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委托理财投资论文

2022-04-23

摘要：目前，上市公司委托贷款展期公告引起了市场的高度关注，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已经开始向上市公司传递。如果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利用闲置资金甚至自有资本参与民间借贷，主次颠倒，本末倒置，忽视主业，将会对我国的实体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因此，对上市公司参与民间借贷的控制与规范十分必要。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上市公司委托理财投资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上市公司委托理财投资论文篇1：

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现状及原因研究

2013年以来，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热潮愈演愈烈。同时，公众对于上市公司“脱实向虚”的担忧也日益增加。为探究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实情，本文在研究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趋势的基础上，对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2018年4月27日，《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意见》的发布预示着银行理财产品将逐步打破刚性兑付，理财投资风险向投资者身上转移，系统性风险的增加或将影响以安全性为重心的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行为。

文献回顾

上市公司理财产品购买行为的文献回顾。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行为最早始于2011年，但到2012年底以后才在法律上为监管所允许，因而在学术研究方面，相关内容还十分有限。在定性研究方面，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现象的成因、风险及其应对上。在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成因方面，吴辉（2017）认为，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一方面是出于业绩下滑的“理财自救”，另一方面是因为缺乏好的投资机会。周愈博（2017）认为购买理财产品现象的成因包括：政策上受《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的影响，管制放松；首发超募使公司手中掌握过多闲置资金；委托代理问题使高管“另辟蹊径”；企业主营业务不佳使管理层追求短期收益。

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分析

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趋势分析：Wind数据显示，在购买理财产品的上市公司数量和认购金额方面，2013以来，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规模呈猛烈涨势。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司数量从2013年的286家猛增到2017年的1225家，年增长率高达44%。同时，上市公司认购理财产品的金额以年复合增长率71%的幅度大涨，该数据可谓相当惊人。

此外，本文从板块分布的视角对购买理财产品的上市公司进行了分类，如表3.1所示，横向来看，所有板块从2015到2017年购买理财产品占所在板块公司的比例都逐年上升，说明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行为越来越普遍。纵向来看，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司多集中在沪市A股和深市中小板市场。2015年，深市中小板市场购买理财产品公司数最多，占39%，到2017年降低到31%，同时，沪市主板市场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司数由2015年的35%上升到2017年的41%，成为购买理财产品公司最主要的板块来源。本文从购买理财产品公司数占所在板块公司总数比例的角度进行统计，对比发现，深市中小板企业购买理财产品公司数在所在板块公司总数中占比最大，说明深市中小板企业更加偏好购买理财产品。由于沪市主板面向大型企业，深市中小板面向中小型企业，以上数据说明业绩增速放缓的大中小型企业更加偏好购买理财产品，以此获得较为稳定且相对较高的收益。同时，创业板企业对购买理财产品的偏好激增，占所在板块公司比例从2015年的16%猛增至2017年的46%，可能的原因是创业板公司风险大，业绩波动较大，购买收益稳定的理财产品有助于平滑业绩低谷期的波动。

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原因分析

对于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一直是批评者众，支持者寡，然而，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行为能够给公司带来一定收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提高資金利用率和收益率。购买理财产品能够提高公司闲置或剩余资金的利用率和收益率。近年来市场利率走高，而央行并未提高银行存款基准利率，将大量闲置资金存放银行无疑是对资金的浪费，因此购买理财产品成了许多上市公司闲置资金管理的主要途径。

提高投资效率，减少过度投资。由于委托代理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往往会出现非效率投资行为，其投资风险必然会侵害股东权益。因此，将闲置资金用于购买收益稳定的理财产品，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委托代理问题带来的损失。股东将资金投入公司是为了获得收益，过低的投资效率无疑是对股东的不负责，而理财产品稳定的收益缓解了这一问题。

降低经营风险，稳定公司业绩。多元化投资有利于风险的降低，企业在主营业务投资之外进行理财产品的投资，能够起到分散风险的作用。同时，企业对于理财产品的投资往往也是多元化的，投资组合的存在能够降低购买理财产品的风险，更利于其稳定公司业绩作用的发挥。

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行为受到广泛关注，本文研究发现，从2013年到2017年，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金额、公司数量都有较大增幅，而其占比在板块分布上呈现出逐年变化的趋势。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理财产品能带来资金利用率、投资效率和降低风险方面的收益。

作者：马雨飞

上市公司委托理财投资论文篇2：

我国上市公司参与民间借贷的风险与规范研究

摘要：目前，上市公司委托贷款展期公告引起了市场的高度关注，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已经开始向上市公司传递。如果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利用闲置资金甚至自有资本参与民间借贷，主次颠倒，本末倒置，忽视主业，将会对我国的实体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因此，对上市公司参与民间借贷的控制与规范十分必要。温家宝总理指出，对于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和处置原则应该做深入的研究，使民间借贷有明确的法律保障。本文分析了上市公司参与民间借贷的途径及风险，进一步提出风险控制与规范措施。

关键词：上市公司民间借贷风险与规范

一、上市公司参与民间借贷的途径

（一）依靠委托贷款进行民间借贷。由于我国禁止公司之间直接借贷，所以上市公司采用委托贷款的方式向其他公司进行贷款。委托贷款是指由委托人提供合法来源的资金，委托业务银行根据委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的贷款业务。而委托贷款中，大多数发生在关联企业之间，上市公司变身为资金枢纽，给控股子公司提供低利率贷款；对外委托贷款则大多流向受政策控制的房地产及相关行业。

（二）依靠委托理财进行民间借贷。委托理财指专业管理人接受资产所有者委托，代为经营和管理资产，以实现委托资产增值或其他特定目标的行为。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热衷于将闲置资金大量投入理财或贷款行为。委托理财就是委托第三方投资机构，进行资本市场的投资。虽然同样属于财务性投资，由于委托理财有第三方机构参与，因此很多上市公司的委托理财就会投资于具有大额担保的信托产品，这就相当于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有担保的放贷。除此之外，一些上市公司选择将大金额委托理财投资于“单一信托”，因为区别于集合资金信托业务，单一资金信托业务的信息无需公开，具有完全的私密性。在单一资金信托中，委托人一般占据主导地位，一些项目甚至指定投资对象，这也可能导致变相“放贷”行为的发生。

（三）参股小额贷款公司进行民间借贷。目前，小额贷款公司在地方政府推动下发展迅猛。小额贷款公司因受制于“不能吸收公众存款”的限制，放贷资金主要源自“股东缴纳的资本金”、“捐赠资金”及“不超过两个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融入资金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三种渠道。由于后两种资金补给有限，由此，股东投资实力实际上决定了小额贷款公司放贷规模，那么上市公司，尤其是具有充足资金的上市公司则成为了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要股东。上市公司纷纷涉足小额贷款公司业务，这其中除了民间借贷有着丰厚收益率的原因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小额贷款公司的毛利率远超上市公司主业。事实上，在实体经济（且排除完全垄断行业）中，也很难达到如此之高的利润率。

二、上市公司参与民间借贷的风险

（一）委托贷款违约，不能如期偿还借款。当上市公司通过委托贷款方式进行民间借贷时，由于受托的金融机构在整个委托贷款的业务中只负责代为发放、监管使用、协助收回，并从中收取一定手续费之外，不会对任何形式的贷款风险承担责任。因此，委托贷款中，借款人到期能不能如约偿付借款的风险就直接落到了委托人身上。同时，委托贷款与银行贷款的审批不同，从贷款的投向到审批没有一套科学、系统、严谨的程序，也相对缺少统一、规范的标准，而委托业务的风险承担者对风险的认识又不足，因此在无形之中加大了委托贷款可能存在的风险。

（二）出现不务正业与资金链短缺现象，导致实体经济发展滞后。每一个上市公司都有自己的经营业务范围，之所以上市，是为了筹集更多的资本进行长远的业务发展。而民间借贷市场的短期利益诱导上市公司偏离主业，在资金、时间、管理层人员的精力等方面大量注入其中，一旦出现如温州借贷危机一类风险问题时，上市公司原本闲置用以备用的资金将被套住，而原本就资金短缺铤而走险的上市公司则将被彻底拖垮，实体经济发展会严重受到损害。

（三）募资变更，虚假繁荣股市，损害股东利益。一般上市公司配股或增发新股是为了进行某些重大项目的投资，但是，一些公司却不顾长远发展，不顾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将本应投入项目的资金随意变更投向用于委托贷款、委托理财、参股小额贷款公司。根据现有规定，除非上市公司主动披露，投资者无法知悉具体投资项目，投资资金基本处于体外循环状态。而一旦发生重大损失，最后来买单的一定还是股东，尤其是持股比例较低的中小股东。上市公司如果将筹集的资金投入委托理财，则一部分资金又将回流到股票市场，名义上增加了股市资金供给，但实际上只是将本该投到实体经济中的资金投入虚拟经济中循环，造成股市的虚假繁荣，增大股市风险。

（四）法律违规与公司形象损害。目前为止，上市公司在我国进行委托贷款、委托理财、参股小额贷款公司都属于法律允许范围内，但实践中，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操作性不强，存在很多违规现象，同时民间借贷还属于“地下经济”，未被规范化与阳光化。对于受到严格监管的上市公司来说，涉入“灰色地带”极易超越法律边界。

委托贷款方面，我国的监管部门对于上市公司的委托贷款几乎没有监管，多数上市公司将贷款利息业务、典当利息业务等作为其他业务处理，并除有委托贷款公告外，鲜有其他披露事项。随着上市公司委托贷款数量与金额越做越大的趋势来看，一旦坏账集中暴发，后果将不堪想象。委托理财方面，当前在我国资本市场上进行委托理财经营的双方，其本意并不是为了获取正常的市场回报，而是为了获取高额利息收入，属于变相的资金借贷行为，投资人为了转嫁风险往往要求受托方给予一定的保底承诺，而受托方出于竞争的需要有时也会以高收益承诺招揽客户。上市公司获取“保底”的无风险高收益实际上把所有的风险都转嫁给了受托机构，但受托机构有时并不具有化解风险的能力，这就使得“保底”协议成为一纸空文。

许多参与民间借贷的上市公司，虽然通过委托贷款等方式赚取了利润，美化了报表，但是一旦出现委托贷款展期、逾期的消息，或是公司绝大部分利润来自于民间借贷的回报，也会给投资者带来公司“盈利能力低，风险高”的信号，进而影响股票价格与公司的整体形象。

三、规范上市公司参与民间借贷的措施

（一）民间借贷市场需要规范化阳光化。2011年10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浙江温州与部分企业负责人座谈时表示，对小微企业的发展要大力支持，对民间借贷要规范管理、防范风险，促使健康发展。我国未来的金融格局将是一个主体多元化、各种信用关系相互渗透且全方位提供信用服务的大一统格局。民间借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部分社会融资需求，特别是缓解了中小企业的资金困难。民间借贷规范化阳光化有利于整体金融市场发展，民间借贷市场要“引导”而非“堵截”，要从“地下”走到“地上”。

（二）监管部门明确分工、细化职责，完善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和交易机制。监管部门的管理要跟得上行业的发展，目前民间金融机构的监管分布在不同的部门，如小额贷款公司由金融办监管，典当行由商务局监管，担保公司存在监管空白，当民间借贷市场规范化后，可以集中管理和研究，设立专门的民间借贷管理机构，协同当地行业协会和社团组织。即使划分到不同监管部门中进行管理，也需要细化责任，不可出现空白，防止“钻法律空子”的情况出现。

（三）立法、执法共同打击违法借贷，严格区分不同性质的民间借贷行为。商业银行一般倾向和偏好贷款给大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从银行套出低利率资金以高利率放贷出去，获得了所谓的综合性经营利润，这就是俗称的“影子银行”做法。而这样的做法违背了民间借贷市场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的目的，也极易导致金融市场进入恶性循环，产生金融泡沫，引发以民间借贷危机为导火索的蝴蝶效应。因而，需要立法与执法共同制止投机、倒买倒卖等行为。另一方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非法集资、高利转贷、金融传销、洗钱、暴力催收导致的人身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公安、司法部门需要介入，严厉打击。严格将上述违规违法行为，与规范化的民间借贷行为区分开来，不让违法分子有避开法律的“灰色地带”可躲避制裁。

（四）上市公司加强自身主营业务发展，主动全面披露信息。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投资者往往盲目跟风进入市场，大部分上市公司都是超募资金发行上市，一夜之间“暴富”。但是，一方面上市公司使闲置资金脱离实体经济，“放贷”获取高额利润；另一方面却是无数的实体经济坐困信贷紧缩愁城。资金配置的不公、资金配置的无效将会毒化证券市场的投资环境，冲击实体经济的发展。因此，上市公司要注重提高自身的管理能力，突出主营业务，以实力站稳市场，再适当参与投资保值、规避风险。当公司参与各类风险投资时，还要严格做好风险评估、风险控制并完成信息披露义务。这是对公司的责任，也是对权益人的义务。此外，严格禁止上市公司以项目筹资为名义，擅自变更募资，投入高风险博弈之中，损害投资人利益。

（五）试点小额贷款公司，建立严格审核批准程序。以个人为主的民间借贷形式具有过度分散、不易维权、难以监管等问题，民间借贷应当向组织化、机构化、正规化方向发展。小额贷款公司既可以让民间借贷市场合法规范化，走向“地上”，又可以真正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这样的公司应当需要领取营业牌照，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成立小额贷款、担保责任有限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另外，在提高管理能力、财务分析能力的同时，还要挖掘市场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尽可能降低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在贷后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提高委托贷款的安全系数。S

作者：徐温馨

上市公司委托理财投资论文篇3：

对我国上市公司委托代理问题的研究

摘要：采用文献资料研究法，从股权结构和股利政策两方面研究我国上市公司的委托代理问题。通过分析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比较集中，一股独大现象比较严重;在股利分配方案中现金红利多，不分配的公司少，送股的公司少。针对以上问题，分别从股权结构、股利政策和道德风险等方面提出改进建议。

关键词：委托代理;股权结构;股利政策

引言

委托代理问题的主要表现是：在执行委托代理合同过程中，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存在的目标函数不一致，信息不对称等原因而引起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Berle和Means（1932）认为，上市公司的拥有者和管理者在公司的角色和分工是不同的，管理者负责公司日常经营和管理活动的正常运行，拥有者则表现为拥有公司股票，名义上是公司的主人。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公司的委托人希望代理人能根据自己的利益目标选择行动方式，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委托人很难直接观察到代理人的行动，更难洞察到代理人的动机，代理人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做出减少或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于是委托代理问题就产生了。有学者把委托代理问题分为两类：一类是股东和经理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也称为第一类委托代理问题;另一类则是公司的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也称为第二类委托代理问题。Mirrles在1976年最早提出委托代理的概念以来，国内外的学者就对委托代理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前人关于委托代理的研究大多只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现象或影响因素通过实证分析说明其对委托代理问题有影响，很少有学者对委托代理问题进行完整的总结并提出具体的建议。本文就是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系统地对上市公司委托代理问题进行总结，并从微观角度提出改进建议。

一、文献综述

Mirrles（1976）指出，委托代理关系是指一个人或一些人委托一个人或者一些人根据委托人的目标函数从事公司日常经营与管理活动，相对应地，委托人授予代理人一些决策权。Jensen（1986）认为，自由现金流比较大公司的委托代理问题比较严重。Easterbrook F.H.（1984）认为，企业可通过合理的股利政策来协调其内部的代理问题，现金股利的发放可以减缓上市公司的委托代理问题。王忠贤和郑林（2001）认为，我国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是一种上下级的行政关系，这种关系降低了委托代理的效率。郭福春（2006）认为，把行业业绩作为参照标准来确定公司高管的薪酬问题是合理的。姚孟玲（2008）认为，现金股利并不一定能降低公司中大小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成本。苏丽（2008）研究指出，公司高管持股加剧了公司的投资不足。徐永新、薛健和陈晓（2009）发现，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那么大股东对管理层的约束力也就越强。张立阳和刘瑶（2013）认为，在缓解委托代理问题方面，我国的现金股利政策不但没有相应的积极作用，而且还损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成玲（2013）认为，提高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可以降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从而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刘丽颖（2013）指出，声誉激励可以缓解委托代理问题。张洁（2014）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委托代理问题就越严重，因为企业管理者与企业所有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王雪（2015）指出，在对委托代理成本产生影响的众多因素中，对上市公司的委托代理成本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是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和自由现金流量。涂敏（2016）指出，高管对于公司的重要性及公司价值的波动性与股东付给高管货币薪酬成正相关的关系。

很多学者研究的样本量不足，数据滞后，而且只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现象或影响因素通过实证分析说明其对委托代理问题的影响，但是很少有学者对委托代理问题进行完整的总结并提出具体的建议。本文就是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系统地对委托代理问题进行总结，并从微观角度提出改进性的建议。

二、我国上市公司委托代理问题的现状

1.股权过度集中。表1和表2是两份根据反映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及其分布情况的数据统计而制作的表格，它分别以2013年、2014年和2015年末沪深两市3 000多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别计算了我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前五位股东和前十位股东的股权集中度系数和反映前五位股东股权分布均匀状况的指标Herfindahl指数H5。在表1中，统计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股权集中度的平均水平为39%，而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50%的上市公司占19.19%，前五位股东的股权集中度系数的平均水平为57.2%。我国有将近19.19%的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已掌握了公司的绝大部分股权，有将近60.64%的上市公司的前五位股东已掌握了公司的絕大部分股权，有将近1.01%的上市公司的前五位股东已掌握了公司的全部股权，有将近71.15%的上市公司的前十大股东已掌握了公司的绝大部分股权，有将近3.22%的上市公司的前十大股东已掌握了公司的全部股权。我国上市公司第一位股东H1（第一位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的平均水平为0.18.前五位股东H5（前五位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指数的平均水平为0.202.为最适宜水平0.1的2倍，H5的最高值达到了0.941。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高度集中性，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尤其高度集中在前五大股东的手中，而且在前五大股东中，国有股股东有呈现“一股独大”的现象。

2.“一股独大”现象比较突出。从表3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基本上都有控股股东，“一股独大”现象明显。在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中，国有股占多数，国有股的比重在2013—2015年分别为15.38%、14.18%和13.57%，在国家持股的上市公司中，国有股持股比例不小于50%的上市公司占比在2013—2015年分别为21.73%、18.83%和15.59%，在上市公司的总股本的比重中占绝对优势。“一股独大”现象容易使上市公司的委托人和代理人陷入一种上下级的行政关系，从而降低委托代理的效率。而且，由于“一股独大”现象的存在，大股东容易实现对上市公司的控制，而小股东拥有的股份比较较少，很难有监督上市公司经营者的积极性，而是依赖大股东去监督经营者。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大股东往往会利用关联交易，股利支付等方式来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3.“两少一多”的股利政策。股利政策实际上体现的是公司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国外通常将股利政策作为减少公司委托代理问题的重要手段，这种情况并不能完整地适用于我国。实践表明，适当的股利政策将有助于保证公司代理人按照委托人利益行事。

表4是以我国3 000多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而制作出来的反映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数据统计表。在表4中发放现金红利的上市公司在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分别占比为96.17%、91.65%和95.62%;不分配的公司在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分别占比为0.69%、3.31%和0.91%;送股的公司在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分别占比为3.14%、5.04%和3.47%。由表4可以得出结论：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呈现“两少一多”的現象，即现金红利多，不分配的公司少，送股的公司少。

三、结论和建议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在我国的上市公司中，比较严重的是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主要表现为大多数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处于绝对的控股地位，控制着公司的经营决策权。二是我国上市公司基本上都是通过现金股利的方式来实现投资者的投资收益，但是较高的现金股利支付率不但不能缓解与大小股东之间的矛盾，反而会加剧大小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

要解决我国上市公司的委托代理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第一，改变过度集中的股权结构，发展多元股权结构。一方面，改变过度集中的股权结构;另一方面，使股权结构逐步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限制大股东、前五位或前十位股东的持股比例，如个人持股不超过5%等来形成股权制衡，在股权制衡的公司里，控股股东通过影响公司决策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能力就会受到制约。第二，完善法律，设立专门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机构，加强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保护。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在对上市公司中小股东保护方面的立法是比较少的，所以完善保护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相关法律就显得尤为重要。让有法律意识的中小股东，当自身利益收到侵害时可以通过相关法律进行追偿，因此对大股东的侵权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抑制作用。然后设立专门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机构，并委托专门代表中小股东利益的人员参加股东大会，并行使相关权利。这样，即使有的中小投资者缺乏法律意识，他们的合法权益也可以得到保护。第三，建立职业经理人市场，从根本上降低道德风险。与国外情况不同，我国没有专门的职业经理人市场。我国所谓的经理人也只不过是从业经验和管理经验较为丰富的商人。至于有没有受过专门的作为职业经理人的教育那就不一定了，因此在代理人进行经营管理公司的过程中，很难采取冒险精神从企业获利的角度进行经营管理，难免不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国外对职业经理人考核融合了公司业绩、业内评价、个人声誉等技术和人文指标，和非职业经理人相比，建立职业经理人市场，培育专门的职业代理人还是很有必要的，可以大大减少其作为代理人而产生的道德风险。

参考文献：

[1] Mirrles J.he Optimal Structure of Authority and Incentives within an Organization[J].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1976，（7）：105-131.

[2] Jensen M.C.Agency Cost of Free Cash Flow，Corporate Finance，and Takeover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6，（2）：323-329.

[3] Easterbrook F.H.Two agencycost Explanations of dividends[J].American Economies Review，1984，（74）：650-659.

[4] 王忠贤，郑林.关于现代公司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1，（1）：30-34.

[5] 郭福春.风险、相对业绩与高管薪酬——对中国上市公司委托—代理问题的一项实证检验[J].浙江社会科学，2006，（6）：33-40.

[6] 姚孟玲.中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代理成本问题实证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08.

[7] 苏丽.双重委托代理问题对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基于投资不足现象的实证分析[D].厦门：厦门大学，2008.

[8] 徐永新，薛健，陈晓.从委托理财收益率看上市公司委托代理问题[J].南开管理评论，2009，（5）：101-108.

[9] 张立阳，刘瑶.在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股利政策研究综述[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3，（15）：54-56.

[10] 成玲.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双重委托代理的视角[D].杭州：浙江理工大学，2013.

[11] 刘丽颖.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声誉的效应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