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现代化政策管理论文

摘要：农民利益保护机制是陕西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薄弱环节。国内有关省份的成熟经验和做法，为陕西省建立被征地农民利益保护机制提供了经验和思路。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农业现代化政策管理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农业现代化政策管理论文 篇1：

城市化与土地管理政策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也在不断加快。对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中国经济现代化水平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城市化也引发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剐是城市化发展与土地供给的矛盾已经引发了种种社会矛盾。本文着重从城市化与土地管理政策的关系入手，探讨二者的协调发展。以期消除或减少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矛盾。

[关键词]城市化　土地管理政策　保障制度

一、城市化及其引发的问题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早在2000年就断言“21世纪的决定性力量是美国的高科技和中国的城市化”，可见，中国的城市化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城市化不仅决定着我国的未来，而且决定着世界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因此，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城市化?所谓城市化又称为城镇化、都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具体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功能变化。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们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城市化是人类进步必然要经历的过程，是人类社会结构变革中的+重要线索，标志着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只有经过城市化的洗礼，人类才能迈向更为辉煌的时代。

1979年至2008年，我国城市化呈现出不断上升的单一变化趋势，只是在不同年份的上升程度有所差别而已(见表1)。根据这种差别，可以将这一阶段的城市化进程大致分为两个时期。1979年至1995年为第一个时期，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0.59个百分点，这主要是由于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结果。而1996年至2008年则为第二个时期，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17个百分点，这主要归功于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的力量、产业结构的高速化和投资膨胀等一些因素的影响。到2008年底，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45.68％，比1979年提高了26.72％，平均每年增长0.89％。麦肯锡全球研究中心2009年的报告指出：如果保持当前的经济发展势头，到205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达到70％，城市人口将超过10亿。与此同时，中国特大城市的极化作用会继续加强，中国将有221座超过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其中有23窿城市的人口将超过500万，到2025年，城市创造的经济将占GDP的90％以上。

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人口的日益增多，社会经济发展对土地需求的增长与土地数量稀缺性之间矛盾的不可协调性必然导致耕地面积被建设用地大量占用。据统计，1996-2008年，我国净减耕地1.2526亿亩，平均每年净减少1044万亩，这主要是建设用地增长过快造成耕地的大量流失。国务院已作出决定，确保至2020年全国耕地面积不能少于18亿亩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2008年全国耕地面积是18，2574亿亩，距18亿亩最低线仅剩2574万亩，与此同时，2008年灾毁耕地37.2万亩，生态退耕11.4万亩，因农业结构调整减少耕地37.4万亩，即非建设用地共减少86万亩，再加上全国建设占用的耕地287.4万亩，以上四项共减少373.4万亩，这使得未来建设用地的供给将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还有一点应引起注意，耕地不仅被占用的比例很大，而且其占用的绝大部分还是自然条件较好的平原地区，而山区和丘陵地区的耕地比例较少。因此，城市建设占用耕地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这使得城市化对耕地资源的保护造成了巨大的阻碍。

因此，我们必须从完善现行的土地管理政策着手分析，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指导来减缓甚至改变这种状态。

二、土地管理政策

1、土地管理政策的涵义

土地管理政策是土地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管理政策是相对现行的土地管理体制而言的，它包括农村土地管理政策与城市土地管理政策两大类。1982年以前，土地管理政策主要是农村土地管理政策，1982年以后，农村、城市土地管理政策二者开始并重发展。

2、中国土地政策的演变：从统一管理到市场化运作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我国的土地管理已经成为宏观调控的—部分。“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同时，它也是我国土地管理政策的首要目标。多年来，我国的土地管理政策在实践中摸索，制定出一系列具有指导意义的调控政策。比如：1982年12月《宪法》规定，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1986年6月，国务院《土地管理法》提出，对城乡土地集中统一管理；2006年5月，国土资源部《关于当前进一步从严土地管理的紧急通知》规定，房地产开发用地必须采用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公开出让，坚决执行停止别墅类房地产开发项目土地供应的规定；2009年9月，国土资源部《关于严格建设用地管理促进批而未用土地利用的通知》，要求地方政府要加强建设用地批后监督，切实预防和防止未批即用、批而未征、征而未供、供而未用等现象的发生，严厉打击囤地行为。

当然对于具体问题，我国也出台了具有针对性的土地管理政策。例如为了达到节约和集约利用土地的目的，国家通过收回土地、促进土地交易、重新开发等手段使现有存量土地充分发挥土地效力。2004年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管土地管理的决定》，要求“开展对存量建设用地资源的普查，研究制定鼓励盘活存量的政策措施，严禁闲置土地”、“禁止非法压低地价招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们政府要依照基准地价制定并公布协议出让土地最低价标准，协议出让土地除必须严格执行规定程序外，出让价格不得低于最低标准”。2008年1月7日，国务院又下发了《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要求“按照节约集约用地原则，审查调整各类相关规划和用地标准；充分利用现有建设用地，大力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土地资源基础性作用，健全节约集约用地长效机制；强化农村土地管理，稳步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加强监督检查，全面落实节约集约用地责任”。这些均体现了我国土地管理政策在实际运用中的有效措施。当然，随着土地市场的不断深化，我国的土地市场上也存在着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土地管理法》作为土地管理领域的根本法，其涵盖的内容还可以更全面一些。诸如审查土地使用权转让条件、修编和公布土地基准地价、改变用途调整出让金或收回土地使用权、进行土地总登记、收回未按出让合同规定期限和条件开发利用的土地、办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登记等问题也都应该吸纳到《土地管理法》中来。

三、城市化与土地管理政策之间的矛盾性

1、我国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是必然趋势

(1)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将有力地推动城市化进程。2009年我国经济保持较高速增长，全年GDP为335353亿元，比上年增长8.7％，位于世界前列。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2020

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宏伟目标，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意味着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平稳发展的阶段，这无疑为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城市化会引发大规模的投资需求，包括创业就业的生产眭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粗略计算，中国从2003年到2008年，每增加—个城市人口会引出50万元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当然，城市化也会引发更多的消费需求，城市人口比重的提升会带来消费需求总量的扩张，从而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可见，我国已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2)同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据国际统计年鉴(2006-2007年)的统计，2005年我国城市化水平比英国低49.3个百分点，比美国低40.4个百分点，比澳大利亚低47.8个百分点。到203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达到61.6％以后，仍然仅相当于2005年英国城市化水平的68，7％、美国的72.6％、澳大利亚的76.9％。可见，即使各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进程停滞不前，我国赶超20年后仍落后于这些国家的发展水平。因此，我国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将是必然趋势。

2、土地的稀缺性阻碍了城市化的发展

城市化发展会进一步加大对土地的需求，土地的供给矛盾必将更趋紧张，而国家为保护耕地，又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限制了农用地向建设用地的转变，使得城镇现有土地的价格节节攀升，住房成本超越了大多数人的承受能力，也对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变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进而没有办法满足城市经济高速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减缓了城市化的发展。所以，在客观上，城市化建设与保护耕地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城市的发展和扩大必然要占用一部分土地，但是城市发展是必然的趋势。因此，如何正确处理发展城市与保护耕地之间的关系已经演变成了—们自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四、城市化与土地管理政策之间的统一性

1、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完善土地管理政策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1)科技进步为土地管理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技术支持。城市化本身就意味着现代化。产业现代化、基础设施现代化和人民生活现在化是城市现代化的基本内容。科技进步将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超越经济、技术鸿沟，追赶发达国家城市的动力与源泉。依靠科技进步来改造城市、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推动城市转型与升级，是我国城市增强国际竞争力和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关键。同样，科技进步也为进一步完善土地管理政策提供了技术支持。特别是在高效、集约利用土地和通过卫星遥感图片监督检查等土地管理方法上给予了技术支持。

(2)相关制度的改革可以减少制定土地管理政策的后顾之忧。城市的快速发展必然会伴随着制度创新，特别是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只有开放户籍制度、降低农民进入城市的门槛，同时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失地农民在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方面和城市居民享受同样的待遇，才能使农民更好地融入城市，使土地管理政策的制定更加规范化、合理化，进而减少后顾之忧。

(3)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可以为土地管理政策的制定提供法律保护。任何制度的运行都离不开民主和法制，改革措施的贯彻执行需要一套健全的法律法规和强有力的监督执法体系加以保障。为了让土地更顺利的流转，使更多农民转化为城镇居民，就应当制定法律允许和鼓励正当、适度的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等。当然，平衡有序的市场秩序也需要法律来规范和保障，对于在土地使用权交易中的各方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也应作出明文规定。

2、逐步完善的土地管理政策进一步推动了城市化的高速发展

(1)不断完善的土地管理政策可以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提供初始动力。从城市化的推动力来讲，工业化是根本动力，第三产业是后续动力，而农业是初始动力。只有农业发展了，产生了农业剩余，才能为城市化发展提供人力资源支持和农产品支持等等。而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均耕地少的基本国情又决定了粮食需求的紧迫性。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完善土地管理政策，以保护耕地为出发点，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推进农业产业化，加大对农业科技、教育及基础设施投的人，大力发展农业现代化。只有夯实农业基础，才能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提供物质动力。

(2)不断完善的土地管理政策可以保障失地农民的利益，从而促进城市化精神文明建设。而建立合理的征地偿制度和利益分享机制是失地农民最为关注的问题。我国《土地管理法》中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而以土地为生的农民在失去土地以后得到的补偿并不能支撑他们的养老、医疗、教育等支出，这就引起了我们对于补偿政策的思考。从美国政府制定的相关法律可以看到，其规定了人们的财产权(包括房地产权利)受到保护，政府为公共利益征用私人财产必须按照市场价值予以公正赔偿。或许这可以给我国现行的土地管理政策一些启示。当然，我们也可以为失地农民制定多样化的安置方式，比如长期的就业补偿、以土地换保障政策等。只有不断完善补偿政策，才能使失地农民在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上逐步与城市居民接轨，进而促进城市化精神文明的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可以在方方面面影响土地管理政策的制定，从而使相关政策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同时，土地管理政策在内容上的逐步全面、形式上的灵活多样又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只有认清二者的矛盾性和统—性，准确把握二者的互动关系，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完善，才能充分发挥各自的功能，进而构建更加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

作者：齐艳茗

农业现代化政策管理论文 篇2：

陕西省被征地农民利益保护机制研究

摘 要： 农民利益保护机制是陕西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薄弱环节。国内有关省份的成熟经验和做法，为陕西省建立被征地农民利益保护机制提供了经验和思路。要解决陕西存在的问题，就要以土地流转交易机制、征地补偿机制、工作机制为突破路径，在妥善建设安置房和过渡房、拓宽被征地农民就业渠道、完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机制、多渠道扩大被征地农民生活保障资金来源、完善征地补偿政策和管理制度等方面多角度、多层面探寻被征地农民利益保护的解决办法。

关键词： 共享发展； 被征地农民； 利益保护机制

Key words： shareable development； landless peasants； interest-protection mechanism

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共享发展，要让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中有更多的获得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就是保护农民利益、推进脱贫攻坚。对于陕西省而言，“十三五”时期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内，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成为着力推进五个扎实、实现追赶超越的重要抓手。然而现阶段陕西人口的城镇转移以城乡两栖型的半城镇化人口为主，从农村转移进城的人口大多还贴有农民工标签，没有在实质上享受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工作条件，这部分人口目前有500万人。因此，如何建立被征地农民利益保护的长效机制，让农民带着土地和劳动力“两个资本”进城，在不失去土地的条件下进入城市生活、参与城市建设和共享城市发展成果，是陕西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点，也是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要迫切解决的难题。充分借鉴国内相关省份成熟经验，建立顺应长远趋势、符合陕西发展、满足实际需求的被征地农民利益保护机制，以求能够多角度、多层面探寻保护农民利益的解决办法，尽快实现同步够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一、国内有关省份被征地农民利益保护的主要经验及对陕西的启示

综合分析国内浙江、重庆、四川、广东、江苏等有关省份推进保护被征地农民利益机制建设相关经验做法，对陕西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注意丰富安置社区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组织形式多样的文体娛乐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第二，增强安置社区人性化服务。安置社区要配套相应的健身场所、养老院、卫生服务中心、幼儿园、中小学校以及公共交通设施。第三，注重多元化安置失地农民。探索留地安置和产业用房安置来满足失地农民的不同需求。第四，积极拓宽补偿资金融资渠道。通过征收征地统筹费、征地调节资金或者如重庆的“地票”模式等来满足补偿资金缺口问题。第五，重视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通过开展“三单制”技能培训，优惠政策鼓励失地农民创业，打破城乡就业二元体制等保障失地农民就业。第六，注重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集体资产折股量化，明晰产权，把农民变成股民。同时，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允许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二、陕西省被征地农民利益保护的现状

随着陕西省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园区建设用地需求扩张，征用农民土地数量不断增加，被征地农民越来越多，全省耕地面积由2001年的7028.18万亩减少到2014年的5992.16万亩。相关数据显示，2012年全省征收集体土地17.5万亩，涉及10.1万农户、39.4万人。按照国家每年下达13万亩用地指标和目前人均1.3亩土地的平均水平推算，全省每年将有10万农业人口完全失去土地，如果考虑部分失去土地的情况，涉及的失地人口更多，被征地农民利益保障问题日益突出。近年来陕西省农村人口加速向城市转移，农村人口由2001年的2425万人减少到2014年的1790.54万人，而且未来几年内这一转移势头不会有明显减弱，与此同时，与之相关的农民利益保障并没有及时跟进，甚至远落后于城镇化的推进速度。陕西省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到2020年城镇化水平将达到62%，“十三五”期间将累计转移400万农村居民进城落户，由此引发的被征地农民利益保障问题将会日益突出，迫切需要从省级层面上建立长效保护机制。

为了保护被征地农民在失去土地后有持续生活的能力，陕西省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在住房、户籍、就业、社保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举措，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工作推进机制，为建立被征地农民的利益保护长效机制奠定基础。一是严格执行征地补偿安置标准。在征地拆迁工作推进上，始终坚持同地同价、协调平衡、公开透明的原则，按照告知、确认、听证等程序来推进征地工作，严格落实补偿安置协议。在解决被征宅基地农民的居住、安置问题上，各地虽然在具体补偿方法上有所不同，但基本都按照全省征地统一年产值及片区综合地平价标准进行补偿，鼓励农民带着土地、劳动力两个资本进城，并对不具备生产生活条件地区的被征地农民，也能实现异地移民安置。二是全力做好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工作。各地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给予被征地农民优先就业机会，主要有：在大型招聘会以及企业招工上，推荐本地被征地农民优先就业；在拆迁工作、企业基建上，给予被征地村、组农民优先用工权利；公益管理岗位优先招聘本地被征地农民；推进建立失地农民就业人才市场，对失地农民进行档案化管理，促进失地农民就业；对处于劳动年龄段被征地农民实施有针对性的就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三是建立健全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按照“谁征地谁保障及政府、集体、个人共用出资”的原则，政府出资部分原则上不低于社会保障费用总额的30%，足额提取和财政预算安排，落实被征地居民社会保障所需费用；并通过实行社保资金专户管理来实现社保资金的安全、规范、有效运用，通过从当年土地有偿使用收入中提取一定的储备金来化解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风险。

三、陕西省被征地农民利益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省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方面的规定，由于其条例、规章效力较低，其覆盖面过窄，并不能全面有效地保护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及长远生计，无法抵御失去土地给他们带来的各种生活风险，部分进城农民生活不稳定，成为所谓的“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保障无份、创业无本”的“四无农民”。

（一）征地补偿标准低，政策落实不到位

1. 农民退宅基地、承包地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的办法，因一些县、镇政府无资金补偿能力及相应政策措施而难以有效实施。

2. 由于国家土地政策调整等原因造成征地补偿标准前后不平衡。由于《土地管理法》面临修订，新的土地征收补偿标准还未出台，在现行较低的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下，农民失去耕地后，生活水平有所下降。

3. 在以土地指标换保障的过程中，农民利益补偿标准难以衡量。（1）农民原有宅基地和建于其上的房屋，是一种不可上市交易的资产，不能与上市交易后的土地价格一视同仁；（2）农民所置换房屋较之原农宅，存在权益和价值差异；（3）各地地形地貌特征和资源禀赋不同导致补偿标准在地区、时段上均存在差异，重点项目与其他项目补偿标准也不一致，很难实现“同地同价”，如：公益事业、基础设施等项目征地往往沿用老办法，要求政府定价低于“统一年产值和区片地价补偿标准”征地，被征地农民对此意见很大。

4. 少数相关人员素质不高影响征地工作的顺利进行。有少数地方工作人员在处理征地问题的过程中群众工作不够细致，引发干群关系紧张；少数被征地农民对国家征地拆迁政策缺乏全面认识，片面追求个人权益，影响征地拆迁工作的顺利展开。

（二）社会保障薄弱，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高

1. 城乡社会保障不同步。被征地农民进到城市，却不能得到和城市人口相同的社会保障，部分市县被征地农民进城后虽然在户籍上实现了城乡一体化，但对应的养老、住房、医疗、教育等其他方面的一体化推进缓慢。城市户口附着的就业、住房、养老、医疗、教育“五大保障”与农村户口附着宅基地使用权、承包经营权、林权“三大保障”存在制度性阻隔。

2. 被征地农民社保资金难落实。被征地农民社保资金缺口逐年增加，各级财政支付压力很大，尤其是早已被征地的失地农民社保经费难落实。以养老保险筹资模式为例，陕西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资金由财政、个人、村集体，三方各负担1/3，但由于有些村集体基本没有经济收入，所以被征地农民个人可能实际上要缴纳全部养老保险资金的2/3。

3. 被征地农民养老补偿标准低，个人缴费压力大。当前被征地农民养老金补偿标准低，并不能解决被征地农民的实际养老问题。由于旧的参保办法个人缴费过高，多数被征地农民愿意领取征地补偿金，不愿参加被征地農民养老保险；同时，新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办法与以前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之间没有相应的政策衔接，造成这部分人员养老存在困难。被征地农民中的大部分中老年人，对一次性交纳4～6万元的养老保险金，要等到60岁后方能每月领取200元左右的养老金的方式难以接受。

4. 被征地农民进城后多以临时工身份就业，工龄不被累计，加之缺乏现代社保意识，加剧了其与城市人口的社保差别。这些都使得被征地农民对现行城乡割离的社保制度缺乏信任，部分被征地农民愿意在城市生活，但不愿意迁户，部分已经迁户农民有返乡的想法。

（三）征地安置方式针对性不强，无法形成综合保障

1. 被征地群众安置方式较单一，难以适应形势需要。在征地工作中，部分地区采取“买断式”一次性货币补偿安置的办法，由于被征地农民本身在理财能力和投资能力上有欠缺，又缺少指导性措施，一些无业被征地农民自谋职业能力较差，往往成为新的困难群体；同时，货币形式的补偿方式也导致在征地上出现多方与民争利的现象，尤其是一些商业用地土地成本价和出让价之间的巨额增值收益，农民不能享受。

2. 土地补偿金只能解决近忧。对于长期以地为生的农民来说，土地补偿金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随着时间的推移，后续保障的问题会突出显现。

3. 征地补偿费只考虑了直接补偿费用。征地补偿费应该包括直接补偿费用，还应该包括间接补偿费用，即征地后由于市场风险所带来的外部性费用，如被征地农民因就业、土地贴现、环境适应、物价变化、接受培训等间接因素产生的费用，当前在征地过程中很少考虑到间接补偿费用。

4. 被征地农民安置过渡存在问题。由于征地涉及拆迁范围大，各地资金条件、实地条件、气候环境条件等有别，被征地农民不能全部实现顺利过渡。

5. 集体土地、宅基地进入市场存在政策和法律障碍。这些制度约束决定了农民与地方政府在宅基地利益分配中存在不公平现象。

（四）农民综合素质不高，就业创业机制不完善

1. 被征地农民的文化、技术、能力等综合素质方面还有一定不足，那些有“技术含量”要求的工种或岗位对其而言门槛过高，被征地农民大多从事低技术行业和工种，收入偏低。

2. 劳动力市场吸纳力不强，陕西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经济拉动就业的潜力不够，加之每年应届大学毕业生人数多，城镇职工下岗失业较多，导致整体就业环境一直较为严峻，被征地农民就业更加困难。

3. 政府的帮扶方式单一，各级政府虽然都将促进失地农民就业纳入到议事日程，也做了一些积极探索和创新，但仍缺乏长期有效的帮扶措施和激励机制，失地农民就业率和稳定性都不高。

4. 失地农民就业服务市场体系不完善，劳动力市场上针对失地农民就业的窗口几乎没有，进城农民寻工信息相对闭塞，导致其择业流动性大，形成不了工作经验、职业技能和社会地位的累积。

5. 被征地农民就业观念落后，对创业的认识不足，存在对政府“等、靠、要”的思想，普遍缺乏维权意识和能力。

6. 就业安置协议有据无实，一些征地企业在征地时承诺本厂安置被征地农民就业名额，但终因工资和技术等方面的问题无法达成协议。

四、陕西省被征地农民利益保护机制的建设路径

积极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中央城镇化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在切实满足农民住房需求、生活需求的前提下，在创新土地流转机制、完善征地补偿机制、健全工作组织机制上加大政策支持并强化实施，尽快在建立惠及被征地农民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方式、打造城乡一体分担合理的养老医疗教育等“大社保”保障体系、探索“先安置后征地”工作推进模式上取得成效。

（一）注重健全土地流转交易机制

发挥市场主导作用，加强市场运营服务，规范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

1. 完善土地流转市场机制。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以农村土地流转交易服务中心为纽带，规范引导农民采取转包、出租、入股等多种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建立健全宅基地退出补偿激励机制，推行建设用地入股和土地租用制度，促进农村土地资源优化配置。

2. 拓展土地流转交易服务机制。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登记、备案和信息发布制度，以用地市场信息、交易代理、市场咨询、地价评估、土地登记代理、纠纷仲裁为重点，积极拓展土地流转交易服务中心职能。

3. 完善流转收益分配机制。完善土地流转收益分配办法，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截留、扣缴农民合法流转收益。

（二）注重完善征地补偿机制

完善对征地补偿的管理和方法，为被征地农民长远生计提供制度性保障。

1. 完善拆迁安置机制，探索实施移民长期补偿机制，建立拆迁安置过渡的扶持长效机制和调概、处遗机制，不断破解影响和制约搬迁安置工作发展的突出问题。

2. 完善社保基金管理机制，为被征地农民制定专门的社会保障制度，遵循“低进低出”的原则，设计一种“少缴费，少得益”的新制度，设定参保者得益之“少”的下限，以保障基本生活需求为准；完善被征地农民就业保障机制，制定覆盖全面、适度跟进的就业服务体系，帮助被征地农民就业；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建设专用资金机制，加强对被征地农民的保障。

3. 完善养老保障账户管理机制。建立市、县（区）两级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基金和社会保障风险基金；被征地人员的养老保障费实行专款专用、收支两条线和个人账户管理；并根据经济发展和城镇居民生活水平适时调整。

4. 建立多渠道筹资机制。在巩固现有筹资渠道的基础上，积极稳妥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加强风险预测，保证资金长期收支平衡。

（三）注重建立多元化征地补偿和安置机制

在提高征地补偿标准，深化货币安置主渠道的基础上，完善体制机制，探索建立符合区域发展实际的失地补偿安置方式，切实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结合省内外实践，有以下几种方式可供选择。

1. 留地开发型安置。对城郊附近的失地农民，在征地工作中，按征地总量的一定比例预留土地，用于发展二、三产业，参与招商引資兴办企业，安排就业，或投资建标准营业房、厂房、公寓等，实行租赁经营，为失地农民拓展稳定就业路子和增收渠道。

2. 公益型安置。在征地补偿之外，建立公益基金，主要用于解决老弱病残人口的基本生活补助和集体公益性建设的支出。

3. 企业招工型安置。对征地数量较大的企业，按照征地数量，由用地企业安排一定数量职位，安置被征地村组的失地农民。

4. 移民型安置。在群众自愿的前提下，将失地农民纳入移民搬迁计划，进行异地移民搬迁。

5. 妥善建设安置房和过渡房。根据当地交通区位、经济发展、环境容量等，优先考虑在位置较好、交通便利、就医入学方便的地段先行建设适量安置房和过渡房，尽量对被征收户进行现房安置和提供周转用房，解决被征收群众搬迁过渡困难问题。

（四）注重工作机制更加健全

建立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和干群关系和谐的工作互动机制。

1. 在制度上进一步完善土地征收办法的不同价，在征地时上严格遵守法定程序，保证被征地农民的各项权益。

2. 完善各级各部门联动的工作机制，加快探索建立先安置后征地的实现方式。

五、陕西省被征地农民利益保护机制建设重点

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是维护被征地农民权益的基本条件，深化征地制度改革是构建被征地农民利益保护长效机制的重要途径，妥善分配土地增值部分收益则是处理好征地拆迁补偿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尽快取得突破，形成土地流转规范、征地过程阳光、安置方式多元、就业创业同步、社会保障健全、监督管理有效、组织体系完善的被征地农民权益保护机制。

（一）妥善建设安置房和过渡房，健全安置方法

1. 根据国民经济发展情况、土地利用资源、规划条件，优先考虑在位置较好、交通便利、就医入学方便的地段先行建设适量安置房和过渡房，尽量对被征收户进行现房安置和提供周转用房，解决被征收群众搬迁过渡困难问题。

2. 出台征收困难户住房保障机制，对无固定经济来源且住房十分紧张的被征收户，政府应责成房产等部门建立保障制度，优先在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中给予住房保障。

3. 积极探索被征地农民安置新途径，采取留地安置、用工安置、教育培训等多种方式进行安置。

4. 实行财政补贴安置住房的兜底政策，保证每家每户最少拥有人均30平方米的一套住房，保证农民有住处；同时，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开发区总体规划，按照各行政村人口、土地收益情况，在黄金地段为各村按一定比例，留足集体用地，各村利用土地补偿金在留用地上形成新的经营联合体。

（二）拓宽被征地农民就业渠道，大力开展就业培训工作

1. 切实加强失地农民技能培训，建立完善的就业培训体系。有计划地组织被征地农民参加劳动力技能培训，让每一个被征地农民都至少学会1-2项实用技术，提高就业竞争力；选择有针对性、实用性的专业组织进行专业技能培训，使更多的被征地农民从务农好手转变为经商或者创业好手。

2. 进一步鼓励扶持失地农民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通过小额扶贫信贷、村组集体经济出资担保等融资途径，解决好被征地农民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资金不足的问题；尽快制定并出台鼓励创业的优惠政策，让被征地农民在证照办理、税费减免等方面能够与下岗职工享受同等甚至更高待遇；加强对被征地农民的就业信息指导，降低市场风险，拓宽就业门路。

3. 要求征地企业必须依照一定比例招用安置失地农民。出台政策确保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的农民享受与企业下岗失业职工同等优惠待遇。

（三）完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机制

1. 建立适当符合区域水平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符合条件的失地农民纳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尽早实现农保到城保的接轨，并做到应保尽保。

2. 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围绕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医疗救助等工作制定完善相关政策规定，实行社会保障救助标准與物价上涨挂钩联动制度。

3. 加大财政支持。制定省、市、县三级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险财政补贴政策，适当提高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养老、参加新农保等补助金标准，由省、市、县财政按比例分担，增加政策保障的兜底能力，将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纳入财政专户管理，实行收支两条线，专款专用。

4. 制定交纳社保的配套政策。由建设用地单位直接按比例（1/3）交纳社保费用，村集体和农民个人不再承担各自所需交纳的社保费用。

5. 进一步健全失地农民医疗保障制度。做好失地农民纳入城镇居民合作医疗保障体系工作，加大城乡社区医疗机构网络建设，健全失地农村居民大病、重病救助制度。

6. 不断完善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失地养老保险水平与经济同步增长机制，健全失地农民的养老生活保障制度，特别是对于第三年龄段的失地农民，按月发放老年基本生活费并适度提高标准。

（四）多渠道扩大被征地农民生活保障资金来源

1. 通过扶持壮大村组集体经济实力，为失地农民生活保障提供经济支撑。（1）制定并落实扶持村组集体经济发展的优惠政策和措施，鼓励城中村组集体经济参与各县重点项目的开发建设，并享受招商引资优惠政策；（2）在壮大集体经济、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方面给予政策、项目支持，抓好现有村组集体企业改制改造。

2. 开源节流，强化监管，维护好失地农民既得利益。一方面要严格村组财务管理，特别是要加大对土地补偿费管理使用情况的监管力度，确保不挤占、不挪用、不流失，另一方面要强化对企业破产拍卖土地竞拍溢价15%失地农民安置补偿费的征管，力求做到应收尽收，确保失地农民既得利益不受损害，同时要从征地补偿费和村组集体企业经营利润中按比例提取一定的失地农民生活保障基金，专账管理，专户储蓄，流动积累，为今后进一步提高失地农民生活保障提供有力的经济支撑。

3. 积极引入市场机制，让农民直接参与土地交易，合理确定征收土地地上附属物补偿标准，进一步健全征收土地地上附属物补偿办法，增强土地流转资金补助效果。

（五）完善征地补偿政策和管理制度

按照“多层次、保基本、可持续”思路，充分考虑各项制度政策的有序衔接，保护被征地农民利益。

1. 切实加强土地流转。不断完善征地地上附属物补偿办法，探索推行留地安置、土地入股、农用地依法流转等失地农民补偿安置办法，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登记、备案和信息发布制度，形成上下衔接、互成体系的土地流转服务网络。

2. 建立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裁决机制和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全面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解决好县区、乡镇、村组间的土地权属争议；加强土地流转管理、仲裁、服务机构、体系和队伍建设，在征地实施中，及时发现问题，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3. 逐步提高补偿标准。不断规范征地拆迁补偿行为，强化征地拆迁补偿金分配环节的监督管理，坚持同地同价原则补偿到位，继续坚持征地补偿费直接兑付，防止补偿费被截留、挪用，切实解决“补偿标准偏低，补偿分配不公”等被征地农民反映的热点问题。

4. 完善征地程序和监督机制。依法透明征地，严格遵守规范征地程序，按程序开展“两公告一等级”，保障知情权、申诉权、民主政治权利。坚决依法查处违法用地、非法倒买土地以及征地拆迁过程中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责任。

5. 积极推进节约集约用地。首先，安排好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落实耕地占补平衡，重点清理和收储闲置土地，充分挖掘存量土地潜力，合理配置被征地土地资源功能，做大农用地和建设用地规模，尽可能减少失地农民增量。其次，强化规划的实施管理，逐步引导工业向开发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住宅向社区集中，发挥集聚效应；新建项目要充分利用现有建设用地、废弃地和荒地，做到能够使用未利用地的，尽量不使用农用地，能够使用一般农用地的，尽量不使用耕地。

（六）健全征地拆迁管理与工作组织体系

1. 构建有效的征地拆迁动态管理机制。各市县（区）征迁和安置房建设实行月报制，动态监管、及时掌握最新进展，对全省征地拆迁项目建设做到心中有数，并对征地拆迁工作进行考核，年终进行工作考核奖惩；建立征地拆迁每周调度会制度，每周至少召开一次征地拆迁重点项目调度会，协调解决征地拆迁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积极做好相应的矛盾纠纷预防和调处工作；建立征地拆迁每月点评制度，通报督查督办情况，进而对征地拆迁工作进行督查督办。

2. 建立征地拆迁补偿工作的组织协调机制。所有参与的职能部门要在该机制中明确职责，细分每一个环节，明确总牵头人，明确层级协调责任，对于征地拆迁过程中的土地管理、补偿标准、资金管理、生活安置、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方面问题，形成相关部门快捷有效对接、责任分工明确、组织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

六、保障措施

强化综合保障，切实维护失地农民切身利益，继续认真做好农村土地征收工作，为陕西省经济建设提供保障有力、严格有序的国土资源支撑。

1. 完善制度体系。建立全省征地补偿最低标准制度，完善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资金和社会保障风险准备金制度，强化资金筹集、管理和使用等环节的透明公开，对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加大处罚力度，形成征地补償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制度保障体系。

2. 加强金融支持。加大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加强财政引导和资金支持，建立农村流转保证金及土地复垦保证金，设立农业风险基金，拓宽小额扶贫信贷、村组集体经济出资担保等融资渠道。

3. 加强资金监管。加强补偿资金管理，严格村组财务管理，确保不挤占、不挪用、不流失。从征地补偿费和村组集体企业经营利润中按比例提取一定的失地农民生活保障基金，专账管理，专户储蓄，流动积累，制定优惠政策和措施，壮大村组集体经济实力，为失地农民生活保障提供经济支撑。

4. 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报纸、电视、电台、网络等宣传媒体以及宣传车、村组广播、印发宣传册、黑板报、深入群众现场宣讲等方式，以与群众面对面的沟通为主，营造良好的征地拆迁舆论氛围，使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被征地农民充分了解国家土地管理、城市规划等法律法规，增强被征地农民的法律意识、大局意识，消除被征地农民的后顾之忧，能够更加理解和支持征地拆迁工作。

总之，正视被征地农民问题、解决被征地农民问题是陕西发展建设中不能回避的问题。必须构建被征地农民利益保护机制，让农民带着土地和劳动力“两个资本”进城，并且要确保宅基地能够满足住房需求、农用地能够满足增收和生活需求。

参考文献：

[1]汪洋.用发展新理念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学习贯彻党的十 八届五中全会精神）[N].人民日报，2015-11-16（ 06 ）.

[2]陕西省政协文化教育委员会.关于我省建立保护被征地农民 利益长效机制的调研报告[EB/OL].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陕西省委员会，（2014-03-17）[2017-02-10].http：//www.sxzx. gov.cn/site/1/html/1/31/8343.htm.

[3]李兆汝.“三有一化”：为失地农民解忧[N].中国建设报，2005- 10 -28 （1）.

[4]赵嵩年.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实施情况分析研究——以 浙江省为例[D].杭州：浙江大学. 2012.

[5]刘健，徐旭忠，施智梁.重庆地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大 创新[N].经济参考报，2010-08-18.

[责任编辑、校对：党 婷]

作者：张建涛

农业现代化政策管理论文 篇3：

新形势下村务管理浅析

摘 要 随着国家越来越关注农村发展的问题，农村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农村的发展除了国家颁布农村建设的导向性政策外，更要依靠基层管理者有效的村务管理。本文以海南省儋州市那大镇屋基村村务管理为例进行分析，提出农村村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措施。

关键词 新形势 ；农村发展 ；村务管理

Village Affairs Management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ake Wuji Village of Danzhou City of Hai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JIANG Heng

（Hainan Univercity，Haikou，Hainan 571101）

Key words new situation ； rural development ； village management

农业向来是中国民生之基、立国之本，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始终密切关注着“三农”问题。近几年来，全国推广美丽乡村建设，海南省响应国家号召，紧跟政策步伐，大力开展美丽乡村建设，重点实施“美丽海南百千工程”，并制定了《海南省美丽乡村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7-2019）》等一系列建设蓝图。“三农”工作及美丽乡村建设渗透农村，惠及农民，除了要依靠政府的规划与领导，更离不开农村基层管理组织在其中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提升农村基层管理组织的服务能力，高效运行，如何使得农村发展跟得上当前高速发展的经济与社会，带领村民自强致富成为新形势下农村发展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研究新形势下村务管理工作具有现实意义，下面以海南省儋州市那大镇屋基村为例。

1 村务管理及管理机构

村务管理是农村基层管理组织通过制度对村民公共事务进行的一种管理活动。主要包括规划本村经济及未来发展、管理本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及财产、维护本村治安、调解民众纠纷、办理本村各类公共事业及公共事务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作为国家实施村民自治这一基层民主政治制度的产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4个方面的内容。村委会成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满即换届选举，不可终身任职。村级“党的支部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党支部”）是党的基层组织之一，是农村工作政治及思想上的核心，领导村民委员会开展本村工作，对本村重大事务进行决策。村党支部及村民委员会一同构成农村基层管理组织进行村务管理，称为“村两委班子”[1-2]。

2 屋基村的村務管理

屋基村委会位于那大镇西北部，距市区10 km，辖地面积666.5 hm2，共管辖4个自然村和3个企业队，总户数506户，总人口2 432人。现任村两委班子干部7名，工作人员13人。村委会下设妇代会、团支部、村务监督委员会、财务监督小组、理财小组、人民调解、治保会、劳动保障站、公共卫生与计划生育等机构，定期召开党支部村委会联席会议及村民代表大会。村两委班子带领村民大力发展经济，以“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方式，打造西部千亩玫瑰庄园。橡胶213.3 hm2，人均收入突破1万元。

屋基村实行村党支部书记兼任村委会主任、村党支部成员与村民委员会成员交叉任职的村务领导制度。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村务领导体制，一是为了坚持精简高效的原则，一体化结构有利于增强村干部队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二是“一肩挑”的领导模式权责统一，避免政出多头，还能够有效缓和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在进行村务管理的过程中，屋基村两委班子普遍采用矩阵式的组织结构来处理公共事务。矩阵式组织就是在一个机构之机能式组织形态下，为某种特别任务，另外成立专案小组负责，此专案小组与原组织配合，在形态上有行列交叉之式的组织结构[5]。在处理村内公共事务的过程中，村两委干部会根据特定的任务成立一个临时的专项任务小组，每组都有相应的项目负责人领导组员完成任务。矩阵式的组织结构有很大的灵活性，结合了纵向职能结构权力集中的特点和横向划分简便灵巧的优点，能在干部人员有限、任务繁重的情况下分组同时进行不同的项目，省时高效又节约成本，适用于现代新农村建设中村委干部的工作，有利于解决因任务过多导致的村委干部力不从心，效率低下的问题。

然而，随着新形势下村务管理民主化诉求愈加明显，以及对村务管理效率要求的不断提高，屋基村在村务管理上也面临着诸多问题。

3 新形势下屋基村村务管理面临的问题

3.1 组织运行机制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

3.1.1 村党支部书记兼任村委会主任的弊端

屋基村现行的村党支部书记兼任村委会主任的领导体制，虽然实现了权力统一，起到了村黨支部和村民委员会协同步调、方向一致的作用，但存在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一肩挑”的同时应该对权力有所制约，防止权力滥用。“一肩挑”的领导模式下，若无相应的制衡机制，很容易形成领导者“一言堂”的局面，就难以集思广益做出正确、科学的决策。再者，虽然“一肩挑”的领导模式在选举中，竞争村委会主任（兼任村党支部书记）职位的候选人在落选后可以参加竞选成为村两委班子的成员，如果该成员不服从现任村委会主任（兼任村党支部书记）的管理，经常与之意见相左或者有意越权，那么村两委班子内部就会积累矛盾，影响班子整体团结程度，降低村务管理的质量。

3.1.2 矩阵制组织形式的弊端

屋基村村两委干部在处理村务时一般采用矩阵制的组织形式，在这样的组织结构下，组织成员既要接受项目小组负责人的领导，又要接受纵向职能体系上总领导者的指挥，如果政令不统一就会造成组织混乱的局面。双重领导的体系很难对领导者权责进行明确划分，各项目小组负责人与总领导间易出现责任推诿、协调困难的情况，这样不仅会使工作难以进行，还会大大降低村委干部的威信，使村民对村委干部失去信心。另外，屋基村村委干部人数较少，矩阵制分工时难免存在一人多职、职责交叉的现象，每个村委干部要履行的职能和承担的责任冗杂繁重，久而久之村委干部的身心都会出现消极负面的影响，也很难对村务工作全身心投入。

3.2 村务监督机制执行效果不佳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中提到的经济人假设的观点就是从政治的角度，认为政治领域中的个人也是自利的、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行为准则的经济人[3]。村委会成员不是国家编制人员，工资相对较低，福利待遇较少。在进行村务管理的过程中，村委干部就会产生角色冲突。一方面，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人，村委干部在处理公共事物时应该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重，做出最有利于全体村民的选择和决策；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村委干部可能会存在权力寻租的行为，利用新形势下国家支持农村发展的政策福利来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因此，要想让村委干部们设身处地为村民们办事，就需要建立一个健全的监督机制，真正做到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从制度上看，屋基村有相应的村务公开和监督的制度，设有专门的监督小组等，具体包括党务公开、村务公开、财务公开、土地及物资使用公开、款物发放公开等制度及村务公开监督组；但从现实上看，这些监督制度和监督小组基本都是在村两委班子的领导下进行的而不是村民自发组织的，并且实质上没有真正执行；同时，村民们普遍受教育程度低、比起公共事物更关心自家的事，对于监督的热情不高，政治觉悟、参与程度较低，因此从整体上看，屋基村的民主监督环节比较薄弱。

3.3 信息化管理手段明显滞后

信息化管理是指将现代信息技术运用于管理中，提高村务管理的效率。尤其是在信息化社会和农村发展的新形势下，“三农”工作的推进和美丽乡村的建设都需要依靠互联网信息技术。但屋基村目前没有建立起一个信息管理系统，村务管理仍然是采用传统管理模式为主，以纸质文件的形式处理公共事物。在处理村民上交的相关材料时，手抄材料需要较长的时间，并且没有可复制性与抽取性。如果前期没有保留相关的电子版信息，纸质材料存放不当丢失后又要重新联系村民补办材料，材料收集完成上报就要花费很长时间，甚至有时会因为联系不上相关村民而严重耽误了工作进程及政策的落实。屋基村信息化管理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①屋基村经济及信息基础设施条件有限，互联网并没有普及全村每家每户；②村委干部没有意识到电子政务的重要性，没有运用相关的信息化管理手段及技术设备；③部分村委干部及村民文化素质相对不高，不具备相应的电脑信息知识和技能，村里缺乏了解电脑技术的办公人员。

4 新形势下提高村务管理效率的建议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在优化调整农业产品结构、生产方式、产业体系等方面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深化改革，依靠提高农产品质量带动销量增收从而解决新时期农业转型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以创新机制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适应市场的需求变化，不断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进程。“三农”工作的顺利开展有赖于农村基层管理者对国家政策的正确解读及对大政方针的具体实施。因此，新形势下，农村基层管理者们要努力运用好“三农”政策的理论武器，实现好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农村稳定。显然，村务管理是新形势下“三农”政策在农村深入推广、扎根落实的关键性一环，是农村基层管理者必须迈出的重要的第一步。

4.1 加强组织建设

4.1.1 完善组织结构，优化干部结构

进行矩阵式组织管理的过程中要对权责进行划分，使各项目负责人及组织成员明确责任与目标；总领导者即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要适当放权于各项目分责人，权责统一才能更好履职达成组织目标；总领导者与各项目小组之间、各项目小组之间要加强沟通，互相交流意见与建议，促进组织成员之间协调互动，更好地完成工作；加强对各项目小组的绩效考核，建立追责与激励保障机制，有效实现目标。

村两委班子应具有合理化的结构体系，综合年龄结构、素质结构、智能结构及专业结构等，全面构建一支年龄呈老中青阶梯状分布，兼备丰富经验和新时代思想的干部队伍。此外，村干部应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及较高的文化素质，开展工作时做到高效智能、决策科学、有效沟通、效率廉洁，最终形成多层次、多方面、多要素的“1+1>2”合理化组织结构。

4.1.2 引入契约化管理，强化责任管理

屋基村村两委班子间的内部矛盾或越权等问题可以通过引入契约化管理的模式加以解决。契约化管理就是根据法学和经济学的契约理论，按一定程序运用合同和协议来明确主体之间的权利、责任、义务，依此达成双向制约、平等互利的村务管理平台。让每位村委干部在任职前与村民、与乡镇政府签署一份承诺契约书，能够让村委干部明确自己的责任和目标，有效控制村委干部的自由裁量权，在个人矛盾和公共事务面前做出正确的选择。引入契约化管理同时要建立追责机制，一旦村委干部违反了承诺契约书就要依规定对其进行惩罚，将基层民主政治落到实处[4]。

4.2 健全监督机制

4.2.1 监督要全面落实四个环节

要在村委干部的选举中加强监督，防止贿赂、欺骗、威胁、暴力等不良现象在选举过程中发生；要在民主决策中加强监督，重大事项交给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进行决策；要在民主管理的过程中加强监督，不止需要上级乡镇政府的监督，更需要建立村民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要真正做到民主监督就要完善监督制度，确保每个村民享有知情权，享有监督权。

4.2.2 落实村务公开制度

村委干部要将村民代表大会落实到具体，坚持“一事一议”的原则；贯彻落实一季度一次的党务公开与一月一次的村务公开，并发挥“四议三公开”监督小组的作用，以详细的制度和有效的监督手段对村务公开加以约束，根据村民们的意见和要求对党务、村务、财务收支、政策资金运用、重大项目等进行公开，规范化执行而不只停留在形式上，甚至实质上省略了这一环节。

4.2.3 提高村民的参政意识

大部分村民参政热情并不高，因此缺乏主动监督的意识。首先，要加强对监督作用重要性的宣传，提高村民们的政治觉悟；其次，在考虑到村民们文化水平有限的基础上，将监督制度具体化、通俗化，让村民们明确监督的内容，理解监督的内涵。

4.3 建全信息化管理体系

新形势下，无论是要改革农业供给侧的结构、寻求新型高效的发展动能，还是要争做美丽乡村建设典范，都需要建立一个信息化管理体系。将信息化管理体系运用于村务管理中，有利于村民信息系统化，村民办理事务时不必来回奔波，省时省力；同时，通过信息化的管理体系，村委干部能够形成一体化的工作流程，提升办事效率，也能够帮助村两委班子精简人员、程序和机构，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更好地为村民服务。建立一个信息化的管理体系，村委干部要意识到信息技术对于村务管理的重要性，充分利用国家下发的财政资金进行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在全村范围内加强对村委干部和村民们的互联网知识普及以及对办公人员的电脑技能培训，在保证村民网络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将信息化管理体系全面运用于村务管理中[5]。在信息化管理体系建设成熟的阶段，要将信息技术与农村发展结合起来，大力推动“互联网+农业”、“互联网+旅游”“农业电商”等发展模式，将互联网技术运用于农产品生产、流通、销售的过程，严控产品质量，利用互联网的社会延伸性对屋基村的休闲旅游和农村品牌进行宣传，让屋基村走出去。

参考文献

[1] 陆伟同. 村民自治制度下村干部的角色研究[D]. 太原：山西大学，2011.

[2] 郭圣彬. 村务管理的乱象与出路[D]. 南昌：南昌大学，2012.

[3] 高树军. 管理学[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4] 多志勇，蔡常青. 中國乡村民主管理的治本模式——以内蒙古自治区阿鲁科尔沁旗探索农村村务契约化管理为例[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2）：80-83.

[5] 胡毅红. 农村村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D]. 长春：吉林大学，2011.

作者：江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