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基层妇女工作调查论文

[摘要]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深入中央苏区进行农村社会调查。毛泽东与民同心同德、甘当群众小学生的农村调查工作理念；实事求是搞调查、身先士卒作表率的农村调查工作方法；依靠人民群众、建设苏区为人民的农村调查工作追求等基本方略，无论对于过去的革命事业，还是今天党的社会调查工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新时期基层妇女工作调查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新时期基层妇女工作调查论文 篇1：

农村发展党员工作调查

【摘 要】对黑龙江省128个村发展党员工作抽样调查表明，当前农村党员队伍结构性、素质性问题仍相当突出，村间队伍建设不平衡，新党员对改善农村党员队伍的素质和结构作用不够，体现出农村党组织凝聚力不够强、党员结构不够合理、工作机制不够完善、党员先进性不够突出等问题。主要因为：发展党员观念上不适应，责任上不到位，行为上利益化，方法上老化滞后。为此，要拓宽发展党员工作“源头”机制，健全“责任”机制，完善“运行”机制，强化“保障”机制，切实促进农村发展党员工作取得实效。

【关键词】农村；发展党员；工作机制；对策建议

黑龙江省十分重视农村发展党员工作。近年来，全省各级党组织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发展党员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建立健全了发展党员计划管理制度、预审制度、公示制度、票决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发展党员质量保证机制，将外出务工农民纳入发展党员计划实施专项管理，进一步提高了在农村发展党员工作的科学化水平。截至2009年底，全省有农牧渔民党员337300名，占全省党员总数的162%。其中，35岁以下青年农民60431名，高中以上学历党员88823名，分别占179%和263%。有农牧渔民入党积极分子81962名。目前，全省农村每年发展党员规模为8000名左右。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和社会诸多因素的影响，农村发展党员工作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一是党员队伍年龄老化速度加快。与2004年底相比，55岁以上农村党员总数增加了53万名，占农民党员总数的415%，同比增长了141%。二是党员队伍整体文化程度仍然偏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农村党员数量占农村党员总数的2/3以上。三是积极分子队伍呈现萎缩趋势。农牧渔民入党积极分子数量较2004年底减少了30423名，减少的数量是现有农牧渔民入党积极分子总数的3712%。为进一步掌握农村发展党员工作基本情况，切实弄清存在问题，不断推进农村发展党员工作，从2010年1月开始，省委组织部成立专门课题组，在64个县（市）各选一好一差，共128个村开展了“百村”发展党员工作抽样调查。通过对128个村的人口情况、经济发展状况、党员队伍情况、村党组织班子情况，过去五年发展党员情况以及未来五年发展党员工作展望等7大类95项基本信息进行综合分析，结合全省党员队伍建设的实际，理出了一些问题，认真分析了原因，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128个抽样村党员队伍及发展党员工作的现状和特点

抽样调查的128个村，总人口243910人，其中，外出务工经商人口46341人，占19%；耕地面积1958251亩，集体资产364741万元，村办企业63个，村级债务63262万元，新建活动场所64483平方米；党员总数5124名，占总人口的21 %；入党积极分子2275名，2005－2009年发展新党员764名，外出务工经商人口中党员597名，占外出务工经商人口的13%。

（一）相对于普通农民而言，党员队伍的素质优势比较明显，但党员队伍本身的结构性、素质性问题仍相当突出。调查表明，党员队伍的素质明显优于普通农民。128个村的党员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的占30%，高于成年普通农民6%的比例；党员中从事规模种养殖业、外出务工经商和办企业的比例为332%，远高于普通农民19%的比例。但从党员队伍自身建设看，党员队伍的老化现象、文化程度偏低的状况仍较为突出，集中体现在“三个主体”：一是年龄结构上以中老年党员为主体。35岁以下、36至45岁、46至54岁、55至59岁、60岁以上党员的比例分别为18%、24%、18%、15%和25%。其中，46岁以上的中老年党员占党员总数的一半以上。二是文化程度上以低学历为主体。具有专科以上、高中（中专）、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党员分别占党员总数的5%、25%和70%，初中以下的低学历党员人数占党员总数的2/3以上。三是从业结构以种植业为主体。在家经营承包土地为主要职业的农村党员数量占抽样调查党员总数的668%，从事外出务工、规模种养殖业和经商办企业的党员分别只占116%、122%和94%。从党员的生活情况看，富裕、一般、困难的分别占40%、50%、10%。

（二）农村发展党员工作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村级党组织战斗力等因素密切相关，各因素之间相互作用产生“马太效应”，导致并扩大了农村党员队伍建设的不平衡。调查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党建资源丰富，村级组织吸引力大，农村青年入党积极性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较高，党员队伍的素质、结构都较好。而党员队伍素质高，村级组织选择干部的余地大，村干部素质相对也较高，进一步促进了农村发展，因此这类村往往处于一种良性循环之中；反之，经济比较落后，党建资源相对缺乏，村级组织缺乏吸引力，农村青年入党积极性不高，农村发展党员工作往往不够正常，党员队伍的素质、结构难以得到提高优化，村里无人办事，以致经济发展停滞，因此这类村往往处于一种非良性甚至是恶性循环之中。

（三）近五年发展党员工作取得一定成效，新党员对改善农村党员队伍的素质和结构作用明显，但与时代的要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调查统计，128个抽样村近五年来新发展党员764人，平均每村五年发展党员6名。新党员从年龄结构看，年龄在35岁以下、36至45岁、46岁至54岁、55岁以上的，分别占61%、33%、5%、1%。从文化结构看，初中以下的占54%、高中（中专）的占36%、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0%。高中（中专）以上文化程度比例达到46%。从发挥作用情况看，绝大多数农村党员较好地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成为农村发展生产的示范人、共同致富的带头人、文明建设的维护人、民主管理的监督人。五年来，有159名素质高、致富能力强、群众信任的党员通过“双培”进入了村级班子，占村干部总数的344%，其中有51人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较好地解决了村级班子后继乏人的问题。以上三项指标明显优于全省农村党员队伍的整体水平。近五年来省里各级党组织在培养发展农村党员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农村发展党员工作趋于“制度化”，发展党员呈现“高速化”，党员素质日益“合理化”，党员队伍整体素质不断提高。调查中可以看出，党员群众对新党员的思想素质大多持肯定态度，认为新党员“公道正派”的占808%，但对带头致富和带领群众致富能力的评价，持一定的否定态度，认为“双带能力一般”和“双带能力差”的占了332%。这表明，黑龙江省目前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并向农业农村现代化迈进的新的历史时期，农民群众增收致富的愿望非常强烈，他们对农村党员干部在“双带”能力上的要求也比较高。因此，尽管近年来农村新党员的总体素质较好，但要担当时代赋予农村党员干部新的历史任务，要满足群众的期望和要求，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二、农村发展党员工作面临的新问题及成因

总的来看，黑龙江省农村发展党员工作是健康的。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和社会诸多因素的影响，发展党员工作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影响和制约了农村发展党员工作。通过对发展党员工作比较差的村的调查，主要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第一，党组织存在“三个缺乏”的现象，党组织凝聚力不够强，难以适应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要求。一是缺乏战斗力。部分村党支部与村委会出现“两层皮”，“两委”当家人相互争权，班子不和，各拉各的套、各唱各的调，基层党组织建设软弱涣散，战斗力不强。特别是乡镇机构改革合并后的村屯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形成了1个“主屯”与若干个“分屯”，村屯之间经济相对独立，生活习俗也有差异，党员与党员之间，党员和村民之间不是很熟悉，导致发展党员工作出现党员会议召集难，党员意见统一难的“两难”境地。抽样村中有2个村由于历史原因矛盾突出，甚至在换届中村党支部书记也难以产生。二是缺乏公信力。从上届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出现的新情况来看，有的“两委”当家人存在争名、争利、争气现象，利益团体复杂，开展工作私心较重，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支部书记点人头，村里党员考虑关系、碍于面子举拳头”。同时，党员队伍出现“老龄化、老面孔、老资格”问题。抽样显示，46岁以上的村党支部委员数量占50%，其中好村占45%，差村占55%，发展党员工作做得好的村的党支部委员年龄结构好于差村。有的村支部班子不是“长期坐庄”，就是“轮流坐庄”，得不到群众的支持。三是缺乏吸引力。随着党的中心工作的转移，部分基层党组织领导只着力于发展经济，对于如何坚持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成为农村发展经济的核心和战斗堡垒，心中无数，党的组织活动不正常，削弱了党的吸引力和号召力，从而影响了村民参加党组织的积极性。由于一些历史和体制因素，党员权利与义务失衡，入党缺乏光荣感和优越感，党组织对党员提要求多，关心帮助少，对青年缺乏足够的吸引力，一些青年入党积极性不高。

第二，发展党员思路存在“三重三轻”的问题，党员结构不够合理，难以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一是重“老”轻“少”。一些地方农村青年外出务工经商较多，而留守家乡者则寥寥无几。一些村党支部书记用传统观念看待问题，认为青年人“过于活泼”，还不够成熟。二是重“男”轻“女”。长期以来受“男主外、女主内”思想的影响，妇女担负着家庭繁杂的事务，精力不足，参政议政能力较弱，在社会生活中处于弱势地位，影响了妇女参与社会事务的积极性。同时，家庭成员支持度不高，赞成女性入党的不多，为妇女入党设置了障碍。有个行政村共有1932人，党员46名，其中女党员仅2名。抽样显示，女党员占女性总人口的06%，其中，较好村占06%，较差村占05%;女党员占党员总数的127%，其中，较好村占128%，较差村占125%；女入党积极分子占入党积极分子总数的16%；五年来发展党员中女党员占发展党员总数的166%，其中，较好村占167%，较差村占163%。三是重“入”轻“培”。一些基层党委片面认为对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是农村党组织自身的事情，是培养联系人的事情，因而对培养入党积极分子的教育抓得不紧，监督指导不力。部分基层党组织没有对发展对象进行集中培训，或者集中培训时间和质量达不到要求。一些村党支部常常是引导发展对象进了党的“门”之后，便不闻不问，再无下文。

第三，村党组织书记存在“三有三无”的表现，工作机制不够完善，难以适应新时期发展党员工作的要求。一是有雄心，无良策。个人主观上想发展党员，想在村党组织书记的岗位上有一番作为，但是，在遇到重重困难时却鲜有良策。如一些青年重经济利益轻理想信念，重个人利益轻为民服务，入党的热情不高；一些种养殖业大户、经济能手、致富带头人在地区间、产业间的流动不断加大，入党积极分子队伍极不稳定等等。因此，常常对发展党员工作畏难发愁、束手无策。二是有私心，无远见。有的村党支部书记思想狭隘，目光短浅，惟恐发展别人会顶掉自己的位子，便利用手中的权力层层设卡，阻碍优秀分子入党。还有的村党支部书记从家族利益、小集团利益出发，举亲不举贤，发展党员成了其家族、亲属、亲信的“专利”。三是有资历，无魄力。有些村党组织书记虽然年龄较大、任职时间较长，但是缺乏做大事的魄力，在作重大决策时总是以“和事佬”的面貌出现在公众的面前。尤其是宗族势力明争暗斗时，常常从家族利益出发，弃大局于不顾，违背原则发展新党员，党的威信在群众的心中被弱化，淡化了群众入党的热情。

第四，群众自身陷入“三种观念”误区，党员先进性不够突出，难以适应深化农村改革的要求。少数党员信念动摇，意志衰退，只讲权利，不讲义务，丧失了党员的先进性。也正是由于这些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的先进性，致使一些村要求入党的群众较少，入党积极分子队伍萎缩，发展党员难的问题突出。一是入党“无用”论。部分群众经济利益至上，认为“党员不党员，就差两毛钱”，入党并不能为个人的发家致富带来太大的帮助，因此入党意识淡薄。二是入党“发财”论。个别群众入党态度不端正，片面地把入党当成了一条发财致富的捷径，认为入党就是为了日后能当村干部，能承包村办企业，赚大钱，谋暴利。持有这种观点的，大都是思想活跃，经济实力较强的暴发户，或者是家族势力强硬户。三是入党“制约”论。一些群众认为加入党组织以后，要受党章、党纪约束，会耽误时间，浪费精力，影响个人致富。这种现象在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外出务工经商人员身上表现比较明显。

农村发展党员工作存在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通过调研综合分析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发展党员观念上的不适应，“源头”机制不畅，造成发展党员动力不足。一是急功近利的思想。部分农村基层干部认为，发展党员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村干部给村里办事，不能留在村里办事的村民，即使入了党，也难以在村里发挥作用，发展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入党是为他人做嫁衣，徒劳无功。产生这种思想的原因是只看到当前，没有看到农村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的流动是双向的，从长远来讲，其中一部分“打工一族”还会回到农村产生“反哺效应”。急功近利的思想观念严重地限制了发展党员工作的视野，使相当一部分村党组织把发展党员的重点局限于长期在本村务工务农的农民群体，局限于在村级配套组织的组成人员上，因而忽视甚至放弃了在外务工经商办企业这个基本素质相对较高、发展经济能人相对集中的群体。二是坐等上门的思想。一些村党支部书记认为，村民要入党，必须主动写入党申请书，主动找党支部反映思想，党支部没有必要屈尊主动去动员、启发村民入党。这种思想观念抑制了基层党组织发展党员工作的主动性，使一些农村党支部出现“守株待兔”，坐等村民上门的现象。调查中发现，仅有369％的村民认为党支部在发展党员工作上是积极主动的，有426％的村民认为自己“想入党，但现在还没有入党的原因”是不了解入党程序。目前在发展党员过程中仍存在“神秘面纱”问题，不少农村青年却认为，如果党支部不启发、不授意，自己不敢冒然写申请，怕引来冷嘲热讽，自找难堪。由于存在上述观念上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农村优秀青年在渴求和等待中逐渐消磨了入党的信念。调查显示，128个抽样村2005至2009年共发展党员764名，培养入党积极分子2275名，2010年至2014年预计发展党员1059名。预计未来五年发展党员数量较之前五年相比虽有上升的趋势，但入党积极分子的储备数量提升得不够明显。三是求全责备的思想。一些农村党支部书记总是带着有色眼镜看人，对年轻人求全责备，横挑鼻子竖挑眼，看不到人家的长处和潜力，不是从锻炼、考验的角度去发现、培养年轻人，而总认为缺点太多、条件不够，不给那些虽不够成熟、但有潜力的青年培养锻炼的机会。

（二）发展党员责任上的不到位，“追究”机制不严，造成发展党员工作滞后。一是发展党员工作责任制刚性约束不强。目前，虽然各地都普遍建立了发展党员工作责任制，但各级党组织对发展党员工作的责任定位还不是十分明确，哪些人对发展党员工作应当承担责任、承担哪些责任、对没有履行应尽职责、不能按要求完成工作任务的责任人应如何追究等一系列问题，没有可操作性的办法，责任制的约束力不强。因此，责任制往往停留在文件上。二是经济和党建工作关系处理不当。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环境下，各级党委政府在下达考核指标时，经济权重明显增加，导致基层干部把主要工作精力放在抓经济上，而对农村发展党员这项事关农村稳定、实现党管农村工作的基础性工作往往重视不够。党组织生活匮乏，党员权利得不到实现，主体作用得不到发挥，党员与群众的区别不明显，难以对党外群众产生吸引力。据调查统计，185%的群众认为“村党组织有时组织党员和群众开展活动”，112%的群众认为“村党组织很少组织党员和群众开展活动”；125%的群众表示“遇到困难需要党组织帮助解决时党组织口头帮助，能解决的问题并未解决”，11%的群众表示“多次反映无人过问”；党员“发挥作用一般”占32%，“发挥作用较差”的占4%。三是乡镇干部调整交流过于频繁。近年来乡镇干部调整交流力度加大，特别是主管、分管和具体指导农村发展党员工作的乡镇党委书记、党务副书记和组织委员的频繁调动，给发展党员工作造成消极的影响。过于频繁的交流导致工作脱节，从而忽视了诸如发展党员的基础性工作。

（三）发展党员行为上的利益化，“提质”机制不佳，造成发展党员质量不高。一是组织行为个人化。发展党员工作是基层党组织的组织行为，但在当前农村，要不要发展、什么时候发展、发展谁入党等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支部书记个人。一旦支部书记责任心不强，发展党员工作就出现随意性。有的支部书记把发展党员工作当作“分内事”，特别是在确定培养考察对象时，不是通过民主、公开的方式来确定，而是搞神秘化、搞“钦点”，个人说了算。调查表明，206%的村民群众表示对村里发展党员工作不了解。二是发展党员工作利益化。少数村党支部书记“保位思想”比较严重，戒备、防范心理很重，怕“青草芽子拱掉老草母子”,不敢发展有能力的人，只发展自己的亲戚、听话的圈里人,因而把忠厚老实、可靠听话、能为我所用作为发展党员的首要标准，较少考虑新党员的工作能力和致富带富能力。有的甚至对一些能力较强、群众基础好的入党积极分子长期压制、打击，对发展党员工作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严重挫伤了优秀青年的入党积极性。调查表明，有52％的非党村民认为党支部在发展党员工作中存在压制、抵制现象。部分村宗族宗派干扰发展党员工作，各族各派都想在党员队伍中壮大自己的力量，以在选举支部班子、管理村级事务上掌握主动权。因此，大家都把是否“同心、同族、同宗”作为发展党员的标准，把入党作为各个宗族派别平衡势力的筹码，把党组织看作巩固自己地位的工具。

（四）发展党员方法上的老化滞后，“运行”机制不畅，造成发展党员监督缺失。一是不能适应在开放环境下加强党员队伍建设的要求。人口流动是改革开放、城镇化和就业方式多样化的必然产物，也是改善城乡二元结构所必经的历史过程，如何在人口流动过程中做好发展党员工作，必须在工作方法上进行创新。调查显示，有399%的党员认为一些新发展党员素质不高的主要原因是高素质村民外流。但要培养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入党，又感到这些人流动性强、居无定所，在外表现情况难以了解，在流动期间的培养考察缺乏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因而往往提出问题的人多，主动去探索解决办法的人少。抽样统计，在46341名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当中入党积极分子只有329名，占外出务工经商总数的07 %。二是不能有效地解决长期不发展党员问题。128个抽样村中，有15个村3年以上不发展党员，占抽样村的117%。这些村发展党员工作难开展的原因很复杂，问题的症结渊缘很深，很难在短期内消除。对这类村，发展党员的途径还比较单一狭隘，措施不够有力。三是不能满足党员群众日益强化的民主要求。确定培养考察过程群众参与度低，发展党员工作公开度不够，党员群众难以实行有效的监督。

三、完善农村发展党员工作机制的对策和建议

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发展党员工作存在的问题，必须建立一套竞争有序、决策民主、程序公开、责任明确的农村发展党员工作机制，真正把最优秀的农村青年吸收到党员队伍中来，不断提高党员的整体素质，更好地发挥他们在农村小康建设中的先锋模范作用。

（一）拓宽发展党员工作“源头”机制，确保农村发展党员工作充满活力

1．建立思想“开源”机制。针对党员队伍年龄、文化、性别、行业结构存在的问题，我们要紧扣时代发展的需要，打破传统的“选苗”观念，做到“三个同步”，即：发展党员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同步；发展党员与培养农村致富能手同步；发展党员与解决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和复转军人安置同步。充分利用在外商会、流动党员支部、行业协会、合作社等载体，建立一个跨区域、全方位、内外结合的党员培养机制，变“坐等上门”为主动发展。

2．建立主动“培源”机制。要制定城乡基层党组织一方为主、接续培养、两地考察、相互衔接的外出务工经商农民入党管理办法。一是利用流动支部外围培养。各乡镇结合本地人员流动去向情况，在人员相对集中的地方成立流动党员临时党支部，为多年不发展党员村物色优秀人才，在临时支部内培养成熟后再输送到原村，由原村进行发展。二是依托行业协会多方培养。充分利用农业专业合作社的特点，注意从行业协会中发现优秀人才、培养优秀人才，并逐步把他们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三是利用现代科技跟踪培养。充分利用信函、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党建网站等方式，对外出务工经商且有入党意向的优秀青年进行培养教育，帮助他们尽快成长为合格的共产党员。

3．建立激励“固源”机制。要深化“三级联创”活动，构建城乡统筹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互帮互助机制，支持和帮助村级组织深化农村各项事业改革，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不断增强村级组织的凝聚力、影响力和吸引力。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进一步拓宽农村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的渠道，不断丰富党员发挥作用的途径和方法。健全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做好关心、爱护老党员和困难党员工作。采取财政投一点，党员捐一点，党费拨一点的办法，建立农村党员创业发展基金，扶助激励农村党员创业。增强党组织的亲和力，使广大党员真正感受组织的关爱和温暖，不断增强农村党员的优越感和荣誉感，不断提高农村发展党员工作的生机与活力。

（二）健全发展党员工作“责任”机制，确保农村发展党员工作落到实处

1．建立健全责任体系，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地市、县（市、区）、乡（镇）、村四级农村发展党员工作领导责任制度，确保农村发展党员工作健康、有序、稳步推进。一是职责定位。明确党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做到主要领导亲自抓；党委副书记和组织部长（委员）是直接责任人，做到分管领导直接抓；村党支部书记是主要责任人，做到村支委分片包村（小组）全员抓，形成上下贯通、权责一致的责任体系。二是工作定标。明确地市、县（市、区）、乡（镇）、村四级党组织农村发展党员的年度工作任务和目标，做到地市领导包县（市、区）、县（市、区）领导包乡镇、乡镇党委成员包村，村支部委员包村小组、老党员每人联系1至2名入党积极分子，形成点面结合、纵深推进的工作网络。三是考核定性。明确考核依据，切实把农村发展党员工作纳入党建工作考核、党建创先争优、党委领导班子任期目标考核、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工作实绩考核、“五好”村支部考核的重要内容，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2．修订完善发展规划，明确工作目标。一是高度重视，积极做好调查摸底工作。坚持以乡村两级组织换届为契机，及时组织乡镇、村两级党组织对全省非党村干部、村民代表、致富能手、退伍回乡青年、高中以上毕业回乡青年等重点人群基本情况和入党意愿进行调查摸底，登记造册，建立入党积极分子“储备信息库”。二是分类指导，切实做好规划调整工作。要紧密根据党员与群众的比例、入党积极分子与党员队伍的比例情况，科学调整农村发展党员工作五年规划，切实增强农村发展党员工作的预见性、科学性和指导性。三是区别对待，认真做好计划制定工作。各级党组织要结合上级党委的年度发展计划，根据本地区、本乡镇“重点人群”的实际状况，研究制定农村发展党员年度计划。

3．发挥职能部门作用，形成工作合力。要建立部门协调推进制度，充分发挥相关职能部门的作用，创新工作载体，努力搭建有利于农村发展党员工作的广阔平台。充分发挥妇联作为妇女“娘家”的作用，共青团联系青年的作用，工商联、工商局等部门接近个体劳动者的作用，民间社会团体组织接触千家万户的作用，吸收各方面的优秀人士入党，从而形成党委高度重视、组织部门认真负责、相关部门积极配合的联动格局。

（三）完善发展党员工作“运行”机制，确保农村发展党员工作整体质量

1．完善入党积极分子“公推差选”制度。入党积极分子在优秀村民中产生，在公推优秀村民前，采取组织推荐、党员大会推荐、村民小组推荐、联名推荐、个人自荐等形式推选出优秀村民候选人预备人选；而后召开村两委会议，按照1∶3或1∶2的差额比例审核确定正式候选人。候选人确定后，召开村两委扩大会议进行民主投票，按得票高低确定优秀村民。推荐出的优秀村民由村党支部确定专人进行重点培养，并根据现实表现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在“公推差选”过程中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切实尊重群众意见，不断增强群众公认度。

2．完善发展党员“支部票决”制度。村党组织要召开党员大会，并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对接受预备党员、预备党员转正和基层党委审批新党员进行票决。在票决过程中，坚持“七个原则”，即坚持先告知情况、后票决的原则；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坚持逐个讨论、逐个票决、一人一票的原则；坚持唯一意愿的原则；坚持票决时必须有表决权党员数三分之二到会的原则；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坚持票决结果当场公布的原则。对于外出务工经商较多的村党支部可采取利用视频会议或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网络方式进行投票表决。获得的赞成票多于应到会有表决权党员半数以上的，方可形成决议。

3．完善发展党员“全程公示”制度。村党组织对当年本村发展党员情况，包括从群众推荐到确定为预备党员以及转为正式党员的每个环节、每个程序都要进行公示，要做到内容、时间、形式、管理“四规范”。针对部分农村发展党员存在的近亲繁殖问题，对村干部子女家属入党要实行申报公示制。要建立健全以12371党员咨询服务电话为主体的各类监督渠道，对群众来信来访进行登记备案，认真查证落实，确保群众监督落到实处。

（四）强化发展党员工作“保障”机制，确保农村发展党员工作长效推进

1．实行指导督查机制。建立健全指导督查制度，采取季报制、半年小结、年终总结等制度实行定期分析研究，采取专题督查调研、交叉检查和聘请特约组织员等方式开展督查工作，及时准确地掌握全省发展农村党员工作情况，及时发现和纠正问题，对带有倾向性、普遍性的问题，要在全省范围内进行通报，力促农村发展党员工作收到实效。

2．实行奖惩激励机制。对于农村发展党员工作做得好的乡镇党委、村支部和个人，要给予表彰奖励；对于及时提炼、总结、推广好经验和好做法的单位和个人，要进行通报表扬。对于全年没有按要求发展党员或培养积极分子的乡镇、村党组织和个人，取消评先评优资格。

3．实行党务干部培训机制。一是科学谋划农村党务干部队伍建设，切实提高党务干部队伍建设的针对性、操作性和实效性。二是健全完善农村党务干部选拔任用方式，综合采取组织委派、民主选举、上挂下派等方式选好配强党务干部。三是全面提高党务干部队伍整体素质，建立有效的党务干部队伍教育培训机制。

4．实行党员教育经费保障制度。各级党组织要加大经费保障力度，确保把党员教育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并每年按党员数量和财政收入的一定比例或额度用于建立党员教育工作专项资金。

［责任编辑 郭彦英]

Surveys of the Party Member Recruitment Work in Villages

Task Force

作者：课题组

新时期基层妇女工作调查论文 篇2：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村调查工作的基本方略

[摘 要]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深入中央苏区进行农村社会调查。毛泽东与民同心同德、甘当群众小学生的农村调查工作理念；实事求是搞调查、身先士卒作表率的农村调查工作方法；依靠人民群众、建设苏区为人民的农村调查工作追求等基本方略，无论对于过去的革命事业，还是今天党的社会调查工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毛泽东；中央苏区；农村调查；基本方略

在毛泽东一生中，“调查”一词始终是与革命、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神圣的词汇，也是一种推动历史事务不断发展进步的科学方法。第五次反“围剿”时期，中央苏区外有蒋介石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内有“左”倾冒险政策影响，中国革命步入了一个危险境地。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于1933年11月下旬，率中央通讯排的警卫班战士从瑞金出发，先在江西兴国长冈乡，随后来到才溪乡进行社会调查，希望用苏区建设发展的事实来帮助全党同志判明是非、明确方向，增强建设苏维埃的信心。毛泽东在长冈和才溪通过深入广泛的农村社会调查，撰写了著名的《长冈乡调查》与《才溪乡调查》，这次调查不仅对当年指导革命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今天党的社会调查工作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与民同心同德、甘当群众小学生的

农村调查工作理念

（一）甘当学生，与民众打成一片。毛泽东强调：“我们做调查研究工作的同志，应该有张良求师的精神。没有满腔的热情，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那是一定做不好调查工作的。”[1]在硝烟弥漫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之时，毛泽东轻车简从进行调查，为根据地建设和军事斗争之间逻辑上的必然关系寻找实践佐证。在长冈乡和才溪乡调查期间，他走村入户，到才溪乡上坝段红军公田参加生产劳动，到群众家中帮助劈柴，亲身感悟才溪群众的日常生活；他说群众话，做群众事，与群众一起吃地瓜，遇到不懂的问题就提问。通过这样的推心置腹、坦诚沟通，让群众敞开了心扉。

（二）情系人民，与民众冷暖同心。毛泽东认为，要了解群众、了解中国，“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2]毛泽东就是怀揣着这样一种强烈的求知意识来到了长冈乡和才溪乡进行调查的。在调查中，毛泽东十分关心关注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在红军家属孔菊姑家里，毛泽东满面笑容地问：“老人家，家里有多少人？日子过得好吗？”孔菊姑说：“儿子当红军去了，媳妇在家，日子过得很好。”毛泽东接着问：“苏维埃干部有没有到你们家里帮助你解决困难问题？”孔菊姑回答说：“有，区、乡干部经常来我家，问寒问暖，想问题想得很细，连柴、米、油、盐、疾病都想到了，我连水都少挑，平常的生产区乡干部会组织人来照顾帮助犁田、耙田、莳田，我们的干部确实很好。”毛泽东笑着点头：“好！这样就好！”毛泽东了解到才溪乡陈美兰家仅有的3间房屋不小心被火烧了2间，住宿及生活存在困难，在毛泽东的亲切关心下，才溪乡苏维埃政府组织民众捐木材与瓦片，同时义务出工，很快就帮助陈美兰重修好了房屋，陈美兰非常感动，激动的说：“共产党第一好！”[3]

（三）问计于民，与民众同心同德。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给那些“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的人开出治病良方。“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4]在长冈乡和才溪乡调查过程中，毛泽东带着调查提纲和问题与群众交流，没有主观臆断，也没有“提前想象”，更没有“预设结论”，而是问计于民、了解虚实。当他了解到乡苏开展群众工作，不是靠强迫命令，主要靠宣传发动；在推销公债方面，通过开会动员与专门宣传，“完全自动买，没有强迫”。“群众完全满意。”[5]在扩大红军方面，采用“政治上的充分的宣传鼓动，废弃一切强迫办法”，“使群众欢喜去并且安心留”[6]的时候，非常高兴。同时他还了解到才溪人民在苏维埃的领导下，发动群众，群策群力，创设了全苏区第一个“劳动合作社”，最先创办“消费合作社”，“群众生活有很大的改良”[7]，创造了苏区奇迹，毛泽东对此说：“才溪的工作做得不错，是个模范乡、模范区，要保持下去，不要骄傲！”[8]

二、实事求是搞调查、身先士卒作表率的

农村调查工作方法

（一）亲自出马，率先垂范。毛泽东对于革命工作非常注重身体力行，同时也历来主张领导干部要了解清楚相关工作情况必须亲自出马，调查工作不能搞形式主义或走马观花。1933年，为了回答在国内革命战争的环境下，根据地的建设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这一重要问题，毛泽东不辞辛苦来到长冈乡和才溪乡农村，亲自主持召开了各类调查会，针对乡苏工作的方方面面问题，分别召开了区乡干部、工人代表、贫民代表、耕田队长等不同人员的专门座谈会，具体细致地向与会者提问，听取他们的情况汇报，与他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从而了解到了乡苏工作的真实情况。

（二）亲自深入，作风简朴。毛泽东历来主张“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9]，进而还提出了“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那么“正确的调查”从何处来呢？毛泽东长冈乡和才溪乡调查就生动地回答了这一问题，只有亲自深入基层、深入所负责工作的方方面面，才能够获取正确的材料，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在长冈乡和才溪乡调查期间，毛泽东亲自深入，与劳苦大众同吃一锅饭、同住一栋屋，参加红军公田生产劳动，和人民群众促膝谈心，了解当地的真实情况；他还深入人民群众当中访贫问苦，慰问红军家属，了解群众的疾苦与想法，获取第一手的资料。这样的调查工作不是假于他人之手，而是亲力亲为，眼观手动，嘴问心记，亲手搜集整理原始材料，资料的来源是最为直接与可信的。

（三）亲自记录，解决问题。记录是一种证实性的文件，反映过程活动的实际情况或结果，所以对记录应进行全过程控制，确保其清晰、易于识别和检索。毛泽东非常重视对材料的记录，经常是亲力亲听，口问手写，从不假手于人，亲自记笔记，并不时和与会人员讨论，以确保自己对问题全过程的清晰了解与控制，同时也便于自己识别和使用。毛泽东为了做好调查工作，选取的调查对象是多层次的，调查渠道是多样化的，记录工作是亲自进行的，因此所获取的材料是丰富而准确的。毛泽东《长冈乡调查》一文主要由政治区划及户口、代表会议、此次选举、乡苏下的委员会、地方部队、群众生活、劳动力的调剂与耕牛问题、公债的推销、合作社运动、文化运动、卫生运动、社会救济、妇女、儿童、反帝、工人、贫农团、宣传队、突击队、革命竞赛等二十个部分，《才溪乡调查》一文主要由行政区划、代表会议、此次选举、乡苏下的委员会、扩大红军、经济生活、文化教育七部分构成，内容周密、细致，同时大量采用具体数据，一目了然，方便阅读与使用。记录的文字中不仅肯定了两乡苏的工作成绩，同时对选举工作中有待完善的地方和影响群众日常生活的物价变化进行了详细记录，既肯定成绩，也不隐瞒问题，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生动体现，对于苏维埃工作的开展和相关政策的制定大有裨益。毛泽东曾说过：“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的东西，决不是具体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10]因此，毛泽东这种“亲自记录”的工作作风，与实际情况更为吻合，对于解决问题和决定政策更有帮助。

三、依靠人民群众、建设苏区为人民的

农村调查工作追求

（一）依靠群众，搞好乡苏建设。长冈乡和才溪乡之所以成为乡区公债的模范，其成功之处就在于充分地依靠群众，搞好苏维埃的各项事业。他们推选好乡苏代表，组织好乡苏工农代表大会，充分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讨论和决定长冈乡和才溪乡的各项政治事务，保障了人民群众的政治利益诉求。每村代表中再选举出一名代表主任，由代表管辖一定数量的群众并行使权力，这种来源于人民自主实践的高度集约式的基层政治机构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与赞扬，称其“是苏维埃组织与领导方面的一大进步”，“是苏维埃制度优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11]具体来说，具有哪些优势呢？毛泽东给出了详细的答案，“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领导，使全村民众象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12]。这就是来自于群众的鲜活创造。才溪乡苏为了解决大面积青壮年参加红军后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创设了中央苏区的第一个劳动合作社，同时为了繁荣经济，解决群众日用品购买难的问题，才溪还创设了中国最早的入股式消费合作社。在才溪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才溪乡苏各项工作蓬勃发展，80%的青壮年自发参加红军，认购了公债8146元（银元），生产比暴动前增加了10%，“群众生活有了很大的改良”[13]。通过长冈乡和才溪乡调查，毛泽东将其定位为“争取全中国胜利的坚强的前进阵地”，同时也有力地回驳了“根据地经济建设与军事斗争无关”的言论。

（二）关心群众，注意工作方法。群众的生活有没有改善？乡苏的经济生活水平如何？关注长冈乡和才溪乡人民群众，关心群众的柴米油盐，是毛泽东中央苏区农村社会调查的一个重点。毛泽东深入乡村，把群众的利益时刻放在心上，对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状况尤为关注。在《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中，毛泽东花费笔墨最多的地方在“群众生活”与“经济生活”两部分，对两乡的农业、商业等领域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了解与记录。调查还对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必需的米、肉、衣、盐、油等物品的用量进行了详细的比照分析，同时记录了二十余种日常用品的物价变化情况，一方面欣喜于人民群众的生活改善，另一方面也对国民党经济封锁下部分商品紧缺及影响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状况表示忧虑。与此同时，毛泽东还特别提醒一定要注意群众工作的方法，长冈乡苏和才溪乡苏无疑是这方面的表率，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多次点名表扬了长冈乡和才溪乡的工作。同时号召全党同志必须“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并告诫“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14]。为此，就必须要关心群众的点点滴滴，有没有柴烧，饭能不能吃饱，有没有房子住，小孩读书有没有学校，木桥太小会跌倒群众要不要修理，群众生病去哪里医治等等，事关人民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一点也不能看轻”[15]。

（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邓小平曾说过：“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16]毛泽东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也是如此，调查里面记录的许多鲜活作法都来自于人民群众的生动实践，是真正地从人民群众中得来的第一手准确资料，是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苏维埃政策决定的现实依据。毛泽东在“二苏大”上将之命名为《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与《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并分发给与会代表，用于指导全国的苏维埃运动，着力改善苏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推动苏维埃运动，这是毛泽东理论用于指导实践，“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一个鲜明写照，是我们学习的典范。党以民为本，国以民为基。如果我们的党员干部不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不关心群众的日常生活，工作决策与现实脱钩，工作方法与民众愿望背离，不立足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甚至于与民争利，就极易导致党群关系对立，甚至于爆发严重的干群冲突。毛泽东长冈乡和才溪乡调查中通篇蕴含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光辉理念，为新时期的党员干部树立了一个标杆，值得学习与借鉴，是当下推动党的社会调查工作的宝贵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2][4][5][6][7][9][10][11][12][13]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6.16.2.352.341.352.1.182.336.336.352.

[3][8]黄春开.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毛泽东才溪乡调查[J].福建党史月刊，2008（12）.

[14][15]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8.138.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2.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保持党的纯洁性研究》阶段性成果（12&ZD076）；赣南师范学院省重点学科“中国史”建设方向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赣南师范学院中央苏区研究中心讲师，赣州廉政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卞吉赋

作者：谢建平

新时期基层妇女工作调查论文 篇3：

推进协商民主实现贫困地区农村村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思考

摘 要：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新时期推进贫困地区基层协商民主面临村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高、参与途径有限等困难。以河池为例，通过强化协商民主建设的政府责任、发展地方特色经济、加强农村村民教育引导和服务等途径推进协商民主，实现贫困地区农村村民有序政治参与。

关键词：协商民主；贫困地区；农村村民；政治参与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14.04.010

协商民主是公民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尊重、相互包容，通过对话、讨论、辩论、沟通等合理合法的方式参与、决定和管理国家、社会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并形成具有政治合法性的决策的一种民主形式 [1]。协商民主具有多元、合法、程序、公开、平等、参与和责任等特点，其实质就是要实现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一、近年来河池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和探索

河池市宜州合寨村是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是村民自治的发源地。近年来，河池市充分发挥中国村民自治发源地的自治文化优势、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围绕村民自治、协商民主进行了系列的实践和探索，并在社会组织管理和服务中取得积极成效。

（一）基层社会管理服务的“云榜模式”

天峨县六排镇云榜村对基层社会管理服务模式进行改革创新，形成“123456”工作模式，即一个核心（以村党组织为核心）、两个机制（以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基层政权健康发展、以巩固基层政权促进社会稳定）、三级联动（政府出资、公安主导、村“两委”管理）、四个保障（治安联防、纠纷联调、村“两委”工作职责、工作经费保障）、五层网络（村干部、联防队员、队干、各屯党员、群众分别与警务室民警共织治安网）、六个大员（治安信息员、法制宣传员、人民调解员、森林消防员、交通安全员、抢险救灾员）。该模式在基层社会管理服务中体现出村民的参与和协商。

（二）清洁乡村的“党领民办、群众自治模式”

在开展“美丽广西·清洁乡村”活动中，宜州安马乡在发挥村民自治、协商民主的基础上形成“党领民办，群众自治”工作模式。即通过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构建党群理事会等做法，让村民在清洁乡村中自我规划、自我筹资、自我修建、自我使用、自我管理，从而激发出巨大能量。在基层党委、政府的指导下，充分发挥村级组织的作用，最大程度地激发村民通过协商民主形式对村务进行自我管理和服务。

（三）村务办理的“日值班街办理旬联席月回访模式”

天峨县坡结乡围绕解决“村民办事难”问题，对村务办理模式进行改革，形成“日值班街办理旬联席月回访”工作机制。即每村（社区）每天一名村干部在村委会值班，接待村民来信来访，办理日常事务；每逢乡（镇）圩日，每村一名村干部到乡（镇）村务圩日服务中心集中为村民办理事务；村（社区）每十天召开村“两委”班子或有驻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用协商民主形式处理村（社区）事务；村（社区）干部每月对包片的村民小组下访一次，听取村民意见，了解发现问题并及时解决或提交联席会议。看似一个简单的改革，其实质是村“两委”由管理向服务转变。将协商民主融入服务群众工作中，让村民的声音和诉求有渠道反映、基层党委、政府和村级组织及时了解发现问题，主动为村民办实事、解难题，形成基层党委、政府和村级组织与村民的良性互动，有效增强村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二、河池市农村村民政治参与面临的问题

政治参与是公民自愿地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与政治生活的行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取得了巨大进步，公民政治参与总体上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也面临诸多困难，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村村民的政治参与和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不相适应。在河池市所辖11个县（市、区）中，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7个，自治区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市、区）2个。与全国其它贫困地区一样，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

（一）农村工作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和多元化社会格局的形成，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频发，当前贫困地区农村工作面临的形势严峻复杂。一是村民的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基层党委、政府和村“两委”与村民缺少互动，不少村民对党委、政府和村“两委”的工作不满意，心存抵触情绪。二是一些村民的国家意识不强、集体主义观念淡薄，不能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权利与义务分辨不清。三是一些村屯各种封建迷信和陈规陋习盛行。为维护基层社会稳定，村（社区）“两委”干部将主要精力用于处理和化解村民间的纠分，对抓经济建设力不从心。

（二）村民政治参与的热情不高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村民的文化素质和政治意识进一步提高，一些村民开始有意识地寻求政治参与，渴望通过政治参与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诉求。但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制约，相当部分村民仍然认为公共事务是上级领导的事，只要自己的利益不受到直接侵害，他们一般不大关心国家政治，民主意识淡薄，更不知道政治参与的具体途径，这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贫困地区村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自主能力。

（三）劳动力转移导致村民政治参与减少

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近些年来，在贫困地区的农村，一些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村民小组会议皆因村民外出务工或故意缺席等无法正常开展，村民参与越来越少。据国家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6 894万人，比上年增加633万人，随着经济发展，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在持续进行中 [2]。河池市是劳务输出大市，情况尤为突出。农民工将政治关注集中在经商或务工的城市，但又缺乏融入所在城市政治经济生活的渠道，对农村老家的协商民主权利又无力顾及或主动放弃，政治参与处于“悬空”状态。另一方面，留在农村的青壮年逐年减少，且往往是文化素质相对较低、没有技能的村民，缺乏履行协商民主的素质和能力。

（四）政府推动村民有序政治参与乏力

协商民主的推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委、政府的意识和决心。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各地唯GDP论，推动大项目、集中精力抓经济发展，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贫困地区基层党委、政府在推进协商民主工作中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明显不足。

三、推进基层协商民主以实现贫困地区农村村民有序政治参与路径分析

协商民主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深化，习近平同志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3]推进贫困地区基层协商民主对进一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应积极探索村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有效路径。

（一）强化协商民主建设的政府责任

“政治领袖推动民主”[4]。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需要就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在党内外进行广泛协商。国家层面的协商民主由中央国家机关和领导人推动，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则取决于地方党委、政府及其领导的意识和决心。

1. 增强基层领导协商民主意识。加强协商民主理论学习，增强民主意识，通过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来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在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框架下，用协商民主形式处理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切实维护好村民的合法权益、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2. 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一是健全和完善村（社区）委会选举制度。基层党委、政府要加强领导、严格依法组织，杜绝各种利益集团或其他势力染指村（社区）“两委”的选举，切实维护好村民的民主权利；二是建立村民议事制度，凡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比如征地拆迁、政府各种惠民项目实施，要经过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广泛征求村民意见，不能由少数几个人决定；三是实行村务公开制度，凡是村民关注的问题，要定期向村民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四是将协商民主建设纳入政府绩效考核。

（二）发展地方特色经济促进协商民主发展

经济发展为基层协商民主的推进提供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实践表明，经济发达的村屯村民普遍更加关注政治。根据地方实际发展特色产业，带动村民脱贫致富，提升党委、政府、村“两委”凝聚力、号召力和激发村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发展地方特色经济，不断提升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村民间的交流与合作，村民在平等、自由的交流沟通、对话协商中解决各种矛盾和冲突，为协商民主建设提供发展壮大的土壤。进一步唤醒村民的主人翁和协商民主意识，激发村民政治参与的热情。

（三）加强对村民的教育、引导、服务工作

1. 建立健全村民教育机制。实行县（市、区）党委和政府领导责任制，联合教育、宣传、司法、农业、卫生、广电等部门组成农村村民教育、引导和服务机构，坚持服务和教育、引导多重并举，将其列入党委、政府的工作日程。一是上级党委、政府加强检查、指导、督促。二是基层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必须用足够的精力探索新时期农民教育工作的新特点、新途径，全面推动辖区农村居民教育深入开展。三是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定期深入基层与村民开展面对面的交流互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各级党员干部进村、村党支部经常性工作制和分片包干的办法做好村民的教育、引导工作，提高村民的协商民主意识和村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2. 加强村民道德建设。通过加强村民道德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让“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深深扎根于村民的内心深处，大力倡导勤劳朴实、自尊自强、谦让包容的优秀品质，让村民自觉抵制各种封建迷信和陈规陋习，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推动基层协商民主发展。

3. 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农村工作的新特点和村民思想新动向，变传统的大会号召为有个性化、深入细致、经常性的服务。对长期外出经商或务工的村民，利用春节返乡加强沟通与协商，平时采用Q群或电话定期联络跟踪服务；对留在乡村的农民鼓励就地创业，对生产生活上有困难的村民要给予精神鼓励和物质扶持，对留守儿童、妇女从生活上给予更多关怀。通过热情、周到的服务，使他们感知基层党委、政府和村级组织的关怀，更加主动地参与各种事务的沟通与协商。

（四）积极拓宽村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

贫困地区农村，由于经济不发达，政府与村民主要通过子女教育、国家的一些惠民项目，比如农村合作医疗、养老保险、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危房改造等途径保持联系。农村基层很少对村集体资金的使用安排、公益事业建设、其他涉及群众利益的事项通过协商民主形式处理。贫困地区推进协商民主应进一步拓宽村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

1. 开展地方特色的民主恳谈会。民主恳谈会是由政府或村民自治组织召开的村民和政府之间或村民和村级领导之间的一种协商对话机制。探索适合地方实际的民主恳谈会形式以推进协商民主建设。如宜州安马乡“党领民办、群众自治”模式，由村（社区）干部、村民小组长、党员和普通群众组成“党群理事会”，村民事务经理事会渠道加以协商和解决；天峨县坡结乡村务办理“日值班街办理旬联席月回访模式”，由村“两委”班子或有驻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每十天召开一次，用协商民主形式处理村（社区）事务；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与村民代表组成的专项问题协调联席会等。总之要让群众的要求和呼声通过民主恳谈的渠道反映上来，建议有地方提，冤屈有地方诉，对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要让村民能够有序参与沟通和协商，使地方特色的民主恳谈会为贫困地区基层协商民主注入新的活力。

2.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乡（镇）和村干部下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来自群众，应服务于群众。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主动深入农村开展社情民意调研，向村民宣传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向党委和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建议及合理诉求。必要时召开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与村民代表组成的专项问题协调联席会，让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与村民面对面就党委、政府的重大决策和事关群众利益的事项进行沟通和协商。

3. 现代媒体技术和传统方法并举。网络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但贫困地区农村网络覆盖率较低，基层党委、政府和村“两委”公务信息平台因资金和技术问题尚未全面建成。在村（社区）充分发挥现代媒体作用的同时，应加强村务公开栏、电视新闻、手机短信发送和电话等传统方式就村民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发布、沟通和协商，接受群众监督。

总之，协商民主是一个长期的建设过程，在贫困地区基层推进协商民主任重道远，广大村民应以主人翁的精神，从推动国家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个人进步出发积极参与政治，基层协商民主之路定会越走越宽广。

[参考文献]

[1]李永慧.中国基层协商民主的实现途径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3.

[2]国家统计局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2014-05-12）[2014-05-29].http：//www.stats.gov.cn.

[3]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文件选编[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4.

[4]（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120—121.

责任编辑：金 荣

作者：张隆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