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经济转型与技术创新论文

[摘要]在历次工业革命演进过程中，技术创新与革命扮演着不可替代的核心角色，往往成为工业革命的标志，进而引发包含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在内的整个经济社会系统的巨大变迁，并由此产生对经济社会系统中各组成主体相应的机遇与挑战。本文在阐述工业革命对经济社会影响基础上分析了辽宁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工业经济转型与技术创新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工业经济转型与技术创新论文 篇1：

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技术创新问题

摘要：本文分析了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技术创新问题，认为经济转型需要社会的价值取向从“制造能力”向“创造能力”调整；企业的价值尺度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为技术创新建立价值核算空间；应建立技术创新问题的一般性分析框架，构造动态均衡系统分析的逻辑体系；要在技术创新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双波互动”中寻找技术创新的轨道及变轨的“跃迁点”；技术创新必须立足于中国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的特点，着眼于解决关系经济长远发展的现实矛盾；要在世界范围整合技术创新资源，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关键词：技术创新；经济转型；复杂系统；自主发展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步入关键的转型期，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成为我们应对国际国内经济发展条件和经济形势变化的必然选择。技术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越来越为政府、社会和企业所重视。进一步加大技术创新的力度，推动中国经济完成转型，走上新的可持续发展的轨道，需要做出一系列的变革与调整。

一、经济转型需要社会的价值取向从“制造能力”向“创造能力”调整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为使中国经济起飞，跨越发展中人口大国难以跳出的“人口陷阱”，我国采取了大规模引进外资、非均衡发展国内经济、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等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使我们的价值取向注重以“规模”和“速度”为特征的“制造能力”建设。在取得经济高速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形成了社会化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崇拜。当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开始转型的时候，这种对“GDP”的片面追求就成为我们必须跨越的思想障碍，需要我们由重视GDP转向重视国民生产总值(GNP)，由重视“制造能力”转向重视“创造能力”。

国民生产总值(GNP)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的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实际收到的原始收入(指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等)总和价值。本国常住者通过在国外投资或到国外工作所获得的收入(称之为从国外得到的要素收入)，应计入本国国民生产总值。而非本国国民在本国领土范围内的投资或工作所获得的收入(称之为支付给国外的要素收入)，则不应计入本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去。因此，国民生产总值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加上本国常住单位从国外得到的净要素收入(从国外得到的要素收入一支付给国外的要素收入)之和表示。更直观地讲，国民生产总值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加上从国外获得的劳动报酬、投资收益(包括红利、股息和利息等)的净额。即：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国外净要素收入。国民生产总值是“收入”的概念。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竞争力，最终取决于GNP而不是GDP。

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GDP强调的是过程的增加值，它是“生产”制造的概念，GNP则强调的是获得的原始收入，它强调的是“创造”的概念。一般讲，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二者相差数额不大，但如果某国在国外有大量投资和大批劳工，则该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往往会大于国内生产总值。 在经济政策上对GDP和GNP的不同追求，会导致“外源型增长”与“内源型增长”两种不同的增长模式和发展战略。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政策上更关注GDP，那就会更注重国内产业的成熟和发展，而不在乎支撑这些产业发展的是国内企业还是国外企业。如果在经济政策上更关注GNP，则不仅国内产业要发展，而且应当是本国企业支撑了本国产业的发展。于是，前者会更倾向于招商引资，会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后者则重视本国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真正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实力与水平的是GNP，而不是GDP，GNP使本国或本地区的人民真正得到发展的实惠。

推崇GNP的价值取向，就需要建立起经济体内生增长的动力源。这种动力源从企业形式上讲，需要更多的依靠国内民营经济的发展；从发展方式上讲，需要把发展的动力从大规模的外部资金引入，逐渐向内部价值创新、建立起自主发展动力源的方向调整。这就需要不断提高技术创新力度，面向企业配置技术创新资源，建立起技术创新良性循环的长效机制。

二、企业的价值尺度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为技术创新建立价值核算空间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和核心，目前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处于相对缺失的状态。造成这一缺失的原因在于企业现期价值取向与跨期价值取向的错位。技术创新在以利润为中心的现金流管理型企业和在以产权价值为中心的收益风险管理型企业两种类型企业中有着不同的行为特点。在传统的以利润最大化为中心的会计核算体系中，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受到很大的约束和限制，原因在于技术创新创造的企业增长型期权没有进入企业的现金流核算体系，因而，企业产权的代理人即经营者难以产生技术创新的冲动和热情。在以产权价值为运作中心的现代企业，其价值的组成不仅是企业的现金流折现，即传统技术经济分析中的净现值，还包括企业对各种不确定因素投资所形成的增长型期权，这种增长型期权已成为现代高技术型企业最重要的价值组成，因而在收益风险型企业中，技术创新是企业自发的和主要的活动。在产权价值最大化的框架下，系统设计我国企业主体型技术创新体系的实现模式，涉及主体要素和辅助要素的转型与转制，主辅要素结合机制的建立，配套环境的建设以及政府作用的发挥。需要逐步建立评价体系，把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纳入核算范畴。

三、应建立技术创新问题的一般性分析框架。构造动态均衡系统分析的逻辑体系

技术创新问题的核心是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问题的研究。以往的研究沿着两条不同的路径展开，一条是传统的以马歇尔供需均衡分析方法，以经济系统的局部均衡为出发点，建立起逻辑分析框架；另一条是以熊彼特的非传统方法，强调创新所带来的动态作用及经济系统变迁引起的远离均衡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如何实现两种分析方法与逻辑体系的交融与互补至关重要。

一般均衡理论的传统经济分析，以确定性的事件为基础，注重在静态条件下的供需平衡，把动态过程进行静态化的线性还原，由此演绎出微观与宏观两套存在逻辑衔接缺口的理论体系。机械还原论的分析方法正是产生这一逻辑缺口的原因。宏观经济系统的动态演化模式，在简单要素的效用叠加原理中，无法得到解答。宏观经济系统的复杂结构，使宏观经济分析不得不向复杂系统的演化分析方法拓展。

熊彼特的理论从动态的角度论证了技术创新过程的复杂性，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在熊彼特看来，作

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所谓经济发展就是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实现新组合。资本主义就是这种“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即所谓“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的“一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熊彼特假定存在一种所谓循环运行的均衡情况，只有在他所说的实现了创新的发展的情况下，才存在企业家和资本，才产生利润和利息。这时，企业总收入超过总支出，这种余额或剩余就是企业家利润，是企业家由于实现了新组合而应得的合理报酬。资本的职能是为企业家进行创新提供必要的支付手段，其所得利息便是从企业家利润中偿付的，如同对利润的一种课税。他的经济周期理论认为，一种创新通过扩散，刺激大规模的投资，引起了经济的高涨，一旦投资机会消失，便转入了衰退。由于创新的引进不是连续平稳的，而是时高时低的，这样就产生了经济周期。熊彼特理论的重要之处在于他充分认识到了创新过程的动态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从而把经济学研究引向超越简单过程的新视野。然而，这一视野的图景在经济学的研究中仍然模糊，其深入的路径也若隐若现。

技术创新过程不是要素的简单投入，而是投入要素的有机互动，是开放环境下多重反馈关系的非线性耦合，是确定性方向下时空结构的不确定发展，是组织化引导下系统要素的自组织演化。技术创新过程的研究，需要基于复杂系统分析理论，建立起一般性的分析框架，逐渐形成新的研究范式。

从经济学角度上说，技术创新分析应跳出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均衡的价格理论”走向“动态均衡的价值理论”。相对价格指导下的生产决策过程，不足以理解技术选择的根本诱因。技术选择的激励不仅仅是当期价格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跨期价值的实现。技术创新创造期权价值，面对的是当期价格结构映射的未来价值结构的动态均衡。

四、要在技术创新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双波互动”中寻找技术创新的轨道及变轨的“跃迁点”

熊彼特把经济长周期产生的原因归结为技术创新周期，认为影响人类生产生活的关键性技术的突破，导致新一轮技术发明群的产生和技术扩散的兴起，并由此引发经济的快速增长。历史上数次技术创新与经济周期的统计规律显示，基于技术创新的世界经济的长周期在总体上表现出递减的趋势。如，以纺织工业为主导产业的第一个长周期(1780—1840年)历时60年，以钢铁工业为主导产业的第二个长周期(1840—1892年)历时52年，以石油重化VI业为主导产业的第三个长周期(1892—1935年)历时43年，以汽车工业为主导产业的第四个长周期(1935—1982年)历时47年，而以IT产业为主导产业的第五个长周期(1982～)正在接近尾声。如果以国际公认的1968年硅时代启始年(这一年有关半导体的科学论文数量首次领先)作为第五个长周期的开始，则第四个长周期经历33年。若以2000年纳斯达克股票市场的暴跌为第五个长周期的结束时间(实际上生物方面论文数量的增长速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领先)，则这一轮长波为期32年。目前从对新能源、低碳经济的国际关注程度以及相关项目的投资额度来看，2010年有可能是第五次周期的终点、同时也是新的技术创新周期的起点。经济周期也从资金投入、市场需求等方面反作用于技术创新周期，影响着技术创新的方向、速度和力度，并制约着创新周期的长度。技术创新正是在技术周期与创新周期的“双波互动”中展开。

依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经济过程可以在边际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决策的选择，优化取舍目标，实现帕累托最优。虽然对完全信息假设的修正，导致次优解的博弈过程，但过程总是可以找到优化的路径。边际效益递减决定了存在系统过程的最优点。技术创新的过程改变了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并且诱发了投入要素之间的耦合效应，使得系统跳出“边际效益递减”的窠臼，产生“边际效益递增”的新机制。如此，系统的发展过程变得难以优化，初始条件以及边界条件等因素的微小变化都可能影响系统的发展路径，其结果变得难以预料。不确定性的出现，使得我们只能对系统的发展方式作出规划，对创新最终的结果进行可能性的预估。

技术创新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明显表现为沿一定技术轨道进化的特性，摩尔定律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范例。一定的技术范式形成一定时期技术沿轨道的规律性发展，而技术范式的改变造成新轨道的出现及技术跃迁的可能。技术发生轨道跃迁的点和具体跃迁的时间难以预测，受技术成熟度和市场发育程度的双重制约，需要作出客观、准确和经济的选择。

五、技术创新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与多元经济结构的特点。着眼于解决关系长远发展的现实矛盾

中国的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过程的中后期阶段，这一阶段正是经济社会结构发生巨大调整和变化的时期，技术创新的作用在这一时期凸现出来。2007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发展生产，不断提高社会生产能力，正是我们各项工作的基本出发点。然而，2008年发生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后，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经济遭遇了进入本世纪以来形势最为复杂的一年。出口拉动型经济遇到挑战，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成为必然的选择。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国内居民有效需求不足条件下的低层次产品过剩”。解决这一矛盾有两条路径，一是调整分配政策，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进而增加有效需求；二是通过技术创新，调整经济结构，切实提高产品的档次和水平。这是当前技术创新的方向所指。

中国经济的二元化特色鲜明，发达的沿海城市经济同相对落后的内地农村经济并存，致使技术的需求层次繁杂，梯度效应显著，明显有别于发达国家技术创新的路径。发达国家可以把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实体经济的劳动投入作为技术创新的主旨；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大，技术创新就必须考虑不断创造就业岗位，解决持续发展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产生的就业问题。中国的技术创新必然是高中低端并进，兼顾追赶国际先进水平和解决国内现实矛盾的双重选择。

六、要在世界范围整合技术创新资源。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建国后，中国的技术创新经历几个大的阶段。建国初期的20世纪50年代，我们模仿前苏联技术，建立了初步的工业体系；60、70年代，我们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建立并完善了自主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形成了世界制造大国的地位。金融危机的契机，是否可以形成以自主创新为基础的世界创造大国的新格局，还需要三十到五十年的努力。

“自主创新”是技术创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技术创新的全部，技术创新可以多种形式展开，重要的是创新成果为我所用，创新促进“自主发展”。要把技术创新的过程理解为更大、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把世界性的资源有效的整合到我们的创新活动中来。技术的发展有其积累集聚的过程，实现其突破式的发展要远比单纯生产规模的扩张困难、复杂。这一过程中高素质的人才起核心作用，包括资金在内的其他资源只是人才与知识的附属物，处于从动地位。加速中国的创新步伐，就要把资源配置的重心由资金转向人才，这种人才是世界性的为我所用的人才。美利坚合众国的崛起，决定性的因素之一就是凝聚了世界的一流人才，使其成为世界创新成果的最大受用国与发源地。中国只有像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大规模引进国外资金那样引进国外高端人才，才能实现技术创新的终极目标——“自主发展”，并且形成“自主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

作者：李北伟 鞠德珩

工业经济转型与技术创新论文 篇2：

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辽宁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摘 要]在历次工业革命演进过程中，技术创新与革命扮演着不可替代的核心角色，往往成为工业革命的标志，进而引发包含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在内的整个经济社会系统的巨大变迁，并由此产生对经济社会系统中各组成主体相应的机遇与挑战。本文在阐述工业革命对经济社会影响基础上分析了辽宁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关键词]工业革命；产业生态；机遇与挑战

一、工业革命对经济社会影响

时至今日，人类社会已经完成两次工业革命，正在进行第三次工业革命（也有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最新进展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即工业4.0）。工业革命对人类自身的发展、民族国家的兴衰、产业的荣枯、企业的兴亡和个人的生计至关重要。

（一）第一次工业革命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第一次工业革命肇始于1785年“珍妮机”的发明和应用，机器的增多产生了动力不足问题，蒸汽机的发明与改进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遂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主要标志。随之，棉纺织业中出现的技术革新，推动了采煤、冶金等工业部门机器的普及以及大工厂制的建立。

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描述工业革命，这场人类发展史上的技术革命，开启了用机器替代人力劳动的时代。首先使人类社会进入“蒸汽时代”，进而引发了世界市场的变革，导致了经济、政治、思想、社会、生态、文化等领域的深刻变革，最终改变了人类发展的历史，当然其中存在结构问题导致的中心与外围、发达与落后并在现象，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命運各不相同，由此生存其中的人也具有了不同的命运。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先发国家的生产力，促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战胜封建生产方式，成就了工业革命先行各国的统治地位；第一次工业革命引起了社会阶级的根本变革，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对抗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第一次工业革命使世界生产日益一体化，密切了世界各地之间的贸易联系，英国凭借遍布全球的殖民地而成为了“世界工厂”，建立起世界经济霸权；第一次工业革命在客观上传播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

（二）第二次工业革命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19世纪70年开始，随着欧美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正式建立，自然科学有了重大突破，科学与技术开始紧密结合，人类在更高层级发明创造，其中动力机器系统的突破开启了电气时代，核心发明是内燃机和发电机，再辅之以远距离输电技术，电力取代蒸汽成为主导动能。所以，人们把内燃机和电力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

内燃机的广泛应用助推了汽车、飞机以及石油业的发展，电力、石油化工、飞机、汽车制造业等重工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新的工业部门化学工业蓬勃兴起，由此汽油柴油等燃料、人造纤维、黄色炸药等相继被生产和使用，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生产方式。第二次工业革命在更大范围、更深维度对人类社会经济产生冲击，主要表现在：世界范围内生产的社会化不断强化，成为一种趋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矛盾集中显现和加剧，生产与资本日益高度集中，采用新技术的少数企业挤垮技术落后的大量企业，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并最终形成垄断；第二次工业革命打破了世界经济霸权，欧美其他工业国家崛起，开始冲击英国的经济霸权；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资本主义制度逐步完善，垄断资产阶级逐渐控制国家政权，马克思主义开始兴起。

（三）第三次工业革命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开始，信息技术开始逐步产业化，并带动了全球经济的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初显端倪。数字制造、人工智能成为其显著标志。研究表明，进展中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可以分为“去工业化”战略影响及“再工业化”战略影响两个阶段。结合对前两次工业革命经济社会影响的分析进一步提炼分析如下：

1.发达国家“去工业化”战略，直接引起发达国家的传统制造业特别是制造业的低端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导致了全球制造中心的转移，由此，一方面，发达国家降低了生产成本，并且专注于更具价值的高端制造环节，从而保持了制造业领域的核心技术优势；另一方面，也由于过度的“去工业化”客观上造成了发达国家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脱节，产业过度空心化，从而其全球制造业优势相对削弱。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而言，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转移为它们带来了重大机遇，加速了国内工业化进程，甚至在部分制造业还实现了“弯道超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2.西方国家“再工业化”战略，有效纠正了这些国家由于过度“去工业化”造成的“产业空心化”问题，使得其在制造业领域的优势地位得以重塑，产业逐步向实体经济回归，从而经济体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与此同时，由于本轮技术进步较之以往工业革命具有更强的外溢性特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可以有效承接这种外溢性，进一步强化其前期在制造业为主的工业领域取得的成果与进展。更为重要的是，第三次技术革命所“倡导”的产业协同发展理念，将会使得世界各国产业之间的融合发展、协调发展趋势进一步增强。这一背景下，如果部分发展中国家能保持住目前在部分制造业领域的比较优势地位，也将使得世界经济发展的均衡性进一步增强，世界经济发展的“产业多中心格局”有望形成。

3.20世纪80年代后期得以推广和发展的3D打印技术、纳米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技术，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技术，以及生物电子技术和智能机器人等技术创新催生了第五次和第六次技术革命。不仅如此，化石燃料使用所伴生的环境问题及其无法克服的自身资源枯竭问题以及新生产生活方式的诞生，使得能源供给面临着迫切的变革要求，人们对更高级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需求日益增长，人类将加速走向绿色和谐发展的社会。

二、第三次工业革命对经济社会影响的传导机制

产业生态系统是工业革命发展的基础背景，也是工业革命外溢影响的载体，在论证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问题时，有必要先期对产业生态系统加以细致研究。

（一）产业生态系统的含义及其构成

产业生态学家或环境经济学家最早提出“产业生态系统”概念，初始研究学者更加强调产业系统的“生态”视角解读。他们的核心观点是：将经济视同类似于自然生态的循环体系系统。相互依赖的生产者、消费者和管制机构构成系统的基本要素，和其他要素一起进行要素之间和要素与外部环境之间连续不断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最终形成了产业与环境之间互动和谐的生态系统。考虑到本课题的研究目的，我们采纳李晓华和刘峰（2013）的观点，将产业生态系统定义为对全部产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各种要素的集合及其相互作用的关系。并且，重点关注产业生态系统的各要素之间如何通过连接、依赖与协作，以研发、设计、生产产品并最终达至用户，完成价值创造，进而在宏观上实现产业的健康发展与经济的繁荣。

依据李晓华和刘峰的观点，产业生态系统的核心部分由生产生态系统、创新生态系统、应用生态系统等3个子系统构成；产业生态系统生成和循环的基础支撑包括要素供给和基础设施两个方面；产业生态系统的外围环境则由国际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及宏观和产业政策体系等要素构成。我们在两位学者观点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推演和完善，主要体现在：在要素供给维度加入了技术进步要素，而这正是历次工业革命对产业生态系统扰动的起源点。

（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业生态系统传导机制

引起工业革命的动力因素包括技术革命和能源革命两个方面。基于此，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业生态系統传导机制可概括如下：

1.现代市场经济下，作为基础性生产要素之一，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彰显。除了通行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层面，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直观的体现为：技术进步直接归属行业的产值和增加值，将大幅快速增长；技术进步直接支撑相关行业的产值和增加值，会依据与该种技术进步关系的紧密度，表现出差异化的增长属性；所有直接发生变化的行业，会以产业链为基本线索，以产业融合为附属线索，以产业之间联动为基本机制，诱使全部产业产生联动性反应和影响。具体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相关的技术进步主要发生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关联的产业互动主要体现为“互联网+产业”的拓展和延伸。如果将上述传导机制落实到产业生态系统，则可将其高度概括为：经济社会要素供给模式的变更，会对特定技术进步直接和间接关联产业的生产生态系统形成直接冲击，进而改变应用生态系统的循环模式。

2.物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的升级和优化，叠加特定领域的技术进步，会直接改变创新生态系统的构成和内生循环机制，从而借助技术创新与社会生产直接天然的互动机制，直接作用于生产生态系统。这一过程通常与上述技术进步生产要素升级对生产生态系统产生作用的影响相互叠加、相互催化，从而在最终形成技术革命、工业革命的基础上，进一步升华形成产业革命。

3.若将技术进步的背景拓展至世界经济范畴，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产业生态系统的影响将进一步叠加国家市场的变动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典型的如前述分析提及的西方国家的“再工业化”、新一轮“制造业的回归”等。当工业革命上升到全世界范畴，单一国家产业生态系统的演进和变更，不仅包括了上述两个层面提及的国内范畴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催化的局部影响，还涵盖了各个国家产业间比较优势争夺的影响。最根本的理由基于，由于部分国家在技术进步领域的绝对优势、垄断性，会对他国模仿和使用该种技术创新形成排他性与挤占性，从而无法实现产业生态系统变更的最大化效应。

4.技术革命的发生过程，往往伴随着不断的政策调整。例如，西方国家“再工业化”战略过程中，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核心技术的培育和催化，都聚集了各国政府的政策智慧。显然，这种智慧的集聚，是会大大加速技术进步对产业生态系统影响的进程的。但同时，政策调控也存在矫枉过正、过度干预市场等政策风险。例如，部分西方国家的过度“去工业化”等。

5.互联网技术高度发达背景下，市场需求更为个性化、定制化和多元化，从而应用生态系统模式被变更。互联网技术有效地激发了用户的潜在需求，用户的更为个性化、定制化和多元化的需求得以满足，并且供给更加即时和便捷。这在客观上会形成倒逼机制，促使生产生态系统尽快调整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改变自身的运作方式：从大规模、流水线式的生产方式转变为更为个性化的生产方式；从“BTB”模式转变为“CTB”模式，真正实现按需定产；为更多产品提供了更多的展示和推广机会。

产业的发展基于产业生态系统视角来说就是整个产业生态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此，工业革命、甚至更为广义的产业革命在产业生态系统的动态演进过程中，从中观和微观层面来看，集中体现为关键性的技术进步对相关产业产生直接影响，以及通过产业链关联、产业的融合发展等对关联产业的间接影响的总和。而在思考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时，还需要进行宏观层面的补充说明。

三、第三次工业革命给辽宁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

从前述分析可以看出，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为后发国家、地区成功实现“赶超”打开了“机会窗口”，进而导致全球、区域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的变化。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日不落帝国”英国应运而生，第二次工业革命则成就了美国新世界霸主的地位。辽宁正进行新一轮全面振兴，面对日益深化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辽宁经济发展既面临良好机遇，也面临着巨大挑战。

（一）新型工业化国家战略将得到更好地贯彻落实

“新型工业化道路”是自党的十五大以来我国一以贯之的战略举措。根本上就是要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发展，既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也用工业化推进信息化。《中国制造2025》则在顶层设计层面为以两化深度融合为主线的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提供了远景规划设计。第三次工业革命为新型工业化战略在辽宁落地实施提供了非常好的机遇

工业4.0是第三次工业革命深入推进的高级阶段，同时，工业4.0也是国内两化融合的趋势与方向。由此，第三次工业革命与新型工业化战略及两化融合战略和智能制造战略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和耦合度，革命本身进程的演进，必将为辽宁相关战略的实践落地提供非常良好的机遇。主要表现在：第一，第三次工业革命赖以发生的工业技术革命，所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会加速辽宁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进程，从而可能使辽宁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工业机器人、数字制造、人工智能等实现智能制造的相关技术，会在短期内发生质的创新和飞跃，从而两化融合具有了更加夯实的技术支撑基础。第二，国外在工业4.0、工业互联网领域内的微观实践，将为辽宁智能工厂、智能车间的建设提供宝贵的经验。德国制造的高品质、日本制造的精细化等先进经验，将对辽宁制造业升级发展起到更大的示范引领作用，从而加速辽宁制造向辽宁创造的转型进程。第三，英国、日本等国秉承的绿色制造理念，也会对辽宁智能制造战略起到推动作用。智能制造中本身包含了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含义，以英国和日本为代表的绿色发展实践，也可提供经验指引。

（二）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进一步深化

长期以来，辽宁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主要依靠低成本要素的优势，附加直接的技术和管理引进，从而加速形成生产力来实现规模扩张。这一背景下，产业发展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并且投资多集中于资源密集型产业，传统的钢铁、电解铝、平板玻璃、水泥等行业产能过剩严重；另一方面，工业发展的地域、行业结构平衡机制缺失和能力不足，区域间产业同质化问题突出。迫切需要将政策重心从需求侧调整转移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来，有效提高投资效益，加快改善供给质量和效率，从而进一步夯实工业增长动力，实现工业“高精尖”发展。工业供给侧改革的实施与落地，从短期来看，应着力做好“三去一降一补”工作，力促企业轻装上阵；从长期来看，应着力增强企业的创新动力，加快工业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转型发展。与此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也给辽宁的制造业发展带来重要机遇，有利于企业由制造向创造转型发展。当今，新一代信息技术正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在制造模式、生产组织方式和产业形态方面国内制造业正在发生变革，智能化、服务化成为制造业发展的新方向。显然，第三次工业革命进程的深入演进，将大大加快辽宁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体表现为：第一，工业互联网和工业4.0背景下，无所不在的泛在连接和普适计算，以及虚拟化技术、物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等将重构工业技术体系；第二，新一代信息技术强力支持下，互联网平台（基础设施）在产业生态系统中的媒介作用进一步突出，生产、创新、应用等3个生态系统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了完全对称的信息共享，从而小批量定制化生产将逐步取代大批量流水线生产；第三，基于物联网和CPS的智能工厂将成为新兴制造业的主要形式，精益生产成为基石，工业机器人成为最佳助手，从而重复和一般技能劳动将不断被智能生产所替代；第四，企业全新的竞争优势更多体现在精准供应链管理、大规模个性化订制、网络众包、异地协同设计等方面；第五，产业价值链新体系由于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全生命周期管理、总集成总承包等生产业态的兴起而加速重构，随着产业价值链重心由生产端向研发设计、营销服务的转移，将从生产型制造转变为服务型制造的产业形态。

（三）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塑造将会加速

经济增长新动能的重塑、经济转型发展和构建普惠共享经济的进程将进一步加速。首先，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智能经济向辽宁延伸发展将重塑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依据索洛经济增长理论，当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达到饱和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成为发展中的关键。如前所述，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将以技术进步为媒介，加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而经济增长的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其次，新一代信息技术基于大数据手段更为充分地反映市场的供需变化，从而能够更为精准的落实各项供給侧结构性改革目标任务；同时，大量技术创新将由于人工智能的普及而激发，并且进而触发链式反应，最终促成产业的大规模和高容度的优化升级。再次，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智能经济会为辽宁加速推进普惠共享经济的构建提供动力和支撑。完整的智能经济体系，除了包括智能制造系统外，还包括了智能化城市建设，比如智能交通、智能公共服务等内容。另外，人工智能也使金融行业的经营和服务模式发生变化，普惠金融的实施也在加速推进。

（四）服务业和新兴产业发展机遇更加良好

“互联网+”更加便利产业融合发展，为服务业和新兴产业提供了更好的发展机遇。服务业和新兴产业是辽宁经济发展的短板，也是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衍生效应，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兴起和不断走向成熟，同时会为战略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发展带来良好机遇。理由主要基于：本轮技术革命的兴起，使得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界线日趋模糊，并逐步融合发展形成以“信息服务业”为主的新兴产业体系。其中，IT产业作为技术创新的载体无疑将起着基础性作用，而通信行业以其庞大的规模和体量将承担发动机的角色发挥关键性的作用。以物联网行业为例，硅谷投资公司FirstMark发布了2016年物联网产业分布图（Internet of Things Landscape），谷歌、苹果、亚马逊、微软等国际巨头企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华为、富士康等国内厂商“榜上有名”，可作为对IT行业和通信行业作用的一个补充说明。而其中的应用层分布图，则集中体现了物联网行业对产业融合发展的积极作用。第一，个人应用：包括可穿戴设备、运动健身、健康、娱乐应用、体育、玩具、亲子、关爱老人等；第二，智能家居：包括家庭自动化、智能路由、安全监控、智能厨房、家庭机器人、传感检测、智能宠物、智能花园、跟踪设备等；第三，智能交通：包括车联网、智能自行车/摩托车？穴头盔设备？雪、无人驾驶、无人机、太空探索等。由此，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持续推进，辽宁与新一代信息技术密切相关的服务业同时将获得快速发展。“互联网+服务业”将以智能交通、智能医疗、智慧旅游等方式，不断融合出产业的新业态，产业融合的便利性进一步得到强化。

四、第三次工业革命给辽宁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

（一）制造业竞争格局重构风险

辽宁制造业面临“双元挤压”：一方面，高端制造回流发达国家和中低端制造市场面临中低收入国家的争夺同步发生，对我省制造业的发展构成国际层面的“双向挤压”；另一方面，国内发达地区与我们在装备制造业特别是高端装备制造业展开竞争和国内欠发达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在引进发展低端制造业方面的竞争同步发生，对我省制造业的发展形成国内层面的“双向挤压”。这方面的影响集中体现在政策竞争上，国际上，一端，发达国家制造业回归战略开始加速实施，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重新成为全球经济竞争的焦点。如前所述，制造业强国美国的《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德国的《工业4.0》、日本的《2014制造业白皮书》为制造业回归实体经济提供了方向指引，而且各国企业在实践中也因地制宜进行了积极实践，苹果、松下、夏普、TDK等公司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另一端，部分东南亚国家依靠资源、劳动力等比较优势，以更低的成本承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转移，微软、耐克、三星、富士康等知名企业纷纷在东南亚和印度开设新厂，中低端制造业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辽宁制造业以传统制造业为主，资源性和装备性比重大，面临的困难更大。国内方面，与发达地区和中西部相比，由于我们存在累积性的体制机制制约因素，在政策竞争中处于弱势。另外，这一轮重构会进一步固化辽宁在产业结构和产业价值链中的不利地位，甚至弱化辽宁制造业在国际国内制造业分工体系中的作用，从而面临相对“边缘化”风险。

（二）国际贸易投资规则重构风险

辽宁正努力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和国际竞争力，而当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贸易规则正在重构，对辽宁制造业将产生新挑战。第一，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经济贸易冲突增多带来的挑战。随着我国发展综合实力的跃升，我国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贸易摩擦可能常态化，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现阶段正在不断强化，必然会对辽宁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第二，全球贸易规则处于持续重构之中，以TPP、TTIP等为代表的新的贸易规则，特别是单边主义对多边主义的挑战，有可能进一步弱化辽宁工业产品出口的比较优势，低价竞争不可持续，辽宁企业“走出去”战略也将更加艰难，对制度变革的要求更经常更深入。第三，全球贸易格局和投资秩序的重建，必然会对我国的对外贸易和跨国投资产生替代效应，作为传统经济聚集区的老工业基地，辽宁的对外投资和国际化的难度会更大，并且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压力和成本也会进一步增大。

（三）就业结构再平衡风险

第三次工业革命所依托和发展起来的高技术产业会产生与前两次工业革命不同的就业再平衡问题。比如代表性的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技术的逐步成熟，会伴随着对现有就业结构的剧烈冲击；同时，也将给关联技术供给公司，例如：人工智能技术公司、工业机器人生产企业等带来巨额利润，即产生收入分配极化效应。正因为如此，一方面，从事简单重复劳动或一般技能劳動的就业者、特别是密集型的劳动就业者，会被工业机器人或是智能生产设备所替代，从而加剧结构性就业矛盾；另一方面，部分领先行业就业人员的工资会加速高于全社会平均水平，从而基尼系数出现贫富差异扩大型波动。辽宁现在就业主要在传统行业在体制内，这些影响将更加明显，隐藏着很大的经济社会风险。

因此，辽宁应着手研究相关政策措施。在宏观层面上，利用大数据等手段精准辨识具有高失业风险的人群、预先研究制定风险防范预案；在微观层面上，加快现有人力资源体系转型升级，以适应智能经济发展的终身学习和就业培训需求为导向进行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最大限度减少由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冲击带来的结构性失业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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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魏亚男

作者：孙小丽

工业经济转型与技术创新论文 篇3：

能源技术创新促进煤炭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制分析

文章基于能源技术创新视角，运用演化经济学的“选择—竞争—适应”机制对煤炭资源型经济转型过程进行了研究，认为通过能源技术创新推动能源结构的转变和产业的演化是实现煤炭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关键所在。最后以美国为例，分析了其能源技术创新政策的特点与启示。

关键词：煤炭；经济转型；能源技术创新；产业演化

1008-5831（2013）06-0036-06

中国的煤炭资源型区域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在产生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资源与环境问题。鉴于这种现实，2010年10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山西省为国家级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中国批准的第九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现已批准的九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山西是唯一一家在全省范围开展综合配套改革的试验区，其余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如上海的浦东新区、天津的滨海新区、深圳市、武汉城市圈、湖南长株潭城市群、重庆市和成都市以及沈阳经济区，都是在区域内围绕一个主题进行的改革试验，唯有山西省的试点是在省域层面上，紧紧围绕产业调整与优化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资源型经济转型等方面展开的全方位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由此可见煤炭资源型经济转型的重要性。然而，什么能够促进转型？转型的机制如何？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一、相关研究进展评述

多数学者从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劳动力转移及相应的社会制度、政策、文化等方面为资源型经济寻求转型的路径。如Auty认为，丰裕的资源有可能通过降低转型紧迫度和瓦解经济来阻碍转型，所有必要建立一个适宜的政治体系引导煤炭资源型经济的倒J型的过渡转型发展轨道^[1]。Benjamin通过对煤炭行业贡献率的分析发现，如果采取矿业多样化、加强产业关联、减少对进口依赖、限制公共支出、通过适宜技术培训和扩散等政策创新，加纳的矿业仍可获得可持续的发展^[2]。张汝根认为，产业转型是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关键所在，拉伸资源产业链条、加强第三产业的发展、发展高新技术是主要的转型对策^[3]。当然，也有部分学者认识到了技术创新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重要性，刘剑平、张建伟等指出技术创新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动力[4-5]；张复明认为煤炭资源产业本身具有锁

定效应的自强机制和生产要素挤出的效应，提出了针对技术创新和财富的合理配置的规避和转型机制^[6]。但自从Sagar提出能源技术创新的概念和理论框架后，技术创新为资源型经济转型提供了新视角与思路。Loschel认为，技术变迁导向的企业会有效降低国家环境政策的成本^[7]；Edenhofer等提出能源效率的改善应该作为化石燃料技术向新能源技术转变的能源技术变迁趋势^[8]；Zhou 等则更直接地指出，当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以及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达到企业可以接受的程度，企业会选择主动进行产业的转型^[9]。在煤炭技术创新方面，Schumacher和Sands指出，德国为了实现碳减排的目标，在电力行业未来几十年采用的先进技术主要是煤炭联合气化技术、天然气联合循环技术、碳捕获与存储技术^[10]；朱光华、邹骥认为应通过能源技术创新扩大能源供应种类和实现煤炭资源低碳化开发利用是解决中国长期能源问题的关键^[11]。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目前的研究较少从能源技术的视角分析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对煤炭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影响，没有探讨阻碍经济转型的深层次原因其实是中国能源技术的锁定状态。事实上，产业转型在时间脉络上表现为产业的长期动态演化，运用演化经济学的“选择—竞争—适应”机制来解释就是企业多样化创新行为驱动的技术创新竞争在经过社会选择和市场协调的适应过程而产生的产业层次上的演化^[12]。然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体系形成了资源型区域单一的产业结构和煤炭产业技术路径的锁定，使得技术创新无法突破现有的产业边界。因此，有必要从现有的能源体系出发，寻求能源领域的技术创新以改变中国现有的能源体系，从而促使新能源技术和传统煤炭技术交互竞争上升为能源产业层次上的演化，使得资源型经济区域突破既定资源的约束，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中国的能源结构及能源技术创新现状

（一）中国的能源结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中国化石能源禀赋特点是多煤炭、少石油、缺天然气。从分析全国能源生产总量及构成中可以看出：中国煤炭的生产总量多年来在能源生产总量的比重一直很高，并随着能源生产总量的增加而增加，从1980年的69.4%增加到了到2011年的77.8%；原油的比重则在近年来持续下降，从1980年的23.8%下降到了2011年的9.1%；天然气比重虽然有所增加，但到2011年也只达到4.3%；水电、核电、风电只达到8.8%。与此相对应，中国的能源需求结构与供应结构大体相当，也呈现单一的态势：2011年煤炭的消费比重占68.4%；原油的消费比重为18.6%，远远大于原油的生产量；天然气为5%；水电、风电、核電的消费总量为8%。可以看出，中国化石能源资源的赋存状况、价格优势、现有消费结构及能源技术水平决定了煤炭仍为主要的供应与需求能源。

这样的能源结构，造成了严重的资源与环境问题。据测算，平均每开采一吨煤要破坏4.8立方米水资源，按2012年中国煤炭产量是36.5亿吨计算，仅煤炭开采就破坏水资源90.52亿立方米。当然，随着开采规模的持续扩大，煤炭资源本身也逐步枯竭，许多开采时间长的煤矿被迫关闭，目前中国已有19座资源枯竭型城市。在破坏资源的同时，环境代价也相当大。据统计，中国85%的二氧化碳、90%的二氧化硫和73%的烟尘是由燃煤排放的，由此导致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碳减排压力非常大。于是从2010年出现了“拉闸限电”现象，严重破坏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能源技术创新的必要性及中国的现状

从人类使用能源的发展史来看，正是技术变迁导致使用能源的演变。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原始作坊的经验积累导致蒸汽机的发明并推动了原始的柴草、火发展到煤炭能源；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和资本的扩张，导致内燃机的发明和电力的使用，能源发展到包括煤炭在内的化石能源；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科学技术的革新和环境及能源问题的凸显，能源技术创新必将引起新能源的使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作者里夫金发现，历史上数次重大的经济革命都是通信技术和新的能源系统结合之际发生的。新的通信技术和新的能源系统结合将再次出现——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将结合起来，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创造强大的新基础设施^[13]。而中国现有的能源结构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也适应不了未来的经济革命。为此，新的能源系统的出现就需要能源技术创新。

然而，中国的能源技术创新较少，科技进步对能源利用的贡献较低。据统计，中国的综合能源利用效率约为33%，比发达国家低近10个百分点；单位产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机动车油耗水平比欧洲高25%，比日本高20%。中国能源资源再生率不高，可再生能源在发电装机中尚未达到1%，远远低于世界16%的平均水平^[14]。当然，纵向比也应该看到进步，2000年中国每万元GDP能耗为1.47吨标准煤，而到2011年降到1.17吨标准煤，虽然这里有产业结构变化导致的结果，但也有能源技术创新的原因。目前，中国陆续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可再生能源发电有关管理规定》《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管理试行办法》《关于发展生物能源和生物化工财税扶持政策的实施意见》《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随着这些政策法规的出台，中国新能源产业开始加速发展^[15]，2011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占全部能源结构的比重为13%，到2012这一比例已经增加到14.5%。当然，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国能源利用效率和新能源的利用水平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中国的能源技术创新还需要大力加强。

三、能源技术创新：内涵、作用及实现

在当前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现状下，煤炭资源型经济只有通过能源技术创新改变现有的能源体系，通过提供新的能源来满足社会需求，才能减少煤炭的生产，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煤炭资源型经济转型的路径之一是通过能源技术创新促进能源产业演变。

（一）能源技术创新的内涵

能源技术创新就是指新能源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也包括现有能源技术的改进并使新能源技术得以实现广泛的商业应用^[16]。能源技术创新的表现形式就其能源实质而言，既可表现为全新的技术创新（如风能、氢能、地能、太阳能以及生物质能等），也可表现为原有技术的改进与突破（如洁净煤技术、二氧化碳捕获、利用和储存技术等）；就其能源形式而言，既可表现为单一的创新技术，也可表现为综合循环的技术系统；就其过程而言，则可表现为能源的输送、储存以及实际的商业应用、展示、配置等。

能源技术的转变具有变革性，将会产生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以及价值链的增值。新技术是从技术研发、展示和配置的整合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的资源（包括经济、人力资源、知识和社会系统等）应该有效地配置在新技术发展的各个阶段当中^[17]。新能源技术会对能源系统的运行、效率以及环境适应能力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二）能源技术创新的作用：促进能源产业演化的机制

一个产业的变迁过程是在与创新相关的多样性行为的基础上发生的。技术创新的多样性行为是与产业环境的变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早期的创新系统理论就认为供给推动和需求拉动的双重政策是技术创新成功的关键。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产业环境中的需求变化和供给结构贯穿于企业技术变迁的始终，企业技术创新在时间脉络中的分布不均匀，会集中出现在某个时点上，即技术机会的出现^[18]。目前，在煤炭资源日益减少、环境不断恶化，而能源需求日益高涨、碳减排承诺逐步临近等多重压力之下，清洁能源需求的技术机会已经显现，能源技术创新的作用将逐步发挥。

在资源型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支持政策和转型战略是决定演化速度和方向的规则和制度，并没有决定演化行为本身。技术创新是技术变迁和产业演化的驱动因素，而技术和产业的变迁是异质性企业间基于竞争过程发生的选择—适应的演化过程，即“选择—竞争—适应”机制来实现的（图1）。

图1表示了能源技术创新对能源产业演化的作用机制，图中的实线箭头表示能源技术创新推动的产业演化过程。由于能源产业环境中知识存量的增加、市场需求的变化、政府的倡导与管制以及剧烈的环境变动导致技术机会的出现，能源领域的技术创新丰富了旧能源供应种类和方式，同时也增加能源消费选择的多样性，从而原来的能源系统转变成新的能源系统。新的能源系统表现为能源技术、能源供给、能源需求的多样化。新的能源技术凭借其高效环保、节能低碳、经济智能等特点吸引能源消费者改变原有的能源消费偏好，减少对煤炭能源的依赖。

由旧能源向新能源系统的转变，推动了新能源技术商业应用的普及发展和部分传统技术的改进，它们通过能源消费需求的市场机制与传统煤炭技术竞争。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演化经济学中选择—竞争机制的作用过程：创新的能源技术与传统的煤炭能源技术在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下通过社会选择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产业技术变迁，并形成新能源技术轨道和行业标准，煤炭产业逐步萎縮，实现向新能源产业的转变，最终实现能源产业的演化。这一过程表现为演化经济学中的适应机制的作用过程。新能源产业的演化最终推动资源型经济体系的转型和新一轮的能源技术创新。图1中的虚线过程既是能源技术创新的过程也是资源型经济体系转型的过程，两者在同一时期内交互发生，在技术领域表现为能源技术的变迁，在经济领域表现为产业的演化、经济的转型。

（三）能源技术创新的实现：政策支持

纳尔逊认为，创新的过程包括学习、搜寻、社会选择三个过程，在特定的产业环境中，企业内部会产生自组织的学习知识和搜寻市场需求的技术知识。一般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技术的交互竞争过程是产业内在化自组织形成的，上述技术创新与产业演化可以通过自发形成。但不容否认的是，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往往存在着市场失灵，尤其在庞大的能源系统中，单纯通过市场调节很难实现。事实上，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是创新系统中的两个子系统。技术创新直接创造生产利润，制度创新则是对已存在的社会经济利益进行重新分配。因此，在能源技术创新的基础上，需要有相应的制度创新即能源技术创新政策与之相适。

关于能源技术创新政策，已经有许多学者从创新政策、生产政策、配置政策、能源立法、税费体制改革、能源市场整合、能源装备标准化政策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观点[19-21]。尤其受到普遍认可的供需双边政策^[22]，这种双边政策对于整个能源体系中的可替代技术产生的技术扩散过程具有引导作用，可以促进新的不同于以往的能源“技术—经济”体系的形成^[23]。

四、美国的能源技术创新政策案例

（一）创新政策体现在立法上

美国能源技术创新政策的设立与实施主要体现在依靠能源立法上，其目的在于把能源技术创新纳入法制化轨道，同时制定相关措施支持能源技术创新活动^[24]。如始于1975年的《美国能源政策和节约法案》提倡可回收资源的利用，旨在强调能源节约^[25]；2005年出台的《能源政策法案》突出了能源技术创新激励政策，强调扩大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和使用；2005年出台的《能源研究、开发、示范与商业应用法》强调能源技术创新的网络管理，对参与者、基础设施、服务、信息、分析及协调活动等一系列支持政策进行全面管理；2007年出台的《能源独立安全法》规定了工业能耗标准，推广可再生能源以减少对石油进口的依赖；特别是《奥巴马经济刺激法案》和《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议案》要求逐步提高来自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电力供应，同时对企业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进行限制并引入排放配额交易制度^[26]。

（二）从供需双边体现政策激励与约束

从供给一边来看，改革措施包括了能源征税和减税机制。如2005年法案和奥巴马新能源政策都规定了向石油公司额外征税，征来的税用于激励相关企业和研发机构开展清洁煤、核能、太阳能的技术创新活动。同时，研发投资总额的23%可以从当年的联邦所得税中抵扣，形成的固定资产免交财产税。这个政策旨在通过石油额外征税提高价格，从而引导民众与企业减少汽油、天然气、燃煤等化石燃料的使用，同时也为能源技术创新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从政策效果看，美国石油的消费量从2001年每天的1 964.9万桶下降到2011年的每天1 883.5万桶；煤炭的消费量从2001年的552.2百万吨石油当量下降到2011年的501.9百万吨石油当量。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的石油消费量从2001年每天的485.9万桶上升到2011年的每天975.8万桶；煤炭消费量从2001年的720.8百万吨石油当量上升到2011年的1 839.4百万吨石油当量（数据来源于2012年BP统计评论）。

从需求一边来看，政策体现在政府财政拨款和能源消费补贴引导能源消费偏好，以及能耗标准的制定上。到2025年，清洁能源技术和能源效率技术的投资规模将达到1 900亿美元，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也有一部分资金用于居民使用光伏电能的补贴。此外，美国法案涉及工业能源、交通能耗、建筑能源等多方面的能耗标准。2005年法案要求到2015年联邦政府建筑的能耗降低20%；要求电力公司在2020年实现以可再生能源或能源改进方式满足其电力供应量20%；奥巴马经济刺激法案则要求在2030年以前所有建筑物实现“零碳排放”。

五、启示及建议

通过对能源技术创新促进能源产业系统演化的分析以及美国能源技术创新的案例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及建议。

第一，煤炭资源型经济转型在时间脉络上是一个长期的产业演化过程，尤其在中国当前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现状下，煤炭资源型经济的转型只有通过能源技术创新改变现有的能源系统，通过提供新的能源来满足社会需求，才能减少煤炭的生产，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煤炭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着眼点在技术层面，而不在经济层面。

第二，美国政府一方面通过立法来营造良好的能源技术创新环境，另一方面，政府直接投入巨额资金建立太阳能、风能、生物燃料和其他清洁能源项目具体落实，这些做法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即能源技术创新活动存在着市场失灵，不能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进行，政府的直接投资和规制必不可少。然而，近年来中国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政策有前面第二节提到的法规和《2000-2015年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规划要点》《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2011-2020年“新兴能源产业发展规划》等战略规划。这些政府法规与战略规划与美国的相比，从立法机关的权威程度、立法的多少、覆盖面上看都有差距，从战略规划的涉及面、行业的针对性方面也有差距，而对传统能源技术创新的政策法规与战略规划更少。所以，政府部门要注重加强促进能源技术创新的立法，并通过直接投资和项目推进，引导企业作为主体进行能源技术创新。

第三，技术创新本来就存在着系统失灵问题，而从能源技术创新对能源产业演化的作用机制来看，这种系统失灵会阻碍能源产业的演化。中国能源行业的相关职责被分散至国土资源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水利部、科技部、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等相关部门，缺乏统一的新能源管理机构^[15]，难以进行有效的能源产业创新系统建設，实现能源产业系统的演化，从而促进煤炭资源型经济转型。因此，建议国家要重视能源产业创新系统建设，在依靠企业发挥创新主体积极性的同时，通过政府的主导作用解决能源技术创新过程中的系统失灵问题。主导的能源技术创新方向一个是煤炭低碳化技术，另一个是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通过这两方面的技术创新，可实现节能减排和减少对煤炭资源的过度依赖，从而实现转型。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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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Analysis of Energy Technology Innovation to Promote Coal Resource-based Economies Transformation

GUO Pibin1，WANG Ting2

（1.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Xinzhou Teachers University，Xinzhou 034000，P. R. 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rth University of China，Taiyuan 030051，P. R. China）

In this paper，based on energy technology innovation perspective，using the “selection-competition-adaptation” mechanism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we study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coal resource-based economies. We think that mechanism of energy technology innovation to promote the energy structure and industry evolution is the realized path of coal resource-based economies transformation. Finally，taking USA as an example，we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eachings of energy technology innovation policies.

Key words： co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energy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dustry evolution

作者：郭丕斌 王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