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背景下进出口贸易论文

2022-04-30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越发激烈，我国要在激烈的全球化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并且取得主动权，便需要对世界经济贸易运行态势以及未来发展作出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这对我国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金融危机背景下进出口贸易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金融危机背景下进出口贸易论文篇1：

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我国外贸结构调整路径的研究

摘要：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深化使得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渐紧密，全球价值链重构其实就是资本的新一轮竞争与调整，各国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应对措施会直接影响其对外贸易乃至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走向。近些年来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对外开放程度也随之提高，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环节中仍然处于劣势，价值链重构给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带来挑战的同时也为外贸结构的调整和规则的优化创造了机遇。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背景下，我国必须要作出应对策略，通过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适应新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本文就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我国外贸结构的调整路径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重构外贸结构调整路径

在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价值链的影响因素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全球价值链呈现出重构的倾向。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发展的初期对外贸易取得了显著的增长态势，凭借较低的元素价格，我国以加工贸易的方式参与到全球价值链生产中，并且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但是金融危机之后在全球价值链的影响之下，各国的对外贸易显著下降。全球价值链的重构背景下，我国要抓住机遇加快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降低加工贸易的比重，降低贸易结构受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

1 全球价值链重构概述

全球价值链（GVG）概念的提出，为商业产品生产组织、地理分布特征的分析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可以对全球产业的动态特征进行揭示，明确全球经济发展中的价值创造、分配和分布特征。但并不是全球价值链的所有环节都可以创造价值，高端环节对于价值链的意义要明显高于低端环节。全球价值链分工需要具备以下三个特征：一是某种商品可以在多个阶段进行连续的生产；二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可以参与商品的生产过程，且可以通过加工实现商品的增值；三是在商品生产过程中，使用非本国的生产资料，且生产的商品被出口。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很多产品的生产活动要通过多个不同国家的企业合作完成，产品的生产服务需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

在全球价值链重构时原本的价值链中的相对优势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进而会导致产品生产各个阶段的收缩和异地迁移现象。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价值链环节中参与生产的供应商会有所减少，为了提高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应对能力，我国要根据中间产品供应商的变化，了解供应链重构的具体情况，为外贸结构的调整优化提供依据。中间产品供应商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反映了其最终需要的变化，但是生产及交易成本的变化也有可能造成供应商的变化。产品生产的变化具有周期性的特点，交易成本的变化会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在考虑中间产品供应商变化的周期性时，全球价值链重构包括水平重构及垂直重构两种模式。

2 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我国贸易结构波动

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的消费欲望和消费需求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进而导致了发达国家对我国采购订单的数量显著萎缩。除此之外，金融危机也暴露出了我国经济对于海外市场的过度依赖，因而必须要促进国内消费市场的拓展和产业的升级，掌握价值链核心环节，提高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2.1 全球价值链的传导作用日渐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升，进出口贸易的总额也不断提高，30多年以来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了一百多倍。全球价值链分工是我国进出口贸易高速增长的基础，在以往的价值链分工中，我国的劳动力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加速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加工贸易是我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主要方式，价值链重构背景下贸易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波动，加工贸易的波动相较于一般贸易更大，而外商投资企业受贸易波动的影响要小于本土企业，这从侧面证明了全球价值链的传导作用。

2.2 加工贸易的主导地位逐渐丧失

我国外贸的主要方式是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一直以来，加工贸易相较于一般贸易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但是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背景之下，这种比较优势不断下降，而一般贸易在全球经济波动中占国内对外贸易的比重则不断上升，2009年一般贸易已经超过加工贸易的比重。经济危机以来我国一般贸易的下降幅度也要小于加工贸易，加工贸易在外贸结构中的主导地位逐渐丧失，一般贸易在外贸结构的主导地位日趋明显。

2.3 机电类产品出口增速下滑

我国在2005年便开始进行外贸结构的优化，因而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前，服装、纺织类等附加值较低的商品出口已经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而机电类等高附加值产品在外贸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外贸市场需求日漸萎缩，我国对外贸易的产品出口量全面下降，其中又以机电类产品的下降幅度最大。我国外贸商品结构根据商品性质的不同可以划分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引发的贸易波动中，货物贸易所产生的波动要大于服务贸易。

3 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我国外贸结构调整路径

全球价值链重构是经济规律作用下的自然过程，也是人为无法对于进程进行干预的。在此背景下，我国必须要做好经济升级换代的准备，及时调整外贸结构，放弃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积极进入新优势产业，买方驱动的价值链重构要求向处于市场支配地位产业链下游转移，加大产业创新方面的投入，提高我国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应对能力。

3.1 向生产者驱动价值链扩张和转移

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影响之下，全球价值链在产品分工条件下也会发生产业转移，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产品生产由注重产品向注重工序转变。以往当新产品出现时其生产、营销都在发达国家完成，而随着全球价值链环节的日渐完善和产品开发生产技术的日渐成熟，新产品制造的一些环节逐渐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制造环节的转移过程是漫长的，价值链重构背景下发达国家退出的生产领域逐渐增多，但是发达国家仍然掌握全球价值链中的高附加值环节。尽管这些高附加值环节所占据的全球产品链较少，但是这些环节所产生的附加值十分高，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我国要注重提高这些高附加值化解的掌控能力，从而提高对于全球产业链的控制能力。产品进入衰退期后其生产营销环节乃至整个产业都有可能从发达国家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的驱动力由生产者模式向采购者模式的转变过程也正是产品创新阶段向衰退阶段的演化过程。在此背景下我国要加大产品生产的技术要素投入，掌握生产核心技术，主动向生产者驱动价值链进行转移和扩张，提高在全球产品链中的控制能力。

3.2 以国内市场为导向促进产业升级的实现

全球价值链进入壁垒是价值链体系结构的决定性因素。目前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产品的国际分工中主要从事“非战略环节”，但是长期的低端环节定位不可持续性的存在，使得我国必须要加大在产品研发和服务等战略环节中的投入，提高自身的竞争优势，避免在未来的国际分工体系中被“边缘化”。经济全球化局势之下，如果采取出口导向型战略容易造成对国外市场的过度依赖，本国经济的发展容易受到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而我国疆域辽阔且人口数量大，因而国内消费市场也具有较大的潜力。在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我国要建立内需扩大的长效机制，通过国内消费需求的提升促进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推动我国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大。同时我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对于国外资本也具有较高的吸引力，有利于我国市场在世界影响力的提升，对于我国本土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也有着积极的意义。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我国的本土企业凭借自身的文化优势、位置优势及生产管理优势等，加上国内市场需求的提升可以推动产业升级的实现，提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3.3 推动加工贸易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我国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与东部地区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处于加工贸易发展初期的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潜力较大。伴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我国东部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比较优势也逐渐丧失，在这种背景之下要加快加工贸易向中西部的转移，充分发挥地区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吸引外商投资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同时，政府要制定科学的吸引外资的政策，给予中西部加工贸易企业政策倾斜和税收优惠，提高我国中西部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推动中西部加工贸易的发展和产业升级。我国要把握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所带来的机遇，采取全新的经济发展政策和加工贸易转移措施，继续深化对外开放的程度，吸引高附加值的价值链环节到华投资，通过研发中心的建立提高我国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招商引资过程中还需要防止引资规模失控造成的资本转移的不平衡，以免对外资形成过高的依赖性，且项目的建设要尽可能避免对资源、环境等产生负面影响。

3.4 完善国内产业链条

我国要充分发挥本土优势，对国内的产业链条进行完善，加快东部加工贸易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东部地区承接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过程中，还要加快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等高附加值产业经济的发展，在比较优势不断被削弱的背景下，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波动中的应对能力。相较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要素供给更为廉价，中西部地区要充分利用东部地区转移的低端产业发展区域经济，不断缩小我国区域经济的差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同时将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进行转移，可以将沿海区域的发展空间腾出来，为技术密集型及资本密集型全球价值链环节的产业发展提供条件，推动我国由价值链低端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的攀升，逐渐从附加值低的加工贸易环节中退出来。沿海地区的企业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借鉴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经验教训，学习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技术，促进自主品牌的开发，促进国内价值链的建立与完善，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产业升级目标的实现，为我国经济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4 结语

综上所述，全球价值链重构对贸易波动具有潜在性的影响，但是短期内全球价值链扩张以来形成的世界经济分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不高。我國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背景下集中生产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格局仍然持续，且劳动力优势短期内不会消失。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全球价值链重构对于我国外贸的负面影响，要提高工业生产中现代数字化智能技术的应用，巩固固有优势的同时注重新的贸易优势的构筑，加快我国外贸结构的调整优化，加大创新的投入为产业升级做好准备，为我国对外贸易和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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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为付.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改善了吗？——基于改进后出口上游度的再评估[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7（04）.

作者简介：李冰（1971-），男，辽宁省大连市人，硕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国际贸易方面的研究。

作者：李冰

金融危机背景下进出口贸易论文篇2：

世界经济贸易运行态势和未来发展研究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越发激烈，我国要在激烈的全球化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并且取得主动权，便需要对世界经济贸易运行态势以及未来发展作出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这对我国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本文通过对近几年企业管理层的问卷调查进行分析，得到有关目前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指标走势数据，并且通过数据分析对全球经济贸易走势作出了相应的判断，认为全球经济下行态势较为明显。同时根据对美国经济周期态势的分析和研究，认为美国经济周期的态势很有可能对世界经济周期的态势造成影响。

关键词：经济贸易;下行态势;未来发展;国际经济;发展策略;分析研究

DOI：10.12245/j.issn.2096-6776.2020.09.05

自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正在不断加快，在这种背景下，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交流日益密切，但是这种较为频繁的国际化贸易在有效推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整个经济体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冲击。而为了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更多的国际经济资源，当前世界各国也都在积极对经济体制展开改革，进而通过学习和借鉴促使自身能够更好地迎合国际发展趋势。因此，有必要对全世界经济贸易下行态势以及未来发展作出研究，从而根据分析结果来采取有效对策，保证各国的国际经济与贸易取得良好发展。

1 目前主要国家经济指标走势分析

通过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分析可以看出，目前主要国家的经济指标走势相对较弱[1]。PMI主要将针对企业管理层的问卷调查作为研究基础，然后以50作为枯荣线并将其作为分析标准，来判定企业管理层的扩张以及收缩预期，若高于50则表明一个企业的管理层存在着扩张预期，若低于50则表明存在收缩预期。本文主要分析了七国集团以及我国与亚太周边等国家的PMI走势。

1.1 PMI走弱

2018年美国、德国、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以及加拿大这七个国家的制造业PMI均值都曾经超过枯荣线50，但是在之后陆续开始震荡下滑，直至2019年末七国集团的PMI均值逐步下降到了50以下，目前最新数据表明七国均值已经完全低于枯荣线50。而在七国当中，加拿大以及美国的PMI略高于枯荣线，分别达到了50.1和50.3，目前德国PMI值最低仅有43，属于七国集团当中分值最低的国家，而剩余国家的PMI基本维持在49左右。

目前来看，我国以及亚太周边国家的PMI走勢正处于下降的态势。以我国和韩国为例，目前PMI值都在48左右，全部低于枯荣线。而越南以及菲律宾则维持在52左右，表现出较为良好的扩张态势，这是由于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导致一部分生产以及贸易活动极有可能转移到了这些地区，从而促使其PMI维持在较为良好的状态。

由于我国在整个亚太地区的生产网络中拥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越南以及菲律宾等国的PMI上升态势并不能有效弥补整个亚太地区目前PMI表现出的下降状态。

1.2 工业生产走势不断下降

和PMI走势几乎相同，工业生产走势也处于下降状态，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我国、美国、德国以及日本这四个制造大国的数据方面[2]。目前，美国工业生产指数从之前的接近106逐步下降到104.8，而德国工业生产指数从之前的103.5下降到101.7，我国工业增长值则在第一、第二季度中从同比增长率6.4%下滑到5.9%。从总体情况来看，三个国家的工业生产都处于明显的下降状态。但是日本的工业生产指数则有小幅度上升，从之前的102上升到102.8。而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全世界主要汽车生产国在产销量方面全部都表现出下降状态，而对于汽车产业来看，其表现出的态势能够对于各个国家的工业生产以及国家贸易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1.3 目前固定资产投资呈现走弱态势，多数投资者信心持续下滑

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来讲，其要受到盈利前景以及企业市场预期等因素的重要影响，所以固定资产投资是分析景气波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3]。结合2019年下半年以及2020年上半年的全球固定资产投资情况能够发现其明显处于走弱的状态，其中美国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方面达到1.1%，远远低于2018年以及2019年初的增速。而在欧元区以及日本，目前投资增速达到1.0%和0.8%，两者同样表现出回落状态。我国在2020年7月之前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上同样表现出下降的状态，实际增速达到1.8%。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来说，最为值得关注的行业便是房地产，当前我国、美国以及欧元区和日本等国的房价都表现出稳中略显增长的态势，不过在房地产投资额以及开工量等各项指标上来看表现出明显的走弱状态，需要注意的是房地产市场一直以来都属于经济景气走势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风向标。

1.4 目前就业市场表现出较为稳定的状态

虽然从现状来看实体经济表现出回落态势，不过就业市场仍然保持着相对稳健的状态[4]。美国、日本以及欧元区目前的失业率分别达到了7.4%、3.7%以及2.2%。由于统计口径不可比，所以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失业率进行横向比较的价值并不大。不过，结合全球各国纵向数据来看，目前失业率达到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最低状态。我国在上半年的调查中得出失业率达到5.0%，相对较为平稳。从经济景气指标波动的角度来看，就业方面并不能和实体经济波动实现同步，由于企业想要解雇员工必须要承担相应的成本问题，所以在经营状况有所下降的过程中，多数企业都会选择先进行观望，然后再结合实际情况来决定是否进行裁员。

2 全球经济贸易下行态势分析

2.1 全球贸易走势

结合上述数据来看，全球多个国家的企业家信心开始逐渐下滑，工业生产以及固定资产投资也正处于一种下降状态，在这种背景下，全球经济的下行态势非常明显[5]。而国际贸易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会受到全球实体经济下行态势的影响和冲击，同时由于国际货物贸易当中囊括着大量的需求波动性非常大的中间投资品以及投入品，所以国际贸易产生的波动通常会远远大于实体经济的波动。

在2015年的下半年，全世界货物贸易增速终于在触及上一轮周期的底部之后呈现出回暖的迹象，并且通过时间的推移稳步回升，尤其是在2018年初全球的进出口增速都达到了本轮贸易周期的最大值，其中出口值为17.4%，进口值为21.6%。但是在2018年2月份之后，全球货物贸易再次产生波动，并且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下行态势，尤其是在2019年中旬，全球货物贸易的金额增速达到了-2.8%。而在5月份实际货物量出口增速仅有0.3%，进口增速为0，全球货物贸易的金额与全球贸易实物量进行对比来看，能够发现前者的下降幅度更大，这表明货物贸易的价格也在不断下降。

从现状来看，虽然全球经济贸易整体正处于一种下行态势，但是部分地区却脱颖而出，而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有可能是由于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导致部分加工贸易正在不断向着东南亚地区进行转移，同时由于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导致一些国家对美出口替代了我国产品。例如，在2019年的上半年印度以及越南等国的出口增速便达到了2.3%以及5.3%。不过这种贸易转移效应所能取得的效益只是暂时性的，在全球经济持续下行态势的同时，中美贸易摩擦如果持续加剧则最终导致全球供应链断裂，所以上述国家的对外出口也难免会受到冲击。

2.2 主要国家经济走势的关键点

美国对于全球经济走势能够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虽然美国经济在2017年之前曾表现出小幅度的经济回落状态，但随着美国政府将减税法案推出之后，使得企业投资在短时间内受到了极为强烈的刺激，从而致使美国GDP增速表现出明显回升的态势，在2019年，美国GDP增速达到了2.5%左右，尤其在第一季度达到了3.0%。但从目前来看减税法案的作用正在不断下降，美国经济下行态势正在不断显现[6]。

德国作为全世界制造业强国，比较依赖于外部的经济环境，由于目前全球经济增速较为缓慢，再加上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等各种因素导致德国进出口贸易受到了较为严重的影响，其GDP目前表现出微幅下降的状态。此外，由于受到“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影响，汽车产业目前正处于一种较为低迷的状态，而由于汽车产业是德国的支柱产业，所以德国经济走势也必然会受到影响，但目前来看德国经济仍然表现出较为稳健的状态。

一直以来英国都是世界经济以及欧洲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风险点。对于“脱欧”问题英国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的政治内斗，目前英欧谈判也处于针尖对麦芒的状态无法达成协议，所以这使得欧洲以及世界经济都在面临着非常巨大的不确定性。此外，由于国内民众为预防脱欧对自身生活产生的强烈冲击，囤积货物的现象越发严重，这也非常容易对英国经济波动产生重要影响。

3 全球经济贸易的前景展望

由于美国一直以来都处于和全球经济波动高度同步的状态，所以本文主要根据美国的经济周期展开相应的分析和研究，进而对全球经济贸易前景提出一些展望[7]。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一共经历过3轮极为完整的经济周期，而在这个时间段中，美国的经济扩张期分别持续了92个月、73个月以及120个月，目前在本轮经济扩张中美国已经持续了120多个月，该时间长度已经完全打破了美国自身的历史最高纪录。不过由于本轮经济扩张的速度表现出相对缓慢的特点，所以其实际产出一直以来都远远低于潜在的产出水平，不过经济的扩张动力目前仍然没有消失，从经济增速上来看有所回落但并没有出现经济衰退的现象。

结合历史经验来看，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往往预示着即将出现大跌的情况，由于本轮经济扩张从整体上来看呈现出较为乏力的状态，所以剧烈下降的空间应该不是很大。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很多投资者由于过度投机而导致自身损失极为惨重，因此这种惨痛的教训至今都没有彻底消退，所以在本轮经济扩张中所能够投机的成分较小。除此之外，由于中美贸易摩擦的状态经常反复而且变化较为激烈，这使得金融市场频繁产生波动，大多数金融机构已经着手应对下一轮经济衰退，同时对投资组合做出了有效调整，所以未来金融冲击能够对实体经济产生的影响将会表现出相对平缓的状态。即便未来美国经济真的开始进入衰退，但在衰退程度上极有可能处于中等状态，但美国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有可能会处于2000年轻微衰退与2008年大衰退两者之间。不过由于美国自身的经济动力不充足，再加上美国政府通过政策实施调控的空间也十分有限，所以下一轮的经济衰退期有可能会维持较长的一段时间。

总体来看，目前并不能对美国经济何时进入下一轮衰退期做出有效判断，但可以预测美国经济衰退有可能持续的时间较长，但是在衰退程度上处于中等，并且伴随着美国经济周期的态势变化，非常有可能对世界经济周期态势产生影响。

4 结语

综上所述，全球贸易不断产生摩擦，拉美国家局势动荡，主要国家经济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下滑态势，再加上英国“脱欧”的不确定性，导致目前全球大多数企业家的信心不断下滑，这使得工业生产以及固定资产投资正在不断下降，所以不难看出目前全球经济下行态势极为明显，雖然部分国家已采取有关政策进行调整，但是仍然难以扭转下行态势。在这种背景下，全球经济贸易的未来发展存在着诸多不确定因素，但是结合美国经济现状来看，未来全球经济贸易波动程度应处于中等状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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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守文.贸易战、全球经济治理与经济法的完善[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72（05）：5-15.

卢凌宇，胡怡.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能力建构（1970—2013年）[J].太平洋学报，2020，28（05）：67-80.

刘玉玲.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发展的影响[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9，30（20）：52-53.

郑英隆.全球产业价值链重构中的新兴经济体企业升级——评《重构全球价值链——中国企业升级理论与实践》[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9，31（06）：9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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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媛

金融危机背景下进出口贸易论文篇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能源消费的影响因素以及面临的问题

［关键词］能源消费；增长模式；国际产业转移

［摘要］本文通过对我国能源消费三个阶段以及已有研究的回顾认为，影响我国能源消费的因素，主要有战略层面因素、结构性因素、技术性因素，在不同阶段受到的影响因素有所差异，但这些因素主要还是局限在本国范围内来讨论。21世纪以后，我国快速融入到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积极参与世界分工，在国际产业转移的背景下，我国能源消费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性问题，能源消费的因素不仅受到本国因素的影响，还应该从全球视角来分析。

［

能源是经济增长的战略投入要素，在经济增长初期，能源的投入能够带动经济快速增长。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煤炭的燃烧推动蒸汽机的普及，进而带动了生产率的提高，实现了工业化的起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石油的大量使用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推动力量。可见，经济增长和能源投入之间形成了一定的互动关系，能源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经济增长又拉动能源消费。

我国的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也呈现互动关系，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增长的特殊性，我国能源消费又是随着国家战略思想的转变而转变的，而且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中能源消费又受到产业结构变迁、技术效率提升、改革开放深化等因素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将建国以来，我国能源消费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Ⅰ阶段1953—1978年；第Ⅱ阶段1978—1994年；第Ⅲ阶段1994年至今。其中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财税改革以及加入WTO等原因，能源消费又可以细分为1978—1981年第1阶段、1981—1994年第2阶段、1994—1998年第3阶段、1998年至今第4阶段（如图1、图2）。

本文首先简单回顾我国能源消费的三个阶段，其中重点是改革开放以后；通过回顾，分析我国能源消费的影响因素以及全球化以来我国能源消费面临的问题；最后给出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能源消费以及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一直是农业社会，柴薪一直是农业社会的主导能源，大规模地开始使用化石能源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的。1953年开始，能源消费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保持大致相同的趋势（见图1）。1978年以前，国家学习苏联的发展模式，几乎是倾全国之力大力发展重化工业，争取实现“战略赶超”，而重化工业的发展则需要大量的能源投入，因此除了1961—1967年，其他年份能源消费增长率均超过了GDP的增长率。在这段时期内，我国能源消费主要是由政府主导的赶超战略决定的，市场在能源消费中的作用几乎没有。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战略政策的调整、市场因素的进入，我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以及技术等因素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一）1978年到1994年的能源消费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我国政府逐渐认识到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经济结构的调整，尤其是重工业向轻工业的过渡对能源消费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能源消费强度以及能源消费弹性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图2中的Ⅱ第1阶段即1978—1981年，主要是拨乱反正时期。能源消费的主要特点是能源消费增幅下降，绝对量微增，能源强度开始下降。第2阶段即1981—1994年，生产逐渐恢复，经济体制改革在全国展开，产业结构开始向轻工业转移，能源消费增幅和绝对量均开始上升，期间能源强度持续下降。由于1989年的政治风波，在宏观经济的影响下，1989年能源消费增幅下降，但很快恢复上升趋势。从能源强度上来看，这一阶段能源强度的下降主要是由于结构的变动以及行业效率的提高。［1］［2］［3］［4］

在这一阶段，我国能源消费变化的大背景是国家将工作中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此期间，邓小平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关系国计民生的轻工业、服务业开始发展，高能耗的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开始下降。在此期间，我国推进工业化没有引起能源消费强度大幅度上升，主要原因是1980—1999年期间的产业结构变动。［3］从1980年到1990年，工业在GDP中的比重由原来的44.2％下降到37％，能源消费强度从7.89下降到1994年的4.12。

能源消费结构方面，煤炭消费比重保持在75％左右，石油消费比重也比较稳定，天然气消费略有下降。

1984年价格的“双轨制”出台，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固定低价格，为市场的进一步发育迈出了重要一步。但是“双轨制”并不能引导市场真正供求。能源价格的双轨制特别是煤炭价格的双轨制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火力发电生产设备的持续投资，煤炭的大量消耗严重制约了风电、核电和水电等清洁发电市场的发展。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的形成，深层次的原因便是能源价格体系的不健全。

（二）1994年以来能源消费的区域赶超阶段

1994年，以财税体制改革为标志，我国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这一阶段最主要的特征是地方政府掌握本地区资源，通过资源的粗放式投入拉动地方经济增长，进行地方GDP竞赛。在这种背景下，我国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能源消费也保持高速增长。尤其是1998年为克服亚洲金融危机给我国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我国加入WTO以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深入，以投入为主的国际加工制造产业向我国转移规模的扩大，粗放式增长模式一直没有扭转，而且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集中体现在能源消费绝对量的快速增长（除去1996—1998年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几个年份）以及2000年以后能源强度的提高。

1994年以后，我国能源消费进入了图2所示的第Ⅲ阶段中第3和第4阶段，总体上来说，除了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个别年份，能源消费量以及增幅都明显开始加大。在第3、4阶段，以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诸侯经济”开始形成，在我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以后，经济的增长又拉动能源消费。从1998第4阶段开始，能源消费增幅快速提升，甚至在2003、2004两个年份超过了GDP的增幅，此外，从图3中还可以看出，能源消费量趋势线从2000年开始有一个很明显的上扬。能源强度方面，2000年开始，持续下降30年的能源强度开始上升。在能源消费结构上，煤炭依然是能源消费主力，石油消费一直在20％左右徘徊，没有明显改变，在2000年以后甚至出现下降，天然气以及可再生能源消费增幅均不明显，这与我国的能源结构调整方向相违背。

图2显示，1994年以来能源强度变化分为先下降后上升两个阶段。1994—2000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我国出口受到影响，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导致能源消费增速的下降，1998年甚至达到负增长。这段时间能源强度的下降主要是各产业能效的提高。［2］［3］2000年以后，能源消费进入了新一轮的高增长时期，2003、2004年甚至超过了10％，高于GDP的增速。从统计数据看，能源消费的增加是由于高能耗产业比重的增加，从宏观视角看是高能耗的国际加工制造业向我国转移的结果。但从深层次的原因看，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区域经济竞赛导致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是能源消费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因此，能源强度在2000年出现了改革开放30年来第一次的上升。

在第Ⅲ阶段，能源消费的变化主要由于制造业尤其是高能耗行业的快速发展。从第4阶段以来，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又处在国际产业转移和世界产业分工的大背景之下。首先，1994年我国进行财政体制的改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事权和财权方面的划分的不对称，使地方政府的出发点是用其掌握的资源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而实现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是干预资源价格形成。具体来说，以价格为手段提高地方财政税收以支撑地方经济发展，扭曲当地资源价格吸引外部投资。近年来，出现大量的政府主导的重复投资，尤其是高能耗产业投资规模的增大，导致能源消费迅速增加，一些经济发达省份甚至出现了电荒煤荒现象。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屡次发生安全事故的私人小煤窑才会屡禁不止。

为了保证经济高速增长，各级政府往往在“支持产业发展”的名义下，长期压低能源价格，人为地压低外延增长实际付出的成本，鼓励了紧缺资源的浪费以及实际效益很差的产业的扩张。20世纪90年代以来，能源价格被长期压低的直接后果便是对相对富裕的煤炭资源过度依赖，导致能源消费结构的严重不合理。根据国际能源机构N.迈尔斯（N.Myers）和J.肯特（J.Kent）的研究，由于能源价值不能反映其真实成本和稀缺程度，我国的能源消耗至少增加了9％。［5］

其次，21世纪初我国加入WTO以后，对外开放程度加深，外资不断进入内地投资。世界市场的建立，世界范围内产业分工体系的形成，我国大规模地承接了世界的制造业，尤其是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高能耗行业。在拉动地方经济的动机下，各地政府又展开招商引资竞赛，利用本地的廉价资源、甚至牺牲本地的环境，吸引高能耗出口产业。在此阶段，我国能源消费主要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政府主导下的经济竞赛，引发能源需求的新一轮增长。

二、全球化背景下我国能源消费面临的问题

通过对1953年至今我国能源消费三个阶段的回顾，我们认为，影响我国能源消费的因素，从战略层面到微观层面，从表面到深层次，错综复杂，而且在不同阶段受到的影响因素有所不同，但这些因素主要还是局限在本国范围内来讨论。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快速融入到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积极参与世界分工，在国际产业转移的背景下，我国能源消费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性问题，能源消费的因素不仅受到本国因素的影响，更应该从全球视角来分析。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能源消费问题主要表现为消费总量增加、能源强度上升、能源结构调整缓慢。具体表现在高能耗出口制造业的发展对能源消费的拉动、国际产业转移制约能源消费效率的提高。造成这种格局一方面是世界经济的发展规律所致，但深层次的原因是地方政府主导下不合理的价格机制所支撑的粗放式增长方式。如果这种格局继续发展，我国环境问题将继续恶化，我国所处的世界经济分工地位将被长期锁定。改变这种局面最主要的就是通过改变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一）政府主导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导致能源消费的不合理

当前，政府主导地方经济增长，主要表现在对制造业的青睐，因为相对于服务型外包产业而言，政府更容易对制造业进行控制，带动地方经济增长。其中最主要的手段是干预价格的形成，政府干预价格导致资源的大量浪费使用。

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在短期内快速完成工业化的初期积累，我们需要大量的投入可以暂时不考虑环境问题，那么现阶段，由于长期的经济快速增长，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多年来的能源粗放式投入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开始凸现出来，最初的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受到了挑战。能源引起的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瓶颈。首先，由于煤炭的低价格，企业继续大量消耗煤炭，煤炭消费量增长显著（如表1），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的大量排放导致温室效应和“酸雨”，对环境保护造成压力。据环保总局公报，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的90％、烟尘排放量的70％、二氧化碳排放量的70％都来自于燃煤。其次，由于煤炭相对较低的价格，生产企业不愿意寻找替代能源作为投入品，继续扩大以耗煤为主的生产设备投资。例如电力行业，我国的电力行业对煤炭的依赖也是众所周知的，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带动对电力的需求，使电力行业加大电力供给设备的投资，但是这些投资中的75％来自燃煤发电。不可否认，其中有技术方面的因素，但是低廉的煤炭市场价格是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今后25年中，中国能源供应基础建设投资需求高达3.7万亿元。投资的种类将对一个发展阶段的能源利用结构和二氧化碳排放产生决定性影响。据估计，到2030年，中国新建电站发电能力1 260千瓦，其中70％为燃煤发电。用传统技术投资这些发电设备不仅会马上增加排放量，同时也降低将来向更清洁能源方向转型的机会，经济不可能持续发展。

目前，我国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是能源粗放型投入的重要手段。在这种形成机制下，化石能源的消费继续保持增长，特别是煤炭消费比重下降缓慢。与国外市场经济国家的能源价格体系相比能更清楚地看出不同的价格体系下，形成的不同的能源消费结构的差异。如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的能源价格形成过程中的共同特点是市场机制起主导作用。政府虽然也对能源价格进行干预，例如为了防止石油和煤炭行业的垄断利润以及油价暴涨冲击国民经济，对油价进行限制；对电力、天然气实行定价政策，但是这些都是在市场价格的基础上进行干预。这种市场形成价格机制的前提就是企业能够自由经营、拥有自主报价权，在这种条件下真正的市场价格才能形成。同时，对污染企业实行严厉的惩罚措施。2006年统计资料①显示，美国、加拿大、中国、印度等国家的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天然气、煤炭的比重分别是：40.4％、24.4％、24.4％；30.7％、27％、10.7％；21.1％、3.0％、69.7％；28.4％、8.5％、56.2％。从数据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市场价格引导下的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的比重相对较低，清洁能源的比重相对较高，而中国和印度的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的比重大大高于其他国家。

就目前我国的能源禀赋来看，完全的市场化下的能源价格，必然是能源相对价格体系中，煤炭价格具有优势，环境问题得不到解决，而完全的政府管制不利于能源的有效配置，造成能源的浪费。环境污染问题是能源消费产生的外部性问题，由于环境成本界定困难，能源价格不可能包含全部的使用成本，市场机制不能使能源消费和环境问题达成统一，因此必须寻求市场与政府相结合的能源价格改革新方向，同时需要政府采取措施。但是在我国，各级政府在当地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对于地方政府而言，首要任务是发展地方经济，发展地方经济重要的是通过工业化带动经济增长，而工业化需要工业粮食——能源的投入，因此，地方政府必然存在压低能源价格的动机。近年来，一些发达的沿海城市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与当地政府的这种动机不无关系。由此来看，新一轮的能源消费主要是由政府主导下的粗放式增长模式引起的，其主要手段便是操纵资源价格，只要这种格局不转变，粗放型增长方式将继续延续，能源消费将继续增长。

（二）高能耗产业拉动能源消费

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由为国内生产转为为世界市场生产，各地区竞相通过出口带动地方经济，其中高能耗制成品在出口商品中占很大比重。近年来，在出口的推动下，我国一些地方大量增产电解铝、硅铁、电石等高能耗、高污染产品，不但供应国内市场，还大量出口国外。以电解铝为例，电解铝产业是一种资源高度密集的产业，由于电能、氧化铝等物质在总成本中所占比重高达90％以上，如果电价达到每千瓦时0.35元左右，绝大部分电解铝生产企业就亏损。20世纪90年代，当工业用电价格达到每千瓦时0.40元—0.50元水平时，电解铝工业出现了全行业亏损。于是，政府在90年代末出台了对电解铝工业的电价优惠政策，许多地方决定给予电解铝生产企业每千瓦时0.25元左右的电价优惠。可以说，我国电解铝工业的迅猛发展，是在优惠电价的保护和刺激下发生的①。在电价优惠的支持下，电解铝生产盈利颇丰，于是各地纷纷上马电解铝厂。2003年，我国出口铝锭125万吨，比2002年猛增50万吨。每出口1吨电解铝相当于出口1.52万千瓦时当量的一次能源；因此，增加50万吨出口等于消耗了75亿千瓦时的电能。［5］

据统计②，2004年我国仅锅炉机器、铁道车辆和船舶三大类产品的净出口总额就达到311亿美元。在主要的高能耗化工产品中，我国2004年木浆、玻璃及制品、纸及纸板、水泥4大类产品的净进口总额达60亿美元，而烧碱、纯碱、氮肥、磷肥、钾肥、复合肥、化纤长丝和化纤短丝等8大类产品加上地毯、特种机织物、针织物、针织服装、非针织服装、其他纺织品、鞋类和帽类等8大类纺织品的净出口总额800亿美元。我国“世界工厂”的身份，决定了能源消费的急剧上升以及能源过度消费引起的环境问题的恶化。

（三）国际产业转移制约能源消费效率的提高

全球化背景下，全球统一市场逐渐建立，产业分工已经突破国界，在新一轮的产业转移中，我国凭借劳动力优势和巨大的市场，承接了发达国家的大部分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加入WTO以后，大量的外资进入我国市场，随着制造业的高度增长和工业品出口总量的扩大，中国已经逐步确立了世界制成品贸易大国的角色。1980年，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在世界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仅为0.8%，2005年这一比重增至9.6%，在世界制成品出口排名中的位次由1980年的第26位跃居2005年第3位。2000—2005年，中国制成品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6%，远远高于同期欧盟的10%、日本的4%，也高于中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印度的15%。可以说，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制造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据统计，1990年到2005年间，制造业进出口贸易额从896.7亿美元增加到14 219.1亿美元，增长了14.9倍，年均增长速度达20.2%。其中，出口贸易额从461.8亿美元增长到7 619.5亿美元，增长了15.5倍，年均增速达20.6%，进口贸易额从434.9亿美元增长到6 599.5亿美元，增长了14.2倍，年均增长19.9%（见表2）。

制造业特别是高能耗产业不断转移进入我国，不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对能源效率的提高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1995年后，我国结构因素对能源效率提升的作用已经逐渐消失。［3］其主要原因便是我国逐渐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这种格局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改变。因此能源效率的提高必须依靠技术的进步，技术的进步则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以及技术创新机制，这又取决于增长方式的转变。

由此分析，我们认为，由政府主导地方经济增长的模式，在全球产业转移的背景下，使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两难格局：促进经济增长就必须参与世界分工，参与世界分工在现阶段必然会导致我国成为大量高能耗产业的生产基地，这是由经济发展规律决定的，而通过限制能源消费去限制一些产业的发展，又必然放慢了地方经济增长速度。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我国在全球化分工格局下，能源消费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支撑。能源消费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内因素，更多地要把视角放在全球化的层面。目前，出口已经成为拉动地方经济的主要动力。近年来，出口行业的发展非常迅速，其中高能耗的行业产值比重非常大，这些行业在带动当地经济增长上，具有很大的贡献。可以预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还将会继续承接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产业，高能耗的出口产业仍然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拉动的重要因素。然而，如果没有技术上的革命性突破，这种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对我国子孙后代是不负责任的。

要转变这种格局，首先，需要转变增长方式。转变增长方式最终取决于政府自身改革的成效。［5］避免政府越位和缺位是核心。在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格局下，要改变地方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干预，改变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尤其是在技术创新机制的构建上，政府现在存在缺位问题。降低能源强度，提高能效只有依靠技术进步。在短期内，由于目前能源价格低，还存在节能空间，通过价格回归合理位置可以达到节能的目的。但是能源效率从根本上提升，实现能源集约型投入则必须探索能源领域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能源消费产生的环境外部性问题，完全的市场价格是不能反映能源全部使用成本，政府必须有所作为。要保证政府有所作为，就必须改革目前政府主导地方经济的格局，例如以绿色GDP取代GDP作为考核政绩的重要标准。

其次，在产业全球化分工的背景下，有选择地承接国际转移来的产业。在选择重点发展的行业以及制定结构调整政策时，是否正确计算和比较不同行业的经济成本和收益，是否科学地预测原料和产品市场未来的供求趋势，以及是否准确评估了环境成本并使之内在化才是问题的关键。［6］

最后，通过能源价格改革深化，建立完善的能源绝对和相对价格体系，能够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改善能源消费结构。我国煤炭资源相当丰富，相对于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具有相当大的价格优势。国家对成品油价格控制，不可能改变这种相对价格现状，只能引起石油企业转移市场，所以出现了国内石油短缺，成品油却还在出口的反常现象。因此，如何构建能源相对价格体系是改变现有能源结构的重要方向。从长期来看，能源绝对价格体系的建立对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绝对价格体系的关键是如何使能源价格反映能源使用的包含外部成本在内的全部成本。能源行业的外部成本包括资源和环境两个方面。资源成本内部化的基本途径是尽可能实行资源价格的市场化，增量国有资源使用权的分配，必须通过规范的招标进行，对存量国有资源的使用应建立完整、科学的资源税费体系，如资源税征收标准根据资源产品价格的水平分档设计，资源税征收基础改按产量计征为按占用资源量计征。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基本途径是有针对性地建立一整套科学的环境税费体系，各项环境税费的征收标准应以能源企业排污所缴税费额大于其污染治理支出为标准。如此来看，我国绝大多数排污费征收标准都要大幅度提高，在政府仍实行价格监管的能源行业，如企业的资源和环境支出增加能源价格也应允许相应提高，为资源和环境等外部成本内部化创造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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