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貌神话女性主义论文

摘要从女性气质生产和消费的角度对虚拟偶像进行剖析：从生产的角度来说，虚拟偶像依托技术将人物拟象化，通过气质规训和数字编码制造极具真实的完美女性；从消费的角度来说，处于男权社会中的虚拟偶像满足了消费者对身体、符号、情感的消费需求。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美貌神话女性主义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美貌神话女性主义论文 篇1：

体育新闻报道中的性别意涵分析

【摘要】体育新闻报道长久存在性别失衡的现象，这样普遍的文化现象传递出男优女劣的意识形态，维系了男性在运动领域内的霸权地位。本文采用量化的内容分析与质化的论述分析两种研究路径，对2008年～2011年台球项目的国内体育新闻报道的性别意涵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无论从内容分析还是论述分析，最终都可归结到女性运动论述中的“美貌神话”。

【关键词】女性运动；媒体再现；女性研究；运动传播

自古以来，运动对女性就存有偏见和不平等的待遇。对于人类体育竞技活动影响最深远的奥运会，在希腊雅典时期的古奥运时代，只有男性才有权利参加，妇女和奴隶一样，连在场边观看都不被允许，遑论参与竞技[1]。第一届现代奥运会的创办人顾拜旦爵士（Coubertin）更是坚决地反对女子参加奥运会；ESPN选出20世纪100位最伟大的运动员，其中只有8位女性。以至于可以说，女性在运动历史中不只是被排挤在边缘，而且简直是完全排斥在整个体系之外，彻底剥夺女性的社会文化地位，并使女性成为“不在场”的一种虚无存在[2]。

正当运动与媒介两个领域在建构性别差异上，各自扮演重要角色之时，一旦两者结合为一体，所传递出的性别意识又如何呢？此类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内容分析为基础，针对媒介中对女性运动员的呈现，特别着重在女性运动特质被边缘化与贬低的方式，以及将男子的能力视为常规的媒体产制方式加以剖析[3]。此类主题的体育传播研究，已经是国外文本传播研究的主流，但反观国内却缺乏相关成果，以至于无法得知国内媒介是如何呈现女性运动员[4]。故本文拟以体育媒介内容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中的性别意涵，分析其呈现男女运动员的再现策略。本文同时采取量化的内容分析，与质化的论述分析，借由多元方法的三角检核，希望能对体育新闻报道的性别意涵有更全面、更深入的解析。

内容分析

首先，研究对象。

本文以国内的台球新闻报道作为研究对象，因为台球项目已经获得国内媒体的充分关注，且男女台球选手均具世界顶尖水平，在比较媒体的再现策略中，不会受到来自男女间表现差异悬殊的因素干扰。

在赛事的选择上，基于赛事报道需具备的内容丰富性特征，本文选取国际性赛事作为研究对象，包括2008年～2011年的安利杯世界女子九球公开赛、世界九球中国公开赛的男子与女子组赛事、世界女子九球锦标赛、2010广州亚运会、洲际对抗赛、世界女子暨青少年台球赛、斯诺克世锦赛以及斯诺克大奖赛。

在样本的选择上，是以在市场占有率和读者影响力上具有代表性的体育报刊《体坛周报》、《体育周报》、《东方体育日报》、《扬子体育报》，以及新浪、搜狐、网易三大门户网站台球板块在赛事期间所有的相关新闻作为分析样本，本文共搜集了596篇相关报道。

其次，类目建构及信度。

本文根据运动传播领域中有关性别议题方面内容分析的研究文献，以及研究者实际搜集报纸报道过程中的经验，根据研究目的与需要，将内容分析分为以下五个部分：（一）报道主题内容；（二）报道对象性别；（三）胜负归因；（四）运动员特质的描述；（五）外貌∕成就重点。

信度方面，本文以“编码员信度法”检定信度。所有题项求得的编码者信度为0.87。而针对个别题项部分，信度则都在0.9以上。

最后，内容分析结果。

媒体关注度差异。在所搜集的596篇新闻文本中，单一赛事中，以男子赛事斯诺克世锦赛的平均报道量最高（体育报刊87篇，网络165篇），其次是世界女子九球锦标赛新闻（体育报刊34篇，网络51篇）。世界九球中国公开赛上，男子比赛的报道数量均多于女子比赛。因此，扣除亚运会这个区域性综合体育赛事，单就台球赛而言，女子赛的世界女子九球锦标赛最受重视，而积分最高的世界九球中国公开赛，则有重男轻女的现象。

就报道形式而言，报纸报道各项赛事均以纯粹新闻或是赛事结果的解释分析为主。进一步分析发现，世界女子九球锦标赛有较多的选手侧写（23%）、专题报道（6.3%）与花絮（17.8%），报道形式比起其他赛事较多样化。报道主题以选手侧写（23%）最多，每年赛事都有针对每一位参赛选手的人物侧写特稿。赛前预告的新闻比例也很高（20.9%），锦标赛自从1998年起每年开赛前都会举办盛大的记者会，由于赛事引起了广大反响，自2008年起就开始举行许多造势公关活动。

再现策略的性别差异。虽然单一赛事中，以世界女子九球锦标赛最受到媒体重视，但是当分析男女合办的赛事时，失衡的现象就显现了。分析报道主角的性别，发现4项男女合办的赛事（世界九球中国公开赛、2010广州亚运会、洲际对抗赛与世界女子暨青少年台球赛）都比较强调男子组（57.3%比28.3%），即便是在报道中男女的字数与强调程度都差不多的情况下，媒体仍将男子组放在报道较优先的位置，而这些合办的赛事主办单位也都将女子决赛安排在前，视男子决赛为最后高潮，依旧不断复制社会中男优女劣的意识形态。

分析媒体对选手表现的归因，发现在胜利归因方面男女并无很大的差异，都以正面肯定他们的技术优异、表现稳健。但在失败归因上就对女选手较为不利，女选手有较高的比例被形容为阵脚大乱、技不如人，而男选手则较常被归为运气不佳，与过去的研究结果相符。

在报道的强调重点上，虽然媒体不分男女，形容选手时都以在运动场上的表现为主，但在比例上却呈现出极大的差异。形容男子的运动表现占98.8％，相对的，女子则有较多的报道会提及她们的穿着与打扮，有15.9％的比例在报道中完全只谈论选手的外貌与穿着打扮，不谈运动表现，总计有近三成的新闻都谈及女选手的表情与外貌穿着打扮，与男选手仅有1%的比例相差甚远。这样的研究结果也都与过去文献相同，这显示媒体对于女性运动员的再现中，篇幅花费在她们的女性气质与美貌，已经是体育记者在新闻写作时的常规。

论述分析

由于本文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对文本中陈述的排比，分析隐藏于新闻文本中的对于女性运动员的论述结构，以及潜藏的权力关系，接近于傅柯的权力观点，故采用傅柯的论述分析策略，并结合使用Kendall and Wickham（1999）在《运用傅柯的方法》中提出的“论述形构方法[5]。

命名与分类。Hall认为我们在生活中一直将人们分门别类，通过对类别间差异的辨识，区分出我群与他者的分别，进而加以命名、贴上标签，而这些命名或标签都是富含价值评判的操作，并携带了不同的意义。运动选手尤其常被人们用各种封号来称呼，尤其是职业运动选手，在高度商业化的同时，为了吸引注意、彰显个人特色，常有固定的绰号，多半这类绰号的命名权掌握在运动组织与大众媒体的手中[6]。

搜集媒体对男女台球选手的命名可发现，对于女选手的绰号使用两种命名策略，一是强调外貌特征，二是使用“幼稚化”的符号。例如，“漂亮宝贝”、“台球芭比”与“台球情人”也都因为选手的外貌美丽动人而得名。

反观男选手的绰号，“冷面杀手”、“魔术师”、“飞弹”、“无敌铁金刚”等，所使用的符号大都强调台球选手所需的运动特质，如沉着冷静、爆发力、精确度等，男选手的命名策略直接关连台球运动所需的天分与禀赋。当这些命名与卷标一再在媒体中具体而重复地被提及时，它就成为一套有规范力的论述，依据性别一分为二，制造出一种社会共识，男选手着重的是技术，女选手则是美貌。

运动能力的解释。Duncan and Messner认为专业的运动评论家有相当大的力量能塑造阅听人的收视经验，进而影响阅听人对运动员表现的评价。本文在内容分析部分，发现在赛事结果的描述与解释上，男女在胜利归因上主要都是称赞他们技术层面或是心理状态的优异表现；但在失败的情况下，媒体归因对男子选手较为有利。但是内容分析只能对每场对战结果的输赢原因进行次数的计算，说明的只是表面意义，本文继续在质化分析上进行诠释。

以《台球神童长大了》与《改变造型扭转球运》两篇报道为例分析发现，上述分别对丁俊晖与潘晓婷的报道，都在他们拿到重要国际赛事的冠军后，以特稿的形式对两位运动员的成就予以赞扬，立意原旨都是要正面肯定当事人的成就，丁俊晖以《台球神童长大了》的标题，而潘晓婷是《改变造型扭转球运》，对于潘晓婷的改变加入相当篇幅的外貌论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两者成就的因果推论，丁俊晖是“这两年他很认真求进步”，潘晓婷却是“改变造型扭转球运”。如此将男性的成就归于主动性的自我努力，而女性的成就却来自与运动毫不相关的造型改变因而带来的运气，显示潘晓婷的主体位置是被动、外控的，如此的归因方式论述是将女性的成就平凡化的实践。

此外，两篇报道都对过去不受重视的处境加以剖析，但是丁俊晖的场景描述都来自球场上的抗衡，但是提及潘晓婷却是因为其姿色不显眼，造型平凡。就两篇报道发言的主体上，丁俊晖有许多次主动的发言机会，主动诉说金牌对自己的意义，以及对自己未来的期许；反观潘晓婷的报道却无任何发言，所有场上的表现，甚至容貌的形容定义权都来自记者单方面的陈述，从发言权的行使上，可以看出媒体文本中的权力结构，男选手的报道中，选手与记者同时拥有对当事人行动的解释权，而女选手则未握有发言权，显现男选手与记者两个主体间的权力位置较为平等；女选手的主体与记者相较之下则居于弱势。

结 语

本文无论是从内容分析还是论述分析，借由二元对立的思考方式可以发现，运动新闻文本建构了男性特质／女性特质、男中心／女边陲、男成熟／女幼稚、男主体／女客体、技术资本／美貌资本等陈述的排比都能帮助我们了解媒体所承载的意识形态，正如同Derrida指出的，很少二元对立的划分是中立的，性别论述的二元对立中，男性的一端总是居于主控位置。此外，各种陈述主题最终都归结到女性运动论述中的“美貌神话”。美貌是女性运动员获得赞赏的条件，也是父权体制将她们边缘化的武器；美貌是女性运动员借以竞争地位的资本，同时也是压迫女人的一种主宰力量。

总之，体育作为一种动感的艺术，通过展现力与美的完美结合，呈现出运动员的健康之美。[7]56我国媒体需要更好地融入世界体育新闻界，获得更多的国际体育文化信息，与世界文化进行交流互动并从中获取知识，从而更快地提高我们的体育新闻报道水平和地位，赢得世界体育新闻界一席之地。[7]5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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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玫霖.女性与媒体再现：女性主义与社会建构论的观点[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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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蔡采秀.社会转型期中国体育新闻报道价值取向的演变与反思[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1（4）.

[5]姜廷波，辛鹤.内容分析、文本分析与论述分析在社会研究中的运用[J].传媒观察，2009（7）.

[6]牛森.论体育新闻报道异化现象及其负面影响[J].山东体育科技，2010（1）.

[7]何福洋.简论我国体育新闻的发展趋势[J].新闻爱好者，2012（1下）.

（作者单位：河南电视台）

编校：张红玲

作者：朱雪飞

美貌神话女性主义论文 篇2：

虚拟偶像的女性气质生产与消费逻辑

摘 要 从女性气质生产和消费的角度对虚拟偶像进行剖析：从生产的角度来说，虚拟偶像依托技术将人物拟象化，通过气质规训和数字编码制造极具真实的完美女性；从消费的角度来说，处于男权社会中的虚拟偶像满足了消费者对身体、符号、情感的消费需求。

关键词 虚拟偶像；女性气质；气质规训；消费逻辑

基金项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科基金项目“新疆县级融媒体中心舆论引导力研究”（编号：20BXW115）的阶段性成果。

虚拟偶像的女性气质具有特殊性，克里斯汀·维斯勒·德·帕纳菲认为“这些人造的女性通过比生理上的女性更精心设计和执行的女性气质表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这种有别于现实的“女性气质”，使虚拟偶像更具吸引力。从生产的角度来说，虚拟偶像通过数字编码和机械复制创造出完美女性；从消费的角度来说，完美女性的诞生满足了消费者对身体、符号及情感的消费需求。虚拟偶像作为对现实的映射和延续，如何认识其女性气质的生产与消费逻辑，是需要关注和讨论的新问题。
1 虚拟偶像：技术合成的数字女性

虚拟偶像是运用人工智能、AR、VR等技术建构的拟象化符号，它拥有诸多令用户认同的外在和内在特质，具有出众的容貌和完美的性格，所呈现的“人格化”形象，满足了大众对美好女性的幻想。虽然是无生命的实体，但通过技术的运用，可以实现与用户之间的亲密接触和交流。虚拟偶像所展现出来的特性迎合了人们的审美需求，为大众呈现出完美的景观。

从最早出道的虚拟偶像林明美，到日本大火的初音未来，再到我国的洛天依，都体现出了相比真人女性更加完美的女性气质。借助虚拟的“人格”符号，虚拟偶像也更容易获得大众喜爱。丹尼尔·布莱克认为“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御宅族所珍视的那种女性特质（同时幼稚化和性感化，可爱而不具威胁性和屈从性）不可能在任何活着的人身上得到令人满意的体现；因此，它最明显地存在于动画人物和人偶等媒体中。活着的偶像可以上演这种女性化的表演，但虚拟偶像就是这样的表演。”[ 2 ]

“虚拟偶像由技术实现着‘人格化’的形象编码”[ 3 ]，通过采用Vocaloid和人声录音进行语音合成“可爱的偶像声线”。作为女性的数字模拟，虚拟偶像体现了女性的理想化状态，如洛天依的年龄设定为15岁，不仅永远青春，还可以通过技术的发展不断提升其皮肤和毛发的质感，为用户带来愉悦的视觉体验，而不会“显露出岁月流逝、经历、年龄或深刻思想的痕迹”[4]。此外，通过技术的运用可对虚拟偶像的人物性格进行编辑，使其不断满足用户期待，构建完美女性。

在对虚拟偶像的编码设定中，虚拟的“女性气质”成为象征符号和消费资本。虚拟偶像以表演的形式吸引用户，所展现的“女性气质”成为符号资本和文化生产力。

人工智能的发展不断规训和丰富着虚拟偶像的女性气质以此满足用户的消费需求。虚拟偶像的开放式运营和粉丝的自主编辑使其呈现出鲜明的个性化女性特质。粉丝群体在虚拟偶像的发展过程中拥有较高的自主性和符号生产力，其服装风格和外貌特征都可以由粉丝决定，并通过赋予不同的符码意义丰富着虚拟偶像的女性气质。虚拟偶像采取的开放式运营，使用户能够参与到发展的全过程，对其进行全方位的女性气质规训，更大程度地满足用户的消费需求。
2 虚拟偶像的女性气质生产

2.1 机械复制下的完美形象

机械复制时代通过技术和大众传媒向人们构建超乎现实的完美身体形象，并在数字编码之下将其扩展为一个大规模的身体工业，使身体在技术的操纵之下毫无“灵韵”可言，具有个性化的身体在技术和传媒的操纵之下逐渐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工业产品”。虚拟偶像作为技术合成的工业产品，通过技術编码构建符合大众期待的外在形象和行为举止，使其具有区别于现实女性的突出气质。这种性别气质促进了虚拟偶像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减少了用户对虚拟偶像内在精神的关注，从而不断加强了父权社会的控制。近年来大火的虚拟偶像如虚拟歌姬洛天依、虚拟网红博主Lil Miquela、虚拟主播绊爱等，均为青春靓丽的少女形象，凸显了工业复制下的审美标准和完美形象。

“虚拟偶像是一个女性身体的数字翻译，因此，她的价值在于她能够捕捉女性特质的某些特征，同时又失去了其他特质，并用数字格式特有的新属性来代替它们。”[ 2 ]数字编码的虚拟偶像在技术与符号的裹挟之下拥有比真人更加突出的女性特质，散发着更加迷人的诱惑力，提升了女性的审美想象，但也模糊了女性对美丽的真正定义，而陷入“美丽的工业产品”无法自拔。洛天依等虚拟偶像拥有比真人女性更加柔软、光滑的皮肤，其所呈现的年轻美丽的女性形象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反而会随着技术的发展有效提升其在镜头前的真实感，打造更加完美的形象，建构符合社会期待的女性形象。

2.2 符号生产下的气质规训

在符号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操控下，虚拟偶像呈现出被规训的趋势，通过技术编码建构完美人格，实现了对社会文化、教育观念以及用户体验的内化，使其自觉地符合社会整体的身体规范和气质规范，满足用户的想象期待，作为一种“景观”被观看和欣赏。

虚拟偶像将女性身体作为一种符号进行数字编码，使其能够以“符号化”的数字身体感知世界，并成为符号消费的载体。数字技术和大众传媒的发展把对女性身体的规训和改造映射到虚拟偶像之上，通过不断地编辑使其符合大众的审美期待，成为向社会展示的身体符号商品，并通过技术监视进一步沦为全景监狱中被监视的对象，使权力通过技术产生永恒性的作用。无论是洛天依还是初音未来的粉丝均可通过技术的使用对其进行身体上的规训和更加全面的管控，实现从歌曲创作、封面绘制、模型制作、舞蹈动作等全方位的创作，将其建构为符合用户想象的理想女性形象。

数字编码的虚拟偶像是一种技术控制之下被凝视和符号化的物质载体，并被物化为一种具有女性气质的消费符号，在构建社会审美与消费关系之余，也对社会文化和审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既满足了人们对于女性的社会规范和审美消费需求，也进一步实现了对社会审美的驯化。

2.3 数字编码下的拟象真实

后现代拟象社会，真实被建构，人们生活在一个“超真实”的世界。这种“超真实”主要表现为媒介技术对现实世界的想象性再现。技术参与主体的生产实践对虚拟偶像的外在形象进行编码建构，打造完美的外在形象，并借助大众传媒的强大力量对虚拟偶像进行标签化包装，使其具有更真实的人格化特征。技术的运用使虚拟偶像在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了“现实”和“虚拟”的进一步融合，创造了“超真实”的数字女性。

数字编码的虚拟偶像被塑造的拟象身体，通过技术规训构建为社会榜样，成为女性审美标准，内化为一种社会价值观。虚拟偶像的“超真实”存在通过技术赋权和不同场景中的呈现强化了大众的认知。用户通过技术的运用和想象与虚拟偶像建立亲密关系，对虚拟偶像所呈现的虚幻形象充满期待，并将其建构为标准的审美参照。在这一过程中，用户沉迷在媒介打造的拟真幻想中无法自拔，在不自觉中成为被消费的主体。
3 虚拟偶像的女性气质消费

虚拟偶像在生产女性气质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创造符号价值提升自身价值，满足用户对完美女性的符号期待。鲍德里亚认为：“符号价值就是指物或商品在被作为一个符号进行消费时，是依据它所代表的权力和社会地位等因素来计价的，而不是根据其成本或劳动价值来计算。”[5]虚拟偶像的完美女性气质满足了粉丝对身体、符号、情感的消费需求。

3.1 男权社会中的身体消费

福柯的权力理论认为，话语就是权力，权力通过话语在文化机制中起作用[ 6 ]。技术与权力话语的共同作用将虚拟偶像的身体进行数字编码和符号化，并将其建构为符合用户期待的消费品，使用户可以通过对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的建构，以一种更为开放与明目张胆的方式将虚拟偶像置于全场景监视之下进行公开的身体消费，身体异化为一种符号，并被媒体建构为一种“景观”进行消费。虚拟偶像利用技术编码将女性身体视为消费目标，从现实父权社会的审美出发，建构符合男性审美需求的外在形象和内在特质，对其着装和话语表达进行构建，将其塑造为符合社会消费需求的完美女性。

虚拟偶像的数字身体在男权话语与技术建构之下呈现出的完美状态契合了消费社会的审美需求。无论洛天依还是初音未来，其年龄设定均是幼龄化，外在形象设定均为瘦小美丽，性格设定也都从乖巧、懂事、体贴等特质出发贴合消费社会之下迷恋青春、健康以及身体之美的时代需求，成功制造了“驯顺的身体”，满足了用户的身体消费欲望。

3.2 他者凝视中的符号消费

美国女性主义者纳奥米·沃尔夫在其著作《美貌神话》中提出，在父权主义的“男性凝视”和全球资本主义的打造下，美貌神话成为操控女性的工具[ 7 ]。虚拟偶像通过技术编码建构女性符号，迎合了他者凝视之下用户对特定形象的期待和设想，满足了用户对二次元与女性气质结合之下的符号消费欲望。对于用户而言，洛天依和初音未来等虚拟偶像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它是一种技术与文化规训之下虚拟的、完美的、代表美好与纯洁的女性符号，并借由对技术的控制实现对符号的控制和消费。

在消费社会，男性凝视之下的女性消费更具符号化的特征。虚拟偶像通过媒介和技术赋权建构他者凝视之下具有“诱惑力”的女性气质，使虚拟偶像被“物化”为符号，用户通过对符号的占有和消费，实现从符号资本向物质资本的转向。在消费主义和他者凝视的外在推动以及自我规训的内在驱动之下，虚拟偶像的女性气质得以不断开发并被赋予具有个性化的符号意义，满足了用户对符号消费意义的建构，从而实现技术建构下女性气质的流量变现和符号变现。

3.3 情感劳动中的情感消费

虚拟偶像采取开放式的运营，使粉丝能够通过自主创作获得一定的认同感和满足感，并且驱动他们“在劳动过程中不断获得自己本质力量的确证”[ 8 ]，进一步创作出更具鲜明特征的女性气质，满足自己的情感需要。大众传媒的发展则为虚拟偶像的粉丝建立了一种“双性的情感消费方式”。这意味着，虚拟偶像的粉丝在很大程度上进行着一种不计报酬的情感性工作，即一种情感劳动。他们既是情感服务的生产者，也是情感服务的消费者，集情感劳动与情感消费于一体，并在相互间传达一种情感符号和情感价值，进而在与虚拟偶像的情感关系中获得情感归属和情感寄托。

虚拟偶像的粉丝通过对技术的掌握，不仅可以实现福柯意义上的全景监视，还可以在编码的过程中对虚拟偶像进行情感消费。具体而言，虚拟偶像的粉丝在进行情感劳动的过程中能够获得亲密的情感消费，且所获得的满足感越多就越有利于女性气质生产过程的实现。依托技术发展的虚拟偶像为粉丝提供了同时进行情感劳动和情感消费的双重情感体制交叉，促进了女性气质在生产和消费领域的體验，使其在发展过程中可以同时实现对女性气质的规训与消费。
4 结论

虚拟偶像通过技术对女性符号的建构而得以发展，重塑了偶像发展的生产消费逻辑。从生产的角度来说，虚拟偶像将社会对女性的形象要求内化为操作指令并对其进行不断的规训和美化，将理想的以男性为中心的两性秩序在被动服从的数字女性中重新建构，制造符合社会审美的女性形象，以此创造更大的商业价值。从消费的角度来说，虚拟偶像在媒介和技术的作用机制下建构了符合社会期待的身体景观，并通过符码意义的赋权，实现了符号化的情感消费，满足了粉丝的消费需求，但却“依然没有摆脱消费社会流行文本的局限性”[ 9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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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aniel Black.The Virtual Idol：Producing and Consuming Digital Femininity.from Palgrave Macmillan：Idols and Celebrity in Japanese Media Culture[M].London，2012：218-219.

[3]付茜茜.偶像符号的编码：人工智能虚拟偶像消费文化研究[J].学习与实践，2021（2）：132-140.

[4]佩吉·麦克拉肯.女权主义理论读本[M].艾晓明，何倩婷，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96.

[5]鲍德里亚，林志明译《物体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7.

[6]马藜.视觉文化下的女性身体叙事[M].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146.

[7]Naomi Wolf.The Beauty Myth：How Images of Beauty Are Used Aganist Women[M].Harper Collins Publisher Inc，1991：35-57.

[8]刘芳儒.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的理论来源及国外研究进展[J].新闻界，2019（12）：72-84.

[9]王韵，辛笑颖.建构与消解：身体视域下《乘风破浪的姐姐》解读[J].当代电视，2020（9）：15-20.

作者：卢晓华 陈敏

美貌神话女性主义论文 篇3：

浅析《梦回藻海》中的生态女性主义

摘 要：《梦回藻海》是简.里斯的鸿篇巨作，是二十世纪女性必读作品。小说充斥着对女性和自然的生态描写，以及父权制压迫意识的建构与解构。研究将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分析小说中自然、文化、与两性之间的关系，意图揭示简.里斯的生态女性主义价值观。

关键词：《梦回藻海》；生态女性主义；父权制

作者简介：白美娴（1984-），女，内江人，内江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生态女性主义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是生态批评和女性主义结合的产物，既关注生态伦理，又寻求社会公正。它同时也是文学批评的一个流派，建立了一套理论阐述自我、社会和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术语由法国女性主义者弗朗索瓦·德·奥波妮最先提出， 她同时指出了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统治这一双重问题，奥波妮也因此被看作生态女性主义的早期倡导者和理论奠基人之一。作为社会运动和理论的结合，生态女性主义包含思想体系和行动主义两个层面。从行动主义的视阈看，生态女性主义致力于“改善环境平衡、消除社会等级制、保留本土文化和经济价值、维持本土生计和永续性”。[1] 对环境退化的问题追根溯源，生态女性主义者逐渐意识到环境问题是一个女性主义的问题。一方面，妇女和儿童是环境恶化的最大受害者；另一方面，他们同为父权制社会的压迫对象。生态女性主义者认识到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和西方文化中男性对女性的态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他们很自然地把女性同生态环境及其他因阶级、性别或种族而受压迫的弱势群体联合起来，结成同盟。观念和行动密不可分：没有行动，关爱就是一句空话。生态女性主义者对造成不平等与压迫的种种因素提出了质疑，其中包括父权制社会、跨国企业以及全球资本化。更值得一提的是，生态女性主义者挑战了二元论，他们认为二元论就是统治与殖民发生的逻辑基础，同时，各种形式的压迫与统治也在种种二元对立里体现了出来。生态女性主义的文学批评不仅仅是寻求一种文学形式来同等地满足生态伦理和女性主义的复杂标准，也要在某种程度上使二者同时得到体现。

一、“加勒比海”的生态女性主义分析

当代生态女性主义者洛里.格鲁恩在《解除压迫》一文中写道：“等级制的建构以及随后这种意识的自然化，是把对妇女和动物的压迫合理化的背景机制。” [2] 因此对于生态女性主义者，其中一个重要任务便是消除等级观念，摧毁统治逻辑，认识并尊重处于劣势的第二性的价值。对第二性的价值重估自然会引发权力从男性向女性的转移，最终导致父权制的废除。《梦回藻海》同样对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女性与自然做了重新解读。在这部小说中，作者通过种种二元对立的递进与叠加建构起统治关系的基础—父权制，这种二元对立包括人类与自然的对立，男性与女性的对立，以及白人与黑人的对立，然而作为白人男性实施特权统治的基础，小说中的父权制却并不是所向披靡的；相反，作家简.里斯笔下的父权制遭遇到了巨大的挑衅与强烈的反抗。生态女性主义者凯伦.沃伦把“力”分为五个类别，其中一个她称之为“对抗力”，即“在一种上下对立、且下受制于上的情境中，由下者施诸于上者的一种明显的抗力”。[3] 而大自然作为被人类统治的“下者”，在其受压迫的漫长历史时期中从未放弃过她的反抗。正如《梦回藻海》里的加勒比海，尽管落入了白人殖民者的手中受其掠夺与宰割，但自始至终她同时以另一种姿态出现，那就是对所谓“文明进程”的从不停歇的反抗。小说的作者赋予大自然一种不可战胜的甚至是超自然的神力，强烈抵制白人殖民者将其变成自己的伊甸园。

海伦.内贝克评价《梦回藻海》是一幅技艺精湛精美绚丽的神话织锦，是作者“复杂精妙编织技艺”的最好体现。[4] 加勒比海伊甸园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神话之一，但与西方传统文化《创世纪》不同，加勒比海伊甸园的特点是她有着女性形象并具有反抗性：对人类统治永不停止的反抗。无论白人殖民者如何想把美丽的加勒比海变成自己心目中的伊甸园，大自然始终以自己不可战胜的神力抵制着欧洲人的野蛮入侵。里斯用她的笔“赋予自然景物一种主体性”，通过生动拟人化的描写使她笔下的大自然兼具形体与灵性。加勒比海的环境明显对爱德华.罗切斯特的身体不利，他一到那儿就病倒了。这里的气候对他是一种折磨，在他待在格兰布瓦的整个时期里，他都受着这样的折磨。那些长在河边的花散发着强烈的气味，熏得他头晕；早上醒来，会有一种黄绿色的光让他难受，仿佛被人监视。在里斯带有情感色彩的描写下，大自然仿佛化身为人，对自己地盘上的入侵者神不知鬼不觉地施以报复，让他们付出健康的代价。大自然的威力同样影响着人的心理。不夸张地说，《梦回藻海》所呈现的世界“远古而神秘，且万物有灵，这里的一事一物、一草一木无不具有人的情感和力量。” [5] 而这诸多的情感和力量对居住在这里和周遭的人的心理施加着影响，且逃无可逃，避无可避。爱德华.罗切斯特居住的越久，就对这种来自大自然的威胁越有感触，这种威胁使他惊慌，让他难受，最难忘的一次经历是他走进森林的时候：

“我开始快步行走，然后突然停了下来：因为光线变了。出现了一种绿光。我确实是在森林，这不可能有错。可是我感到了敌意……我静静地站着没动，我能肯定我正被监视着，我回头去看，可是什么都没有，除了树和树下面的绿光……可是在我好像已经行走了很长时间之后，我发现低处的灌木和地上的藤蔓缠住了我的腿，而高处的树正在我的头顶聚拢……我不知身在何处，敌意四伏，让我感到茫然而恐惧……”[6]

二、生态女性主义影响下的父权制

对于女性主义者和生态女性主义者所强调的女性经验，卡罗尔.克里斯特和朱迪斯.普拉斯科将其分为两个类别：女性主义经验和传统女性经验。他们认为女性主义经验的价值恰恰在于“经历解放”这个过程本身----认识压迫，对抗男权文化和社会制度，逐渐获得自由。母权制的建立和女性权力的获得不可避免的动摇了父权制的统治地位。在《梦回藻海》中，高高在上的父权制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小说里的男权制被置于广大的女性体验世界，作者选取繁茂丰盛的加勒比海自然景观作为故事的背景，正是以此来象征丰盈富饶的女性经验。在那片热带地区，身处一个被“他者化”和“女性化”的本土环境中，这种环境所生成的主导性价值观严重地挑战和削弱了爱德华.罗切斯特原有的思想体系和对世界的认知。那里的植物、森林、历史、社会习俗和岛上的传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他。时时刻刻对他施以影响的，还有他那易怒并心怀怨恨的美貌妻子。在他眼中，这是一个充斥着女性阴柔感的地方，神秘莫测，无论他多么想要看透，都无能为力，他因此而无限痛苦。他终于决定撤离这个阴森森的危险地方，回到他的欧洲，然而，那里的父权社会同样遭到了巨大的挑战。比如小说的开头部分，梅森先生和安妮特之间的冲突其实就是男权的理性和女性的感性之间的一场较量。梅森先生被困于自己“白人男性”的身份造成的局限与狭隘中，无法接受来自女性的警告，而女性明显的更接近原始的本性。[7] 安妮特警告他当心黑人，他置之一笑，然而铁的事实证明了他理性的错误。

在写给弗朗西斯.温德姆的一封信中，简.里斯表达了她对夏洛特.勃朗特的小说《简.爱》的感激之情：

“毫无疑问勃朗特姐妹是有天赋的（或者是颇有天赋），尤其是艾米丽。阅读《简.爱》，人会不由分说地被彻底征服。但是随后再次读它，一读再读，我总是为其中那个‘纸老虎一般、荒诞愚蠢、总之什么都不对’ 的克里奥疯女人感到难过，对这样的描写感到悻悻然，尤其对罗切斯特先生那实质上的残忍感到不满。”[8]

毫无疑问，里斯写作的灵感来自于勃朗特的小说。她重写了罗切斯特先生和伯莎.梅森的故事，来质疑勃朗特的偏差，如她所说：“那只是单方面----英国这一方的故事……西印度群岛上的白人……有着自己的立场和角度” [9] 在自己的文本里，里斯把笔墨主要放置在故事的另一面，刻画出一个真实的西印度群岛，通过对白人男性的价值体系—父权制的建构与结构，描述加勒比海的自然环境、女性和当地黑人对白人统治和压迫的激烈反抗，里斯用她的笔呈现出了一个不一样的西印度群岛。

里斯在书中对父权制的着意解构，清晰的表明了她有着生态女性主义的敏锐意识。里斯首先还原了故事的发生地，把《简.爱》中的罗切斯特和伯莎从父权制主宰的英格兰带回了丰饶繁茂的牙买加，这是一块美丽妖娆、生机勃勃、历史悠久的土地，然而“这里并不是只有美妙的沙滩和微笑的人们，相反，这里的美丽，令人产生深深的不安”。 [10] 这块土地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和威慑的源泉，是反抗白人父权社会的一股暗势力。其次，加勒比海诸岛的黑人和他们的文化得到了重新解读和呈现，那是与西方霸权眼中的形象截然不同的一种风貌。

通过重新呈现加勒比海风貌和居住在那块土地上的黑人生活，以及从女性主义的角度重写那位克里奥白种女人的故事，简.里斯在《梦回藻海》一书里可谓充分表达了自己生态女性主义的意识和价值观。她在书中表现出的对父权制的批评和对受压迫弱势群体的同情与关切，使她被评价为一位生态女性主义的先锋作家，也使得《梦回藻海》成为一部受人敬仰的作品，是《简.爱》当之无愧的前篇。

参考文献：

[1]Gaard， Greta， ed. Ecofeminism： Women， Animals， Nature[M].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3：5.

[2]Gaard， Greta & Patrick D. Murphy. Eco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y， Interpretation， Pedagogy[M].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

[3]Warren， Karen J. Ecofeminist Philosophy： A Western Perspective on What It Is and Why It Matters[M].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0：200.

[4][7]Nebeker， Helen. Jean Rhys， Woman in Passage：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Novels of Jean Rhys[M]. Montreal： Eden Press Women’s Publications， 1981：130.

[5]Maurel， Sylvie. Jean Rhys[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151.

[6]Rhys， Jean. Wide Sargasso Sea[M].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7： 65-66.

[8][9][10]Wyndham， Francis and Diana Melly. The Letters of Jean Rhys[M]. New York： Elisabeth Sifon Books， 1984：262， 297， 262.

作者：白美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