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投资优势与风险论文

2022-04-21

摘要:在过去10年里,人们逐渐关注存在多个大股东的制衡型股权结构对公司行为和价值的影响。本文构造了一个委托代理模型来刻画监督股东如何通过合约的设计来影响控股股东的股权比例选择和投资行为。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公司投资优势与风险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公司投资优势与风险论文 篇1:

工商资本投资现代农业的模式分析

摘 要:文章结合农业部对工商资本投资农业“分区施策”的规范,对工商资本投资型现代农业的主要领域(绿区、蓝区、黄区)的投资模式进行分析,包括投资方式、产权组织形式等,分析工商资本投资现代农业对于不同主体的优势与劣势、机会与风险,并据此从利益联结、服务规模化、制度及风险防范、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角度提出建议。

关键词:工商资本 分区施策 投资模式 产权组织形式

工商资本投资农业,是因为其自身具有的逐利性和外部提供的可能性——部分农产品价格提高给农业产业化带来利润空间;政府支持农业的现状给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带来良好的政策前景;人民生活品质的提高为优质农产品带来广阔的市场空间;农村土地加速流转的契机为工商资本获得土地资源进行农业生产提供了机会和可能。

为科学引导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农业部将农业领域划分为“红、黄、蓝、绿”四大区域,“分区施策”,对工商资本参与现代农业建设进一步加强规范引导。本文通过分析“绿区”、“蓝区”、“黄区”的典型投资模式,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

一、工商资本投资“绿区”的模式分析

工商资本投资的“绿区”主要涵盖农田水利、农业科研能力条件建设、农产品市场流通、农业信息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等基础设施建设和用于农业生产的“四荒地”开发。从产业流程来看,产前的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药肥、新饲料等基础性研发,产中的农业栽培和畜禽养殖技术研发、病虫害统防统治,产后的农业废弃物和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等都属于“绿区”。现代农业服务业提供贯穿农业生产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的服务,契合工商资本投资绿区的内涵,本文以农业服务业为重点,分析工商资本投资绿区的模式。

农业服务业从农业的生产过程来说,可以分为农业的产前服务(包括信息、良种、培训等服务)、产中服务(包括农技、农资等服务)、产后服务(包括包装、存储、流通等服务),这些服务使农业生产更加专业化,增强农业经营主体的市场竞争力。良种服务主要为农业生产主体提供水产畜禽养殖的种苗,粮食蔬菜苗木的种苗;农资服务主要为农业生产主体提供农药、化肥等生产性物资服务;农技服务主要通过农业企业的技术物资推广来实现;培训服务为农民提供科普培训会、新兴农民培训工程等服务,提高农民素质,拓展农民增收致富道路;信息服务通过农业企业农业信息服务平台,为农民提供最新的农业政策、市场行情、种养技术等信息服务;流通服务依托超市、农产品交易市场等物流载体,为农民提供所需的农产品交流平台和服务。

(一)工商资本投资“绿区”方式

工商资本投资农业生产服务的直接投资方式为“工商资本——农业服务业企业”。工商资本直接投资建立农业服务业企业,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农业服务。如大北农饲料板块在全国有53家分子公司,生产的饲料通过销售渠道提供给全国各地的农业生产者。提供的农业服务与农业生产联系密切;又如主营养鸡业、养猪业的广东温氏集团与农户的合作,为农户提供鸡苗、种苗及生产资料、技术指导、统一收购结算等一系列服务。

工商资本投资农产品流通服务的投资方式为“工商资本——公司——农产品交易市场”。工商资本投资建立农副产品集散中心市场,为农副产品流通提供平台。如北京城北回龙观商品交易市场是由北京西三旗新龙商贸集团投资3亿元兴建的以农副产品批发为主的综合性现代化交易市场,它的商品来自全国各地,成为华北地区主要的农副产品集散中心市场之一,为繁荣地区经济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工商资本投资土地资源服务的投资方式为“工商资本——合作组织——土地”。工商资本与当地供销合作社联手成立为农服务中心,在提供土地托管服务的基础上,提供良种良法、节水灌溉、农资农技以及农产品加工等服务。如山东省高密市初家为农服务中心截至2015年初已为1万多亩土地提供托管服务,该中心由高密市供销社和参股企业高密农资公司联合建设,前者以土地和100万元入股,高密农资投资600万元入股,购置了20多台机械,又从社会上联合了60多台,成立了土地托管工作队,为农民尤其是新型经营主体提供“保姆式”土地托管或“菜单式”半托管服务。

(二)产权组织形式

工商资本投资农业服务业常采用“契约式”组织模式。一方面工商资本投资设立的农业服务业企业需要从农户的生产经营中获得原料,另一方面企业提供的产品及服务又以包括农户在内的农业经营主体为消费者市场。契约组织模式一种是企业与农户直接签订合同,双方根据签订的合同承担各自的责任和权利。另一种是合作社作为工商资本企业与农户的中介,代表入社农户与企业进行谈判,维护社员利益,与企业签订协议,同时合作社督促社员完成合同规定的生产任务,起内部约束作用。

工商资本投资农业服务业还有一种“企社共建新实体”的产权组织形式。农民专业合作社与企业按一定比例共同出资成立新的经济实体。合作社社员通过合作社成为新实体的股东,获得多重收益。如四川金秋茶叶有限公司是由金秋茶叶专业合作社、四川茶叶集团公司共同出资组建,从事茶叶精深加工。合作社持股47.8%,四川茶叶集团持股52.2%。合作社以财政补助资金的30%即420万元、自筹资金210万元共630万元入股,四川茶叶集团公司以自筹资金688万元入股,合作社的社员除了公司分红,每年享受固定投资回报480元,同时还有鲜叶茶销售的二次返利,增加了农民的资本性收益。

二、工商资本投资“蓝区”的模式分析

“蓝区”是国家引导工商资本进入的领域,市场化程度较高。商业性研发、生产销售、设施农业、畜水产品标准化规模化养殖、全程农业机械化服务等都属于工商资本投资农业的“蓝区”投资项目。现代农业的种养基地形式集商业性研发、农产品生产、规模化种植养殖于一体,是工商资本投资“蓝区”的典型代表。工商资本以公司的名义投资建设农产品种养基地,种养基地依托农业企业而存在,种养基地的产品通过企业平台进入下一加工环节或直接进入市场。

(一)工商资本投资“蓝区”的方式

工商资本投资种养基地较常见的投资方式为“资本——公司——基地”方式。工商资本通过公司向农村投资,建立该公司的原料或产品生产基地。工商资本投入资金和技术,获取土地经营权,吸纳当地农民为工人,或者通过合同、口头契约实现经营上的联结。如太原市本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建设的维真农场就是一个工商资本投资现代农业种养基地的典型,该公司致力于有机农业的推广和菜篮子工程,在太原市阳曲县东黄水镇建有300亩日光温室大棚及1000亩种植基地,生产有机蔬菜、野菜和杂粮,安排380名当地农民就业,每年轮训技术农民2000人次,带动周边农民实施生态安全放心农业。

工商资本投资种养基地的另一种方式为“资本——合作社——公司——基地”。工商资本与合作社联手创办公司,由该公司投资建设种养基地。如安徽昕源集团在2014年联手涂县黄池蔬菜产销专业合作社,注册安徽昕源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立足当涂县黄池镇蔬菜发展优势,突出无公害蔬菜基地建设。通过自筹资金、国家开发银行政策性贷款、政策扶持资金等方式筹措资金1.1亿元,计划到2016年底,逐步打造出800亩高标准蔬菜标准化基地、200亩蔬菜科技示范园、2000亩蔬菜轮作种植基地各一个,公司同时将依托高校及科研院所合作建立科研基地,将高效蔬菜种植的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带动镇域内的农户发展高效农业种植。

(二)产权组织形式

1.企业买断经营权,建自有基地。企业直接买断土地经营权,雇佣原土地经营权人或当地农民为企业基地的工人,对人员实行工厂化管理,种养及包装流程实现标准化管理,技术难题由企业聘请的专人负责。企业通过建立自有基地的方式,直接参与了传统企业较少涉足的农业产业链上游环节,其优点在于协调和联结了农业产业链各环节的分立状况;通过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增强了该组织形态的稳定性;通过科学化管理提高效率。但自有基地的缺点仍然存在,自有基地要求企业按照合同支付土地流转费用,支付基地人员工资,成本较大;企业需独立承担投资及运营风险;对雇工的管理,对生产流程的监管使组织难度加大。

2.农户土地入股,建入股型基地。企业与农户签订协议,农户以土地入股种养基地,实现产权层面的联结。一方面,根据经营状况,农户凭借股份获取分红;另一方面,以土地入股的农民可以被吸纳为种养基地的工人,领取工资。入股型基地的优点在于农户不仅能分享到生产环节的增值,还能更深入地分享加工与流通领域的利润。这种利益联结最为紧密和稳定,以土地入股的农户积极性较高,参与种养基地生产的工作效率相应提高。但入股型基地对于农户而言,早期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而且投资回报期较长,部分农户在土地租赁和入股之间倾向于收益较稳定的前者。

3.企业与农户协议,建立合同型基地。企业与农户共同建立种养基地,通过合同或协议实现经营层面的联结,并且按照合同规定分担生产和经营风险。合同型基地的优点是企业农产品供应有保障,企业无需直接参与生产和管理,降低成本;农户只要生产合格的产品即可获得合同规定的收益,降低了农户单独进入市场的交易成本,增加了农户收益。其缺点在于,合同型基地所连接的农业产业链生产、加工、销售环节仍然相对分立,组织整体目标被企业与农户各自利益最大化取代,再加上合同约束的脆弱性以及组织协调的难度,导致合同型基地存在内在的不稳定性。

三、工商资本投资“黄区”的模式分析

“黄区”是国家强化对工商资本监管的领域,涉及农民较多,属土地密集型产业,主要涉及大田种植和休闲观光农业等。“黄区”投入具有长期性,比较效益偏低,回收周期长。休闲农业顺应城市发展而生,将农业的单一食品保障功能拓展为都市现代农业的应急保障、休闲生态、文化传承等多重功能。以休闲农业为例,城市人口对于郊区休闲观光的需求,促使工商资本对利用天然农业资源发展休闲、观光、旅游的休闲农业倍加青睐。以北京为例,截至2014年底,北京市共有观光休闲农业园区1283个、民俗旅游村207个9970户,从业人员6.76万人。2014年全年接待游客3635.7万人,总收入36亿元,其中采摘收入8亿元。休闲农业已经成为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发展呈现“井喷”之势,是极具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

工商资本可投资的休闲观光农业类型丰富,有农业资源观光、采摘农业、农家乐、市民农园等类型。农业资源有森林、湖泊、草原、湿地、农业种养殖资源等,可以发展渔业休闲、牧业休闲、生态休闲等休闲旅游业;采摘农业型包括采摘果蔬、垂钓渔业等,满足人们对高档新奇水果的观赏、采摘的需求,采摘热衍生出的采摘经济链条涉及农业、交通、旅游、餐饮服务的等多个行业;农家乐以乡村民俗文化、生活方式、地道美食和乡村田园风光、居住环境为招牌,提供餐饮、住宿等服务;市民农园将农地分成若干块,将分块的土地出租给市民,农园工作人员负责经营管理,承租小块土地的市民可利用闲时参与农业生产活动,体会农耕的文化和乐趣。

(一)工商资本投资“黄区”的方式

工商资本投资休闲观光农业的形式多为“资本——公司——景区园区”。工商资本投资成立度假、旅游、休闲农业公司,通过公司向农村投资,建立休闲农业观光园,并辅以旅游休闲度假设施。如蟹岛绿色生态农庄由四个自然人股东和一个企业法人股东出资,成立主营业务为“住宿、餐饮、蔬菜种植、垂钓服务、牲畜、家禽、水产品养殖、培训、会展等”的有限责任公司,其资本进入方式就是资本——公司——园区。

工商资本投资休闲观光农业的另一种形式为“资本——合作社——景区、园区、农家乐”。近年来京郊陆续出现了投资农家乐的新形式,资本所有者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向农家乐项目投资,将该项目交由当地发展较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并在一定期限内托管运营,期满转让给项目所有权农户,可简称为“建设——托管——转让”模式。新的投资形式意在探索资本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合作社与农户、农业资源与市场之间联结的新模式。

(二)产权组织形式

休闲农业不同的产权制度安排形成了工商资本与农民之间不同的利益分配方式。

1.企业租入土地经营休闲农业。企业向农民集体或农户租入土地使用权经营休闲农业。企业与农民、村集体或合作社签订土地流转协议,定期缴纳租金,获得土地经营权。这种方式具有获得土地快、代价低、到期处理方便等优势,向农民集体组织租赁土地成为大多数企业获得休闲农业用地经营权的办法。如北京紫海香堤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由两个自然人股东和中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法人股东投资设立,企业与村集体统一签订土地流转协议,在密云县古北口镇汤河村建成紫海香堤薰衣草庄园。

2.农民土地入股参与休闲农业。我国现阶段农户以土地入股休闲农业的形式使用较少。

四、工商资本投资现代农业各主体视角的SWOT分析

工商资本投资现代农业对于资本所有者来说,机会与风险并存。工商资本所具有的技术、资金、管理能力以及市场灵敏度是其优势所在;跨界投资者对农业领域的陌生、投资盲目性是其可能存在的劣势;政府扶持农业的现状、农业作为新兴投资领域的潜力、农地流转规定的出台、现代农业所拥有的广阔市场空间是其机会所在;农业项目投资回收期长、农业生产有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企业与农户契约稳定性风险、农地流转限制条件、土地流转与就业机会捆绑、农村不完善的基础设施等是其可能面临的不利情况和风险。

工商资本投资现代农业对于农户来说,同样既是机会也有隐患。农民所具有的种养经验、所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农业生产劳动力,是其天然拥有的优势;农民谈判能力较弱、市场地位较低,是劣势所在;政府扶持农业的现状、农地流转政策的出台、现代农业的市场空间是其机会所在;契约稳定性、资本对农户的挤出效应、农户将土地流转出去后的失业风险等是农户可能面临的不可忽视的风险。而且,农户所能分配到的收益因工商资本与农户的利益具体联结机制而异,在目前农户以土地经营权入股较少的形势下,多数农户仅能分享到生产环节的增值,却分享不到加工、销售环节的利润。

从社会视角来看,工商资本投资现代农业,可以带来发展现代农业所需的资金、技术、管理、人才以及流通渠道;同时,工商资本进军农业获得土地经营权,可能存在的土地非农非粮化倾向也值得注意,另外现代农业高收益与以农产值为依据确定的土地低租金的反差使得农户与工商资本存在纠纷隐患。

五、工商资本投资现代农业的政策建议

针对工商资本投资农业可能存在的问题与风险,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预防和改进:

首先,建立工商资本与农民之间紧密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积极发挥合作社的中介作用。资本天生逐利。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的动机就是从农业产业链中获得更多的利润。建立合理的利益共享机制,不仅应做到使农民从土地经营权流转和农业生产环节获利,还应该争取让农民分享到企业在农产品加工、销售环节的增值。探索土地经营权入股、税费返还、企社共建新实体等多种形式的利益分配机制,使农民、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工商资本实现产权层面的结合,打造成更为紧密的利益共同体,让农民长期切实地享受到工商资本投资农业的果实。根据土地资源在现代农业开发过程中实现的增值情况,实行动态地租,保障农民受益。积极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的中介作用,科学管理,代表农民利益,提高与资本联结的能力和效率。

其次,鼓励农业服务业规模化发展。农业规模报酬不仅需要土地经营的规模化,也需要农业服务的规模化。农业服务规模化,就是农业服务主体向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农业生产单环节或多环节的专业化、规模化服务,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优化生产组合,以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生产关系的发展,实现农业服务主体和农业经营主体的规模报酬。

再次,建立明确的准入制度以及动态监管制度,防范风险,防止非农、非粮化倾向。只有切实可行的政策,才是能够落到实处的好政策。国家四部委出台《关于加强对工商资本租赁农地监管和风险防范的意见》以来,北京等地陆续开始拟定工商资本租用农地的细则。应建立明确的准入制度,对单一工商企业大面积、长时间租赁农地的行为应予以资格审查以及项目审核。建立动态监管体系,相关部门应该定期对租赁土地的工商企业的土地用途、农业经营能力进行监督检查,监督合同履行情况。建立风险保障金制度,防范因工商企业违约或经营不善而使农户遭受损失的情况发生。

最后,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鼓励工商资本投资农业后优先吸纳当地农民就业。同时还应加快农村社保体系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民提供长期而有保障的基本公共服务,这已成为新阶段农地流转的基本条件,只有将农民的民生问题解决好了,农地流转和工商资本投资农业才能是顺应农民意愿的事情。

[本文得到“北京市属高等学校高层次人才引进与培养计划项目(the impor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igh-caliber talents project of beijing municipal institutions)”cit&tcd201304094资助。]

参考文献:

[1] 叶彬彬,任栩辉,刘青林.北京都市农业现状与展望[J].农业科技与信息(现代园林),2015(1)

[2] 李飞.农业部“分区施策”引导工商资本进入农业[J].科技致富向导,2014(16)

[3] 胡胜德,展昭海,东北农业大学.构建工商资本与农民合作社双赢的新机制[N].光明日报,2015.5.9

[4] 张来明.以服务规模化推进农业现代化[N].中国经济时报,2015.9.10

[5] 蔡妹姝.对休闲农业利益分配问题的研究[D].浙江工商大学,2008

(作者单位:北京农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 102206)

(责编:贾伟)

作者:王盼盼 赵连静

公司投资优势与风险论文 篇2:

股权制衡与公司投资——一个委托代理模型

摘 要:在过去10年里,人们逐渐关注存在多个大股东的制衡型股权结构对公司行为和价值的影响。本文构造了一个委托代理模型来刻画监督股东如何通过合约的设计来影响控股股东的股权比例选择和投资行为。本文发现存在控股比例上限,而当信息不对称时,控股股东的最优持股比取决于控股股东的努力的边际产出和边际成本之比,资本的边际产出则较低,而监督股东的监督成本则与控股股东的私人收益有关。

关键词:股权制衡;公司投资;道德风险

AModel ofOwnership Control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CAOShu-jun,LIUX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

Key words:ownership control; corporate investment; moral hazard

1 引言

在Modigiani和Miller[1]所描述的完美世界里,企业的投资决策取决于项目的净现值,相应的,企业的投资支出总额也由企业所面对的投资机会集所决定,与其他因素无关。然而回到现实世界里,研究者们普遍认为企业的资本投资决策将深受信息和代理问题的影响[2]。

代理问题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机制研究早先是围绕着经理层的私人成本和私人收益展开的,因为对现在企业而言,通常认为公司投资项目的选择和执行属于企业经理人的专业领域,股东通过特定的企业机制如董事会及其相关委员会、股东大会等对其行为和结果予以奖励或惩罚,从而保证经理人按照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进行。从Berle和Means[3]开始,研究企业理论的学者们都认为现代公司的股权结构分散,每个股东只拥有公司很小的股权比例,这使得单个原子股东既没有动力去直接监督公司经理,也没有办法保证经理的行为能够使股东利益最大化。于是在这个假定下展开的讨论,更多的是关注股权分散结构下的内部控制人的行为及其产生的股东—经理间的一类代理成本问题,如Jensen和 Meckling[4]等。公司股权高度分散会导致较高的代理成本,Grossman和Hart[5]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小股东出于对监督成本的规避从而更愿意采取搭便车的行为。

随着对公司治理的认识加深,人们逐渐意识到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缺乏大股东制约和监督的情况下,Jensen[6]认为,经理会偏好于“帝国大厦”的建立,从而导致过度投资。Shleifer和Vishny[7]提出由于大股东在企业中具有较大的利益和不能分散的风险,因而更有动力监督经理行为,以缩小经理目标与股东目标的差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因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带来的代理成本。理论上认为这是由于大宗股权会带来控制权的共享收益(shared benefits)和私人收益(private benefits),前者源于大宗股权所带来的决策权利与财富效应的搭配能使得企业的产出更为有效,从而提升企业价值。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随着所有权比例的上升,大股东会有更大的动力来增加公司价值。如果小股东能够分享由此产生的现金流量,那么就出现控制权共享收益,但是大股东同样有动力利用投票权力来消耗公司资源,比如生产上的协同效应,跟其他子公司间的关联交易等,实现其私人收益。La Porta等[8]证实存在着不少只有一个大股东或一个股东集团控制着的公司,作为发起人的控股股东始终控制着上市公司,其不仅有动力选择经理,更多的时候还要直接管理公司。这种情况下,公司存在的主要利益冲突将是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存在着将公司利益转化为控股股东的私人利益。Mork、Shleifer 和Vishny[9]的研究也表明大股东的存在会在一定程度上遏止经理人的过度投资偏好,但是更多的是大股东会影响甚至决定公司的投资决策,使其获得控制权收益和构成对小股东事实上的掠夺,从而形成了控股股东与小股东间的二类代理成本问题,并引发了大量的关于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侵占与掠夺及对其监督控制的研究,如Maug[10], Burkart、Gromb和 Panunzi[11]等。

上个世纪末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多个大股东间的制衡在减少经理的私人收益的同时, 还有助于保护小股东的利益[12],实证研究也表明在世界不少地方广泛存在持股比例可以影响到第一大股东决策的第二大股东,如Laeven和Levine[13]等,这说明了在全球多个大股东相互影响的制衡的股权结构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于是股权制衡形成的机理及其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Pagano和Roell[14]证明,公司存在多个大股东不仅能够有效监督经理,而且股东间的相互制衡,还能减少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私人收益。Bennedsen和Wolfenzon[15]分析了非上市公司间多个大股东间的合作博弈对股权制衡效应的影响,Bloch和Hege[16]认为存在两个大股东基于对投票权的竞争最终会降低对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的侵占。这些为数不多的理论模型更多讨论的都是给定股权结构下,多个大股东存在时的制衡机理及其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当存在多个股东的情况下,Gomes和Novaes[12]首次分析了内部人和外部人对投资项目的风险和价值有不同的评估时,控制型股权结构和制衡型股权结构的相机选择问题。

在公司层面的投资决策中,目前研究大部分基于内外资金成本差异或经理的代理成本问题[2],少见讨论股权结构对投资行为的影响,至于存在多个大股东时的公司投资决策研究尚未多见。作为现代企业理论的核心之一,产权结构(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重点领域,股权结构或控制权比例如何确定,有无控制权比例上限?给定存在控股股东时,其他大股东是如何监督控股股东投资行为并影响公司投资产出效率?本文将尝试建立一个标准的道德风险模型以刻画监督股东在面对控股股东的信息优势时,如何通过合约的设计,影响控股股东的投资决策,最终达到利益的制衡,从而回答上述问题。

2 模型框架

2.1 基本模型

假设一个公司不进行投资或融资活动时,发起人股东为风险中性的单一股东,其具有的初始财富价值w0引起的保留效用为u,现有一投资项目需要资金最高为I,为实施该项目,他必须向其他同样风险中性的投资者融资I0=I-w0,同时释放部分股权,但自己在股权融资以后仍保留对企业的控制地位,持有股权比例为α。参与融资的投资者为小股东,拥有股权比例为1-α,0<α<1。基于简化分析的目的,我们假设当事人只有两个,参与融资的小股东同股同权,且没有溢折价发行,即其股权与其投入比例相一致。

大股东实际控制企业,具有信息优势并负责整个投资项目的运作与完成,我们称之为控制股东。该项目的产出现金流或产出函数为f=f(I,e1),其中I为投资额度I∈(0,I),e1为控制股东的努力水平,我们设其在[0,1]上连续,该努力程度的选择反映了作为代理人的控制股东的类型,令fI表示f 对I求导,有

fI>0, fII<0, fe1>0, fe1e1<0, 且fe1I>0

当控制股东付出e1的努力时,其会产生一个负的效用

φ=φ(e1), φ(e1)>0, φe1>0, φe1e1>0, φ(0)=0

作为提供I0资金的外来股东,其不具有信息优势,依据股权比例获得剩余的分配,但在双方的协同过程中,获得对控制股东的监督,该权利受法律保护和支持,我们称之为监督股东,其监督成本为M=M(e2),其中e2为监督水平,令其在[0,1]连续,该水平反映了作为委托人的监督股东的监督密度,Me2>0,Me2e2>0。由于发起人控股股东在股权融资以后还是控股股东,其具有两方面利益,既包括按持股比例分享的现金流要求权益;又有发起人控股股东独享的控制权私人收益[17],这样的私人收益会减少企业整个的现金收益,令其为B,显然当监督股东监督越严密,私利会越低,故有B=B(M),又M=M(e2),故B=B(e2),且有Be2<0,Be2e2<0,B(e2)反映了控制权私人收益与监督股东的监督水平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的模型,我们将把监督股东的监督水平设为共同知识,对控股股东而言其私人收益的函数结构也是已知的。

2.2 时间线

图1 博弈展开的时间线

图1描述了控股股东与监督股东从项目开始到项目最终实现的博弈过程。时间0,控股股东提出项目要求和筹资额度I0,并给出控股比例α;时间1,监督股东了解到项目的相关信息,决定参予还是拒绝,如果参与需设定监督力度e2;时间2,投资行为发生;时间3,项目的产出实现,当事方按股权比例分配剩余。这一时间线同时表明了决策的顺序,给定这一顺序,其解的概念就是子博弈完备均衡解的概念。我们隐含的问题是要诱使控股股东给出其最优努力水平下的最优控股比例和投资水平。双方的博弈均衡实际上使用的是逆向归纳法。在合约的提供上,一般而言,总是假定委托人提供合约,代理人接受或拒绝。我们这里是代理人控股股东提出合约,从理论上讲代理人设计合约的时候,他必须考虑到外部潜在股东只会接受可信的合约,也就是控股股东会有效地提供他在合约中宣称的努力的合约,所以最优合约的特征实际上是相似的。

3 信息完备下的合约特征

首先我们讨论信息完备时的均衡结果并以此作为参照,再研究信息不对称时道德风险对合约特征影响。信息完备时,监督股东和控股股东共享所有相关的特征和变量的信息,且控股股东的努力是可以证实的,从而监督股东有可能检查控股股东完成任务的情况,换言之,存在第三方机制显性的如法律制度等、隐性的如声誉等机制,来保证控股股东按合约的规定去执行,这个隐含存在的机制实质上反映的是对控股股东的制衡。在实务中,公司初始上市或引入新的大股东时,相对小散户而言这些具有董事会席位,或能够积极参与公司治理的大股东更有意愿去了解和监督控股股东的项目投资质量和投资进程。

在我们的模型中,对监督股东而言,预期收益是投资项目实现后,其按股权比例获得的收益减去自己所耗费的监督成本,其中企业可供分配的收益为项目总收益减去控股股东的私益,其背后反映控股股东在监督和管理企业的经理层所必须付出的成本

(1-α)[f(I,e1)-B(e2)]-M(e2)-(1-α)I

对控股股东而言,其收益函数为其按股权比例所获得的收益,减去自己的努力成本加上私人收益减去自己所承担的投入成本

α[f(I,e1)-B(e2)]-φ(e1)+B(e2)-αI

3.1 均衡时特征分析

在理想的信息对称世界里,所有的信息都是公开的,信息的获得没有成本,监督股东了解投资项目的收益函数f(I,e1),控股股东的私人收益函数B(e2),以及自己的监督成本函数M(e2),更重要的是这一信息也为控股股东所知道,对控股股东而言需要设计的契约就是在给定监督股东的监督结构,满足自己收益不低于最低效用的前提下,设计出来的合约能够最大化监督股东的收益,从而使得监督股东愿意参与投资。很显然,这一合约的均衡必然使得控股股东努力的边际成本与边际产出一致,而资本边际产出不变。为此,我们有命题1。

命题1 在信息完备的情况下,均衡时控股股东的努力的边际成本与努力的边际产出持平,而资本的边际产出为1。

证明 我们首先假设,当监督股东能够观察到控股股东所有的隐藏信息,即信息结构是完备的,则双方的投资决策合约可以归纳为如下的规划问题

(P1):max(α,I,e1)(1-α)[f(I,e1)-B(e2)]-M(e2)-(1-α)I(1)

s.t.α[f(I,e1)-B(e2)]-φ(e1)+B(e2)-αI≥u(2)

其中(2)式中u为控股股东的最低保留效用,(2)式同时也是控股股东的参予约束条件,这个规划问题的解的实质是在作为控股股东接受合约的约束下,监督股东使其得自于合约关系的剩余最大化,其解是帕累托最优解。我们构造格朗日函数如下

L(α,I,e1)=(1-α)[f(I,e1)-B(e2)]-M(e2)-(1-α)I+

λ{α[f(I,e1)-B(e2)]-φ(e1)+B(e2)-αI-u}

Lα=λ-1=0(3)

LI=(1-α)fI-(1-α)+λαfI-α=0(4)

Le1=(1-α)fe1+αλfe1-λφe1=0

(5)

由(3)~(5)式易有均衡时控股股东的最优努力程度和公司最优投入资本(e*1,I*)存在如下关系

f(I,e1)I=1, f(I,e1)e1=φ(e1)e1

证毕。

在命题1中作为项目实际执行管理的控股股东,均衡时其预期所耗费的努力的边际成本与努力的边际产出存在着相等的关系,这个均衡点的努力水平也是完全信息下的最优努力程度。而资本的边际产出线性单位关系,说明了给定最优努力水平时的投资的边际产出效率,实际上由于资本总量的有界,以及产出函数的单调性,所以存在着最优产出。

3.2 控股权比例的上限

在合约的设计中,初始发起人股东释放一部分股份,同时又保留对公司的控制,如果过少的话无法完成项目投资,过多则会损害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失去其控制人私人收益。那么,对控股股东而言,其持股比有没有一个上限呢?从P1,我们可以得出:

命题2 控股股东所持有的控股权比例最高为u+w0+φ(e*1)f(I*,e*1),其中(I*,e*1)为帕累托最优解。

证明 由于(I*,e*1)设为完全信息条件合约的控股股东的最优努力程度和最优投入水平,均衡时,该解为帕累托最优解,此时作为代理方的控股股东,有

α[f(I*,e*1)-B(e2)]-φ(e*1)+B(e2)-αI=u(6)

(6)式中,由于均衡时基于信息完全,委托人会释放自己的监督水平e2信息,并且由于控股股东的私利函数B为委托人所知,此处B(e2)为已知值,因此进一步由(6)式有

αI=α[f(I*,e*1)-B(e2)]-φ(e*1)+B(e2)-u≤w0

α≤w0+u1+φ(e*1)-B(e2)f(I*,e*1)-B(e2)≤w0+u1+φ(e*1)f(I*,e*1)

证毕。

控股股东的控股比例的有限表达式在信息不对称时同样成立。从控股股东的角度来讲,其需持有的最高比例与初始财产,保留效用,最优产出水平及该水平下的努力成本相关。直观来看由于保留效用一般较低,最优(e*1,I*)对代理人而言是能够自我选择的,故控股比例的上限一般依赖于初始财富w0,且w0越高,控股比例α的上限也就越高,这也与现实相符合。

4 存在道德风险时的股权制衡与投资决策

在现实中更多的情况是信息不对称,即监督股东实际上很难准确观测到控股股东的努力程度,换言之e1是个不可证实的变量。博弈中参与项目投资的监督股东会释放出可以为控股股东所观察到的监督水平2的信息,直接影响控股股东的私利B;从而诱使控股股东设计出最优努力水平的合约,以最大化控股股东的收益。形式化,作为控股股东的委托人推出的合约就是以下问题的解

(P2):max(α,e1,I)(1-α)[f(I,e1)-B(2)]-M(2)-(1-α)I(7)

s.t. α[f(I,e1)-B(2)]-φ(e1)+B(2)-αI≥u(8)

e1∈argmax1{α[f(I,e1)-B(2)]-φ(e1)+B(2)-αI}(9)

其中第一个约束为参与约束,第二个为激励相容约束。

4.1 最优控股比例

由激励相容约束条件,我们易有命题3。

命题3 给定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控股股东的控股比例取决于努力的边际成本与努力的边际产出之比,即α=φe1/fe1。

证明 作为代理人的控股股东,我们设定其努力水平e1为连续变量,在努力是不可观察的情况下,激励相容约束条件可以使得代理人在付出高努力时的回报要较低努力时的回报要高,其收益函数为

u(e1)=α[f(I,e1)-B(e2)]-φ(e1)+B(e2)-αI

利用一阶方法,显然,当u(e1)达到极值时,u′(e1)=0,即αfe1-φe1=0,故有α=φe1/fe1。证毕。

这个命题说明了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控股股东关于股权的最优选择。该比例是控股股东自己努力的边际产出与成本之比,这反映了控股股东权衡的结果。实务中,对特定项目的融资活动中,作为内部人的发起人股东,对投资项目的风险机构和收益函数相对其他股东肯定更为清楚,从模型的结论来看股权比例更多的是依赖控股股东自己努力的边际产出与边际成本,而与初始的投资等无关。实际上我们认为初始资金投入虽然能够决定项目产出,但是更重要的是作为项目执行者的控股股东的努力意愿和努力成本,因此项目的控股权和事后的分成合同比例,才会受控股股东的努力的边际产出和边际成本决定。

4.2 信息不对称对投资产出的影响

信息不对称时,存在监督股东的制衡型股权结构下,作为投资项目的实际执行者的控股股东,均衡中,其合约特征与投资边际产出如何?为此,我们重写信息不对称下的合约结构,如下所示

(P3):max(α,e1,I)(1-α)[f(I,e1)-B(2)]-M(2)-(1-α)I(10)

s.t.α[f(I,e1)-B(2)]-φ(e1)-αI≥u(λ)(11)

αfe1-φe1=0(μ)(12)

对该规划问题求解,我们易有如下命题。

命题4 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相对信息对称时,控股股东的边际努力产出为高,但投资的边际产出效率为低。

证明 构造拉格朗日函数,并依次对α、e1、I等求偏导,有

(λ-1)[f(I,e1)-B(2)]+μfe1=0(13)

(1-α)fe1+μ(αfe1e1-φe1e1)=0(14)

(1-α)fI-(1-α)+λα(fI-1)+μαfe1I=0(15)

将(12)式代入(14)式,易有

fe1=φe1+μ(φe1e1-αfe1e1)(16)

在(14)式中,由于

0<α<1, fe1>0, φe1e1>0, fe1e1<0

故必有μ>0,所以(16)式必有fe1>φe1。

即均衡时,努力的边际产出大于其边际成本。证毕。

对(15)式整理可得

(1-α+λα)(fI-1)+μαfe1I=0(17)

在(13)式中,由于

μ>0, fe1>0, f(I,e1)-B(2)>0

故λ-1<0,又λ>0,故有0<λ<1,因而在(17)式中有

1-α+λα>0

又μ>0,α>0,fe1I>0,所以,fI-1<0,即fI<1,换言之fI

因此,相对于信息完备下的资本投资边际产出,当存在信息不对称时,资本边际产出较低。证毕。

自此命题我们可以了解信息不对称下道德风险对投资产出的影响。基于fI

4.3 监督股东的监督水平选择

从我们的模型设定中可以看到,监督股东的监督水平或密度e2特别重要,其放出的这一信息会直接影响控股股东私人收益函数,并诱使控股股东作出合约收益最大的努力程度e1,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这一监督水平事实上决定了合同的可执行性。而对监督股东而言,监督水平e2事实上决定了监督股东的监督成本,一般认为监督股东的存在事实上遏制了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私人收益掠夺,即我们有理由相信监督股东的这一成本选择与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私人收益有关。因此,我们有如下命题。

命题5 监督股东在对控股股东进行监督时,其最优边际监督成本等于其按股权比例分享的控股股东的边际私人收益。

证明 均衡中,作为委托人的监督股东,其目标收益函数

V=(1-α)[f(I,e1)-B(e2)]-M(e2)-(1-α)I

在设计合约选择时,其maxV对于e2而言在最大值有

Ve2=0

即-(1-α)Be2-Me2=0

故Me2=-(1-α)Be2。证毕。

命题5说明了监督股东选择其最优监督水平e2的标准。同时该边际监督效用仅覆盖了部分控股股东的私人边际收益。未能控制的那一部分实际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道德风险,那一部分私人收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控股股东的信息租金。

5 结论

近年来,存在多个有影响大股东的公司治理结构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公司治理中,有影响的监督股东是如何监督控股股东的投资决策,双方的股权比例是如何分配,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私利掠夺是如何被遏制?本文构建了一个标准的委托代理模型,以刻画公司治理中具有控制地位的控股股东与监督股东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的模型中,作为发起人的控股股东在给出股权融资的要约同时隐含的接受作为监督股东的小股东的监督水平,并以之作为自己私人收益函数变量,从而实现己方收益最大化,这一过程中同时完成了对自我设计的合约的接受。

我们首先讨论了在信息完备的情况下,即监督股东能够有效地获得或识别控股股东的信息,并给出自己的监督水平,且该水平信息为控股股东所接受。我们以信息完备情况下的产出和制衡结构为标竿(Bench-Mark),然后再讨论信息不对称下均衡时控股股东与监督股东的相互关系以及产出情况。

我们的模型本身并不复杂,但是推导出来的结论却很有意思。从模型中可以看到,存在着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上限,这个上限与控股股东自身的保留效用,努力成本和初始财富正相关,但与最优产出负相关。信息不对称时,股权分配依赖于控股股东对自身边际努力成本和边际产出间的权衡。均衡时,努力的边际产出较高,但资本的边际产出为低。对监督股东而言,其监督水平的选择,依赖于其监督的边际成本和监督下所能节约的控股股东的边际私利两者之间的权衡。我们的模型中存在着一些较强的假定如监督股东的监督水平,当该水平是变量且不能被有效识别时,对公司投资产出效率和水平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将是下一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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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书军 刘 星

公司投资优势与风险论文 篇3:

人工智能投资对审计决策的影响研究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新一轮公司转型升级的核心驱动力,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分析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从审计风险角度发现,公司通过投资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转型升级降低了审计费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行业竞争度越低、融资约束水平越低以及公司人力资本质量越高,公司投资人工智能技术对审计费用负向影响更显著,以及与获得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概率的正向关系更显著。本文进一步扩充了有关智能化、数字化对审计风险以及审计师决策行为的影响研究。

[关键词]人工智能技术   审计风险   审计费用   审计意见

一、引言

随着技术创新和社会经济发展,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新一轮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正在对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在国家人工智能战略的推动下,越来越多上市公司开始布局人工智能领域。如科大讯飞(SZ002230)、机器人(SZ300024)等专门从事人工智能研发和产品生产的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经产生稳定的相关收益。同时,部分公司由于原有业务市场竞争压力较大,通过投资人工智能技术生产新产品来提高核心竞争力。例如,格力电器(SZ000651)在智能装备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的一个应用领域)已初具规模,并初步取得收入,2019年智能装备产品收入额达21亿元,占当年营业收入总额的1.6%。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升级以及市场需求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非人工智能专业领域的公司也开始投资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新一轮公司转型升级的核心驱动力,能够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提高资本回报率,提升实体经济增长率,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然而,人工智能领域虽然市场前景较好,但公司投资和布局人工智能领域也会面临较高的投资与研发风险。目前,鲜有研究从微观层面关注公司投资人工智能技术以及提供人工智能产品可能会引发的风险。基于此,本文将从审计角度出发,关注上市公司通过投资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转型升级时会如何影响审计风险,进而为应对审计风险,审计师会采取何种决策行为。

本文基于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1)公司通过投资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转型升级,能够提升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并降低经营风险,进而会降低重大错报风险;审计师面临的审计风险更低,从而降低公司的审计费用,并提高获得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概率;(2)情景分析检验发现,行业竞争度越低、融资约束水平越低以及公司人力资本质量越高,公司的重大错报风险更低,从而增强公司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与审计费用间的负相关关系,以及与获得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概率的正相关关系。本文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双重差分模型以及更换样本量的稳健性检验方法,均得出一致结论,支持本文的研究假设。

本文的研究贡献和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创新了公司投资人工智能技术的衡量方法。已有研究主要使用文本定义方法来衡量公司的智能化、数字化水平,本文通过统计上市公司营业收入中与人工智能技术相关的收入占比,更直接并更准确地衡量公司的人工智能技术水平。第二,扩充了有关智能化、数字化对审计风险以及审计师决策行为的影响研究。已有研究认为,人工智能作为未来发展的重要领域,各行业均应重视并做好投资规划,然而,鲜有研究从微观角度来分析公司投资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引发的风险,本文从审计风险角度入手,分析人工智能相关风险以及审计师的应对策略。

二、文献回顾

(一)人工智能研究

通过升级产品以及转变增长方式来实现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目标,是公司进行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式。作为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产物,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新一轮公司转型升级的核心驱动力,正在对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对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研究,已有文献主要从宏观角度进行分析,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对经济与产业发展以及劳动力市场转型方面的影响,认为人工智能服务或人工智能扩展型技术提高,可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并且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可分别通过提高生产活动的智能化和自动化程度减少生产活动所需劳动力、提高资本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人工智能技术具有渗透性、替代性、协同性和创造性四项特征,进而推进各领域各部门高质量增长;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吸引资金从房地产流向实体经济,减弱地方政府依靠基建投资稳增长的动机,从而增強实体经济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从公司层面,关注了人工智能时代公司管理的变革路径,并从管理对象、属性、决策和伦理四个途径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对公司管理变革的影响。

(二)审计风险和决策研究

根据审计相关准则,审计风险取决于重大错报风险和检查风险。其中,重大错报风险包括财务报表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以及各类交易、账户余额和披露的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检查风险是审计师根据预定的审计程序但未发现被审计单位存在的某些重大错报或漏报的可能性,主要强调注册会计师工作的有效性。因此,本文主要关注公司本身的重大错报风险,当面临较高重大错报风险时,审计师可通过提高审计投入增加审计收费以及增加非标审计意见的出具进行应对。从利用高新技术的角度,部分学者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实施大数据、区块链等信息技术会进一步提高审计师面临的重大错报风险,从而增加审计费用;但随着公司数字化转型的程度提高,信息透明度提高,会降低公司经营风险,进而降低审计风险,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收费也会随之降低。

现有研究已证实人工智能技术可显著提高经济效率,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然而公司作为向市场提供人工智能技术的核心,鲜有研究从微观层面关注公司投资人工智能技术以及提供人工智能产品会引发的风险及影响,且当前有关高新技术的使用,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对审计风险的影响还并不充分,已有研究并未得出统一结论。因此,本文将从审计角度出发,重点关注上市公司通过投资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转型升级时,如何影响审计风险,进而审计师如何通过审计投入和审计意见的出具进行应对。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已有研究发现,审计师可通过提高审计收费和增加非标意见等手段,来应对较高的重大错报风险。由于重大错报风险包含报表层面和认定层面,本文将基于以上两方面,分析上市公司通过投资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转型升级时对重大错报风险的影响,进而对审计师应对决策的影响。

人工智能技术在具体内涵上,包括智能制造、机器人、生物识别等高新技术范式,可以广泛应用于研发、生产、物流和服务等多个价值链环节,能够显著提高公司的生产效率。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能够显著提升產品附加值,实现价值增值,进而有效提升公司整体绩效。

一方面,公司通过投资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转型升级,可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降低财务报表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在通常情况下,当公司财务业绩未达预期时,公司可能会迫于外部政策压力或是内部管理者的业绩考核压力进行盈余操纵,过度粉饰财务报表以实现目标业绩,导致信息透明度降低。当公司投资人工智能技术,生产及销售具有人工智能技术的产品,可以有效提升公司绩效。同时,人工智能技术作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也能够为公司带来持续稳定的正向超额收益。当公司绩效提升以及预期可获得持续稳定的正向超额收益时,可进一步降低管理层使用盈余管理手段操纵财务报表的可能性,降低其通过盈余管理实现业绩目标的动机,公司信息透明度更高,财务报表层面重大错报风险也会更低。

另一方面,公司通过投资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转型升级,还可以降低公司经营风险,进而降低认定层面重大错报风险。为适应人工智能时代新技术以及新产品的研发销售,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一批掌握智能技术的管理者。在处理人工智能技术与公司管理变革关系上,这些管理者将会以最优决策为准则,通过新技术对公司财务与非财务数据科学的分析与整合,进行经营决策。公司在投资人工智能技术的同时,管理者还会加强道德约束管理,履行企业经营过程中的社会责任,缓解管理效率与管理伦理之间的冲突。为保证人工智能技术在公司中顺利应用,持续产出高技术产品,公司将对管理人、管理方法和管理理念进行变革,从而降低由于新技术冲击而导致的风险,最终降低经营风险。此外,公司通过投资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转型升级,可更轻松地进入新市场,生产出核心优势产品,更快实现规模经济,从容应对因外界市场或经济波动给公司带来的冲击,促进公司稳定经营,降低经营风险及重大错报风险。

当报表层面和认定层面的重大错报风险降低,审计师面临的审计风险也随之降低,其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也相对较低。为将审计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审计师会根据对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情况来判断在审计过程中应投入的审计资源、时间等成本。当审计风险过高时,审计师会收取一定的风险溢价以弥补未来可能发生的潜在诉讼损失。当审计风险较低时,审计师前期投入的审计成本会相应降低,其收取的风险溢价即审计收费也会降低。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公司投资人工智能技术会显著降低审计费用

假设2:公司投资人工智能技术会显著提高获得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概率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关注公司投资人工智能技术对审计决策的影响,不同于以往研究使用文本定义方式引入哑变量,来衡量公司的智能化、数字化水平,本文通过统计上市公司营业收入中与人工智能技术相关的收入占比,更准确直接地衡量公司人工智能技术水平。鉴于部分公司可能会为蹭热点,在公告或财务报表中叙述与人工智能、数字化、大数据等相关内容,但并未真正在人工智能领域投资或生产相关产品,导致使用文本定义方法来衡量人工智能水平可能会产生一定偏差。鉴于此,本文对人工智能技术衡量方式进行如下改进:

首先,定义与人工智能产品或服务相关的名词。基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以及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0年中国人工智能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中关于人工智能行业的定义,本文搜集与人工智能产品或服务有关的名词,如机器人、智慧城市、智慧物联、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生活、智能装备、智能设备、自动驾驶、计算机视觉、生物识别、车辆道路行为分析、无人商店、无人配送、无人机等。其次,根据公司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的收入类型,统计整理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收入金额。最终,计算各公司人工智能相关的收入金额占总营业收入的比例。

本文选取2010—2019年剔除金融、保险行业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样本统计如表1所示。从表1的统计结果可知,转型投资人工智能技术的公司数量逐年增加,并且占总样本公司比例也逐年升高。说明随着人工智能概念的普及,越来越多公司开始从事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并取得显著收入。公司审计费用、审计意见以及其他公司财务数据、公司治理数据来自于CSMAR数据库。为了避免由于极端值造成的影响,本文对连续变量均进行上下各1%水平的Winsorize处理。

(二)研究模型与变量定义

基于前述研究假设,本文将检验公司投资与人工智能技术对审计决策的影响。为此,构造研究模型(1)。

被解释变量为审计决策(Audit),由审计费用(LNFEE)和审计意见(MAO)两个变量构成,其中,第t年审计费用是当期审计费用总额的自然对数,第t年审计意见为哑变量,当期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时为1,否则为0。

解释变量为人工智能领域收入规模(AIpercent), 基于前述数据搜集过程,本文使用公司第t年人工智能产品或服务收入金额除以公司收入总额来反映。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总资产收益率(ROA)、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公司经营现金流负债比(Cash)、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高管持股比例(MaHold)、独立董事规模(Indboard)、公司产权性质(SOE)、公司上市年限(Age)以及会计师事务所规模(Big4), 在模型(1)均以Controls概括。Year和Industry分别为年度和行业虚拟变量。具体变量定义如表2所示。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和相关性统计分析

1.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3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3中可知,审计费用(LNFEE)的自然对数的平均值为13.69,标准差为0.654,表明不同年度内各个公司的审计费用存在一定差异。审计意见(MAO)的平均值为0.956,表明研究样本中有95.6%的公司获得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人工智能收入比例(AIpercent)的平均值为0.018,表明在总样本均值下,人工智能收入占总收入比例为1.8%,占比仍然较低。该表与表1的统计结果相似,说明当前从事人工智能技术投资与相关产品生产的公司数量虽少,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生产规模较小,但占比正在逐年提高。其他各变量均处于合理范围。

2. 相关性分析。

表4报告了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从表4中可知,人工智能收入比例(AIpercent)与审计费用(LNFEE)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与审计意见(MAO)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初步证实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即公司投资人工智能技术会显著降低审计费用,以及显著提高获得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概率。其他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本研究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二)假设检验与分析

1. 假设检验回归结果。

表5报告了假设检验回归分析结果。列(1)表明人工智能收入比例(AIpercent)与当期审计费用(LNFEE)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系数为0.7265,这一结果表明,公司人工智能收入每提高一个单位,审计费用可降低0.7265个单位。列(2)表明人工智能收入比例(AIpercent)与当期审计意见(MAO)在10%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系数为0.3741,这一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收入每提高一个单位,获得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概率提高37.41%。列(3)和列(4)为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结果未发生改变,说明加入控制变量后,回归结果保持稳健。此回归结果表明,公司通过投资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转型升级,降低了重大错报风险,从而使得审计师面临的审计风险更低,进而降低了审计费用,并提高了获得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概率,证实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2.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与审计风险。

基于上述研究分析,公司通过投资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转型升级,可以提高信息质量,降低公司经营风险,降低重大错报风险,进而降低审计费用以及提高获得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概率。接下来,本文进一步分析公司通过投资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转型升级,对公司信息透明度和经营风险的影响。

首先,参考已有研究,采用Jones模型计算残差,然后取绝对值反映公司盈余管理水平(DA),数值越低,说明盈余管理水平越低;其次,使用公司第t年的过去三年应计盈余绝对值之和,计算样本公司的信息透明度指标(Opaque),数值越低,说明信息透明度越高。第三,使用公司ROA的波动性来衡量公司经营风险,盈余波动性越大,说明公司经营风险越高。其中,ROA为公司年度内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EBITDA)与公司当年末资产总额的比率,扣除滞后一期的行业均值,得到ADJ_ROA,缓解行业、年度的影响,具体计算过程如模型(2)。其中,i代表公司,t代表在观测时段内的年度,X为行业内公司个数。最后,基于ADJ_ROA,用两种方法计算公司风险承担能力,得到Risk1和Risk2,具体计算过程如模型(3)和(4)所示,此数值越高说明经营风险越高。其中,T=3取值为3,即以每三年为一个观测时段(T,T-1,T-2)来考察公司经营风险水平。

表6报告了人工智能投资与审计风险的回归结果。列(1)和列(2)表明人工智能收入比例(AIpercent)分别与盈余管理水平(DA)和信息透明度(Opaque)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一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收入越高,可以显著降低公司盈余管理水平,提高信息透明度。列(3)和列(4)表明人工智能收入比例(AIpercent)与经营风险(Risk1和Risk2)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一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收入越高,公司经营风险水平越低。以上结果证明,公司通过投资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转型升级,可以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公司经营风险,从而降低重大错报风险,进一步证实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三)稳健性检验

1. 更改样本量。

本文的研究样本关注取得人工智能收入的公司,剔除没有人工智能收入的研究样本,重新对研究模型(1)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人工智能收入比例(AIpercent)与当期审计费用(LNFEE)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与当期审计意见(MAO)在10%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结果与假设检验回归结果相同,结果保持稳健,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2. 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

由于公司是否投资人工智能技术并非随机发生,而是与公司特征相关,为降低样本选择偏差,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以存在人工智能收入的公司作为处理组,使用一对一匹配同年度同行业从未投资于人工智能领域的公司作为控制组。本文选取t-1年的如下变量作为协变量进行倾向匹配,包括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总资产收益率(ROA)、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公司经营现金流负债比(Cash)、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独立董事占比(Indboard)、公司产权性质(SOE)、上市公司年龄(Age)和事务所规模(Big4)。

经过倾向性得分匹配,最终得到样本2610個,其中,存在人工智能收入的样本(处理组)1305个,不存在人工智能收入的样本(控制组)1305个。同时引入新变量AIrevenue,存在人工智能收入的样本取1,否则取0。表8报告了倾向评分匹配有效性检验结果,可以发现,匹配前,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各变量之间具有显著差异性;而匹配后,显著性下降至不显著,说明匹配过程有效,缓解了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表9报告了倾向评分匹配样本回归结果。AIrevenue与当期审计费用(LNFEE)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与当期审计意见(MAO)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结果表明相比不存在人工智能收入的公司,存在人工智能收入的公司审计费用显著更低,获取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概率更高,与假设检验回归结果相同,回归结果保持稳健,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3. 双重差分检验(DID)。

国务院于2017年颁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确定了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战略。基于国务院颁布的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这一外生事件,本文考察事件前后实验组和对照组审计决策的差异。如果事件发生后,实验组的审计费用相比对照组显著降低,获得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概率相比对照组显著提升,则一定程度缓解了内生性问题。本文构建模型(5)进行回归分析。其中,Post为哑变量,2017年政策颁布之后取1,否则取0。AI为哑变量,2017年政策颁布之后存在人工智能收入的样本取1,否则取0。

表10报告了双重差分检验回归结果。交互项(AI*Post)与当期审计费用(LNFEE)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与当期审计意见(MAO)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结果表明,政策颁布之后,相比不存在人工智能收入的公司,存在人工智能收入的公司审计费用显著更低,获取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概率更高,与假设检验回归结果相同,说明回归结果稳健,进一步支持本文假设。

六、拓展性分析

(一)行业竞争程度的影响

已有研究认为,当公司处于竞争激烈的外部市场环境中,抢占市场份额压力较大,其盈余稳定性会受到一定威胁,经营风险提高,增加重大错报风险。另外,市场竞争威胁还会导致公司实施更为激进的盈余管理措施,增大审计风险。在竞争较为激烈的市场中,公司通过投资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转型升级,提高其核心竞争力。由于外部环境导致公司业绩压力大,管理者可能更会采取激进措施,加快人工智能技术的投入和产出,但如果技术研发不到位或产品质量不达标,则增加公司经营风险;此外,不稳定的营业收入也会增强公司盈余管理动机,使公司重大错报风险提高。当处于行业竞争压力较小的行业中,公司有更宽裕的时间和资源进行人工智能相关研发和产品生产,获得稳定的营业收入。因此,行业竞争程度越强,公司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与审计决策之间显著关系则越弱。

本文基于行业竞争程度进行交互回归分析,使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对行业竞争度进行度量,再根据HHI中位数,将行业竞争度分为高低两组,当样本公司处于高行业竞争组,HHI取1,否则取0。回归结果如表11中列(1)和列(2)所示,交互项(AIpercent*HHI)与当期审计费用(LNFEE)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当期审计意见(MAO)在10%水平上显著负相关,结果表明行业竞争度更高,公司的重大错报风险提高,从而减弱了公司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与审计费用间的负相关关系,以及与获得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概率的正相关关系。

(二)融资约束的影响

相比于一般的产品研发,人工智能产品所包含的技术较高,为保证研发稳定和预期产品的产出,需要公司持续投入较高的资金。因此,只有当公司外部融资渠道不受限时,可稳定的获得现金,才能持续支持公司的人工智能研发投资以及保证产品的生产。而一旦公司外部融资渠道受阻,存在较高的资金风险,可能导致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受阻,影响公司未来相关收益,导致业绩下滑。并且,资金短缺还会给公司持续经营造成影响,导致经营风险提高,审计师的审计风险也进一步加大。因此,当面临较低的融资约束水平,公司投资于人工智能技术时,其审计费用会相对较低,同时获得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概率更高。

本文进行融资约束交互回归分析,使用KZ指数来反映公司融资约束水平,当公司KZ指数低于行业中位数时,说明融资约束水平较低,KZ取1,否则取0。回归结果如表11中列(3)和列(4)所示,交互项(AIpercent*KZ)与当期审计费用(LNFEE)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与当期审计意见(MAO)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结果表明融资约束水平越低,公司的重大错报风险更低,从而进一步加强公司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与审计费用间的负相关关系,以及与获得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概率的正相关关系。

(三)人力资本质量的影响

从公司自身角度来看,人力资本质量越高,储备较多的技术型员工,则公司向人工智能技术转型更容易,转型升级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也更小。而当公司本身缺少高质量人力资本,同时又想投资于人工智能技术,则需要花费较多的资金以及投入更多的时间去构建专业的研发团队,产品研发成功的不确定性更高,公司面临更大的业绩压力,经营风险也更高。

因此,本文进行公司人力资本质量交互回归分析,使用公司专业技术人员占总员工比例来反映公司人力资本质量,当公司技术员工占比高于行业中位数时,Hightech取1,否则取0。回归结果如表11中列(5)和列(6)所示,交互项(AIpercent*Hightech)与当期审计费用(LNFEE)在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与当期审计意见(MAO)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结果表明人力资本质量越高,公司的重大错报风险更低,从而进一步增强公司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与审计费用间的负相关关系,以及与获得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概率的正相关关系。

七、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研究发现,公司通过投资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转型升级,可以提升公司信息披露質量并降低经营风险,进而降低重大错报风险,使得审计师面临的审计风险更低,从而降低公司的审计费用,提高获得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概率。通过情景分析,本文发现,行业竞争度越低、融资约束水平越低以及公司人力资本质量越高,公司的重大错报风险更低,从而可增强公司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与审计费用间的负相关关系,以及与获得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概率的正相关关系。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可以得到如下管理启示和政策建议: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实施对公司转型升级带来新契机,但在新技术下,公司投资和布局人工智能领域也会面临较高的投资与研发风险,进而提高了审计师所面临的风险。因此,审计人员应充分评估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重大错报风险,采取相应审计措施,降低审计风险。另一方面,会计师事务所应根据公司的新业务新技术制定更为科学的审计定价和收费策略,提升审计结果质量。同时,在审计意见的出具过程中,也要充分衡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可能引发的潜在问题,保证审计意见的合理性。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邮政编码:100088,电子邮箱:cu202018@cupl.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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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