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合理化调控财务论文

2022-04-15

摘要：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完善，中国金融事业的发展速度逐渐提高，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中国金融事业处于逐渐改革和发展的阶段，这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潮流的重要表现。中国金融改革的背景下，利率市场化的速度逐渐加快，相应的存款保险制度的构建是金融行业和金融市场改革的重要保证。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民企合理化调控财务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民企合理化调控财务论文篇1：

PPP模式下地方政府助力民间资本良性发展的对策研究

摘要：作为一种新型的管理模式，PPP模式提高了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的热情。我国在PPP模式运作过程中存在专业化咨询机构和专业性人才的缺失、法律保障不健全、民间资本与国有企业不合理竞争、政府诚信意识淡薄、项目推出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地方政府作为PPP项目的直接参与方，助力民间资本良性发展责无旁贷。合理化地运用政策工具，营造良好的公共政策环境、规范政策规划、执行、评估、终结等各个环节，可有效缓解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的困境。

关键词：PPP模式；地方政府；民间资本

近年来，我国的PPP模式发展迅速并日趋成熟。但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大多处于被动状态，其发展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也相对较弱，再加之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姻亲关系”以及雄厚的国企资金对民间资本产生的“挤出效应”，必然导致民间资本腹背受敌。因此，民间资本如何在PPP模式下良性稳步成长，地方政府应如何为民间资本“保驾护航”等问题亟待解决。

一、问题的提出及相关文献综述

2017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积极扩大有效投资；落实和完善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深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1]至此，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即PPP，已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连续出现三年。PPP全称是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直译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即政府和私人资本为实现一定公共目标开展的合作模式。《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发改投资〔2014〕2724号）（下文简称《意见》）中将PPP模式解释为：政府为增强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提高供给效率，通过特许经营、购买服务、股权合作等方式，与社会资本建立的利益共享、风险分担及长期合作关系。[2]人们对PPP模式的最初认识就是融资模式，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方面资金不足，让民间资本参与其中，以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意见》对PPP的定义突破了PPP模式仅是一种融资模式的错误看法，将PPP的参与主体和参与范围进一步扩大，使参与方式多样化，为充分发挥私人资本的活力及创造力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近年来，中国的PPP发展备受国内外关注，仅用四年时间就实现了国外二三十年的探索与实践。发展至今，PPP模式的应用领域已拓展到市政建设、污水处理、环境保护、社会养老等多个领域。PPP模式在我国发展如此迅速，不仅源于PPP模式自身的功能优势，还源于私有企业等民间资本特有的活力和创造力。贾康，孫洁（2009）从管理学角度提出，PPP是一种新型的管理模式，不仅具备管理的一般职能，如计划、组织、领导、控制，还具有其他管理模式所不具有的职能，如扩量融资、利用新技术以及机制创新等。PPP模式充分发挥了政府与民间资本合作的“1+1>2”的优势，在尽可能小的损失效率的情况下实现社会发展中的公平，提高公共部门经济资源的使用效益和综合效率。[3]辜胜阻、曹誉波、李洪斌（2014）认为民间资本可在短期内将发挥其“鲶鱼效应”的作用，激活社会各经济主体更加高效地配置资源，更加活跃地展开竞争。[4]现如今，与民间资本共同参与PPP项目的还有国有企业。在民间资本与国有企业的合作过程中，民间资本对国有企业突破体制化与民营化改革的“瓶颈”功不可没。但是国有企业对民间资本的“挤出效应”也是客观存在的。不仅如此，民间资本在PPP项目运行过程的各个环节也存在着其他困难。蔡临申（2006）指出了民间资本以传统融资模式进入基础设施领域，虽然投资空间巨大，但融资数额极其有限，原因在于民间资本在这些模式中的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存在协调机制缺乏、风险分配不合理等问题。[5]袁义淞（2015）指出在准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运用PPP模式中，项目本身兼具公益性和收益性，民间资本则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特点，而多数项目失败的主要原因则是民间资本的利益不能得到保障，如何激励其参与PPP项目成为关键问题。[6]张惠（2016）提出虽然PPP模式在我国得到广泛运用，但PPP项目的民间投资率仍然偏低，主要原因是民间资本在参与PPP项目时需要承担较高的政策性风险，在进入和退出环节面临较多障碍，公私合作参与各方存在利益冲突和组织文化差异。[7]

当前，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民间资本投资总量也在2016年快速下滑，在全社会投资中的占比也同时下降，PPP项目中的民间资本发展不容乐观。

二、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的现状

《意见》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状对PPP模式进行定义，并将PPP模式下的参与主体和参与范围进一步扩大，提供多样化的参与方式，以充分发挥PPP模式的优势，降低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的门槛，为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创造条件。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季报第6期（以下简称季报）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3月末，国家示范项目总数700个，总投资1.7万亿元。其中，2014年第一批示范项目22个，总投资714亿元；2015年第二批示范项目162个，总投资4871亿元；2016年第三批示范项目516个，总投资11616亿元。可以看到，全国落地示范项目及总投资呈逐年稳步增长态势，且项目落地速度加快。

1.从签约的数量上看，民间资本在PPP项目中处于劣势

截至3月末，455个落地示范项目中签约社会资本共716家，民营企业（含民营独资和民营控股）262家，占比36.6%，国有企业（含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395家，占比55.17%，港澳台、外商及其他共59家。国有企业签约数量超过民营企业，民间资本在PPP项目中占劣势。且民间资本比二月末的统计结果低1.3个百分点，比2016年末的统计结果低2.3个百分点。与前几期季报公布的数据相比，二者差距逐渐拉大。

2.从签约的行业上看，民间资本参与的领域多为传统行业，新型领域涉足较少

PPP模式最早起源于英国的公路收费等公共基础设施，后来又在城市自来水供应方面得到广泛应用。因此，PPP模式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市政工程等公用事业领域有例可循，民间资本也多参与此类项目。季报公布的数据中，民营、含民营及外资的联合体两类项目数合计215个，民营企业参与的行业领域达15个，其中，市政工程86个，对于一些新型领域的项目涉足相对较少。[8]

3.从签约的投资总额看，民间企业参与项目的投资额明显低于国有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

民间资本资金实力弱，融资成本高，对于资金需求大的PPP项目不敢贸然投资，且由于投资回报率较低，导致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的热情低，表现为投资总额较少。以2016年第二季度季报透露的数据为代表，54个单家社会资本参与项目中，民企、混合所有制、国企参与项目的投资额分别为224.5亿元、989.1亿元、726.2亿元，民企参与项目仅占比12%。[9]

从签约社会资本数上看，截至2017年3月，国企和民间资本（含民营独资和民营控股）占据总数量的92%，国企和民企各占比例为55%和37%，民营企业占比比去年末统计结果低2.3个百分点，民企参与PPP项目数量少于国企，存在一定差距，且呈下降趋势；从投资总额方面看，民企参与项目仅占比12%，国企投资总额是民企的3倍，具有绝对的领先优势；从投资签约的行业来看，市政工程类排在第一位，且占据比例较大，交通运输、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行业所占比例较少，参与力度不足。综合各项指标，不论是从投资总额上，还是投资数量上，国企对PPP项目的参与程度和参与能力均高于民间资本，民间资本在PPP项目中的“存活率”也远不及国企，其發展情况堪忧。

三、PPP模式下民间资本发展困境的原因探究

参与PPP项目中的民间资本不论是签约数量、签约资本总额，还是在PPP项目中的行业分布情况，其参与热情和参与程度都不尽如人意。究其根本，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一）准备参与的困难

第一，PPP研究的专业化咨询机构和专业性人才缺失。虽说在我国PPP模式早已存在，但并没有形成理论，真正形成具有现代意义上的PPP，是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为重要标志的。[3]此后，直至2013年PPP才真正开始迅速发展起来，但专业性人才培养滞后，专业化咨询机构建设缺失，导致在人才建设方面难以满足PPP的发展需求。从国家层面上看，2014年5月25日，财政部成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工作领导小组，同年12月2日，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中心正式获批，其主要承担PPP工作的政策研究、咨询培训、信息统计和国际交流等职责。但该中心主要从事宏观层面的政策研究以及中央与地方的信息统计，在咨询培训方面存在缺口，且主要服务于国企，很难对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有具体的专业化的指导。此外，目前社会上还未出现专门的PPP项目研究中心。由于专业化咨询机构和专业化人才的缺失，使民间资本在面对PPP项目时，出于“经济人”谨慎投资的心理，对“新奇”的PPP项目持观望态度。因为不论是操作管理方式，还是利益风险分配方式以及进入与退出方式都知之甚少，又无专业化咨询机构和专业人才可供咨询，使PPP项目的落地率不高，落地速度降低。

第二，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缺乏法律保障。从2005年颁布“非公36条”以来，促进民间资本投资的政策接二连三地颁布。近3年内，国务院及相关部委也针对PPP项目出台了若干相关政策，但政策的实施情况和PPP项目的落地率都不见好转。原因主要是：首先，我国尚未对PPP进行专门立法，目前主要停留在政策层面，权威性缺失导致落地情况大打折扣。其次，目前的政策规章还停留在宏观控制和指导意见层面，对PPP项目的技术、流程及合作模式都没有具体的政策规定。第三，各项政策规章指导意见与《政府采购法》《土地管理法》《招投标法》等相关法律衔接不畅，使PPP项目实施过程中容易出现违法违规行为。第四，地方政府在实施项目的同时，以各地情况相异为由，对国务院政策断章取义，“择其善者而从之”，地方政府自由裁量权过大，容易发生寻租事件，滋生腐败。因此，民间资本在参与PPP项目时，较为谨慎，很难充分参与项目，担心发生争议时无法可依，无据可循。

第三，民间资本的“先天不足”使其备受歧视。国有企业和民间资本的不合理竞争主要体现在融资方面。常见的融资渠道为政府投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顾名思义，政府投资即指政府直接给予政策优待、资金支持、土地支持；直接融资是指资本主体通过发行股票、发行债券以及投资基金等方式来实现融资目标；间接融资是指资本主体通过与金融机构签订贷款协议，获得银行贷款支持，以及除政府投资和直接融资以外的其他融资渠道。[10]国家虽出台政策扶持和鼓励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但是国企与政府的“姻亲关系”使得国企往往能“近水楼台先得月”，民间资本的政策扶持优势不明显。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方面，面对有政府背景的国企和风险较高的民间资本，出于规避和减少风险的考虑，不论是投资者还是一些地方和金融机构都倾向于前者，民间资本受到“歧视”在所难免。甚至有的地方政府在进行PPP项目准备时就“优先考虑国企”，使得民间资本因一些“显性或隐性门槛”对PPP项目望而却步，严重影响了民间资本的投资动力和参与热情。

（二）参与过程的障碍

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PPP模式主管机关不明，职能交叉，责任推诿。目前主管国家PPP项目的主要是三个部门，即财政部、发改委和人民银行。当然在像城市供水、高速公路建设、民生养老等具体领域实施PPP模式还涉及其他相关部门，但谁是PPP项目的第一主管机构并不十分明确。比如棚户区改造工程，财政部主管招投标及财务工作，发改委进行项目审批和项目入库，规划局负责城市规划，有的地方政府还专门成立“棚改办”负责PPP模式的棚户区改造工作，却始终没有明确谁是PPP项目的第一主管部门。这很容易造成有利可图时，各个执行部门会竞相争夺执行，导致政出多门，政策“打架”；而在无利可图时，则可能产生权力真空，执行缺位。[11]（P185）出现问题时，各部门相互推卸责任，导致行政效率低下，民间资本求助无门，无所适从。

第二，民间资本费用重，获利少，抗风险能力差。我国实行“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取得一定成效，但经济下行压力依旧严重。民间资本与国有企业对经济下行的反应更加直观和强烈，就间接融资中的银行贷款而言，民间资本产能过剩，滞留风险较高，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保证资金的正常运转和收回，贷款的利息率也会提高，民间资本每年需要支付的贷款利息较高，资金压力大。此外，我国目前处于新旧动能转化时期，科技人才创新创业，产品与服务的经济附加值降低，人工成本上升，民间资本为此付出的费用逐年上升，且PPP项目多为微利项目，平均收益率在6%-8%左右，所获利润微乎其微。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政府为推行PPP模式，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减少民间资本的经营风险，会确保其经营具有一定的收益水平，但是又不应收益过高，如果收益过高，政府方面也会做出相应控制。[3]相对于民间资本，国有企业面对这种情况则更加从容一些，在产能过剩及滞留风险存在的情况下通常会选择降低利润率，以获长期发展，即使企业破产也将由国家进行接盘，而民间资本对此却只能自谋出路。

（三）退出参与的风险

第一，政府诚信意识淡薄，“新官不买旧账”客观存在。通过研究财政部2014-2016年的国家级PPP示范项目发现，政府所建立的PPP项目，大多是实施周期长、资金需求大、技术难度高的项目。实施周期一般为10-30年，且无法在短期内获得收益，民间资本在参与时不仅要和政府共同承担此类风险，而且还面临着长期实施过程中政府领导人换届的“届别机会主义”所导致的政策调整、契约签订主体变更、债务风险的不确定性等问题，民间资本投资的沉淀资本过大，退出PPP项目时面临更大风险。2015年2月，严介和以及太平洋建设就因地方政府欠债数额较大，将包括河北、湖南、云南、山东、贵州等省份的6个县市级地方政府告上法庭，成为“中华5000年历史中第一家状告政府的私营公司”。太平洋建设公司自1996年开始运用PPP模式，一直担负着工程按合同竣工以后，地方政府不按期付款的风险。在这种风险下，难以保证民间资本获得预期收益，甚至资本收回，最终导致民间资本在PPP项目中早早“夭折”。

第二，民间资本的退出机制不完善。《意见》对民间资本退出机制做如下规定：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过程中，如遇不可抗力或违约事件导致项目提前终止时，项目实施机构要及时做好接管，保障项目设施持续运行，保证公共利益不受侵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期满后，要按照合同约定的移交形式、移交内容和移交标准，及时组织开展项目验收、资产交割等工作，妥善做好项目移交。依托各类产权、股权交易市场，为社会资本提供多元化、规范化、市场化的退出渠道。[14]从上述规定中不难看出，政府对提前终止项目和正常合作期满情况下的民间资本退出并没有给出具体指示，而是保证公共利益不受侵害。另一方面，民间资本与政府虽按照合同内容及相关标准进行交接，但其中标准多样，合同体系交叉，利益关系复杂，以及因实施周期长导致的风险难以把控，退出时需要考虑上述因素乃至其他更多的因素，使得民间资本很难“功成身退”，更严重的则是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后，企业情况每况愈下，最终破产倒闭。这不仅违背了政府开展PPP项目“搞活”民间资本的初衷，还对政府将来凭信用开展PPP项目设置了障碍。

四、PPP模式下地方政府助力民间资本发展的对策

PPP项目自身就是一种突破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机制，打破行业壁垒的创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对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均衡政府和市场所占比重有重要意义。我国民间资本资源十分丰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充分利用民间资本，不仅有利于公共产品及服务的有效供给，还能缓解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上升，这对于民间资本而言也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因此，引导好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意义重大。相较于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地方政府对民间资本的管理更为直接、高效，民间资本对地方政府的政策也表现得更为灵敏。而且地方政府是PPP项目的直接參与方，针对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出现的困境及问题能及时提供帮助。而公共政策不仅是政府进行公共治理、实现政府目标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工具，也是公共组织实施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制定合理的公共政策会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的热情和动力，并获得良性发展起到助力作用。

（一）营造良好的公共政策环境

所谓公共政策环境是指影响公共政策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一切因素的总和。公共政策环境制约和决定着政策系统，具有主导性作用。[11]（P56-59）良好的政策环境对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往往能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国目前关于PPP还没有专门的立法保证，法律环境的建设尤为重要。由于PPP项目本身具有资金需求大、实施周期长等特点，民间资本在投资后会存在大量沉淀资本，必然会对当地政府的政策法规极度关注。如果没有合法性的政策文件，且没有经过合法化的程序，民间资本经常担心政府是否会朝令夕改，或由于政府领导人换届导致“新官不买旧账”，对政策的稳定性和时效性都会产生怀疑。因此，要用法律来规范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评估及终结的各个环节。一方面要加快立法步伐；另一方面，要保证现有公共政策能够被公众认可、接受、遵从和推行，从而具有合法性，使政策合法化，[12]（P187）同时加大执法力度，使公共政策运行有法可依。

其次，PPP项目专业化咨询机构和专业性人才的缺失是导致民间资本参与项目有所保留的主要原因。完善我国政府决策体制必须从改革信息系统、咨询系统、决断系统等这几个方面考虑。[17] PPP项目的融资模式是金融市场上一种全新的公私合作方式，在筹资方式、合同签订、风险计量、利益分配等方面有着独特的方法，需要专业化的人才指导其具体操作。目前，专业化咨询机构和专业性人才的缺失严重制约了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政府、企业、高校、社会等应联合培养PPP研究方面的专业性人才，鼓励建立民间的咨询机构，满足公共政策系统运行所需要的智力条件。一个教育、科技、文化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能够为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的各个环节配备高素质的人才，从而提高PPP项目的运行效率，促进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

第三，特定时期的经济市场环境、经济制度、经济发展状况等影响着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民间资本与国有企业的发展状况及在社会中所占比重也反映在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中。金融市场对民间资本的“歧视”很大程度上受政策影响，民间资本本身即为弱势一方，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向民间资本倾斜，促使民间资本与国有企业在金融市场上能公平竞争。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对参与项目的民间资本的“挤出效应”也应避免或减少。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竞争可以是建设性的，也可以是破坏性的：即使其为建设性的时候，竞争也没有合作那样有利。[13]国有企业和民间资本同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更应该以公共利益为重点，加强合作而不是一味地竞争。

（二）规范公共政策规划与执行过程

美国学者罗杰·W·科布以政策诉求的主体为标准，提出了建立政策议程的三种类型：外在创始型、内在创始型和政治动员型。[14] PPP项目为政府主导发起的一种公私合作伙伴模式，在项目发起前就已经纳入公共政策议程当中，属于政治动员型，即具有权威性的政府主动提出政策意向，并使其进入政府议程。但是，PPP项目操作过程的复杂性和利益部门的多样性，使公共政策完全由政府部门独立完成的情况越来越少。但在考虑民间资本的多方面意见、兼顾价值前提和事实前提的同时，政府始终应起主导作用。故在PPP项目决策、政策方案制定、规划时，要综合考虑政府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等官方决策者的意见，充分利用利益集团、“智库”等跨行业、跨专业、跨领域的非官方决策者的优势，同时运用现代化科学技术，建立合理的政策分析模型，对PPP项目的预期收益及潜在风险进行合理预测和评估，为PPP项目的开展提供信息参考。

在PPP项目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为使下属各执行机关、各执行人员之间做到分工合作、步调一致，领导部门的组织协调是必不可少的[12]（P2）。PPP项目的政策要想得到完美地实施，其执行机构必须唯一，若需要其他部门机构配合时，这些部门机构数量和规模必须确定，并减到最少。邦尼的人力定律表示：一个人一分钟可以挖一个洞，60个人一秒钟却挖不了一个洞。该定律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不是简单的人力相加，有时候“1+1”并不“≥2”，有时甚至比1还小。PPP项目的部门合作也是如此，并不是各个部门的政策叠加，而是需要一只“领头羊”带领组织前进，而其他部门机构则需要互补配合其工作，各司其职。此外，政府部门的政策重叠，多使民间资本多出现无所适从、求助无门的状态。因此，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必须根据项目实施领域、项目特点等选出或指定某一部门机构为第一负责机构，总揽项目大局，建立健全“首长负责制”的领导制度。

PPP项目中政策执行的灵活性和动态性是实现项目目的的灵魂。一方面，由于政策环境的复杂性和客观环境的动态性，公共政策必须根据环境的变化而调整。现阶段我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且在全球化经济的影响下，民间资本参与PPP項目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和挑战。如果每一种风险都能由最善于应对该风险的合作方承担，那么毫无疑问，整个PPP项目的成本和风险就能最小化。[15]另一方面，公共政策是为了解决某一特定问题而存在的。在公共政策实施过程中，难免出现与之相关的其他公共问题，这时必须要对公共政策进行调整和补充。为保证项目的正常开展，政府必须针对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过程中因“营改增”导致民间资本税费增多、参与热情和能力下降等问题继续出台相关政策。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作为项目的参与方，不论为公为私，都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灵活、动态地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

（三）强化公共政策评估与反馈

地方政府应针对PPP项目融资成本变动、融资财务变动、融资信用丧失而导致的债务偿还、资金链断裂等不确定性风险进行评估，然后根据风险持续时间、民间资本对风险的承受能力进行政策前评估、中评估和后评估，及时调整资源分配方式及比例，建立风险补偿机制，实现政府与民间资本利益共享、风险共担。[16]首先，通过PPP项目政策的评估及时检验项目政策效果，诊断PPP模式在公共基础设施、市政建设、民生服务等领域的适用性，对于不适合采用PPP模式的领域进行及时调整，减少资源浪费。其次，政策评估应更加注重对PPP项目的项目公平性的审查。一方面，PPP项目中的直接投资来源于政府的直接拨款，税收是地方政府的主要经济来源。而在中央政府参与的PPP项目中，资金来源于中央税收，即各地政府每年上交的财政收入，这时的PPP项目的服务范围应面向全国。但在北京地铁四号线建设中，项目的资金由中央直接拨款，服务对象则是北京市民，也就是说用全国人民的钱来服务北京市民，在这一点上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性。另一方面，民间资本与国有企业，不同的民间资本主体，为获得参与政府PPP项目的资格、金融机构的青睐、PPP项目的超额利益，在项目的各个阶段可能发生的不合理竞争、寻租行为都可以通过项目评估有效避免。

第二，重点评估PPP项目中政府诚信问题和契约精神，完善政府诚信机制。对政府而言，诚信不仅仅是一种治国理政的理念，更是一种对社会的责任和担当。地方政府参与PPP项目时必须转变心态，强化契约精神，高度重视民间资本在项目中的合法权益，切实履行合同约定。既要有促进经济增长的责任心，也要有为民间资本服务的责任心。地方政府在设计PPP方案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利益，更要符合市场规则，保障民间资本的合法权益。[17]

（四）利用渐进式政策终结方式，完善民间资本退出机制

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的过程即为公共政策的一个生命周期，与项目选择、项目规划、项目实施、项目评估、项目收尾相对应的公共政策过程即为政策制定、政策规划、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终结。现实意义上讲，民间资本退出PPP项目的那一刻，或者某一公共政策对PPP项目过程中的某一问题低效、无效、失效的时候即为政策终结的那一刻。结合我国政策实践，可以把公共政策终结的形式归纳为六种：政策废止、政策替代、政策合并、政策分解、政策缩减和政策法律化。在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中，不同的政策终结方式表现为民间资本的不同的退出方式和退出机制的完善程度。

PPP项目的实施周期长，利益关系复杂，决定了PPP项目的政策终结不能采用激变的、大刀阔斧的、完全彻底的变革方式，而是采用渐进的、连续的、不断渗透的变革方式，通过政策分解、缩减这种柔性模式进行政策终结。PPP项目的退出不是一蹴而就的，当合同期满后，民间资本也很难立即全部撤出。再者，民间资本没有从PPP项目中获得预期收益，地方政府也必须通过公共政策对民间资本进行利益补偿，可以政策替代形式进行政策终结。

民间资本在退出PPP项目时，政府应加强超前性宣传，营造一种变革的氛围，了解民间资本主体的想法，减轻变革阻力。在废除旧政策之前，事先制定好新的政策，废旧立新并举，以原有政策的客观效果为依据，缓解政策终结压力、防止政策脱节、弥补PPP项目退出机制的空缺。在必要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应作出妥协，满足民间资本等利益相关方的相关要求。罗伯特·贝恩认为，在很多情况下要对原有政策的受益者提供必要的补偿，因为政策终结是一种利益的调整，对原有政策的受益者而言会有很大影响，因而会使他们产生抵触情绪，阻碍政策终结的进行。[12]（P260-270）最后，政策终结的过程应该公开透明，过程越透明，结果越公开，民间资本退出时存在的顾虑就越少，政府与民间资本工程交接也越经得起推敲和考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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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Countermeasures Taken by Local Governments to help

Private Capital Develop Well in the Pattern of PPP

Zhang Yongkang， Zhou Dingcai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Province， 221116）

Key words： PPP pattern；local government；private capitals

責任编辑：高兰芳2017年11月

作者：张永康周定财

民企合理化调控财务论文篇2：

中国金融改革背景下的存款保险制度构建分析

摘要：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完善，中国金融事业的发展速度逐渐提高，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中国金融事业处于逐渐改革和发展的阶段，这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潮流的重要表现。中国金融改革的背景下，利率市场化的速度逐渐加快，相应的存款保险制度的构建是金融行业和金融市场改革的重要保证。相应的存款保险制度的构建能够较好的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促进竞争合理化和科学化，保护存款者的既得利益。本文将重点阐述中国金融改革背景下的存款保险制度构建措施，分析其存在的具体环境和背景。

关键词：中国金融；改革；背景；存款保险制度；构建工作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金融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逐步推进，我国金融体系与国际接轨越来越紧密，金融风险不断加剧。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我们国家的金融发展受到较大的限制，因此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来提高中国金融行业的发展质量，制定和构建有效的存款保险制度。

一、中国金融和存款保险制度的基本概况

金融指货币的发行、流通和回笼，贷款的发放和收回，存款的存入和提取，汇兑的往来等经济活动，主要包括银行、證券、基金、保险、信托等。金融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金融对象、金融方式、金融机构、金融场所以及制度和调控机制等。存款保险制度属于金融制度中的一种，主要是指不同类型和性质的存款性金融机构组合而成，从而形成一种独具经济性的机构组织，按照相应的比例缴纳一定的保险费，以此来构建存款保险的准备金。存款保险制度的主要特点有：关系的有偿性和互助性、时期的有限性、结果的损益性以及机构的垄断性等。

二、中国金融改革背景下的存款保险制度构建过程中遭遇的障碍

（一）防范金融道德风险因素，规避预算约束行为

预算软约束是指向企业提供资金的机构，政府或银行未能坚持原先的商业约定，使企业的资金运用超过了它当期收益的范围，而该企业没有被破产清算，而是得以救助继续存活下去。存款保险制度构建的最初目标在于提高人民群众对于相关银行机构的信赖，以此来构建相对稳固的金融市场行为和金融秩序，然而极度容易引发相关的金融道德风险事件的发生。获取相关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业务的相关企业，会把自己遭遇的经营管理经济成本以及相应的经济风险逐渐转移向外，然后其主要的承担者或者是行为买单者是政府部门或者是其他的保险机构，这就属于预算软约束的重要表现。因为存款保险组织机构在规避经营风险的时候会倾向于挑选安全性较高的业务，在存款利率全面展开之后会过度的吸纳存款金额。一旦银行遭遇信用障碍，最后还是存款保险组织机构以及社会群众来承担相关的责任，这属于道德风险。

（二）存款保险制度不可以较好的规避系统性较强的金融风险

存款保险制度制定和构建的目的在于降低挤兑对于银行机构产生的流动性风险，而且还能够较好的阻止银行破产，停止银行风险的传播，从而有效的规避非系统性风险转变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然而银行遭遇的不单单是存款人缺少一定的信心，从而激发了银行挤兑风险，其实银行面临的风险主要是系统性和周期性较强的风险。存款保险利率市场性以及银行的综合化会给银行机构带来相对严重的利率风险和动荡。在当前利率市场化和监督管理组织机构执行不严的情况下中国金融行业遭遇的风险也会大于存款保险制度致使的风险，只有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调控功能，如此才能够较好的明确相关人员的金融责任。

三、构建存款保险制度的重要对策

（一）保证存款保险组织机构的独立性

相关文件指出，投保机构缴纳费用给存款保险组织机构，从而逐渐聚集成为存款保险准备金，相关的管理机构应当依据国家规定的条例向资金存款者偿付被保险的存款。中国金融机构在构建存款保险制度的过程中，必须要确保存款保险组织管理机构的独立性，提高存款保险组织机构应对问题的能力和处置水平。在处罚方面，银监会进行行政处罚或追究法律责任，中央银行进行信息披露，存款保险机构则可以提高相应保险费率，出现资不抵债由存款保险机构处置。

（二）健全银行信息制度来降低道德风险

银行信息披露制度的不完善会产生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相关的金融机构只有及时、精确和准时的公布相关的信息，这样才能够保证社会群众以及相关的机构明确的掌握银行和关联群体的操作情况，从而实现降低金融风险的目标。若是客户和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则会引发严重的金融风险，同时也会转移金融风险承载主体。所以在构建存款保险制度的过程中，应当坚持信息透明化的原则，完善相关的披露制度，这样才能够保证中国金融改革的有序化和稳定化。

（三）采用差别费率值来提高中小金融机构的管理质量

存款保险费率主要是有基准费率和相关的风险差别费率共同组成。费率标准主要是存款保险组织机构按照金融发展情况和存款保险基金的聚集情况制定，然后依照市场发展情况制定相关的标准。存款保险组织机构应当充分考虑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情况，适当、科学的降低差别费率值，这样才能够较好的促进中小企业的良性发展，降低企业的选择风险以及道德风险。

四、结论

中国金融背景下存款保险制度的构建应当立足金融行业、金融机构、企业和社会群众的实际情况，这样才能够较好的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提高我国金融行业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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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慈强，于晔. “后危机”时代存款保险制度构建的宏观性思考[J]. 法制与社会. 2010（14）：1120-1123；

[3]王道平，杨骏. 利率市场化、存款保险制度与银行风险[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06）：90-94；

[4]廖愉平. 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及其风险监管研究——以P2P平台、余额宝、第三方支付为例[J]. 经济与管理. 2015（02）：120-123；

（郑伟：江苏省南京大学。）

作者：郑伟

民企合理化调控财务论文篇3：

基于登记制度的民间借贷阳光化路径探析

摘要：民间借贷在我国的存在有着很深的社会基础和积极意义。民间借贷的合理化发展有利于打破我国长期以来由金融机构垄断的信贷市场格局，促进多层次信贷市场体系的形成。但目前，民间借贷在运行中还存在着较多问题，以建立登记制度为突破口，以激励和约束并存的规范机制为导向，使民间借贷阳光化，步入正规监管体系中。是可行的制度选择。

关键词：民间借贷；阳光化；登记制度

JEL分类号：K23　

民间借贷是相对于正规金融而言，泛指在国家依法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等经济主体之间的资金借贷活动。民间借贷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和个人财富逐步积累、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化、正规金融尚不能百分之百满足社会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的存在有其一定的历史性、合理性和必然性。

作为一种传统的借贷方式，中国的民间借贷长期活跃于城乡之间，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据中金公司《中国民间借贷分析》估算，2011年中期我国民间借贷余额达到3.8万亿元，同比增长38％，约占中国影子银行贷款总规模的33％，相当于银行总贷款的7％。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银行信贷不足所形成的资金缺口，为中小企业或个人提供了资金融通。但同时由于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利率高企、运行不规范、监管真空等多重因素影响，民间借贷经营风险逐步积聚，借贷纠纷案件时有发生，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影响。

一、民间借贷的普遍存在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

(一)城乡经济差距的日益扩大是民间借贷广泛存在的基础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但在发展的进程中，我国又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城乡经济发展速度差异巨大。城乡经济差距巨大，表现在金融资源的拥有上十分典型。大中城市金融机构齐全，金融服务品种众多，企业和个人相对的金融需求满足率就较高。而在人口占大多数的广大农村地区，除了县城还有历史遗留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外，县以下几乎就是农村信用社一家。这种金融机构设置上的畸轻畸重，金融资源几乎被城市所垄断的现状，虽然有其深刻的经济结构因素，但掩盖不了的事实就是农村金融服务机构、服务品种的缺失。因此，在农村地区民间借贷的广泛存在，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

(二)现行的融资体制是民间借贷滋生和繁衍的土壤

据全国工商联调查：“规模以下的小企业90％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借贷关系，微小企业95％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借贷关系，中小微企业融资只能依靠民间借贷市场”(见2012.2.8《金融时报》)。尽管这些数据有待验证，但“三农”经济融资难、中小微企业融资难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问题。造成这一难题的原因有很多，从金融方面看，主要有三方面因素。

首先，银行机构格局与企业格局倒置。我国银行机构的绝对主力军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其机构遍布全国各地，服务对象上至规模庞大的央企、下至县城里微型的民企。当信贷政策一紧，首先确保的对象必定是大型企业，小微型企业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发放时，往往处于边缘化状态。相对于每一地方的成千上万家中小微企业，与其功能定位相对应的专业服务的金融机构是缺失的。大中小微企业的数量格局与大中小型银行机构的数量格局呈倒置关系。

其次，企业资金的使用周期与银行贷款的期限不配套。当企业根据生产和发展的需要，向商业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时，一般银行不会根据企业的生产周期，给予贷款的期限，而是根据自身的资金流转、规模松紧的情况予以安排。企业贷款得到了，但资金期限得不到满足的情况大量存在。

再次，由于“三农”经济、中小微企业存在规模小、风险大、有效抵押物和担保不足的现实，导致申请的贷款很大程度上不能得到全额的满足，更多的是局部或部分的满足。

基于上述的三个因素，民间借贷凭借其方便、快捷、灵活、广泛的优势在广大农村地区和城市的中小微企业中以用于贷款周转、补充贷款不足、临时调剂等形式大量存在。

(三)部分地区充足的民间资金是民间借贷兴起的潜在动力

近年来，部分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富余资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持续增长。相对狭窄的投资渠道、较低的银行存款利率、金融理财投资知识的缺乏以及信息不对称等一系列因素，造就了一些偏好风险，渴望得到高回报，流动资金富余的部分居民和企业通过实施高利率的民间借贷行为，谋取较高的利益回报。

二、当前我国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

(一)大量资金“脱媒”，不利于国家的金融宏观调控

一是大量民间资金游离于银行体系之外从事借贷活动，使信贷总量隐性放大，干扰央行对信贷规模和资金总量的监控；二是民间融资活动游离于正规金融机构之外；鉴于其所具有的“民间”性质和分散、盲目等特点。可能影响政府对宏观经济和区域经济运行的准确判断，从而造成决策偏差；三是由于地方性产业政策与国家全局性产业政策难以做到“无缝”对接，部分民间资金容易流向国家限制发展的行业和领域，有悖于结构调整的初衷，从而削弱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

(二)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加重企业的经营负担

作为一种自发的金融行为，民间借贷不受任何管理部门的监督和约束，经营活动相对比较随意，民间借贷利率是由借贷双方自行商定。且一般是在资金需求相对迫切，正规金融机构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发生，所以其利率水平往往要比正规金融机构高出不少。据人民银行舟山市中心支行监测表明，目前舟山民间借贷平均年利率在20％以上，客观上促使民间借贷融资方大大增加财务成本，加大经营风险。

(三)诱发民间纠纷和违法活动，影响社会全局稳定

民间借贷具有高收益和高风险的特性，是一种自发、盲目、分散的信贷活动。首先，由于借贷手续不完善，在借贷关系发生前放贷人一般不会对借款人的经济状况、借款用途等进行深入了解，更无法对其还款能力进行准确评估，一旦发生信用风险容易引起经济纠纷，而在手续不完备的情况下无法得到法律的支持与保护。其次，由于民间借贷风险控制手段薄弱，规范化程度较低，容易演变成诈骗和洗钱等犯罪活动的渠道和工具。再次，由于缺乏制约保障机制，在发生违约的情况下放款人往往不通过法律途径收回放贷款项，而是采取一些非正常手段，容易引发纠纷与矛盾，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

三、构建登记制度实现民间借贷阳光化路径

民间借贷曾是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融资形式，在当前宏观调控和银行紧缩的背景下，民间借贷更是成为了中小企业和个人解决融资难问题的有效途径。但是在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和监管上，我国并没有制订专门性的法律。关于民间借贷的规定，散见于《民法通则》、《合同法》、《担保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等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中。而且，这些法律规范之间内容相互冲突，缺乏协调性、统一性和逻辑性，导致对于同一行为可能因依据不同而评价结果大相径庭。其中，《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更是成为认定民间借贷行为非法的最主要法律依据，使民间借贷成为“地下金融”而未能阳光化。

如何更加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重要作用，规范民间借贷关系，保护借贷双方的合法权益。在《放贷人条例》等调整民间借贷双方关系的法律规范未能较快出台前，采取简单易行、借贷双方相对容易接受的登记制度，可以促进民间借贷阳光化、减少其负面影响、进而为民间借贷融入正规的金融融资体系监管打下扎实的基础。为此，建立民间借贷登记制度，无疑是实现民间借贷阳光化的有效路径选择。

(一)民间借贷登记制度的基本内涵

本文所论民间借贷登记是指国家设立相应的合法机构或组织，对民间借贷资金进行逐笔登记，全面实现借贷资金的透明化与公开性，以达到规范民间借贷、控制民间借贷风险的作用。登记机构类似一般的产权登记机构，仅对借贷合同进行确认和登记，不对借贷资金的具体借贷行为负责，而一旦借贷双方发生纠纷与矛盾时可以登记记录为依据，依法对借贷行为加以法律范围内的举证和保护。

(二)民间借贷登记制度的原则

1、确立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允许非金融企业之间合法借贷。

2、民间借贷登记应坚持自愿原则，应有利于借贷双方。

3、民间借贷具有公示效力，经登记的民间借贷受偿顺序优先于未登记的同类借贷。

4、登记利率可以突破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4倍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了超出同期银行贷款利率4倍的利息法律不予保护，但并没有不允许超出同期银行贷款利率4倍的利息约定。按照私法自治的原则，借贷双方约定利率超出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4倍的，也应予以登记。

5、登记机构按照借款金额和借款期限按规定收取一定的登记费用，但收费标准应保持较低水平，以免增加借贷成本。在实施初期可以实行免费登记，以减少负担、扩大影响面。

(三)民间借贷登记制度的运行机制

1、登记机构

为了确保民间借贷登记的公信力，同时为了便于民间借贷的监测、统计和管理，应当由国家设立或指定一家机构作为民间登记主体。基于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职责，及其已经运行有企业和个人两套信用征信系统，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及各地分支机构来承担民间借贷登记工作，无疑是最为合适的。

2、登记内容与登记程序

民间借贷关系确立后，借贷双方应携带双方的借款合同和相关证件到登记机构进行登记。登记机构提供统一格式的《民间借贷登记确认书》，根据借贷合同内容及借贷双方的陈述，对有关内容进行登记，并交由借贷双方签字确认。《民间借贷登记确认书》一式三份，登记机构、出借人、借款人三方各执一份。同时，登记机构要开发运行“民间借贷登记系统”，将民间借贷事项同时登记在“民间借贷登记系统”。《民间借贷登记确认书》可以作为出借人主张债权、借款人提出抗辩的证据材料。

民间借贷登记事项的内容应该包括出借人、借款人、借款金额、借款期限、借款利率、担保方式、资金来源、资金用途、还款方式、登记日期等。但并不限于上述内容，如担保方式为保证的，还应登记保证人及保证范围。

四、民间借贷登记制度实施的价值和意义

(一)实施民间借贷登记制度有利于促进借贷双方信息对称

目前因资金链断裂而“跑路”的企业和个人，其负债情况浮出水面后，都是负债远超过资产。为何这些债权人敢冒风险投入资金，除了为利所惑外，很重要原因就是不清楚前面的深渊有多深。也就是说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债权人不清楚债务人的实际负债情况。而严格实行登记制度，就能实现借贷双方信息对称。

(二)实施民间借贷登记制度有利于宏观调控

采取登记制度后，国家宏观调控的相关部门就能对民间借贷的总量、流向行业等有个大致的了解，有利于宏观调控部门作出更加准确的决策。

(三)实施民间借贷登记制度有利于监测统计和分析

登记机构对民间借贷的金额、用途、利率等都逐笔登记，可以为相关部门开展民间借贷监测和管理提供便利，有效解决当前民间借贷监测、统计、分析等基础资料搜索的难题。

(四)实施民间借贷登记制度有利于信用征信管理

将民间借贷发生及履行情况等登记事项纳入征信信息采集范围，将民间借贷登记机构纳入征信机构管理，明确其征信信息报送义务。同时，为民间借贷双方开放征信查询服务，增加民间借贷的透明度，也有利于信用征信管理。

(五)实施民间借贷登记制度有利于反洗钱管理

将民间借贷登记机构纳入反洗钱管理范畴，赋予登记机构大额、可疑交易分析报告等反洗钱义务，切断通过民间借贷进行洗钱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