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人资投资经济状况研究论文

2022-04-29

近几年,中国企业来逐步探索通过海外投资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获取先进技术、信息和知识,提高要素效率并创造新要素,从而提升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当然,也面临很多的阻力或影响因素。如何加快推动中国企业顺利“走出去”,如何进一步拓展海外获取技术型投资?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企业人资投资经济状况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企业人资投资经济状况研究论文 篇1:

影响力投资时代来了

在国际上,影响力投资在投资界和公益界已获得重要地位。在中国,影响力投资初露端倪,需要大发展;随着政府大量购买社会服务时代的到来,社会企业存在广阔空间,可以大搞

潜心中国NGO事业20年,在非营利组织管理和研究领域有重要建树,主编《中国第三部门研究丛书》,著有《叩问天人之际—徐永光说希望工程》

社会企业,译自英文social enterprise。社会企业在世界范围的兴起,不过二三十年,对其定义也有数十上百种。据《维基百科》释义:“社会企业与一般其他私有企业不同的是,它不只是为了股东或者企业的拥有者谋取最大的利润而运作。社会企业的目的是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纯粹为了盈利。”换言之,社会企业是用商业的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机构,与非营利的公益组织相比,两者均以社会使命为先,但前者可以通过自身的运营实现财务上的可持续性。

中国大陆早已有之的解决残疾人就业的福利企业,就属典型的社会企业。大宝化妆品公司是北京市一家以吸收聋哑人为主、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俱佳的明星福利企业,该公司现已为美国强生公司收购。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杜晓山创立农村小额贷款机构—“扶贫经济合作社”,2002年,经济学家茅于轼、汤敏等人兴办培训中西部贫困妇女从事家政服务的富平家政学校,均可视为中国社会企业的早期实践。同时期,北京社科院研究员马仲良提出解决下岗职工、弱势群体就业的“社会经济”新论,可视作社会企业的早期理论探索。

格莱珉银行:社会企业的世界经典

如果要找社会企业理论的开山鼻祖,需追溯到120年前美国的卡耐基。他在被奉为“慈善圣经”的《财富的福音》一文中激烈反对富人的“布施式慈善”,呼吁慈善组织应该给穷人带来创造财富的能力。他说:“假如富人把这笔钱平均分配给穷人,除了养懒人,还能有什么效果呢?方今百万富翁的罪恶不在于缺乏捐赠,而在于滥行布施。”

事实上,布施式扶贫,依然是许多国家政府和NGO惯用的做法,“年年扶贫年年贫”的怪圈循环,不知浪费了多少纳税人的钱财和慈善资源。终于有一天,一位孟加拉人颠覆了这种传统扶贫模式。他就是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创始人尤努斯教授。

20世纪70年代中期,尤努斯教授在得到福特基金会12000美元的资助进行贫困问题研究时,就试验性地给43位村民发放小额贷款,每笔贷款25美元。利用这些少量的钱,尤努斯的借款人有了稳定的收入,他们不仅能清偿债务,还能大大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小额信贷模式成功颠覆了传统银行的理论,即第三世界的农民根本没有个人财产,没有担保,不能成为可靠的借款人。

福特基金会发现了尤努斯教授的扶贫创新模式,马上又给他一笔80万美元的资助。正是这笔关键的保证基金,吸引了其他金融机构加入合作,让格莱珉乡村银行戏剧化地发展起来。这家乡村银行自1983年成立以来,已向孟加拉穷人发放贷款45.7亿美元,资金回收率高达98.5%。现在,乡村银行有1300个分支机构,在48000个村子里有400多万名客户。乡村银行还发放房屋贷款,让孟加拉的穷人建起了60多万套新房。

尤努斯教授当之无愧为世界社会企业第一人。从他的创新中,我们可以了解社会企业的一些基本要素:解决贫困这样的社会问题,可以不用发钱救济的办法,而是把救济变为贷款;不仅还本,还要付息,如果不收利息,银行还得靠救济,扶贫就不可持续。穷人借钱要还本付息,就必须去赚钱,就必须学习赚钱的本事,还必须勤劳,讲信用。市场化的手段和规则激发了穷人的创造力,帮助他们从根本上摆脱了贫困。

孟加拉的妇女传统上屈从于男人,乡村银行赋予了妇女权利,95%以上的借款人是妇女。尤努斯还创造了“同伴团体贷款”联保方式,综合运用了朋辈压力和朋辈支持,让小组成员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去偿还贷款,创造了比美国银行还要高得多的还贷率。乡村银行贷款发放的公开性,以及要求借款人遵循为女孩提供教育、帮助自己的社区建学校等社会准则,让乡村银行取得的价值远远超出了金融利益范围,成为社会变革的引擎。

经联合国推动,孟加拉乡村银行的扶贫模式已被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70多个国家模仿。根据联合国统计,到2003年就有6700万穷人从小额贷款中获益。

小额贷款扶贫在中国落地的时间也不算短了。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杜晓山去孟加拉向尤努斯教授“西天取经”,回国后创立了“扶贫经济合作社”,成为中国小额贷款扶贫“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和乐平公益基金会的富平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等机构则后来居上,正以更大的投资规模推动中国小额贷款扶贫事业。

在中国建立由NGO经营的乡村银行,是我们的期待。

残友:中国的世界级社会企业

2012年,代表英国社会企业最权威的组织—英国社会企业联盟把首次设立的“年度国际社会企业”颁给了中国深圳残友集团。残友集团是全球五个入围社会企业中唯一夺得此项桂冠的机构。

主办方对残友的描述是:它是位于深圳的软件企业,通过雇佣残障人士帮助他们实现创业和就业。残友创始人之一的郑卫宁,在1997年同四名朋友一起创办残友,现在雇佣超过3700名员工。作为目前中国最大的社会企业,残友拥有1家基金会、8个社会组织和32家社会企业。

在残友的构架里,资本、公益和商业形成三位一体的循环模式:非公募基金会控制着资本,并对旗下的社会企业绝对控股;社会企业的利润可以支撑基金会的运营,而基金会旗下的非营利组织则承担了对残疾人员工及社区的社会服务部分。

1997年,身患重症血友病的郑卫宁在第三次自杀被救活之后,靠着母亲留下的30万用于输血的养命钱,来到深圳与几名残疾人一起创建残友,开始了艰难的创业之路。他们没有任何外来资金援助可依赖,从只有一台电脑的打字小作坊做起,完全自我运营发展到如今的规模和世界顶级技术水平。残友在软件开发领域已经通过了美国的CMMI5级认证。CMMI即“集成的能力成熟度模型”,是国际上软件业最权威的评估认证体系。连知名企业华为也只拿到了CMMI4级认证。残友是全球唯一获此殊荣的中小企业。

在IT技术推动下的新知识经济时代,残友创业平台的员工—95%为残疾人—依靠“电脑+人脑”的工作模式成为优质人力资源,并使公司在专业技术领域形成全球独一无二的核心竞争力。像大亚湾核电站、中国银行、华为这样一些对安全和技术指数要求相当高的企业,也都将业务交给了残友。目前,残友模式正在珠海、海南、湖南、新疆、北京、上海、香港、澳门等地复制。

残友的传奇,是创始人郑卫宁和他的残疾人朋友的传奇。郑卫宁说:“残友证明了网络时代残疾人在IT领域拥有天然的优势。残友人是在用生命编写程序。”郑卫宁把残友集团的利润分成两块使用,一块继续用于企业的持续发展,另一块通过基金会拨给9家公益机构,由这些机构为集团里的员工提供8小时之外的免费吃、住、洗衣、心理辅导、出行等社会服务。残友还建立了企业独有的“退养”制度。因为有些员工到残友三五年之后就不能继续工作,甚至面临死亡的威胁,而此时他们还无法得到国家社保参保15年才能享受的福利。残友的“退养”制度规定,员工无论在残友工作几年,在其不能工作后的有生之年,都可以从残友领到在职期间的最高工资额,直至去世。郑卫宁说:“只要是残友员工,死也要死得有尊严。”

在残友集团入选2011年《慈善蓝皮书》的社会企业案例时,蓝皮书指出:“残友依托信息高新技术产业充分发挥残疾人的优势,开展了一场残疾人生存方式的革命,开创了一体两面的新型治理结构,形成了融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于一体的企业社区的独特社会企业模式,从而在极短时期内获得高速发展,取得重大突破。”《慈善蓝皮书》主编杨团说:“残友模式是对21世纪经济社会组织形态的重要探索。”

尽管命运多舛,郑卫宁还在坚持他的理想。他给世界留下的不仅是生命的传奇,还有以社会创新改变世界的伟大价值。笔者曾放言:世界社会企业家,尤努斯第一,郑卫宁第二。下一个获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应该是郑卫宁。

黑暗中对话:

一个教科书式的社会企业投资案例

看不到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盲人们怎样在自己的世界里生活?香港“黑暗中对话”体验馆为参加者提供75分钟的收费导赏行程,让体验者在漆黑的环境下完成指定的任务,体验失明人士的世界。

“黑暗中对话”由德国社会企业家海宁克博士在德国汉堡创办,通过提供一个完全黑暗的体验机会,帮助人们换位思考,理解视障人的生活和感受,从而获得对生命的全新感悟。目前,“黑暗中对话”在世界38个国家的170多个城市建有体验馆和工作坊,体验学习者超过750万人,为超过7000多位视障人士提供了工作机会。

2008年8月的一天,香港企业家张瑞霖在汉堡体验了一回“黑暗中对话”,整个过程所带来的震撼让他惊讶不已—“‘黑暗中对话’就像打开了我人生旅途中一扇特别的门”。他决定将“黑暗中对话”引进香港。

张瑞霖除了做企业,还有多年参加香港和内地志愿服务的经历,这让他看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与德国社会企业“黑暗中对话”创始人海宁克博士的一顿晚餐交谈,让他明白了社会使命是社会企业的核心内容,也理解了运用商业模式、进行市场经营是为了赚取更丰厚的财力去实践社会使命。

从此,张瑞霖卖掉了年营业额达10亿港币的企业,带着几十年商场的管理经验,怀揣重燃的热情,迈进社会企业创业者的行列。从创业时只有1个员工,到后来20多个员工;从单一的工作坊,到面向不同市场需要的服务和产品;从聘请兼职视障人士,到雇佣几十个全职及兼职视障员工;从香港工作坊到上海、深圳工作坊……“黑暗中对话”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张瑞霖最先思考的问题是,如何能让社会企业有效率、可持续,乃至能复制,他认为这是进行社会企业创业规划时面临的最大挑战。而首先需要突破的是观念。思考的结果是,他作出了一个非同凡响的决定:不要捐款,用募股的方式创办香港“黑暗中对话”。

是募捐难吗?不是。在慈善文化发达、慈善资源丰富的香港,一个可以让盲人获得有尊严的就业岗位并通过他们的服务给社会带来光明和健康的公益项目,募集300万元的捐款并非难事。相反,要找到股东出资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出资人需要完全认同你服务社会的理念,这还不算最难的,最难莫过于要说服股东—这个项目不仅能服务社会,还能盈利,让投资增值—尽管投资人不是冲着赚钱来的。张瑞霖花了很大功夫写出一份《招股书》,内容从需求、目标客户、产品、定价、成本费用到企业竞争策略、竞争对手、市场风险分析,还包括业务发展规划和未来五年的财务预算。

张瑞霖之所以坚持以募股的方式来做社会企业,就是要探索私人资本投资社会企业的创新模式,打开私人资本流向社会投资的通道。他知道,唯其如此,社会企业才能真正兴旺发展。同时,张瑞霖还要挑战一种观念:做公益的人就要牺牲个人的利益。他认为,在现今竞争激烈的商业社会,要建立成功的企业已经非常困难,要办好一个解决社会问题的企业更是难上加难。社会企业对于人才的要求高于一般的企业,对社会企业的从业者,特别是年轻的从业者,照例应该给予他们高于商业机构的待遇。如果是用捐款进行投资和“补血”的社会企业,给从业人员高待遇的后果是,必定会引来“变相分配利润”的指责。而用私人资本投资的社会企业,就不存在这种担忧。

2011年,“黑暗中对话”营业收入达到800万,在弥补企业初创时投入的亏损后开始盈利。按照18名股东的约定,企业纯利的1/3为分红上限,其余留作企业扩大再生产。香港“社会创业论坛”主席谢家驹博士说:“社会企业可以分配利润,也代表股权明确,以及股份可以转让。我有不少香港朋友投资在一些社会企业上,他们很努力地支持这些企业的发展, 并期望有一天它们能够分红,到时可以把股份转让给他人,不是为了牟取暴利,而是可以把资金放到另外的社会企业上。”

坚持选择以私人资本投资社会企业,善用资本,实行有竞争力的人力资源政策,收益可以有限分红,股权可以转让流通,以此打开私人金融资本向社会企业投资的通道。这是张瑞霖和他的投资团队创造的可资世界社会企业同行借鉴的经验。

能不能分配利润:

社会企业投资效率之惑

笔者所在南都基金会在进行一次农民工子女教育公益项目公开招标时,发生过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评委对入围的12个项目进行评审打分,得分第一、第二名的项目分别来自两家私人开办的教育企业。从申请项目的性价比看,两家企业的效率远远高于其他公益组织。于是,这两个企业的项目获选,基金会把原定的资助合同改为购买服务合同。

公益组织一般人工费用低于企业,也不分红,做同样的项目,照理成本应该比企业低。为何性价比还不如企业呢?是因为市场竞争机制所致。企业的产品是在市场上打拼出来的,拿不出好的产品,就不会有人掏钱购买,企业就得垮台。公益组织的产品多半是无偿向服务对象提供的,有胜于无,服务对象对质量不会过于挑剔;即便有偿服务,要价也不能高,这也反过来抑制了产品质量的提升。

从上述案例可以引出社会企业投资模式、管理机制和效率问题的讨论。

笔者五年前曾接触过南方一家优秀的民办培训学校。这家学校创办人秉承“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教育理想,培育了8万多名进城务工者,让许多生产线上的农民工转身变成了白领。学校在一个城市就开办了40个教学点,业务蒸蒸日上,财务运行良好。这本身已经是一家帮助农民工突破身份上升瓶颈且自身发展势头强劲的优秀社会企业,当地政府也给予很高评价。但有专家认为,要认定为社会企业,必须改制,变为“不分配利润”的非营利机构。学校创办人是一位有社会理想的年轻人,决意放弃个人投资收益,向非营利机构转型。

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接踵而来的麻烦让这家机构很快陷入困境。先是学员不愿交学费了—“不是要改为不盈利的慈善组织吗?怎么还收这么高学费?”接着有人质疑:管理层薪酬太高,所谓非营利不就成了挂羊头卖狗肉吗?学校要发展,需要投资开发新项目,一些理事会成员说,我们只是志愿者,不能为投资作决策,有了风险谁担责?道德绑架和理事会的不作为,让一个如日中天的社会企业几乎面临灭顶之灾。笔者了解情况后,坚决劝说创办人:“立即终止改制,否则必死无疑。”但此番折腾已令学校元气大伤,至今都没有缓过劲来。

在2010年“香港社会企业高峰论坛”上,笔者以《中国内地社会企业发展模式选择之困》为题发言,对社会企业“不分配利润”的定义提出了不同看法。

笔者把社会企业分为非营利慈善型、非营利企业型、混合投资型、私人投资型四种投资类型,四类社会企业的目标都是解决社会问题,使命在先;区别在于前两类不分配利润,后两类可以分配利润。笔者又分别从投资结构、所有者、企业治理、财务收入、分配模式、激励机制、人力资源政策、产品定价、产品品质、管理效率、税收、注册登记、市场拓展力、可复制性等14个维度对四类社会企业进行比较分析。结论是:在市场拓展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上,非营利慈善型最弱,非营利企业型次弱,混合投资型较强,私人投资型最强。并指出,“理想的社会企业发展模式应该是,在社会收益为先的前提下,让创办人(投资人)把社会理想和个人发展的需求(包括经济收益)契合到一起。要让社会企业的理想不仅适合那些‘圣徒’,还要适合更多有社会理想、有能力的普通人。”

这些观点即便在当时的香港,都很具爆炸性。香港社会企业领军人物谢家驹博士说:“你这些话在香港不好讲(政府担心讨论社会企业的定义引起争论,影响政府补贴资金的分配),但我要写文章做回应。”谢博士写了《梦想与困惑》一文,对“社会企业可以分配利润”的立论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论之有据,立意高远。事实上,他本人就是“黑暗中对话”的重要设计者和投资者。

私人资本投资的社会企业在中国大陆不乏成功案例。四川“兔王”任旭平,在“国际小母牛”资助下开始养兔,经过20年奋斗,发展成兔业“王国”,为带动当地农民脱贫致富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地农民说“要致富,来养兔;要脱贫,找旭平”。深圳残友郑卫宁,还有那个饱受改制折腾的培训学校的创办者,都是成功的社会企业家,他(她)们都是从商业资本投资模式发展起来的。某一天,在中国的社会企业中出现上市公司,成为资本市场的新星,我们一点也不会觉得奇怪。

近年来,由一群科学青年创办的“科学松鼠会”,在科普领域颇有名气。这些年轻人试图按社会企业模式来追求自己的社会目标,但在机构定位为营利还是非营利模式的问题上,他们左右为难。因为有盈利成分,很难得到捐款支持;因为要追求公益性,市场资本不愿光顾。后来,他们把市场经营模式和非营利公益模式相剥离,其中营利部分名“果壳”,获得了1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非营利部分名“哈赛”,获得了“果壳”100万元人民币的捐赠。原来是你拉我扯的“连体儿”,现在变成了两个健康活泼的“异姓”好兄弟。

在社会企业最发达的英国,社会企业的复制也存在类似纠结。英国社会企业联盟2011年1月发布了一份名为《成长中的社会企业:社会复制调查》。通过对20家有社会特许经营计划的社会企业的深度访谈发现,社会特许经营陷入了某种“资金黑洞”:资助方不情愿给予捐赠,是因为“特许经营”含有商业意味;而资本市场则对于“社会”特许经营的概念、投资回报的可能性以及风险程度持怀疑态度。

在关于社会企业的定义中,运用市场化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环境问题和实现财务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所谓“一个手段,三重目标”,各方观点几乎没有任何分歧。而在“能不能分配利润”的问题上,则莫衷一是。

笔者认为,把“不分配利润”拿来做中国大陆社会企业的标准,是很不现实、乃至行不通的。一是,“不分配利润”意味着社会企业只能靠捐款投资,中国没有那么多捐款投向社会企业;二是,捐款投资的社会企业,型、质都很像过去的公有制小企业,其内部管理机制、社会道德绑架的压力和风险,都给效率提升、乃至正常安全运行带来难以逾越的障碍;三是,“不分配利润”还意味着社会企业拒绝私人资本的投资,而私人金融资本的投资规模和潜力,都将超善款的十倍、百倍。

当然,基金会等非营利组织无疑是推动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的作用主要是倡导和支持创新实验。在涉及社会企业投资时,应把公益性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混合经济型”及私人投资型作为优先考虑。由非营利组织独立投资创办的社会企业,建议吸收员工持股或管理层持股。毕竟,私人资本对于效率的追求,是公有资本所无法企及的,除非人性改变。

一些为弱势人群提供就业机会的社会企业,其首要目标是为了人的尊严和发展,产品和市场竞争力则在其次。这类社会企业的发展仍需政府财政补贴和社会捐赠的支持,投资模式宜视情况而定。

影响力投资:不可阻挡的发展潮流

在纽约时代广场的纳斯达克广告屏幕上,有一则很吸引人的广告:

◆股票看起来是衡量我们生活状态的最重要的指标,股票升值意味着开心,股票下跌意味着悲伤。但是事实上,除了金钱之外,收获和损失也有很多其他含义。

◆Triodos银行不是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但我们是最可持续发展的银行。我们投资那些能够让社会变得更美好的企业,例如:公平贸易、有机农业、太阳能、消除贫困、改善教育和卫生条件。

◆现在你可以选择成为我们银行的核心成员,投资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追随你的内心,发挥你的才智。

Triodos银行是英国著名的影响力投资银行。笔者造访这家设在苏格兰的银行时,行长自豪地介绍:因为有使命感的投资理念,使得这家“道德银行”在金融海啸中表现上佳,在许多银行倒闭的情况下,他们的股票则大受青睐,所增发股票很快被投资者认购一空。

“影响力投资”—也称为“公益创投”或“社会投资”—的出现,已经有二三十年乃至更久的历史。福特基金会40年前推动创建基金会资产管理机构—“共同基金”(Common fund)、30年前资助尤努斯教授创建格莱珉银行,均属“公益创投”性质。据《影响力投资在中国》介绍,200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最先提出了影响力投资这一创新的投资概念,倡导资本通过有经济效益的投资来做公益。2010年,摩根斯坦利与洛克菲勒基金会联合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把影响力投资界定为资产类别的一种,由此奠定了影响力投资在投资界和公益界的地位。瑞士信贷认为,影响力投资是以创造可测量的社会影响为主要目的且具备财务增值潜力的投资。用中国文化的语境表述,影响力投资就是义利并举、公益与商业相融合的投资。

英国是世界上社会企业最发达的国家,该国影响力投资机构也门类繁多。Sell A Venture基金把那些寻找成长资金的社会企业与热衷于小额投资的人士聚集在一起,通过使用密集融资技术,并利用互联网社交网络,建立投资人与社会企业的联系,增强相互间的了解与信任。因为在英国的成功,他们正打算将业务拓展至其他国家。拥有1.09亿英镑捐赠基金和61名全职工作人的Un Ltd是英国为社会企业家提供个性化现金资助、实际支持和人际关系网的机构。16岁以上的英国公民提出的社会企业创新点子和创业项目,均有机会获得金额从1000~60000英镑不等的奖励。此外还有Catalyst(催化剂)基金和动力信托基金,则是为社会企业提供贷款的公益风险投资基金。

2012年4月,英国首相卡梅隆推动成立了拥资6亿英镑的世界最大的影响力投资基金—大社会基金(big society fund),专门用于支持社会企业的发展。基金的大部分来自于已停顿超过15年未使用的银行账户中的现金。

美国政府对基金会的影响力投资给予了很好的政策鼓励。一家位于波士顿的名为“根源”(Root Cause)的影响力投资机构,专门为非营利组织提供无息或低息贷款。该机构的钱来自于基金会,而基金会为这些贷款所支出的资金,经美国联邦政府批准,可以计入“基金会的支出不得低于上年资产余额5%以内”的法定限额(中国基金会的公益支出需达到上年资产余额的8%)。由美国早餐麦片发明人威尔·基斯·凯洛格创建于1930年的老牌凯洛格基金会,过去的资金运行只有两个方向,一是无偿资助,二是投资增值。现在,这家基金会建立了一个由来自哈佛等名牌大学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创新团队,资金投向则由过去的两个方向变成了四个方向:原来用于资助的支出,现在变为无偿资助和贷款两个部分—对NGO的有偿贷款可以提高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贷款可以计入5%的支出额度;原来进行市场投资的部分,现在一部分用于有财务收益的影响力投资项目。这家基金会已经成为一家为中小学生供应营养午餐的社会企业的股东。

据《上海证券报》报道,创立于1990年5月的多米尼指数(Domini 400 Social Index)是美国第一个以社会性与环境性议题为筛选准则的指数。旨在为社会责任型投资者提供一个比较基准,并帮助投资者了解社会责任评选准则对公司财务绩效的影响。多米尼400社会指数跟踪了精选的400家公司,其最初运作的10年(从1990年5月1日到2000年4月30日期间)的平均年收益率为20.83%,高于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平均年收益率的18.7%。

打败标准普尔500几乎等同于打败市场。社会责任投资的良好理念对投资业绩给予了有力的支持,这与英国的Triodos银行有同工异曲之妙。评估数据极大刺激了美国社会责任投资市场的发展。美国社会责任投资资产从1995年的6390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2.71万亿美元,并且在整个25.1万亿美元专业管理投资资产中,社会责任投资占到约1/9。

中国的影响力投资已经初露端倪。从2009年开始,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与友成基金会、南都基金会合作启动的“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项目”,培训了超过1000名现有或潜在的社会企业家。有60多家机构通过项目下设的“优秀社会企业计划评选”活动,获得了中方合作伙伴提供的总计900万元人民币现金资助,以及非现金类的扶持资助。该项目发挥了中国社会企业“发动机”的功能。

今年8月,主办方又携手增爱公益基金会、创奇玖玖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新湖-育公益创投基金、社会企业研究中心、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LGT公益创投基金会以及道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共同启动了“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的社会投资平台。社会投资平台面向全国社会企业开展创投竞赛,并为胜出机构提供培训和总额高达900万元人民币的社会投资,以及来自投资机构导师团队辅导的机会。

2012年10月,新湖-育公益创投基金在天津宣布成立。这个中国本土第一个影响力投资基金,由浙江新湖集团捐赠爱德基金会2000万元人民币公益创投基金中的750万和深德公益的250万组成。该基金集企业慈善捐赠、基金会社会投资和专业团队管理于一体,正努力探索公益使命和商业模式跨界结合的创新之路。目前,已经对自闭症儿童艺术康复及三秦低收入妇女的扶贫项目进行投资。

囿于制度瓶颈,中国的影响力投资举步维艰。笔者在《万亿社会投资止于民非制度》(刊登于《中国慈善家》2013年8月号)一文中已经“揭秘”: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全国22万多家民办非企业单位中,近80%集中在养老、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投资主要来自私人,但机构性质为非营利。依据现行法规,不仅这些机构的出资人不享有任何财产权,不能分红,连机构的财产权也不被承认,故不能以财产做抵押向金融机构融资,还不准设立分支机构,不能享受税收优惠。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五不”政策实乃“假私济公”,极大遏制了影响力投资在中国的发展,亟需改革。

按照社会企业的定义,中国以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的民办教育、医疗和养老机构,大部分就是社会企业。与国内不同的是,国外的民办(私立)教育、医疗、卫生和养老机构,基本是真正非营利的。100年前创办的哈佛、斯坦福大学都是捐款建的,美国排名前10的大学全部是非营利的私立大学。中国在设立民办非企业单位制度时,没有那么多捐款,来的基本上都是商业投资,甚至上市公司也来办,是为了寻找投资机会。这样就有了20多万家民非。揭开民非产权制度的面纱,发现它们就是社会企业。这叫“歪打正着”。目前社会企业最发达的英国,才有6万家社会企业,民非制度改革,能让中国立马成为世界社会企业第一大国,还能吸引数万亿社会投资进入社会事业、产业。对于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拉动内需,扩大就业,推动国内经济的上行,有百利而无一害。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简政放权的发展目标中提出,要加大政府向社会组织和企业购买服务,努力做到政府办事不养机构、不养人,建立“惠而不费”的公共服务发展新机制,也预示了中国影响力投资的市场利好。

一言以蔽之,社会企业,中国可以大搞;影响力投资,中国需要大发展。

作者:徐永光

企业人资投资经济状况研究论文 篇2:

中国企业获取海外技术型投资的现状及路径选择

近几年,中国企业来逐步探索通过海外投资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获取先进技术、信息和知识,提高要素效率并创造新要素,从而提升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当然,也面临很多的阻力或影响因素。如何加快推动中国企业顺利“走出去”,如何进一步拓展海外获取技术型投资?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我国企业“走出去”获取技术型资产的新进展

据联合国贸发组织(UNCTAD)统计,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创下了840亿美元的历史纪录,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据商务部统计,2013年,我国境内投资者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901.7亿美元,同比增长16.8%。在对外投资总量大幅增长的同时,中国企业技术获取型投资也取得快速发展(参见表1)。

以跨国并购为例,虽然目前中国跨国并购中能源矿产行业仍然占比最高,但其比重已经由2010年的58.9%下降至2013年的34%,跨国并购逐步向高新技术、高端制造业等技术密集型行业转移。2013年12月25日,中联重科宣布收购全球干混砂浆设备第一品牌德国M-TEC公司,虽然外界估计本次交易涉及金额不高,约为几千万欧元,但是由于M-TEC公司在干混砂浆设备领域较强的技术实力,本次收购被视为中联重科迈向高端制造、扩展业务领域的有益尝试。2014年1月23日,联想宣布将以23亿美元收购IBM低端服务器业务;2014年1月30日,联想又宣布以29亿美元收购摩托罗拉移动业务,这是继联想收购IBM PC业务以及收购NEC之后发起的新一轮海外并购。联想通过新一轮收购,获取了IBM低端服务器以及摩托罗拉移动的相关专利、技术和研发人员,完善了公司产品线,提高了技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过去的一年,除了跨国并购的方式获取技术以外,高科技企业也纷纷投资海外新建研发中心,苏宁云商集团2013年11月19日在美国硅谷成立首家海外研发中心,目标是以互联网科技最前沿技术为研究方向,探索未来业务模式,为企业长期发展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提供动力。2013年6月15日,中国北车与捷克布拉格工业大学联合组建海外研发中心,目标是集中中欧两地的科研力量,吸引海外高端人才,集中攻关研发轨道交通及相关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拓展国际化发展路径。

目前,我国企业走出去获取技术型资产存在以下特点:

一是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开展技术获取型投资的对象大都是本领域全球知名公司,拥有领先技术以及品牌、营销网络等优势,如三一重工2012年全资收购的德国普茨迈斯特公司曾经被视为混凝土机械行业的全球第一品牌;另一方面,我国企业走出去合资或独资新建研发中心所选择的合资方也往往是具有技术优势的企业、大学或科研机构,新建研发中心往往选址在美国、欧洲、日本等具有技术创新集群优势的地区。

二是技术获取方式多元化。以跨国并购以及独资或合资新建研发中心为主要形式,以跨国技术联盟等合作形式作为补充。海尔公司通过以技术战略联盟的方式与国内外大学、科研单位以及知名的跨国公司开展合作,联合成立了近50个研发中心,在欧洲和日本等地设立有6个共同开发研究所,使自身研发水平能够紧跟国际领先水平。

三是技术获取的结果大都实现多方共赢。我国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获取了先进的技术、品牌和营销渠道等战略性资产,而被并购方获得了企业发展所需的资金,被并购企业在顺利完成技术和业务整合后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实现了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样,合资或独资新建研发中心也是使得东道国的技术、人才资源得以充分利用,激发了企业技术创新的活力,带动了东道国就业。

四是目前走出去获取技术的整体规模仍偏小。海外投资企业由于资金有限、人才缺乏等原因,目前通过走出去方式获取技术型资产的步伐仍偏小。目前我国技术获取型的跨国并购在整体跨国并购中占比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表现在高新技术、通讯、医疗保健等行业的跨国并购比例占比偏低;海外投资新建研发中心人员规模较小,有的还未真正发挥作用。

二、我国企业通过海外投资获取技术型资产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东道国政治阻力成为阻挡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最大障碍

我国企业在美投资多次碰壁,2012年10月,美国国会认定华为和中兴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限制其进入和发展美国市场。此前,华为收购3Leaf就曾遭遇挫折,而中兴也遭遇美国政府调查,三一集团在美投资活动也收到阻碍。美国政府为什么会如此强烈的阻止中国企业在美投资获取技术,正是由于他们担心中国获取到技术后增强了国际竞争力会对他们的本土企业形成强有力的竞争,而“国家安全”成为惯用的拒绝理由。

(二) 企业融资难制约技术获取型投资的开展

双汇于2013年第三季度以71亿美元收购了美国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如此巨资收购融资存在难度,此次跨国并购是由多家银行组成的集合才为双汇提供了巨额的融资款以顺利完成收购。更多的中小企业到海外设立研发机构更是面临着融资的压力,由于研发投资周期长,很多企业都存在着融资困难、缺少设立海外研发机构所需的外汇资金等问题。

(三) 企业对获取技术的吸收与整合能力影响到技术获取型投资的最终效果

企业对外部的技术获取型投资不是简单的要素输入型的叠加,而是要针对吸纳的要素进一步整合、吸纳和创新。这中间不仅包括业务的整合,也包括企业文化和管理层的整合。TCL收购法国汤姆逊失败的案例,主要是由于TCL没有对未来业务发展做出有能力的掌控,业务整合不成功;而上汽收购韩国双龙失败的案例主要是并购后跨文化整合管理出现困难,收购前对管理上可能出现的问题估计不足。

(四) 企业走出去开展技术获取型投资中面临国际化人才匮乏的困境

当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但是熟悉国际市场变化及国际法律法规的复合型经营管理人才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不能满足需求。跨国并购后跨文化与业务的管理与整合需要有国际化管理经验的人才,海外研发中心的研发工作的顺利开展也需要有本地化背景的员工来管理,而我国企业由于国际化经营经验不足,人才储备不够,缺乏此类人才直接影响了跨国并购和设立海外研发中心的效果,人才才是构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五) 东道国经济状况成为影响企业走出去获取技术的重要因素

不管是跨国并购还是投资新建,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经营的目标,东道国良好的经济状况成为确保企业收入来源和利润增长的重要基础。一个没有良好市场基础的地区不是海外投资的优选地。市场规模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关键因素,华为公司尽管在美国投资屡屡受阻,但依然坚持在美国市场而没有退出,就是因为美国市场是华为的巨大的潜在市场,那里有成熟的消费者,稳定的消费需求,这些都是推动他们技术创新的持久动力,是维持一个高科技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

三、我国企业通过海外投资获取技术型资产的路径选择

(一)企业要主动拓展技术获取的投资区域,有效规避风险

北美和欧洲都是世界上研发资源集中、人力资本丰富的地区。对跨国并购数据的分析显示,由于美国对中国海外投资尤其是涉及通讯、高科技等技术密集型行业投资的阻碍,过去的一年我国向欧洲的海外投资有增长的趋势,丰富投资区域,能够有效分散风险。2013年,华为公司宣布将发展重心转移至欧洲,并斥资2亿美元在英国投资新建研发中心,并将在当地雇用300名研发人员,这是华为公司主动拓展投资区域的积极举措,大量雇用当地员工能够获取当地丰富的人力资本,通过产品研发活动获取积极的技术外溢。丰富投资区域,还体现在充分利用东道国州、市政府希望吸引外资带动地方经济的迫切愿望,积极与投资地的各级政府接触,比较不同地区的优惠政策,注重谈判技巧。

(二) 企业要坚持多元化技术获取路径,丰富对外投资模式

通过战略联盟、行业商会等组织,加强技术信息交流,增强抵御风险能力。日本企业在90年代投资美国的过程中,就广泛采用了战略联盟的形式,不仅是本国企业结盟,也积极与当地企业结盟,获取积极的技术溢出,同时形成合力共同抵御风险,并参与东道国制度的制定使有利于本企业利益。华为公司在长期海外投资的过程中,就积极参与各种标准技术联盟、市场联盟、供应链联盟等。2011年,爱国者科技也联合多家民营企业成立爱国者国际联盟。这方面实力较强的民营企业应当积极牵头,联合相关领域企业组成联盟,形成有利于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有利环境。

(三) 企业要广泛吸纳国际化人才强化人才的集聚优势

由于我国企业通过并购、新建研发等方式获取技术的过程中,往往存在吸纳重构能力不足,缺乏相应的国际化人才等问题,往往没能达到预期效果。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初期,往往采取国内派遣员工的模式,随着中国企业自身管理能力的提高以及境外技术研发和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乐于雇用东道国当地员工,充分利用东道国的人力资本的优势为我所用。除了招募本地员工以外,投资企业采取与当地企业和科研机构合作的方式,可以充分利用合作方的人才技术优势,并且在合作过程中加快本土人才的学习和培育,通过强化人才优势逐步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

(四) 企业要加大技术整合基础上的自主创新,这是技术获取型投资的关键

只有企业顺利完成技术整合,在吸收外部技术的同时,获得技术积累,提高技术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自主创新,才最终提升了企业国际竞争力,取得了预期效果。在此过程中,企业注重技术的吸收、学习和积累是关键,人才是承载技术创新能力的核心,一些关键技术的研发过程如果没有研发人员的现场解密,是很难被复制的,即使已经拥有了专利和技术图纸。所以,企业在跨国并购中要注意保持被并购方核心研发团队的稳定,尊重东道国的文化和管理模式,注重无形资产的保护和吸收。同时,企业也不能放松后续的研发投入,在学习吸收基础上的再创新才是真正实现了为我所用,才会真正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五)企业要把握循序渐进的原则去推进技术获取型投资

由于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化经营时间短,经验不足,因此很多企业的跨国收购都被外界称为“蛇吞象”。企业技术实力的提升是日积月累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很难仅仅通过一次收购或一次投资就实现脱胎换骨的转变。海外投资要警惕“头脑发热”的投资冲动或“拣便宜”的投资心态,由于跨国并购等技术获取型投资行为资金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如果经营不善可能会将企业带入困境。所以企业走出去应根据自身实力充分评估风险,稳扎稳打,充分权衡风险收益的前提下再开展技术获取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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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范丹

企业人资投资经济状况研究论文 篇3:

私募股权基金投资项目选择研究

摘要: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资源优势等国际竞争力的逐步削弱、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压力的不断加大以及构建创新型国家的迫切需要,我国私募股权基金行业发展越来越重要、前景也越来越光明。但是,随着优质创业企业纷纷上市,优质项目的选择逐渐困难,对私募股权基金机构项目选择的研究,有助于我国PE机构增强投资能力,提升行业平均投资水平。

一、引言

(一)背景

私募股权基金(Private Equity Fund,以下简称“PE”)中的私募股权是相对于证券市场上的公众股权而言的,其投资对象主要为非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从外延来讲,私募股权基金主要包括:风险投资基金和并购投资基金。在过去20年中,私募股权基金已经从资本世界的外缘转入中心。在国际经济运行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PE在做出投资决策前,通常需要考虑两个因素:(1)项目本身投资的可行性,其决定PE是否需要进一步调查,乃至以后投资;(2)项目的价格,其取决于PE对企业价值的判断和谈判能力。判断和谈判的基础是企业的估值,模型的选择十分重要。

PE在做出投资决策后,通常面临来自两个方面的风险:(1)项目本身所蕴含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由不可控的因素所产生。如项目涉及技术的成熟度、宏观经济状况等;(2)企业主由于掌握更多的信息所产生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问题。

(二)现有文献的局限性及本文的创新之处

现有文献针对PE机构选择项目、定价、培育、退出的策略选择均有详尽的研究,但普遍基于一个假设,即PE机构与拟投资企业信息对称,创业者所提供的信息完备而准确,PE能够有效分析所有信息,按照定价模型得出的各种信息是有效的。而实际情况,特别是国内的PE投资案例显示,对创业者所提供信息的判断占据了PE机构前期调查的大部分精力,且这种调查常常是不完备的,即PE机构经常不能获得有效信息。因此,PE投资的项目选择,应有一个专门部门对创业者信息进行甄别和信息选择。本文总结PE投资实践经验,结合国内实际,从PE机构的角度,提出针对创业项目判断、定价的方法,并通过定价模型和对赌协议的运用,确保判断失误情况下的PE利益保全。

二、PE项目价值评估

在PE投资中,企业价值评估是投资方与融资方进行投资谈判的一个最为关键和敏感的问题,它涉及到每股的价格、一定的投资金额下投资方在被投资企业中所占的股权比重,对PE的投资收益构成重大的影响。

在实际工作中,用得最多的估价方法或者说用来进行谈判的依据,是二级市场上一定时期内所有企业或同行业的简单平均市盈率或市净率。这一方法很不科学,因为PE投资的企业不一定都是有上市预期的企业,至少在上市的这一时点上不是上市企业。资产的流动性不同,价值就不同,拿二者进行直接对比是不可取的。还有一种方法是用一级市场上的平均市盈率或市净率作为定价的依据。这一办法最大的缺陷在于一级市场是不公开的市场,其数据来源的真实性理应受到质疑。上述两种方法还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即没有考虑被投资企业所在行业的不同对市盈率和市净率所产生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没有考虑每一个企业的具体情况与行业整体水平的差异,因此,评估结论是很不精确的。

从资产评估学的角度来看,价值评估的方法有成本法、收益法和市场法。

(一)成本法

其原理就是将企业的各项账面资产按照重置成本进行调整并加总而得到企业的价值。但有一个问题是需要明确的,即在PE投资中,与投资人决策相关的信息是各资产可以带来的未来收益,而不是其现行市场价值。价值评估的对象是企业整体的价值,而整体的价值来源于要素的结合方式,整体不是各部分的简单相加。成本法以单项资产的再建成本为出发点,可能忽视企业的获利能力,而且在评估中很难考虑那些未在财务报表上出现的项目,如企业的管理效率、销售网络等。所以,这一方法尽管理论上简单,也比较好操作,但本文认为,它不适合于PE投资中的价值分析。

(二)收益法

收益法是将企业所产生的未来现金流量进行折现而得到企业的价值,所使用的模型是现金流量模型。现金流量模型,是企业价值评估使用最广泛、理论上最健全的模型,它所反映的是企业的内在价值。这一模型又分为股利现金流量模型、股权现金流量模型和实体现金流量模型。股利现金流量模型中的股利现金流量与股利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很难预计,所以实践中一般不用。股权现金流量模型使用得也不多,主要原因是,作为模型中折现率的股权成本受资本结构的影响较大,估计起来比较复杂。实践中主要采用实体现金流量模型,这时作为折现率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受资本结构影响较小,比较容易估计。

(三)市场法

市场法即相对价值法,它是利用类似企业的市场定价来估计目标企业的价值。所得出来的结论是相对于可比企业来说的,是一种相对价值,而非目标企业的内在价值。相对价值法总的来说有股权市价比例模型和实体价值比例模型两大类。最常用的是三种市价比率模型即P/E比率模型、P/B比率模型及P/R(市价/收入)比率模型。现行PE投资中用的市盈率法或市净率法,其基本原理其实就是市场法,问题是现实中的一般操作并没有深刻领会这一方法的实质,也就不可能将这一方法科学地加以利用。

实际工作中使用最多的主要有以下四种,实体现金流量模型和P/E比率模型、P/B比率模型和P/R比率模型这三种市价比率模型。

根据上述方法,PE机构对拟投资企业进行初步判断,但从国内民营企业现状来看,企业的财务资料很可能混乱,同样存在财务资料不真的情况。这种状况,PE机构人员必须摆脱对估值模型的依赖,重点关注企业财务资料中某些可直观反映企业经营的指标。

三、估值方法之外的企业价值判断

(一)现金流判断

所有的PE机构都关心项目企业的利润,利润不仅是企业盈利能力的表现,也是投资者洽谈投资价格的依据。但需要注意的是,利润是根据会计准则“算”出来的,它和企业的现金流入并无直接的关系。会计政策的选择和会计处理方法的不同,会导致企业利润的不同。比如,不同折旧年限的选择、存货的不同计价方法等会计算出不同的利润,再则,利润中可能包含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等很多非经常性损益的内容,把这些利润乘上市盈率对要投资的项目企业进行估值,肯定不合适。从这个角度讲,利润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具备很好的可比性,息税折摊前的利润对评价企业真实的经营或许更具参考意义。

从判断项目企业投资价值的角度看,利润表的第一行(收入)可能远比最后一行(利润)重要得多。收入是客户给企业的投票,是最能反映企业价值的指标,很难想象一个企业收入持续增长却不赚钱。此外,判断收入真实性的唯一重要依据,是收入是否有真实现金流支持。在财务核数工作中,PE有时甚至要将收入、费用的确认基础从权责发生制调整到收付实现制,来验证企业的收入、费用、成本与现金流的配比。

原因在于,权责发生制虽然有利于业绩评估,却也常常为项目企业的会计造假所用。看资产负债表要特别关注项目企业的资产流动性,流动性越强的企业,财务弹性和盈利能力越好。然而,本土很多中小民营企业喜欢把企业从普通公司做成集团公司,喜欢从单一业务变成多元化经营。此外,还有一个普遍特征是很多企业家体现对固定资产配置的偏好,重形象而不注重企业的资产结构配置,使得资产负债表上流动资产与固定资产的比例失衡。

企业的利润直接来源于流动资产的“流动”而不是固定资产的“折旧”,因此,对于那种资产规模很大、流动性却很差的企业,PE应谨慎投资。项目企业的经营性现金流是现金流量表上最为重要的指标,如果企业有很大的销售量,但应收账款过大,经营性现金长期为负,就会出现有利润没有现金的尴尬情形。创造持续的现金流动能力是企业生命力和竞争力所在,只赚利润不赚钱的企业应谨慎判断,这些企业往往会面临很多经营性的问题。

(二)基础财务指标判断

对项目企业真实经营情况进行判断,还要学会利用那些经过第三方验证的“硬数据”,也就是一些经常可能被忽视的非主流信息。这些信息对审计来说可能不是很重要,但对PE判断企业投资价值有着不小的参考意义。

1、通过工资表判断企业的人才竞争优势。将项目企业的员工薪酬与行业平均工资水平作比较,可以看出其吸引人才的能力,对于技术型企业,员工的报酬和相关的激励机制更是反映团队稳定性的首要指标。

2、通过水电费、运费单判断企业的生产、销售能力。对于制造型企业,水电费和运费是甄别其生产规模、产能、销售能力的试剂,漏税容易偷电难,这些水电费、运费等指标有时对判断企业的真实生产和销售情况比从营销入手更为有用和可靠。

3、通过银行借款判断企业的诚信度和财务弹性。企业如果对自己的发展有信心,其融资的首选一般是债务融资。因此,在企业有可抵押资产的情况下不选择银行融资是需要关注的,反过来,如果银行给予信用借款,那对企业素质的评价就可以加分,而一个从来没有产生逾期还款的企业是值得信任的。

4、通过供应商账期判断企业的行业竞争力。账期跟产业链地位有关系,跟项目行业本身也有关系,供应商会比较了解下游的客户,如果给予的账期高于或低于行业水平,都需要关注。

5、通过纳税判断企业的盈利能力。一般情况下,没有一个企业会在没有销售或利润的情况下去缴税,因此,完税证明是判断企业销售和利润最直接的方法。现阶段,在本土企业中,良好的纳税记录起码意味着企业还有成长空间。

四、对赌协议的运用

对赌协议,也叫估值调整协议,是投资方与企业对于未来不确定情况的一种约定,其本质即是“价格回补机制”,一般作为主协议的补充。对赌协议的本质是一种带有附带条件的价值评估方式,实际是期权的一种形式,激励目标企业管理层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最少资本撬动最大收益的过程,再用最大的收益包装上市,从而打通私募基金的退出通道。

我国企业与PE应用对赌协议主要是以财务绩效作为单一的衡量指标,从而确定估值双方的权利和责任。在以财务绩效指标作为衡量企业绩效的标准时,投资方一般有三种选择,一是设立单一指标,如以一年的总利润或税前利润作为指标,一旦达到了这一指标,则股权就发生变化;如果无法达到指标,则继续维持现状。二是选择设立一系列的渐进目标,每达成一个指标时,股权就发生一定的相应变化,并循序渐进。三是设定上下限,在此标准之内,股权变化就可实现。我国蒙牛、永乐和雨润三个案例中所签订的对赌协议就是第二个和第三个选择的组合。近几年,对赌协议在我国企业融资、兼并、重组过程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PE如高盛、大摩、赛富、IDG、鼎晖等都是“对赌”的高手。而蒙牛等一些国内企业成功的运用对赌协议的案例,也使国内众多企业在吸引海外资金时,考虑选择对赌协议的融资方式。

PE组织在入资协议的设计中设置对赌条款是对企业无法预知风险的重要控制方式,由于投资机构对企业信息获得的不完全,对赌协议规定了PE机构最基本要求,并以此为价格设计依据。但是,国内民营企业对赌条款经常遭遇无法实施的结果,对赌条约约束力在国内PE机构入资过程中并不明显。同时,根据现行证券上市法规,为了回避相关法规的规定,各拟上市企业对赌协议均在上报上市申报材料前解除。对赌协议的运用范围和运用程度均受到较大限制。

五、结论

本文运用价值评估与列举的方法对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的项目选择展开研究。通过模型分析,我们发现:PE对投资项目的选择首先依据价值评估模型,通过对模型的修改增强模型对项目的适应性;同时,我们发现价值评估模型对现实企业的判断并不能全面覆盖,PE投资过程中创造性的发现了财务指标和企业运营数据中有特点的部分,并将其指标化。最后通过对赌条款,完善PE投资风险锁定,显著地降低私募股权基金管理的风险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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⑿李子成,张丽琴.我国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发展探讨[J]. 当代经济,2010(2):50—51

(于素丽,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

作者:于素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