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诗学分析论文

文化诗学最早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被提出，到90年代以来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并被迅速运用于本土文化诗学理论及批评的建构，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文化诗学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是90年代以来西方文化研究理论译介热潮所催生的产物。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文化与诗学分析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文化与诗学分析论文 篇1：

构建中国“文化诗学”的话语理路与批评范式

编者按：在学界大力倡导“西方文论本土化”的背景下，如何构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体系，一直是学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此，不少学者曾提出如“对照中西”“贯通古今”“文史哲融通”，以及“立足中国当代文学实践经验”等解决方法，至今，尽管探索和研究仍在进行中，但距离完成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体系的构建，还相差甚远。蒋述卓教授提出的“从那些关心具体的人、具有宽阔视野的文学作品中获得思想启示，并以此为基点，通过批评实践建构现实感强、有深刻的伦理关怀、能更好地实现人与人心灵沟通、直面人类命运处境的文学批评理论话语”是其中一条正在实践中探索的可行之路，在此理论的支撑下，发“粤派批评”之声，建中国文艺理论之体系，越来越呈现出可行之态。

从话语发生学层面而言，“文化诗学”概念由西方学者首创。1986年，美国学者葛林伯雷在澳大利亚作“通向一种文化诗学”的演讲，正式提出“文化诗学”的理论命题。[1] 其主要批评理念为：反对旧历史主义的客观还原论与实证主义批评、文本形式主义的语言本体论与“去历史化”意识，要求以整体性的文化观照为中心，将文学文本视为历史与文化交织而成的美学制品，认为文学批评应借助人类学的“厚描”方法，深入文本的美学地带，并对其进行广泛的文化历史阐释;强调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路径，力求将文学艺术从孤立的审美本体论诗学中解放出来，以互文和间性的文化交往实践方式来面对文本结构;以文化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福柯的权力话语、文化研究的政治批评等理论，力图在后现代主义文化知识框架下重建文学的美学与历史之维。

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论界弥漫着普遍的焦虑意识。传统文论找不到现代转换的路径而陷入自说自话的知识焦虑，经济与文化全球化带来民族文论话语建构的焦虑，西方文论话语在20世纪的持续介入带来西方现代性的压抑性焦虑，文化研究的滥觞与文学的泛文化批评带来文论话语转型的焦虑，社会历史批评的僵化与先锋批评的审美贫困带来理论创新意识的焦虑。20世纪90年代文论界轰轰烈烈的“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与“文论失语症大讨论”，[2] 可谓是这种焦虑意识的典型症候。焦虑意识既表现困境，也内在地蕴育着创造的潜能。正因为有这样的文化焦虑，一些文论知识分子开始从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文化的结合处撷取理论资源，力求以本土化与民族化视角反思传统文论的现代化、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文论与文化研究融合等问题。恰逢其时，新历史主义文论传入中国，葛林伯雷对“文化诗学”的命名与阐释，让中国文论学者产生了强烈的理论亲和性与共鸣意识。

一

最早提出构建中国文化诗学理论的学者是暨南大学蒋述卓教授。1995年，蒋述卓教授在《当代人》发表题为《走文化诗学之路——关于第三种批评的构想》的论文，首次从中国本土化立场出发来思考文化诗学的理论命题，他认为：“文化诗学，顾名思义就是从文化角度对文学进行批评。这种文化批评既不同于过去传统的文艺社会学中那种简单的历史批评或意识形态批评，又不简单袭用戏仿后现代主义文化或西方人所建立的第三世界文化理论的文化批评理论。它应该是一个立足于中国本土化文化语境、具有新世纪特征、有一定价值作为基点并且有一定阐释系统的文化批评。”[3] 结合此定义及《在文化的观照下》《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文化诗学批评论稿》等论著，可以看出，蒋述卓教授所提出的文化诗学命题，既不同于葛林伯雷那种用奇闻异事消解正统历史事件、以话语叙述取代历史本真性叙事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以及文化唯物主义研究将诗学与政治、审美与意识形态耦合的文化政治批评，也不同于中国童庆炳、李春青、刘庆璋等诸位学人的文化诗学思想。他力图将诗学命题置于整体性的文化语域之下，用大文化的理论视域观照具体的文艺实践，强调文艺审美性与文化人文性价值的辩证融合，倡导在文化、诗学、审美与人文的多重话语理路和价值谱系中构建文化诗学的阐释系统与批评方法。蒋述卓教授不仅致力于反思文化诗学的理论建构，同时还深植于大众文化与当代文学的经验现场，用具体的批评实践来检视、深化、落实文化诗学的理论追求，从而实现了文化诗学理论与批评实践的辩证统一。

文化诗学最根本的理论原则就是将文学置于整体性的文化语域之中展开批评和阐释。俄国文艺理论家、文化诗学的践行者巴赫金指出：“文学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脱离了那个时代整个文化的完整语境，是无法理解的。不应该把文学与其余的文化割裂开来，也不应该像通常所作的那样，越过文化把文学同社会经济联系起来。这些因素作用于整个文化，只是通过文化并与文学一起作用于文学。”[4] 中国文化诗学理论的倡导者、北师大李春青教授认为：“我们借用‘文化诗学’这个概念是为了倡导一种阐释方法，这种方法简单说来就是将阐释对象置于更大的文化学术系统之中进行考察。”[5] 蒋述卓教授的“文化诗学”，首先表现在他的大文化观和从整体性文化视域观照文学、阐释文学的理论意识。蒋述卓教授之所以会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文化诗学”的理论命题，既受到20世纪90年代文论“失语症”与民族文论建构焦虑的影响（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语境是孕育蒋述卓等诸位学人文化诗学理论的直接动机），同时更应该看到的是蒋述卓教授一以贯之的大文化观与整体性的文化研究视域，使其能够在文论阐释焦虑与失语症困境之下，创造性地提出中国文化诗学的理论命题。20世纪80年代，蒋述卓教授在论文《把古代文论放到中国文化背景中去考察研究》（1986）中即提出从文化背景出发去研究古代文论，强调古代文论中所蕴涵的传统文化精神、民族思维方式、哲学审美意识等。其博士论文《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學思潮》（1990）始终立足“文化是一个由多元结构组成的整体”“文化的相互交流、影响与渗透”的角度，[6] 反思佛经传译对中古文学思潮的影响。在《应当建立文学史研究的“文化史派”》（1994）中，蒋述卓教授提出要打破编年史研究的格局，“把文学置于整个文化结构中，从总体上去把握文化发展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形象与文化精神”。[7] 在《在文化的观照下》中，蒋述卓教授指出要在研究意识与方法上“始终坚持着把文艺、文艺理论的问题置于文化的观照之下，以文化视角、文化意识去开掘它们的文化内涵及其文化精神特征”。[8] 此外，在《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2005），《文化诗学批评论稿》（2021）等论著中，蒋述卓教授始终坚持从大文化观与整体性文化视域出发来思考文化和文学问题，形成了以文化观照文学、在诗学批评中烛照文化价值的“文化诗学”理论原则。

蒋述卓教授“文化诗学”的理论意识，还表现在他辩证综合的研究方法与交往对话之阐释系统的建构。辩证综合的研究方法与交往对话之阐释系统的建构，是文化诗学的重要理论特征。新历史主义在提出文化诗学时，强调文本在历史与文化的互动中生成，以及文学作品在作者、社会、习俗、制度与社会实践的文化网络中形成的交互性特质。正因为文本不是单一性的语言美学制品，而是有着多重的历史与文化语义，因而，对文本的阐释也必须采用辩证综合的方法，才能将文本中的多重文化意义阐释出来。中国文化诗学的最早倡导者之一童庆炳教授指出：“文化诗学是企图把几个‘窗口’所看到的景物实现一种融合，从而从总体上把握文学。”[9] 作为王元化先生的学生，蒋述卓教授深谙王元化先生“三结合”的理论与方法之道。在《论王元化“综合研究法”的文化诗学意义》一文中，蒋述卓教授提出“文化系统的实证性探讨与文学审美性描述”“文学外在研究与内在剖析、感受”“西方哲学化批评与中国诗学批评”的结合，并认为“综合研究的最终目的必将通向文化诗学”。[10] 在《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中，蒋述卓教授指出文化诗学最本质的学理特征就是“基于辩证综合之上的涵盖性、基于广泛对话之上的多元共生性、基于理性批判之上的建设性”。[11] 在《文化诗学批评论稿》序言中，蒋述卓教授直言其文化诗学理论受到王元化先生“三结合”思想的影响：“元化先生用文化视野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和古代思想史以及当下文学、文化现象的观念和方法，深深地影响到我的学术理念与研究道路。我提出的文化诗学批评就是接受这种影响的结果。我在研究王元化‘综合研究法’與王元化在文学史上的意义的时候又进一步强调了他的研究在‘文化诗学’上的意义与价值。”[12] 对“古今结合”“中西结合”“文史哲结合”之方法论的强调，使其文化诗学理论带有了强烈的辩证综合意识，实现了巴赫金从整体上理解文学，以及童庆炳教授将几个“窗口”融合统一起来的文化诗学目的。这种辩证综合的理论意识，在具体的文化阐释和文学批评实践中则又演化为交往对话的复调性诗学话语症候与批评的文化逻辑。

蒋述卓教授在建构文化诗学理论的同时，强调诗学理论与批评实践的结合。这种将理论具体化为实践的批评意识，真正体现出蒋述卓教授文化诗学的现实品格和美学价值。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诸多文艺理论和文化学者对“文化诗学”做出了丰富的理论反思与本体化建构，如北师大的程正民、童庆炳、李春青、赵勇、陶东风等，漳州师院的刘庆璋、林继中、沈金耀等，安徽大学的顾祖钊，江西师范大学的陶水平，首都师范大学的李圣传等，这些学者围绕文化诗学撰写了大量文章，推动了文化诗学的理论与实践进程。但是，除了少数人在实践操作层面有所拓展之外，多数人还是以文化诗学的理论研究为主。同这些学者相比，蒋述卓教授更为注重文化诗学的实践内涵与现实品格，在《文化诗学批评论稿》序言中，蒋述卓教授说：“我与他们的区别就在于，我更多地强调了文化诗学在文学批评上的实践（视角与方法）方面。”[13] 在《重视新时期 面向新时代》一文中，蒋述卓教授进一步谈到文学批评实践的重要性：“在新时代的开端，我们必须尽快扭转理论脱离时代、脱离实践的暮气多显的局面，重新焕发理论的青春与热情。”[14] 秉持这种实践意识，蒋述卓教授扎根于宗教文艺与文化、本土化的文化研究、流行文艺思潮、城市文学与打工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与诗学等学术领域之中，最大限度激活了文化诗学的批评实践功能与现实品格。

二

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范式，文化诗学不仅注重理论话语的建构，也特别强调文学批评实践。文化诗学本身就内在涵摄着文学批评的诗学症候与实践性品格。最先提出文化诗学的美国文学批评家葛林伯雷认为，新历史主义并非是一种教义，而是一种文学实践。正是在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莫尔、廷德尔、魏阿特、斯宾塞、马洛、莎士比亚等六位作家作品的基础上，葛林伯雷提出了文化诗学的理论与批评策略。苏联的文艺理论家巴赫金通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拉伯雷小说的实证性研究，提出了复调诗学与狂欢化诗学。如程正民教授所言：“如果没有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系统的精细的研究，如果没有对拉伯雷创作系统的精细的研究，就不可能有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和狂欢理论。”[15] 事实上，任何诗学理论都无法离开具体的批评实践而存在，所谓“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及“与审美批评实践无关的诗学”，都是难以成立的。真正的理论，本身就有着介入实践的现实性环节，否则，理论就会变成形而上学的概念演绎，从而失去自身存在的合法性。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舒斯特曼指出：“理论不仅是由实践动机所贯穿的东西，而且是基于实践并且自己构成一个实践。”[16] 正是因为认识到文化诗学的实践性特征，蒋述卓教授才始终将自己的诗学研究扎根于文学批评的土壤，从而避免了理论的高蹈与抽象，为中国文化诗学注入了丰富的批评意识与实践品格。具体而言，蒋述卓教授文化诗学批评实践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宏阔的批评视野、多元的批评旨趣和开放的批评态度。从早期的古代文学与传统文论研究，到20世纪90年代对文化诗学理论、文化研究本土化问题的思考，再到21世纪以来对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学、主流文艺与流行文艺价值观、城市文学与城市诗学、打工文学与打工诗歌、海外华文文学与华文诗学、粤派批评理论与实践等领域的关注，可以看出蒋述卓教授宏阔的批评视野、多元的批评旨趣和开放的批评态度。蒋述卓教授不是将文化诗学拘囿于文学理论的思之领地，而是通过诗与思的融合来赋予文化诗学多元化的理论增长点与开放性的批评实践意义。早在中国文化诗学的草创阶段，蒋述卓教授就指出，文化是综合的，“从综合的角度去批评文学则可避免偏执一端的弊病，如只以文本为中心的语义学批评、只从社会学角度批评的社会学批评，总会存在某些缺陷。文化诗学能带来更宏观、更广阔的视野，也能更为深刻地剖析文学”。[17]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蒋述卓教授一直致力于文化诗学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其批评旨趣也从早期的佛教文艺与中古文学、佛教与中国文艺美学精神、宗教文艺与审美创造等，向现代文化研究、城市文学与城市诗学、海外华文文学等方面拓展。在具体的文学批评过程中，蒋述卓教授始终秉持开放宽容的批评态度，致力于打通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精英与大众、社会历史与审美形式等二元论话语格局的限制，将文化诗学的理论意识与批评实践导向通达圆融的批评境界。

二是借鉴他者的对话意识与本土化的批评自觉。文化诗学本身就是中国学者对“他山之石”的理论借鉴与创造性转化，是基于中西诗学交往与对话基础之上的“化西为中”“洋为中用”。早在20世纪90年代，蒋述卓教授提出文化诗学理论命题时，就敏锐地意识到文化诗学的多重对话意识：“文化诗学的阐释系统主要在一种文化对话中来建立，这种对话包括：东方和西方的对话，现在和未来的对话，作者与大众的对话，作品与社会的对话。”[18] 蒋述卓教授在《文化研究的本土化：功能与原则》中将西方文化理论的中国化视为“我们在构建本土化的文化研究时必须清楚的立场问题”，并结合中国的文化语境，批判了理论陷阱、审美主义与精英化模式，以及“政治化的陷阱”。[19] 在《文化研究的本土化历程与当代语境》一文中，蒋述卓教授详细分析了文化研究的本土化契机、存在弊端，以及如何根据中国大众文化本土语境实现文化研究范式的批判性重构，提出中国文化研究者应如何作为的问题，即将文化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确定为“对具体的大众文化现象进行深入分析并对大众文化价值观进行引导和重构”“以一种宽容的心态来充分把握具体现实文化语境的丰富性与复杂性”。[20] 蒋述卓教授的华文文学批评，既强调对“外位性”的海外文化语域持理解之同情，又始终关注华文文学所蕴含的在地性经验与故乡经验的矛盾冲突意识与离散文化情结。

三是坚持肯定与批判、批评与建设的辩证批评意识。蒋述卓教授认为，对传统文化，要批判性接受。对西方文化理论，要选择性引入、批判性借鉴。蒋述卓教授对西方文化诗学、左翼文化理论的解构性政治批判意识，以及带有意识形态属性的话语批判范式保持一种理性的审慎，转而强调用价值观批评来避免学界所谓的“政治化的陷阱”。但回避“政治批评”并不意味着悬置批判意识，而是强调用更为宽容和多元的判断标准裁判文化和文学。蒋述卓教授认为，对大众文化既要坚持文化批判，又要进行价值重构;对于消费时代的文学，既理性辩护，又批判性反思，从否定中看到肯定，从消极中看到积极。在《消费时代文学的意义》中，蒋述卓教授承认消费时代的来临，以及大众消费文化对文学产生了诸多复杂影响，如文学的商品化，文学艺术被其他文化现象所借用，覆盖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并生成许多亚文学艺术现象等。但他没有因此陷入悲观消极的境地，而是秉持宽容乐观的态度并积极为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学辩护。他认为，从文化经济学的角度看，文学艺术的商品在流通中并不仅仅只流通财富，也会产生意义、快感和社会身份，所以读者仍然可以从中获得意义和快感。文学艺术向日常生活的泛化与扩容也并非坏事，这种文学性的弥散可以为当代社会带来更为丰富的诗意与审美情趣。文学艺术的商品化也并非就一定导致文学艺术创造个性的丧失，“在市场经济与消费时代，艺术的商品化同样也向艺术的独创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关键在于艺术家和理论家是否能应对这种要求与挑战，拿出更具独创性的作品来。”[21] 这种辩证批评的立场使蒋述卓教授能始终对新的文化和文学现象秉持开放宽容的态度。

四是强调文化批评与审美批评的融合。文化诗学批评反对纯粹的审美主义批评，但并不排斥文学的内部研究，以及文学审美形式的分析。巴赫金的文化诗学批判的是形式主义的世界观，而非形式研究本身。他认为文学的语言形式不是超越社会历史的本体性存在，而是存在于具体的文化世界之中，“进入审美客体的不是语言学的形式，而是它的价值意义”。[22] 文学作为审美客体是负载着文化价值意义的语言形式结构，这就意味着科学的批评乃是融社会诗学、历史诗学与体裁诗学等为一体的文化诗学，是文化批评与审美批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统一。蒋述卓教授指出：“文化诗学就是将文化学的理论与方法运用于文学批评的一种新阐释系统与方法，它既是文化的，又是诗学的，并且要保持审美性。”“文化研究的本土化要建立審美的原则。”“之所以称为‘文化诗学’，就是要求文学的文化批评必须保持审美性。这种文化批评的审美性亦是着重发扬中国传统批评理论与方法的优势，使传统文学理论与方法在现代化的转化过程中得到审美维度的再确立和审美意义的再开掘。同时，也使西方文学批评的各种新理论与方法在经过中国文化的选择、过滤和转化之后，归结并提升为审美性，从而成为文化诗学的有机组成部分。”[23] 在具体的华文文学批评实践中，我们可以领略到蒋述卓教授宽广的文化视野、缜密的诗学结构意识、细腻的文学文本细读能力与诗性的审美感受力。这种将文化观照与审美批评结合起来的批评意识与批评原则，可以说贯穿于蒋述卓教授文化研究与华文文学批评实践的始终。

三

任何诗学理论与批评实践都有其特定的价值立场和价值追求。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将历史与文学同构的批评意识，对传统的历史真实观和文学审美价值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王岳川教授在分析格林布拉特（葛林伯雷）的文化诗学时，认为其文化诗学带有明显的“文化政治学”属性，“格林布拉特的研究使新历史主义实现了自己的承诺，即成为一种具有政治批评倾向和话语权力解析功能的‘文化诗学’或‘文化政治学’”。[24] 格林布拉特虽然正确强调了文学的历史性及诗学审美话语同意识形态权力的复杂关系，但由于他将历史视为一种话语结构，力图通过话语权力的批判性分析，拆解大历史的意识形态压抑机制，这就必然将文化诗学导向历史虚无主义和以话语批评为主导的泛政治化批评。巴赫金的文化诗学虽然有着较为复杂和多元的价值导向，但我们在他对形式主义的批判中，在他的复调诗学与狂欢化诗学理论中均可以感受到明显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批评导向。中国文化诗学的倡导者普遍对文化政治批评秉持间离的姿态，一方面，中国当代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痛苦文化记忆，使他们在理论思考与建构中自觉规避政治批评的风险;另一方面，西方左翼化的文学政治批评过于强调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冲突和阶级意识的矛盾，容易造成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撕裂。中国文化诗学的倡导者与建构者们用人文批评和价值观批评代替了西方文化诗学的文化政治批评意识，如童庆炳教授在《文化诗学是可能的》一文中，强调文化诗学的文化意义与人文关怀密切相关。[25] 童庆炳教授认为文化诗学的三个维度是：语言之维、审美之维和文化之维，而其基本的追求乃是人性的完善与复归。

蒋述卓教授认为，文化诗学批评应该充分实现文化批评、审美批评与价值观批评的结合。文化诗学“应该是一个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语境、具有新世纪特征、有一定价值作为基点，并且有一定阐释系统的文化批评”。[26] 在《文化研究的本土化：功能与原则》中，蒋述卓教授指出：“就价值观说事，而不对其作意识形态政治化解读，反而更切合当下大众文化的实际文化功能。”[27]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评论视角的转换》中，蒋述卓教授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评论视角经历了从审美批评到文化批评再到价值观批评的内在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根源于其内在的演变逻辑，而且牵涉社会的、历史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全方面因素。”[28] 并提出价值观批评：“价值观批评必须对大众文化的负面作用保持批判性认识，同时更加积极地去挖掘大众文化价值观的积极因素，更加注重考察大众文化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而将大众文化往主流的、正面的价值观上引导。”[29] 当然，所谓的价值观批评并非是对文化和文学作抽象的价值观言说，而是要意识到价值是在特定文化传统、社会现实与人文结构之中的价值，是在文化与审美实践中氤氲变化的活性人文价值。蒋述卓教授的价值观批评，强调的正是这些贯注于传统文化结构中的优秀文化与美学价值、历史化生成的审美人文价值、体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反映普通大众积极健康文化趣味的“人民性”价值等。“文化诗学”以文化与审美批评熔铸多重价值，进而形成审美人文主义的时代精神与文化诗性结构。相比于文化政治与意识形态批评，这种价值观批评显得更为宽容与开放，也更贴合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实际。

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中，蒋述卓教授可以说是一以贯之地实践着他的这种价值观批评。在《当代文艺评论应自觉与文化传统构成一种对话关系》中，蒋述卓教授提出发掘传统文化资源与文化价值，以充实和丰富当代文艺批评。在《新中国精神与文学经典的生成》《新时代文艺中国精神表现途径初议》《中国当代现实主义叙事传统的建构及其意义》等文章中，蒋述卓教授致力于从中国精神和文化价值谱系的建构维度来思考当代文艺与审美问题，将文艺表现时代主流价值和当代中国精神视为主导性的价值诉求。在《现实关怀、底层意识与新人文精神——关于“打工文学现象”》中，他主要不是立足于打工文学的苦难书写及批判现实主义的诗学立场，而是首先从作家的人文关怀出发，提出用新人文精神观照打工文学作品。通过反思小说中人物的身份焦虑与主题觉醒、对城市认同的追问，以及融入城市的思考，挖掘打工小说的新人文精神价值内核。在《城市文学：21世纪文学空间的新展望》中，蒋述卓教授更多地聚焦于城市文学所表现出的多元化审美追求与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审美价值取向。其城市诗学理念的核心也在于强调城市的文化创意策划所形成的城市诗性精神与美学价值。总之，蒋述卓教授所秉持的价值观批评，其本质就是从人的具体存在出发，通过文学批评来建构和弘扬人的价值意义：“我们的文学批评，正是要立足于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现状，从那些关心具体的人、具有宽阔视野的文学作品中获得思想启示，并以此为基点，通过批评实践建构现实感强、有深刻的伦理关怀、能更好地实现人与人心灵沟通、直面人类命运处境的文学批评理论话语。”[30]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注释：

[1] [美] 葛林伯雷：《通向一种文化诗学》，见张京媛 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16页。

[2] 参见李艳丰：《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目的、内涵、策略与意义》，《美育学刊》，2014年，第3期;《再论中国文论“失语症”问题：一个话语事件的理论反思》，《中国文学研究》，2014年，第4期。

[3] 蒋述卓：《走文化诗学之路——关于第三种批评的构想》，《当代人》，1995年，第4期。

[4] [苏] 米哈伊尔·巴赫金 著：《巴赫金全集》第（四）卷，晓河、贾泽林等 译，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64页。

[5] 李春青 著：《在文本与历史之间——中国古代诗学意义生成模式探微》，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页。

[6] 蒋述卓 著：《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页。

[7] 蒋述卓：《应当建立文学史研究的“文化史派”》，《江海学刊》，1994年，第3期。

[8] 蒋述卓 著：《在文化的观照下》，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461 页。

[9] 童庆炳：《文化诗学的学术空间》，《东南学术》，1999年，第5期。

[10] 蒋述卓 著：《文化诗学批评论稿》，广东：花城出版社，2021年，第145页。

[11] 蒋述卓 主编：《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5页。

[12] 同[10]，第2页。

[13] 同[10]，第4页。

[14] 蒋述卓：《重视新时期 面向新时代》，《文艺报》，2019年5月22日。

[15] 程正民 著：《巴赫金的文化诗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7页。

[16] [美] 理查德·舒斯特曼 著：《实用主义美学》，彭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88页。

[17] 同[3]。

[18 ] 同[3]。

[19] 同[10]，第29-41页。

[20] 同[10]，第55页。

[21] 蒋述卓：《消费时代文学的意义》，《文学评论》，2005年，第6期。

[22] 同[4]，第352页。

[23] 同[10]，第295页。

[24] 王岳川 著：《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68-169页。

[25] 童庆炳：《文化诗学是可能的》，《江海学刊》，1999年，第5期。

[26] 同[3]。

[27] 同[10]，第37页。

[28] 同[10]，第102页。

[29] 同[10]，第114頁。

[30] 唐诗人、蒋述卓：《文化批评与思想生成——建构一种广阔的文化诗学理论》，《文艺研究》，2019年，第4期。

作者：李艳丰

文化与诗学分析论文 篇2：

蒋述卓文化诗学理论及批评的当代经验

文化诗学最早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被提出，到90年代以来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并被迅速运用于本土文化诗学理论及批评的建构，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文化诗学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是90年代以来西方文化研究理论译介热潮所催生的产物。与此同时，在重新反思西方理论与中国本土的关系这一宏大的理论命题中，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一样，都被要求走向“本土建构”之路。立足于“本土建构”视野，蒋述卓在国内最早提出文化诗学的理论构想，但他并不满足于仅仅从理论层面对文化诗学进行本质界说，而更为重视从具体的批评实践层面来激活文化诗学的理论效用和潜能。本文试图从蒋述卓文化诗学的学术脉络、批评实践及其针对文化诗学实践所揭示的问题及对策出发，以一种当下眼光考察蒋述卓多年来在文化诗学理论及批评建构过程中形成的实践经验。这一实践经验是当下性的、建构性的，依然与当前的文艺现实、时代命题保持着一种呼应和对话关系。

一

1990年代以来，西方理论的大规模译介，既丰富了我国人文学科的理论话语，同时也给中国古代文论传统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对西方理论的追逐，某种程度容易导致人们将其拔高到非历史的高度，而对之进行盲目移植以解释中国本土的现象和经验。从90年代初的文论失语症到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强制阐释”的讨论，说明如何正确处理“理论旅行”过程中西方与本土的关系，依然成为制约中国文艺理论话语创新的重要问题。也正如习近平强调：“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如今，如何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如何有效融合西方理论及中国文论传统资源，创造出本土中国文艺理论形态，已成为当代文艺理论及批评话语建构的一种普遍共识。

这一共识的形成并不是空穴来风，它有赖于90年代以来学界对西方理论本土化的论证，而文化诗学某种程度上有效地参与了这一话语实践过程。90年代中期，蒋述卓在《走文化诗学之路一一关于第三种批评的构想》（《当代人》1995年第4期）中就提出“文化诗学”理论构想，不仅正面回应了“文论失语症”问题，并指出其内在原因在于传统批评话语面对现实多元创作的无效以及学界对西方文学理论话语的盲目移植与套用，而且试图在有效吸收西方理论、融合中国古代文论资源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文论阐释系统。蒋述卓指出：“对外来术语与理论的引进不能不顾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而简单地移植与套用，输入它们必须得到本土文化的认同、融合，并且有助于激活本土文化中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从而在本土语境中实现新的创造。如果引进与移植仅仅停留在理论独白的角色，而不进入本土文化的语境，这种引进与移植就很可能是昙花一现。尽管喧闹一时却难以扎下根来并长成茂树。更重要的是，引进外来术语与理论的目的必须明确，它不应该是临时的应对工具，也不是仅仅为了否定传统而作大面积的术语换代，而是为了重建自己的文化与阐释系统，包括批评系统。这也就是说，最终还是要有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话语和自己的思想。”这段话大致呈现出蒋述卓文化诗学构想的方法理路及价值取向。

第一，在西方文化研究启发下建立一种“大文化”概念的文化诗学。80年代中期，受西方新批评及形式主义美学的影响，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存在着将文学文本与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分离出来进行研究的倾向，越来越走向一种封闭式、单一化的形式主义批评。而西方文化研究对80年代以来的中国人文学科的具体影响和冲击，在于重新将文学文本向政治、历史、文化、经济等多重视野开放。比如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批评“从文本与历史语境的关系去研究文本，触犯了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的形式主义”。新历史主义试图解构以往那种认为历史是客观独立的观念，认为不存在任何客观的历史，历史总是由具体的人在各自历史语境下所叙述出来的。西方文化研究以及新历史主义批评，为文学研究如何重构文学与社会、文化、民族的关系带来了重要启发。

蒋述卓的文化诗学观念，就力求避免以文本为中心的偏执一端的语义学批评，而试图立足于文化，站在文化哲学的角度来批评文学、阐释文学。他以文化关怀与人文关怀作为价值基点，提出了文化诗学的三个层次：一是要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作品表现出来的文化哲学观及其提供了怎样的文化观和文化思想;二是要把作品描绘的社会心态、人物命运与心态放到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去分析，揭示出作品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及其反映出来的社会文化心态;三是要站在跨世纪的角度，着重关注作品对文化人格的建设问题。事实上，蒋述卓文化诗学的“大文化”文学研究思路，早在他提出建立文学史研究的“文化史派”时就已成形，即从文化学的角度来从事文学史研究。这种文化学文学史研究的涵义主要在于四个方面：一是将文学视为大文化整体结构的一部分，通过考察文化在不同时期的流动与变异，揭示文学所体现出来的社会民众心理和情感、社会风尚和社会理想;二是对作为文化形象的文学史作深层次的文化分析;三是揭示文学与整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以及传统性格之间的内在联系;四是把文学与汉语语言、书法乃至中国的绘画、雕塑、舞蹈等文化现象的演变发展及其特性综合起来研究。可以说，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文学，是蒋述卓受西方文化研究的影响以及在跨学科发展趋势下提出来的文学研究路径，另一方面，蒋述卓的文化诗学建构与一味追逐西方理论潮流不同，其文化学文学研究始终强调以中国传统的文学与文化经验作为研究对象。

第二，蒋述卓的文化诗学构想有着深厚的学术积淀，受时代思潮和学术思潮变化的影响，其研究领域从佛教与中国文论关系研究，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研究再到文化诗学的理论及批评实践，这个过程有着清晰的学术脉络的自然延伸。对宗教与文艺关系的研究是蒋述卓的学术起点。他从80年代中后期师从王元化先生攻读中国文学批评史时就开始关注宗教与文学的关系，其博士论文《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较早体现了“文化学”研究的思路，侧重从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考察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学思潮的影响，着眼于中国文学思潮的变化过程对佛教思想的直接借鉴和吸收。蒋述卓后来相继出版的著作如《佛教与中国文艺美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山水美与宗教》（稻禾出版社1992年）、《宗教艺术论》（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宗教文艺与审美创造》（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等，将研究领域从宗教文论扩大到整个古代文论，以考察佛经理论及翻译与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理论的关系。90年代中期，“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成为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在蒋述卓看来，这场文化争论的价值实质在于古代文论的价值重估与西方文论的價值衡定。而对于如何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蒋述卓以“总结、融合、创造、运用”进行概括，其中，总结是基础，融合是方法，创造是关键，运用是目标。由此出发，一方面，蒋述卓在系统总结、梳理、解读、阐释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方面做了大量的学术工作，对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史和批评史的学术进程进行了集中的研究和评述;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蒋述卓又致力于思考如何以古今对话的意识和中西比较视野，试图创造既有世界性眼光、能够解决全球性的共同诗学问题，又具有中华民族特色、能确立我们在世界文坛地位的新型文论话语。当然，无论是宗教理论研究、古代文论研究还是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研究，与“文化诗学”的理论和实践并不完全等同，但不可否认，蒋述卓在这些学科领域的跨界实践，在学术涵养、知识积累、理论方法、研究视野等方面为其文化诗学理论及批评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三，走中国文学批评的文化诗学之路。蒋述卓的文化诗学理论及批评，指向着本土理论话语及阐释系统的建构。他主编的《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一一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跨文化视野与现代化进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立足于对文学批评现状的考察，进而反思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对本土传统与西方现代两种话语资源的鉴取经验及教训，从“文化诗学”这一富有开放性、创造性的视角，探讨创建文学批评新路径的可操作性。蒋述卓对中国文学批评的文化诗学之路的考察，建立在文学批评的跨文化视野和现代性进程的双重视域中。他指出：“文学批评的跨文化视野，解决文化诗学建构中的中西对话问题;而现代性进程，则解决文化诗学建构中的古今融通问题，二者构成我们对中国文学批评的文化诗学之路的考察与实践。”其中，跨文化视野对巴赫金的文化诗学、韦勒克的文学批评概念、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批评、厄尔·迈纳的比较诗学、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等西方文化诗学理论及批评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些“异域经验”在中国的本土接受过程进行考察，从而以中西对话的方式来总结西方文化诗学的取鉴经验。而现代性进程则从文化诗学批评实践的视角，对王国维、郭沫若、闻一多、朱光潜、宗白华、王元化等代表性中国学者的批评实践进行分析，试图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在现代性进程中如何融合古今的问题。蒋述卓文化诗学的重要价值向度，是探索如何通过引入西方理论方法、立足本土的现实经验，重新激活中国古代文论的方法和资源。而这某种程度上延伸了宗教文艺研究和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进而将文化诗学贯穿到“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整体思考之中。

二

文化诗学存在着理论和实践两个重要维度。在理论层面，对文化诗学的历史渊源、理论架构、研究对象的界定和分析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其实是将理论诉诸于具体的话语批评实践。蒋述卓文化诗学的独特性在于他试图在文化诗学理论建构的基础上，开辟一个实践性空间，并不断召唤批评的持续进入以丰富文化诗学的理论维度。蒋述卓最早提出文化诗学时就强调文化诗学是一种文化批评，是不同于以往那种僵化的意识形态批评以及简单借鉴西方理论的文化批评，而是“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语境、具有新世纪特征、有一定价值作为基点并且有一定阐释系统的文化批评”。而这就涉及到批评和理论的关系问题。

韦勒克在《批评的概念》中对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界定。根据韦勒克的论述，在西方文学研究领域存在这样的观点，即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是文学的寄生虫，也就是说，在文学作品、文学史面前，文学理论及批评某种程度并不存在独立的价值思想和知识结构，文学批评没有自身的独立性。但是，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兴起，理论及批评的重要性却在不断增强。理论的现代性分化，使文学理论及批评摆脱了以往的“寄生性”，甚至理论、批评僭越了文学理论和批评，其主体性被强化，逐渐渗透到人文学科内部。如果说，传统的文学理论及批评更多还是局限在文学作品、文学现象、艺术创作、美学经验等文学性领域，那么批评理论话语的不断扩张，其主体性不断增强的重要标志就是试图将一切可供研究的对象都视为一种“文本”，不管这种文本是文学的还是非文学的。整体上，西方文化研究理论对人文学科领域的占领，具体表现于对传统“本体论”思维的颠覆，而将理论视野从形而上的问题中挣脱出来，“转向微观而具体的实际经验，开始转向日常生活，转向世俗文化”。由此，一切理论都可以成为不同学科的话语资源，而理论的知识运用，就是通过批评来完成。

不管国内学界如何强调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的区别，从本质上看，文化诗学的理论及批评实践，深刻地受到文化研究的影响，即试图将一切对象都视为文本并不断援用各种理论话语介入批评。在国内学界，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范式的转变，曾经引发过热议，甚至文学研究边界的拓展一度成为备受争议的焦点问题——即能否将中国城市化、市场化进程中出现的网络小说、时尚杂志、流行歌曲、游戏动漫等流行文艺以及城市景观、超级广场、时装表演、酒吧、广告等消费现象纳入到文学研究领域？对此，国内不少文化诗学研究者往往选择将文化诗学引入古代文化及文论研究领域，并使之成为拒绝研究当下流行文艺及大众文化的重要理由。相对而言，蒋述卓以一种更为积极的、实践性的视野来看待文化诗学。在他看来，本土理论话语和方法的建立，既需要引入西方理论并对之进行改造，也要融合中国已有的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经验，同时，更离不开对当下的文艺现象和经验进行批评实践。

蒋述卓文化诗学的批评维度，也成为他试图以一种跨学科、跨文体、跨文本的跨界实践，将文学研究视野延伸到对媒介、消费时代文学、流行文艺等鲜活的文化现象进行考察的重要动因。蒋述卓于1997年出版的《在文化的观照下》就大致呈现出他的学术研究从宗教与艺术关系、中国文学批评史、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到文化诗学以及当代城市文化的转变历程。这本书收录了蒋述卓最早的几篇思考城市文化的文章，可以说是其城市诗学研究的起步。他试图从文化诗学的角度进入城市研究，在全球化进程加快、城市化问题日益突出的文化现实趋势下，以一种文化的、审美的积极眼光去考察城市的独特时空，探求城市生活的诗意成份，探讨如何正确认识和发掘城市人的文化生态和审美心态。之所以强调“积极”，是因为“城市”不管在西方后现代语境还是在中国历史文化语境，其形象并不正面，反而一直显得陌生而疏离。9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对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的深信不疑，使许多知识分子对城市化以及城市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有一種排斥性的批判立场，甚至连是否应该将城市规划、购物中心、街心花园、超级市场、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环境设计、居室装修、健身房、咖啡厅等大众文化景观纳入文艺学的研究对象之内，这个问题都曾一度引发过极其激烈的讨论。而蒋述卓作为国内最早提倡城市文学、城市诗学的学者之一，在《城市文学--21世纪文学空间的新展望》（《中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4期）里，就肯定了城市文学对于拓展中国文学的表现空间和审美格局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从城市文学研究进一步拓展到城市文化研究，如对广场文化、都市文化风景线等城市文化空间的研究，构想对城市建筑、道路、交通、购物商城、社区文化、时装表演等进行综合研究，从而呈现出文化诗学批评实践的开放性视野。

蒋述卓的文化诗学批评实践对当下的流行文化及审美经验的积极介入，这种文化立场并不是对消费主义和市场逻辑的无条件妥协和认同，而是试图去理解这个时代的复杂文化面向。在《消费时代文学的意义》（《文学评论》2005年第6期）中，蒋述卓从文化研究的视野对消费时代文学的意义生产作了积极回应，提出要正面理解消费语境中的文学存在，并希望艺术家和理论家拿出更具独创性的作品以应对消费时代的挑战。他于2010年出版的《传媒时代的文学存在方式》尝试更为系统地考察文学与消费时代中一切文学媒介形式的关系，其中包括网络、影视、图像、广告、短信、博客、流行歌词及媒体批评等，通过考察当代文学的媒介语境，探讨这一语境下文学的价值取向和表意方式的历史性变化。蒋述卓充分重视媒介演变对于文学发展的影响，即便在当代媒介文化对传统文学带来巨大冲击的趋势下，他依然试图以一种开放而多元的视角来理解消费时代文学的生态及其意义。这种研究立场与态度，是试图呼吁学界用一种更为积极的、辩证的思维去理解传媒时代文学存在的价值及其发展前途问题。当然，对于介入大众传媒、消费文化研究的呼吁，如今已失去以往的开拓性意义。目前，更具实质性的探索应该是深入理解、把握并揭示流行文艺生产传播机制及其背后的价值观变化。蒋述卓等著的《流行文艺与主流价值观关系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正是以新的研究视角，对流行文艺的形成机制、艺术伦理、传播效用、价值取向、发展走向等进行学理界说。在《流行文艺与主流价值观关系初议》（《文学评论》2013年第6期）中，蒋述卓以一种互动性视角来考察流行文艺和主流价值观的关系，并揭示出流行文艺在个体精神的表达方式、表现主题和内容、思想探索、表达姿态、艺术形式创新等方面为主流价值观提供的积极因素。

整体而言，蒋述卓以开放性文化视野与综合的跨界方法，对城市诗学、消费时代文学、流行文艺等城市文化经验与现象的介入式研究与批评，为文化诗学实践开辟了广阔的批评空间。

三

尽管90年代以来文化批评深刻地渗透到文艺学、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影视批评、传播学等学科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文化理论在实践过程中没有出现问题。学界对此所进行的反思和批判，也构成了文化研究本土化的重要推动力量。而蒋述卓关于文化研究本土化的原则和功能诸问题的探讨，及其对审美原则的强调，对于纠正文化研究的弊端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文化诗学批评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方向。

首先，是对“文化批评泛化”的批评。批评的泛化是批评主体性不断扩张的后果。批评本质上是对理论的运用和实践，因此，批评实践需要强化理论的操作性，这就意味着批评的可能性是建立在有多种理论资源支撑的基础之上。蒋述卓对文化诗学的实践就强调“操作性”，即文化批评的操作者应该运用什么话语、方法进行操作？当然，这里的“操作”是从理论实践层面而谈的，但是，如果理论的操作者缺乏一种谨慎的态度，对理论的可操作性过分执迷和推崇，这不仅容易导致文化批评沦为单纯的话语游戏，更容易导致文化批评对象的无限泛化。在《文化研究的本土化：功能与原则》一文中，蒋述卓对文化研究中批评对象的泛化、西方理论先行、政治意识形态化等现象进行了揭示和批判。这些问题的存在，其本质是过分执迷于用西方理论框架来强行解释中国问题，而无视中国本土文化生态的复杂性与变异性。那么，如何克服这些问题？尽管我们承认，任何理论操作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话语游戏特征，但是，一切理论话语实践都应该指向一种价值观分析及其价值重构功能，要从中国本土现实语境来思考西方理论对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适用性，不断反思理论的效用。对此，蒋述卓指出：“借用理论的同时反思理论的效度，从而从中国问题本身来形成我们自己的阐释方法和话语建构。”理论操作过程中批评话语的运用，必须要避免话语的过分游戏化以及批评对象的过于泛化。因此，回到韦勒克所强调的“批评最后必须以得到有关文学的系统知识和建立文学理论为目的”，对于确立“批评”的功能和价值有其必要性。而本土文化研究的重要功能则在于“对大众文化产品进行价值分析并维护大众文化发展的文化生态”。一切理论话语的延展，都应该以大众文化作为文本分析的对象，以大众文化价值观的构建作为价值依归。这是蒋述卓对文化研究中批评对象及批评话语的不断泛化趋势的及时的提醒和纠正。

其次，文化诗学批评应坚持审美性原则。对审美性的强调和挖掘，是蒋述卓文化诗学一以贯之的价值向度，而“文化研究本土化”作为文化诗学批评实践的组成部分，同样需要坚持一种审美性原则。蒋述卓指出：“在文化研究的视角中，主要将研究对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分析，强调审美的方面比较少，而文化诗学批评，是将西方理性的观察、哲理的思辨，与中国传统感悟式的批评相结合;既包含着对研究对象意义的揭示，也包含着审美的感悟;既要有一种文化的眼光去观照文学，同时在表达时不要忘记文学的初心——审美。”事实上，国内学者对文化诗学的提倡，某种程度正是试图纠正文学批评过分偏重文化研究权力话语分析而忽略审美判断的弊端。童庆炳先生曾深刻揭示出文化研究的社会学或政治学批评旨趣，认为文化研究并不重视对文学自身的审美性、诗意性进行阐释，因此对文学作品的好坏优劣缺乏审美判断力。但童庆炳先生往往是站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立场来批判大众文化，认为大众文化不过是一种欲望化的、身体的、感官的低层次审美，从而判定审美性与大众文化无缘。因此，童庆炳先生某种程度是拒绝将大众文化的审美性纳入其文化诗学视野之中的。与之不同的是，蒋述卓尽管同样以强调文化诗学的审美性来弥补文化研究的不足，但他对城市文化更为积极的态度，使其在文化诗学批评中一直试图以一种文化的、诗意的眼光从城市文化、消费文化、流行文艺中挖掘审美性。在蒋述卓看來，文化研究的本土化，同样需要通向一种审美研究，需要重建一种审美原则，换言之，审美原则的确立，是进一步深化文化研究本土化的基本前提。事实上，尽管视听文化媒介已经大范围地占据了大众文化传播的空间，但是大众文化生产所依赖的文化创意产业，其核心构成依然是文学艺术，而且，文字、书面语依然是视觉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叙事媒介。那么，构成视觉文化、流行文化、城市空间的一切声音、图像、影像、文字、线条、旋律、色彩等等审美形式，都应该具有可供挖掘和阐释的审美性以及审美教育价值。因此，“审美性”及审美原则，是蒋述卓为文化研究本土化所确立的一种价值维度，也是其文化诗学在介入城市诗学、文化产业、消费时代文学、流行文艺等领域的批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重要理论结晶。

第三，文化诗学批评审美维度的确立，还离不开中国诗学传统的现代参与。在许多学者看来，文化诗学相比文化研究之所以更能够确立一种审美性维度，一方面在于“诗学”这个提法本身就蕴含着某种审美诗意性，另一方面在于中国诗学传统的思维方式与理论形态本身就是“诗意性”的，因此，能够有效提升文化诗学批评的审美性维度。比如蒋述卓较早在《中国古典文论表达方式的东方特性》《中国古代诗学的原创意识》等文章中就明确指出，中国古典文论常常用具象来表达审美感觉，中国古代诗学尽管表面看缺乏准确的逻辑界定，但由于它注重揭示范畴之间的相互转化关系，反而更能把握艺术内部的联系。实际上，对中国诗学传统的独特性、原创性、审美性的强调，本身包含着一种与西方文论进行“较劲”的意识，20世纪中国比较诗学的学科建构也与此有关，即试图辨析中国与西方的文论的异同来建立文化对话、表达文化诉求。与西方古典文论重视以体系性、逻辑性、抽象性的思维方式来建立审美判断不同，中国古典诗学更多呈现出一种直觉、感悟、散漫式的思维特征以及浓厚的东方美学色彩。中国古代诗学不是没有批评的传统，比如有很多“诗品”“诗话”“词话”，但更偏向于一种“点评”式话语特征，重品评和顿悟，在语言形态上大多是“以诗论诗”，从具象到具象。因此，中国古典诗学无论在理论、思维还是在语言层面，都以一种模糊的整体感悟保留了诗意美感。在蒋述卓看来，这正是文化诗学批评当代建构中不应被忽略的独特的理论和精神资源。他指出：“之所以称‘文化诗学’，就是要求文学的文化批评必须保持审美性。这种文化批评的审美性，亦着重在发扬中国传统批评理论与方法的优势，使传统文学理论与方法在现代化的转化过程中得到审美维度的再确立和审美意义的再开掘。”中国传统批评理论与方法的优势就在于审美性。“文化诗学批评的审美特性在于它的诗意描述与感悟式批评。它是中国传统诗学批评的发挥与提升。它保留中国传统批评的审美感思与审美生发性，力求做到给读者留下审美的空白，触发读者更多的审美联想。”当然，中国传统的品评式审美批评方式不是没有缺点，有时过于散漫碎片、过于主观、过于自娱自乐。因此，中国诗学传统在走向文化诗学批评实践过程中必然要接受现代选择。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其关键也在于如何充分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文论那种相反相成的哲学思维以及顿悟式的诗性思维和感物传统，以之作为一种精神和思想资源运用到文化诗学的批评实践中。而这种文化诗学批评实践，又需要在文化传统与当代文艺批评的互动与对话中来完成。在蒋述卓看来，对中国古代诗学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的继承与发扬，既是中国古代文論现代转化的基本前提，同时也是理解中国文化精神的精髓，推动中国当代文论创新的关键。可以说，蒋述卓的文化诗学理论及批评实践，是试图接通传统与现代，以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对本土文艺理论话语进行更新与重构。

文化诗学批评应该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批评，由此才可望经过一段历史实践之后逐渐沉淀为一种“批评理论”。这也是蒋述卓在提出文化诗学的理论构想之后，迅速地投入到具体文艺现象的批评实践中的根本原因。但正如蒋述卓所强调的，尽管30余年来他的学术研究领域从宗教文艺研究、古代文论研究到文化诗学批评与城市诗学、流行文艺、文化产业等方面不断拓展和延伸，但从跨文化的角度去研究文学，以文化的视野去拓展文学研究的领域与方法，以文化的见识去开掘文学的价值与内涵，一直都是他所坚持的学术方法和学术追求。因此，蒋述卓的文化诗学理论及批评始终是当代性的，始终指向文化价值的建构，强调在跨文化、跨学科、跨媒介的批评中，从本土问题出发形成自己的理论经验。

作者：李石

文化与诗学分析论文 篇3：

文化诗学的三个问题

一般说来，文化诗学的兴起，是与当代文化研究的整体走向，特别是与２０世纪西方文论思潮的影响密切相关。在大家的普遍认同中，文化诗学的提出更直接的是受新历史主义的影响，美国新历史主义的主将之一斯蒂芬·格林布拉特（Ｓｔｅｐｈｅｎ Ｇｒｅｅｎｂｌａｔｔ）就将他的研究称为文化诗学（Ｔｈｅ Ｐｏ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在他所说意义上的文化诗学，实质是一种借助过去人们不注意的边缘性话语对文本进行重新分析，从而对现代社会意识形态控制的真实给与反思性批判。我认为，新历史主义已经超越了我们一般的学科层次上的理解，它的批判本身即是意义，实质是体现了社会公共知识分子的参与精神。但是，在人文领域，每一种学说在引入另一文化言说语境之后，都会发生与原言说领域话语环境不同的意义变化，在中国，受新历史主义影响颇深的我国的文化诗学研究却是中国特定言说语境的需要。换一种说法，也可以认为，我们当下的文化诗学的深层动机是由文艺学困境出发，同时也是对当代中国文化话语困境的一种解决路径，是对过于意识形态化的绝对性话语的曲折抵抗，是对单纯技术性解读文本研究取向的校正，它试图以文化话语的名义解构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它试图以体验为核心强化文学的意义世界对人的精神世界建构的价值。文化诗学的生存状态是对文本阐释的当下性操作，其最终目的不是追求某一绝对真理，而是为精神科学寻找出一条更合乎人文性的道路。

国内关于文化诗学研究的主张大体有以下两种主要理解，一种是站在大文化立场上的文化诗学，其目的是研究文化，诗学的意义在此不过是为更好的凸显文化的理想价值，因此它实质上仍然是文化研究，具有某种文化批判的意蕴；一种是以诗学为指向，文化在此是诗学的言说场域，文化与诗学是一种整体性互文关系，这种文化诗学更注重方法论意义，其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研究诗学。我们知道，文化诗学首先是从方法和视角领域切入的，但是，如果仅是停留在上述两种倾向的水平和状态下，并不会生成独立的追问意义。文化诗学之所以成为普遍关注的问题，一定还有其更深层的含义。当然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化研究的意义上，其最终意义还是应该回归到对人的关注上来。因此，从其产生、发展和影响来说，以下三个问题应该是其中能够引起普遍关注的重点问题。

作为方法论的文化诗学何以可能，意义何在？

文化诗学是人文领域对精神科学予以研究的阐释策略。它的具体操作是在文化空间中对文本的整体性阐释，强调文化与文本的互文本关系，进行一种循环阐释。言及阐释，最关键的是阐释的信度和有效性问题。信度关乎本体和本然意义，要求最大可能的回归事件发生的当下语境，而有效性则取决于对言说内容当下语境的模拟建构程度。特别是在历史视野下，信度和有效性是关于阐释是否合法的根本问题。因此，阐释循环和文化语境重构是作为文化诗学之所以可能的两个关键问题，也是文化诗学合法性建构的基础。所谓文化语境重构，是指在文本阐释过程中，回归文本生成的原初文化空间。其前提是认为，任何文本都不是孤立的存在，相反都是文化综合作用的产物。文学文本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各种文化形态和文化的具体生存状态与特定文学观念之间是一种互为生成的关系。当然这种重构是一种最大化的模拟重构，是一种阐释的意义生成。追问这种重构的绝对客观真理性是无意义的，我们认为其信度取决于更加全方位的文化空间重构，就是将文本放在更加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去阐释其意义，这样的背景包括文化的多重因素，语言、哲学、历史、宗教、艺术、科学、民俗和人们的日常生存状态，这些因素具有一种互文性，这种互文性是文化诗学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主要依据。同时，更为重要的保证是，文本与文化空间也始终是紧密结合和互为生成的，互文性是文本的生成基础，文本是在整体互文性中产生的。作为阐释性的文化诗学走着一条从语词到意义，从意义到文化语境，又从文化语境到文本意义的阐释循环道路，其中关键的是对文化逻辑的寻绎，而文化逻辑的寻绎又是阐释性的文化诗学的意义性关怀的依据，这里的文化诗学，说到底，其根本仍然是一种人文关怀精神的坚守，但它已不同于抽象孤立的人文精神，文化诗学中的人文关怀是同具体的文本精神阐释密不可分的，是同历史的价值紧密连接的，它是具体的关怀，而不是以抽象精神或者绝对真理的名义的关怀，其诗学讨论和历史意义寻求背后，是对整体性的人的精神的坚守。

建构在这样阐释循环和文化语境重构基础上的文化诗学将会给人文精神领域带来根本性的变化。人文精神领域，是一种特殊的研究领域，文化诗学研究的意义在于：文化诗学本身与人文精神领域的研究对象本身一样，作为精神关怀，它天然的带有体验的本质。因此，文化诗学不仅是一种阐释策略，文化诗学还是这种阐释策略的存在方式本身。文化诗学强调的在文化语境中的阐释循环，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建立于认识论基础上的学科性观念，并由方法论走向本体论。

从方法论到体验论的文化诗学，其指向是什么？

文化诗学由方法论走向本体论的可能性在于对体验的唤醒。从方法论视角出发的文化诗学，在对人文精神科学领域的关照中，通过文化语境的重构，在阐释循环中，阐释主体与关照对象建立了一种以“体验”为空间的同构关系。

这里涉及到精神科学的最终指向问题，精神科学是关乎人的生存依据的领域，其最终指向是追寻人的生存依据，因此，精神科学的本质应该是体验性的、本体性的。作为方法论的文化诗学本身是在阐释中生成意义的，它是一种整体性的阐释循环，具有当然的本体性倾向，文化诗学的运思过程也就是体验过程，文化诗学的出发点也就蕴含着生存论的学理背景。

体验不同于认识，体验是人与人之外的同时在场。体验是阐释主体与文本、当下与历史的整体性的互文本关系。作为一种整体性的在场，正如伽达默尔所说：“ｔｈｅ ｋｎｏｗｅｒ’ｓ ｏｗｎ ｂｅｉｎｇ ｃｏｍｅｓ ｉｎｔｏ ｐｌａｙ”，“此在”与“游戏”是一致的，《真理与方法》英文本的“ｃｏｍｅｓｉｎｔｏ”的译法恰好揭示了“在行进中”的含义，“行进中”的阐释者自身的行进就是生存本身，即是在路上，“在路上”本身即是一种本体论的理解。阐释的过程超越了阐释的假定性前提，阐释行为本身跳出了它当初的动机，而成为一种整体性的行为。这种整体性的行为体现为整体的的互文本关系，它不同于认识论的线性逻辑，它不仅在时间中展开运思，而且要在空间中呈现文化语境，是时空中的整体性体验。在此，体验通向融入，是在整体性互文本中阐释者不断趋近历史的无缝隙的共鸣。体验是动态的、心灵的，它更强调体验过程，而非迫切的要求结论。外在的目的论不是它的指向，理解和对话的不断展开才是对它的描述。在中国古代，这即是“与天地相往来”、“涵泳”、“体悟”。

从体验开始，文化诗学从方法论走向本体论，这不仅是本体论倾向，不仅是文化诗学天然的带有本体论冲动，这是因为人文精神科学的特质即是本体论的。精神问题即是人的问题，只有人是人的家园，人的完善即是人的真正回归于人。人的基点性意义，才是存在的合理依据，特别是在人文精神领域，人之为人的过程即是本体论过程。而体验的过程，便是在寻求属人的家园，体验恰恰是文化诗学的灵魂。因此，建立于上述依据基础上的文化诗学，内在的具有本体论的特质。

这种走向体验性的文化诗学对当下的文化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当下的文化研究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都是与“现代性追问”密不可分的，以源于西方波及东方的整个“现代性追问”潮流中，有时对“现代性”的学术性追问和试图建构某种权威性话语的动机遮蔽了问题的实质，失去了人，实际上就失去了一切人类行为的意义，包括学术追问的根基。无论是西方的后现代文明的困惑，还是走在途中的我们当下的迷惘和寻找，实质都是人类的精神动荡。因此，寻找精神的安适，还应从当下的人入手，人的此在性的追问，才是一切问题的基点和合法依据。由此，在对体验的深入质询行程中，文化诗学在重建文化语境和整体性互文本中，从方法论经由体验走向本体论，直切人的终极关怀。人的终极关怀也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完善的思想的内容，我们认为人的完善，人性的整体性复归才是一切人文领域最后的阵脚，这种完善是建立在人和人与外在整体性的和谐基础上的完善，这种完善不仅是学理层面的追问，而且更是精神实践的追问。因此，文化诗学的本体论是一种实践的、生存的本体论，它以对人的关怀为核心和基础命题，指向社会批判、文化批判和历史批判。它所担当的领域是精神实践的领域，它所关心的问题是精神反思的问题。

文化诗学能够拯救文艺学吗？

由于这里言及的文化诗学伊始是从文学出发的，是从作为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切入的，因此，这里便涉及文化诗学与文学、文艺学的关系，那么，文化诗学能够拯救文艺学吗？

关于文艺学的学科合法化问题的提出，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文学的衰亡问题，一是文艺学的边界问题。从方法论的角度讲，一般认为，研究对象是研究方法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研究对象的消失必然导致研究方法的无意义。从这一角度说，文学是否消亡本身不仅涉及文艺学的生存问题，而且，也涉及到源于方法论动机的文化诗学的合法性问题。另一方面，作为与文学密不可分的文艺学与文学消亡的关系更大。由于文艺学长期担当着意识形态立法者的角色，其危机更是双重的，由此，文化诗学从方法论的角度是否能够拯救文艺学江河日下的局面又是另一个话题。

对于上述问题的思考，必须从文学作为对象的生死存亡谈起。首先要问，文学消亡了吗？回答是肯定的——文学没有消亡。难道你能说文学形式的转换是文学的消亡吗？难道你能说文学传播方式的转变是文学的消亡吗？难道你能说文学消费者主体空间的扩大是文学的消亡吗？文学消亡论者们的问题在于，他们遮蔽了文学精神的领悟，文学不仅是说诗和讲故事，文学的精神实质是人的需要，只要人类不灭，文学就不会消亡。所谓文学的边缘化是经典文学形式的边缘化，同时，因为过去文学越界担负了非文学的任务，人们就试图以放逐文学来做出摆脱某种意识形态控制的努力，这是源于对昔日阴影的恐惧而来的过分反应，乃是缺乏对文学精神的真正理解。事实上，并不是放弃文学就表明你是具有独立精神的，那不过是一种态度轻率的放弃。而且，人文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超越认识性，人文科学可以无限的循环阐释，对经典的不断阐释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经典的文学文本不会死亡。文学文本是阅读者和文本双向建构的，所以，它不会像自然科学那样以线性的方式存在，文学文本的意义具有可以阐释的无穷性。我们当然不能漠视当下文化研究的热潮，特别是伴随文学形态和传播方式的变化和源于新技术产生的新型艺术形式对文学的冲击，但是，这些变化是传播方式和对象的变化，而不是精神索求的变化，正如王逢振所说“广义的文化研究成了西方学术界的热点，文化研究日益取代了传统的文学研究。有些文学教授甚至从密尔顿转向麦当娜、从莎士比亚转向肥皂剧，整个放弃了传统的文学研究。”很明显，他在此发现了文学教授们的研究对象的变化，这些变化不是文艺学消亡的真正原因。事实上，以文学消亡来言说文艺学消亡，并没有指出文艺学合法性危机的真正原因，文艺学合法性危机的真正原因在于：文艺学边界的迷失，也就是文艺学的“他律”原则的迷失。

文艺学边界的迷失，集中起来说，主要是因为过去的文艺学是工具意义上的文艺学，这个意义上的文艺学其实已经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以他者作为自身的存在依据，因此也便失去了自身。这里的文艺学的工具性主要包括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把文艺学看作是意识形态的同谋，另一种观点将文艺学视作文学解读的工具。前者在虚化之中扩大了文艺学的边界，而后者则将文艺学放在了认识论基础上，使文艺学变成了文学技术学。我们认为，文艺学的合法性问题不是一个讨论的问题，而应该是一个实践问题，而文化诗学在方法论意义上就是这样一种实践。

对象消亡即导致方法消亡，其背后的思维类型是认识论的，将方法直接视为工具。但是，文化诗学是建立在文化基础上对文本精神的广义阐释，是超越工具意义的。文化诗学视域下的文艺学是走向体验的文艺学，走向以人为依据的生存性互文的文艺学，它的运思过程是将文学还原为精神空间的体验过程。文学产品不同于物质产品的一次性消费，文学产品的消费是无限的，它具有突破实然的时间、空间的特质，它的生存存留在体验者心中，存留在历史语境中，存留在整体性互文中。文学的无限阐释潜质和接受主体体验个性的差异是文学生生不息的源泉和文艺学存在的依据，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文化诗学必然的成为了文艺学的走向。文化诗学虽然源于文艺学和文学危机的思考，但却走向了更广阔的领域，它面前展开的不是封闭的长城和僵化的规则，而是无边的大海和与大海共同律动的人的心灵。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作者：田忠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