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语言学转向管理论文

2022-04-22

摘要:哲学从产生之日起,就开始了对语言的思辨。在经历本体论、认识论之后,20世纪的哲学出现了语言转向。语言成了哲学的“本体”。在哲学出现语言转向后,各学科也出现哲学转向。20世纪语言学理论的繁荣是语言学哲学转向的结果。关键词:哲学;语言;哲学的语言转向;语言学的哲学转向关于语言与哲学的关系的思辨源远流长。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心理学语言学转向管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心理学语言学转向管理论文 篇1:

语篇认知学:话语与知识的融合性研究

〔摘要〕话语与知识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两个关系十分密切的重要概念。但长期以来,在学界二者经常被孤立分开研究。作为话语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van Dijk提出了知识话语研究,并开创了最新的研究领域“语篇认知学”。文章尝试从哲学认识论、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和语言学等多学科视角对van Dijk的有关话语与知识的融合研究进行解读,分析其建构的话语—认知—社会三元理论框架,助力我国话语研究学者们更好地追踪、掌握话语研究的最新理论发展动态与研究路径的变革。

〔关键词〕话语与知识; 话语-认知-社会三元理论框架; 多学科视角; 语篇认知学

话语与知识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关系十分密切的两个重要概念。Halliday & Matthiessen[1]认为:“所有知识都由语言为代表的符号系统构成,所有关于知识的表征都首先由语言建构。”这表明人类大部分知识都形成于话语之中并由其中获取。而van Dijk[2]指出共享的社会文化知识是话语表达与理解的关键条件,话语的产出和理解需要激活人类大脑中大量的世界知识。可见,话语与知识互为前提,它们不仅是社会成员互动交流的条件,也是社会中共享和传播知识的交际结果。无论在社会的任何领域和任何层面上,话语与知识联合起来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但长期以来,话语和知识往往被孤立分开研究,对于二者关系的深入研究更是凤毛麟角。如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传统上虽关注知识,却很少关注话语在获得、表达和证实知识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而在话语研究历史中,从早期对语法、书面和口头话语的结构处理和实验研究到现在的多模态符号研究、语篇语料库的自动分析中,研究者往往割裂知识与话语的紧密联系,研究视角单一。语言学研究传统上对知识的关注多局限在句子层面,在整个语篇层面上,由于对知识与话语关系研究的匮乏,在新旧信息对语篇的宏观结构和整体连贯的影响以及知识与语篇体裁的关系等方面研究成果不尽人意[3]。

一、 语篇认知学的理论基础:多学科视角

作为话语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van Dijk从70年代发表的《叙事宏观结构——认知和逻辑基础》(Narrative Macrostructures: Cognitive and Logical Foundations)[4]和《篇章语法的若干问题》(Some Aspects of Text Grammar)[5]就開始关注篇章语法,重点放在局部和全局的连贯,提出了宏观结构(macrostructure)。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与心理学家合作研究语篇加工心理学,并逐渐对批评话语分析产生兴趣,研究中开始纳入认知和心理的维度,并呈现跨学科特点。进入新世纪,在2008—2009年间,剑桥大学出版社相继出版了van Dijk的《话语与语境:社会认知途径》(Discourse and Context: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2]和《社会与话语:社会语境如何影响语篇和谈话》(Society and Discourse: How social contexts influence text and talk)[6]两部系列专著,首次将语义学、语用学、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引入话语研究中,形成了一个系统的、多学科的语境理论[7-10]。2014年van Dijk又相继推出他系列著作的第三部《话语与知识:社会认知途径》(Discourse and Knowledge: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3],进一步将社会认知视角引入到话语和知识的研究中,强调在多学科视角下建构话语—认知—社会三元框架进行篇章话语分析。本文将从哲学认识论、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和语言学等多个学科视角解读van Dijk对话语与知识研究的最新观点,分析其建构和完善的话语—认知—社会三元理论框架和新的研究领域—语篇认知学,并对未来话语与知识研究进行展望。

(一) 哲学认识论视角下的话语与知识

传统上的认识论把知识定义为一种特殊的信念——即被证实为真的信念。van Dijk[3]则认为我们要研究的知识不是用真值信念定义的抽象概念,而是人们在真实的场景和认知社团(epistemic community)中使用的自然知识,“在我们的框架下,不讨论真假值问题,真理的概念只限定在语言使用或话语中,因此我们更趋向于说在特定场合下信念的真假与否、正确与否”[3]32。在日常生活中,知识由认知社团及其成员的标准来定义,受到不同语境、历史和文化的认知标准影响,知识在本质上具有相对性。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4月

第37卷第2期苗宁: 语篇认知学:话语与知识的融合性研究

知识和信念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功能既包括在信息处理和人类社会交往中的功能,也包括在人类进化、大脑工作运行和人类对自然社会环境的适应中所发挥的作用。与环境的互动意味着社会主体(social agents)要具备三个基本机制,即获取对周围环境信息的感知能力(perception)、储存这些感知经验的心理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与认知共同体其他成员交流和获得知识的语言使用和话语。感知能力和心理表征的主观建构形成“心理模型”(mental model),这一模型与知识的结构和分类紧密相关。如果这些由心理模型表征的个人经验知识和信念在认知社团中交流分享,并符合社团的认知标准,就会成为社会知识(social knowledge);反之,如不符合共同体的认知标准则会成为个人信念或观点。在此基础上,从一类场景或经验中抽象出的超时空或独特的特征就成为体裁知识(generic knowledge)。父母与孩子间的教学话语、课堂话语、教材、媒体和其他公众说明性话语都是典型的体裁知识,这样的体裁知识在认知社团和其他机构中不断累积和再生产。因此,体裁知识(社会共享知识)既是公众话语产生的条件也是公众话语传播分享的结果。

我们可以在van Dijk有关知识和信念的哲学认识论分析基础上,对多学科理论框架中的“知识”以及知识与话语的关系加以总结和定义。人们通过自然语言获得、表达、预设和再生产知识。这些自然语言是在社会情景下的话语和交际互动,是人类知识的主要功能和条件。知识是人们在社会情境下的心理建构,是对真实或想象世界的心理表征,是人类心理模型的产物,具有表象性。知识并不通过命题而是通过心理模型和一般知识结构(如图式、概念关系)来表征,是被某一认知社团成员的知识标准证实了的共享信念,因此具有相对性。知识可根据来源和证实标准分为个人知识、社会知识和体裁知识。

van Dijk强调知识和信念的研究应通过书面或口头话语的研究来进行,充分意识到绝大多数的知识是从特定情境下的话语中获得和再生产的。同时,研究话语又需要认识论做基础,并以哲学视角为前提,话语研究才能走向深度和广度。

(二) 认知心理学视角下的话语与知识

不管是对语篇的认知还是对知识的处理,语言使用者都离不开多模态心理模型来对自然、社会和交际环境进行心理建构和主观表征。基于认知心理学,van Dijk的心理模型理论重点建构了研究话语和知识关系的认知理论框架,引进“语境模型”(context model)来作为产生得体话语的主要控制系统。

van Dijk将心理模型定义为对事件片段的主观表征,它的主要特点是简化性,即心理模型的图式范畴具有普遍性、等级性、抽象概括性、个人独特性和主观性等特点。心理模型除了由直接的个人经验和感知建构的经验模型(experience models)以外,控制着语义基础的情景模型(situation models)和表征交际本身情景的语境模型都是决定话语产出和理解的心理模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情景模型是话语中所涉及的事件、人物、动作等的主观表征,我们不仅通过亲身经历来建构情景模型,还从读到或听到的书面或口头话语中建构情景模型。从话语中建构的情景模型是获取关于世界知识的主要途径。情景模型不仅是所有话语语义处理的起点,它也决定话语局部和整体的连贯性。话语的连贯是相对而言的,如果听话人能够为听到的话语建构出相应的情景模型,那么这段话语对于听话人来说就是连贯的;反之,对于听话人来说就是不连贯的。

话语不仅由语义基础的情景模型控制,也由表征交际本身情景的语境模型控制。van Dijk较为具体地确定了语境模型的范畴,它包括交际情景下的三个范畴:话语交际时的背景(时间、地点)、充当各种交际角色的参与者、交际行为事件。语境模型必须以知识—装置(Knowledgedevice)為特点,知识—装置时刻协助说话人计算交际参与者的共享知识状态,计算出哪些知识(不)需要(完全)表达、哪些可以断言而哪些仅指示或预设就已足够。这一机制能够协助说话人持续监控参与者的认知状态。说话人始终都在预测或知道听话人所知道的内容,并调整他们的话语来适应。因此,语境模型决定话语的语用得体性。如果语境模型有所损坏(如大脑受损或老年痴呆),话语的语用方面就有可能会受到影响,如错误使用指示词,不遵守礼貌原则,重复交际信息等。语境模型又是动态的,它总是根据交际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对话中,交际者的社会身份、交际角色、观点情感以及意图与目的的改变,都会激活、构建或更新语境模型。

针对几十年语境理论的争论,van Dijk的观点是明确的:语境是主观、动态的,既是交际参与者对社会情景相关参数的主观定义,也是基于社会共享知识的动态心理模型。心理模型的提出尤其是以知识—装置为核心的语境模型的提出,不仅完善了van Dijk的多学科语境理论系统,将知识纳入到话语研究中,并且帮助人们从认知角度重新审视知识在话语交际中的重要作用,为更好地研究话语产生和理解的机制拓宽了理论视角。

(三) 社会心理学与社会学视角下的话语与知识

传统的社会心理学往往侧重对个人知识的关注和实验研究,鲜少有对知识的社会认知及其与话语关系的研究[11-12]。van Dijk认为关于知识与话语关系的基本问题之一,就是社会信念如何在群体、社团和社会中被交际、散布和传播。也就是以认知和社会融合的视角,考察社会心理学中的核心概念如态度、意识形态等,关注社会环境下知识再生产中话语的作用。

van Dijk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知识不仅是被检验过的个人信念,更是一种社会共享信念,无论知识的获取、传播、检验标准还是内容都离不开社会。在众多的社会认知信念中,van Dijk重点讨论了传统社会心理学关注较少的意识形态。他认为意识形态是一个群体的基本社会信念,作为社会共享基本信念,意识形态“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问题和焦点息息相关,如生老病死、阶级、性别、种族、性、生存等问题” [3]99。因此,它相对稳定,并且为特定群体的身份、目标和利益服务。意识形态通常在具体的意识形态实践中显现出来,尤其通过话语表现出来。反过来,人们通常又是从文本和谈话中获取意识形态。

在社会学中,知识研究还要探讨社会和认知的关系。事实上,“知识既是认知的也是社会的。共识、常识或共享知识是定义知识社会性的重要概念”[13]5。作为“社会—认知视角下的核心建构,心理模型不仅有心理维度,是个人和主观的一种心理表征;同时还具有社会维度,是主体间的社会基础,包括群体和社团共享的社会文化知识和信念的示例化和应用。从认知的角度来说,语境模型是存储于片段记忆中的个人心理模型,即个人经历;但从社会学角度来说,这些经历是社会参与者间互动的结果[14]。因此对于知识的来源,van Dijk认为除最初一部分来自我们的感官经验以外,知识的社会文化的范畴化以及知识的发展和再生产都是从社会交际互动和话语中来,如公众话语中的政治、媒体或科学语篇。

在对话语和知识关系的社会学研究中,van Dijk仍将重点放在语境的巨大作用上。语境既是复杂交际事件的一部分,也是语言使用者在具体语境下的主观建构,我们需要从社会角度对交际事件的语境制约进行系统分析。因此,在对由某个群体、组织机构产出的具体语篇体裁中的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时,我们有必要对当时的语境,如具体的地点、时间、社会情境或政治行为活动和具体目的等,进行系统分析。同时也要关注语境决定的语篇体裁,是新闻报道、政府发言、教科书还是其他体裁,他们作为知识来源的可信度各不相同。

(四) 文化人类学视角下的话语与知识

人类学一直处在语言学有关文化研究的最前沿,从最初的亲属关系研究到20世纪70年代认知语言学的原型理论、图式理论等的引进[15],人类学或者确切地说是文化人类学通过对知识研究的不断演进,逐渐形成文化模型[3]。但话语与知识在文化方面的关系研究始终建立在思维、语言和文化关系研究大的背景下。语言在人们习得世界知识与文化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仍旧是经久争论的焦点。

van Dijk[3]169 对此的观点非常明确:“话语在知识的文化再生产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离开语言,文化和文化传承都将是不可能的。”同时,van Dijk也看到了在文化人类学中,知识的相对性更加明显。一方面,西方世界以自己的知识和文化的标准认定非西方社会的知识都是地方或是民间的;另一方面,西方世界也在逐步排斥其他知识和标准,意图使西方文化成为世界主导的普遍知识和标准,这些都离不开语言以及话语的产出和传播。

在话语、知识与文化的关系上,van Dijk强调文化的认知性,但这绝不是将文化与认知等同,文化同时具有认知和实践的双重属性,二者互为需要、互为前提。没有了知识,社会成员无法参与话语或任何文化实践,而没有了与话语相关的文化实践,人们就只能获取基本或边缘的文化知识。根据文化的这一双重属性,van Dijk将文化社团定义为“共享完整的社会认知表征系统(知识、信念、标准、价值)和社会实践系统(交际互动、话语、仪式等)的人群集合” [3]181。社会认知表征控制社会实践,同时社会实践又能引起社会表征的形成、变化、再生和传递,尤其通过话语和交际互动引发的社会表征变化。

(五) 语言学视角下的话语与知识

在认识论、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对知识的研究基础上,van Dijk又为我们系统地描述了语言学视角下语言使用者在语篇层面如何表达、预设或指示知识。在话语—认知—社会的三元理论框架下,van Dijk一方面强调三元关系中话语的认知成分,强调话语交流知识或信息的基本功能,重申语境模型中的知识—装置控制着话语和交际中复杂的知识管理。另一方面,他也聚焦话语的社会互动成分,认为话语的认知基础是不断受到语境模型的社会维度的制约。话语的认知功能和社会功能往往同时发生,如通过话语的合作、联合、结盟、主导、抵制等过程。

根据van Dijk[3]的理论框架,话语的所有结构都建立在情景模型、语境模型和基本知识基础之上。知识在话语的产出和理解过程中无处不在。从语调、句法和词汇到语义的各个结构、语用的含义、预设和会话策略等,情景模型和语境模型控制着话语的各个层面。如语义学中有关描述世界的细节度(granularity)和层次(level),说话人可以根据存储的情景模型,将相关的情景或事件描述得更细致或更粗略;既可以使用高层次的抽象或概括的词语,也可以用低层次具体词语来描写事件。话语的细节度和层次往往取决于我们储存的情景模型,也取决于说话人根据语境模型中的知识—装置对听话人情景模型的预测和假设。但van Dijk也指出话语描述的细节度和层次往往都没有语言使用者心理模型中的细致或具体,这与语言的隐性和显性信息表达有关。

话语交际的基本策略是在话语的各个层面上如何将旧信息与新信息相关联。van Dijk用冰山原则来描述语言表达的这个特点,即话语意义的很小一部分是可见的,显性信息只是冰山的一角,话语中涉及的绝大部分旧信息甚至是新信息都是隐性的、暗含在水面以下的。如语用学中的含义和预设中,语境模型发挥着重要作用,语境模型中的知识—装置帮助说话者假设其他参与者的已知信息,决定在表达时哪些知识是预设的,哪些是听话人可以自己推理出来的,哪些是需要明示的。

因此,话语的使用预设着话语事件的(语义)情景模型和交际情景的(语用)语境模型,这两个模型都是认知社团成员拥有的社会共享知识的应用。因此,话语理论是以知识为核心特征的,这也解释了语言使用者怎样在话语处理过程中管理知识,如得体地调整话语以适应听话人作为同一知识社团成员已掌握的知识情况。

二、 话语—认知—社会三元框架的建构

在van Dijk[3]的最新研究中,首次将知识的重要性提升到新的高度,确立知识在话语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强调话语与知识两者互为条件、互为结果,并对话语与知识的融合研究进行了专门的探讨。他强调话语是人类知识的主要来源,也是检验知识的主要判据。但同时从话语分析的视角研究知识的关键是对知识本身、话语中知识的表达以及知识如何与世界相关的问题,即对话语—认知—社会的三角问题的探索。因此我们有必要开创新的研究领域——语篇认知学(Discourse Epistemics),以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多学科视角为前提,建立系统的知识理论,在多学科语境理论体系中对跨越句子层面的篇章话语进行系统研究。

其次,van Dijk[6]254-255在《社会与话语》一书的结尾中曾指出,在其2008年和2009年的两本专著中论述的语境模型还需要更多的实证和对比研究来确定语境的具体范畴,尤其是知識在语境模型中的作用。这些研究构想基本在语篇认知学的框架建构中得到了详细的论述和探究。在研究中,van Dijk进一步发展了心理模型,尤其是提出以知识—装置为主要特征的特殊的动态心理模型——语境模型。van Dijk 在早期研究话语的处理时就一直采用认知视角,运用认知框架来研究话语。以知识—装置为核心的语境模型的提出,帮助我们将知识理论纳入到话语研究中,从认知角度重新审视知识在话语交际中的重要作用,更好地研究话语产生和理解的机制,从而拓宽了话语理论的研究视角。更重要的是语境模型也完善了van Dijk的社会—认知视角下的多学科语境理论体系,对语言学其他分支的相关研究有着重大启示,尤其对其他分支有关语境理论必然会带来一系列变革。

最后,对社会认知的忽视一直是批评语言学和话语分析的主要理论缺陷之一[16-17]。本研究与前两部著作共同把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引入批评话语分析(CDA)研究中,将心理模型的认知维度与社会维度相结合,指出知识和其他社会共享信念都以社会认知系统形式被表征在人们的长期记忆中,强调社会认知在话语和社会之间的媒介作用。van Dijk从社会角度对交际事件的语境制约进行系统分析,融合“心理模型”和“语境模型”等概念发展出自己的社会认知模型,从社会文化角度入手,在认识论的思辨性基础上,包含了认知和社会实证方法,通过建构话语—认知—社会三元理论框架,从而使CDA的认知转向更加趋于成熟。

总的说来,从以往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发现,van Dijk的研究脉络非常清晰:语篇宏观结构→语篇心理加工→认知批评话语分析→话语与语境、社会→话语与知识。他的跨学科研究视角以及早前批评话语分析中对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语境的研究[18],构成了他的话语—认知—社会三元理论框架建构的可能性,而这一研究轨迹也标示着van Dijk对话语与知识关系研究的必然性。

三、 结 语

当然,在三元理论框架建构中也存在一些美中不足。在框架的建构过程中,van Dijk尝试要面面俱到,试图将相关学科中有关知识及其与话语关系的研究全面展现,对话语、认知和社会三个维度进行全面论述,由于涉及面过广,就不免对面中的线和点关注的深度不够。 总的来说,话语中的知识研究虽然尚属起步阶段,但van Dijk的话语与知识的融合研究标志着话语分析研究领域又一里程碑式的重要学术成果。他提出的知识话语分析(epistemic discourse analysis)这一崭新的研究方法不仅会对会话分析、批评话语分析、知识研究有研究范式上的重要指导作用,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可能的研究课题,对语用学、社会心理学、认知语言学、人类学等学科也将有着重要的理论贡献和指导作用。

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也需要关注不同的知识类型,如个人知识、公众知识、专业知识是怎样在不同的语篇体裁中通过不同的传媒渠道表达和交际的。包括组织机构中人际谈话的知识管理,如对医患对话中的知识管理的研究,既需要专业知识也需要一般常识性知识的协助。人际知识迁移(interpersonal knowledge transfer)的现象也值得关注,其中借助大众传媒的知识流动和迁移尤其从媒体机构到(特定)公众,如各种形式的科普文本的语言研究。教育中的知识传播也是话语与知识研究的重要领域,如对教育文本的话语特征和知识建构的批评性研究等。

〔参考文献〕

[1]HALLIDAY M A K & MATTHIESSEN C. Construing Experience through Meaning: A Languagebased Approach to Cognition [M]. London: Cassell, 1999.

[2]VAN DIJK T A. Discourse and Context: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3]VAN DIJK T A. Discourse and Knowledge: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4]VAN DIJK T A. Narrative macrostructures: cognitive and logical foundations [J]. A Journal for Descriptive Poetics and Theory of Literature, 1976(1): 547568.

[5]VAN DIJK T A. Text and Context: Explorations in the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of Discourse [M]. New York: Longman Inc., 1977.

[6]VAN DIJK T A. Society and Discourse: How Social Contexts Text and Talk [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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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汪徽, 张辉. van Dijk的多学科语境理论述评[J]. 外国语, 2014(2): 7885.

[15] LANGACKER R W. Investigations in Cognitive Grammar [M].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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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武建国. 批评性话语分析:争议与讨论 [J]. 外语学刊, 2015(2): 7681.

[18] 王晓军. 范代克的话语科学观研究[J]. 外语学刊, 2009(1): 9094.

Discourse Epistemics: An Integrated Study of Discourse and Knowledge

MIAO Ning

(Changchun Normal University,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Changchun 130032, China )

Key words: discourse and knowledge; triangular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discoursecognitionsociety;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Discourse Epistemics

〔收稿時间〕 2020-11-19

〔基金项目〕 吉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地方高校双语人才培养的语言教学策略研究:基于教育语篇知识结构理论”(编号: GH170679)。

〔作者简介〕 苗宁(1978—)女,吉林长春人,长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作者:苗宁

心理学语言学转向管理论文 篇2:

哲学与语言

摘要:哲学从产生之日起,就开始了对语言的思辨。在经历本体论、认识论之后,20世纪的哲学出现了语言转向。语言成了哲学的“本体”。在哲学出现语言转向后,各学科也出现哲学转向。20世纪语言学理论的繁荣是语言学哲学转向的结果。

关键词:哲学;语言;哲学的语言转向;语言学的哲学转向

关于语言与哲学的关系的思辨源远流长。一方面,抽象思维只有在语言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因此,只有当语言有了相当的发展之后,基于抽象思维的哲学才会出现。语言是哲学研究不可脱离之工具,同时也是哲学研究的对象和材料;另一方面,哲学是语言学理论发展的沃壤。语言学的产生是哲学研究深入的结果。哲学理论的每一次发展,都会对语言学理论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哲学对语言问题的思考

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对重要观念的概念考察”,语言同历史、科学、艺术等一样都是哲学考察的观念。但是,语言和概念的关系常常密切到我们经常无法将二者区分开来。因此,哲学对于语言的概念考察就“不再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而是哲学本身了,或者说是‘第一哲学’”。[2]

公元前800年开始,世界上的几个古老文明几乎同时进入了“哲学的超越”阶段,并开始了从哲学角度对语言问题的思考。但是,中西哲学对语言问题的切入点从一开始就大相径庭,我们可以通过老子和赫拉克利特的观点来对比一下中西哲学在不同语言中的不同思辨。

1.老子对语言问题的思考

王岳川把老子视为“中国哲学史上是最早表明其语言观与本体观之间的关系的一位思想家。《道德经》开篇就阐明:“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第一章)”。老子强调人类语言是有限的,“语言的悖论在于,语言不能穷尽事物的本体,但人却命定般的只能借助语言去‘道’出本体”。[9]

老子又在第二十五章说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表明自己所使用的“道”也不过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名”而已。这个“道”之所以不可言,是因为没有一个“常名”与之匹配,所以老子突破日常语言规范的“信言”和“正言”,在《道德经》中通过“不言”、“贵言”、和“希言”来指代,形成一种“正言若反”的语言空间。

2.赫拉克利特对语言问题的思考

几乎与老子同时,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提出了“逻各斯(logos)”,他提到:“万物都是按照这个逻各斯产生的,虽然我已经根据事物的本性将它们加以区别,解释了它们是如何发生的,而且人们也经常遇到象我说明的那些话语和事实,但他们却像从来没有遇到它(逻各斯)一样。至于另外一些人对他们醒来以后做了些什么也不知道,就像是对他们梦中所作的事已经忘记了一样。”

将赫拉克利特对“逻各斯”的描述与老子对于道的描述——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道德经十四章》)——我们不难看出,“逻各斯”与“道”的含义非常接近。但是,与老子不同的是,虽然赫拉克利特认为“逻各斯”是常人难以理解的,却是可以借助理智的力量言说的。[1]在这一点上,他与老子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

古代西方哲学注重的是本体论;从近代开始,西方哲学注重的是认识论;到了20世纪,由于新逻辑的发现、对古典哲学的厌倦及对哲学中心理主义的反对等原因,西方哲学经历了“语言转向”。哲学也不再尝试确定“什么东西存在”、“什么是实在的基本存在形式”或“人类能认识那些东西”、“人类是怎样认识东西的”。从20世纪开始,西方哲学明确“我们在何种‘意义’上能够认识存在,而‘意义’的首要载体就是语言”。正如阿佩尔告诉我们的:“哲学归根到底是对语言的思考”。[2]

哲学家虽然同语言学家一样要对语言进行观察、概括和推论。但是他们的目标并不一致。语言学家的目的是理解和掌握语言的内部机制;而哲学家期待的是对语言更深形态的理解,由此分析得出世界的道理,而不是语言的道理。 哲学家以语言为切入点,根本目的还是为了解决本体(logos或being)的问题。哲学的语言转向的基本精神是认为人只有通过语言这个媒介才能认识世界。

哲学弥漫于各个学科,是一切学科的领头羊。当哲学在20世纪产生“语言转向”的时候,其他学科也陆续循着其语言转向的路径开展本学科的研究,如在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出现的语言转向。

三、语言研究的哲学转向

雅各布森说:“从一开始,语言学就不可分割地与哲学……搅在一起了。”20世纪,在哲学发生了语言转向之后,语言学也发生了哲学转向。这里的语言学不是指语言研究的各种结论、流派或理论,而是指对语言内部机制研究探索的过程。语言学家以哲学的眼光来研究语言,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就是要确定语言是什么,进而由此产生不同的语言观。

在20世纪里,各种崭新的语言学理论如雨后春笋般产生,这种语言学的繁荣可是说是不同语言观产生后的必然结果。例如,Saussure在区分“言语”和“语言”之后,为语言下的定义是:“语言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系统,同时又是一种分类的原则”,在此语言本体观的基础上,他建立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体系;但是乔姆斯基对结构主义语言学提出质疑。他认为语言学的任务不是收集语言素材并加以归纳,而是要解释语言的创造性。他把语言定义为人脑中一种先天机制,并由此建立了转换——生成语法,打破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而且由于他的理论中所包含的哲学思辨,乔姆斯基理论对当代语言哲学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细观本世纪有影响的语言学理论,我们都可以发现其背后所倚赖的哲学理论:18、19世纪,哲学的实证主义对语言研究产生影响,促使了实验语言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诞生;乔姆斯基对语言习得做出的解释是:人类生来就具有习得语言的认知机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正如蔡曙山所说:“乔姆斯基为笛卡尔唯理主义和天赋论观念提供了最好的证据:在自然语言的理解上,人类凭借的不是经验,而是那种与生俱来的语言能力;认知语言学是目前国内外语言研究的热点,关于它的哲学基础,Lakoff认为是一种全新的哲学理论——体验哲学。

在众多的学科中,语言学与哲学的关系最为紧密。我们应当注意到,由于哲学是对基本观念的概念性研究,它与语言学中的句法学和语义学联系较多。语言学与哲学研究应当是互动的:哲学可以出语言学的角度出发,解决哲学本体问题;语言学也应该从哲学的角度出发,解决语言学的本体问题。语言学家应自觉追随语言学的哲学转向,从而找到语言研究和语言学理论新的增长点。因为,每一种语言学理论或思想都反映了语言学家从哲学角度对语言的充分思考。对于中国的语言研究者来说,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应该成为滋生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理论和思想的沃壤。

参考文献:

[1]蔡曙山.“论哲学的语音转向及其意义”,语言、逻辑与认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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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rthur Waley.Tao Te Ching [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1).

[10]Lakoff G,Johnson M.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M].New York Basic Books,1999.

作者:王冰 王惠

心理学语言学转向管理论文 篇3:

重述“图画转向”

一、概念问题何以再次成为问题?

作为对事物的一般或本质性概括以及意义的载体,概念是分析、批评、论辩、阐释等学术活动的基本工具。按理说,概念问题不应成为问题,或者说不构成阿尔都塞意义上的“问题式”(Problematic)。但在当下的学术研究中,这一问题却日益凸显出来。首先,概念不再是一个本质主义式的意义载体,它变得非常滑头,成为诸种学术话语角力的战场。比如安德鲁·海伍德就将政治概念划分为“规范性概念”和“描述性概念”。前者指道德原则和道德理想,即那些应该(should)、本当(ought)和必须(must)产生的东西。这种概念是关于“价值”的,诸如自由、正义、平等等。后者指那些被认定为客观且能显示其存在的“事实”,诸如权威、命令、法律等。而一旦涉及到“价值”问题,那么概念本身成为角力场就不难理解了;其次,语言哲学的兴起为过往的学术论争提供了新的理解方式,那就是意义的表达问题。在语言哲学看来,很多论争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概念本身的晦暗不明,对同一概念的不同理解或对同一事物的不同命名方式带来了无谓的争斗;再次,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概念同话语一样,其产生和流变也都伴随着权力、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参与。概念也会产生暴力与专断,也会带来规训与控制的危险。对中国知识界而言,这种概念危机还是双重的。一方面,作为一种语言,汉语同样存在着表意的焦虑。另一方面,自晚清以降,中国知识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向西方求真理的过程,时至今日仍未有消停之势。其表征之一就是今天知识界使用的很多概念都源自西方。这里就潜伏着危机,一是概念的翻译问题,二是概念的阐释问题。前者需要在汉语中寻求一个对应的语汇来为之命名,后者则需要在西学源流中予以还原,揭橥这一概念的生成及流变情况。然而,伴随着中国现代性的曲折展开,“当代中国历史境况和集体经验的特殊性使得中国读者能以令西方学者感到吃惊甚至

。难以接受的方式创造性地阅读西方文本”,而忽略了“对西学内在纹理和意识形态含义的全面、透彻了解”。同时,由于近百年来中国人在阅读西方时一直存在着一种病夫问药的病态心理,所以西方学术在中土不断“浅薄化、工具化和万金油化”。因此,我们认为对于一些“我们如此靠近,却又如此陌生”的概念,我们仍然有着进一步“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必要。这其间,“图画转向”便是一例。

二、“图画转向”的由来

“图画转向”即Pictorial Turn。过去,国内很多学者将之译为“图像转向”。关于这两者的区别,下文将予以专门说明。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晚近十年国内文化研究特别是视觉文化研究的兴起和繁盛,这一概念不但广为人知,而且更成为学术重镇。据中国期刊网检索结果,最近十年仅以“图像转向”为主题的论文就达75篇,在各类学术出版物中,这一概念更是层出不穷。但在既有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却并未寻找到对这一概念理解的“最小公分母”,而且在使用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偏差。比如,有学者将“图画转向”与20世纪西方哲学中著名的“语言转向”等量齐观;亦有研究者将之视为“视觉转向”、“读图时代”以及“视觉文化”的同源物;还有一些学人将之置于文学的对面,从而引申出“图文对立”、“文图之战”等命题。凡此种种,触发了我们考辨和厘清这一概念的学术冲动。

作为一个概念而非一个词或短语,Pictorial Turn的发明权属于美国芝加哥大学艺术史教授William J.Thomas Mitchell,也就是国内知识界所熟知的米切尔(亦有被译为米歇尔)。1992年,米切尔撰写的以“Pictorial Turn”为题的论文发表在美国艺术研究领域广为人知的杂志ArtFo-rum上。1994年,米氏将这篇论文收入其时作——被他自己命名为“图像研究三部曲”之一的Picture Theory:Essays 0n Verbal and Visual Representation中。2002年,陶东风等主编的《文化研究》第三辑收录Picture Theory一文,并由范静哗将之译为“图像转向”。这成为大陆知识界接受这一概念的开始。自此以后,“图像转向”逐渐成为知识界一个耳熟能详的概念。

三、如何“图画”?

较之于“图像转向”,我们认为将Pictorial Turn译为“图画转向”更为妥当。尽管在现代汉语中,“图像”确有“画成、摄制或印制的形象”之意,但在英语中,与“图像”相关的词汇却有十多个,其含义也各不相同。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Image,Picture和Icon。对此,米切尔在其几本著作中曾做出过重要区分:在Picture Theory序言部分的注释5中,米氏谈到:“按一般说法,在描述二维平面内的视觉再现时,‘图画’(pic-ture)和‘图像’(image)是可以互换的,有时我也不免袭此用法。然而,通常来说,对二者加以区分仍然是十分必要的:一个建构起来的实体的对象或整体(框架、支柱、原料、颜料、加工)区别于它为观看者提供的虚拟的、现象的外观;一种刻意的再现行为(图画或描写)区别于非自愿的甚或是被动的或自动的行为;一种特殊的视觉再现(图画式的图像)区别于整个形象领域(语词的、声音的、精神的图像)”。在米切尔另一本极其重要的著作——“图像研究三部曲”之二——Iconology:Image,Text,Ideology中,米氏就“图像是什么?”做出了更为详尽而全面的阐述,并绘制出了图像家族的谱系。在这一谱系中,米切尔将图像分为五大类:形象的、光学的、知觉的、精神的和语词的。对每一分类,他又划出了大致的学科归属。如心理图像属于心理学和认识论,光学图像属于物理学,绘画、雕塑、建筑图像等属于艺术史,语词图像属于文学批评,而知觉图像则与心理学、生理学、神经学以及艺术史等多学科紧密相连。如果说在这两本著作中米切尔所做出的区分依然让人模棱两可的话,那么他在一次访谈中对Image与Picture所做的形象化的比较则恰到好处地凸现了二者的差异。他说,Picture就像一张图画,你可以任意修改,也可以随意销毁,但画片上的原初图像却无法被祛除。这个原初图像就是Image。综上可知,较之于Picture,Image无论是其内涵还是外延都要大得多。因此,我们认为将总括性的亦虚亦实的Image译为“图像”,而将实体性的具象化的Picture译为“图画”,从而将Pictorial Turn译为“图画转向”则更为妥当。

四、怎样“转向”?

前文曾经谈到,尽管Pictorial Turn是一个引用率极高的概念,但由于大家对其意指都语焉不详,所以迄今为止依然是幻影幢幢、不可方物。事实上,这的确是一个让人幽怨暗生的概

念。

首先,在Pictorial Turn、Picture Theory和I-conology:Image,Text,Ideology等一系列著作中,米切尔并未对Pictorial Turn的具体含义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实际上这也是米切尔一直所要警惕和拒绝的。在米切尔看来,诸如“图像是什么?图像和语言有什么关系?上述问题为何具有理论意义或者实际意义?”等问题实际上是存在着多种解读路径的,任何一种单一的本质主义的阐释模式都会造成对其他阐释可能性的遮蔽。然而,另一方面,也恰恰是米切尔的这种反本质主义的豁达带来了受众接受的惰性。既然没有定于一尊的权威解释,那么任何一种解读方式就都是合法的。于是对这一概念各类五花八门的理解便纷纷登场了。实际上,反本质主义并不必然拒绝对某一概念源初意义的探讨。相反,它需要这样一个稳定的逻辑起点。没有这一起点,我们便无从考察概念的歧路是如何发生的。

其次,作为当前美国艺术史家的代表,米切尔实乃饱学之士。同时,由于长年执掌知名学术刊物Critical Inquiry,其文献功底亦相当了得。投射到Pictorial Turn中便是,短短一篇文章涉及到了众多哲学家和艺术史家,如阿尔都塞、理查德·罗蒂、纳尔森·古德曼、维特根斯坦、查尔斯·皮尔斯、麦克卢汉、福柯、德里达、德勒兹、居伊·德波、法兰克福学派、潘诺夫斯基、诺曼·布列逊、乔纳森·克拉里以及艾布拉姆斯等等。米切尔从容地游走在众多思想家之间,信手撷取他们思想中的某一片段并游刃有余地加以阐述、发挥和重构。在米切尔看来,他的隐含读者似乎都早已谙熟于西方艺术史以及哲学思潮。但对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要成为米切尔的隐含读者,显然尚有时日。比如图像学研究领域中的巨擘潘诺夫斯基,国内翻译和研究的就不多,至少比起如日中天的贡布里希和诺曼·布列逊来说是这样。此外,米切尔的论述高度概括,语言凝练隽永。所以,要真正消化掉Pictorial Turn这块压缩饼干,必须要从上述思想家那里寻求稀释物,并将之置于一个更大的学科背景和知识脉络中予以观照和考察。

在对这一概念的清理和对米切尔的阅读中,我们发现镶嵌在复杂的知识脉络中的“图画转向”呈现出多重面相。米切尔在使用这一概念时也往往是在不同的层面,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述的。因此,要深描这一概念,探明其谱系,绘制出它的全景图,必须要从不同的知识脉络人手,寻求其在各种话语结构中的坐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既把握了历史与源流的维度,又兼顾了关系与结构的维度。

(一)图像学、艺术史以及美学研究的脉络:

在这一脉络中,“图画转向”表征着图像学、艺术史乃至美学、文学理论等的一次重要断裂,也是上述知识脉络中的一次重要错位,简言之即是发生了一次后现代转向。我们知道在基督教神学中,解释经典的称作Hermeneutics,解释圣像的名为Iconography。前者发展成为今天的阐释学,后者则是今天的图像学(Iconology)。在图像学发展的历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卓越的理论家,如里格尔、沃尔夫林、潘诺夫斯基、贡布里希以及瓦尔堡学派、维也纳学派等等。在后现代转向之前,传统图像学研究一直致力于对艺术作品的主题、形式、风格、知觉心理等的探讨。而当20世纪后半期大众文化勃兴之后,图像学的转向便悄然降临了,这也就是米切尔在Picture Theory中明确提出的——“我把这一历史时刻称为后现代主义末期,即‘图画转向’时期”。这一转向突出地表现在:

1、研究对象的转向。即由对艺术作品的研究转向对非艺术作品的研究,由对艺术作品的“内部研究”转向对艺术作品的“外部研究”。具体来说,伴随着杰姆逊所描绘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来临,一种平面化、无深度、缺乏历史感、情感与崇高一起隐退的文化形态开始出现。这一新的文化逻辑催生出了新的文化语言、语法结构和文化文本。在狂飙突进的全球资本的推动下,一种以电影、电视、广告、网络、时尚等为载体的“景观社会”降临尘世,并成为现代性和全球化的重要表征。米切尔从技术层面对此列出了更为详尽的清单——“电脑辅助设计、合成的书写体、飞行模拟器、电脑动画、机器人形象识别、光线追踪、纹理图绘、动作控制、视觉环境保护、磁共振图像和多光谱感应器”等等。这些铺天盖地、嵌入到日常生活各处的各类文化文本被冠以“大众文化”的名号叩开了学院派的书斋,成为他们案头条分缕析的对象。当书斋中的革命风暴被信奉哲学更应改造社会的知识分子们掀起时,这些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很快就被华丽转身为“视觉文化研究”或“文化研究”了。所以,在作为视觉文化研究发祥地的美国学界,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研究者都是从传统的艺术史研究领域游离出来的。而在这一背景下,关于“图像是什么”的“内部研究”的问题很自然地就转换成了“谁在看、怎样看(图像)”的“观看之道”的问题,变成了一个裹缠着阶级、性别、种族、权力、意识形态乃至生命政治等主题的“外部研究”问题。投射到Pictorial Turn中便是,米切尔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评述乔纳森·克拉里的名作《观者的技术》,进而凸显出现代观看机制的形成过程以及图像与观看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文末,米切尔又以潘诺夫斯基和阿尔都塞为例,引出了图像学与意识形态的学科互涉及关联性研究的问题。

2、研究方法的转向。即从单一的艺术史研究转向了多学科、跨学科乃至反学科的研究。作为艺术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图像学的研究方法相对比较单一,大多集结于对艺术作品形式、风格、主题和象征等的分析。即便在符号学、心理学和阐释学兴起之后,传统图像学依然“像躲避黑死病一样躲避理论”。当后现代主义文化作为研究对象而出现时,传统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必然面临着诠释有效性的危机。研究对象的更迭吁求研究方法的改弦易张,传统的针对艺术作品的研究方法也很难再与大众文化研究实现无缝对接。同“文化研究”一样,转向后的图像问题也必须要被置于一个多学科的视野中加以考察。具体来说就需要破除学科壁垒,采取理论游击战战术,不拒绝任何一种有助于阐释对象的理论与方法。正是在这一前提下,米切尔才说,“重构图像学的关键步骤是放弃建立一门科学理论的希望”,“不管图画转向是什么,应该清楚的是,它不是回到天真的模仿、拷贝或与再现相对应的理论,也不是更新的图画(pic-ture)‘在场’(presence)的形而上学,它反倒是对图画(picture)的一种后语言学(postlinguistic)的、后符号学(postsemiotic)的重新发现,将其看作是视觉性、机器、制度、话语、身体和喻形性之间的复杂互动”。

3、研究范式与思维方式的转向。即从二元对立的、本质主义的、总体性的思维模式转向多

元的、去中心化的、破除宏大叙事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后现代的思考方法。在Pictorial Turn中,米切尔浓墨重彩地深描了潘诺夫斯基。一方面,米氏充分肯定了潘诺夫斯基在现代图像学研究中的奠基者地位,认为他是“不可逾越的典范”,是现代“视觉艺术”通论的起点。而另一方面,米切尔又对潘诺夫斯基的黑格尔主义倾向给予了猛烈批判。特别是对潘氏“图像阐释三层次说”和那个著名的资产阶级绅士行脱帽礼的例子进行了逐条批驳。在米切尔看来,潘诺夫斯基的“三层次说”完全是黑格尔“艺术是时代精神的表现”的拙劣翻版,充满了二元对立的、本质主义的和等级制的不平等、专制与暴力。这种研究范式很容易诱使艺术研究者抛开鲜活的艺术文本与艺术体验,而转道寻求一种所谓的艺术的深层结构,一种深度阐释模式,一种永不褪色的本质。而且似乎一旦把握了这种本质,就等于拿到了一把能打开所有艺术之门的万能钥匙。同时,米切尔一直警惕于一种总体性的思维方式。在论及克拉里的时候,米切尔对克氏“把所有可能的关于观者的理论和历史都融入到了对一个纯粹假设的观者的片面的非经验性的叙述之中”给予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他“在照耀着一个‘同质领域’的‘主导模式’的耀眼光芒中”,把福柯、阿多诺、鲍德里亚、本雅明、德波尔德、德勒兹等批评家之间的异议和分歧都取消了。显然,米切尔更看重的是破除深层模式和宏大叙事,而致力于寻找差异——“如果图画转向是要完成潘诺夫斯基的批判图像学的宏大计划,那么,似乎清楚的是,我们需要做的就不仅仅是详细解释这个挂毯,而且要把它分解开”。

(二)批判理论的脉络:

在这一脉络中,“图画转向”实际上就是德波所描述的“景观社会”,二者遵循着相同的逻辑,甚至可以说就是一物二名的关系。在Pic-ture Theory中,米切尔曾套用马克思那句经典表述来阐明自己对“图画转向”的态度。他说,“或许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对图画的认识不仅是解释它们,而且是改变它们的时代”。事实上,在米切尔的著作中,批判理论可谓草蛇灰线。法兰克福学派、福柯、哈贝马斯、居伊·德波、鲍德里亚等都曾作为米切尔重要的理论资源。其中,德波关于“景观社会”的论断是理解“图画转向”的重要凭借。我们知道,景观社会是德波依从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理论的路径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所做的一种总体性描述。在德波这里,景观不是或不只是图像的堆积,而是以图像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很显然,这是一种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式的表达。只不过在马克思那里,他面对的是一个人与人关系的经济物化颠倒。而在德波这里,这种物化颠倒本身被图像化了,换句话说这种颠倒关系本身以一种景观展示、表象化的方式呈现出来,从而发生了一场颠倒之颠倒。所以,在德波这里,一方面,景观已经变成了当前资本主义的生产目标,一种主导型的生活模式。即由满足人的真实需要转为满足人的展示需要。所以,一个图像化的时代才得以生成。另一方面,景观的存在和统治性的地位强化了资本主义的合法性论述。从这个意义上说,景观是当代资本主义合法性的“永久在场”。具体而言,它首先通过肯定性的表象,将人们嵌入到资本主义预设的隔栅中,锚定在一个个固定的位置上。在一个被装饰过的景观社会中,人们表面上获得了丰富的可能性与主动性,实质上每一种选择本身都已经是被设定了的。你只能在给定的选项中进行选择,而不能超越选择本身。其次,景观不是自然而然地呈现,它事先必定通过筛选和审查。这样它便天然地具有意识形态隐形操控的危险。同时,极少数人从事的景观生产却面对绝大多数人的景观消费,这实质上便构成了一种温情脉脉的极权主义。在Pictorial Turn中,米切尔正是沿着德波以及德波的继承者鲍德里亚的思路进行着图像批判。比如他对美国利用媒体和图画作为战争宣传机器所进行的批判。他说,“媒体的力量能够‘让一个比较善良和温顺的民族’接受无辜人民的灭亡,同时又不感到愧疚或自责,更值得注意的是,它能够利用这一毁灭的场景祛除和抹掉上一次大规模战争带来的一切愧疚或记忆”。而在其新作Cloning Terror:the War of Images,9/11 to Abu Ghraib~中,米切尔将这一批判引向了深入。他对“9.11”之后,美国政府征用图画“眼见为实”的特点,通过妖魔化阿拉伯世界为伊战和阿富汗战争寻求合法性的行径给予了深入剖析和揭露。米切尔的批判理论立场赋予了“图画转向”以新的意义。那就是景观社会中,图画不再是康德那里可供凝神静观的对象,也不再是一个价值中立的分析对象。相反它的内面充斥着意识形态、权力、规训和控制。图像研究也从传统的对图像的审美观照转变为对以图像为载体的景观社会以及图像霸权的批判。

(三)误读:“图画转向”与哲学“转向”:

在Pictorial Turn中,一开篇米切尔就请出了理查德·罗蒂这尊大神,并转述了其“哲学史的最后阶段就是‘语言学转向’”的观点。我们先对这种迄今为止仍然聚讼纷纭的观点和米切尔引用这种观点的动机存而不论,而来简要回顾一下西方哲学中所谓的“转向”问题。我们知道,在古希腊哲人们最关心的是本体论问题,诸如“存在什么”、“世界的本质是什么”等等。而到笛卡尔这里,哲学发生了一次明显的转向,即从本体论转向了认识论。哲学家们关心的问题开始变为“我们知道什么”、“我们是如何知道的”等。自笛卡尔之后,认识论逐渐成为整个哲学关注的中心,大哲们皓首穷经、孜孜以求于知识的确定性问题。笛卡尔开启的这个认识论阶段在持续了两百多年后最终由弗雷格加以扭转,并由维特根斯坦宣告结束。他们把逻辑和语言置于哲学的基础地位,而开始探究“知识是如何被表达的”等问题。尽管这种对哲学史僵硬的划分不免佛头著粪,但显见的是西方哲学在发展历程中的确发生过如上两次转向,即所谓的认识论转向和语言转向。前者让哲学的基础从本体论和形而上学转为认识论,从研究超验的存在转为研究主客体关系;后者则从对主客体关系的研究转为研究主体间的交流与传达,进而从心理学的领地转向了语言学视域。而在语言转向的内部,其实还存在着两条迥异的线索。一是科学主义的,如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罗蒂、蒯因等。这一路径的哲学家认为语言转向意味着对语言的净化,主张用科学语言来消除两千多年来因哲学语言的含混而导致的对世界认知的无序和混乱,着力于批判形而上学传统,倡导逻辑实证主义,建构科学哲学;另一条线索是欧陆人本主义的,如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这一路径的哲学家极力反对用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来处理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的问题,认为语言是理解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语言转向恰恰是要用语言的力量来照亮和祛除世界的晦暗。可以说,语言转向甫一发生,就伴随着争论和对它的批判。又如西斯金就认为语言转

向让哲学失去了大胆思想的风格和创造精神,而流于对一些稀奇古怪的语言符号问题的讨论。甚至包括罗蒂本人对此也颇有微词,他认为语言哲学家力图把哲学变成一门“严格科学”是注定要失败的,语言转向会遭遇此前历次“哲学革命”一样的命运。尽管如此,罗蒂却并没有对“语言转向的终结”列出时间表。相反,罗蒂的批评恰恰说明哲学中的语言转向仍然是一个不断敞开的、尚待进一步拓展的、远未终结的问题。所以在Pictorial Turn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对罗蒂简要一番之后,米切尔便匆匆忙忙地转向他那一直念念不忘的潘诺夫斯基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米切尔的“图画转向”不是对“语言转向”的扭转,也不是从“语言转向”走向“图画转向”的宣言书,更不是说哲学史在经历“语言转向”之后又发生“图画转向”了。这两种转向各有其迥异的思想脉络和演变逻辑,不能淆为一谈。

五、结语:“图画转向”的问题式

囿于篇幅,本文仅能考察这一概念的发生和谱系,而不能进行更多的阐述。事实上,作为美学、图像学、艺术史、批判理论、视觉文化研究乃至文学理论中的一次重要断裂,“图画转向”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全新的问题。过去,有很多学者从二元对立的角度对文学与图像的关系进行过深入的考察,获得了不少洞见,也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基本而有效的思维方式,二元对立当然有其巨大的阐释能力,同时也有其固有的合法性。但是,当面对“图画转向”的问题时,我们认为事情要远比“图文对立”或“图文之战”复杂得多。首先,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批判图像霸权或图像中心主义,实际上就已经预设了一种语言或文学中心主义的逻辑前提。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究竟是图像压倒了语言文字还是语言文字压倒了图像,实在是一笔糊涂账;其次,我们需要回答“图画转向”的生成机制,即“图画转向”何以发生的问题。这就要结合图像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来进行考察。特别是“生产”。正是在这一环节,马克思发现了资本增殖的秘密。同时,还必须要考察观看主体的变化。现代性的兴起带来了人类感知世界方式的变化,其中视觉的重要性被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作为这一变化的结果,人的感官和身体又被纳入到一个新的规训、控制和管理的机制中。正是这种互为因果的双线结构让景观社会得以生成,同时也为“图画转向”提供了必要的支撑。而对这些问题的呈现和剖析将是接下来需要面对的课题。

作者:李长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