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史研究论文

2022-04-15

2006年11月28日,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翁独健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国内外蒙元史、民族史学界的同仁80余人汇聚一堂,以座谈会的形式深切缅怀这位声誉卓著的一代学术大师。座谈会开了一整天,上午由郝时远先生主持,下午由罗贤佑先生主持。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蒙元史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蒙元史研究论文 篇1:

秉烛探幽

范祖锜(以下简称“范”):尊敬的方先生,您是我国著名的蒙元史专家,在漫长的治学生涯中,对蒙元史研究和教学倾注了全部精力。时至今日,已届85岁高龄,仍在这一领域孜孜不倦,笔耕不辍。您对事业的赤诚和执着追求,为后学者树立了楷模。您之所以钟情于蒙元史研究和教学,我想,最重要的是您对祖国源远流长的历史和辉煌灿烂的文化满怀深情,对神圣的学术事业矢志不渝。除此之外,恐怕与您的身世有关吧?

方龄贵(以下简称“方”):我是吉林省松原市人,童年是在前郭、扶余两地度过的。父亲原籍河北滦县回头庄,祖上大概在清朝末叶“跑关东”来到今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县老达房方家岗子,祖父逃荒到吉林省德惠县,父亲又辗转流落到郭尔罗斯前旗(今前郭县),母亲属郭尔罗斯前旗蒙古族人。我1918年生于前郭旗锡伯屯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后来举家迁往扶余谋生,我先后就读于扶余县一区第四初级小学、县立第一高级小学。前郭和扶余乃是鱼米之乡,风光秀丽,历史上还是辽、金两朝的重镇。关于我的民族成份,要在这里说上几句。过去我的民族成份,依惯例一直从父填的是汉族。解放后大家知道我的民族出身,或称我为蒙古族,并见于有关著录,这使我很受触动。回想我的母亲不但是蒙古族人,生我养我,给了我生命,在我身上流着蒙古族的血脉,而且平生有许多蒙古族亲友,朝夕相处,频繁往来;成人后又在名师指导下以研治蒙元史安身立命,对蒙古族怀有深厚的民族感情和血肉联系,因而正式申请将民族成份从母由汉族改为蒙古族,并递交了必要的证明材料和申请书,经有关部门审核批准,把民族成份正式改为蒙古族,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

范:您来自贫苦农民家庭,又成长于日寇入侵的动荡年代。战火纷飞,经济拮据,求学之路肯定是坎坷不平了。

方:1931年当我读高小二年级的时候,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兵侵占了东北,父亲无着无落,又返回前郭务农。我在乡下读了一年私塾,接着考入县立初级中学。这时有一老同学从关里返乡探亲,说起北平(今北京)有一所专收东北流亡学生的中学,免收学费饭费,使我为之心动,因而有避寇入关求学之想。家里最初不同意,后因我态度坚决,不得己让了步,乃约同学共5人,于1935年初到了北平。那时关里的学校都是秋季招生,故进入知行补习学校补习半年,暑假后考入东北中山中学高中部。这所学校半属救济性质,免收学费饭费,但生活还是很艰苦的,同来的5位同学,有4位熬不下去,只有我一个人留了下来。同学中多半是关里有亲朋照顾,或靠家里汇钱接济,而我却举目无亲,老家又是那样贫困。只有一次,因无奈而告急,家里东挪西借,汇来伪币20元,在北平只折合法币16元。我深知家里这钱来的不容易,从此再也不忍心再向家里要钱。怎么办呢?只有自谋生路。所幸我的笔下还行,于是试着向报刊投稿。记得第一次向北平《世界日报》副刊的《学生生活》栏投寄一篇短文,居然被采用登了出来,领到三角钱的稿费。数目虽少,却令我欣喜莫名,看到了一线希望。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拾,接连向北平《晨报》副刊《红绿》、上海《大公报》副刊《大观公园》、上海《申报》副刊《春秋》,以“雪文”的笔名发表一些散文,每月总有不下五六元钱的稿费收入贴补生活,被班上同学推为“自食其力”的人。

1938年高中毕业后,到长沙报考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社会系,等待发榜。这时敌寇已占领岳阳,长沙危急,人们纷纷西行避寇。我们班6个同学决定转移到重庆,那里有一个东北青年教育救济处可以暂时落脚。当时西行的汽车早已被阔人高价订座一空,自然没我们的份。我们少年气盛,决定结伴徒步西行。苗力田学兄(他就是后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主持编译《亚里士多德全集》中文版工作的著名希腊哲学专家)首倡此议,大家一致赞成,并推他做我们的领头人。那时我们每个人除了简单的被盖而外,还有点衣物包袱,于是每人买了一条竹扁担,上面用毛笔写上“任重道远”4个大字,挑着行李,沿湘川公路而行。当时在这条公路上经行的汽车并不很多,特别是过湘西入川的一段尤其荒凉。最初每日行程不过二三十里,后来增加到百八十里。

回想我们从长沙走到重庆历时46天,其间风风雨雨,艰苦备尝,到达重庆朝天门码头时,真是百感交集,如释重负。知道已考取西南联大,于是求师告友,凑点路费,在1938年底到达昆明。及至去西南联大报到,才知已是规定时限的最后一天,再迟一天就要编入下一个年级,多读一年。这年我20岁,从此便和西南联大,特别和云南,和昆明结下了不解之缘,屈指算来,不多不少,整整度过了66个年头。云南,尤其是昆明,说起来已是我的第一故乡了。

范:前辈学者走上治学之路,或因家学渊源,或有名师点拨,或二者兼备。您出身寒微,恐难论家学,师长的教诲和启发,或许才是您踏入史学领域的关键?

方:应该说,我投考西南联大历史系,本意并不是将来要做一位历史学家,而是梦想成为一个作家、文学家。这是有来由的。我自幼喜好文艺,在中学时还发表过一些散文。据我所知,有两位知名的文学家端木蕻良、孙毓棠都是读清华大学历史系出身的。1936年我在萧乾主编的上海《大公报》副刊《文艺》上发表过一篇题目为《雪夜》的小说,深得他的鼓励。他和大作家沈从文先生是深交。当时沈先生正住在昆明青云街靛花巷,我由萧乾中介,拜识了沈先生,从此趋访无虚日,凡有所习作,径送请沈先生过目审正,在香港《大公报》副刊《文艺》及重庆《大公报》副刊《战线》发表。有时稿子回到我的手中,发现原稿经沈先生过手,不但时或加工润色,乃至对个别的笔误都细心予以纠正,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这使我惭愧,更使我十分感动。这种认真不苟的学风,和后来本师姚从吾教授和邵循正教授严谨治学的态度,影响我终生不敢不自励自勉。

沈先生不但不惮烦琐为我修改文章,还经常不断把一些中外(译本)文学名著借给我阅读,其中有一本竟是国学基本丛书本陈彬和选注的《元朝秘史》。后来我才知道《元朝秘史》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蒙文典籍,是研究蒙古历史、文学、语言和社会制度必不可少的古典文献。原书是用蒙古文(回鹘蒙文或八思巴蒙文)写成的,明初用汉字标音译写而出,体例极为严谨,对每个语词都作了旁译,还每段(全书共282段,称为“节”)另有总译以贯穿之,用的是元代通行的白话文。陈彬和不是蒙元史专家,这个本子只有总译,注释也无多可取。当时我还没有开始钻研蒙元史,这些都是以后才晓得的。沈先生借书给我时,再三强调要我注意此书文字是多么古朴自然,富有生命的活力。我读了此书,深为书中所铺叙渲染的蒙古草原的磅礴气势和粗犷风情所吸引,联想到当年在郭尔罗斯前旗的种种经历,倍感亲切。不料想这竟是我研究蒙元史的先河。

1942年历史系毕业后,我考取了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史学部,两位导师就是我所曾受教并十分敬仰、深孚众望的姚从吾教授和邵循正教授,切实指引我走上蒙元史治学之路。

两位先生在如何培养我的问题上,是有明确分工的。姚师教我习读汉文史料,不但把案头常用的四部备要本《元史》赠我,要我认真点读,还把叶刻本《元朝秘史》、《蒙兀儿史记》长期借我披览,指点我如何正确对待史料的搜集、整理、辨伪、运用,要我凡有述作,必须尽量用原手史料,即第一手史料,万不得已引用转手史料时,必须注明出处,切忌直接称引。姚师还规定我每周三下午向姚师汇报读书心得,呈交读书笔记和对《元史》的圈点,见我偶有失误,立即检出指正。姚师对门下从不疾言厉色,而是循循善诱,如对家人子弟,蔼然长者。门下偶有无心之失,必婉言启发诱导,使有自得。对门下在生活上也十分关心。抗战期间,物价飞涨,研究生那点津贴根本不够用。姚师知我举目无亲,除同意我在中学兼课外,还设法在他所主持的中日战争史料征集委员会帮助翻译一点日文资料,取得若干报酬。此外还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文史地专修科为我谋到一个半时教员的位置,通过讲课,一方面进行教学实践,同时也增加一点收入。

我的研究生论文《元朝建都及时巡制度考》,是姚师创意,与邵师共同商定,在两位本师指导下完成的。1945年邵师赴欧洲讲学,指导的重任落在姚师一个人身上。姚师认为,通常把大都(今北京)作为元朝惟一首都,并不很妥当。元朝诸帝自世祖忽必烈以下,一般阴历二三月间赴上都(地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东北闪电河北岸),携同后妃百官前往,照常处理政事,住上半年光景,到八九月间返回大都,成为一代定制。这绝非为了所谓“清暑”,实际意味着有元一代实行的乃是两都并立的制度。我遵循姚师的思路,搜集大量史料,综合分析,证明姚师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情况是:大都便于对内地的统治,上都则着重对蒙古故地的照管,不妨说,有点二元帝国的意思。1946年5月,由姚师主持,聘请雷海宗、徐炳昶、毛子水、向达、唐兰、吴晗几位先生组成答辩委员会。通过论文答辩,我获得硕士学位。这一年我结了婚,姚师是我当然的主婚人。于时抗战结束,北大、清华、南开3校分别复员北返,我因家累留在昆明,经姚师介绍,在云南大学文史系任讲师。

这就是我所经历的简单的治学过程,如今两位恩师均已作了古人,回顾当年两师耳提面命,谆谆教导,在学术上抚育我长大成人,为日后安身立命之本所倾注的大量心血,永远使我刻骨难忘。如今两师音容宛在,而墓木已拱,恍然竟成隔世,抚今追昔,能不怆然?

范:恩师的耳提面命,烛照了您的人生道路,然而真正要登上学问的高峰,必须不畏崎岖艰难跋涉。您正是在几十年的岁月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沉浸在蒙元史的教学与研究之中,通过艰苦的探索而取得丰硕成果。除发表数十篇论文外,还出版了《元朝秘史通检》、《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选录并考释》、《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通制条格校注》、《元史丛考》等6部专著,请您对这些专著作一介绍。

方:先说《元朝秘史通检》。《秘史》对研究蒙元史(且不论其他方面)既然这么重要,因而成为蒙元史学者必治之书,不少专家都对《秘史》作过深入寻究探讨,“秘史学”已成为当今一种“显学”。治《秘史》往往都要自己动手,编制有关人名、地名乃至种姓名的索引,以便寻检,这很必要,但做起来既耗时又费事。从前王国维先生曾作过《元秘史山川地名索引》,没有做完,《遗书》未收。最近听说即将出版的《王国维全集》已将索引收了进去,渴欲一观,刻下尚未见到。又日本箭内亘博士作过《元秘史地名索引》、《元秘史部族名索引》两种,未见刊布,不知是否已成定本。我自己最初作的《元朝秘史索引》,分为人名、山川地名、种姓名3部分,以四部丛刊三编本《元朝秘史》为底本,只于每个条目收的专名之下,注明所见卷、页、节次而已,比较简单。后在使用中,立“对校”一栏,据叶德辉刻本和前苏联东方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影印本《秘史》(依旧例称“俄本”)互校对勘,标明异同;更进一步立“附见”栏,将《圣武亲征录》、《元史》所见相对应的专名也列了进去,还在每一条目旁转写拉丁字对音,并立“备注”栏,对有关条目进行必要的考证。前后五易其稿,历时50余年。初时原备自用,深藏箧底,无心问世。而朋辈知有此稿,时或索观,因思倘能公之于众,使研治蒙元史的同道不必耗时费事自编索引,谅非无益。此意深得中华书局编辑部有关同志大力支持,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因重加董理,以《元朝秘史通检》之名,版行问世。大家认为此书很有用,或以“有学术价值的工具书”许之。

次说《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选录并考释》。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又跟蒙元史有其特殊关系。云南不但至今有蒙古族居住,而且有大量元碑存在,现存元代文物也不少。我长期在云南生活和工作,还参加过一年多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有关云南元代史事的探考,不能不是我的研究课题。据历史记载,当年忽必烈进军大理后,曾在五华楼驻兵。但这个五华楼是南诏故物,早已无存。后来的五华楼乃是清朝康熙年间对明修鼓楼的改称。1977年,老友王云先生回大理探亲,在县文化馆见到几块元碑,探询之下,知为1973年拆除五华楼时所出,原系修楼时垫做石脚之用的。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对“四旧”破坏之不遑。文化馆有意入藏,未能如愿,仅得此数通。多数已被用于县体育馆修造篮球场看台,余或流散民间,用作修桥补路、修厕所、垫猪圈的都有。他随即追踪到体育馆篮球场看台察看,发现改作看台之用的碑刻,有的所敷石灰业已脱落,现露出至元、至正等年号,审为元碑无疑。回昆明后因向有关部门游说,建议对砌做看台的碑刻进行拆换清理,以复其旧。得到省文化局支持,拨款6000元作为资助,大理地方党政部门也热心力促其成。1979年6月,王云约我和其他几位先生到大理,在大理文化馆有关同仁合作参与下,组成班子,将估计元碑数量较多的看台头两层进行拆换,对发掘出来的碑刻,逐块进行清洗拓片,所得远出预期之外。这些碑刻原为明初修筑鼓楼(即后来所称的五华楼)时垫做石脚之用,故均为元代(包括北元)或以前的故物,因有少数宋(大理)碑。总的看来,可大别为3类。一是汉字铭文比较完整的,但多已在两次垫用中遭到刬毁;二是汉字附有梵文;三是纯属梵文经咒的。回昆明后,我们根据拓片做了些整理,发现所拓还不够理想。9月间,我和王云又第二次赴大理,对拓片做了些拾遗补阙的工作,续有所获。前后计得宋碑3通,元碑66通(单纯的梵文经咒没有计算在内)。昔人已有“宋元碑不易得”之叹,过去《新纂云南通志》金石考所收元碑最为完备,细审所收不过58通,其中从旧志转录的26通,元碑尚存的32通,存目待访的41事。此次所获现存元碑远过此数,不谓为稀世之遇不可了。这批元碑的发现,不但对治蒙元史非常重要,而且对研究南诏史、大理史、白族史、彝族史也很有价值。其中元碑署年可考者自至元二十五年迄至正二十八年,最晚为北元宣光九年。考宣光乃北元爱猷识理达腊所用年号,止八年,无九年,九年为脱古思帖木儿在位之天元元年,此盖因南北交通阻隔,不知改元而致误。此外,如对忽必烈下大理下令止杀及侬智高死事等均有相关史料,足资考证。我们于所获大理五华楼元碑的发现不敢自秘,因稍加整理考证,编为《大理五华楼新发现宋元碑刻选录》,以油印本提交1980年在南京召开的元史研究会成立大会,轰动一时,海外蒙元史学界也对此表示关注。后又重加董理,改题《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选录》,在《西北民族研究》发表,2000年3月又在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选录并考释》。书分上、下两编,上编选录部分由我和王云先生合作,下编考释乃我所独撰,计收入论文11事,在此不复一一列举云。

再说《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和《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辞典》。两书是姊妹篇,论题近似,所以放在一起来说。《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1991年10月汉语大辞典出版社出版。大家知道,元曲里夹杂些蒙古语,过去治元曲的人对此视为畏途。胡小石先生在南京大学讲授元曲时,曾把元曲里的蒙古语比作拦路虎,令人裹足不前。元曲大家吴晓铃先生也说,从事古典戏曲研究的人,常常在选作品时不得不割舍有些理应入选的作品,原因之一便是注不出这些非汉语词汇(按:主要当指的是蒙古语),云云。近年为着寻检有关元代社会经济史料,随便翻阅了《元曲选》以外的一些元明戏曲书,发现其中不大为人留心的蒙古语竟意外的多,因草成《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收录蒙古语87事,以油印本提交1981年在乌鲁木齐召开的蒙古史学会年会,并送请元曲大家吴晓铃先生审正,多承赐教。于时吴先生赴美国讲学,讲到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时,当即出示拙著《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油印本,引起美国元曲大家韩南教授(P.D.Hanan)和加拿大元曲大家施文林教授(Wayne Schlepp)极大关注,托请晓铃先生函询我是否可以允许复制(他们是非常重视版权问题的),我当然表示同意。该文旋在《民族学报》发表,海内外反应尚好,并希望有以续为辑补。后又成《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拾遗》,收得蒙古语6事,在《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发表。时晓铃先生正在山西普救寺参加《西厢记》研讨会,与会的日本元曲专家田中谦二教授获见此文,颇感兴趣,因从晓铃先生处索得,云回国后作为他所指导的元曲研究生学习参考之用。1991年拙著《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专著在汉语大辞典出版社版行问世,海内外同道多所许可,吴晓铃先生在为本书所写的序言中并推为“必传”之作,令我深受鼓舞。惟是学如不及,本书出版后,我又获读前此无从寓目的一些中外文献资料,个人翻检亦续有所获,并应读者的要求,把清代戏曲中的蒙古语也收了进去,所收蒙古语由旧著的114条,增至近200条,并有部分来自波斯语、阿拉伯语、突厥语、满洲语等的借词。然则本书已非《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所能包举,因更名为《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2001年12月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著名蒙元史大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罗依果教授(Prof.I.de Rachewiltz)读后于2002年8月28日来信说:“去年你寄赠的大作《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我几乎每日用它,对我极大的帮助,再次谢谢!”

范:先生多年从事教学工作,桃李满天下,愿听这方面的感悟。

方:我的职业是教学。自从研究院毕业,一直从事教学工作,度过了40多个春秋。先在云南大学文史系任教1年,后转至昆明师范学院(今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以终老。严格说,我在研究院毕业前,已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文史地专修科上过课,后来还在昆明的好几所中学兼过课。回想起来,我教过的同学大概成千上万了。1987年退休,还不服老,给四届硕士研究生上过课,讲蒙元史。历年来我教过的课是很多的,在大学,开过中国通史、中国古代中世纪史、辽金元史、蒙古史、元史、历史文选、中国史学史、史学概论、历史教学法;在中学我教过国文、英语、历史。可以说,教书不但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乐趣,所谓“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我所教过的同学,现在都已长大成人,成为社会栋梁。在他们中间,从省委书记到专家学者、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到处都有,这首先必须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培养造就。想到我曾经跟这些同学一起学习、成长,我也有幸尽了一点绵薄之力,像一颗红色的蜡烛,为同学们在前进的道路上照明。我觉得生活得很充实,很满足,很幸福,很自豪,可以说,我并没有虚度年华。我常讲,人如果有第二次生命,我将毫不迟疑地仍然选择教书这个行当,不离开三尺教坛。倘问我的人生感悟,那就是8个大字:“愿为红烛,甘做人梯。”如此而已。

作者:范祖锜

蒙元史研究论文 篇2:

“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百周年座谈会”述要

2006年11月28日,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翁独健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国内外蒙元史、民族史学界的同仁80余人汇聚一堂,以座谈会的形式深切缅怀这位声誉卓著的一代学术大师。座谈会开了一整天,上午由郝时远先生主持,下午由罗贤佑先生主持。郝时远先生在致辞中指出,翁先生的学术成就不仅体现在他功力深厚的早期著述之中,而尤其体现在先生培养人才、指导学术、开拓领域的大师眼光。作为学者,自身的潜心研究和累累成果无疑是学术贡献,而领军学术团体、筹划学术发展、融通学术知识、开拓学术领域也是学术贡献,而且是更大的贡献。接着,在罗贤佑先生作了主题发言之后,先后有30余名专家学者发言,以翁先生对我国民族研究事业的突出贡献为主题,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或当前学术现状,从学科建设、学术队伍培养、学术研究方法与精神、史料整理、学术交流和成果的推出等方面,对翁先生的学术贡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因限于篇幅,对于这次座谈会的详细情况笔者将另文详述,这里仅择其主要内容简述于下。

翁独健先生在建国以前主要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在燕京大学历史系求学时,他就受陈垣、洪业等先生的影响,选定蒙元史作为研究方向,1932年完成的学士论文《元田制考》、1935年完成的硕士论文《元代政府统治各教僧侣官司和法律考》和193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爱薛传研究》都是有关蒙元史方面的成果。20世纪40年代后,翁先生又陆续刊发了《新元史、蒙兀儿史记爱薛传订误》、《斡脱杂考》、《蒙古时代的法典编纂》等重要文章。在谈到翁先生的研究成果时,大家一致认为,在已经逝去的大师级的学者中,翁先生公开刊发的文章虽然不多,但是无论在资料占有、方法运用还是文字凝练方面,都堪称蒙元史研究中的精品。

建国以后,翁先生更多地投入了学术团体、研究项目的组织和学科人才的培养等活动中,像中国民族史学会、中国元史学会、中国蒙古史学会等凝聚学者、提高学术水平的重要学术团体的成立、发展都与翁先生的筹划和组织密切相关。另外,翁先生还亲自参与筹划并组织实施了《蒙古族简史》、《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等一系列的科研项目。在与会者中,有为数不少的专家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翁先生主持的一些项目,或者协助翁先生做好这些课题的组织工作。他们不约而同地谈到,在参与课题的过程中,不仅有机会亲聆翁先生的教诲,而且在跟随翁先生做课题的过程中,自己得到了锻炼,学术水平得到提升。

翁独健先生不仅是一位博学多识的民族史学家、出色的学术组织和领导者,而且还是一位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家。在大学任教期间,他给学生开设过辽金史、蒙元史、中亚历史语言研究、中亚文化关系史、史学方法等多门课程,包括蒙古史的多种边缘学科,尤其是与蒙古史研究关系密切的中亚语言。据先生的学生、学友及与之有过交往的后学者忆及,翁先生学识渊博,通晓英、法、俄等多种文字,他给学生上课,古今中外,娓娓道来,颇受欢迎。在任北京市教育局长的十年任期内,他为发展和繁荣北京的中小学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据翁先生的大女儿翁如璧回忆,在那期间,她父亲每天的工作异常繁忙,需要处理很多事务,常常是她做完作业,睡了一觉醒来,已是深夜,但他还在工作。在担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第一任系主任期间,他多方筹划,延师聘教,并亲执教席,为历史系的教学与研究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据参加座谈会的王钟翰先生回忆,由于翁先生的个人魅力和学术影响,那时有很多史学名家都在历史系兼课,历史系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确实搞得非常有活力。

注重培养学科人才,提携奖掖青年学人是翁先生教育思想另外一个层面的体现。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在翁先生的关怀和指导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内蒙古大学相继形成了几支研究蒙古史、元史、中亚史及北方民族史的专业队伍,涌现出一批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而且这些研究人员现在大都成为了民族史研究的中坚和骨干。如在座谈会上,陈高华先生在谈到自己的学术生涯时说,他是受翁先生关怀和教诲的一个人,“之所以走上研究之路,与翁先生的指点、引导密切相关”。

翁先生的严谨学风和高尚人格情操是与会者谈论最集中的话题。在治学方面,翁先生特别推崇其在法国时的导师伯希和“精湛渊博,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的治学精神,在某个专门领域研究中倡导“求精确不求广阔,求专门不求闳通,宁失之狭细,不宁失之广泛”。他所发表的文章,无一不是这种精神的集中体现。翁先生不仅自己治学严谨,对他的学生也要求相当的严格。他常常对学生讲,做学问要有点“竭泽而渔”的精神,务必广泛收集占有资料,并深入细致地分析,做到“寻根问底”。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他要求学生引用史料时,务必明确注出作者、书名、卷数、页码、版本,认为这是科研的戒律。据薄音湖先生回忆,他在做论文的时候,由于疏忽和大意,没有注明引文页码,翁先生看后,坚决让其到各大图书馆、资料室重新一一查注,并说:“不把一切标注清楚,就是成心不让别人核对你所用的史料。”

作为大学问家的翁先生,并没有所谓大家的架子,他为人谦和,正直热情,不盲从,实事求是,敢于承担风险,坚持真理。1957年反右扩大化后,出现了一些极“左”的口号和有悖常理的举措,翁先生身边的一些同志被打成右派,而他对右派朋友不离不弃,照常交往,深表同情。据著名作家萧乾先生的夫人回忆,当萧乾被打成右派后,翁先生毫不回避,而是一如既往地以老友相处,多次不顾行走不便,前往家中探望。文革伊始,当史学家吴晗的剧作《海瑞罢官》被江青、姚文元等人诬蔑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时,翁先生敢于仗义执言,在一些不同的场合,公开为吴晗辩护。王钟翰先生回忆了他与翁先生交往的日子,认为翁先生心胸坦荡,为人正直,是非分明,表里如一,具有高尚的情操,在他身处逆境中还多加关心。

座谈会围绕着上述三个大的方面,大家发言踊跃,气氛热烈,都从各自不同的方面,尽情地抒发了对一代学术大师翁独健先生的景仰之情、感念之情。翁独健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最后在坦诚、真挚的氛围中圆满结束。罗贤佑先生在总结陈辞中指出,翁先生一生诲人不倦,他的学术著作和学术思想对后学者多有嘉惠,为后学者留下了许多精神财富,为我们树立起了学术的丰碑,我们大家聚在一起,深切地缅怀先生,是要学习他谦虚谨慎、顾全大局、鞠躬尽瘁的高风亮节,淡泊名利、勤勉敬业、以事业为重、务实创新的精神,是要很好地整理和继承先生给我们留下的丰厚的学术遗产。

(作者管彦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邮编100081)

〔责任编辑 华祖根〕

 

作者:管彦波

蒙元史研究论文 篇3:

史学家李思纯及其文化史观

李思纯为民国时期的一名非主流史家,治史领域甚广,对蒙元史、中外关系史、民俗史、地方史、兵制史等均有较为深入的研究,著有《元史学》、《江村十论》、《成都史迹考》、《大慈寺考》、《中国民兵史》、《学海片鳞录》等。《川大史学·李思纯卷》把包括李思纯在内的何鲁之、刘掞藜、周谦冲、束世澂等川大学人定位到“二十世纪中国新史学所包纳而又与主流有所疏离”的一批学人之中,并归纳这批学人具有相似的文化观念和史学观念:“在文化观念上,他们不赞同‘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的否定态度,对主流派新史学不无批评,主张结合传统与现代,而思想资源则更多地来自西学。”

一、李思纯的生平与著述

李思纯(1893—1960),字哲生,四川成都人,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家。1893年出生于一官宦人家,自幼熟读诸子百家。中学时曾受到过史学家张森楷的教诲,初开史学门径。民国初年,李思纯学诗于四川大儒、著名诗人赵熙,被后者赞誉“年少俊才”。五四运动爆发后,李氏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在《少年中国》发表文章,倡导文学改良和新诗创作。

1919年秋,李思纯与李劼人、何鲁之等赴法国勤工俭学,次年李思纯进入巴黎大学主修文学,兼及史学。他在随巴黎大学历史教授瑟诺博司学习史学研究法期间,深受其影响。后来将法国史家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合著的《史学原论》法文版全书,参照英文版翻译成中文并介绍到国内,“是为国人最初介绍西人治史方法著述之一”。1922年,李思纯迫于经济压力转入柏林大学读书,其间结识了陈寅恪,此后两人常有诗歌唱和和学术切磋,“相交近四十年”。

1923年初,李思纯回国,在吴宓介绍下被聘为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法文及法国文学教授。授课之余,他常在《学衡》上发表文章和诗歌。他曾发表《论文化》一文(《学衡》第二十二期),成为我国学界较早传播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史观”的学者之一。李思纯因投稿《学衡》而与吴宓结识,两人多有诗歌唱和,因观念相近、意气相投,而成为终生挚友。李思纯因多赞同学衡派的思想主张,且在《学衡》杂志上发表不少文章(以诗文为主),又与学衡派主要成员吴宓、柳诒徵等人交往密切,而多被学术界认为是学衡派的成员。在李氏晚年,还为此遭到猛烈批判。

1925年,李思纯经友人介绍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预科任教,同时担任北京国立编译馆编译。在此期间,李思纯交友颇多,又得与老友陈寅恪、吴宓相见,并谒见了国学大师梁启超和王国维两先生,“皆甚重之”。192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其名著《元史学》,此书出版之前得到史学大家王国维、柳诒徵、陈垣、朱希祖等人的审订。该书主张引用域外新材料以补订国内研究之不足,采用西方新史体来改造元史,这就打破了中国传统元史研究重中国、轻域外的局限和旧史体的束缚,从而给元史研究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全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李思纯返川后,执教于成都师范大学和成都大学,并开始卷入地方政治。“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李思纯奋笔疾书而作《中国民兵史》(未刊),追述我国历代兵制,尤重探讨兵农合一的“民兵”制及其沿革损益,力倡建立现代兵制以御外侮。

1936年,李思纯担任西康建省委员会顾问,在西康考察期间,写有《康行日记》,记载了西康建省的经过和他在那里的生活情况,是研究当时西康社会的珍贵史料。同年,他撰写了《成都史迹考》一书(未刊),该书是较早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成都建城史的著作。抗战全面爆发后,李氏仍任教于四川大学。1941年,李思纯任川大史地系主任,由于日寇飞机轰炸成都,李氏举家随川大迁往峨眉山。

抗战胜利后,李思纯以西康省国大代表身份于1946年两赴南京参加“制宪国大”,期间写下《金陵日记》。《金陵日记》既记载了李氏亲历制宪国大会议的内幕纷争,又有会议之外的种种活动,从中也可以窥探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一段心态史,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1949年12月,成都解放。次年,由于政治问题,李思纯被川大解聘。

1951年李思纯在重庆“革大”学习改造,年底被分配到四川文史馆任研究员。五十年代,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民俗史和地方史的研究上,著有《江村十论》和《大慈寺考》(未刊)两书。《江村十论》是十篇学术论文的合集,《说歹》、《说站》与元史有关,《说殉葬》、《唐代妇女习尚考》、《说民族发式》、《灌口氐神考》等篇则是考辨丧葬、妇女习俗、民族风情、民间信仰等问题,考证严密,论述深刻。《大慈寺考》考证了成都古今第一名寺大慈寺的创建、扩建、变迁、毁灭与重建等情况,叙述了历代以大慈寺为中心的寺门集市、绘画艺术、画人传略、游览宴会、名僧轶事等周边状况,是研究成都城市史的重要著作。

1960年3月14日,李思纯因突发脑溢血病逝,终年六十七岁。留有遗著《学海片鳞录》一卷,“是李思纯先生生前读书札记的未定稿,1939年写于成都”。主要涉及历史地理、民俗学、语言學等领域,很是精粹。

1945 年吴宓《赋答李哲生思纯诗》曾称赞李思纯除了能作诗外,还“仙河传译美”(即《仙河集》,为李氏所译法兰西诗选集)、“史业名山富”,总结了李氏治学的两大领域和成就:史学和翻译。李思纯治学有一个较为明显的变化轨迹,他早年求学主攻文学,兼及史学,但学成后治学主要在史学而非文学,成就亦以史学为重,文学次之。具体到史学领域,早年李思纯以翻译历史研究法和研究蒙元史而闻名于世。此后他继续从事蒙元史、中外关系史等领域的研究。“九·一八”事变后受到民族危机的刺激,他开始注重中国兵制史的研究。从三十年代中期又开始注重地方史的研究。晚年的李思纯则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民俗史和地方史的研究上面。

值得一提的是,李思纯从三十年代中期开始注重地方史的研究,似乎受到了川大学风转变的影响。自三十年代中期开始,尤其是抗战爆发后,一批主流派新史家进入川大,带来一股注重实地调查的学风;在此前蜀地学者乡邦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巴蜀史研究迅速完成了向现代史学的转化,明确的区域研究意识成为川大史学的一大特色。1927年李思纯返川后,执教于四川大学前身——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等高校直至国立四川大学建立,其治学应受到川大学术风气的影响。“从1936年8月至11月哲生在康定期间,一是处理政务和宗教事务,筹划西康产业发展、交通道路等事宜;同时考察西藏风土民情和藏族人民交往”。所以李思纯赴西康考察不应简单地视为职务所需受到刘文辉的邀请而去,背后实有学术风气的影响。李思纯在考察西康期间写有《康行日记》,之后写了《西康建省的消极改善条件》等时政文章,并“积极参与康藏研究社之发起,义务为社刊供稿”,还翻译了法国传教士古纯仁对康区考察的著作《川滇之藏边》中的主要篇目,发表在任乃强主编的《康藏研究》月刊上。不仅如此,李思纯治史也具有明确的区域研究意识。李思纯在西康考察的同年,他所著的《成都史迹考》被认为是较早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成都建城史的著作。从李思纯晚年所著的《大慈寺考》似乎也可以发现,注重地方史研究的治学取向一直延续到他晚年。

纵观李思纯一生,“虽曾置身政坛,但其主调是游心于文学,留意于学术,勤于思,敏于学,笔耕不止,死而后已,是一位值得后世尊崇的学问家”。

二、文化形态史观下的历史循环观

李思纯早年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德国柏林大学,很早就接触到西方各种史学思潮,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即为其中之一。1923年,他在《学衡》第二十二期发表了《论文化》一文,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文化发展的循环史观,成为我国学界较早传播斯氏“文化形态史观”的学者之一。

首先,李思纯指出文化大都是被战争摧毁的,历史发展基本上是循环的。在涉及文化发展是“进化为直线抑为循环”这一“西方哲学上最难解决之问题”时,李思纯不只是停留在哲学层面的理性推度,而是从历史经验出发:“其在西方,观于埃及、巴比伦、雅典、罗马;其在东方,观于长安、洛阳、金陵。吾窃有味乎盛衰起伏之理矣。”认为东西方文化发展是有着盛衰起伏的规律,这其实是一种历史循环观。而盛衰起伏的原因主要是“摧毁文物主义”或曰“番达主义”,即战争破坏,如番达种人对罗马帝国文化的摧毁,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对文化的破坏。所以“文化循环人事倚伏之义”和“东西历史中番达主义之充盈隐现”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接着,他引法国哲学家拉郎德(La Lande)对进化论的质疑,来证明“礼俗、学术、道艺、政制之为物,古者固多不如今,而今者亦未必其胜古”;引法国史家吉梭的《欧洲文明史》对欧洲文化“发育滋长,实互相倚伏、互相影响”的论述,来证明“曰文化必死者,谬说也;曰文化不死者,亦谬说也”;对斯宾格勒的著作和观点则予以重点介绍,并认为斯宾格勒是“论文化之盛极而衰,衰极而亡,而持论最有力者”。李思纯通过列举东西方历史中文化灭亡的例子,认为文化衰亡的原因,“大都亡于番达主义”,“或由外力,或由内铄”。“外力者,躏于蛮族,践于戎马,而折其根株是也”,即外族入侵造成的文化灭亡;“内铄者,积腐生蠹,变革乘之,而形质顿易是也”,即腐朽而引发的变革造成的文化灭亡。

最后,李思纯运用“生、住、异、灭”的观点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他说:“今中国之文化,‘生’于唐虞三代,‘住’于秦汉,‘略异’于唐宋元明,而‘大异’于晚清以迄今日。其生也,或以为来自西域,或以为吾土所固有,故不必论。其住也,则两汉之间,人承晚周之学,经置博士之官,说文则卓然文字之源,政教则依稀三代之旧。固纯然中国文化也。其略异,则印度文化之输入,而唐宋以来抽象之哲理宗教(老庄清谈理学文辞),具体之实物表现(图画建筑音乐),无不蒙其影响。既此元则通中亚,明则通欧西,而地舆天算历法制造之影响尤巨。然宋儒理学隐承佛化,而终以孔、孟为依归。明人之研西学,则仅供知识之辅助,其于中国伦纪大义文字定则无所移易,但有宏通,故日略异而已,若其大异,则在今日。”

李氏对远古三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做了一个分期,认为其起源于远古三代,直到两汉仍继承了晚周以来的学术、官制、文字和政教,此时中国的文化还是比较纯正的。但到了唐宋之际,随着印度佛教的东传,佛教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愈来愈大,直至儒、释、道三家合流。元、明两代,欧亚东西交通畅通,尤其是明末清初以来西学东渐,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愈来愈大,但这只是中国文化的“略异”,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并没有触动。而自晚清以来时局大变,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华文明开始落后于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中国传统文化遭受的冲击也越来越大,以致出现了文化的“大异”:“其初为物质之变,则制器尚象,坚甲利兵也;其第二步则政治法律也;其第三步则学说伦纪道德礼教也。”即器物、制度、文化三次变革。中国文化经历了“生”、“住”、“异”三个阶段后,第四阶段“灭”即将到来。

此时中国出现“新旧思想之冲突”,“此冲突蓋中国文化估定价值之关头,亦即中国文化之生死关头”,是“采取欧化之程准”,还是“保持旧化之程准”,这是“决定吾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之地位”的关键抉择。李思纯认为“中国文化既已根本动摇”,但不能如“过激派认中国旧文化为毫无价值,而以实施番达主义为必要”,而应该先要正确估定中西方文化的价值:“故国人之正确态度,当对于旧化不为极端保守,亦不为极端鄙弃;对于欧化不为极端迷信,亦不为极端排斥。所贵准于去取适中之义以衡量一切,则庶几其估定文化改正旧物之态度,成为新生主义之实现,而不成为番达主义之实施。”“‘精确’估定价值而后确无可取,则拉杂摧烧以殉番达主义可也。”可见李思纯作此文的主要目的是警示国人要慎重对待中西文化,首先要正确估定中西文化的价值,再来振兴民族文化。

后来雷海宗、林同济等人运用“文化形态史观”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进行了探究,在抗战期间还兴起了以“文化形态史观”相标榜的战国策派,影响可谓盛极一时,但是他们也未能将“文化形态史观”与中国传统史学很好地融合起来,战争结束后战国策派的声音很快便销声匿迹了。究其原因仍是:“斯宾格勒、汤因比的历史哲学的影响面仍限于观念层面,如同鲁滨逊新史学派一样,最后都免不了被新一股史学思潮所冲淡而归于沉寂。”另一方面,正如任何史学理论都离不开其生长所特有的文化土壤和时代背景一样,文化形态史观也可能缺乏适合在中国生长的土壤。一旦不能很好地找到它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契合点,便很难迅速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生根发芽,发展壮大。二十世纪前半期,真正在中国史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是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西方实证史学。

作者:周龙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