息不完全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客观存在。演化博弈基于有限理性的假设，突破了传统经典博弈理论以完全理性为基础的局限。由于有限理性，所以決策者并不能一开始就找到最优策略，最优策略的取得是一个长期的、重复的、决策者不断学习的动态演化博弈过程。演化博弈模型不同于经典博弈理论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博弈主体是参与者群体而非参与者个体，是用参与者群体中选择不同策略的个体占群体中个体总数的百分比来代替博弈中的混合策略。因此，演化博弈对博弈主体的理性要求少，比利用传统经典博弈理论模型预测参与者的行为更切合现实。

隐性契约与显性契约显著的区别在于隐性契约没有成文的约定，是彼此相互之间的一种心理期望。同时，博弈模型中的博弈方（社会公众和国有企业）不能满足完全理性的假设，均为有限理性。在有限理性条件下，社会公众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博弈具有长期性，双方的策略选择过程是一个不断学习的动态演化过程。通过复制动态博弈模型来可以更加现实地模拟这种动态演化博弈过程。

1.演化博弈模型构建

为便于分析政府与国有企业责任履行的动态演化博弈过程，在以上5项假设的基础上追加假设如下：

假设6：博弈过程的参与主体政府和国企均为有限理性。

假设7：国企选择策略“履责Z1”的概率为x，政府选择策略“履责L1”的概率为y。

基于以上7项假设，构建不确定状态下政府和国企责任履行的博弈支付矩阵，如表2所示。

以上分析表明，当满足条件③时，系统收敛于E4（1，1），即策略组合{Z1，L1}为演化稳定策略，也就是在政府和国企的博弈中双方都采取积极的策略：政府履行投资义务、国企履行环境责任，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理想结果。

2.演化博弈结果分析

首先，从式③可知，国企履行环境责任的成本（C1）不能大于不履行环境责任而受到的处罚（D2）；政府履行投资责任的成本（C2）不能大于所收到的国企为投资者的分红（D1）（即国企向政府上缴盈利）。

其次，由于前文述及的原因，现实中D2和D1通常较小，条件③难以满足，使得博弈双方难以向E4（1，1）收敛，于是政府和国企“不履责”的现象便司空见惯。

通过以上确定性条件下和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博弈模型分析可以看出，政府和国企在是否履行各自责任的博弈过程中，并不能够达到{履责，履责}的理想结果，双方也陷入到“囚徒困境”的窘况。

（三）破解“囚徒困境”的策略选择——国有企业环境审计

由于现实中企业不履行环境责任而受到处罚（D2）很小，导致博弈演化背离了我们期望的方向。从以上博弈分析模型可以看出，提高国企选择“履责”策略可能性的一个办法就是提高D2，即提高国企“不履责”的成本。环境审计作为一种保证受托环境责任全面有效履行的制度安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企业环境违法成本低的问题。因此，国有企业环境审计是提高国企“不履责”成本、化解这种“囚徒困境”的现实选择和内在需要。

1.环境审计是降低国有企业代理成本，提高环境违法成本的必要手段

审计可以降低代理成本。根据委托代理理论，社会公众和国有企业之间也存在环境保护的委托代理关系，社会公众是环境资源委托人，国有企业是环境资源受托人。环境审计作为一种保证受托环境责任全面有效履行的制度安排也是为了降低环境代理成本。通过环境审计，加大对环境保护领域违法、违规问题的查处力度，同时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制裁力度，解决违法成本低的问题，使企业环境违法“不经济”。

2.国有企业环境审计是国有企业性质的内在要求

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身份，国有企业不仅是特殊的经济主体，也是特殊的政治主体，国有企业的环境责任，既是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体现，也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必然要求。对国有企业环境信息予以审计，披露其环境责任的履行情况，是国有企业环境受托责任的必然要求。

3.国有企业环境审计可以引导其他企业履行环境责任

国企是“共和国长子”，正是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地位，社会各界对于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抱以较高要求和殷切期望。国有企业理应成为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率，引领更多企业乃至全社会实现绿色发展。先从国有企业环境审计开始，再逐步向其他企业推广，不失为当下推动我国企业绿色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现实选择。

五、国有企业环境审计的建议

（一）积极推动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顺利实施

中办国办于2015年11月印发了《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方案》，标志着我国环境审计工作正式拉开了帷幕。将自然资源资产纳入领导干部离任审计，是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创新。虽然方案中制定了明确的时间表，但是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也没有类似的国际经验可供借鉴，与之相关的理论和方法还在探索之中。积极推动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顺利实施，对推动国有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履行环境责任具有重要意义。

（二）建立环境内部审计制度

我国国有企业已经都设立了独立的内部审计机构。随着审计领域的不断拓展，内部审计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展，从传统的财务收支审计到效益审计、工程与投资审计 、信息化审计等方面。借鉴ISO14000国际环境管理系列标准中对企业开展内部环境审计的具体要求，率先将环境审计纳入到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范畴，建立环境内部审计制度，发挥内部审计的监督和治理功能，促进企业主动履行环境责任。

（三）积极引导注册会计师开展环境审计

目前我国的环境审计主要是政府审计机构来执行，民间审计较少参与。由于政府审计机关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都不可能非常庞大，因而所能承担的环境审计任务有限。我国拥有庞大的民间审计队伍，相比较政府审计，我国的民间审计专业胜任能力强、独立性高、队伍庞大，民间审计应成为未来环境审计的主要实施者。因此建议对于国有企业的环境审计可交由民间审计机构——会计师事务所来进行，建立注册会计师在环境审计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机制，促进环境审计走向专业化、常态化。

（四）完善环境审计的相关法律法规

我国环境审计相对滞后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环境审计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例如我国现行《审计法》中并未提及环境审计。法律的空白使环境审计“无法可用”，目前的环境审计主要是依政策审计，而非依据法律审计。另外一方面，我国的环境会计核算和披露方面准则制度还未建立，使得环境会计和环境审计无从下手。因此，环境法律法规制度的建设刻不容缓。一方面，应修订相关法律，补充关于环境审计的内容，扩大审计部门的权限，使环境审计有法可依，促进环境审计的长远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加强环境会计的理论研究，借鉴日本、加拿大等国家的先进做法，尽快出台我国的环境会计准则与制度。同时，也应注重环境审计研究与实践的国际合作，在审计程序、审计方法、技术标准等方面与国际通行环境审计准则接轨，促进我国环境审计的国际趋同。

主要参考文献：

[1]刘家义.论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J].中国社会科学，2012（06）：60-72.

[2]李敬湘，张衔.国有企业高管激励中的契约选择：隐性契约与显性契约[J].云南社会科学，2009（04）：121-124.

[3]刘儒昞.心理契约视角下国有企业环境责任的博弈分析[J].企业经济，2012（04）：42-46.

[4]CASTO K M.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uditing and site assessmen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1995，1（2）：158-194.

[5]KHANNA M， WIDYAWATI D. Fostering regulatory compliance： 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selfauditing and audit policies[J]. Review of Law & Economics， 2011，7（1）：125-160.

[6]AMMENBERG J， WIK G， HJELM O. Auditing external environmental auditors—investigating how ISO 14001 is interpreted and applied in reality[J]. Eco-Management and Auditing， 2001，8（4）：183-192.

[7]MGBAME C O， ILABOYA O J.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audit decis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 Journal of Modern Accounting and Auditing， 2013，9（4）：447-458.

[8]COOK W， VAN BOMMEL S， TURNHOUT E. Inside environmental auditing： effectiveness， objectivity， and transparency[J]. Current Opinion in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2016，18：33-39.

[9]PATRIARCA R， DI GRAVIO G， COSTANTINO F， et al. The functional resonance analysis method for a systemic risk based environmental auditing in a sinter plant： a semi-quantitative approach[J].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view， 2017，63：72-86.

[10]HERRBACH O. Audit quality， auditor behavior and the psychological contract[J].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 2001，10（4）：787-802.

[11]楼辉映.试论环境审计[J].新疆环境保护，1991（01）：26-28.

[12]李璐，张龙平.关于我国开展水环境审计的理论与实践探讨[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06）：72-77.

[13]吴萍.企业内部环境审计实施内容拓展之比较分析[J].财会月刊，2017（04）：124-128.

[14]赵金燕，宋传联.发达国家环境审计制度的变迁历史及对我国的启示[J].生态经济，2016，32（11）：179-183.

[15]游春晖，王菁.加拿大环境审计运行和保障制度：实践、特点及启示[J].财会月刊，2017（02）：92-95.

[16]郑石桥.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基本理论框架[J].会计之友，2016（21）：127-133.

[17]黄溶冰.环境审计制度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10）：134-140.

[18]王士红，顾远东.国家审计人员心理契约、工作满意度与知识共享行为[J].审计研究，2012（1）：48-54.

[19]王士红.内部审计师心理契约违背对降低审计质量行为的影响——基于问卷调查实证研究[J].审计研究，2014（03）：84-90.

[20]李雅琴.国有煤炭企业如何开展能源环境审计[J].会计之友（上旬刊），2010（11）：18-19.

[21]刘菁婉，周萍.风险导向审计下的煤炭企业环境审计风险的识别与评估研究——以安徽一国有大型煤炭企业为例[J].宿州学院学报，2013（11）：25-30.

[22]张彩林.国有重工业企业环境责任审计与问责研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6（09）：152-153.

[23]張绍岩，薛波.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重构中的隐性契约[J].南开经济研究，2005（02）：79-83.

[24]孙庆文，陆柳，严广乐， 等.不完全信息条件下演化博弈均衡的稳定性分析[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3（07）：11-16.

[25]苑宏宪，王雪青.基于前景理论的注册建造师执业行为监管演化博弈分析——基于承包商视角[J].软科学，2014（04）：140-144.

[26]王兵，鲍国明.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实践与发展经验[J].审计研究，2013（02）：76-81.

作者：刘儒昞

机会主义环境审计论文 篇3：

股权再融资前企业会进行环境信息披露管理吗？

摘要企业是否会为了满足再融资的需求而操纵环境信息披露？现有研究尚未对该问题做出较明确的解答。本文基于我国2008-2017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所公开的数据来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上市公司在为其股权进行再融资之前，会在一定程度上管理环境信息披露情况。从进一步对数据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企业对待环境信息披露的具体态度与其经营所在行业的性质密切相关，越是处于重污染行业的企业，对于环境信息披露的管理也表现得更为深入，而质量较好的内部控制和严格的外部监督会抑制企业对环境信息披露管理的程度。

关键词 股权再融资；环境信息披露管理；双重差分；调节效应；政策变更

DOI： 10.19840/j.cnki.FA.2020.06.00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空间距离、同业模仿与环境信息披露机会主义行为：动因、实现路径与经济后果”

（项目批准号：7157218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政治关联、地方利益与环境业绩——基于生存权保障的研究视角”

（项目批准号：71102163）。

近年来国家对环境问题日趋重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对于上市公司再融资行为的影响逐渐加深。现有研究表明，企业披露环境信息可能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环境信息披露和企业股权再融资之间也存在一定联系。迄今为止，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上市公司通过再融资过程中的盈余管理以期望获得更好融资资格这一方面上[1-3]，而尚未充分探讨管理层是否有动机通过操纵环境信息披露以更好地获得再融资资格这一问题。在本文中，我们将使用DID模型建立股权再融资与环境信息披露管理之间的联系，并探究公司在再融资过程中会不会发生类似盈余管理的环境信息披露管理问题，并进一步从行业性质、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督这三个方面探究再融资与环境信息管理之间的调节效应，最终得出结论。该文给股权再融资与环境信息披露管理之间的联系增添了理论与数据支持，以期为企业之后更好地规范环境信息披露、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依据。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股权再融资与环境信息披露管理

本文将环境信息分为两种：“硬信息”和“软信息”。硬信息是指“具体的信息”，不容易被企业操纵；软信息是指“空泛、主观、无法验证的信息”，实质性内容较少。鉴于“软信息”本身的易操纵性，所以在企业公开披露的整体环境信息中，软信息所占的比例便可作为衡量企业信息披露管理程度的标准。如果该项比值越大，环境信息管理的程度越高。罗绮等认为，控股股东倾向于先进行盈余管理，然后再进行股权再融资[4]。姚圣和孙梦娇研究发现，财务与非财务信息披露二者之间并非毫无联系，同时替代效应也存在于盈余管理和环境信息管理之间[5]。企业具有强烈的股权再融资需求是其管理环境信息披露的动力，在进行再融资之前，公司将会对其所披露的环境信息进行相应的“润色”，并进行向上的环境信息披露管理。

据此提出假设1：企业会在股权再融资前进行向上的环境信息披露管理。

（二）调节作用分析

1.行业性质的调节作用

被划分在重污染行列之中的企业，在各个与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限制之下，披露环境信息便会成为不可或缺的工作。同时，重污染行业常常会被大众认为对环境信息更为敏感。就披露环境信息而言，与非重污染行业的企业不同的是，政府对重污染行业的企业披露的信息强度和内容提出了更为严苛的标准。相关机构必须严格按照国家环保总局的要求对重污染行业的企业申请上市或再融资的资格进行环保审查。因此，为了获取再融资资格，重污染行业的企业会倾向于提升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特别是软性环境信息的披露水平。

据此提出假设2：在重污染行业中，股权再融资前企业向上环境信息披露管理更显著。

2.内部监督的调节作用

先前许多研究发现，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程度不仅与管理者对于环保这一问题的认知、态度以及其披露环境信息的目的有关，也受到外部监督压力和内部管理的影响。研究表明，公司内部治理及内部控制制度会深度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6]，内部控制会显著正向影响环境信息披露水平[7]。由此不难发现，企业内部监督与环境信息披露管理程度也存在一定的联系。内部控制水平较高的企业，再融资前的环境信息管理程度较小。

据此提出假设3：内部控制能够遏制股权再融资前企业向上环境信息披露管理的行为。

3.外部监督的调节作用

企业受到外部监督的严格程度会关系到其环境信息报告披露的真实与谨慎程度，企业所受到的外部监督与其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显著相关[8]，外部监督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提升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9]。而且，政府環境审计也会显著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10]，审计质量与事务所规模正相关这一结论在之前的研究中得到支持。就审计质量这一点而言，国际“四大”的确能够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而且由“四大”审计的企业对于盈余管理操控程度与“本土”事务所相比显著较少[11]。同理，“四大”审计能够有效约束企业在再融资前的环境信息披露管理行为。

据此提出假设4：“四大”审计能够遏制股权再融资前企业向上环境信息披露管理的行为。

二、实证设计

（一）样本选择

本文的实证研究方法为DID双重差分模型。以我国2008-2017年间A股上市公司制造业为研究对象，样本研究的时间区间为2009-2016年。实验组数据来源于在时间跨度内进行了股权再融资的上市公司，而对照组则是与实验组行业相同且资产规模相近，并在时间跨度内未进行过股权再融资的公司。

（二）实证模型

（1）为了检验本文的假设1，构建以下模型：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2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MEID的中位数为0.636，均值为0.497。TS均值为0.298，说明29.8%的样本进行了再融资。从表2的结果还可以看出，实验组在股权再融资前后均值之差为0.105，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而对照组的均值之差只有-0.009，这说明对照组在再融资前后没有显著差异。这一结果也对于本文的假设1有了初步验证。

（二）主要回归结果

表3是全样本回归结果。在控制公司、年度与行业固定效应的情况下，TS與MEID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该结果表明，在再融资之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管理程度显著下降。

（三）进一步研究

表4列示了行业性质、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对该实证研究产生的调节作用回归结果。结果表明，重污染行业、内部控制较差与外部监督较差的公司更倾向于在再融资前进行向上的环境信息披露管理，验证了本文的假设2-4。

四、结论与建议

众所周知，股权再融资对于推动上市公司进一步发展功不可没，同时环境信息披露管理近年来也逐渐成为热点话题。本文以2008-2017年A股上市公司制造业作为研究对象来探求二者之间的关系，得到的结论如下：企业在进行股权再融资之前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环境信息披露进行“润饰”，具体管理的方向是“向上”且程度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不同方面因素会产生不同方向的调节效应。正向调节效应体现在企业所处的“行业性质”这一点，重污染行业比非重污染行业会进行程度更强的管理；负向的调节效应则存在于企业拥有较好的内部控制质量或受到较严格的外部监督时，也就是说这两种情形会使得环境信息披露的管理程度被削弱。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建议：（1）对处在重污染行业当中的企业要加大关注度，尤其是国有控股企业；（2）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完善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法律法规，政府和相关机构切实加大监督管理力度，确保企业披露切实有效的环境信息；（3）企业应当健全自身内部控制制度，强化内控管理，在营造积极环境保护氛围的同时，加强与环保有关的规章制度建设。

AFA

参考文献

[1] Cohen D A，and Zarowin P. Accrualbased and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activities around seasoned equity offering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10，50（1）：2-19.

[2]李增福，郑友环，连玉君.股权再融资、盈余管理与上市公司业绩滑坡——基于应计项目操控与真实活动操控方式下的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2011，19（2）：49-56.

[3]章卫东.定向增发新股与盈余管理——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10（1）：54-63.

[4]罗琦，高雪峰，伍敬侗.盈余管理、股权再融资与公司业绩表现[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8（4）：75-85.

[5]姚圣，孙梦娇.盈余管理与环境信息管理的替代效应——基于公共压力变化的研究视角简[J].会计与经济研究，2016（5）：49-65.

[6]张亨溢，杨刚，魏晓博，等.内部治理对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影响的实证[J].统计与决策，2019，35（14）：183-185.

[7]侯晓靖，孙静.内部控制质量、制度环境与环境信息披露——来自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会计之友，2017（16）：92-96.

[8]聂金玲，雷玲.外部监督、内部压力与环境信息披露相关性实证研究——基于沪市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J].财会通讯，2015（27）：72-75.

[9]杨广青，杜亚飞，刘韵哲.企业经营绩效、媒体关注与环境信息披露[J].经济管理，2020，42（3）：55-72.

[10]蔡春，郑开放，陈晔，等.政府环境审计对企业环境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基于“三河三湖”环境审计的经验证据[J].审计研究，2019（6）：3-12.

[11]林永坚，王志强.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更高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财经研究，2013，39（6）：73-83.

（审稿：许国艺编辑：闫明杰）

作者：姚圣 刘小凡 潘欣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