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法地位演变论文

2022-04-20

摘要:民法与商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商法终究应具有其独立地位。将从商法的起源、商法的调整对象、商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作用三个角度来对此问题进行论述。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国际商法地位演变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国际商法地位演变论文篇1：

论我国商法的基本理念

摘要：商法理念主要反映的是商人的世界观、价值观，然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我国商法的基本理念又包含了多方面的内容，本文主要从我国国情出发，主要将商法理念概括为六个方面：诚实守信、效率第一、崇尚盈利、权利互惠、思想开放、契约自由，以下将分别加以论述。

关键词：我国；商法；基本理念

前言：理念实际上就是指我们对某种事物的观点、看法和信念。简单来说，商法理念主要是指商人的理念，其体现在商业活动中行为模式与心理状态的综合。如今的社会是市场经济为主体，因而现代商法理念是与市场规律相结合的理性精神，由于我国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着中国特色的经济市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在这样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商法的基本理念应是多样的、动态的。

一、崇尚营利

崇尚营利的基本理念从古至今一直是商业活动的首要因素，任何商人都以此为基本理念从事商业活动，对于商人来说，如果商业行为不能够营利，那么一切活动都无意义，商业行为也因此而中止，所以说，在商法体系中对于盈利具有很强的渴求欲。

（一）商法的营利本质和价值取向

商法的主要调整对象是商人以及商人所从事的商业活动，而商业活动最终目的是追求营利，对于不能够营利的活动就不能称之为商业行为，商业活动也会随之中止，所以说，追求营利是一切商业活动的起点，同时也是终点。因此，商业活动的本质就是营利，商人的本质也是营利，营利自然也就是商法的本质。

所谓商人就是商业活动的主体，而商业行为就是商人为了谋取利益而从事的商业活动。商人与普通民事主体最大的区别就是经济性，他们无时无刻都在为自己谋求利润，是能够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他们的目标是追求利润，追求效益，以达到赚取的目的，商法的效益价值是商法的目标价值，尽可能地实现营利也是商法本身效益至上的立法价值，所以说，营利是商法的本质和价值取向。

（二）营利是商法理念关键性因素

对于营利的追求，向来就是商法理念的最根本追求，营利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重要权利，而且还是商品经济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营利成为商法理念的关键性因素就顺理成章，其构成了商法理念的最主要因素，商法理念中营利性主要体现了指导商人营利的基本理念，不断通过法律制度来规范商人的营利行为，调整商事法律关系，保障正当合法营利目的的实现。

（三）以营利理念贯穿于商事制度之中

商法理念与营利理念之间存在着多个原则并存贯穿在多个商事的基本制度中，与各个原则之间相互联系，可实现营利目的。首先，技术性原则作为商事中的重要科技精神规范，需与营利理念相互融合，形成规范的商业活动管理，而崇尚营利理念与科技性原则相结合，用科学技术去更好的赚取利益，如今，股票、证券、保险行业盛行，对股票行情的掌控、操作等行为都离不开技术性原则，保险法中的保险金额、保险费用等规则也都涉及大量的统计学、数学的基本原理，具有强烈的技术性色彩，所以说，在技术性原则的基础上，商法的营利性会实现的更加完美。

二、效率优先

所谓效率优先就是在决定收入分配的问题上，首先考虑效率，把效率当做决定收入分配的第一位因素。在商法理念中，效率优先也是一个关键的要素，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追求效率是各个商家的主要目标之一，“效率”一词是市场经济社会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概念之一，快节奏的生活要人们凡事讲求效率，商业行为也不例外，在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效率能够让商家赚取更多的利润。

效率一词，运用投入产出法比较容易理解，在一定的投入中，产出的量越多，效率越高，也可以理解为在产出给定的情况下投入的越少效率越高，这是对效率最直观的认识，对于更加理性的衡量效率高低的标准则是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中使人们的改善情况的提高度是多少，改善的人越多说明效率越高，这种衡量效率的标准包含着社会公平的因素。

效率优先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规律，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在当前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规律，要想不被淘汰，各个商业主体就必须努力提高效率，把效率放在优先的位置上，这样才能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而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是资源重新组合的过程，原有的计划经济就是因为忽略了效率问题而逐渐被取缔，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也是因为效率低下引发的诱因，进而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把提高效率放在首要目标，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大大提高效率。

因此，把效率优先的理念贯穿到我国商法中是必要的，它不仅能够让商家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创新思路，改革体制，还能让企业朝着一个健康的环境中良性的发展下去。

三、权利互惠

权利互惠与崇尚营利的商法理念不同，其主要侧重的是社会效益方面的互惠，权利互惠不仅仅指经济利益上的互利互惠，而且对于精神文化层次方面上也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在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人们越来越重视物质财富带来的满足和荣耀感，而忽略了精神文明的需求，长此下去，人们精神世界的寸土严重贫瘠，人仅仅是营利技术的一个工具，而不再是历史、传统、文化中的生存者，不再具有超越意义的创造者。这个精神贫瘠世界中的人们也不再具有自我价值，因此，对于权利互惠理念，特别要强调哲学文化层面。

所谓的权利互惠，主要是将人们的内心私欲置于一个适当的范围之内，并且将自身的行为也按照相应的界定进行规范，因此在权利互惠中也具有其共同性。权利在自由范围内既要实现利己、利他，使得每个人成为权利执行的一部分。自由的利益追逐主要是创造幸福，并且需要不断的同和谐的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环境支持，个人行为则应该在规范之内，不断的创造既有利于中国人文自然环境，实现集体利益的共同提高[1]。每个人都有无限的欲望，有满足自己欲望的权利，但是人又有理性的一面，因而把欲望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在他人、社会都接受的范围内去满足自己的欲望，对于他人、自己来说都是合理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商法上的互惠理念，在于恢复被利己动机下扭曲的人性。在商业活动进行中，坚持权利互惠理念，能够更好的、公平的、诚信的进行交易，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精神基础。

四、诚实信用

诚信原则最早起源于罗马法中的诚信契约，亦为通说。而诚实信用也是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它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而对于商业活动来说，诚实信用更是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从古至今，做买卖都讲究诚实信用的原则，一方面无愧于心，一方面又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从而让商业活动继续下去，创造更多的利润。

诚实信用不仅是优良的传统美德，更是商业活动成败的关键因素，一个人如果不讲求信用，那么他所从事的商业活动也终将停止，如果一个企业不讲求信用，那么等待它的必然是倒闭停产，如果一个国家不讲求信用，那么终究会迎来灭亡的结局。所以说，小到个人，大到国家，诚实信用理念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我国商法中，诚实守信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其体现出了法律革命，因为诚实守信中主要以“公平”、“正义”、“善意”等来衡量个人的行为是否具有信用，因此诚实守信行为重在执行，完全取决于其行为的方式、言论方式以及语气表达方式。

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诚实信用理念在我国商法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如今的市场上假冒伪劣产品、虚假广告的泛滥，归根结底都是由于商家没有坚持诚实信用的理念，为了一己私欲，而不顾他人安危的恶劣行为，从哺育儿童的三鹿奶粉到救人性命的皮革胶囊，这一系列令人发指的行为都严重考验人们的内心，因此，正是由于商家诚实信用理念的缺少，导致了市场上的恶性循环。很多人们对于购买的商品都是疑虑重重，不敢轻易尝试，信用危机已经成为我国市场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要清理市场上的“垃圾”，就要从提高商家意识开始做起：首先，权利在使用过程中要依据诚信来实施，商事主体在行使产权的过程中，要尊重国家、个人以及集体的利益，通过善意的方式来行驶自己的权利，行使权利过程中不能够损害他人的利益，更不能够滥用权力；其次，对于义务的履行也需要诚实守信，必须实事求是进行自觉履行义务。例如，保险在进行投保的过程中需要对事实进行客观陈述，因此投保人在购买保险时需要陈述自身的诚信自身状况，而代理人在销售保险时也要如实告知保险的内容，不能夸大其词。商家在出售商品的时候，也要从实际出发，从长远出发，保证产品的质量，对于产品功能的介绍也要秉着诚实信用原则如实描述。不能以滥充好，欺骗顾客。

诚实守信属于对法律规矩的一种补充，因此在诚信原则在商法中具有“弹性原则”，其具有很强的伸缩性。因此对这一弹性原则的斌予，使得司法人员具有了一定的自由裁量，当法律规定模糊或者法律界限不清楚时，可以从商法的宗旨出发，依据诚实守信的公平合理来处理时间的纠纷。例如，商法明确对“合理时间”以及“合理履行方式”进行规定，当处理案件的过程中需要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时，则显得诚实守信在案件处理中的重要性[2]。

五、契约自由

所谓契约是指双方或多方共同协议订立的有关买卖、抵押、租赁等关系的文书、条款，它是商品经济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演变成各种形式，我国古代买卖的雏形不是用钱来购买产品，而是通过用物来交换从而获得自己需要的东西，所以不需要契约这种形式。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为了进一步的买卖、合作进而用契约的方式达成协议。首先，契约的主体双方应是平等的、身份独立的，如果双方地位悬殊或者具有从属关系，那么制定的契约也是不合理的。其次，契约的内容也应是平等的，自由的。契约的内容设定应是自愿的，非他人意志强迫的，任何含有特权、歧视、奴役的契约内容都是无效的。总之，契约的建立应坚持平等、自由的原则，这样的交换才是公平的。

契约自由指的是在建立契约的过程中，有相对的自由，包括缔约自由、选择契约相对人自由、确定契约内容自由和缔约方式自由。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民主”二字得到了良好的发展，人民有极大的民主权，对于契约的制定也有一定的自由，把契约自由作为商法理念的一部分，能够增进交易信心，减少交易费用，破除身份束缚，扩充私人空间等等一系列的优势，但是要注意的是，契约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它要以遵守法律法规为前提，不得损害他人的利益，不得有失公平，不得破坏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等，否则，所谓的契约自由将没有任何效力，还会受到法律的制裁[3]。

契约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契约自由的界定商法应结合我国实际水平，在契约自由的限制上做到公平、合理。

六、开放统一

商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传统商法，指的是旧的商人的习惯法。第二个阶段是近代商法，这一时期的商法被作为国内法，第三个阶段是现代商法，就是新的商人习惯法。从商法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商法在不断的改革，这就说明商法在产生起就带有自由、开放、统一的特性，在一定的制度下，商法作为国家法无法发挥其开放统一的天性，在新时代、新形势、新的市场经济下，商法又重新恢复其开放统一的特性。

对于商法的制定，要坚持开放统一的理念，因为商业行为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随着时代、随之潮流在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活动，为了让商业行为更好的发展，赚取更多的利润，商法也应随之不断更新，制定符合当前商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尤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的市场逐渐打入了外国的市场，经济更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与我国的全面开放的经济体制是离不开的，市场经济不仅要有统一的国内市场，还要面向全世界的市场发展，因此，从法律也要要求其开放统一，不能固守自封，打破垄断、封锁的地方保护主义，开放国门，让商品和生产要素能够自由的流通。

经济的自由发展才能让国民经济水平有所提高，而作为规范市场经济的商法更要坚持开放统一的理念，现代商法是时代的产物，是商业未来发展的趋势，我国商法也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现代商法，发挥其有效的职能，让我国市场经济朝着国际化、自由化、开放化的方向发展。

结束语：

总之，我国正处于不断发展时期，社会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的同时，要保证其良性、有效的运转，商法作为规范商家行为的法律条文要更加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建立与之相应的商法理念，在全社会营造一种祟尚营利、契约自由、权利互惠、诚实信用、效率优先和统一开放的商法理念，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快速地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淑华.论我国商法的基本理念[J].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2011（6）；22-23.

[2]陈静波.论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法基本原则[J].行政与法，2011（2）：11-13.

[3]王枫云.商法的基本原则探析[J].江汉论坛，2012，（32）：56-58.

作者：石艳

国际商法地位演变论文篇2：

商法独立性探讨

摘要:民法与商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商法终究应具有其独立地位。将从商法的起源、商法的调整对象、商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作用三个角度来对此问题进行论述。

关键词:商法;独立性;特性

1 商法具有独立的产生、发展历程

关于商法之起源,众说纷纭,概括而言,大抵有两种观点:其一,认为商法源自罗马法;其二,认为商法系源于希腊,根据是希腊多良港,港口贸易甚为发展,交易实践产生了交易规则。这两种观点表现为商法的两条不同的演进历程。

徐学鹿先生认为,作为简单商品生产完善法的罗马私法,从本质上说是排斥商法的,当时的简单商品交换者并没有特别的资格势力,其交换活动基本上受罗马私法调整,而罗马私法一般都被视为现代民法的渊源。作者从之。

商法之所以具备独立发展的天性,根源于中世纪商法产生的历史机遇和深刻的经济、政治原因。首先是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特别是海外交易的发展。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城市和海外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大量农民脱离庄园,涌入城市,转变成商人、工匠等。他们将商品从此地运往彼地。城市间的贸易和海外贸易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次,商人阶级的出现。农村与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了商业的繁荣,这些为商人阶级的产生、壮大,提出了要求,创造了机会。商人数量迅猛增长,并且形成了一种自治的社会共同体。再次,为政治和宗教因素——教皇革命。适应教皇革命,这时的天主教会不再蔑视金钱或财富本身,相反还鼓励追求金钱和财富。同时,教皇革命对外的军事计划和经济计划,促进了远距离的贸易。教皇革命摧毁了旧的法律理念和制度,改造了陈旧过时的商业习惯,特定的商法概念产生了。最后,商人在商业实践中需要并建立了商法规则。商人阶级发展规模的迅速扩大,使各地的各种市场不断发展和扩大,交易实践逐渐将交易习俗演变为交易习惯法。

2 商法具有独立的调整对象

商法与民法的关系最为密切,以致人们常常以“民商法”称之。然而,不容忽略的是商事关系终究具有其自己的本质特性,即商事关系是一种独立于民事关系的社会关系商法与民法的关系类似于行政法与宪法的关系,行政法、宪法均属于公法,但它们却有着各自的调整对象。民法调整的是个人本位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且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是平等主体非营利性的财产关系;而商法调整的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平等主体营利性的商品流通关系。

商法所调整的这一关系具备以下三点特性:其一,目的的营利性。商事法以规定商事主体和商事行为为已任,集中表现为规范营利行为。民法侧重于保护民事主体的一般利益,商法则侧重于保护商人的营利。营利性是商事关系的内在禀赋与理念,使其与其他法律部门,尤其是民法根本區别开来;其二,行为的交易性。商事活动虽然是一种复杂活动,但其中真正成为商人的特殊活动,是纯粹的买卖活动。在买卖关系中,所有权问题是一个核心问题。在商事买卖中,商人只是把商品作为一种价值物。即使要进行所有权交换,他也只为合法实现商品的交换价值,使他在交易中不致存在权利上的瑕疵;其三,商事活动的主体主要是商人,即必须是“商人之间”的关系。商事关系的主体必须有一方是商人,这是确认商事交易关系的主体特征。

3 商法独立有其必要性

民法规范与商法规范,作为市场规范中配置资源的形式,其作用是不同的。周林彬先生认为,民法规范可以作为市场规范配置资源的互补形式,而商法规范则为市场规范配置资源的替代形式。作者从之。民法规范作为市场规范的互补形式,是指只有民法方式和市场方式结合在一起,市场机制方能正常发挥其作用。根据产权经济学的观点,依法界定的产权规范(民法财产权规范)下的产权交易,为将市场交易失灵导致的外在成本内部化于市场的解决方法,其特点为市场交易主体在选择其交易收益最大的生产经营活动时,将其成本内部化,从而使来自于交易主体外部的交易费用减少与消除。由此可见,民法规范(民事主体、财产权、合同)所遵守的民事主体(市场主体)在民事流转(交易活动)中自主、自愿、自力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的“私法自治”的宗旨,使得民法机制与市场机制十分接近甚至一致,民法规范可以作为市场规范配置资源的互补形式。

商法规范作为市场规范的替代形式,其替代的含义在于“商法在有关市场主体内部交易的法律方法和市场方法在发挥资源配置作用方面,可以相互替代。”作为市场主体的公司,其交易兼具内部性与外部性。依科斯关于企业理论的一般观点,用企业内部的行政协调去替代市场上通过契约(民法合同)完成的交易,说明企业(公司)、市场是两个相互替代的手段。与市场通过契约完成交易不同,公司是依靠权威(董事会和经理)在公司内部完成交易,公司将交易内部化得有效降低来自交易主体的外部费用,使交易主体能够以低于外部交易成本的成本完成同样的生产品经营(交易)活动。否定商法独立性,其根本缺陷即在于只看到了公司交易的外部性,而未注意其内部性。

综上所述,从发展而言,商法有不同与民法的发展历程;就调整对象而言,商法有其独立的调整对象;自商法在市场经济中所发挥作用角度而言,商法独立,有其必要性。

参考文献

[1]施天涛.商法学[M].法律出版社,2003.

[2]周林彬.法律经济学论纲——中国经济法律构成和运行的经济分析[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周林彬.法律经济学论纲——中国经济法律构成和运行的经济分析[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作者简介:

吴颖琳,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国际贸易学2007级研究生。

作者：张满洋

国际商法地位演变论文篇3：

《民法典》背景下民商合一存在的问题探讨

民商合一并非民商关系发展的历史必然，而是民商分立的一种异化。通过民法商法化的方式实现民商合一，一方面对完全发挥商法的特点产生了不利影响，如商法以促进商业活动为核心的属性受到了抑制，另一方面，由于其实际上减弱了民法的权利法属性，所以对民法本身的发展也产生了负面作用。实施民商合一的国家因为不能充分利用商法的特点推动市场经济活动，也就不能完全发挥法律对经济的推动作用，经济发展与法律建设脱节的例子比比皆是。我国选择了民商合一立法例，但不能忽视了商事因素在其中的影响使民法趋于绝对化，而是应以充分考量商法独立性为前提的相对民商合一，通过对商事基本法和单行法的完善，发挥民法典中商事因素的作用，从而实现对市场经济关系的有效调节。

二零二一年一月一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实施，由此民商关系问题又一次引起了社会各界尤其是法学界的广泛关注。无论是商法普遍性的原则、理念、主体、行为，还是具有商法特殊性的商事营业等概念的定义，我国的民法典都没有提炼出表明其规范价值的条文，这使得民法典对于商事活动的规制与调节笼统而缺乏可操作性。民商合一体例的运用既没有在理论上形成共识，也没有在社会生活体现出其独特的优势，特别是其不承认商法独立具有价值的特点使得民法典中的商事因素名存实亡，对经济的繁荣的推动作用极其有限。在处理民商关系时，我们不能把西方不成熟的学说作为立法的风向标，应当坚决抵制罔顾事实的拿来主义，并且在基于对不同立法例特点有清醒认识的前提下，作出与中国具体国情相适应的历史抉择。
民商合一历史检验缺失

一般来说民商合一观念出现的历史时期相对较晚，是近现代的产物。这一概念的推崇者认为民商二者本为一体，不能单独分割，主张民法典独立而唯一，不应另行订立商法典，即使在客观上存在商事单行法，但这些法律法规在性质上依然保留着有关单行法的民法属性。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将自然人在商事活动中形成的观念列入民法典中，而仅于法人之间施行的规则仍由商事法律协调，严格区分自然人和法人的界限。民商合一的立法例在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成熟和稳定下来，商品经济的繁荣对这一现象产生的关键推动作用。在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关系愈发错综复杂，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层出不穷，旧有的民法也因此变得顾此失彼。

基于此背景，法人与自然人的界限越发明显，从而导致商人法逐渐与民法分离。然而，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体现公民意志的议会逐渐接管商业事务，传统上习惯于自我管理的商人习惯法逐步演变为商事成文法，这促进了商法向以规范性法律条文为主的民法靠拢，不仅如此，结构上的主次不明使民商分立立法例在学理上和司法实务上与民法难以划清界限。鉴于民商分立具有种种劣势，摩坦尼利针对性的提出“民商二法统一论”的观点，并最终促成了民商合一立法模式的诞生。

但是，这一模式诞生伊始，在学理上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因为以经济活动为核心的观点不仅仅违背了自由、平等等社会主流价值观念，而且与市民生活遵循的基本准则并不兼容，尽管存在着种种明显的弊端，仍有不少国家基于这一理论进行了探索与尝试。瑞士是较早将民商合一体例付诸实践的国家，该国的立法官员用统一《债务法典》的形式，完成了民事和商事关系的整合，民事关系与商事关系第一次在现实中实现了统一。

一九三六年瑞士又对该法典进行了修正并正式列入《瑞士民法典》中作为第五编，这也标志着民商合一立法例的正式形成。除此以外，意大利也舍弃了传统的民商分立立法例，将涵盖于商法内容的康采恩等相关规定归进新颁布的民法典的劳动编里，将企业合同等规定列进债编，因此完成了从形式到实质的民商合一。意大利的转变对部分国家民法典的订立起到了重要影响，如《荷兰民法典》、《俄罗斯民法典》和《新巴西民法典》等。

但是，民商合一立法例的推广并没用持续太长的时间，由于这一理论过于强调“民”的要素，而把“商”的要素仅仅视为“民”的“附庸”，这并不利于以经济发展为要务的各国市场经济发展形势，世界各国，尤其是急于改善国民生计的新兴国家，纷纷暂停或彻底停滞了对民商合一立法例的探索与发展，民商合一立法体制也就因而失去了进一步进行历史检验的契机。
民商合一在立法方面存在困难

民商分立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理性选择的产物，是社会历史自然而然发展的产物。也就是说，商法之所以没有出现在查士丁尼的《法学阶梯》里，一方面是由于商法具有自己独树一帜的历史发展脉络，另一方面是因为以固有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为主体的民法体系基于自身天然存在的滞后性特征无法有效规制日益繁复的商事活动，就像沃森所言：“民法典里没有商法的简单原因是商法没有被当成民法来看待，商法已形成它独特的法律传统，它没有明显的与罗马法有关联的祖先。”

法兰西的立法者们之所以坚持使用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其原因与法律制定者对民法作用和性质的认识息息相关。法兰西民法典以打破旧习俗和旧观念为基础，在大革命以前，以罗马法為内核的习惯法居于主流，以习惯为内核的商法自然而然地游离于民法以外，有自己的法律体系，但在这以后，习惯法被认为是旧时代的糟粕而遭到社会各阶层的抵制与唾弃，因此当时的立法者试图订立一部“简单的、民主的，并适用每一个公民”的民法典，任何法人或自然人都可在其中找到相应的行为规范。

全球第一部现代民法典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但这并不能表明这部民法典自身完美无瑕以至于没有任何弊端，法国民法典将自然人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核心，弱化法人在民法中的地位，这就决定了其对自然人人格以外的，发生于法人之间的商事活动难以进行恰当的规制，这也就促使法兰西的立法者不得不在民法以外专门编订适用于法人之间的法律。于是，在编修民法典的同一时间，当时的法兰西立法者开始酝酿商法典的编订工作，而且为商法制定了独立的规制领域和判断标准。《法国商法典》也由此诞生，其一方面大量借鉴了传统的商法惯例和规定，恢复了旧有的商法传统，在事实上区分了民法与商法的界限，另一方面也被标榜为“拿破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集中反映了法国大革命的政治观点与哲学，充分体现了合同自由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被认为是商人和自由职业者的胜利。”于是，我们可以认为，民商合一的立法例尽管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商法基础理论的缺陷，但是其既不能有效化解民法和商法之间的冲突，也不能弥补法律的稳定性与市场经济变动性之间的矛盾。针对以上问题，实施民商合一国家的立法者通常通过两种途径加以解决：一是频繁地对民法规范进行修正，但这种方式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民法的稳定性，而且由于法律天然具有滞后性的特征，使得无论何等频繁地修订民法规范始终无法跟上社会经济活动变化的速度；二是在民法中逐步融合一定比例的商法规则，但是这样做的后果是民法的利益性色彩愈加浓重，民法自身的人本主义内核受到了破坏。

例如，意大利曾重新修订了《意大利民法典》，并采用了民商合一的立法例。但这种民商合一的立法例“只是把民法规范与商法规范形式地罗列在一起，形成一种水与油的结合形态”二者并不能兼容。国家为了弥补其缺陷，不得不添加了数十个附加条款使这部法典能够正常运行，包括《破产、预防性协议、控制性管理和强制性管理清算条例》，《合作规章》等。

这些条款绝大多数涉及到公司部分的内容，包括公司设立、控股公司股票转让的限制等等。这一方面导致商主体侵蚀了民事主体，导致法人与自然人的界限变得模糊，另一方面对民法规则之间的严谨性和逻辑性造成了伤害，事实上，有些规则之间看起来根本毫不相干。也正是因为这一缘由，勒内·达维德宣称：“某些国家提倡或实现了民商合一，在我们看来其重要性同样是有限的”，“民法与商法在立法上的统一几乎只有形式上的意义。”基于以上原因，似乎可以认为，无论民商合一的标榜者如何宣扬这一立法体例的优势，其在立法事实上不得不单独附加调节商事活动的额外规范以使法律顺畅的运行，实际立法中存在的困难使得坚持民商合一的支持者不得不做出妥协。
对民商合一立法体制的思考

以上初步分析使几个浅显的结论变得简单明了：

1.使用民商合一立法体例不是全球大多数国家在协调民商关系时的普遍方式，这一理论的发展与应用仅是一定时期，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存在于部分国家之中，并没有充分得到历史检验。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所编纂的民法典致力于振兴和恢复国民经济水平，在协调民商关系时基本都打破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两者的严格界限，转而从各自的国情和所处的社会不同发展阶段出发，对传统的民商法律规范体系进行重组和修正。从这个角度来看，一方面，民商合一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并未在世界的立法实践中占据主流，另一方面，严格划分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界限缺乏现实意义，对民商合一这一观念的探索更多的停留于学术的探讨中。

2.民商合一绝非是协调民商关系的最有效路径。民商合一表面上好像满足了社会经济发展和个人权益两方面的要求，但在现实中很难实现二者的平衡，法人强调经济的快速便捷发展和自然人以权利为本位的冲突与矛盾仍然存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市场经济关系本应处于商法规置的范围，而商法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只能将人作为实现经济发展手段而不是目的。但是，民商合一的立法例将民事关系和商事关系视为一体，具有相同的属性内核，而民法如果放弃了人本主义原则和宗旨，其存在的基础就遭到了污染，也就难以被称作是民法。于是，看似弥合了商事关系与民事关系鸿沟的民商合一立法例在立法实践方面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障碍。为了使民法典在社会实践中真正有效的运行，民商合一立法例经常面临着名不副实的尴尬境地，难以进行“纯粹”的立法实践。

3.我国目前使用的民商合一立法体制既不是对其他国家成熟而广泛的民商立法实践的归纳和参考，亦非对我国历史传承的法律文化和立法例的继承和发展。民商合一立法例的观点于民国时期被引入我国，当时的立法机关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拒绝承认民商分立的价值，反而与时代背道而驰地选择了民商合一立法体例。这种选择一方面表明当时的中国人愿意接受西方相对先进的法律思想与学说，另一方面，在对西方的学说缺乏深入的了解的情况下断然拒绝参考我国自身的历史传统，不免显得有些过于急躁。由于这种立法例更加强调协调财产关系，必然会影响对自然人的自由和尊严的保护，加上在时代的大背景冲击下，当时的国人对历史传统和习惯也缺乏尊重，自然人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应有的保护。基于以上原因，民商合一的立法例并没有推动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质的飞跃，自然人权利的保护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一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与重视。

（青岛科技大学）

参考文献：

[1]曾庆敏主编：《法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9页.

[2][日]我妻荣：《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王书江、张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5页.

[3][法]克洛德·商波：《商法》，刘庆余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7页.

[4]荷兰情况比較特殊，如果单纯从形式上说荷兰采取的是民商分立体制，但从实质上说应属民商合一，其表现是虽然《荷兰商法典》并没被废止，但其空洞化现象已非常严重，目前仍保留在商法典中的仅限于合伙、居间、票据和船舶运输的部分条文，其他内容均已归并入统一的《荷兰民法典》中.

[5]除以上国家外，在 20世纪末新制定了民法典的国家还有：《蒙古民法典》（1994）、《越南民法典》（1996）、《哈萨克斯坦民法典》（1996）、《吉尔吉斯斯坦民法典》（1996）、《土库曼斯坦民法典》（1998）等.

[6][美]艾伦·沃森：《民法法系的演变与形成》，李静冰、姚新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6页.

[7][美]艾伦·沃森：《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式》，李静冰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0页.

[8]何勤华、李秀清主编：《外国民商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7-198页.

[9]单文华：《国际贸易惯例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7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625页.

[10]王书江：《外国商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