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儿童社会保障论文

摘要：目前，困境儿童的数量逐年递增，其福利需求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但对困境儿童的救助还存在服务主体有限、内容单一缺乏连续性等问题，影响了福利服务的效果。因此，亟须创新服务理念，购买高质量的儿童福利服务，有效链接社区、高校、企业等多种社会资源，提供多样化的服务，精准对接困境儿童医疗、学业、心理等多方面需求，努力提升救助的有效性。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困境儿童社会保障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困境儿童社会保障论文 篇1：

我国困境儿童权利保障问题研究

摘 要：我国困境儿童问题日益突出，侧面暴露出我国儿童权利保障机制的存在在着局限性和滞后性。困境儿童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受到极大的威胁与挑战，亟需引起政府与社会的重视。救助困境儿童与保障困境儿童权利是完善儿童福利事业中的中心内容，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是社会与政府的职责所在。为有效保障我国困境儿童权利，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该文结合我国困境儿童的现实状况，剖析我国儿童权利保障的机制缺陷与困境儿童发权利救助的制约因素，力图寻求构建我国困境儿童权利保障体系的最佳方案。

关键词：困境儿童 救助 权利保障

2011年6月，河北省石家庄社会福利院设立了全国首家婴儿安全岛，2013年7月，民政部下发《民政部办公厅关于转发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开展“婴儿安全岛”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全国各地相继开展有关“婴儿安全岛”的试点工作。然而，2014年3月17日，运行仅48天广州婴儿安全岛因不堪重负成为全国首家宣布暂停运营的婴儿安全岛，紧随其后，济南、厦门的婴儿安全岛也宣布暂停运营。婴儿安全岛的出现，侧面折射出我国困境儿童的窘境，为此，该文就困境儿童的权利保障问题进行探析。

1 我国困境儿童的现实状况

“困境儿童”这一概念，无论是在我国学术界，还是政策文献中，都未能有一个清晰明确的界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困境儿童”的定义，主要是指孤儿、残疾儿童、流浪乞讨儿童、留守兒童、单亲家庭子女、受暴力侵害和虐待儿童，以及与患艾滋病父母或本身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儿童。其次，《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中指出：“中国有特殊需求的儿童群体，包括孤儿、残疾儿童、流浪乞讨儿童、留守儿童、单亲家庭子女、受暴力侵害和虐待儿童，以及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等弱势群体。”2011年6月，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了《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孤儿和困境儿童福利事业的意见》，我国首次省级以上部门提出来“困境儿童”的概念——指流浪未成年人和因其他原因暂时失去生活依靠的未成年人。但困境儿童的概念范围过窄，重点受益对象有限，不利于困境儿童的权利得到救助。

综上，该文将“困境儿童”概括为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缺失保护和关爱，需要特殊帮助的十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近年来，我国政府对困境儿童的关注度日益增强。2005年全国首次孤儿状况摸底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孤儿总数为57.3万人；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0～14岁的残疾人口为387万人，6～14岁学龄残疾儿童为246万人；②根据2005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中国政府合作艾滋病预防关怀项目的一个研究——《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显示，据2005年的统计数字，中国出生缺陷的发生率为1.39%，民政部保守估计全国每年近100万出生缺陷儿；截至2008年，我国0～17岁流动、留守儿童数量分别占儿童总数的9.18%、17.83%，以此估计我国流动儿童的规模约为2725万人，留守儿童约5509万人，0～5岁留守儿童占该年龄段儿童的比例超过20%；截至2010年底，中国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约有49.6～89.4万人，其中有2.0～2.7万儿童因艾滋病失去父母双方。

从以上统计的数据看出困境儿童数量十分庞大，还有不计其数的困境儿童未被发现。他们在生活、教育、医疗、康复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的问题，长期承受着痛苦与折磨，亟待政府给予更多的关心和救助。随着经济发展，社会结构不断变迁，困境儿童数量不断扩大，儿童陷入困境的原因更加错综复杂。倘若不解决困境儿童问题，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冲突，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和发展。关注困境儿童，是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体现。

2 我国儿童权利保障机制的缺陷

2.1 我国缺乏主动发现和主动救助机制

社会福利院、困境儿童救助保护中心以及救助管理站是接收、抚养或者帮助困境儿童寻找家人、送返家庭的职责主体。据已知的数据统计，我国失去父母的儿童、弃婴及事实上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共计71.2万人，其中60万名散居在社会。还有大量的困境儿童未被统计，主要是因为缺失了承担主动发现和主动救助机制的主体。社会福利院、困境儿童救助保护中心以及救助管理站遵循“自愿救助原则”。这些责任主体往往处于被动的状态，不会积极主动得去发现困境儿童。而另一方面，困境儿童自身缺失主动求助的条件，导致大量困境儿童游离于救助体系之外。

2.2 非营利组织参与救助能力不足

非营利组织承担了一部分政府的不可或缺的角色。但长期以来，政府对社会救助一直处于优势和主导地位，对社会保障责任更是大包大揽，非营利组织伸展空间极小。非营利组织只能执行政府的具体安排，参与事务性的工作，有时承担政府的延伸职能，其特殊优势与作用难以发挥，参与社会救助范围十分有限。虽然我国对非营利组织有了初步的法律规范，但登记门槛过高，审批程序繁琐复杂，救助范围有限，政府扶持力度小等等，种种因素抑制了非营利组织对困境儿童救助的积极性。

2.3 对困境儿童救助渠道狭窄

截至2010年，全国共建立2000余个救助管理站，但儿童救助保护中心仅有300余个。救助机构只接收符合一定条件的困境儿童，且其数量远远不能够满足。在偏远或较为落后的地区，很少甚至没有儿童救助机构，因此，社会公众即便发现了困境儿童，也很难对其实施救助。再者，救助管理站与儿童救助保护中心只是短期对困境儿童提供基本的照料与服务——提供住所，寻找家人，送返家庭等，保障了困境儿童最基本的生命权和发展权。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来，并不能够满足困境儿童的需求。困境儿童未能享有与普通儿童一样的平等权利与机会，不利于儿童全面健康成长，最终必将导致困境儿童难以融入社会，引发新的社会矛盾与问题。

2.4 关于困境儿童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我国尚未建立儿童福利保障制度，致使我国困境儿童的窘境长期存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关于儿童福利的法律体系初步建立，却不尽完善。1990年，我国政府正式签署加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明确“儿童利益最大化”和“生存权与发展权”原则是我国儿童权益保护的基本原则。但是关于我国对儿童权利保障的法律内容散见于《刑法》、《民法通则》、《未成年人保护法》、《母婴保健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相关法律文件中，整体较为分散凌乱。从我国现行立法来看，仍未有一部关于儿童权利保障专门的部门法，未能细致深入儿童权利保障链条的每个环节。

3 构建我国困境儿童权利保障体系

我国缺乏关于困境儿童权利保障的体系，致使在困境儿童权利保障的道路上阻力重重。为有效保障困境儿童的最基本的生存权与发展权，该文从多方位、多层次得进行分析和探讨，构建困境儿童权利保障体系。

3.1 构建主动发现和主动救助机制

各级政府应当结合当地地域特点和风俗习惯，构建主动发现和主动救助机制，定期对散落在人间的困境儿童进行排查和统计，及时对外公布统计数据。其次，建立对困境儿童的跟踪反馈机制，对每位已得到救助的困境儿童最新情况有所了解和把控，確保困境儿童的救助工作得到落实。此外，政府应当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明确主动发现以及主动救助困境儿童的责任主体，如社会福利机构、救助管理站和儿童救助中心等，避免产生责任推脱。

3.2 支持非营利组织从事困境儿童救助工作

政府应当简政放权，放宽非营利组织登记注册条件，将非营利组织纳入困境儿童的救助体系进来。政府主要担任管理和监督的职能，从宏观进行调控，非营利组织则参与实质性的救助工作。此外，政府应当支持与鼓励民间福利机构从事困境儿童救助工作，使其能够享受与公办福利机构同等的待遇，建立抚养责任分担机制，通过立法打破原有的尴尬局面与重重阻碍，缓解政府和社会的压力。

3.3 建立普惠型困境儿童救助体系

2013年6月29日，民政部下发《关于展开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文件，提出为困境儿童建立基本的生活保障制度。在构建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应采纳“分类型分标准原则”和“切实适度原则”。困境儿童包括了各种不同特点的特殊弱势群体，在政策制度设计时，则应追求为其“量身打造”，分类型分标准。其次，每个困境儿童所享有的保障标准不一，但都应有个最低限度，即能满足困境儿童健康成长的基本需求。“切实适度原则”不能脱离两个标准，一是最低养育标准，而是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该文认为“分类型分标准原则”和“切实适度原则”能为政府构建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提供很好的指引性作用，符合社会保障法的基本方针——广覆盖和保基本。以国家政府为主导，以非营利性组织为实施主体，并发动公众广泛参与，形成一支专业化相结合的队伍。以儿童优先和儿童最大利益为原则，建立和完善普惠型困境儿童救助政策体系。从推动社会福利转向适度普惠，深入救助困境儿童权利链的每个环节，力求确保每位困境儿童的享有平等救助的权利和机会。

3.4 尽快出台《儿童福利法》

目前，我国对于儿童福利事业已取得长足进展，但通过对儿童福利政策法规进行梳理与总结发现，关于儿童权利保障问题的政策杂乱无章，其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不强。一些部门法也出现了其滞后性，而困境儿童的救助刻不容缓，保障儿童合法权益亟需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框架。因此，应当结合我国现有国情，加快对儿童福利立法的步伐，建立体系完备的《儿童福利法》，将分散的儿童福利资源进行整合和升华。

参考文献

[1] 宫春子，关宏强.数说儿童的那些事[J]. 中国统计，2013（12）：48-49.

[2] 仇雨临.我国孤残儿童福利保障政策的评析与展望[J].社会保障研究，2007（2）.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R].北京：中国社会政策研究所，2010（6）.

[4] 柏文涌，黄光芬，齐芳.社会管理创新视域下困境儿童救助策略研究[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3（2）.

[5] 戴超.试论困境儿童的国家救助——以儿童福利理论为视角[J].当代青年研究，2014（3）：78-84.

[6] 陈琴华.孤残儿童康复中的社会工作介入策略[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3.

[7] 郭艳丽.我国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救助问题研究[D].济南：山东财经大学，2012.

[8] 陈鲁南.“困境儿童”的概念及“困境儿童”的保障原则[J].社会福利，2012（7）：27-28.

作者：徐佳文　章滋其

困境儿童社会保障论文 篇2：

城市困境儿童福利需求及其实现路径研究

摘 要：目前，困境儿童的数量逐年递增，其福利需求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但对困境儿童的救助还存在服务主体有限、内容单一缺乏连续性等问题，影响了福利服务的效果。因此，亟须创新服务理念，购买高质量的儿童福利服务，有效链接社区、高校、企业等多种社会资源，提供多样化的服务，精准对接困境儿童医疗、学业、心理等多方面需求，努力提升救助的有效性。

关键词：城市;困境儿童;福利需求;实现路径

民政部公布的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全国共有孤儿23.3万人，社会散居孤儿16.9万人[1]，目前我国困境儿童的数量达到了百万以上的规模。随着困境兒童数量的增加，其福利需求也逐渐从物质需求向教育、医疗、心理等多层次转变。但由于服务主体有限、内容单一且缺乏连续性等问题，困境儿童的福利需求满足还存在一些明显短板之处。

一、概念界定

（一）困境儿童

1.困境儿童的内涵。困境儿童的概念来自西方，该名词常与“弱势儿童”同时使用，主要指的是年纪小于18岁，生活在社会弱势地位的儿童。也可以说是指由于社会、家庭和个人的原因，其基本权利难以得到切实维护，因而生存和发展遭遇障碍，需要来自外在力量帮助的儿童[2]。

2.困境儿童的分类。国务院《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指出，困境儿童包括因家庭贫困导致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儿童，因自身残疾导致康复、照料、护理和社会融入等困难的儿童，以及因家庭监护缺失或监护不当遭受虐待、遗弃、意外伤害、不法侵害等导致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侵害的儿童[3]。此外，高丽茹、彭华民等学者认为，除了家庭贫困、自身残疾、监护风险三类困境儿童以外，还应该包括心理和行为处于困境的儿童[4]。

（二）儿童福利需求

1.广义的儿童福利需求。一般来说，儿童的需求不仅涉及物质还包括精神和心理情感方面，上述这些需求是儿童福利在广义上必须涵盖的，也称为制度取向型的儿童福利。在社会工作领域，儿童福利被认为是一种服务，它包括对儿童提供直接福利服务，以及与促进儿童健全发展有关的家庭和社区的福利服务[5]。

2.狭义的儿童福利需求。狭义的儿童福利，主要是针对特定儿童和家庭的。特别是遭遇多重不幸的儿童，如孤儿、残疾儿童、流浪儿、被遗弃的儿童、被虐待或被忽视的儿童、家庭破碎的儿童、行为偏差或情绪困扰的儿童等等。由于特殊的困境，这些儿童急需个别化的支持、保护和援助[6]。

二、城市困境儿童福利需求满足现状

（一）崇川区困境儿童的需求现状

结合崇川区困境儿童的实际需求，笔者参考国务院2016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将困境儿童的福利需求分为基本生活需求、教育需求、医疗需求、心理和社会交往等四方面。

1.基本生活需求。崇川区内大多数困境家庭的人均月收入在2 500元以下，与南通市2020年居民人均收入6 900元相去甚远。虽然这些由监护人抚养的儿童的生活状况要比集中供养在儿童福利院的困境儿童好些，但仍有接近1/3的家庭表示，他们的家庭收入只能勉强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这些困境儿童家庭希望得到经济方面的援助。

2.教育需求。崇川区内困境儿童没能上学的主要原因是孩子有生理、心理方面的残疾，如笔者对困境儿童胡某的访谈中有所反映（笔者和胡某母亲的谈话内容部分收录于下段）。其次，有部分监护人反映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也无力送孩子去补习机构，希望能够获得大学生志愿者、辅导机构教师的低偿或无偿帮助。

“笔者：孩子在正常上学吗？”

“胡妈：现在不上学了，因为孩子有先天性精神障碍，大部分学校害怕出事，不敢接收他;我以前也送他上过学，但是他情绪不稳定，容易发怒，认知也和同龄人有一定差距，有时还可能攻击同学。”

3.医疗需求。相对于教育需求，因为患病而沦为困境儿童的家庭更不在少数。由于医保报销之外的治疗费用高昂，这些家庭只能到处借钱或根本不敢就医，患病儿童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生存状况堪忧，许多患病的儿童家庭都希望政府及有关机构能够给予他们医疗救助。

“王妈：孩子最近嘌呤过高，肾也出现了很大问题，脸上还长了许多痤疮和脓包，我因为照顾他也不能工作，只能靠低保，但现在治疗又需要20多万，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4.心理和社会交往的需求。有部分困境儿童由于长期父母不在身边，没有亲人的陪伴，极易产生孤独、自卑的情绪;还有部分孩子自尊心比较强，不能接受外在环境的压力，容易情绪崩溃和自我否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负面情绪日益严重，对困境儿童的正常社会化和职业生涯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困境儿童的心理急需相应的辅导。

（二）崇川区福利服务提供主体满足困境儿童需求现状

1.南通市出台有关满足城市困境儿童福利需求的相关法规。近些年来，南通市为满足城市困境儿童的福利需求，出台了一系列推进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政策文件。2015年南通市出台文件规定孤儿、监护人无力履行监护职责的儿童、重残重病儿童、低保户家庭的儿童的基本生活保障标准，年底市政府又特别对监护缺失的未成年人的照料提出了操作程序上的指导意见。2017年，政府又提出给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教育和关爱服务。2020年则进一步提升了困境儿童保障的标准和覆盖面。

2.崇川区困境儿童福利需求满足模式——以仁爱社会工作机构开展的“社会监护人”项目为例。当前，南通市困境儿童福利需求的满足模式主要是在政府指导下，以社区为依托，通过项目化的方法对困境儿童实施介入。笔者以仁爱社会工作机构介入困境儿童需求满足模式为例，进行简要介绍。

一是服务对象标准明确、范围固定。目前机构主要针对崇川区80名监护缺失的困境儿童开展救助工作，服务对象年龄都在6～18周岁之间。其基本特征包括：家庭结构缺失、家庭监管无力、轻微违法犯罪、被判处缓刑接受社区矫正的儿童，同时所对接的这些家庭多数为低保、低收入家庭，这些儿童普遍生活和学业困难，同时患有身心疾病。

二是服务方式多样、内容全面。目前机构以赋权、增能为目标，为困境儿童提供社会监护、心理咨询、法律援助、亲子关系调适、人际关系改善等服务，积极改善困境儿童的生活成长环境。同时社工机构还搭建了困境儿童社会监护网络，建立一对一的社会监护人制度，对困境儿童在生活环境、心理和行为等方面的成长状况进行动态监管，并通过个案和小组工作两种方法，解决不同类型困境儿童的心理行为等问题。

三是需求评估工作模式比较成熟。在需求评估方面，机构主要通过初期入户走访对困境儿童的需求进行了解，以此来制定服务目标;在服务开展过程中，机构采用定期举行社会监护人会议的方式，让社会监护人对服务对象近期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反馈，在此基础上修正和改进服务方案，同时机构还在每次小组活动后开展需求满意度测评，以了解服务对象的需求和其对服务的满意度。

四是多元主体参与的创新理念和方法。多层动态社会监护网络是该机构的一个值得称道的创新理念，在机构人手不足情况下，可通过多方力量合作参与，共同为服务对象提供支持。机构与社区、街道、民政部门、公检法部门以及当地社会组织和爱心企业建立了友好的互动关系。大学生志愿者和社会爱心人士等群体的参与也是一大特点，这使得对困境儿童的救助服务不再仅仅是政府和社会组织的任务，普通社会成员也成为重要主体。

三、城市困境儿童福利需求满足存在的问题

机构充分发挥专业优势，链接社会资源，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当前服务过程中面临的困难主要有服务对象参与度不高、专业服务能力不足、项目周期相对较短和资金相对较少等问题，这使得救助服务工作的开展困难重重。

（一）财政支持有限，服务的连续性不强

近些年来，政府在社会保障领域投入了较多的资金，但针对困境儿童的社会福利资金供给还不够有力。从仁爱社工机构开展的项目实践来看，他们最初“社会监护人项目”拿到的是仅为2万元的支持资金，服务周期为1年，但对很多服务对象而言，他们的改变需要更长的时间，不是短短一年时间就可以完成的。一些服务对象在服务期间有所改善，但因为项目到期，过去存在的问题会再次出现。缺乏后期的跟踪评估，社工机构无法确定服务对象改变了多少，以及是否出现了新的问题。

（二）活动开展受限，儿童的参与度不高

机构会面向困境儿童开展一些小组活动来满足他们的心理和行为需求，但有时因为主题成长小组区分度不高，例如“安全自保、快乐成长、情商训练”主题类似，部分困境儿童反映活动内容单调，缺少参与的兴趣。另外，由于集体活动对人数、时间、场地的要求比较高，但参与活动的中学生周末基本在家学习，参加活动的时间很少。还有部分患有身体残疾的困境儿童也无法参与到小组活动中去。

（三）福利主体局限，可利用的资源不多

从政府力量对困境儿童的需求满足工作来看，主要体现为物质帮扶和直接的资金支持，同时由于政府的大包大揽，限制了民间救助力量的发展，所以社会各界救助力量相对分散。仁爱社工机构虽然在对困境儿童的服务过程中引入了多元主体参与的新理念，希望和心理咨询师、律师、教育机构教师等专业人员建立联系，但是由于自身力量薄弱，信息渠道不通畅，链接资源有限，所以志愿者的主要组成人员是大学生群体和爱心人士。

（四）机构和工作人员的专业化程度不高

仁爱社工机构创立不久，其规模有限。其次，参与困境儿童救助的志愿者们大多是凭借个人的爱心，他们中除了机构的负责人是社工专业毕业的本科生，其余工作人员都非社工专业，或者是中专、大专毕业的学生，专业知识并不充足。笔者还了解到，今年该社工机构希望招聘社工专业的毕业生来从事社会救助的工作，但遗憾的是并没有本专业学生报名应聘。

四、提高城市困境儿童福利需求满足质量的路径

（一）加大公共投入，建构儿童福利资金保障机制

政府亟须构建儿童福利资金保障机制，加大财政预算并确保儿童福利项目的长期稳定运行。同时，社会组织也应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并创新营销手段，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吸引大众捐赠，提高组织的造血能力[7]。除了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外，针对服务的延续性问题，地方政府可以在项目结束之后，让机构对困境儿童的需求满足状况进行定期评估和干预，避免困境儿童遇到的问题再次出现[8]。

（二）创新活动形式，提高困境儿童的参与度

机构应该创新活动形式，针对不同年龄、性别的困境儿童制定多样化的活动内容。比如针对儿童开展的成长小组应具有区分度，避免主题类似使服务对象丧失兴趣。机构可以在开展活动前，通过详细评估困境儿童的需求，制定合理化的活动目标。另外，机构开展的活动可以采用线上与线下活动相结合的方式，兼顾到不同儿童的身体状况及时间上的需求，让更多的儿童能参与到活动中来。

（三）整合各类资源，建立社会化、全方位救助新模式

随着社会福利社会化改革趋势，困境儿童需求满足需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还需要积极搭建政府和社会力量救助的衔接机制。可以构建一个综合性的数据信息系统，在系统里录入困境儿童的福利需求，以及社会服务机构、各类慈善团体和爱心人士的相关信息，实时更新[9]。在此基础上，整合各类服务资源和需求，以便在困境儿童需求满足的问题上发挥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合力[10]。

（四）加强机构组织建设，培养专业人才队伍

仁爱机构的规模较小，影响力较弱。社会组织应加强宣传，让社会大众发现其专业优势，为组织建设吸纳新鲜血液。困境儿童的救助队伍应涵盖多方面的人才，比如医疗救助、法律援助、心理咨询和学业辅导等方面。组织人才的引进应符合机构和服务对象的特点，同时，应经常性地组织相关资质培训，提高救助人员的专业水准。再者，对于优秀的社会工作人员，应有适当的鼓励政策，提高救助人员的福利待遇，如提高薪酬奖励、提供优惠的落户条件等。

参考文献：

[1]  民政部.2019年社會服务发展统计公报[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网站，2020-09-16.

[2]  李迎生.弱视儿童的社会保护：社会政策的视角[J].西北师大学报，2016，（3）：13-18.

[3]  国务院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2016-06-13.

[4]  高丽茹，彭华民.中国困境儿童研究轨迹：概念、政策和主题[J].江海学刊，2015，（4）：111-117.

[5]  周震欧.儿童福利[M].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96：12-13.

[6]  陆士桢.中国儿童社会福利需求探析[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1，（6）：73-77.

[7]  尚晓援.公民社会组织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考察——来自三家非政府儿童救助组织的启示[J].青年研究，2007，（8）：37-44.

[8]  何芳.近十年美国无家可归儿童研究综述[J].教育理论与教学研究，2013，（8）：41-48.

[9]  王琪.“困境儿童”的救助模式与路径研究[J].青少年学刊，2018，（6）：51-54.

[10]  张妤婕.论我国困境儿童临时救助制度的完善——以毕节儿童自杀事件为例[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6，（3）：69-73.

[责任编辑 辰 敏]

作者：陆温婷，钱雪飞

困境儿童社会保障论文 篇3：

增能理论视角下困境儿童社会融入的质性研究

摘 要：随着当下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与变迁，困境儿童群体的规模正在日益扩大，由此延伸出对该群体的合法权益保护问题已经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研究选取一个个案，从增能理论和优势视角出发，深度探析该个案的基本概况和融入困境。遵循“类型化”和“个别化”的干预原则，构建困境儿童的社会融入路径，为提升儿童能力和促进困境儿童保护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路。

关键词：增能；困境儿童；社会融入

儿童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有生力量，世界各国都对本国儿童的权益保护事业倾注甚多。长久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广大儿童的合法权益，各种保障儿童权益的法律法规逐步健全，儿童的生存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然而，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变迁跨度剧烈，一些社会问题也随之衍生，损害困境儿童权益的报道频见于各类报端。可以看出，我国的儿童权益工作进程与当今时代的发展要求仍具有一定差距，保护困境儿童权利，帮助困境儿童顺利融入社会，是一项急迫又重要的任务。

1 研究对象的选择和基本概况

1.1 个案选取依据

困境兒童的概念起源于早期的相关国际性条约，联合国颁布的《儿童权利公约》明确定义困境儿童是指失去家庭依赖，生存与发展陷入困境的儿童。我国学术界对困境儿童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并未达成共识，但基本认可困境儿童包括家庭贫困、监护缺失和自身残疾等层面。质性个案研究方法是聚焦于特定完整形貌的特殊事件，以特定时空范畴，以较具体的方式呈现证据，通过深度观察与分析，以理解其所属类别的整体性质。本案例虽为偶遇性单一样本，但可以表现出困境儿童群体面临的多重风险，案主既属于监护缺失类别，也属于家庭贫困范畴。通过对该案例的深入性剖析，能够较全面呈现困境儿童的行为特征和干预效果。

1.2 个案基本情况

儿童小C，男，13岁。在小C出生后几个月，父亲就因故意伤人罪被判入狱服刑，小C从此与母亲相依为命，家庭经济处于贫困线以下。母亲患有重度残疾，为了生计不得不四处奔波劳碌，于是将小C交给年迈的奶奶照看。由于和父母生活时间较短，且与奶奶缺少沟通与交流，导致小C性格自卑并且十分暴躁，学习成绩很差。同学们经常嘲笑他有个“劳改犯”父亲，为此，小C经常与他人打架，同学关系不佳。前不久，奶奶不幸离世，小C更是无人看管，于是经常逃课与校外人员厮混在一起。学校和街道居委会经常派人对小C进行教育，但由于工作人员缺乏长期的工作计划和专业配套的方法模式，无法从根本上使其重新回归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小C仍游离于社会的边缘之处。

2 研究对象的社会融入困境

聚焦于小C的存在状态和行为特征，及其家庭和社会环境的综合影响，可以发现，小C的社会融入包括以下困境。

2.1 父母监护缺失

从案例来看，小C属于监护缺失困境儿童。父母是构成家庭的核心要素之一，在儿童的教育与成长道路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缺乏主要劳动力，家庭的经济水平较低，母亲为了生计忽视了对小C的管理，长期与孩子的疏离难免会产生亲子隔阂，这也是导致小C不善言谈、性格内向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由于父亲入狱，小C在外时常受到他人嘲笑，不良的家庭教养方式使得小C往往依靠暴力去解决问题，缺乏妥善处理问题的方法使其很难融入集体生活。父母监护缺失，从根本上影响了小C的性格以及为人处世的方式方法，是导致其社会融入困境的首要因素。

2.2 家庭经济水平低下

从困境儿童自身所生活的环境来看，经济水平低下是儿童致困的重要外部原因。经济是家庭得以构建的重要基石，父母一方或双方缺失，都会给家庭带来极大的经济压力。从困境儿童小C的成长经历中，不难发现，由于该家庭主要劳动力（父亲）缺失，患有重度残疾的母亲不得已外出工作，孤身一人承担起赡养老人与孩子的责任，家里经济负担明显。从物质层面看，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家庭贫困往往代表着儿童的成长环境不够完善、物质生活匮乏以及精神娱乐设施缺少，例如书籍、儿童玩具等；从心理层面看，儿童缺少父母的陪伴，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以及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与人格自信，久而久之，儿童将逐渐陷入心理困境。

2.3 家庭教育水平偏低

家庭教育是指在人类社会家庭生活中，家庭成员之间（主要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一种教育和影响活动，它既包括家庭成员之间自觉或者非自觉的、经验的或者意识的、有形的或无形的多重水平上的影响，也包括家庭环境对其成员产生的无主体的影响。父母既是家庭的组织者和建设者，也是社会认可的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他们不仅肩负着维护家庭完整与未来发展的责任，同时也必须履行对孩子的教育义务。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将会对儿童未来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产生重要影响。案例小C的家庭教育水平偏低，严重影响其正常成长与发展，由于家庭教育观念淡薄，小C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偏差，角色扮演失败，这也是小C学习困难的重要客观因素。

2.4 儿童自我意识薄弱

儿童的自我意识是儿童在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心理结构，儿童的自我意识反映了对自身价值观的评价，是个人实现社会目标，完善人格特征的重要依据和保证。个案小C的家庭虽然产生了不少问题，甚至不够完整，但其作为正在融入社会的独立个体，并未从主观上有意识地培养自己自立自强精神，对现实生活也未持有足够乐观的态度，缺失人生目标与生活信心，强烈的自卑感导致其形成乖张暴戾的性格特征，进一步引发了与他人相处困难、不善处理社交关系的窘境。从困境儿童的个体自我意识发展来看，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尚未形成较为完整的人格品质，未能塑造正确三观是儿童在陷入困境后难以融入社会的主观原因。

3 困境儿童的社会融入路径

3.1 立足优势视角，增强儿童抗逆力

优势视角理论立足于对病态模式和缺陷视角的批判，着重分析了个体由缺陷补偿到善用自身优势的转变历程。与传统病理学角度不同，优势视角由对个体所存在缺陷与不足的关注，转变为聚焦个体所具有的优势和资源，进而有意识地发掘和培养个体的潜在能力，强调人的价值与尊严，形成自我持续成长的能力。此外，增强儿童的抗逆力也同样有利于帮助他们更好地摆脱困境，顺利地融入社会。从学理层面来看，抗逆力是优势视角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该理论的核心理念，它指个人具有的某些特质或能力，使个人处在危机或压力情境时能发展出健康的应对策略。作为个人一项重要的资产，抗逆力的主要作用在于帮助身处困境的个体对各方面存在的不利因素进行系统估量与考察，从而采取能够产生良性结果的可操作性解决问题的方法。

总的来看，优势视角理论的主要概念包括优势、赋权、抗逆力、以及对话与合作。落实到困境儿童的社会融入探究中，可以从多个角度来发掘服务对象的优势所在，例如困境儿童自身与生俱来的某种天赋与潜能，善良纯真的个性品德，吃苦耐劳的性格特征等。在发现儿童自身优势的同时将其尽可能扩大，再结合當下可利用的现实条件来制定专业的工作计划和方法，能够在主观上加深儿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而使个体致力于提升自身优势，增强处理困境的能力与信心。

3.2 扩大家庭良性影响，培养儿童正确三观

孩子的茁壮成长离不开良好家庭氛围的熏陶，优良的家风是个体塑造正确三观的沃土。家风即指家庭影响，在儿童的成长成才过程中，家庭作为社会组成的最小单位，它的影响对于培养孩子的正确三观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三观塑造正确与否是衡量一个人是否能终生健康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审视儿童陷入困境的原因，我们不难发现，困境不仅仅只来源于物质层面，很大一部分更是源自于心理和精神层面。因此，在困境儿童社会融入路径的探究过程中，家庭影响理应作为帮助困境儿童融入正常社会的重要着力点。在全体国民尤其是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上，我国政府依托于优良家风的宣传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了科学正确的三观认知标准，通过家庭影响的形式渗透到每个个体层面，在某种程度上，它将间接帮助困境儿童融入社会。

3.3 强化父母角色意识，切实履行角色义务

社会角色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与所处地位相一致、社会所期望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行为模式。他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构成了社会群体或组织的基础。父母身兼社会角色与家庭角色，在孩子的成长成才道路上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与作用。从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角度来看，父母履行职责，一方面可以给孩子创造健康良好的物质生活环境；另一方面也是营造和谐家庭氛围，增进亲子关系深度的重要前提。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监护人切实承担对未成年人的抚养与教育义务，这不仅有助于减轻国家负担，也有利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培养有用人才，促进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而对已经身处困境，需要正常融入社会的儿童来说，父母是否具备责任意识是其能否顺利融入社会的重要家庭保障。因此，必须重视父母的角色作用，以此为突破点，从情感层面和法律层面向其普及自身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从而为困境儿童融入社会提供必要的家庭支持。

3.4 鼓励社会多方参与，创新社会融入渠道

如何帮助困境儿童更快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是值得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当前，对困境儿童的融入保护策略还只是停留在以政府为主导，依托政府力量来制定与实施各项具体方案的层面，这与强调各方面综合协调发展的新时代中国社会极不协调。对此，应尽可能地鼓励社会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在全社会范围内整合经济资源与人才资源，发挥各方不同的资源优势，扬长避短。同时，政府应更加强调自身“支持者”角色与“管理者”角色，适当将该领域向市场开放，借助社会资本力量吸引与培养更多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人才，优化社会服务保障机制。例如，通过竞标方式将有关困境儿童的社会服务项目承接给专业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政府与地方高校协调制定相关专业人才培养与就业协议，以及为人才培养提供更多实践机会等。

4 结语

儿童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如何预防与避免困境儿童群体扩大以及如何帮助困境儿童重新实现社会融入是值得全社会共同反思的问题。对困境儿童社会融入的路径探究，是促进我国弱势群体社会保障与服务事业的一大动力。在增能理论指导下，将儿童自身和其家庭的内部优势与社会、学校及政府创造的良好外部环境相结合，以国家政策为工作方向，综合提升教育质量与社会工作人才专业化程度，集思广益，共同参与，是创造高度可操作性与科学化社会融入的有效路径。唯有此，才能使困境儿童更好地融入当下迅速发展的现代社会。

参考文献

[1]MILES R.Complexity，Representation and Practice： Case Study as Method and Methodology[J].Issues in Educational Research，2015，（3）.

[2]邹强.中国当代家庭教育变迁研究[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1：1617.

[3]中学生抗逆力表现的过渡层次及其分析——基于问卷与访谈的混合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3，（6）.

[4]王思斌.社会学教程[M].第三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83.

作者：宋文娟 夏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