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灾害发生规律性研究论文

摘要：利用国家农业气象试验站和国家基本气象站实测的冬小麦物候数据和气温数据，通过地理信息技术、5日滑动平均法、相关性分析，探讨了2003—2012年我国冬小麦主要种植区内冬小麦返青期、拔节期、成熟期起始日期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对气温因素的响应。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自然灾害发生规律性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自然灾害发生规律性研究论文 篇1：

20世纪以来关于明清时期长江下游自然灾害史研究综述

摘要关于明清长江流域自然灾害史研究，学术界从各种历史文献中辑录整理了大量灾害史料，对历代灾害的发生频次进行了初步统计，探讨了历史灾害的成因、灾情特征、发生规律、社会效应、古代防灾抗灾措施、历代荒政制度演替、救荒书和救荒思想等问题，取得丰硕成果。但由于各种原因，研究还存在对资料挖掘和利用不足，对社会因素与灾害发生之间关系研究不夠，理论与方法有待创新，学术交流较少等问题。

关键词长江下游；自然灾害；综述

A

Key wordsDownstream areas of Yangtze River； Natural disasters； Overview

长江下游地区地处我国东部沿海，行政区划上包括安徽、江苏、江西、浙江和上海4省一市，面积达52×104 km2，是宋代以降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长江下游地区开发的历史进程，始终贯穿着防治自然灾害的斗争。千百年来，长江下游地区广大劳动人民为地区开发和江河治理，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从趋利避害，到兴利除害，发展了社会经济，创造了历史文化，使长江下游地区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地区。明清时期更为国家财政收入的渊薮，物殷财阜，人才荟萃。研究明清长江下游这一经济发达地区自然灾害与乡村冲突及其互动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示范价值。一方面，由于流域内人口密集，经济相对发达，一旦发生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危害程度相对也更为严重。另一方面，由于长江下游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抗灾、防灾能力较强，灾害一旦发生，减轻灾害损失和灾后恢复的能力也较强。

据中国期刊网（www.cnki.net）搜索，仅以“明清灾害”为主题的研究，2000年以来达2 600余篇，且篇幅逐年增长，显示了明清灾害史研究成为近年来学术热点之一。

在过去关于长江流域的自然灾害史研究中，我国学者从各种历史文献中辑录整理了大量灾害史料，对历代灾害的发生频次进行了初步统计，探讨了历史灾害的成因、历史灾害的灾情特征、历史灾害的发生规律、历史灾害的社会效应、古代防灾抗灾措施、历代荒政制度演替、救荒书和救荒思想等问题，取得丰硕成果，为后来的研究者排除了障碍，奠定了基础。

1长江下游灾害史料的搜集与整理

收集整理灾害历史文献是灾害史研究的基础工作，也是推进研究工作不断深入的必由之路，学界对自然灾害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做了大量的工作，为研究我国古代自然灾害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

1.1全国性史料搜集与整理一些全国性灾害史料中，包含了长江下游地区。这些全国性灾害史料整理，具体又分如下几种情况：

1.1.1总体考察灾情历史变化的史料整理。如李秦初《汉朝以来中国灾荒年表》[1]、王龙军《中国历代灾况与赈济政策》[2]、邓云特《中国历代救荒大事年表》[3]、陈高佣《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4]、王嘉荫《中国历代自然灾害及历代盛世农业政策资料》[5]（农业出版社，1988年）、宋正海《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6]、张兰生《中国自然灾害地图集》[7]、张波《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8]和《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历史资料方面观》[9]、陈振汉等《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农业编》[10]等。值得一提的是，来新夏主编的《中国地方志历史文献专辑·灾异志》[11]，广收全国各地旧地方志资料，内容丰富、翔实。其实地方志中对天灾人祸并没有明确的定义，称谓繁多，如五行、祥瑞、灵征、祥异等，饥荒、兵燹、匪患甚至将自然界中怪异现象不加区分也列入此类。

1.1.2专门罗列某类灾情史料整理。如研究古代瘟疫的，张剑光《三千年疫情》[12]；研究水旱灾害的骆承政《中国历史大洪水》[13]、《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14]涉及安庆1470～1979年的旱涝等级资料；研究地震灾害的《中国地震资料年表》[15]、《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16]、《中国古今地震灾情总汇》[17]等。

1.1.3关于救灾思想、救灾措施的史料整理。有代表性的李文海、夏明方主编《中国荒政全书》[18]，系统收集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写作和流传下来的有关灾荒和抗灾救灾的论著，全面反映了我国古代政府和人民应对自然灾害的思想、制度、政策和措施，不但为灾荒史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宝贵资料，而且为今天防灾、抗灾和救灾实践提供了生动的历史借鉴。

1.2关于明清长江下游地区灾害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关于长江下游地区整体性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代表性的有水利部水管司编《清代长江流域洪涝档案史料》[19]，收集了清时期长江流域主要洪涝灾害的资料信息。钟永恒主编《长江流域自然灾害数据库》[20]，收集了长江流域的主要自然灾害和防灾减灾方面的信息，主要记述了长江流域发生的各类自然灾害的大型事实型数据库，是分析研究长江流域自然灾害的重要工具性参考书。

42卷6期王艳红2000～2012年以来关于明清时期长江下游自然灾害史研究综述

1.2.1安徽地区的史料整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安徽省文史研究馆自然灾害搜集组对安徽近千年的自然灾害资料进行了大量的搜集整理工作，完成了《安徽地区历代旱灾情况》[21]、《安徽地区水灾历史记载的初步整理》、《安徽地区地震历史记载出版整理》、《安徽地区蝗灾历史记载初步整理》、《安徽地区风雹雪霜灾害记载初步整理》[22-24]等。安徽省水利勘测设计院1981年编《安徽省水旱灾害史料整理分析》[25]，利用方志资料并参照其他文献，对安徽省近2000年来水旱灾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制成了安徽省历史水旱记载表和全省府州县历史水旱记载资料年数统计表及全省分区历史水旱发生次数分级统计表、全省特大水旱发生的年发表。

1.2.2江苏地区的史料整理。施和金等编著《江苏农业气象气候灾害历史纪年（公元前190年—公元2002年）》[26]，从二十四史、地方志等历史文献记载中辑录了江苏地区农业气象气候灾害水、旱、雹、蝗、潮、冻等灾害情况。

1.2.3江西地区的史料整理。江西省水利厅水利志总编辑室编《江西历代水旱灾害辑录》[27]，从历史文献中辑录了关于江西水旱灾害的有关记载，并附有水旱灾害周期分析表，对研究江西水旱灾害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1.2.4上海地区的史料整理。火恩杰等主编《上海地区自然灾害史料汇编：公元751—1949年》[28]，搜集整理了自上海地区建制以来有关灾害的史料文献记载。袁志伦、金云编集《上海近两千年洪涝风潮旱等灾害年表》《上海近两千年洪涝风潮旱等灾害年表续表》[29-30]（，以表格的形式展现了上海地区近两千年的旱涝灾害风潮旱灾等文献辑录。

2关于长江下游灾情史的全面研究

美国学者约翰·麦克尼尔以比较的眼光将中国看成是一个千余年来“具有最大的生态互补性的国家”，并且具有“特别重要的国家环境政策”之特色[31]。斯波义信讨论了杭州湾南岸地区从中唐到清代的开发，自中唐至明初，先进的水利技术被引进长江下游地区，有助于该地区的发展；但晚明至清代，发生的大规模向山区拓垦的现象，则证明了环境危机已经降临此区[32]。美国学者安·奥思本（Anne Osborne）把清代中叶浙江、江西与安徽南部间的丘陵边界之环境危机，和附近低地上因“近期可能的集约耕作”所引起的人口压力相关联[33]。张玉玲等从明清时期长江流域气侯的寒暖特征、旱涝状况、以及嘉陵江流域、洞庭湖区太和湖流域气候特的这3个方面来研究明清时期长江流域气象气候变迁[34]。

3对中国灾害类型的专题研究

（1） 关于瘟疫的研究 。 澳大利亚学者费克光（Carney T.Fisher）探讨了中国鼠疫的成因及其灾况[35]。程恺礼（Kerrie L.MacPherson）则分析了中国霍乱发生的成因及其影响[36]。悉尼大学邓海伦（Helen Dunstan）是西方长期从事中国灾荒问题研究且成绩较突出的学者。其代表作《明末时疫初探》对明末发生在华北和浙江地区的瘟疫的分布、流传及对人口造成的影响作了深入分析[37]。

（2）关于蝗灾的研究。 满志敏考察了崇祯后期长江沿江地区的蝗灾概况及原因[38]。

（3）關于水旱灾害的研究。汪润元等《清代长江流域人口运动与生态环境的恶化》[39]、史德明《长江流域水土流失与洪涝灾害关系剖析》[40]、黄忠恕《长江流域历史水旱灾害分析》[41]等学者则着重从河道变迁与生态环境变化等方面，对长江流域水旱灾害作了探讨。

4对长江下游分地区灾情研究

关于长江下游分省分地区的自然灾害研究，总体而言成果不够丰富，具体而言各省各地区研究成果呈现了不均衡的研究态势。明清安徽地区自然灾害研究相对较多，如李家年等《安徽省长江流域近500年水旱灾害浅析》[42]，分析了明清皖江水旱灾害情况；庄华峰等《安徽古代沿江圩田开发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43]，论述了安徽地区圩田开发积极作用，但也因过度围垦而造成了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张崇旺《明清时期自然灾害与江淮地区社会经济的互动研究》[44]，系统考察了明清时期的自然灾害与江淮地区社会经济互动过程；他还以灾害学、历史学等学科的方法，比较系统地探讨了明清时期江淮地区蝗灾的几个阶段以及时空分布特点和影响因素[45]；汪志国《明代安徽自然灾害及灾荒救治》[46]梳理了明代安徽地区自然灾害类型，探讨了明代对安徽灾害的救治措施，统计了1644～1840年安徽水灾旱灾次数、频率分布、特点等[47]。

关于明清时期江苏地区自然灾害。余新忠《道光时期江苏荒政积弊及其整治》[48]、王日根《明清时期苏北水灾原因初探》[49]、徐建青《清代康乾时期江苏省的蠲免》[50]、张红安《明清以来苏北水患与水利探讨》[51]、吴滔《论清前期苏松地区的仓储制度》[52]等，或对荒政或对某次灾害或对江苏局部地区灾害开展研究，总体上对江苏省沿江区域的整体性研究还不够充分。

关于明清江西、浙江地区的自然灾害，仅见有陈书《清代江西灾害探略》[53]、衷海燕《明清时期江西水旱灾害与疫病流行》[54]、沈锦花《浙江省近534年旱涝发生规律、突变分析及趋势预估》[55]等学者撰写了数篇论文探讨水旱灾害情况。而明清上海地区的自然灾害，则未见有专文研究。

5明清时期长江下游自然灾害规律性研究

张秉伦、方兆本主编《淮河和长江中下游旱涝灾害年表与旱涝规律研究》[56]，在系统收集整理长江中下游旱涝史料的基础上，运用计算机数据库技术，建立了相应的旱涝资料数据库，并对1470～1975年旱涝等级资料进行了流域旱涝规律的分析，具有较强的分析研究的工具性价值。陈雪英、毛振培主编《长江流域重大自然灾害及防治对策》[57]，分析了历史上长江流域自然灾害及其地域分布，考察了历史上长江流域的抗灾进程。由于该书的重点放在解放后，故历史时期论述内容较少。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编《长江志：自然灾害》[58]，记叙了长江地区灾害特性、灾害成因和灾害的时空分布，实录了2000多年来的历史灾害年表和重大典型年灾害，为分析研究长江地区历史灾害提供了参考。

6灾害应对工作的研究

法国学者魏丕信（PierreEtienneWill）关于荒政制度的研究成果突出，其代表作《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对明清荒政问题展开了全方位的研究[59]。邓海伦《十八世纪中国官方对环境问题的看法与政府的角色》[60]，援引清代有关政策文献，探讨中国官员热心环境以便养活日渐扩张的人口，而非为了改善每人平均财富。邓海伦从高级官员奏折中对囤户的态度入手，分析了18世纪与赈灾有关的政治、法律等官方因素与地方民情的关系。此外，其《试论留养资送制度的废除》[61]还利用档案数据对此前少有人关注的留养资送制度进行论述，分析了这一福利救济政策废除的原因及其废除的影响。日本学者稻田清一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对赈灾过程中嘉定、宝山两县“分厂”制度确立和衍化过程的考察，以及对清末镇董的身份、角色、职责和管辖区域的探讨，探索传统乡村的赈济和管理模式（《清代江南的救荒与市镇——关于宝山县和嘉定县的“厂”》）[62]。崛地明利用日本外务省记录中发现的日文史料《江北饥馑调查报告书》，探讨了清末救灾活动中官赈与义赈的关系以及义赈与官方的关系（《光绪三十二年江北大水灾与救荒活动》[63]）。美国学者李明珠（Lillian M.Li）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档案数据中较系统的粮价数据，分析了华北地区粮价演变的长期趋势和原因，探讨了国家的救荒政策和保护措施在减轻自然灾害影响方面的作用[64]。台湾学者罗丽馨借助大量史料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分析了明代灾荒时期民生状况及由此所引起的社会问题，探讨了漕米改折、截留漕粮、平籴、煮粥、转运米粮等官府救济措施及其局限[65]。

7明清时期救荒仓储制度的研究

美国学者肖公权（KungChuan Hsiao）《中国乡村：19世纪的专制统治》第5章“灾荒控制：社仓和其他仓储”专述清代仓储的救荒功能[66]。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海外學者关于明清仓储制度的研究成果大批涌现，其中引人注目的是魏丕信和王国斌（R.Bin Wong）等人的成果，如《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1500-1850年间长江中下游灾荒与经济变化的发生及反映》、《清代国家粮食储藏：管理与控制诸问题》、《养育人民：1650-1850年间中国的国营民仓系统》、《清代中国的饥荒恶魔》等），两人合著《养育人民：1650-1850年间中国的国营民仓系统》对清代的常平仓、义仓和社仓制度作了透彻而全新的分析，他们从明清档案中获得大量的粮储数字和仓储管理方面的新数据，在粮储的技术、计算方法、出纳管理、腐败控制等方面作了很细致的实证研究。《清代中国的饥荒恶魔》特别强调了备荒仓储系统的官督民办性质[68]。

8灾害与社会变动关系研究

关于灾害环境与社会变动关系研究，学界成果不多见，代表性成果是冯贤亮通过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自然与社会环境多重变动的考察，提出了一个区域社会协调、控制、发展的理论模式，即人类社会总是在经过反应、重新调整或采取相应控制来适应环境的变化，在不同的情况下，表现出社会不同阶层的差异和地区上的差异，并经过一定程度的波动变化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以适应新的环境，从而促使区域社会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发展[69]。

9关于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长期以来，学术界较为常用的理论与方法主要包环境生态学、气候学、地理学、生物学、水文学、计算机技术等自然科学。近年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文献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逐渐得到运用，并且有出现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综合运用的趋势，如邓海伦《十八世纪中国官方对环境问题的看法与政府的角色》[70]，从环境生态学与社会学相结合；魏丕信和王国斌《1500-1850年间长江中下游灾荒与经济变化的发生及反映》，将经济学、社会学、灾害学相结合[68]；庄华峰等《安徽古代沿江圩田开发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则将文献学、人文地理学、经济学、生态环境学加以综合运用，这种新的研究视角值得借鉴[71]。

10有待深化和关注的问题

总体而言，明清长江下游地区自然灾害研究出现了较多的研究论著，但从该区域的重要性、灾害的典型性而言，现有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和拓展，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史料整理来看，全国性的史料较多，而长江下游地区的史料整理不够；单就长江下游地区各地区史料整理工作也不均衡，安徽地区较为丰富，上海其次，江西、江苏、浙江则较少。

（2）与丰富的史料整理相比而言，无论国内外，研究成果显得尤为不足。一方面灾害专题性研究不够，明清长江下游地区蝗灾、瘟疫、水旱灾害等专题论文分别只有一两篇，无论灾害的种类研究、还是灾害的深度研究，均远远不够。另一方面，各地区研究程度也不同，安徽地区研究相对较多，其次江苏，江西、浙江地区的研究仅有数篇，而上海地区则无专文研究。

（3）在已有的研究中，关于地形、气候、水系等自然因素的较多，而对人类活动等社会因素及其与自然灾害发生之间的关系关注度不够。

（4）在整体性与专题性研究中，灾害史一般性的描述较多，而对灾害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较少；零散、简略和依附性的论述较多，系统全面的主题性研究较少；分地区专题研究较多，整体性研究不够，尤其是分地区之间的比较研究更是不足。

（5）在已有研究理论与方法中，有运用自然科学方面的，有运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但总体上显得单一。笔者认为应进一步加强两者理论与方法的综合性运用，如将自然科学中的环境生态学、气候学、地理学、生物学、水文学、计算机技术等，与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民俗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人口学等相结合，实行多学科交叉与渗透，多维度、多视角地审视灾害的发生、发展及其影响，从而推动长江地区自然灾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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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艳红

自然灾害发生规律性研究论文 篇2：

气候变暖背景下中国冬小麦物候期的时空特征

摘要：利用国家农业气象试验站和国家基本气象站实测的冬小麦物候数据和气温数据，通过地理信息技术、5日滑动平均法、相关性分析，探讨了2003—2012年我国冬小麦主要种植区内冬小麦返青期、拔节期、成熟期起始日期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对气温因素的响应。结果表明：近年来研究区域内冬小麦返青期、拔节期、成熟期起始日期在空间上自东南向西北逐渐推迟，在时间序列中返青期、拔节期、成熟期的发生时间主要呈延后趋势；农业界限温度初日自东南向西北逐渐推迟；农业界限温度的通过日期在西北地区呈提前趋势，在东部地区呈延后趋势；冬小麦物候期起始日期与农业界限温度初日呈极显著正相关，说明温度升高可以促进冬小麦生物过程进行，有利于冬小麦拔节期、成熟期等生育期发生，从而导致冬小麦物候期提前发生。

关键词：冬小麦；物候期；时空特征；气温因素；相关分析

文献标志码： A

植物物候是指植物受到气候和其他环境因子的影响而出现的具有一定周期的自然现象，包括发芽、展叶、开花、叶变色、落叶等[1]，是植物通过长期适应环境的季节性变化而形成的生长发育节律[2]。植物物候学实质上是研究植物生长发育与环境条件之间关系的科学[3]。在影响植物物候期的众多因子中，气候是最主要、最活跃的因子[4]。物候期是作物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信号之一。

2014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指出，1880—2012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约升高0.85 ℃，我国气温升高0.91 ℃。自1986年以来，我国已经连续出现19个全国范围的暖冬[5]。赵宗慈对我国近40年来气温变化的研究指出，我国有明显变暖趋势，春季平均增温0.34 ℃[6]。陈隆勋等研究发现，华北地区是我国变暖最明显的地区[7]。施雅风通过模拟我国变暖趋势认为，到2050年我国北方地区升温1.5～2.0 ℃[8]。气候变暖导致生态环境改变，对农作物的熟制、布局、种植结构都产生较大影响，对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逐渐显露[9-10]。

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农业生产受到影响。冬小麦是我国主要粮食作物之一，约占我国小麦总产量的90%。冬小麦生育期长度会影响冬小麦产量与麦粒品质，这关系到冬小麦种植者的收入情况与国家相关粮食政策。冬小麦耐寒性较强，一般在9月中下旬至10月上旬播种，在晚秋、早春低温条件下生长发育，在次年初夏较高温度下灌浆成熟[11]，全生育期8个月左右[12]。冬小麦各物候期受温度影响最大。因此，研究近年来我国冬小麦主要种植区物候期的时空变化规律及其对气温变化的响应，有利于认知和适应气候变化，有利于充分利用气候和农业资源，从而为适时调整相应农事活动提供决策依据[13]。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就作物生长发育、农业界限温度变化及二者间的关系做了大量研究工作[11，14-17]，其中有关冬小麦物候期与气温关系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多成果。王胜等对1961—2012年安徽省冬小麦物候期的研究指出，淮北地区冬小麦物候期普遍提前，全生育期缩短，但各物候期空间变化趋势差异较大[13]。高強等对甘肃省天水地区冬小麦生长对气候变暖的响应研究指出，1980年以来天水地区冬小麦返青期延迟，气温升高使冬小麦全生育期变短[18]。但以往研究大多是在某个省或一部分站点所做的小范围讨论，未能在大空间范围内对冬小麦物候期变化进行空间分布差异讨论。本研究利用地理信息技术，将我国冬小麦主要种植区作为完整的空间区块考虑，研究冬小麦物候期的空间分布情况，以期得出冬小麦物候期在整个研究区内的分布差异状况和变化趋势。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

本研究选择的研究区域是我国冬小麦主要种植区，处于30 °～35 °N、103 °～120 °E，包括江苏、安徽、河南、湖北、陕西、宁夏、甘肃等7个省（区），地跨长江、黄河流域，地势西高东低；大部分地区属于温带季风气候，是北亚热带和南暖温带的过渡区，南北冷暖气团交绥频繁[13]，冬季干燥寒冷，夏季高温多雨，春季易发干旱；年平均温度8～13 ℃。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的冬小麦物候期数据来自研究区域内中国气象局各农业气象试验站2003—2012年的实测记录。本研究选取了冬小麦3个处于生殖生长阶段的物候期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为返青期（G1）、拔节期（G2）、成熟期（G3）。这3个物候期出现在越冬后的春季，其发生时间会影响冬小麦组织生长和籽粒形成等生物过程，对冬小麦产量具有重要影响。为保证本研究的客观性，选取生育状态为普遍期的首日作为生育期的起始日期。为衡量物候期出现的先后状况，将冬小麦物候日期转换为距离同年1月1日的日期序数（以下简称日序）（Gi）[19]。

当前对于冬小麦物候与气温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采用平均气温或积温等指标来表征气温水平。本研究采用的是农业界限温度，农业界限温度初日、终日是其稳定通过某一温度的日期，应用该日期与物候期起始日期相比较可使结果更加直观。

本研究使用的电子行政区划图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使用的气象数据下载于中国气象局网站，包括2003—2012年研究区域内各基本气象站当年逐日平均气温数据。利用日平均气温数据可以计算出农业界限温度稳定通过5 ℃的初日日期 （D5）和农业界限温度稳定通过10 ℃的初日日期 （D10）。

1.3 数据处理与方法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处理软件包括ArcGIS 10.1、Matlab 8.0、Excel 2003软件。数据处理分为3部分：冬小麦物候期数据处理；农业界限温度数据处理；相关性分析。

1.3.1 冬小麦物候期数据处理 首先利用Excel 2003软件，将物候期起始日期换算成日序（Gi），并为各站点添加经度、纬度坐标。然后利用ArcGIS 10.1软件对物候期日序（Gi）进行UTM（universal transverse mercator）投影，并用边界图对Gi进行剪切提取和插值分析[20]，得到栅格图。最后使用ArcGIS 10.1软件中的栅格计算器将2003—2012年的Gi图像进行叠加计算，得到多年平均Gi空间分布图。

为了分析冬小麦物候期起始日期10年间的空间变化特征，对每年的Gi值与年份进行一元线性回归分析，即可模拟出Gi值的变化趋势，获得其在10年间的变化斜率（θ），计算公式为[21]：

式中：n为观测时间段的年数；i为观测年份。如果θ大于0，Gi值为增加趋势，即物候期延迟；反之Gi值呈减小趋势，即物候期提前。若θ通过0.05的显著水平，则认为Gi值的变化趋势显著，若θ通过0.01的显著水平，则认为Gi值的变化极显著。

在ArcGIS 10.1中利用（1）式可得到相关系数θ的空间分布图。在所有栅格图中，将每个栅格内的值利用相关性表格中的值进行分类，从而区分变化趋势的显著性。

1.3.2 农业界限温度数据处理 农业界限温度初日的处理方法选取了目前国内广泛使用的5日滑动平均法。利用Matlab 8.0软件得到各年的农业界限温度稳定通过5 ℃的日期 （D5）和农业界限温度稳定通过10 ℃的日期 （D10）的数据。上述农业界限温度数据也要在ArcGIS 10.1软件进行投影变换和差值分析等处理，从而得到研究区域内农业界限温度的空间分布图和变化趋势图。数据处理方式与冬小麦物候期数据处理方式相同。

1.3.3 相关性分析 利用ArcGIS 10.1软件中的“Band Collection Statistics”模块，将冬小麦物候期10年平均起始日期空间分布图与10年平均农业界限温度初日空间分布图进行空间相关分析，算出各物候期多年平均物候期起始日期与农业界限温度初日的相关系数，并标记出相关性通过0.05、0.01显著性水平检验的数据，从而判断冬小麦物候起始日期与农业界限温度初日的相关水平。

2 结果与分析

2.1 农业界限温度及其变化趋势的空间分布规律

利用ArcGIS 10.1软件得到研究区域内2003—2012年农业界限温度5、10 ℃初日的空间分布图（图1）和2003—2012年农业界限温度5、10 ℃初日的变化趋势图（图2）。从图1、图2可见，2003—2012年农业界限温度初日自东南向西北方向逐渐推迟，即西北地区农业界限温度初日较晚。这种分布差异是因为西北地区纬度较高，春季温度回暖比东部地区慢，造成该地区农业界限温度初日出现较晚。就变化趋势而言，5 ℃ 初日在甘肃、宁夏、陕西地区显著提前；在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地区延后。10 ℃初日在甘肃、宁夏地区提前；在江苏、安徽、河南、湖北、陕西地区延后，其中在河南部分地区显著延后。

总体来说，2003—2012年农业界限温度初日在西北地区呈提前趋势。有研究指出，我国气候变暖最明显的地区是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其中西北地区（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变暖的强度高于全国平均值，甘肃省黄土高原地区是受气候变暖影响比较明显的地区[22]。近10年西北地区升温趋势明显，导致该地区农业界限温度初日提前，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东部地区农业界限温度初日呈延后趋势，但大部分地区没有达到显著水平，有研究指出近年来湖北地区和淮河流域春季气温升高幅度较大，农业界限温度初日提前[23-24]。造成该结论与本研究结论不同的原因可能是本研究采用的时间序列为2003—2012年，而上述对湖北地区与淮河流域的研究采用的时间序列为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初，时间序列不同可能对农业界限温度变化趋势产生影响。

2.2 冬小麦物候期的空间分布

由图3可见，2003—2012年研究区域冬小麦返青期、拔节期、成熟期起始日期的空间分布特征基本一致，由东南地区向西北地区逐渐推迟。甘肃、宁夏及陕西西部地区为日序高值区；江苏、安徽、湖北和陕西南部地区为日序低值区。黄敬峰等认为，纬度愈高，海拔愈高，春季返青等物候期愈晚[25]。本研究中西北地区纬度、海拔均高于东部地区，冬小麦物候期起始时间也显示出“东南早，西北晚”的特征。

对返青期而言，在甘肃，宁夏、陕北地区，其起始日期大多迟于第60天；在陕西南部、湖北直至江苏等东部地区，返青期起始日期介于第20～60天；在东部地区，受纬度影响，季风活动频繁且距离海洋较近，春季温度回升较早，农业界限温度通过日期也较早，造成该地区冬小麦返青期较早发生，从而使返青期起始日期与西北地区存在差异。

对拔节期而言，在江苏、安徽、湖北3省的南部地区，其起始日期一般在第80天前，在其他地区都要明显晚于这个时间，介于第80～140天。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江苏、安徽、湖北3省南部地区处于长江流域，该区域热量条件优于北方地区，年内正积温较高且持续时间长，导致物候期开始较早。

成熟期起始日期在安徽省西部、河南省南部、陕西省南部和湖北地区都介于第90～150天，其他地区的成熟期发生均晚于第150天。这种分布差异可能是因为深处内陆的地区受季风影响较弱，当地气温与受季风影响强烈的东部、西北地区存在差异，从而导致物候期起始日期的分布不同。

综上所述，由于气候随纬度、经度和海拔变化而存在的规律性变化，导致物候现象随纬度、经度和海拔的变化具有相同的推移性、规律性特点[4]。

2.3 冬小麦物候期的时间变化趋势

将2003—2012年冬小麦物候期起始日期数据代入公式（1），得到冬小麦各生育期起始日期随时间变化趋势的空间分布（图4）。从图4可见，冬小麦不同物候期随时间变化趋势的空间分布差异较大，返青期在整個研究区域内的90%以上地区呈延后趋势。拔节期只有在甘肃西南部分地区呈提前趋势，其他大部分地区都是延后的。成熟期在甘肃地区和安徽省中部地区、湖北省东部地区的小部分地区呈提前趋势，其他地区都是延后的。

本研究所得的冬小麦物候期起始日期变化趋势与前人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林文等研究表明，陕西地区冬小麦返青期呈延后趋势[26]。有研究表明，春季平均温度升高时，土壤水分含量显著变化，这不利于冬小麦的正常返青[18]。李德等对安徽省宿州地区冬小麦物候期的研究得出，近年来受早播保苗观念影响，当地常在传统播期日限的前期甚至提早到上限之前播种，导致拔节期等物候期提早发生[27]。宁夏地区冬小麦拔节期呈延后趋势，甘肃地区冬小麦成熟期呈提前趋势，这与高强等[18]、王鹤龄等[28-29]的研究结果一致。

2.4 冬小麦物候期对农业界限温度因子的相关分析

如表1所示，研究区域内冬小麦返青期、拔节期、成熟期起始日期的空间分布与农业界限温度初日的空间分布均达到0.01显著性水平，表明2003—2012年间研究区域内冬小麦物候期起始日期与农业界限温度初日在空间分布上存在很好的相关性，冬小麦物候期的发生受到温度条件限制。

拔节期、成熟期等物候期须要在光合作用基础上进行。进入春季后日照增多，光合作用时间延长，有利于有机物质形成，使小麦生长加快，物候期提前发生[13]。物候期的发生实质上是植物生理活动，植物生理活动在微观上就是一系列生化反应。温度可以使酶的活性发生变化，温度升高可促进酶的活性，有利于加快植物物候期发生。在一定范围内，温度升高有利于光合作用进行，从而促进冬小麦抽穗、灌浆、乳熟的提前进行。温度升高，农业界限温度通过日期也就提前。因此，冬小麦物候期与气温状况息息相关，各种物候期的开始日期与其前期气温之间有显著相关性[3]。

在一定范围内，温度升高对冬小麦生长具有促进作用，若温度过高，冬小麦物候期的发生可能会受到抑制。西北地区冬季气温有升高趋势[5]，而冬季温度升高会对冬小麦的春化及后期生长造成干扰，就会导致拔节期在一定程度延迟发生。研究表明，春季平均温度升高时，土壤水分显著变化，这不利于冬小麦正常返青[18]。

对比冬小麦物候期空间分布图与农业界限温度初日空间分布图，可以发现物候期起始日期梯度等值线与农业界限温度初日梯度等值线出现的位置与走向呈相同特征。这就说明，冬小麦物候期与农业界限温度具有较好的相关性。农业界限温度分布受经度、纬度、海拔、地形等自然因素影响。在研究区域内，从西北向东南存在自然条件梯度，这种差异就导致温度在西北至东南走向存在梯度，并反映在农业界限温度的空间分布上，而温度分布的梯度也影响了冬小麦各物候期起始日期的空间分布。

3 结论与讨论

利用ArcGIS 10.1、Matlab 8.0、Excel 2003等软件，分析了2003—2012年我国冬小麦主要种植区各物候期起始日期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对农业界限温度因素的响应规律。结果表明：（1）在冬小麦主要种植区，农业界限温度初日自东南地区向西北地区逐渐推迟。西北地区农业界限温度初日呈提前趋势，东部地区农业界限温度初日呈延后趋势。（2）在冬小麦主要种植区，冬小麦返青期、拔节期、成熟期起始日期日序自东南地区向西北地区逐渐推迟，高纬度、低温地区日序大于低纬度、高温地区。返青期发生时间呈延后趋势；拔节期发生时间除在甘肃省南部地区呈提前趋势外，其他地区均呈延后趋势；成熟期发生时间只在甘肃地区呈提前趋势，其他地区均呈延后趋势。（3）冬小麦物候期起始日期与农业界限温度初日呈极显著正相关。春季温度升高，农业界限温度的通过日期提前，可以促进冬小麦生物过程，有利于冬小麦拔节期、成熟期等生育期发生，从而导致冬小麦物候期提前。但温度过高会抑制冬小麦生长，特别是冬季温度升高带来了正积温不利于冬小麦在春季进行返青生长，物候期可能延后发生。

冬小麦物候期除受气候因素影响外，还受土壤类型、作物品种、农业管理措施诸多因素的影响，这就可能导致相关研究在时空变化上存在一定差异。将上述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值得进一步研究。此外，由于受到数据完整性的限制，本研究使用了近10年的物候期数据，若今后能够统一农作物物候期的观测规范以得到更多年份的完整数据，可使相关研究更为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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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宸赫 王琳 赵天良 苏航

自然灾害发生规律性研究论文 篇3：

提升我国灾害管理能力的思考

摘要：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发生最频繁、最多、造成的经济损失最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但作为我国政府日常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的灾害管理仍存在许多重大问题。危机救治机制重要的是政府积极进行强制性干预、探寻危机的根源，通过一系列政策稳定社会，并进行心理救治以及动员全社会的参与。

关键词：救灾；灾害管理；政府危机管理

2008年初的这场可以称为国难的南方雪灾，实在是来的突然和棘手。民政部报导，1月10日以来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造成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19个省（区、市、兵团）不同程度受灾，因灾死亡60人，失踪2人，紧急转移安置175.9万人（含铁路、公路滞留需救助66.7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7270.8千公顷；倒塌和损坏房屋108.5万间；因灾直接经济损失537.9亿元。这场突发的雪灾，再次考验了中国的灾害管理机制。

一、我国现行灾害管理机制的问题

1.备灾环节

首先，缺乏完整而完备的灾害应急法律体系，缺乏统一的国家防灾减灾基本法保障。至目前，在防灾减灾方面我国已经出台了不少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如《防震减灾法》、《防洪法》等，但这些都是单灾种防灾法，并不是统一处置灾害的基本法。在每次危机过后，应将预案及时修改，如果说今年的雪灾前，政府有足够的法律准备，以及预案措施，就不会造成后来的很多相关系统的瘫痪。

其次，危机来临前的演习培训和抢救训练准备不足。救灾物资储备量不够，缺乏系统的战略和发展规划，管理观念和装备水平比较落后；救灾储备物资缺乏应有的目录和标准，管理不尽规范；综合协调不足，救灾资源不能整合利用；工作力量薄弱，专业技术人员缺乏等。

再次，灾害信息的管理和使用不尽人意。卫星地面接收系统在救灾中基本没有使用；灾害信息的处理系统如气象、海洋、地质、水利、地震等的成果在救灾工作中还没有形成合力，缺乏灾害信息管理的调度体制的建设；过分地注意数据的全面性，但却不太注意数据的应用性。

2.抗灾环节

一方面，协调机构的工作协调机制运转不理想。协调机构没有具体而详细的工作制度和工作程序，除了救灾工作在紧急协调救助方面曾经在灾情发展过程中召开过几次协调会议之外，其他系统只是召开一些年度会议或研究有关政策的会议。本次南方雪灾我们就可以看到，气象、军队、交通和政府几个部门之间没有很好的沟通协调，出现了春节回不了家和军队在最初无法及时投入救灾活动中的后果。

另一方面，机构职能分散和交叉。各个涉灾部门都建立了独立的灾害信息管理系统，难以做到信息共享；水利、公安、地震等部门建立了各自的专业紧急救援队伍和各自的救灾物资储备体系，这种重复建设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导致行政运行成本增加，同时也增加了协调的难度。

3.灾后重建环节

首先，职能缺位。目前我国灾害管理和救助体系中对于灾时救助有十分详细的规定和处理办法，但灾后救助缺位严重，很多地方忽略了对灾后灾民的心理健康恢复工作。

其次，政府包揽过多，社会化程度低。政府长期担当救火队的角色,对灾民的生活实行全包,导致其陷于大量繁杂的具体事务之中；救灾资金和物资的分配中容易滋长那种不要白不要和谁叫的声大谁就可能得到较多救济的不道德报灾行为,这可能会形成对灾情的虚报,容易滋生负责救灾工作官员的腐败。

再次，基层救灾款发放使用过程中存在挤占、挪用、不及时转拨问题；救灾物资储备上中央级救灾储备物资品种单一，数量不足；地方救灾物资储备工作进展缓慢等。

最后，在灾后重建的资金来源、灾民家园重建以及灾民就业等问题上没有严格的保障。在雪灾中，虽然保险业在抗灾救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保险覆盖面有限,险种也较为单一。从保险公司角度说,自然灾害具有的规律性,导致多灾地区愿意交费,而少灾地区则不愿交费,无法满足保险的大数原则；从农民角度讲,超小规模的土地经营客观上弱化了农业保险的经济保障功能；受传统农业的影响,农民的保险意识还较差。

二、美国灾害管理的实践经验

当前美国灾害管理机制的基本特点是：统一管理、属地为主、分级响应、标准运行。具体看，美国有如下详细的系统措施：

1.法律体系。美国联邦政府的灾害管理是通过立法形式予以保障的，包括总的灾害处理法，还有各个单位的灾害种类的立法以及救助法等。

2.管理机构。主要的管理机构为联邦应急管理局，其主要任务是领导全国做好防灾、减灾、备灾、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提供应急管理指导与支持；建立以风险管理为基础的应急管理体系，降低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3.政策和计划。美国的政策可以分为强制性政策、提醒政策、恢复政策、技术开发政策、技术推广政策、规章政策等十个类型。而政策是通过一系列具体的联邦机构，按一定的具体计划来实施，计划大体是灾前减灾计划与灾后救灾计划类。

4.恢复重建。在美国,当发生灾害后,首先由所在州进行自我救援。当州提出援助请求后，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FEMA）在当地的事务局会评估当地损失，向总统提出建议报告，总统据此决定是否发出救援命令。

三、政府危机管理

救灾中能充分体现的是政府在危机管理方面的能力，所以我们必须要先了解“政府危机管理”。

1.政府危机管理，指政府在危机的产生、发展过程中，为减少或消除危机的危害，根据危机管理计划和程序而对危机直接采取的对策。危机爆发后，就需要政府调动力量，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和措施，以最快的速度、最大的努力挽回政府的形象和大众的损失，尽快渡过难关。

2.政府危机管理的原则，包括居安思危原则、公众利益至上原则、透明度原则、真诚坦率原则以及快速反应原则。

3.政府危机管理机制，分为危机前的危机预防机制和危机发生后的危机救治机制。 危机预防机制具体分为危机预警机制和危机预控机制，其中，危机的预警机制包括了危机迹象的监测、危机迹象的识别、危机迹象的诊断和危机迹象的评价；危机预控机制包括思想准备、组织准备、物质准备、基础设施准备以及危机处理准备。

四、提升我国救灾能力的建议

根据政府危机理论将危机处理机制分为危机前的预防机制和发生后的救治机制，并结合我国目前出现的问题，参照国外经验，我们将提升和完善我国救灾能力的工作也分为下列两块：

（一） 灾害预防管理能力的提升

1.完善灾害管理和救助的法律体系，包括：（1）制定综合的灾害管理基本法，洪水、地震等重大灾害的灾害管理法，加强地方减灾立法等，同时加强执法队伍建设；（2）制定国家的减灾总体规划和各级政府的减灾计划，并将其纳入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对已有的减灾规划重新补充和完善；（3）制定各级政府重大自然灾害的应急预案，并形成统一的体系，用于指导各部门作出紧急反应。

2.构建全社会统一的灾害管理、指挥、协调机制。我国也可以建立统一的、专门的自然灾害管理机构，实现由单一减灾向综合减灾的转变。综合协调部门在平时主要起预警、监控、咨询和业务指导作用，一旦危机事件爆发，随即应当转为国家应对有关危机事件的具体指挥与协调，权威地分配资源。

3.建立以现代科技为基础灾害预警、预报系统。气象、水利、地质等部门要组织专家和专业人士，运用电子信息技术和现代化的手段，加强对不同类型灾害的分析、判断和监测，提高灾害信息预警、预报的准确度。

4.提高国民防范意识，防止次生灾害的出现，组织专业急救知识培训和实际演练，培养专业救援技能；雪灾中我们建立由相关专业人员组成的灾害救援队，如医疗、电力、通讯和机械施工等专业人员，发动社区和党员，形成临时救援队伍；继续加强救灾物资储备管理，对于国家级救灾物资储备仓库及储备中心的建设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

（二） 灾害救治管理能力的提升

1.抗灾法律制度要严格执行，职能机构间互相协调配合，充分调动各类人力资源来全面投入抗灾队伍，尽量减少或控制灾情。另外，政府要重视灾后救助，灾后救助缺位严重。灾害过后，灾区、灾民生产生活建设困难重重，求助无门。除此之外，很多地方忽略了对灾后灾民的心理健康恢复工作。

2.切实保证灾后重建的资金来源。灾后的恢复重建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社会救济是最低层次的保障，而社会保险是救灾的重要筹资渠道。雪灾截至2月12日，保险业共接到雨雪灾害保险报案85.1万件，已付赔款10.4亿元。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在救灾补偿上也要因地制宜，形成层次不同、标准有别的社会救助保障体制，在中等富裕或富裕地区推行灾害保险，在贫困地区实行政府和社会救助，完善捐赠机制。

3.切实解决灾民家园重建，以及帮助曾经以农林牧副为生，但遭灾害破坏无法就业的灾民重新就业。社会保障部门应该有新的合理的途径解决这部分劳动力问题。建立完备的救灾物资管理监督制度，保证救灾物资及时完整的到达灾民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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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腾五晓.试论防灾规划与灾害管理体制的建立[J].自然灾害学报,2004,(3).

On promoting the ability of managing disaster

YANG Wen-jian， HE Jing

(The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Key words： provide disaster relief;disaster management; management of government crisis.

[责任编辑安世友]

作者：杨文健　何　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