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与家庭教育论文

【摘要】本文通过阐述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的现状，从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中存在的婚姻家庭、身份认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分析了中越跨国婚姻问题产生的根源和发展的态势，认为在边境地区跨国婚姻治理中应建立科学的决策和执法机制、加强相关法律知识的宣传教育以及构筑坚不可摧的制度屏障。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社会管理与家庭教育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社会管理与家庭教育论文 篇1：

中国书院在当代社会实践中的新发展

摘 要：社区书院作为当前基层社会教育与社会治理的一种新形式，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中创造性地转化了中国传统家族书院与乡村书院的历史经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互动的一项创新尝试。社区书院作为社区的公共空间，有助于推动传播文化知识与提升国民素质，有助于协调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治;有助于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也发展了“乡贤”“乡规民约”在社会治理中新的社会意义，体现了中国文化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战略力量历久弥新的价值。

关键词：家族书院;乡村书院;社区书院;社会治理

doi：10.19366/j.cnki.1009-055X.2019.04.012

中国书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元素，当代中国社会重新重视起这一中华文化的元素，除了加强书院文化遗产的保护外，从传统书院中汲取精神营养，对书院进行传承与创新成为民间社会文化自觉与国家文化战略、文化建设的重要选择。以往对于书院与社会的研究主要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书院与社会的关系，涉及书院兴起的社会文化环境、发展的社会动力，以及与学术、地域文化的关系、社会文化功能等[1]。在当前中华民族复兴与重铸中华文化的时代，对古老书院进行历史资源的挖掘、近代变迁与现代转型成为研究的重点，不少学者对于当代书院都冠以“复兴”来概括。

当代的书院已经不只是文化的传承，更具有现代意义，富有现代性的思考，社区书院作为一种尝试走入大众的视野。以往具有社区书院性质的机构多为实施大学书院制的高校，如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澳门大学等。在学生住宿管理中，以学生社区书院的形式，组织管理学生，开展各种类型的活动，并重视中国文化的传承，被认为是高校学生生活园区德育创新模式[2]。高校的社区书院发挥了书院精神对于大学教育的现代价值，进一步地梳理中国书院的历史经验，提炼其所积淀的文化精神和社会建设经验，将中国书院的文化精神进一步地植入社会生活，发挥其在公民道德与文明素养上的培育功能与社会价值，无疑是一项利国利民的长远举措。

一、中国书院在传统社会的功能与影响

现代社会对于 “社区”（或共同体）的概念，一般认为是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德国的现代社会学缔造者斐迪南·滕尼斯在其经典著作《共同体与社会》中，认为家庭、宗族这样的群体是建立在自然基础之上，村庄、城市这样的集合体是建立在一定的历史基础之上，而友谊、师徒这样的联合体是建立在思想的基础上[3]。现代社会管理中的“社区”概念虽然与学术意义上的“社区”有一定的区别，但也具有一定的市场、社会网络以及政治等诸多关系，具有多功能的作用，其中人文关怀应该是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4]。中国传统社会虽然没有“社区”的概念，但在聚族而居中形成了以宗法伦理、社会稳定为着眼点的家族社会。特别是宋代以后，普遍的聚族而居成为中国基层社会的组织形式，也让儒家的政治理念进入百姓的伦理生活。不可否认的是，家族社会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石[5]，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为中心而构建的将自然、历史乃至思想聚合而成的共同体。对比而言，家族、乡族一定意义上与现代社区的地域范围是一致的，在社会管理的办法和途径上具有一定的历史传承性。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6]等都揭示了中华民族重视家族社会生活中“学”的传统，体现了儒家教育文以载道的宗旨与方法[7]。书院作为传统中国独特的学术、文化与教育机构，从唐末书院兴起，至宋、元、明、清的兴盛与普及，历史上计有7500多所书院[8]，其中有诸多的家族书院、乡村书院，在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对于人才的培养、思想学术的传承、社会风俗的塑造等都有着重要历史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培养家族、乡族及社会人才

书院的产生与来自民间社会的文化教育需求密不可分。中国古代家族社会地位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族士绅学子的多少。为发展本地区经济和传承家族文化，许多家族特别是官宦富贵之家历来重视文化教育，一般家族都开设学堂、书院以培养子弟，形成家族书院、书堂。地方文献特别是族谱中所记载的家族书院也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书院形态。以福建地区为例，其开发主要由于唐末北方士民举族而来，又聚族而居，福建最早的书院有建阳熊氏的鳌峰书院、邵武黄氏的和平书院、古田余氏蓝田书院等，培养教育了家族人才[9]。

宋代书院教育的功能更加凸显，特别是其与科举的结合，扩大了影响力。到了明清之际，官私书院普及，书院主要以“四书五经”等科举考试作为主要内容，要求生童掌握课艺，特别是八股文的写作，满足了士子求学科举的需要，承担了社会各阶层普及文化知识的启蒙教育功能，进一步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大量的人才。

（二）孕育学术思想与普及社会道德标准

北宋时期，以理学家为代表的知识阶层为了重振儒家文化，有意识地兴办书院。书院山长多为学识渊博之人，学者在其中著书立说，自修讲学，相当于现在的一些研究院。在理學家的精心经营下，书院也成为传承儒家“道统”的场所。到了南宋时期，在朱熹等理学家的带动下，书院建设之风更盛，讲学之风更是自由，特别是南宋淳熙二年（1175）朱熹和陆九渊的“鹅湖之辩”成为中国思想史上标志性的高峰，为当时学术之盛事，首开中国学术争鸣风气之先河，所碰撞出来的思想火花和学术成果对当时及后世儒家学术文化乃至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朱熹、陆九渊以后多立书院讲学，奠定了中国书院与思想学派相结合的基础。宋理宗以后，随着理学被官方正统化，各地官员纷纷仿效理学家建立书院。宋代理学家们所设计的道德标准经过元、明时期不断的制度实践，在书院中推行官方政治哲学，在家族社会中延续家规和族规，从而真正建构了中国社会宗族制度与乡族制度[10]。

广建家族书院也成为学术、道德影响民间社会的方式。家族子弟自小在书院中接受基本道德行为规范的教育，对中国经典著作的学习，保持了家族文教风气的生命力，促进了道德标准的普及。

（三）敦化社会风俗与保持文化主体性

从古至今的社会发展，“人”的问题是永恒的出发点，人的社会“教化”也是经久不衰的历史命题。自汉代起，儒学的重要社会职能就与社会风俗密切关联，在国家开疆拓土的同时，也伴随着人文风教的传播。目前可考的最早的教学功能较为齐全的书院是唐代漳州的松洲书院，以士民和生徒为对象，创办的目的在于移风易俗，传道授业，教化乡里，既有针对士民的社会教育，又有“聚徒授业”的专门教学，教学内容主要为儒家经典礼仪，通过“论说”“开引”的教学方法注重启发思维，取得了“于风教多所裨益”的效果。唐代以后，书院的广泛存在使得诸多边疆地区有“邹鲁”的称呼以及民风敦化的传统，成为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元素[11]。

书院所面向的对象不仅是学子，还有普通的百姓。理学家们的“天理”思想通过一系列的家庭、宗族等社会环节逐级实现。诸多书院是官方和民间以及学者通力合作而成，如玉山刘氏义学由官僚士大夫刘允迪创建，朱熹曾亲自为其撰文，说其“割田立屋，聘知名之士以教族子弟”[12]。书院的社会功能通过教学、祭祀、出版以及环境的塑造等建构子弟的学识与行为来体现，敦品励学，教化人心，传播传统道德和伦理精神，进而转移社会风气，沉淀纯朴民风。明代的议政型书院因为与政治的密切联系，虽然几多兴废，但是当时书院的精神也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精神，书院已经不仅是讲学之地，还兼具了议政之风，也代表了民意的趋向[13]，可见书院对于社会风俗的影响也随着时代发展而更加开放，更趋向大众化。

书院在元、明、清三代不仅数量大大增加，类型也呈现多样化的发展，更加趋向文化普及与风俗敦化。考察地方志以及现在留存的书院古迹，诸多书院实质为社学（乡学）乃至义学，以乡村书院的形式建构了中国乡村教化体系。唐中期以后，乡学（又称村学）就有兴起，由地方官府创办，以地方乡村公共场所为学舍，经费自筹，聘请乡间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为教师，属启蒙教育性质。元时社学起源于政府，以50家为一社，由负责的官吏选择通晓经书者为教师，子弟农闲时入学读中国的儒家经典，同时教劝农业生产。明承元制，社学的对象主要针对15岁以下的乡民，教育内容更包括经史、历算以及律令、礼节之类。清初社学对象是12岁以上20岁以下有志学文者，入学者得免差役。正如明代吕坤所撰的《社学要略》中所言，“社学之设，最有关于教化，故历代皆重其事……社学要略，不因科第而后读书，不必作文而后为学，因人立教，即知即行……”[14]可见社学是官学向基层的延伸，政府提倡社学的目的并不在于科举，而在于用儒家伦理来规范社会，把基层教育演化为化民成俗的活动，社学也成为地方组织活动的公共空间。虽然因为经费的关系，官方的社学渐废，而民间自行设学的现象增多，社学较多转化为地方公益金或私人筹资的义学、义塾，也使得书院这一名称得到普及与推广，概念内涵得以扩大。

鸦片战争后，面对西学的冲击以及大众文化教育普及的需求，书院与儒学的种种弊端日益突显。为了适应时代的变革，书院引入了“新学”“西学”的形式与内容，以积极改革的态度走向近现代化。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发布了《兴学诏书》，诏令全国书院短时间内改为大、中、小三级学堂。随着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的废除，中国书院制度淡出了历史舞台。不少有识之士认为，中国书院在师生关系、自由精神、课程研究等方面都有中国本身社会历史的特色[15]。在“西学东进”的时代，“国学”的倡导者提倡从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中去寻找社会变革、发展的思想依据。相比于西式的学校，仍有以章太炎的国学讲习所、马一浮的复兴书院、吴宓主持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部以及唐文治的无锡国学专科学校等近代书院，也出现了以陈嘉庚为代表的爱国爱乡兴学群体重视发展现代社区教育，无论是在中国文化的内容方面抑或是教育的精神方面，面对时代的发展，有识之士都积极地适应、调整与创新，葆有一份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

总体而言，中国书院在培育人才、改善社会风尚、传播民族文化等方面对传统社会的积极影响是具体而深远的。一些坚持中华文化道统的有识之士也通过书院继续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奠定了中国之学与书院在20世纪后的继续发展的近代历史基础。有些学者更是把发扬私人讲学的书院视为中国的“公民”或“民间社会”机构[16]，当代较为正规的书院也需要在民政部门注册作为一种“民办非企业社团组织”被中国政府认可，可以说中国书院的历史发展中带有一种不断更新、创造的思潮，对于我们当代社会仍然有一定的启示[17]。

二、中国当代社区书院的兴起与发展

一般而言，传统书院兴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官学的不足，理学的昌盛，科举的刺激，朝廷的提倡，宗族的传统，还有佛道与读书山林的风气，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书院的整体发展，而具体到每一个书院，其兴起的原因更多的是独特的，历史上的中国书院就是较为复杂的教育文化机构。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国学热”自民间兴起。在全球化时代变革浪潮中，文化竞争力逐步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中国文化的勃兴更多倾心于文化自信力的表现，是一种力图从千年中华文化中寻取现代性资源的努力。在对文化历史的理解、尊重和當前现代化发展的双重诉求之下，当代对传统的取舍与甄别、定位和转向成为实现文化现代化的时代课题。如何延续传统，如何将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转换，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思想研究的重大课题。

随着官方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各种不同规模、形态与形式的书院相继出现。根据国家民政部官方网站数据，截至2017年底，在民政部门正式注册的书院类机构有近800所根据国家民政部官方网站数据统计。。另据岳麓书院中国书院研究中心近年不完全统计，现在已达2000所以上从事传统文化相关内容的书院类机构，总数已超过明代，这其中绝大多数书院深植于社会生活中，与当代社会互动密切。当代中国，以社区书院为载体，将承载了明显中国文化特征的“书院”移植到当代社会生活中，其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挖掘历史资源型社区书院

这类书院主要是基于该区域本身具有传统文化特别是书院文化历史资源，并且使之与现代基层社会相结合，面向市民开展中国文化教育的内容。例如，河北保定莲池区因为有省会书院莲池书院的历史，出现了一批传承莲池书院精神的新型现代书院，包括保定市新莲池书院，主要是展现莲池书院相关名人的生平事迹，开放典籍藏书楼，从而保存和传播保定文化;还有一所保定莲池现代书院。可见地方上对于挖掘传统书院的资源还是比较有现代意识的。

在莲池书院的历史影响下，保定市莲池区创建了24家正式注册的社区书院，这些社区书院都是在区民政局登记注册的，通过创办国学大讲堂，讲习经典，传承经典; 进行琴、棋、书、画、诗、歌、茶、花的技艺培养，具体开设经典诵读班、道德践行班、歌唱辅导班、民族舞蹈班、书画班、手工艺制作、中医健康讲座等诸多课程让居民修身养性，改善民风，打造社区居民文化。

（二）地产、物业企业型社区书院

从20世纪90年代单位制瓦解以及城市住房制度改革以来，人们通过购买地产形成居住空间，形成社区关系是最为广泛的存在。业主、物业公司、开发商、居委会和基层政府之间的关系日益进入研究者视野。对于物业、地产企业如何增加社会责任也引起诸多的讨论[18]。以河南的本源社区书院为例，其是在房地产以及物业企业的主导下，以社区为基本单元，以国学为主题，以书院为教育和传播基地，通过房地产开发企业、社会社区组织及个体文化志愿者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及人文教育在现实生活中的落地。作为现代企业型的模式，在推广社区书院时注重在社区管理中增设相应文化发展及管理基金，采取政府购买方式，创立与民间机构的合作机制。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本源社区书院已经形成了稳定的会员人群和志愿者队伍，书院也鼓励其会员志愿者积极参与书院事务和建设，探索专业化教育和志愿者自主管理的社区书院运行模式，从而实现文化对社区内人群的教化，达到风气塑造的效果[19]。

（三）文化创意产品型社区书院

书院作为中国历史上独具特色的教育机构和最具精神价值的文化场所之一，也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广泛地结合富有中国元素的文化产品进入百姓的生活之中。不少社区书院成为文化创意单位发展的一种新模式。如故宫紫禁书院主要以传播故宫文化为主要任务，展示销售传统文化艺术元素的文化创意产品，并邀请学者、匠人授课讲学，切磋沟通，分享典雅生活。紫禁书院设立的社区分院，重点在于进行社区文化空间的营造，倡导“让文化成为居民的生活方式”的理念与社区“健康养老”“文化养生”理念相契合。此外，云南省新华书店正在建设的百家“乡愁书院”，商务印书馆正在推广的以“书院”命名的乡村社区阅读中心，如2017年在山西晋城古村良户成立的“良户书院”等。越来越多的文化机构不断运用自身文化资源及学术力量，在城乡社区建立相关书院，将中国文化精神物化为居民的生活形态与消费方式，进而建成区域型的中国文化符号。

（四）政府力量推动新建型社区书院

正如当代的“国学热”是从民间上升为官方的重视，在社区书院的发展上，地方政府结合地方文化精神，也越来越重视社区书院的建设。如山东省发挥“儒家”文化精神，推广“图书馆+书院”的尼山书院服务模式，推动乡村社区儒学道德的践行;苏州市政府打造“德善之城”，通过建设德善书院，并广泛地与学校等机构建立德善讲堂，致力于提升市民道德修养，营造城市人文氛围;厦门市截至2019年初，初步建设成了市级、区级和社区（村居）三级扁平化社区书院服务管理体系，已建成1家市级社区书院总部、6家区级社区书院指导中心、323家社区书院。社区（村居）书院作为开设讲堂、服务居民的终端，按照“四个一”（一个统一标识、一个固定场所、一套课程体系、一套运行模式）标准建设运作，陆续形成了一批组织完善、特色鲜明的社区书院，如鼓浪屿书院、同安朱子书院等。2019年初，厦门社区书院逐步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相融合，其核心在于学习型社会的建立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的落地。

综上，当前在多重力量和多元主体的推动下，社区书院通过普及文化知识，传播中国精神特别是儒家文化精神，成为一种中国传统文化基层传播的形式与载体。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些社区书院教授的内容有些不一样，但大都比较重视面向各个年龄段的市民创办国学大讲堂， 建立志愿者服务平台，提供专业社工服务，宣传中国传统文化成为这些书院的普遍共识与身份认同。通过“共学、共治、共享” 中国文化的方式，社区书院的各项活动有利于将中国文化精神物化为居民的生活形态与方式。对于现代人而言，通过国家与民族的文化认同将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也有利于完善中国社区治理模式，推动社会道德文明的建设，推进社会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中国书院在当代社会中的传承与创新

通过对当代社区书院的田野调查，我们看到当代“社区书院，不只是书院”[20]。在当代多种力量的推动下，无论是在硬件还是软件上，中国书院除了发挥传统社会文化教育等功能，更是一种以国民素质提升及国民价值观培育为导向的文化重建。文化之于历史有一定的超越[21]，文化在历史的基礎上更多地体现社会价值，体现在人们的心理认同层面。通过社区书院，我们更广泛地看到中国书院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对于当代社会的作用与意义。相比于传统的家族书院、社学书院等，中国书院在当代社会中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继续关注：

（一）传播文化知识与提升国民素质

国民素质的全面提高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而教育是国民素质提高的关键，这也是传统社会注重民间教化的原因。国民素质培养作为一个综合的概念，包含面非常的广泛。古代主要在家庭、家族之中培育子弟，形成良好的家风家教;现代社区作为现代居民的生活聚集地，倡导文化教育的学习型社区成为中国现代社区发展的一大趋势，社区也陆续承担起国民素质培养的职能。

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从国家到民众皆是如此。传统家族书院、社学书院将人文、科举考试的知识与农业生产相结合，形成“耕读传家”。而社区中所建设的书院更像是一个綜合性的学习平台，文化与生活结合的知识更为具体、细致、实用。以厦门社区书院为例，其平台上有共享的课程资源达到两千门以上，主要的课程有常设类、讲座类、技能类等多种类别，具体包括家庭教育、文艺、法律、经济、党建、国学历史、养生、技能培训等多样内容，涉及国民政治、思想、道德等诸多领域，注重文化知识、技能以及服务、社会价值观念等。相比于传统的书院，社区中所建设的书院更是一个综合性的现代生活学习平台。

以中国书院作为文化知识与素质的普及平台，多元化的课程教育让社区居民可以在共同空间有所收获，也是对当前教育的一些缺失进行一种有效的补充。需要注意的是，书院之名本身就蕴含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在内容侧重点上，除了知识性的内容，国民文明道德素质的现代化培养更应是书院的重中之重，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使得国民既有传统优良品德，又具有世界公民的文明素质。

（二）协调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治

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的路径与现代社会治理理论有一定的契合，挖掘传统文化特别是乡贤资源，有助于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提升[22]。在中国传统中，书院作为文化创造、累积、传播及人才培养的中心，筹措、使用书院办学的经费自北宋乾兴元年（1022）朝廷赐给兖州州学学田以后，各地多有效仿，逐渐形成官方和民间之间的共识，让书院形成了以学田制为核心，多种经费来源的费用筹措制度。无论是君主、各级地方官员及来自民间的士商、家族等虽然基于不同的动机与目的，但都以多样的方式支持书院事业，促进了社会捐资办学、乡贤自治等传统的形成。书院发展于民间社会，即便是在官学化的发展过程中，书院初创时期多由府、县长官倡建，学田大部分由官府拨付，但要维持书院的长期发展，经费的难题往往通过社会捐资来解决，政府以及社会也有一整套规制对于这些捐资助学的乡贤予以认可与表彰。中国书院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是多种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反映了传统中国地方治理的多重力量，特别是乡贤这一群体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发挥了作为体制内权力与中国社会基层的“连接器”“缓冲带”的作用。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着力点在于政府与社会、治理与培育的关系，其中包括调整社会治理与社区居民的关系，发挥治理与培育中传统文化如乡规民约的积极作用，鼓励地方政府探索特色发展等。在当代书院的实践中，通过中国文化等课程与活动的开展可以形成一个体量可观的基层互动群体，居民参与书院学习的过程就是一种重要的公众参与。在建的书院多成立书院理事会作为书院的决策和管理机构，也注重引入文化志愿者骨干，邀请社区居住的各行各业社会新贤达即“新乡贤”作为荣誉理事长，发挥“新乡贤”的号召作用，为他们提供更贴近居民群众的儒家式的社会服务平台。

（三）促进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优秀传统文化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资源。中国传统文化中精神道德上的自律机制是社会稳定最为基础的力量，中国传统社会通过多种形式如书院、家谱、宗祠家庙、乡规民约等形成共同的文化与道德标准，可以说传统的中国书院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主流思想的文化教育组织，传授的不仅是知识，更是儒家社会道德、宗法等共同价值理念，与意识形态直接相关。

中国传统书院更倾向于中国儒家的学术与教育中心以及儒家传统道德、价值的内涵，而儒家文化传统一直在中国民间社会发挥着“日用而不知”的道德力量。当代中国书院被认为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载体，深入到社会生活中的书院更是被寄望于成为当代架构传统文化及人文教育推广的基础网络，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及人文教育在现实生活中的落地。所以，当代书院中广泛的国学内容与课程成为应有之义，与此同时不少书院注重本地文化精神与风俗的继承与延续，将乡土文化资源与传统文化的发展进行整合与利用，从而使家族社会文化精神在当代获得一定的延续。当代书院也借鉴了西方文明以及现代经济发展中的有益元素，将当代生活与价值观在社会层面落实，如社区书院微信群等网络共同空间的广泛建立，通过共同事务的网络互动、解决，进而推动共同价值观在社区的建立与形成。中国书院对于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转化的文化现代化过程仍然在进行之中，也是当代研究者与实践者仍然需要深入的重中之重。

四、结 语

概言之，书院之名延续千年，中国当代书院虽然在形式上已经不同于传统书院，但是在核心内容、价值与文化精神上对中国传统有着一定的传承，是中国人文化自觉以及寻求文化自信的文化主体意识的具体表现。通过书院这样的载体，通过书院中共同的经典与历史的回顾，让传统变古适今，进而连接传统与当代的价值与精神，融会古今中外，召唤出现代社会的“文化认同”，具有重要的社会文化意义。当然在书院热潮之中，也需要对之进行审慎的思考，目前还存在不少只有书院之名，但不具有书院精神的书院。如存在只是将原来的社区活动场所换一个名字，并未开展实质活动的书院;即便是运营还算不错的书院也存在经济上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如一些官方体制书院，受到政策与体制以及领导者变动的影响，书院开展公益性的传统文化活动的经费缺少明文的规定与保障等。如何创建与当代社会有效结合的书院，让真正具有中国民族精神的书院在当代社会获得真正的发展;如何进一步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创立社区书院，还有待进一步的实践与探索。当前中国书院的探索有创新，但也有一定的不足之处。在未来的发展中，书院如何适应当代社会环境的不断变换，继续在中国文化经典的传承、民众知识素养的养成、地方文化的建设以及国家共同文化精神的认同等方面，还有更多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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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cademy in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Practices

—A Comparison Between Academies of Traditional Family， Country and Contemporary Community

DAI Mei ling CHEN Zhi ping

（1.School ofMarxism，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Fujian，China;2.College of Sinology，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Fujian，China）

Community academy is a new form of grassroots social education and social governance at present. It creatively transforms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family academy and country academy in the practice of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It becomes an innovative attempt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contemporary society. As a public space of the community， contemporary community academy can help promote the dissemination of cultural knowledg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national quality by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Chinese cultural subjectivity， help coordinate government governance and social autonomy， and help cultivate and promote socialist core values.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also developed the new social significance of “local sages” and “local rules and regulations” in social governance， reflecting the enduring value of Chinese culture a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force in national governance.

作者：戴美玲 陈支平

社会管理与家庭教育论文 篇2：

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治理模式分析

【摘 要】本文通过阐述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的现状，从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中存在的婚姻家庭、身份认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分析了中越跨国婚姻问题产生的根源和发展的态势，认为在边境地区跨国婚姻治理中应建立科学的决策和执法机制、加强相关法律知识的宣传教育以及构筑坚不可摧的制度屏障。因此，对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治理模式做出相应调适，使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问题治理常态化和长效化有着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关键词】中越边境；跨国婚姻；治理模式

【作 者】谢尚果，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罗家珩，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南宁，530006

一、问题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边境地区跨国婚姻问题及其治理既是跨国民族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实现边境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需要。近年来，生活于中国西南边境地区的跨国通婚的人数逐年递增，由跨国婚姻诱发的各类跨国民族问题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普遍关注和强烈担忧。据了解，目前中越边境地区的跨国婚姻数就高达一万余例，而由于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治理中的社会管理问题、治理缺失问题、监管体制问题，直接影响了中越边境地区的和谐稳定。为保证中越边境地区长治久安，应调适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的治理模式，构筑跨国婚姻规范管理的保障网，进而促进中越边境地区的和谐发展。

从边境地区跨国婚姻问题及其特征研究来考察，国内学者都是基于跨国婚姻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通过探讨跨国婚姻的数量、趋势、途径及其负面影响等方面来分析跨国婚姻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应对举措。龙耀 [1 ]、李娟 [2 ]、罗柳宁 [3 ]通过具体材料，分析了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的发生原因和途径，对在特定社会环境下跨国婚姻产生的实际情形做了深入的探讨；董建中研究员通过对云南边境地区婚姻的历史沿革、现状以及存在问题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4 ]全信子以外嫁至韩国的中国朝鲜族女性为例，对朝鲜族女性外嫁韩国的社会背景、动因、途径以及模式做了综合的分析；[5 ]周建新以民族文化认同为主要条件的跨国婚姻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认为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的真正内因为跨国民族之间的文化联系及其认同。[6 ]从边境地区跨国婚姻问题的思考及其治理举措来考察，相关措施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周健、刘东燕探讨了越南的民族政策及其对中国边境民族地区的影响，注重解决方法的弹性研究，旨在寻求解决边境地区相关的实际问题；[7 ]马伊基于中越两国婚姻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从跨国婚姻管理方面的完善和调适来谋求边境地区的睦邻友好环境；[8 ]白志红、李景喜基于云南中缅边境地区跨国婚姻现状所引发的安全和稳定隐患问题研究，提出了解决跨国婚姻的思路和人文关怀的举措，有助于边境地区的长期发展和稳定；[9 ]范宏贵对越南民族与民族问题进行分析，深入探讨中越边境地区民族问题存在的原因，提出相关的解决策略，以期为边境地区解决民族问题提供借鉴。[10 ]121

纵观中国边境地区跨国婚姻研究动态，学术界对于中越边境跨国婚姻问题研究多基于社会环境、文化认同、民族心理以及邦交发展等方面来展开，为深入探讨边境地区跨国婚姻问题的治理举措和模式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但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问题及其相关治理模式研究较为薄弱，仅在其他研究领域零星涉略，缺乏系统专门的研究。本文通过梳理目前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寻求一种与当前边境地区状况相契合的治理理念与模式，进一步推动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治理模式的新探和拓展，使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治理模式符合实际、科学合法、推进边境地区社会和谐和稳定的最佳方式。

二、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中越边境地区具有复杂的地理与周边环境、少数民族人口聚居、交通相对闭塞、社会发展较为滞后、民族文化多元性等特征。近年来，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问题事件频发，并逐步呈上升趋势，危害程度也越发严重，使中越边境地区面临着十分严峻的社会安全形势，严重影响了边境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发展。

（一）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问题分析

1. 婚姻家庭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三条规定：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其所指的夫妻平等，主要是指夫妻双方在婚姻家庭生活中拥有平等的权利，承担平等的义务。

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家庭问题主要表现为婚姻关系中男女地位不平等、婚姻关系不稳定以及子女教育问题等诸多方面。

（1）婚姻关系中男女地位不平等。笔者在2014年7月的中越边境地区田野调查访谈中，围绕越籍妇女在中国家庭中地位的相关问题与当地居民进行了交流，在对家庭决策、家庭收入等问题的回答时，笔者发现，越籍妇女在婚姻家庭关系中处于从属地位，追根溯源，一方面是由于越籍妇女在当地社会化程度较低，无法正常融入当地社会生活环境，生活生产主要是依赖丈夫，在家庭中的地位较低，直接导致了越籍妇女在婚姻家庭关系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越籍妇女文化水平偏低，能力和技能都受到相应的限制，在家庭事务管理中，她们始终听任于她们的丈夫，在家庭决策方面无掌控权和决策权。

（2）婚姻关系不稳定。中越跨国婚姻由于没有履行中国婚姻登记的法律程序，没有办理结婚证。因此，这种婚姻关系实属无效，不受法律保护，婚姻关系存在诸多不稳定的因素。从外因来看，由于中越跨国婚姻没有进行合法的婚姻登记手续，缺乏中国法律的规制，直接导致婚姻关系的不稳定。从内因来看，中越跨国婚姻家庭缔结的主要动因有中国男方家庭经济条件较差、民间往来便利以及本族群成员的牵线搭桥等。因此，中越跨国婚姻家庭关系基础薄弱，婚姻关系容易趋于紧张和失衡。无论是外因还是内因，中越跨国婚姻家庭只要出现轻微的外界环境变化，其婚姻关系就将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3）子女教育问题。笔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家庭中，子女的教育方面主要来源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较为薄弱。大多数嫁入中国的越籍妇女都是来自越南边境的几个地区，社会发展较为落后，生活条件艰苦，其文化程度通常均为小学以下。据笔者了解，这些越籍妇女平时在家中观看电视节目，中国的很多电视节目她们都看不懂，有的时候只能看一些与自己母语较为接近的节目。由此可见，嫁入中国的越籍妇女整体文化素质较低，有的越籍妇女在语言方面也存在交流障碍，无法承担教育子女之责，因此，在中越跨国婚姻家庭中，教育子女的责任主要是由男方承担。

2. 身份认同问题

越籍妇女嫁入中国，在中国组建了家庭，她们在中国生活生产，从表面上来看，与中国的普通家庭无异，但走进这些越籍妇女的内心世界，我们会发现她们有着很多的困惑和疑虑。主要表现于越籍妇女的国家认同困境、社会认同困境和自我认同困境。

（1）国家认同问题。由于大部分越籍妇女嫁入中国时没有履行中国法律规定的婚姻登记手续，只是生活和居住在中国，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到法律的确认和保护，属于违法婚姻。同时，这些越籍妇女没有中国国籍，也没有当地的户籍，因此，她们成为无国籍的公民。而她们在国家认同方面处于模糊状态，她们渴望加入中国国籍，长期定居于中国，获得当地人的认同。

个案1：刘主任，男，龙州县人口与计划生育局办公室主任。“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到下面（龙州县）各乡镇去调查数据的时候，当地有些嫁到我们国家来的越籍妇女没有加入了中国国籍，无法获得了当地的户籍。有的越籍妇女被问及她是哪个国家的人，她自己对这个问题都比较模糊，不知道应该说自己是哪个国家的公民，并从主观方面对自身在中国的婚姻家庭具有一定的归属感，并从个人感情上认同自己在中国的身份。当然，也有部分越籍妇女认为自己还是越南人，这些越籍妇女通常都是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认同感的，但是，实际上没有中国国籍的越籍女性都十分希望拿到中国国籍，成为中国公民。”

（2）社会认同问题。人逐渐走向社会是人社会化的开端，是人和社会互动的过程。人的社会化既表现为社会、经济、文化等外界因素对个体社会化的影响，又表现为个体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这一过程是个体和社会互动、交往的过程。嫁入中国的越籍妇女，在脱离其母国的社会环境下，在中国都要经历与当地社会环境接触、适应、互动、融合的社会化阶段。从生活习俗来看，越籍妇女的社交网络仅限于居住地较为狭小的村落或乡镇，其结交的朋友关系均是建立在邻居、亲属等基础之上，均属于浅层交往，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越籍妇女由于语言障碍、心理自卑等因素，活动范围较小，无法正常融入当地的社会文化中，社会认同意识薄弱，社会化水平较低。

（3）自我认同问题。由于越籍妇女认同意识摇摆于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之间，其国家和族群归属感相对较弱，因此，在自我认同方面也存在着矛盾。一方面，她们渴望获得中国国籍，申请居住地的户籍，得到当地居民的认可，享有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她们游离于中国的主流群体社会之外，无法摆脱心中的自卑情绪，进而导致其自我认同时无法正确面对自己的身份，在人际交往时也不愿意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3. 社会管理问题

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重要转型期，中越边境地区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深入发展以及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大背景下，边境地区的社会管理理念逐渐趋于经济、环境、旅游、边贸等管理理念，进而导致了跨国婚姻家庭计划生育管理问题、人口安全问题以及社会稳定等诸多的社会问题。事实表明，中国对于跨国婚姻家庭的社会管理制度不健全，社会管理机制急需提高。

（1）计划生育管理问题。据笔者调查，中越边境地区的越籍妇女婚入中国时，其年龄大部分在20至30岁之间，正是生育年龄阶段。由此，因涉外婚姻而出现了涉外生育的问题。而由于这种婚姻是不合法律的事实婚姻，所以，其生育的合法性也是得不到中国计生部门的认可，没有给她们发放生育证。因此，她们生育的子女给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工作带来很多不利的影响：首先，不利于人口控制，人口数量的增加影响中国边民的生活水平。其次，基层计划生育管理工作难以开展。由于中越边界两地所推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不同，中越边境地区嫁入中国的越籍妇女都没有受过中国长期的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这些越籍妇女的生育意愿往往按照她们的传统习惯，不愿接受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所以在其怀孕之后为回避有关政策的落实，往往出境躲避，待到生完孩子后再越境返回。这种情况给中国基层的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造成了难以堵塞的漏洞，无形中加大了基层计生管理工作的难度。

（2）人口安全问题。由于中越边境地区的涉外婚姻家庭中的越籍妇女都是非法入境，她们没有经过医疗卫生部门的相关健康体检，身体健康方面令人担忧，同时由于其文化教育水平较低，影响其所生育的子女的身体健康和文化素质。

（3）社会稳定问题。由于中越跨国婚姻大部分都是属于不合法的婚姻，所以，在中越边境地区嫁入的越籍妇女及其生育的子女在户籍方面难以落实，这样就直接导致了中越跨国婚姻家庭的子女成为一个无户籍、无国籍的群体。这些孩子在其幼儿时代尚无任何问题，但是待他们长大成人后，在个人的发展方面将因种种不便和事实上两种国民待遇的存在激发不良情绪。另一方面，在中越边境地区的越籍妇女，大部分都是为了谋求生计，希望得到更好生活的机会，她们通常不会讲究结婚对象的个人条件，这种婚姻带有一定的“将就”性质，并且婚姻双方都没有任何感情基础。而这样的婚姻通常不稳定，尤其是少数的不法分子借机拐卖越籍妇女骗婚、诈婚，进而使跨国婚姻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和欺骗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婚姻家庭的稳定度。

个案2：陈组长，男，凭祥市民政局纪检组长。“过去，大部分来中国的越籍妇女都是通过非法的途径进入（中国）的，她们又没有合法的身份证明，有的通过在中国的亲戚或者朋友介绍认识了当地（中国）的男性，就结婚了，以前给她们办理婚姻登记手续在凭祥市办即可，现在不行了，所有的涉外婚姻登记都要到崇左市民政局去办理，并且需要手续合法和齐全。有些越籍妇女在中国生活的比较好，物质条件相对较高（和越南生活水平相比较），就更加不愿意再回到越南了，并且，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利用回家探亲，向家乡里的同乡姐妹描述，在中国是如何生活的、工作的，然后，那些在越南的姐妹就开始憧憬和向往中国的生活了，她们也就会通过各种方式去打听如何才能到中国去居住，如何嫁到中国那边去，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大部分来嫁到中国来的越籍妇女进入中国的方式都非常的相似，也可以这样说，早期来中国的越籍妇女也带出了较多其家乡的姐妹们，就这样，一个带着一个，中越边境地区的跨国婚姻的数量也就日渐增多。但是，现在中国在中越边境地区都不提倡这种婚姻，因为这种婚姻相对较为不稳定，有的则会造成家庭不幸福，同时，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越边境地区的社会和谐和稳定。”

除此之外，还有不法分子利用跨国婚姻进行犯罪活动，如拐卖人口、诈骗等。历史上，拐卖人口的事件，在中越边境地区也时有发生。笔者在调查中发现，拐卖人口的事件大多数是指拐卖越籍妇女的事件，并且事件发生的条件具有一定的共性。参与拐卖人口事件的不法分子通常是在越籍妇女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诱骗和拐卖，有的事件甚至变为诈骗。

（二）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问题的原因分析

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使中越边境地区面临的风险较之其他的地区更大，引发社会管理和治理问题的因素和隐患较多，只有对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并形成客观的认识，才能更好地对边境地区跨国婚姻问题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治理。

1. 现有的边境地区跨国婚姻管理体系缺失

相关管理方面制度不健全。这些年来，中国在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管理方面建立了一整套制度体系，但有些方面依然存在制度缺失，出现无法可依的情况；而有些方面虽然有制度，但明显滞后于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管理实践，较多管理内容均未涉及。

制度衔接不到位。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管理是一个系统全面的过程，必须控源头、管过程、重严惩，形成环环相扣、无缝衔接的制度体系。但是，中国在管理跨国婚姻制度设计上缺乏整体思维，通常是“九龙治水，水患难除”，制度和体制的碎片化现象突出，各项管理制度无法相关衔接和配合，存在制度上的缺失。

制度执行力度不够。在现行的制度下，基层管理部门从属于地方政府，对部分跨国婚姻事务不能独立执法，相关监管难以到位。同时，有些部门监管能力不足，与其被赋予的职责和任务不相匹配，直接导致了制度执行方面的不力。

2. 边境地区跨国婚姻管理立法滞后

中国政府曾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边境地区跨国婚姻管理法律法规，有关省、自治区也制定了相应的地方性法规。中国边境地区有关部门对出入境检查、口岸管理以及计划生育管理等工作颁布了专项的法规。虽然如此，由于边境地区治理事务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各种跨国婚姻问题的管理立法仍然存在不适应边境地区治理需要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目前边境地区跨国婚姻管理立法缺乏一致性。在出入境、计划生育管理以及婚姻管理方面，中国制定了较多执行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管理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等，但是这些法律法规结构松散，没有形成一套独立的执法体系，甚至在管理问题的某些方面存在滞后性。另一方面，边境地区管理的部分法律法规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导致在执行过程中难以相互衔接，联防联控，缺乏统一的监管、治理和协调的法律机制。

3. 相关部门的治理水平不能有效控制边境地区跨国婚姻问题的频发

以相关管理部门为代表的边境地区治理主体，作为边境地区跨国婚姻管理的垄断性主体，在边境地区跨国婚姻管理中处于主导地位，承担着边境地区跨国婚姻管理的风险和责任。因此，相关管理部门的治理水平和控制力度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目前的主要问题是边境地区的相关部门在跨国婚姻管理水平上还亟须提高，这既与边境管理体制有关，也与地方政府监管能力有关。边境地区相关部门职能上的“缺位”“越位”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出现问题时互相推诿，逐渐形成了“人人都管事，事事无人管”的治理盲区。除此之外，地方政府在管理跨国婚姻问题中所采取的治理方式较为单一，不能有效控制跨国婚姻问题的发展态势，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地方政府治理跨国婚姻问题水平的提高。

三、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治理模式分析

在中国边境地区，法治环境建设一直是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的原因，实现边境地区依法治理的任务较为艰巨。其艰巨性来自发展的起点与内地其他地区存在一定差异。一是多处于地理环境偏僻的地区，交通闭塞、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社会发展难度较大；二是社会发展程度相对较低，地方群众思想观念较为落后；三是长期致力于维护国家边境地区的社会稳定、边境安全的重任，为国家战略发展做出较大的贡献，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这些都是边境地区法治建设和治理的自然基础、社会基础以及现实基础，它需要我们采取一种适应边境地区社会发展的治理模式，能够最大限度地整合边境地区的各类资源，推进边境地区社会和谐稳定的发展，这种治理模式则是“依法治理”。

（一）建立科学的决策和执法机制。

在边境地区跨国婚姻治理的过程中，地方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既是组织者，也是直接的参与者。治理跨国婚姻事务的各个阶段都需要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做出合理合法的决策。正确而合理的决策要求政府决策的民主化、法治化以及科学化，为保证决策的制度化和科学化，地方政府应充分征求相关领域专家的意见，建立边境治理决策的咨询机制，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治理决策机制。

“理国无难似理兵，兵家法令贵遵行。”法律法规的执行不仅是边境地区社会管理有序运行的基础，也是边境地区社会发展的保障。当前，边境地区跨国婚姻事例增多，但相关法律法规在一些地区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跨国婚姻引发的不良现象十分普遍，不仅严重威胁边境地区社会稳定，也使国家法治受到破坏。为充分发挥法治在边境地区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地方政府必须严明执法工作，做好相关人员的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工作，加强边境地区跨国婚姻管理执法基础设施建设，切实保障对非法跨国婚姻现象的管控全覆盖。另外，建立覆盖边境地区的监督体系，让整个社会来协助管理不法分子利用跨国婚姻所进行犯罪活动，改进中越边境地区的执法工作，规范当地的执法行为。

（二）充分发挥边境地区立法的作用，筑牢边境跨国婚姻治理的法治“防火墙”。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法律、法规作为一种刚性约束和制度保障，能够有效克服人为干扰的随意性。将边境地区社会管理纳入法治化轨道，是解决跨国婚姻问题的根本之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边境地区社会管理领域的立法、执法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但是由于相关法律法规之间的衔接不到位，不能有效地形成执法合力。解决这一难题，需要逐渐形成覆盖跨国婚姻管理的各个领域、措施有力的管理政策法制体系，真正将跨国婚姻管理纳入法治化轨道。进一步促进边境地区的法律和法规建设，通过加强重点领域的立法和加大管理的执法力度从根本上扭转跨国婚姻问题频发的趋势。

（三）加大《婚姻法》的宣传力度，开展普及法律知识教育，自觉落实中国计划生育政策。

加大媒体的宣传力度，设立电视专栏，用通俗易懂的事例进行宣传，使边境地区的边民提高思想认识，自觉抵制非法婚姻的行为；针对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中的越籍妇女的生育心理及习惯，宣传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及条例、规章。由于越南国家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与中国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在生育方面存在着差异，早期越籍妇女嫁入中国后仍然按照她们在越南的生育政策和她们的生育意愿进行生育，不执行中国生育政策的避孕节育政策规定，几乎每个越籍妇女都想多生育子女，生育了一、二孩之后拒不落实节育手术，很多多胎怀孕的越籍妇女往往都是回到越南去躲避中国的追查，等到生育完后再抱孩子越境回到中国。

为此，中越边境地区中国一侧的计生干部对这些越籍妇女要列册专门进行跟踪管理，将计生宣传品送到她们的手中，并且要不厌其烦地宣传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法律法规，联系中国的人口政策及其她们的自身利益，教育她们遵守和执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法律法规，并与她们签订计划生育管理合同，以促使她们自觉落实中国的计划生育有关政策，通过强化政策的宣传和长期细致的思想教育，绝大部分的越籍妇女愿意接受中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从而使中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及其法律法规在涉外婚育群体中得到有效的落实。

（四）严防源头、严管过程和严惩后果。

跨国婚姻管理是中越边境地区社会和谐之本、稳定之基，我们要建立起源头严防制度、过程严管制度以及后果严惩制度，为确保中越边境地区社会和谐发展，构筑坚不可摧的制度屏障。

1. 严防源头

俗话说：“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很明显，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管理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如果我们只关注已经发现的管理问题，不从源头治理，可能只见一时成效，而不能确保管理的长效化。因此，加强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的管理必须从源头上进行治理，最大限度地减少跨国婚姻问题的出现。

目前，中国应加强中越边境地区边防军警部队对边境入境人员的管理，严格管理非法出入境人员，对非法入境人员进行相关处罚，最大限度地杜绝非法入境人员进入中国境内和非法定居。各相关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及有关规定慎重制定相应的管理措施：对在中越边境地区越籍妇女嫁入中国以后，由当地村委会填表登记报当地乡镇公安派出所备案，派出所上报县公安局，核发暂住证；生育孩子后，列入常住人口进行户籍管理，在社会生活上给婚入中国境内的越籍妇女创造一个较为稳定、良好的生活环境，为建设“两廊一圈”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化国际国内区域合作营造睦邻友好、宽松的社会环境。

2. 严管过程

首先，根据婚姻移民的实际情况，发挥自治优势。在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的相关管理中，对于已嫁入中国的形成事实婚姻，并已生儿育女的越籍妇女，可以通过国际移民规则办理有关手续，移民中国加入中国国籍，并同等享受中国公民在本国的相关待遇。

其次，建议外事部门大力宣传有关外事政策和有关办理入境及移民的相关手续，减少涉外非法婚姻；建议上级外事等部门与越南方面协商，对于已嫁入中国的越籍妇女，她们若有意愿移居中国，则给予简化办理移民手续，或者上级外事等部门可对于这部分人员下放有关权限到地方，由地方的相关部门给予她们办理有关的移民定居手续。

最后，加强相关部门的通力协作，树立婚姻新习俗。要加强民政、公安、外事、妇联、共青团等部门之间的协调与联系，对边境地区的男女青年进行法制教育，破除迷信旧俗，不收彩礼或少收彩礼，形成农村青年自由恋爱、新人新办的好习俗。由此，将使得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日渐走上规范化、组织化和制度化的管理轨道，从而提高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合法登记的比例。

3. 严惩后果

管理整治，须施重拳。目前，中越边境跨国婚姻问题频发，笔者认为，只有依法从严治理，才能真正起到警示和威慑的作用。首先，建立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婚姻等违法行为损害的评估制度，做到处罚有据。其次，中国相关部门应该加大惩治力度，对以上这些违法犯罪现象，让违法者付出沉重的代价。中越双方可以积极开展警务合作，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严厉打击这些违法犯罪的组织者，加大对中越边境地区的巡逻力度，从源头上打击和治理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中的违法犯罪行为，降低中越边境地区利用跨国婚姻进行违法行为的犯罪率。

四、结 语

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问题所揭示的是在现代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以婚姻关系为代表的现象正在从传统的互动交往向现代民族国家法治的根本性转变。回顾中越两国的交往史，如果说历史上边境地区与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的关系极为微弱，抑或是以国家之间的传统文化互为交往前提，那么，在现代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边境民族地区的社会已经逐渐融入民族国家之中并纳入国家法治管理体系。因此，边境地区跨国婚姻的治理应该将依法治理的内涵本质贯穿其中，这既立足于边境地区的现实状况，又切合民族国家治理边疆的根本宗旨。

本文以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为框架论述边境地区跨国婚姻治理模式问题，笔者认为，边境地区跨国婚姻的依法治理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依法治理跨国婚姻还存在许多的问题需要我们进行拓展性研究，以下是本文的延伸思考，是为结语。

一是加强边境地区跨国婚姻的国家治理、地方治理与基层治理的良性互动。国家治理是边境地区依法治理的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在边境地区跨国婚姻管理中具有整合社会资源的主导性作用。国家治理的主体包括了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等，作为国家的管理机构，这些治理的主体控制着绝大部分的社会资源，在边境地区跨国婚姻事务的管理中拥有绝对的主体性地位。从地方治理的角度来看，随着国家治理模式在边境地区的深入，地方治理为边境地区的管理提供了可行途径，推动了治理模式的发展。边境地区的治理不能只注重国家和地方的治理，必须把国家治理、地方治理和基层治理结合起来。从边境地区治理的全面发展角度来看，国家治理和地方治理固然重要，但是边境地区的治理内容不仅限于此。边境地区的治理应该是国家治理、地方治理和基层治理的有机结合，应该充分利用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的参与配合，在国家治理的推动和主导下，将地方和基层的力量动员起来，才能发挥边境地区治理的最大效能。

二是积极推进边境地区跨国婚姻“依法治理”。边境地区依法治理的基础是健全的制度体系、规范的执法行为以及有效的监督管理。在边境治理研究中，依法治理是一种可持续执行的治理模式，并且这一模式会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快速发展而更加适应边境地区新形势的需要，这种治理整治措施既有利于边境的开放管理，又有利于打击边境地区非法越境、偷渡等犯罪活动。通过建立健全边境地区相关管理制度，通过采取法律手段治理复杂的边境社会问题，构建长期、有效的边境地区跨国婚姻问题解决和控制机制，进一步完善边境地区管理的相关立法，加强边境地区管理队伍的建设，优化边境地区跨国婚姻的管理，以期推进边境地区跨国婚姻的依法治理，保持边境地区社会的发展和稳定。

参考文献：

[1]龙耀.跨国婚姻子女社会化问题思考[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

[2]李娟.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中女性的身份认同思考——以广西大新县A村为例[J].广西民族研究，2007（1）.

[3]罗柳宁.例论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子女的政治社会化[J].广西民族研究，2007（4）.

[4]董建中.云南边境民族地区跨境婚姻问题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5）.

[5]全信子.关于朝鲜族女性涉外婚姻基本模式的探讨——以嫁到韩国的朝鲜族女性为个案研究[J].东疆学刊，2007（4）.

[6]周建新.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7]周健，刘东燕.越南的民族政策及其对我国边境民族地区的影响[J].东南亚纵横，2004（11）.

[8]马伊.对中越跨境婚姻问题的社会学思考——以云南金平县金水河镇为例[J].黑龙江史志，2013（19）.

[9]白志红，李景喜.中缅边境非法跨国婚姻对云南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稳定的影响分析[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

[10]范宏贵.越南民族与民族问题[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9.

AN ANALYSIS TO THE MODE OF GOVERANCE OF

CROSS-BORDER MARRIAGE IN THE

SINO-VIETNAMESE BORDER REGION

Xie Shangguo， Luo Jiaheng

Key words：theSino-Vietnameseborder；thecross-border marriage；modeof governance

﹝责任编辑：罗柳宁﹞

作者：谢尚果 罗家珩

社会管理与家庭教育论文 篇3：

中职生社会支持系统与个体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

摘要：采用问卷法对589名中职生进行调查，探讨不同来源、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与中职生个体心理健康的关系。结果表明：中职生从不同支持源所获得的社会支持对其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不均衡，母亲支持的作用最为显著；在影响个体心理健康的因素中，48.2％可以由父亲、母亲、教师、朋友构成的社会支持系统来解释：不同社会支持类型对中职生心理健康的预测作用不同。

关键词：中职生；社会支持系统；个体心理健康；关系

近年来，国家大力扶持职业教育，我国中职生数量迅速增加，深入探讨该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学生心理健康研究者的重要任务。与同龄普高生相比，中职生多为中考失利者，文化基础相对薄弱，行为习惯养成相对缺乏，同时承受学习、就业双重压力，面对各种困惑容易产生各种心理、行为问题。大量的研究已证实：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是帮助学生应对挫折和压力、缓解消极情绪、减少不良行为出现的重要因素。但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中学生、大学生群体，针对中职生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且多限于对支持系统某一方面特征的研究，对个体社会支持的来源和具体类型与心理健康间的关系缺乏细致、清晰的考察研究。学生的身心健康与他们所处的环境是分不开的，家庭中的父母，学校中的教师、同学、朋友等都会对他们产生影响。所以。针对目前中职学校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异常突出的现状。全面、深入地探讨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与中职生心理健康的关系将有助于为中职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和学生管理工作提供理论支持，并在实践中对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

研究方法

(一)被试

在宝鸡市两所中等职业学校的一年级和二年级，每个年级随机抽取五个班，样本总数为600个。回收问卷600份，回收率为100％，其中，有效问卷为589份，有效回收率为98.2％。学生年龄在16～19岁。

(二)测量工具

社会支持网络问卷由Furman等人(1985，1992)编制、邹泓(1998)修订的中学生社会支持问卷，包括社会性支持、陪伴支持、亲密感、满意度、冲突惩罚5个维度。由34个项目组成，以支持事件核查的方式对每一个项目依次调查学生与重要他人(父亲、母亲、教师和朋友)之间支持事件的发生频率。从“从不”到“几乎总是”依次记为1、2、3、4、5分。问卷各维度的α系数分别为0.931、0.830、0.917、0.865、0.891，在不同人际关系。即不同支持来源上，总的社会支持α系数分别为0.914、0.895、0.891、0.897。

心理健康问卷　采用适用于常态人群的自测健康评定量表(SRHMS)，此量表从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健康三方面对个体健康状况进行测查。本研究只去除其中测查生理健康的相关条目，剩余27道题目组成心理健康问卷。问卷共有正向情绪、负向情绪、认知功能、社会关系与社会适应、自我概念5个维度的项目。采用五级计分，从“从不”到“几乎总是”依次记为1、2、3、4、5分。经过负向题重新编码后，得分越高表示心理健康状况越好。本问卷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00～0.885。

(三)统计分析

采用spss11.0对数据进行分析整理。

结果分析

(一)中职生感知到的父亲的社会支持与其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

以社会支持(父亲)的五个维度得分为自变量，心理健康总分及其各维度为因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

分析结果显示：社会支持(父亲)的社会性支持、陪伴支持、亲密感、满意度4个维度与个体心理健康总分及其正向情绪、认知功能、社会关系与社会适应、自我概念维度有着非常显著的正相关。与负向情绪有着非常显著的负相关：父亲的冲突与惩罚维度与个体心理健康总分及其正向情绪、社会关系与社会适应维度有着非常显著的负相关，与负向情绪有着非常显著的正相关。

(二)中职生感知到的母亲的社会支持与其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

以社会支持(母亲)问卷中的五个维度得分为自变量，心理健康总分及其各维度为因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2：

分析结果显示：社会支持(母亲)的亲密感维度与个体心理健康的负向情绪维度相关不显著。其余各维度与其心理健康总分及其各维度相关性非常显著。具体表现为：社会性支持、陪伴支持、亲密感、满意度4个维度与个体心理健康及其正向情绪、认知功能、社会关系与社会适应、自我概念维度有着非常显著的正相关，与负向情绪有着非常显著的负相关：冲突与惩罚维度与个体心理健康总分及其正向情绪、认知功能、社会关系与社会适应、自我概念维度星显著负相关，与负向情绪显著正相关。

(三)中职生感知到的教师的社会支持与其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

以社会支持(教师)的五个维度得分为自变量，心理健康总分及其各维度为因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3。

分析结果显示：中职生社会支持(教师)的陪伴支持、亲密感维度与其心理健康的负向情绪维度相关不显著，冲突与惩罚维度与其心理健康的认知功能维度相关不显著，其余各维度均与学生心理健康及其各维度存在非常显著的高相关。

(四)中职生感知到的朋友的社会支持与其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

以社会支持(朋友)的五个维度得分为自变量，心理健康总分及其各维度为因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4。

分析结果显示：中职生社会支持(朋友)的亲密感维度与其心理健康的负向情绪、认知功能维度相关不显著，冲突与惩罚维度与心理健康的正向情绪维度相关不显著，其他各维度与个体心理健康及其各维度存在非常显著的高相关。

(五)中职生的社会支持系统对心理健康的多元回归分析

为探讨中职生心理健康的预测因素，以心理健康总分为因变量，对中职生社会支持的4种来源5个纬度共20个自变量按其对因变量作用的显著程度，采取逐步回归的分析方法，建立最优的回归方程，结果见表5。

逐步回归显示：总体而言。在影响中职生心理健康的因素中，48.2％是可以由父亲、母亲、教师、朋友构成的社会支持系统解释的。其中。教师的社会性支持，父亲的亲密感，母亲的陪伴支持，朋友的社会性支持、陪伴支持和满意度对学生心理健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母亲的冲突与惩罚、朋友的冲突与惩罚对学生心理健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其余自变量均被剔除。

讨论

总体而言，中职生感知的母亲支持与其心理健康的相关最为显著。这说明。社会支持系统中母亲支持在促进个体心理健康中的作用最为重要。母亲的社会性支持、陪伴支持及对母亲的亲密感、满意度越高。中职生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越高，正向情绪越多。认知功能越完善。社会关系与社会适应越良好，自我概念越积极：而母亲的冲突与惩罚越多，个体心理健康水平越低，正向情绪越少，负向情绪越多，认知功能越不完善，社会关系与社会适应越差，自我概念越消极。父亲、教师、朋友的社会支持水平虽然在个体心理健康的维护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其作用并不是全方位的，只对个体心理健康的部分维度产生影响。这一结果进一步表明，虽然中职生离开父母独立生活后，其重要他人中同伴和教师的影响和作用日益上升：然而。对于中职生的身心适应来讲，最重要、最有效的社会支持源仍然是母亲，母亲支持对个体的心理健康有着稳定的影响。对于中职生的心理健康而言，早期的母亲支持往往有决定性影响，可以帮助中职生处理所遇到的各种问题，顺利应对压力和挫折。所以，中职生早期的积极的母子关系有助于其增强积极的自我概念，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和师生关系并获得良好的社会适应。

不同社会支持类型对中职生心理健康的预测作用不同。主要表现为：教师的社会性支持，父亲的亲密感、母亲的陪伴支持，朋友的社会性支持、陪伴支持和满意度对中职生心理健康水平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母亲、朋友的冲突与惩罚对其心理健康水平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其中，教师的肯定价值及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社会性支持对中职生心理健康的作用非常显著：亲密的父子关系、母亲对子女的陪伴支持因素更有助于个体的心理健康：而朋友的肯定价值、陪伴和对朋友的满意度也会显著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同时，母亲、朋友的冲突与惩罚对心理健康的显著负向预测作用说明，和谐的母子关系和同伴关系在促进中职生心理健康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这可能是由于离开家庭独立生活的中职生大多时间与同伴在一起，同时早期母子关系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又有着持续稳定的影响，所以母亲、朋友过多的冲突与惩罚会导致中职生个体的自我评价降低，人际信任度下降。人际关系不良，压力和受挫感增加，从而导致心理健康状况不佳。

在影响学生心理健康的因素中，48.2％是可以由父亲、母亲、教师、朋友的社会支持系统解释的。这一结果表明，中职生所处环境中重要他人的社会支持对其心理健康的维护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父母要注意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建立积极的亲子关系：学校的教师应积极创设良好和谐的教育环境，鼓励和引导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共同促进学生身心适应和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

作者：王红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