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华语同志电影作为华语“新生代”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拓展了电影题材,丰富了电影表现内涵,对于华语电影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近三十年,华语同志电影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在世界电影中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港台同志电影发展较快,数量较多,呈现出较为多样的美学特征,而大陆同志影片则由于体制等的原因,长期作为“地下电影”而存在,难以进入院线。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经典电影镜语管理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经典电影镜语管理论文 篇1:
李玲:剪辑师
1949年4月生,成都峨嵋电影制片厂艺术室导演,国家一级剪辑师,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剪辑学会会员,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硕士生导师,四川传媒学院教授,四川电影类评审专家。
如果说摄影师是导演的左手,剪辑师就是导演的右手。看到一部好电影,观众会称赞演员的表演,会称赞编剧讲故事的能力,更会称赞导演拍得不错,却鲜少有人知道剪辑对一部电影的成就,亦是不可或缺。美国著名剪辑师迪伦·提挈诺曾说:“如果说演员是如何表现一部电影,那么剪辑师就是控制着整个电影节奏的那个人,剪辑能够决定这部电影给观众带来什么感受。”
李玲则认为剪辑师就像文字编辑一样,要拿镜头当单词使用,重新遣词造句,当代影视剪辑的现代意识是主张跳接(省略无戏时空),剧情片一定要将情绪剪辑点作为首要选择,台词剪辑点一定要作为情绪剪辑点来处理。剪辑专业的本质,就在于能够正确有效的创造和控制影片的整体与段落节奏,所以,剪辑师在尊重全片大意义的前提下,要能合理建构,准确把控不同段落叙事传情的逻辑关系和情绪状态,进而成就导演和作品追求的主题、风格和基调,而主题、风格、基调则是电影的灵魂。李玲是中国电影界为数不多的进过电影学院、发表电影剪辑专业著作较多的剪辑师之一。先后发表有关影视研究的专业论文《剪辑师随想》《剪辑与节奏》《略论专题片的电影化特征》等,以及其它有关电影方面的文章近60余万字,其中《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剪辑札记》由中国电影出版社汇集出版,《香港电影琐记》由《中国电影报》刊载。近年,李玲在《中国艺术报》陆续发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主旋律电影》《中国电影应如何走向国际》《低成本电影创制理念探析》《创制中低成本电影的市场化思考》《中国电影应如何全球化》等文章,其个人生平已入编《中国电影艺术家辞典》《中国青年文艺家辞典》《中国文藝家传集》《世界当代艺术家辞典》等10余种辞书。
在聊到峨影一些电影的审查经历时,也引发了李玲对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送审过程的清晰记忆,“1980年秋至1981年春节前,峨影在四川丹棱县拍摄的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1981年4月就完成了声画混录,直到10月份才勉强过关,不通过的缘由特荒诞,片中‘村外粮仓原始爱情’那场戏,杨海莲饰演的女二号存妮,有一个镜头是坐在粮堆低处,上半身带着肚兜,裸露了身体部分侧面。电影局审片时,被判为裸露镜头,让必须修改。原素材是中全推特,我将其挖剪两处,变为单镜三级跳,即中-近-特,各一秒(24格),导演第一次送审回来,我拿掉了中景,第二次送审又让修改,我拿掉近景,第三次送审还是该镜头需修改,我将24格的特写剪为12格,第四次送审,某领导还是要坚持拿掉该镜头,剪辑台上,张琪导演和李亚林导演也与我多次商量对策,但我们都清楚,该镜头对全剧构成具有戏核意义,如果拿掉,存妮跳塘之死、男一号小豹子抓入监狱、女一号不理任何男人的心灵扭曲,均难以成立,所以,该镜头最后剪为8格(三分之一秒),第四次送审,申辩许久,方得通过。”该片先后获金鸡奖、文化部优秀影片奖、上海影评人十佳影片奖、改革开放40年“中国十大优秀爱情电影”,被香港评为“世界电影百年百部经典电影”之一。李玲感慨道,“其结果告诉我们,艺术家对创作理念的坚持,是多么的难能可贵。需要说明的是,该剧剧本从组稿,审稿,定稿,投拍,多次送审后的修改应对等,当时厂里的领导班子,尤其是主管生产的袁小平厂长 ,他们都给予坚定的支持,历史验证了这届班子眼光的高远。”
生于1949年的李玲,已从事导演工作30余年,剪辑工作40余年,担任过6部电影故事片的导演和副导演 ,30余部各类电视片的编导,独立剪辑完成电影故事片和各类电影短片共计50余部,电视剧和各类电视 片近300部,如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井》《京都球侠》《法庭内外》《爬满青藤的木屋》《峨 嵋飞盗》等,电视作品如《死水微澜》《跑马溜溜的山上》《三星堆—古蜀寻踪》等。所剪影片曾获意大利陶米尔纳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女演员奖、法国国际电影节雄狮奖、香港国际电影节最 受观众喜爱影片奖、文化部优秀影片奖、金鸡奖、百花奖、金鹰奖、飞天奖等国内外大奖30余项,获省 部级奖10余项,新中国成立70周年评选的70部优秀电影中,包括了《法庭内外》和《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数部影片先后参加了美国、法国、意大利、前苏联、香港、北京等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电影节。
对属于群体艺术的电影而言,剪辑的魅力在于,面对剧组所有成员依据导演分镜头和借助演员瞬间表演创制的、一个个散乱的单个镜头,必须通过剪辑师充满灵性的艺术意识和专业技巧,才能成就全片剧情的精彩和人物形象的鲜明完整,实现导演总体艺术意图追求的视觉化终极目标。峨眉电影制片厂1987年摄制的故事片《井》描写的地点是烟雨蒙蒙的江南城市,通过徐丽莎的人生境遇故事,反映了封建意识和世俗观念对她的压抑和折磨。影片细腻、自然,流畅,非常具有感染力。李玲也聊到了该片后期创制的幕后故事,“1987年初夏,从外景地苏州回到成都几天后,川医就确诊导演李亚林患脑部胶质瘤,潘虹和我一块儿去找省卫生厅相关部门帮忙,等摄影棚里的戏一拍完,就立即安排导演李亚林住进川医的干部病房进行治疗,所以该片后期,是在潘虹统领下,由录音师罗国华和担任剪辑师的我共同完成的。我们三人都参加了该片从筹备期间的剧本修改到全片内外景拍摄的全过程,对导演艺术意图的整体追求较为了解,所以合作也就特默契。潘虹对女主角徐丽莎的解读和演绎,正如她在《潘虹独语》一书中的表述:‘电影《井》更具世界性,徐丽莎这个人物更贴近人类共通的审美意识。’”该片于1988年获中国金鸡奖最佳女演员奖(潘虹),同年获第十九届意大利陶尔米纳国际电影节获最佳影片银奖和最佳女演员奖(潘虹),并作为中国经典文艺片于2007年被美国买去研究,也曾作为教学参考片进入北电和德国讲学的课堂。
2021年9月15日,国内著名导演张西河去世,享年86岁,曾执导电影《峨眉飞盗》。李玲说,虽然该片上映之初曾被誉为“中国大陆第一部现代武打片”,但36年后,能够作为主旋律电影形态 ,进入中宣部“学习强国”媒体平台,实属令她意外。回忆起当初剧组全体成员对该片全情投入的创制精神,李玲犹觉历历在目,“当年和西河导演的后期合作中,导演同意端掉14场戏,保证了全片整体节奏的有效控制。摄影师参与打戏的镜头调整和分剪多用,有效提升了武打戏份的精彩度,该片进行挖剪的镜头,大约在50个左右,底剪说,在峨影的片子里,是你们首用了2格3格4格镜头,拷贝一共9中本 ,有4本片子的音响条,在10至16条之间,处置全片音响体力活的付出量,超过文艺片几倍。影片的音响,是请香港三位音响师做的,全片总投资39万人民币,最终发行拷贝数340多个,这部片子的收益,足够担当该年度全厂工资和税务总额,让刚上任不久的厂长腾进贤格外高兴。”《峨眉飞盗》根据周纳的报告文学《峨眉文物被窃案》改编摄制,影片讲述的是公安机关侦查员侦破峨眉山文物管理所文物被盗案的故事,这部电影完成于1984年初,票房在1985年是全国第一位,创下了峨影拷贝发行纪录。
和张西河导演一样,李玲身上有着老一辈艺术家们对电影执着的追求精神。2000年后,李玲由做电影转入高校讲电影,她表示非常感谢重大美视电影学院和四川传媒学院提供了学术氛围良好,设施配置一流的教学平台,使她顺利实现了从电影创制到影视教学的平稳转换。目前李玲主要研究方向是影视导演艺术创作以及影视视听语言构成关系及观念更新,由她著作的《视听语言教程:影视·元素·艺术感》从影视艺术创作的基本原理入手,结合作品实例,系统解析声画关系、美工造型、画面创作、镜头分切、场面调度、表演特性、时空、节奏、风格等构成视听语言的造型元素、特殊手段,使读者逐渐明晰影视化思维特征,培养影视化专业意识,引导创作实践。该书既可作为高校本科和研究生视听语言课程的配套教材,也可作为影视爱好者的入门读物。近十年来,李玲数十次参加省文联省电影家协会组织和主办的剧作研讨会,各类影视作品评奖等,先后赴宜宾、合江、长宁、兴文、遂宁、雅安、石棉、西昌、乐山、峨边等地,主讲了《低成本电影创制理念解析》《剧情微电影创作特征》《视听语言导读》《优质主旋律电影创作特征》等专题讲座,讲座目的在于助力基层低成本影视拍摄与制作的专业意识与实践能力的提升。
新中国72岁华诞之际,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李玲由衷感谢祖国在她人生理想追寻路上,提供了各类让自己发光发热的机会,成就了她人生不同阶段的灿烂时光!“祝愿祖国未来愈加美好,人民安居乐业,国力愈加强大,无愧于保障世界和平的中流砥柱,我爱祖国,祖国万岁!”
作者:杨柳
经典电影镜语管理论文 篇2:
华语同志电影的审美现代性分析及其症结初探
摘 要:华语同志电影作为华语“新生代”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拓展了电影题材,丰富了电影表现内涵,对于华语电影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近三十年,华语同志电影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在世界电影中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港台同志电影发展较快,数量较多,呈现出较为多样的美学特征,而大陆同志影片则由于体制等的原因,长期作为“地下电影”而存在,难以进入院线。华语同志电影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仍然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本文综合华语同志电影的发展概况,从电影主题诉求和叙事特征两方面分析华语同志电影的审美现代性。华语同志电影的主题诉求主要包括彰显同性之爱以及表现权力反抗与寻求自我认同;叙事美学特征则主要是指纪实美学。通过对代表影片所体现出来的审美现代性的分析,作者试图指出当前华语同志电影存在的症结,并指出可能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华语同志电影 主题诉求 纪实美学 审美现代性 症结
同性恋亚文化,有其“独特的游离于主流文化的特征;同性恋者作为一种亚文化群体,具有独特的行为规范和方式”{1}。长期以来,同性恋亚文化一直被主流文化、主流性向遮蔽。同性恋文化借助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激进分子运动的开展而得以浮出地表,之后同性恋文化被重新看待与价值重估,而对于同性恋的学术研究,也得以正常开展。同志电影,本身以其叛逆不羁,宣告了自在性,在摸索中也逐渐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路径。20世纪90年代以来,同性恋亚文化在中国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相对宽松的文化语境,加上市场的诱导与刺激,使得同志电影有了较快的发展。港台同志影片数量较多,大陆同志片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有研究者认为:“同性恋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已经在华语电影中得以确立。”{2}进入21世纪,以内地为突出代表,华语同性恋影片大量增加,电影类型在纪录片、喜剧片、歌舞片等样式上都有一定扩展。{3}作为中国新生代电影的重要组成,同志电影通过对社会现代性进程的反思与批判,体现了对于审美现代性的强烈关注。虽然出现了不少有影响的同志片,但票房好、口碑好的影片还是乏善可陈,华语同志电影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一、影片主题诉求
1.彰显同性之爱。“古典传统认为俄狄浦斯与同性恋的产生有关。他与那喀索斯一样,拒绝了正常的爱欲,这不是为了某种禁欲的理想,而是为了某种更完整的爱欲。”{4}同性恋作为亚文化,一直处在被遮蔽被排斥的边缘地带。出于反拨异性恋中心主义的角度,不少同志影片在镜像中极力渲染同性之爱的真诚与可靠,而同性之间的爱与欲也在影片之中得到肆意渲染。在《爱情万岁》中,异性恋情并不能给小康带来慰藉,反而是同性的爱最终给了他一丝温暖。《蓝宇》中林静平精明而有手段,在短暂的婚姻生活中整天盘算金钱,她的自私贪婪与蓝宇的纯真痴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陆第一部女同志片《今年夏天》则表现了女同性恋者挑战男权社会而受到巨大的伤害和打击,而同性之爱的温馨能让人直面人生的虚无与绝望。不少同志片以个人在异性情感中受到伤害为切入点,以此衬托出同性之爱的坚定可靠。导演试图强调同性之间才能够达到真正的交流与沟通,只有同性之爱才能彰显灵魂的深度,是个人获取力量和温暖的精神家园。
2.反异性恋中心主义,争取平等话语权。异性恋霸权长期统治着电影银幕,直到最近二十年,华语同志影片才浮出地表,并在社会文化中产生影响。以银幕来展现异常的快感,对于主流文化来说不啻于颠覆性的冲击与挑战。华语同志片直接聚焦于主流文化与同性恋亚文化的对峙与冲突,用镜头语言记录着同性恋人群真实的生存状态,采用激进的叙事策略,试图质疑解构乃至颠覆异性恋话语霸权,“反对现存的种种权力……创造出一种话语,将求知的热情、改变法规的决心和现世快乐的欲望紧密结合起来”{5},从而表达出对狭隘的世俗观念与刻板的异性恋霸权的不满与反抗,争取平等话语权。
港台由于社会风气相对自由,对于同性恋题材的处理已经逐步走出了“差异化”展现的阶段,即不刻意突出同性恋的异质性,而是以一种较为正常的心态审视同性恋情,逐渐转向对于同性之爱以及更广阔的社会内容的展现。而由于大陆文化语境较为保守,同性恋题材处于管理的灰色地带,既没有明确的条文禁止拍摄同性恋电影,但对于该类题材又不予提倡,并严格控制该类电影进入院线。这种态度无形之中给同性恋电影的拍摄带来了压抑。面对这种情况,大陆许多新生代导演积极寻求突破策略。崔子恩作为大陆同志电影的领军人物,在反抗异性恋霸权方面走得很远。他以激进的姿态坚持去中心主义,“弃绝我们文化中的男女、统治被统治、异性恋同性恋、生死、自然反自然、常态变态等一系列二元对立基础,弃绝科学决定论,弃绝人本政治”{6},以性作为“政治”反抗的工具,在压抑的环境下追求解放与自由。他编导的一系列同志影片,如《男男女女》《丑角登场》《哎呀呀,去哺乳》《旧约》《春风沉醉的夜晚》等,便是以弃绝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以“酷儿”的状态,无所顾忌自由自在地建构着特异的光影世界。
相比于男同影片,女同影片在表现反异性恋中心主义的内涵上往往多了一个维度。喜欢女人的女人,远比喜欢男人的男人更让社会难以接受。女同性恋者面临着双重困境,既有来自普通人的不理解,也有来自于男人世界的排斥。面对这种双重的困境,女同性恋者往往以坚决的姿态与社会进行反抗。《漂浪青春》《刺青》《自梳》《今年夏天》等影片中,女主人公往往以叛逆者的姿态存在,却无一例外地都受到了男性世界的排斥或者伤害(精神上的和肉体上的)。面对排斥与伤害,女主人公在历经绝望的蜕变之后,并没有自我沉沦、自暴自弃,而是从同性同伴身上获取了爱与温暖,并以此反抗男权社会的压迫,追求独立的话语权。
3.寻求身份认同。性向既包括私人感觉和自我定位,也包括个体性行为多样化的性别选择,它是一个双重认同的问题。由于同性恋亚文化一直处于边缘地带,加上过于强大的异性恋话语霸权,同性恋的自我认同非常艰难。自我身份的认同意味着对于存在价值和意义的确认,性向的确认意味着归属感与安全感,意味着与世界发生关联而不是孤独一人,也因此表现出自我认同与身份认同是很多华语同志电影的旨归。对于自我本质的探寻,充满苦痛的挣扎与绝望的反抗,主人公或在此过程中完成自我认同,或是由于认同失败而对自己进行怀疑和否定。《十七岁的天空》安排众多美少年上演男男之恋,取消放逐了异性存在,从根本上排斥了异性恋与异性认同,而异性的缺席自然消除了性向认同的焦虑。女同性恋者面临双重精神困境在不少电影中也得到了很好的表现。在《漂浪青春》第三部分《竹篙》中,竹篙喜欢女生,却不喜欢自己,她不喜欢自己是女生,但同时又不想当男生。这种尴尬与分裂的处境,体现了对于自我认同的焦虑。而最终通过与水莲相恋,她终于正视自己的性向,勇敢面对同性爱情,完成了自我认同。与《漂浪青春》类似的还有《夜奔》《植物学家的女儿》《蝴蝶》《今年夏天》等,影片均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女同性恋认同之路的幽微曲折,对以往忽视人物自我认同过程的“单纯”的同志片构成了反拨,展现了更为本质的、冷静的反思意识,使影片更具有现实感与纵深感。
二、叙事美学特征:纪实美学
华语同志电影作为新生代电影的重要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新生代电影纪实美学的叙事特征。影片凝视底层生活和边缘人生,在压抑封闭的现代都市空间展开故事的叙述,性征符号在影片中大胆的展现,这一切都离不开长镜头的电影语言表现,并揭示社会转型期复杂的人性,为华语电影注入了更多的思辨内容。
1.现代都市空间下的边缘化叙事。与第五代导演关注宏大叙事与民族寓言不同,新生代导演更加关注边缘化生存与底层人物的悲情生活。多数同志影片,主人公生活在城市底层,大多从事着较为“低等”的工作,例如售货员、饲养员、刺青师、业余作家,他们由于精神空虚缺少寄托,常常过着混乱的生活,没有像样的家庭,没有固定的伴侣,居住在逼仄的公寓,出入酒吧、公厕、浴室等场所排解寂寞。
华语同志电影场景多选取现代都市中封闭压抑的一隅:如电梯、公厕、浴室、夜店、舞厅、老旧的公寓、狭小的旅馆,等等,无不是脏污晦暗、狭窄闭塞的,影射了个体精神空间的自闭与压抑,渗透出人物深刻的绝望与孤独。影片多采用低机位拍摄,封闭的空间成为个人无法逃脱的囚笼,凝滞的画面带来强烈的压抑感。影片的氛围往往被渲染得暗淡与压抑,有关情爱的镜头都表现得“激烈而沉闷,在冷色调中上演着同志之爱,让人几乎透不过气来”{7}。压抑闭塞的空间,荒芜的现代都市景观,空虚冷漠的心灵,无所适从、漂泊不定的灵魂传达出导演对于崩坏的世界秩序、解体的传统伦理道德的深刻失望。
2.性征符号的凸显。性关系作为最私密的个人生活领域,真实地反映了同性恋亚文化边缘群体的情感生活方式。几乎每一部华语同志影片中,都会涉及同性之间的性爱场面,这种大胆的披露方式,也是同志片引起主流文化恐慌甚至敌视态度的重要原因。在同志电影中,对于性征符号的凸显早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春光乍泄》《蓝宇》之中展现了两个男人之间大尺度的裸露画面;《刺青》《花吃了那女孩》通过同性性爱场景的刻画,导演试图消解主流文化对于同性恋的偏见与无知,达到“祛魅”的效果;而具有美感的同性性爱场景的展现,能使大众在一定程度上更坦然地面对和接受同性恋。华语同志电影导演试图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审美价值取向,传达出对于同性恋亚文化的理解、包容与肯定。然而不少影片过度关注同性爱欲以及由此引发的同性恋人之间情感的缠绵或纠葛,却无意之中消解了影片的主题诉求。
3.长镜头美学。新生代电影导演的成长与成熟,更多的是缘于西方文化思潮的浸淫,他们以与传统中国电影美学断裂的姿态在影坛上崭露头角,意大利电影的纪实美学与法国电影新浪潮运动是中国新生代导演重要的理论资源。巴赞的长镜头理论对新生代导演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所谓长镜头“就是在一个统一的时空里不间断地展现两个以上的动作或一个完整事件的镜头”,长镜头的使用可以“配合推、拉、摇、移,还可以使用特殊的遮幕、曝光等技术手段”{8},以此来改变影像的效果。长镜头不仅仅是一种时间的表现,更是景深的表现,表现最细微最隐秘的情绪。以崔子恩等人为代表,由于资金场地等的限制,不少新锐导演多以小成本制作该类电影。简易粗糙,追求自然与真实的再现是该类影片的特征。不少同志影片采取手持DV进行拍摄,并采取纪录片拍摄的手法,以固定的机位,客观疏离的中近景长拍固定镜头来刻画压抑、封闭、狭隘的环境,简洁的场景对白与背景音乐、业余演员,通过这些方式强调作品的真实性。例如崔子恩的《哎呀呀,去哺乳》《我那如花似玉的儿子》《旧约》《男男女女》,蔡明亮的“河流”三部曲,《孤火》等都是采用纪录片拍摄手法,其中穿插了大量的自然主义的写实镜头,而《女人那话儿》基本上都是由提问、采访、专题访谈等影像模式构成的影片。导演试图以电影纪实美学的呈现,挖掘出现代都市中失根漂浮的边缘个体的爱恨与情仇、沉沦与救赎、孤独与欲望,并把它们呈现给现代社会中每一个单向度的人。
三、当前华语同志电影的症结
华语同志电影作为华语“新生代”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主题诉求与纪实美学集中展现了独特的审美现代性,不仅拓展了华语电影题材,丰富了电影表现内涵,对于华语电影乃至亚洲新电影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华语同志电影在近三十年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少有影响的作品,尤其是近十年来,华语同志电影在国际电影展上频频获奖,不断得到世界影坛的青睐,不少华语同志电影甚至是在外国电影节、电影展的投资下拍摄的。然而,在表面繁荣的背后,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1.表现手法粗糙。“新浪潮导演崇尚写实,排斥片场风格和品质传统的精致外貌,而追求一种即兴的自然风格,创作上充满叛逆的味道。”{9}以崔子恩等新生代导演为代表的同志题材电影,以纪实美学作为反抗的路径,锐意求新,却没有加以鉴别与批判吸收,表现手法的粗糙是很多电影的致命症结。
不少华语同志电影关注庸人琐事,着力呈现同性恋者之间混乱扭曲而颓废的同性关系、生活方式与生活状态,试图表达出“性器官的固定或移动或变换造成的人类新文化中心”{10}。影片刻意体现自然性与真实性,因而对于电影拍摄方法、意象的选择、光线的变化、配乐的选择、环境的渲染、后期处理,等等,都极力简化,而是尽力模仿真实的生活。不少电影以手持DV进行低成本拍摄,不使用专业录音师,不用场记板、场记单,开拍后不看监视器,不看回放。这种过于粗糙而不加选择的表现方式,“向一切现行文化规约提出挑战,直至根植于人的身体的体液和官能”{11}。对于欲望赤裸裸的表现和大胆前卫的创作表现形式,缺乏深刻的思想底蕴作支撑,一时间哗众取宠固然容易,却不易有长远的发展,对于同志题材电影的进一步扩展也并无裨益。
2.程式化——由先锋到媚俗。华语同志电影虽然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却也体现出一些程式化的征兆。在不少港片中,同性恋、易装、变性等因素是作为商业噱头出现的,目的是增强影片的新奇性和趣味性,一些影片的艺术处理虽然较为高明,但不少影片都比较流俗,对同性恋题材缺乏严肃而深刻的呈现。而以台湾电影为代表,同志题材青春片占据了很大比重,很多同志电影叙事策略与异性恋电影毫无差别,淡化同性之爱在影片中的比重,流露出一种商业运作下的台式“小清新”气质,着力营造“碧海蓝天”式清新影像风格,如《盛夏光年》《十七岁的天空》《蓝色大门》《渺渺》等,无不是以明练唯美的画面、纯净的音乐、青春靓丽的主角来渲染青春的懵懂与忧伤,表现成长的困惑,从而成功地与主流电影靠拢并置。如果将影片中的同性伴侣置换成异性伴侣,影片的剧情发展、主题表达等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甚至还有可能获得更高的市场占有率。而大陆由于体制等原因,同志电影一直作为“地下电影”存在,新生代导演多采取纪录片拍摄手法来展现同志恋情,呈现破碎混乱的同志生活,虽称得上大胆,但电影往往不堪入目,粗糙简陋而缺乏深度,格调往往不高,也就沦为了为“先锋”而“先锋”的牺牲品。
同性恋电影一方面试图保持自足的个性,另一方面在不断寻求着主流话语的认同,通过对主流某种方面的迎合寻求生存空间。同性恋电影的兴趣和对同性之爱的暧昧情色的展示以及由此引起的恩怨纠葛和欲望叙事所带来的叙事张力往往被欲望本身不恰当地呈现而消解。
在人物的表现上,演员很难把同性恋者那种细腻的心理状态表现出来,使得影片效果大打折扣。相比于欧美的同志电影,华语同志电影在题材表现上并不纯粹。不少华语同志电影完全依照刻板的异性恋模式处理同性恋情,电影中对于性爱场面的刻意呈现,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市场需求,主人公往往成为欲望激起的象征物,满足观众的窥阴癖与窥淫癖,这一点在女同性恋的性爱场面处理中尤为明显,影片能够最大可能地展现女性的身体,展现女同性恋者之间肆无忌惮的私语或是亲吻或是缠绵互殴,满足一些观众的猎奇心与窥探欲。类似作品虽然在反父权、拆解主流社会价值上有一定的先锋性,然而由于缺少文化承担,极大地削弱了影片的深度,使得影片有沦为“宣淫”作品的风险,窄化了同志电影所应呈现的亚文化生态与文化蕴涵,其实是对于自我发展空间的自戕。不少电影为了凸显影片深度,选择以悲剧结尾,然而这种新程式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电影的品质。由于缺乏深入灵魂的书写,缺乏人性剖析与深度呈现,缺乏对社会的真诚密切关注,或变相迎合体制,或变相迎合市场与观众,独立姿态的背后是主体精神的缺失与人文关怀的淡漠,先锋性的背后却是实质上的媚俗,这是很多华语同志电影共有的弊端。
3.新的压抑。华语同性电影执着于反抗,又寻求认同,反抗原有的话语霸权的同时似乎正逐渐形成新的话语霸权。由于不少影片刻意持有偏执的性别观念,使得同性恋电影在为同性恋者争取平等话语权的同时,走入了一个新的误区。在多数同性恋影片中,都存在着美化同性恋、否定消解异性恋的倾向。影片将同性恋凌驾于异性恋之上,认为同性恋优于异性恋,同性之间的情感是稳定可靠而真实的,而异性之间的情感则显得廉价无力、虚伪表浅。这种价值取向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新的话语霸权。主体性的弥散,过于执着于性的表现,却忽视了对于同性恋题材所应有的广度和深度。此外,我们不无警醒地看到,体制的同化力量给华语同志电影尤其是大陆华语电影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压抑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它还有鼓励这样一种形式,在人们被鼓励,并且以为自己已经因此获得了自由和解放的时候,他们却被更牢固地控制起来。”{12}文化与政治,这两股力量总是以不同的面目或间接或直接地影响并操控着电影的发展。评奖与禁演,这两种最常用的奖惩手段,一定意义上成了导演的风向标。为了扩大影响力,提高知名度,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导演浮出地表,走向公共舞台,以一种和解的姿态与主流文化握手言欢。种种因素都对于同志电影的发展构成了一种新的压抑。
四、结语
以大陆和港台为代表的华语同志片的制作,有着迥异的政治语境和文化语境,因此,社会对于同志题材的敏感度与接受度和导演对于题材的表现程度和尺度也不尽相同,所获得的社会反应与社会关注也不一样。尽管存在差异,导演们对于被遮蔽的边缘群体的关注、对于爱与欲的展现、对于复杂人性的探寻、对于自由的追求等,种种方面都共同体现了新生代导演对于审美现代性的强烈关注。“同性恋影像解构并且颠覆了异性恋霸权,解构了男女两分的性别结构作为性快感生成本源的唯一性。”{13}影片中所传达出的同性之爱的可贵、反抗的执着与自我认同的追寻、边缘生存所带来的挣扎与困惑,这些都对主流文化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华语同志影片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诸多问题,执着于“性别”差异,将一切都归结于性,这种偏执造成了新的压抑,一定程度上窄化了华语同志片的发展空间。华语同志影片应该追求更广阔的社会文化和其他目标,对于人类生存困境、人性复杂性表现出深刻的关注,同时也要更多地注入历史文化之思,“同时还要提供理解这种精神困境的审美经验”{14},由此才能开拓出一条更为广阔的发展之路,为华语电影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1} 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2} 边静:《隐秘情结的影像诉说——华语电影同性恋话语的生成和发展》,《山东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3} 代表性作品有:《夜奔》《蓝宇》《好郁》《游园惊梦》《十七岁的天空》《艳光四射歌舞团》《海南鸡饭》《人面桃花》《面子》《蝴蝶》《今年夏天》《我们害怕》《上海男孩》,等等。
{4} 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47页。
{5} 米歇尔·福柯:《性史》,张廷琛等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6}{11} 于滨、崔子恩:《带刺的玫瑰》,《音乐生活报》1998年6月18日。
{7} 选自胡郁:《雕刻时光的诗人:当代亚洲电影导演艺术细读》,游飞、蔡卫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1页。
{8} 东方白:《经典电影镜语之长镜头篇》,《电影》2005年第5期。
{9} 焦熊屏:《法国电影新浪潮》,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
{10} 朱日昆、万小刚:《影像的冲动——对话中国新锐导演》,海峡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1—122页。
{12} 李银河:《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7页。
{13} 韩琛:《对抗的激情与快感的政治——同性恋亚文化与“第六代”电影的同性恋影像》,《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2期。
{14} 聂伟:《华语电影与泛亚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5页。
作 者:张宇,文学硕士,南京大学文学院2013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康慧 E-mail:kanghuixx@sina.com
作者:张宇
经典电影镜语管理论文 篇3:
40年,日本改变中国的40个关键词
商业篇
1
日本技术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时谦称中国是日本“一个贫困的邻居,请多多关照”。参观新日铁公司的新工厂时,邓小平对新日铁的老板稻山嘉宽说,就照你们工厂的样子帮我们建一个厂子吧。当年年底,建国以来最大的现代化工厂——宝钢举行动工典礼。
宝钢从日本新日铁引进技术的费用,相当于日本战后最大的技术引进项目——东丽公司引进尼龙技术的100倍。2009年,宝钢粗铁产量超过日铁,上演了学生超过师傅的奇迹。
2
家用电器
1979年12月27日,北京市百货大楼的第7号橱窗开始展示以“实现家庭电器化,提高文化生活”为主题的松下电器产品。橱窗里,一个年轻貌美的家庭主妇模样的人形模特儿,手端茶盘站立在摆着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音响等各种家用电器的现代家庭环境中,向人们展现出一幅美好家庭生活的图画。橱窗上方,“松下电器”四个大字熠熠生辉。
这扇橱窗,为饱经文革创伤的中国人民开启了一扇了解国外先进生活水平的视窗。虽然也有人批评说这是“宣传高消费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甚至还把“这是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的小字报贴到了橱窗的玻璃上,但并没有阻挡人们对这些家用电器的热情,日本产电视机成为抢手货。可以说,是日本电器让中国人知道了什么是现代家庭的生活方式。
3
日系汽车
“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这则丰田公司1982年发布的广告词,一直被业内认为是中国汽车业最好的宣传文案,30年来无人能及。
上世纪80年代初,进口轿车霸占了中国市场,日本汽车在南方各省更是无人能敌。或许正因为如此,上海汽车集团考虑合资时,第一个找到的企业便是丰田,然而丰田却表现得并不积极。从当年来看,丰田的决定没有错:中国当时国内还不存在私家车市场,丰田也无意在家门口培养一个竞争对手。然而30年回首看,丰田公司定会为当年的决策心痛不已。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丰田的口号改成了“尽丰田集团之全力,助中国汽车之发展”,这种低调,反映了丰田在中国已失去了话语权;2001年,丰田的广告词改为“更远更自由”,已看不出汽车的痕迹;后来,还曾闹出过丰田霸道涉嫌辱华广告的风波。
直到今天,丰田公司在中国市场的表现一直无法同其全球前三的地位相称。
4
相机
1980年7月,日本相机品牌美能达在刚刚复刊不到一年的《大众摄影》上刊登了广告,宣传语是“一部十全十美的自动单镜反光相机”,放到今天,这样的宣传语会因“夸大宣传”而被工商部门罚款。随后一期,今天称霸中国相机市场的佳能也投放了广告。
改革开放之初,进入中国的相机品牌里,有20种左右来自日本,1种来自韩国,10种左右来自欧洲各国,还有来自美国的柯达。而今天,占据主导地位的数码相机品牌中,基本都是日本品牌。进入中国之初还显得非常弱小的佳能,目前据调查已占据45%~50%的市场份额,而美能达也与柯尼卡公司合并,几乎彻底退出了相机市场。
5
随身听
1979年,索尼公司开始出售便携式磁带播放机,即“随身听”。当时,中国国内的青年们还以拥有一台纸箱般大小的索尼收录机为梦想。1982年,索尼公司又推出了CD唱片,仅仅5年时间,CD就在全球市场彻底取代了老式唱片。
在之后的20多年里,日本品牌的随身听一直是中国人严重最新潮最酷的音乐播放设备,索尼等企业也成为影音产业中最具创新能力的企业。但数字化音乐浪潮以人们无法想象的速度袭来,在2002年,日本品牌随身听在国内销量锐减,取代它们的是各种国产以及欧美公司生产的mp3播放器。2010年,索尼宣布磁带随身听正式停产。
6
新干线
1978年10月,邓小平一行乘新干线“光-81号”超特快列车从东京前往京都。当列车以每小时210公里的速度运行在风景秀丽的村镇、田野间时,随行的日本记者问邓小平对乘坐新干线列车的感受,邓小平说:“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需要跑。”
从当时最高时速只有60公里的绿皮火车,到如今平均时速可以达到300公里的京沪高铁,中国高速铁路的发展离不开日本川崎重工的新干线技术,尽管高铁列车号称“中国制造”,但依然有不少零部件要从日本进口。
7
日式管理
被誉为“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是最早引起中国公众关注的日本企业家,作为松下电器的创始人,事业部、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等日本企业的管理制度都由他首创。
以泰勒为主的西方科学管理理论导致了一种刚性的企业文化,企业的生产完全依靠制度、人员监督以及严格的惩罚措施来推动,与之相比,松下幸之助的“柔性管理”更符合中国企业家的胃口,他也因此成为中国企业家严重的第一个“国际偶像”。在他之后,京瓷集团的稻盛和夫、索尼公司的盛田昭夫和本田公司的本田宗一郎也陆续成为中国企业管理者学习和模仿的对象。
体育篇
8 排球女将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周恩来就曾邀请日本女排著名的“魔鬼教练”大松博文来华指导女排训练。文革结束后,1979年,中国女排击败日本队,成为第一支冲出亚洲的中国运动队。1981年11月,女排姑娘又在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决赛中,击败东道主日本队,以七战七胜的成绩夺得第一个世界冠军。1983年日本连续剧《排球女将》在中央电视台播出,配合着中国女排的优异战绩,将“女排热”推向最高潮。
一年后的新德里亚运会上,中国第一次成为奖牌榜第一名,结束了日本对亚洲体坛长达几十年的统治。中国体育的崛起,可以说复制了日本的道路,女排、体操和跳水都曾经是日本的传统优势项目。
9 日本足球
1981年世界杯预选赛,中国一球优势击败日本,三年后,曾雪麟率领中国队访日,参加了在大宫举行的麒麟杯邀请赛,结果,日本队以1:0击败中国队。当时,这场比赛并未引起多大关注,但很多年轻球迷可能都不知道,这竟然是日本队第一次战胜中国队,中国队自李惠堂时代起保持的几十年对日不败的纪录被划上句号。
整个80年代,日本足球队成绩一般,中国队从未惧怕过日本。1993年,中日两国足球同时开启了职业化改革。之后的日子里,日本队在近六届亚洲杯上4次夺魁,成为亚洲超一流强队,而中国足球与日本的差距,却越来越远。
时尚篇
10 化妆品
资生堂跨越了明治、大正、昭和到现在的平成时代,历经一百多年,创造出无数广受欢迎的化妆品子品牌。1981年,资生堂正式进入中国,资生堂第十代社长福原义春来到北京与第一轻工业局会面洽谈,决定首先在北京饭店、北京友谊商店等九家面向驻华外国人的大型商场销售日本进口产品。此后,为了帮助中国日化工厂提高生产技术能力,从1983年开始签订了10年生产技术合作协定。
目前,资生堂在中国拥有欧珀莱、泊美等多个子品牌,直营专卖店5000多家,并将发展的目标,更多对准中国的二三线城市。
11服饰
4年前,优衣库还在自1984年创立以来最大危机的边缘挣扎,销售增长平平。但运气似乎一下子降临了,全球陷入金融危机之后,这个来自日本的世界第四大快时尚公司用简洁、舒适的“基本款”征服了收紧钱袋的各国上班族。短短几年间就达到了zara、H&M、GAP这些老牌服装公司发展几十年才达到的水平,而它的创始人柳井正也成为了日本首富。
现在,优衣库在中国各地拥有近150家门店,是快时尚品牌中门店最多的。
12 时尚杂志
日系少女、日系发型、日系搭配、卡哇伊风格……这些年,日系时尚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常明显派系。而大家最先接触到日系时尚的窗口却是从《瑞丽》、《昕薇》、《米娜》这三本来自日本的时尚杂志开始的。
最先于1995年进入中国的《瑞丽》,不但带来了温婉、甜美的日本少女时尚风格,更开创了一种中国本土出版社引进国外版权的模式。随着《昕薇》、《米娜》陆续进入中国,日本时尚刊物三足鼎立的局面也逐渐形成。
影视娱乐篇
13
日本电影
1978年,一部日本电影《追捕》红遍了中国大江南北,男主角的扮演者高仓健更是凭着凌厉的检察官形象成为那个时代无数中国观众心目中的偶像。之后,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这对银幕情侣又成为新的偶像。对于更年轻的80、90后一代,他们心中的经典日本电影当属岩井俊二的《情书》等纯爱影片。
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曾经引进过许多日本经典电影。但从90年代开始,日本电影开始在中国院线销声匿迹。到近几年,更是只剩下每年一两部的动画电影,中国人观看日本电影更多是通过互联网下载,即便是2008年获得奥斯卡奖的日本影片《入殓师》,也无法像30年前那样在中国国内引起轰动了。
14
翻唱流行音乐
从《北国之春》,到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和刘若英的《后来》很多中国乐坛脍炙人口的热门歌曲其实都翻唱自日本歌手的作品。日本是亚洲最大的音乐市场,2011年日本音乐市场的年销售额超越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在日本,流行音乐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现象,甚至新闻节目的开场曲和结尾曲都是选用了流行音乐。
日本流行音乐先是经过港台歌手的翻唱,再传入大陆风行开来,往往只有细心的人在唱片封面上“作曲”一栏才能发现某首歌曲是翻唱自日本,可以说日本流行音乐是通过旋律而非歌词,长时间地影响着华语流行乐坛。
15
日剧
日剧曾在中国很火爆,《排球女将》播出时有多少人把“晴空霹雳”挂在嘴边,《血疑》播出时又有多少人潸然泪下,《阿信》的播出,被认为是中国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宣传,许多企业家都表示当初创业是受到了《阿信》的鼓舞。
步入90年代,一部《东京爱情故事》再一次让国人领略到日剧的魅力。经过多年发展,现在的日本连续剧一般每部只有11到12集左右,每周播出一集,这样的播出方式和长度让习惯看“长篇巨制”的中国观众不再适应,近几年,也一直没出现过在中国造成广泛影响的日剧。
16
NHK电视台
虽然富士台等民营电视台日益壮大,但日本放送协会(NHK)仍旧延续着它的全国影响力,其地位相当于中国的中央电视台,也是中央电视台模仿学习的主要对象。NHK经久不衰的魅力来自于它的几个高水准的国民性节目以及活动:春夏季的甲子园棒球赛的转播;收视率曾达到81%、成为日本家庭年末固定节目的日本春晚“红白歌会”;从年头播到年尾、明星云集的历史长片“大河剧”;以《阿信》系列为代表,捧红无数女明星的日本晨间小说连续剧;以及每年8月举办,持续一天一夜的慈善活动“24小时”。
近年来,NHK电视台拍摄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的纪录片,虽然从未通过正式渠道在国内放映,但每部都被网民们誉为经典之作。
17
娱乐节目
日本的娱乐节目往往比拍电视剧投入还大,像SMAP主持的富士台节目《SMAP×SMAP》一集的制作费高达5000万日元(约400万人民币),而众多搞笑艺人登场的老牌搞笑节目《笑笑也无妨》制作费也要2000万日元(约160万人民币)。
这类搞笑娱乐节目先被台湾地区借鉴,衍生出《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和《康熙来了》等广受欢迎的节目,大陆地区又陆续出现了《快乐大本营》和《天天向上》等模仿者。
文学篇
18
村上春树
他是日本文坛的国际化现象,作品深受西方的青睐,在中国也有广泛的读者,他是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奖呼声最高的作家。
川端康成、小林多喜二、大江健三郎等日本作家过去曾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学,而近20年的村上春树不单是文学的象征,还演化出一种生活意象,其代表是听着爵士乐、啜着伏特加、看着好莱坞电影、读着西方小说,体味生命的失落、寂寥、虚无及惆怅情绪,也就是文艺范儿。关锦鹏、王家卫、安妮宝贝等人都被称为“村上之子”。
19
日系推理小说
对中国读者而言,推理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外来的类型文学。二战前后兴起的日本推理小说,由于其叙事方式、内容和风格都带有独特的东方文化特点,在中国影响很大。日本推理文学有三大基本派别“变格派,本格派,社会派”。
曾在我国上映并引起巨大反响的电影《人证》、《追捕》便分别改编自日本“社会派”推理名家森村诚一的《人性的证明》和西村寿行的《越过愤怒的河》。许多日本推理小说家,比如东野圭吾在描写错综复杂的谜案方面很有一套,同时又善于刻画出一种人性的颓败或绝望,这使得日系推理拥有了与众不同的扩展空间。
生活方式篇
20
便利店
1992年,香港牛奶集团在深圳引进了日式便利店7-11在中国大陆的第一家门店,改变了零售业“太阳三尺高,门板还关牢,太阳一落山,东西买不着”的状况。以中国南方为基地,日式24小时便利店生根发芽,迅速成长。目前,上海市千人拥有便利店数量已超过日本东京。日式便利店以成为一些都市白领解决午饭问题的首选。
21
方便面
1958年,日籍台湾人安藤百福(原名吴百福)发明了方便面,1970年,中国第一袋方便面诞生在上海益民食品四厂。制造方便面的机器是中国自己制造的土设备,年产量仅200吨。
十年之后,上海益民食品厂和北京方便面厂分别从日本引进了袋装油炸方便面生产线,开始按照日本的标准,生产我们今天最常见的“大波浪”模样的方便面产品,几年之内,中国相机出现40多家方便面生产厂,从日本先后引进了100多条方便面生产线。1986年,北京昌平长城食品厂第一个引进了日本富土公司的碗装方便面生产线。目前,中国年产方便面480亿包,占全球产量的一半,每年中国小麦产量的1/10用来制造方便面。
就连我们最熟悉的本国方便面品牌——康师傅,也有日资背景,三洋食品株式会社、朝日啤酒和伊藤忠株式会社都是其股东。
22日本水果
久保桃和富士苹果,从名字上就能看出其日本血统。1920年,日本人大久保重五郎发现了久保桃的植株,经过精心培育后,成为日本栽种面积最大的水果之一。富士苹果是日本农林水产省果树试验场盛冈分场于1939年以国光为母本、元帅为父本进行杂交,历经20余年选育出的苹果品种。1980年春,中国农业部组织专家赴日本考察时,带回了富士苹果回国栽培。目前富士已经成为中国产量最大的苹果品种。
更有代表性的是京欣一号西瓜,它是中日合作选育的杂交水果。1985年,农业部立项邀请日本专家森田欣一与北京蔬菜研究中心共同合作,经过4年时间培育出了优良西瓜品种,并以北京的“京”、和森田欣一的“欣一”为品种命名,代表它是中日合作的结晶。
23卡拉OK
50年前,日本人井上大佑发明了卡拉OK,其中“卡拉”是“空”的意思,“OK”则是“管弦乐团”的简称,合起来指唱歌时没有真正的乐队伴奏,只有影音伴奏。
1988年,北京出现了歌舞厅,邀请专业乐队为客人伴唱。1989年,卡拉OK经由台湾传入北京,一年后北京的卡拉OK厅就发展到100家。在日本,包间式卡拉OK的主要客人是老年人,他们怀念年轻时的岁月,又担心歌喉不够动听,就在包房里偷偷地唱,而年轻人则喜欢在大厅里唱,希望更多人能听到。不知什么原因,卡拉OK传入中国之初,就采取了包间的形式,23年来,已成为中国人聚会娱乐时的好去处。
24过劳死
上世纪80年代,国内媒体第一次报道日本的“过劳死”现象,指出日本人平均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强度过重,心理压力大,导致长时间的亚健康状态,最终引起身体潜在疾病的急性恶化。当时,这家媒体是以猎奇的心态报道这种社会现象的,上世纪90年代末,过劳死一词才正式被医学界命名。
时过境迁,现在,过劳死在中国已不罕见,甚至开始在向低年龄层蔓延。有学者统计,中国每年因过量劳动、工作压力过大而引起死亡的总人数已接近60万,中国人均日工作时间,已全面超过日本。
25 网络语言
宅:最初是指御宅族,指对动画、漫画、游戏等超级沉迷的群体,后来泛指不愿过多同其他人交往,喜欢一个人闷在家里的年轻人。属于第一批网络热词之一。
萌:最初用来形容可爱的女生,后来可以泛指一切样貌可爱,讨人喜欢的人或动物。用日文键盘输入“燃烧”,只会显示“燃”和“萌”。为了区分因为看到美少女而热血沸腾和传统的热血,就选择用萌来形容这种状态。这种用法在2010年传入中国。
控:源于英文单词complex(情结)。最开始日本年轻人用“控”来形容某人沉迷于某种事物,似乎反过来被事物所奴役。
26 日本料理
1960年,中国第一家“和风”日本料理出现在北京王府井街头,但很快就因为文革的原因停业。1985年,“五人百姓”日本料理店在北京饭店内开张,成为中日建交后第一批日本料理店,随后,如友和、花月亭、仁清等日本料理店陆续在上海、青岛等城市出现。“五人百姓”日本料理店总经理长滨利胜回忆说:“从80年到90年代初,日本料理店基本集中在(北京)高级的饭店中。90年代中期以后,有人开始在高级饭店以外经营日本料理店,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中国人经营的日本料理店。其中既有菜品精致、价格不菲的高级店,也有一些价格比较便宜的餐厅,比如日式自助餐。”
随着国人越来越看重健康饮食,口味渐渐转向低盐少油,以清淡、新鲜、精致为特色的日本料理也越来越受欢迎。
情色篇
27 AV
AV即adult video,就是成人电影的意思。日本是全球最大的AV出产国,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日本成人电影就随着进口录像机一起传入国内。在某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陈佩斯和朱时茂表演的小品中还提到,当时聚众播放AV属于犯罪行为。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日本AV变得唾手可得。而实际上,即便在日本国内,都没法像在中国这样容易地看到成人影片。在日本,AV作品的消费渠道为影碟租赁、网购、收费网站、电视台收费频道、快捷酒店或情人酒店的收费频道等立体化的方式,由于日本对于著作权的保护十分严密,日本人也自觉遵守,基本不存在从网络免费下载和私自刻录传播的情况。
28 写真
在古代汉语中,写真意思是人物肖像画,现代照相技术发明后,日本人就称相片为写真。这个词汇原本同情色、裸体毫不沾边,但或许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初,通过各种非法途径传入中国的日本“写真集”(照片集)多有裸露色情元素的原因,写真被很多国人误解为“裸体写真”、“裸体照片”的同义词。
同时,来自日本的知名摄影师也和他们的写真作品一起,被国人所熟识,并渐渐成为模仿学习的对象。在中国,最知名的日本摄影师当属荒木经惟,他出版了超过350本摄影集,作品中有不少涉及性爱题材,有些甚至被称为色情图片。而现在名气最响的米原康正,其作品也走情色路线。或许正因为以上这些原因,写真这个词才在中国蒙上了一层情色的味道。
29
援助交际
援助交际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最初指少女为获得金钱而答应与男士约会,但不一定伴有性行为。随后,这个词语成为学生卖春的代名词。少女援助交际这种社会现象,最早由朝日新闻晚报于1994年9月20日报导,2005年6月7日,《辽沈晚报》记者发表了题为“沈阳出现援助交际,女大学生羞答答卖身赚钱”的纪实报道,第一次揭示了这个在大陆地区存在已久的少女援助交际现象。
时政篇
30
对华援助
从1979年开始,日本成为中国最大的援助国,中国同时也是日本最大的受援国。30多年来,中国的外来援助中有66.9%来自日本。日本政府已经向中国提供了总额约达27000亿日元(约合2000多亿元人民币)的政府开发援助;北京地铁、首都机场、中国电气化铁路约4600公里的改造、中国470个大型港口泊位中约60个均由日元贷款建设。
不管是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感谢,还是中日贸易的客观需求,日本对华开发援助成为早期中日关系改善的一个象征,1989年之后,日本政府也是第一个恢复对华援助的国家。
近年来,随中国经济发展,日本国内呼吁停止对华援助的呼声越来越高。自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日本基本停止了对华低息贷款,但仍在提供一些无偿援助项目。
31
中日友好医院
中日友好医院就是日本对华援助的代表工程。1981年,日本政府提供无偿经济援助,要在北京樱花东街建设一座现代化的医院。同年12月,医院奠基,1984年10月开院,装备各种先进的仪器设备8000余台。
32
田中角荣
田中角荣是商人出身的政治家,1972年7月,他就任日本首相和自由民主党总裁,仅仅2个月后,他就访问了中国,并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
1972年初,尼克松访华,美国决定同中国恢复正常关系的决定一直到最后一刻才通知日本,这让在外交政策方面一贯追随美国的日本政府深感被抛弃,佐藤内阁被迫辞职,这次事件被日本称作“尼克松冲击”。田中角荣上台后,为扭转局势,决定尽快访问中国。访华成功回国后,田中角荣马上去皇宫觐见了裕仁天皇,然后去参加参、众两院大会。在那次会上,他受到了连续四个半小时的攻击。包括自民党本党在内的许多议员骂他是“国贼”。
后来,在谈到中日邦交正常化时,田中角荣轻描淡写地说:“(中日关系正常化)是两国人民的愿望。中国人当时经常讲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我呢,只不过是在这个时候拍板,然后执行而已。”
33
樱花
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向周恩来总理赠送了1000株大山樱,其中800多株留在了北京,种植在玉渊潭、植物园及陶然亭等京城几大公园里,100株植于周恩来曾居住过的南京梅园新村;由于周恩来也曾在武汉大学居住过,于是中央有关部门便将其中50株转赠给武汉大学,由园林部门栽植于半山庐前,1976年开花。
今天,玉渊潭公园和武汉大学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两处赏樱胜地。
34小泉纯一郎
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后的40年里,日本换过24任首相,除中曾根康弘和小泉纯一郎外,没有任何一个任期达到三年。小泉纯一郎是任期最长的一个,也可以说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一个。在日本人看来,小泉是改革派的代表,他积极与美国政府达成战略伙伴关系,使日美关系在其任期内得到改善和加强;与此相对,他对中国和韩国的外交却未取得重大成果,反倒在参拜靖国神社、领土纠纷等问题上纠缠不清,可以说他是东亚其他国家最讨厌的日本首相。
在小泉任期内,日本追求军事政治大国化,并且极右翼有重新抬头的迹象。
35
石原慎太郎
从政之前,石原慎太郎是一位作家,他在大学时创作的小说《太阳的季节》获得过芥川奖。作为东京都知事,他是当代日本极右翼政客的代表。在钓鱼岛问题上,他和中国针锋相对,最近一直试图推进所谓“购买钓鱼岛”的计划。
同小泉不同,石原不但对中国态度强硬,还主张日本应该摆脱美国的操控。他曾经连续出版几本书,书名分别是《日本可以说“不”》,《日本还是说“不”——美日关系的根本问题》,《日本坚决说“不”》,《日本经济可以说“不”——从美国金融奴隶解放出来》。
36
钓鱼岛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1943年12月中、美、英发表的《开罗宣言》规定,日本将所窃取于中国的包括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在内的土地“归还中国”。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同年8月,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
1951年9月8日,日本私下同美国签订了不符合国际法程序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将附属于台湾的钓鱼诸岛连同冲绳交由美国托管。对此,时任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郑重声明,指出旧金山和约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中国政府认为其是非法的,无效的,绝对不能承认的。但此后,
1971年6月17日,日美两国在签订“归还冲绳协定”时私相授受,把钓鱼岛等岛屿也被划入“归还区域”,交给日本。这一交易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外交部于1971年12月30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日两国政府公然把属于中国领土的钓鱼诸岛划入“归还领域”。台湾爱国青年及海外华人由此发动了轰轰烈烈的“保钓运动”。1972年中日两国在恢复邦交的谈判中,同意将钓鱼岛列岛归属问题暂时搁置,留待时机成熟时解决。
1990年10月,日本右翼分子经政府允许,在钓鱼岛列岛的一个岛屿上修建了灯塔。日方还出动12艘船只和两架直升机阻扰台湾渔船接近钓鱼岛列岛。此后中日两国民间在这块中国领土周边时有冲突。
动漫篇
37日本动画
作为意识形态影响较弱的媒体产品,加上日本动画价格比美国动画便宜,上世纪80年代,国内电视台开始引进日本动画用以改善内容匮乏的状况。1980年12月,中央电视台引进在日本国内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铁臂阿童木》,这是第一部在中国放映的国外动画片。随后的20多年里,几乎每天省级电视台都会播出国外动画,其中约50%都是日本动画片或以奥特曼为代表的特摄真人动画。《多啦A梦》、《聪明的一休》、《宠物小精灵》和《新世纪福音战士》等作品影响了改革开放后的几代青少年。
2006年9月1日,随着广电总局的规范通知,各级电视台不得播放境外动画节目,电视台播放日本动画的时代从此结束,青少年改从网络上获取最新的日本动画资讯。
以《名侦探柯南》和宫崎骏动画为代表的日本动画电影则因为批片和票房问题很少登上中国的大银幕,但并没有阻止这类动画影片在网络上成为中国青少年追捧的热点。
38 漫画
漫画是日本文化产业的支柱,源起于日本政府的推广和战后日本社会对青少年文化的包容,亦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日本急于在战后摆脱美国的文化控制的心态。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漫画业达到鼎盛,占据全国图书出版总量的一半以上份额。也正是这段时间,中国内地开始通过盗版接触到日本漫画。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漫画就以连环画的形式进入中国市场,此时中国市场上的漫画作品以《森林大帝》、《银河铁道999》等老少皆宜的国民级作品为主。进入90年代,日本长销少年漫画冠军《七龙珠》和《圣斗士星矢》等通过盗版市场进入中国,盗版商甚至仿照日本的长篇漫画分卷连载、以周刊形式销售的策略,迅速占领了内地中小学生市场。
此后的20年里,《灌篮高手》、《浪客剑心》、《银魂》等优秀漫画作品不断地通过盗版影响青少年,培养了众多粉丝。
39 Hello kitty
这只脸蛋圆圆的、没有嘴巴、左耳上扎着一个蝴蝶结,还有一截小尾巴的猫诞生于1974年。当时从事礼品设计的日本三丽欧公司准备推出一个钱包,希望上面印制一个崭新的卡通造型。担任设计师的清水侑子参照日本传统卡通形象“招财猫”,设计出了Hello Kitty这个品牌形象。
Hello Kitty并不是漫画或动画中的人物,但由于精准的定位于讨巧的形象,她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成为极为成功的商业符号,出现在各种文具、服装等生活用品上,成功打入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国际市场。在中国大陆,Hello Kitty也已知的被“盗版”频率最高的图案。
40
电子游戏
1983年,任天堂公司开发了第三代的FC游戏机,在中国叫作“红白机”。它堪称电视游戏的鼻祖,是绝大多数中国人进入游戏世界的“敲门砖”,超级马里奥、魂斗罗、坦克大战、冒险岛??????这些FC游戏今天仍在网络上被已长大成人的玩家们频繁提及。任天堂的FC红白机还催生了脍炙人口的小霸王以及极具中国特色的学习机等摹仿品。
之后,日本的“街机”又经香港传入内地,各地的游戏厅成为青少年们消磨时间的好去处,也被家长们视为眼中钉。再之后,日本世嘉公司的MD、土星(SS)、索尼的PS、PS2、PSP、任天堂的GBA、NDS、Wii等各类游戏机相继涌入中国,让玩家们以玩红白机的形式享受超过街机的游戏乐趣。
但事实上,中国游戏迷们一直在“非法”玩游戏。2000年,文化部等七部委下发了打击整治经营性电子游戏场所的通知,禁止在国内销售电子游戏设备。中国消费者可以在索尼专卖店购买笔记本、音响和数码相机,但买游戏机时却只能求助于走私货商贩,更为讽刺的是,这些“非法产品”全部是中国制造。
【经典电影镜语管理论文】相关文章:
电影广告管理论文04-16
电影广告管理论文提纲11-15
笑星电影论管理论文04-18
电影社会背景管理论文04-19
军事电影类型管理论文07-03
电影精神执着管理论文04-16
世界电影转变管理论文04-17
电影评价系统管理论文04-17
动画电影文化管理论文04-17
世界电影元素管理论文0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