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主义体系辩证论文

【摘要】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人们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解,存在着三种主要的机械性论调,即经济决定论,实践决定论与东方社会发展例外论。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唯物主义体系辩证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唯物主义体系辩证论文 篇1：

我们何以要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逻辑研究

[摘要]自从实践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异质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模式产生以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性质与地位即遭到严峻的挑战。在这种严峻的挑战中，辩证唯物主义不仅没有能够坚守住作为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理论阵地，反而造成辩证唯物主义正统地位与人们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信念的严重动摇。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逻辑研究的缺失。因此，加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逻辑研究是目前我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的历史任务。

[关键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逻辑;实践唯物主义

在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强调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但不可否认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实践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异质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模式产生以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性质与地位即遭到严峻的挑战。在这种严峻的挑战中，辩证唯物主义不仅没有能够坚守住作为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理论阵地，反而造成辩证唯物主义正统地位与人们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信念的严重动摇。深刻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对于我们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化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辩证唯物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理论论争的失利及其影响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自第二国际时期就开始确立的坚定信念。如果说列宁在1908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宣称“马克思和恩格斯几十次地把自己的哲学观点叫作辩证唯物主义”，还仅仅具有与马赫主义论战的实用主义意味，那么当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明确地把辩证唯物主义叫作“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的时候，辩证唯物主义就已经确立了它在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内部甚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坚如磐石的正统地位。而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在自其产生以后的历史发展中不仅培养了无数仁人志士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铸就了人们对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坚定信念。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化以及实践唯物主义的新的解读模式的出现，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地位与信念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在实践唯物主义看来，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既未能契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实现现存世界革命化的基本理念，也未能凸顯实践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本质特征。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实践唯物主义看来，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根本就没有来自于经典作家的文本学支持，因而它在本质上不过是斯大林形而上学思维的“创造”，充其量只能算是斯大林以及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带有鲜明苏联特色的误读。针对实践唯物主义的批判与责难，辩证唯物主义高举抗争与反击的大旗，而其首先的和根本的抗争策略就是通过对辩证唯物主义形成过程的历史考证回护自身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但是，当辩证唯物主义真正深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时候，其所呈现出来的历史事实却几乎可以说是令人失望的。历史学的研究表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辩证唯物主义”概念最早是由德国工人哲学家约瑟夫·狄慈根于19世纪80年代提出的，但是，尽管狄慈根第一次提出辩证唯物主义的概念，并且还第一次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某些原理做过深度探讨，他用这一概念却并不是用来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用来称谓自己的哲学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个用辩证唯物主义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是俄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普列汉诺夫。针对约瑟夫·狄慈根的儿子欧根·狄慈根用狄慈根的辩证唯物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理论企图，普列汉诺夫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具有自己的哲学世界观，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在普列汉诺夫之后，通过德波林、塔尔海默在《辩证唯物主义入门》以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导论》等著作中的工作，辩证唯物主义才逐渐构建起理论体系的基本形制。而当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普列汉诺夫、德波林以及列宁那里以辩证唯物主义的阐释思路实现传承与发展的时候，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思路也在拉布里奥拉、考茨基以及布哈林等人那里演绎着相同或相似的传承与发展历程。这样，当两种阐释思路在1932年通过米丁和拉祖莫夫斯基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实现统一，并最终通过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获得官方正式认可的时候，作为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模式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就最终形成了。

显然，历史学的考证并没有完全支持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斯大林形而上学思维的“创造”的指责，但问题的关键是它似乎也并没有有力地支持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因为无论是辩证唯物主义概念的提出还是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我们都没有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辩证唯物主义对实践唯物主义据以历史考证所进行的反击事实上是失败的。但是，辩证唯物主义依据历史考证而对实践唯物主义反击的失败还仅仅是失败的开始。随着马克思哲学研究重心向“青年马克思”阶段的转移以及文本学解读模式的形成，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其中首先和主要的是“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似乎越来越显现出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而是实践唯物主义的性质与特征。例如，在本体论层面，马克思不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而是把实践唯物主义的实践作为“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在认识论层面，马克思强调对对象、现实、感性不能只从其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必须“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在价值论层面，马克思则明确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这种至少从形式上看的实践唯物主义色彩甚至使坚定地主张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辩证唯物主义解读的黄枬森也无奈地承认，从马克思的论述中“似乎可以推导出实践本体论或实践一元论的结论”。由此可见，辩证唯物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之间以“青年马克思”为焦点的理论论争事实上也是以自身的失败而告终的。

辩证唯物主义在与实践唯物主义理论论战中的迭次失败对辩证唯物主义产生了极其复杂而深远的消极影响。首先，与实践唯物主义理论论争的失败严重动摇了人们对辩证唯物主义以及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坚定信念。有些人开始从长期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转向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有些人虽然仍然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但却总是试图以调和与折中的态度对待辩证唯物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至于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既非物质本体论也非实践本体论的“物质一实践本体论”之类的解读。就是坚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辩证唯物主义解读的人们，其立场也在悄然发生着事实上是向实践唯物主义趋同或趋近的变化。由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信念的严重动摇，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信念也相应地发生了动摇。有些人虽然承认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辩证唯物主义性质，但又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只是“作为一种理论背景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只能是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有些人则干脆决绝地否定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认为那只不过是对马克思本真思想的误读与曲解，充其量不过是斯大林版或苏联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次，与实践唯物主义理论论争的失败严重弱化了辩证唯物主义通过长期历史发展所确立的正统与主导地位。如前所述，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统与主导地位是通过自第二国际开始的漫长历史过程才逐渐确立的，但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理论论争的失败却使这种经过长期历史发展才告确立的正统与主导地位遭到严重弱化，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统解读模式的地位被彻底罢黜，而实践唯物主义等包括人道主义、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以及生存论本体论在内的非正统解读模式则一跃而成为与辩证唯物主义比肩抗衡的多元解读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重又回归到了多元解读模式平行并列的状态。与此相联系，辩证唯物主义的与其正统解读模式的地位相对应的主导话语权被严重弱化。正如有论者将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论坛哲学”和“讲坛哲学”所显示的，如果说辩证唯物主义在“讲坛哲学”这一狭小的领地尚艰难地保有部分话语权的话，那么它在“论坛哲学”这一广阔的舞台则几乎完全丧失了话语权。时至今日，在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辩证唯物主义已经沦落到“顽固、保守”而只能借助于“学术操守”来坚持的地步。最后，与实践唯物主义理论论争的失败严重扰乱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理念。由于与实践唯物主义理论论争的失败以及人们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信念的严重动摇，除去那些最终背弃辩证唯物主义而转向实践唯物主义立场的人们以外，许多坚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辩证唯物主义解读的人们开始反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理念，甚至与实践唯物主义·起加入反思与批判辩证唯物主义的行列之中。在这种反思与批判中，他们固然并不是要否定而恰恰是要固守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但具体的做法却总是试图将实践唯物主义的某些理念糅合进来。例如，有论者一方面坚持物质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本体论地位，另—方面又将实践唯物主义所注重的实践问题糅合进来;—方面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物质第一性的客观主义原则，另—方面又试图将实践唯物主义所理解的主体性原则糅合进来。所有这些都不仅表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基本理念的严重动摇，更由于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之间的矛盾与对立杂糅进来而造成辩证唯物主义正统理念的严重混乱。

那么，辩证唯物主义在与实践唯物主义理论抗争中的迭次失败以及由此造成的消极后果是否意味着我们长期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是错误的，是否说明辩证唯物主义真的是斯大林以及米丁等人形而上学思维的“创造”呢？答案显然并不如此简单。这不仅是因为甚至习近平总书记仍然强调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尤其是因为我们无法设想在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的近半个世纪时间里，从普列汉诺夫、德波林、列宁直到米丁和斯大林的无数马克思主義理论家，一直在为马克思“创造”着一种在马克思那里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那么，辩证唯物主义在与实践唯物主义理论抗争中的失败的深层根源到底是什么，辩证唯物主义又应该通过怎样的理论研究来重新赢得其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统阐释的崇高地位呢？

二、辩证唯物主义理论论争失利的根源：历史逻辑研究的缺失与局限

面对实践唯物主义的攻击与责难，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并没有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而是—直在进行着艰苦的理论抗争。例如，面对实践唯物主义基于历史学研究所展开的攻击与责难，辩证唯物主义也到处都在努力地试图深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之中去做一种基于历史学的强力反击;面对实践唯物主义基于文本学研究所展开的攻击与责难，辩证唯物主义也到处都在努力地深入到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论述的深层意涵中去做一种基于文本学的艰苦抗争。可是既然如此，为什么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模式却既未能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阐释提供足以征服人心的有力证明，也未能有力地回击实践唯物主义对自身的攻击与责难，以至于要退缩到其正统与主导地位要被彻底罢黜的严峻地步呢？根本的原因在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模式虽然列举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经典作家的大量论述以说明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也客观而真实地再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形成与发展的进程，但是他们却从来没有能够强有力地说明经典作家特别是马克思为什么会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也从来没有能够通过历史学的研究有力地说明他们确立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历史必然性。由于没有能够说明经典作家而特别是马克思确立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历史必然性，他们就往往不能合理地解释经典作家相关论述的真实意涵，既未能合理地解释那些被实践唯物主义作为文本学依据的重要论述的真实意涵，甚至也未能合理地解释经典作家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相关论述的真实意涵。如此一来，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模式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支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解读，没有能够从根本上驳倒实践唯物主义的攻击与责难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那么，我们应该从哪里揭示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经典作家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历史必然性呢？这就是要通过辩证唯物主义历史逻辑的研究来揭示。因此，如果说到辩证唯物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理论论争失利的深层根源，那就是缺乏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逻辑的深刻研究。

陈先达曾经尖锐地批评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过分强调解释者的政治倾向、历史条件、时代背景以及个人学养的意义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文本自身所蕴含的客观价值的极端解释主义倾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不仅表现在似乎可以任人解读的以语言为载体的文本中，更表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实践活动中，因而必须联系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和时代提出的问题、他们的全部政治活动、学术活动以及无产阶级政治活动来理解和把握;认为如果离开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矛盾和时代问题，离开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产生的思想土壤，离开他们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离开他们的全部政治与学术活动，就不可能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陈先达的批评与论述无疑是非常正确的，而我们所说的辩证唯物主义产生与发展的历史逻辑，事实上也就蕴涵在由经典作家所处的历史条件、他们的全部政治活动、学术活动以及无产阶级政治活动等因素所构成的历史语境之中，而这无非是要我们进行一种事实上应该归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辩证唯物主义研究。

在谈到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现状时有论者曾经指出，根据历史事实即社会实践状况和发展需要来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线索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基本路数”，而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则在于“片面地强调史实因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作用，却忽略理论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因而遮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如果这里所谓“基本路数”是指按照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路数，那么论者的说法可能是对的，而且这种路数事实上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建构的“基本路数”，也是一切哲学史甚至一切思想史建构的“基本路数”。但论者所谓根据历史事实即社会实践状况和发展需要来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线索的“基本路数”遮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的说法则是不能成立的，这首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或者陈先达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客观价值就主要蕴涵在历史事实即社会实践状况和发展需要中，而并不是蕴涵在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理论的发展中;而更重要的则是因为，论者把根据历史事实即社会实践状况和发展需要来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线索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基本路数”是明显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恰恰相反，在我国现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虽然一般地都会讲到相关的社会历史条件即社会实践状况以及发展需要，但不仅对社会历史条件的分析往往是简略的、粗线条的，而且尤其缺乏的是对社会历史条件与哲学思想产生与发展之间内在关联或“因果制约性”的深刻分析，因而社会历史条件的分析与要通过这种分析所揭示的哲学思想之间的关系仍然不过是相互分离而晦暗不明的。正如有论者所明确指出的，要理解和发现一定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定主题（即被提到首要地位的那—方面）和一定概念、范畴、观点和理论的形成，就必须考察作为其根据和根本条件的客观历史形势（它通过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具体方面表现出来）、无产阶级行动的条件和实际任务;而就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来说，不能认为我们不了解或根本不懂得这个道理，不能说我们完全不去分析决定—定概念、范畴、观点、理论形成的最后事实。但是，又不能不承认我们不大善于做这种分析和说明，不大善于从一定的哲学思想与事实的联系中说明一定哲学思想的产生。在已有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中，历史事实往往只是形式化地被作为理论、思想形成的一般背景放置在理论、思想陈述的前面，而缺乏事实与理论的有机联结。因此，在我国现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绝不存在所谓“片面地强调史实因素”而遮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内在逻辑的问题，相反，不能从与事实、事件的联系和连续中发现和揭示思想，才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书写的最大弊端。

如果说造成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与实践唯物主义理论论争中迭次失利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辩证唯物主义历史逻辑的研究，那么，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扭转理论论争中的败势就必须加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逻辑的研究。应该说，伴随着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在与实践唯物主义理论论争中的深化与发展，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加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逻辑研究的重要性，尽管这种意识一般都不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史而是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學史的研究平台中展开的。这一方面表现在人们开始突破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纯粹思想史或概念史理解的传统观念的羁绊，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理解为哲学思想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而且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借以形成与发展的社会实践与社会生活的历史，因而主张不仅要研究以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或思想逻辑，而且要研究以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借以形成与发展的社会实践与社会生活的客观逻辑;另一方面则表现在人们开始尝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处的由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构成的客观历史条件以及经典文本所处的社会背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方面研究以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但是，首先是由于这种意识尚处于萌芽的状态，而这种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意识要能够真正运用并实际贯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中，从而真正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史的根本改造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其次则是我们现在所自觉到的意识尚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种缺陷不仅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由产生与发展的历史逻辑的理解方面，这就是把这种历史逻辑简单地看作在某种意义上仅仅表现为客观逻辑的各种社会历史条件或历史背景本身，而不是看作这种历史条件与历史背景所必然提出的问题以及由历史必然性所预示着的问题的根本的解决方式，而且体现在虽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由产生的客观逻辑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逻辑具有了自觉的意识，但对于这种客观逻辑与思想逻辑之间的联结却不仅没有自觉的意识，而且似乎更缺乏联结的途径与方法一它绝不像有论者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由于“分析环节的简化”以及“书写者思想懒惰的表现”。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现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只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宏观历史逻辑的研究与揭示，但却缺乏对辩证唯物主义微观历史逻辑的研究与揭示，这种研究趋向上的缺失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但却没有能够揭示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由于没有能够揭示这种历史必然性，就给实践唯物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非正统解读模式提供了鸠占鹊巢的条件，因为实践唯物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非正统解读模式正是可以利用这种历史逻辑作为对自身合理性与正当性的历史证明。因此，所谓加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逻辑的研究，就不仅仅要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客观逻辑与思想逻辑的研究，加强客观逻辑与思想逻辑之间必然联结的研究，尤其要通过这种历史逻辑的研究揭示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必然性。

那么具体来说，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逻辑的研究呢？

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逻辑研究的双重向度

如果将辩证唯物主义定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马克思就无疑应该是，也必须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最初发源地，因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逻辑的研究也就首先应该从马克思开始。在这方面，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模式常常会列举马克思的相关论述用以说明马克思具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但是，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模式虽然指证了马克思具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但却并没有能够揭示马克思具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历史必然性，没有能够说明为什么对马克思的相关思想必须做辩证唯物主义的解读。而在对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文本指证中，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模式又往往将重心聚焦在“老年马克思”时期，而有意无意地规避或忽略对“青年马克思”阶段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确认与指证，这不仅将“青年马克思”这一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关键领地拱手让给了实践唯物主义，而且使“青年马克思”成了实践唯物主义恣意浸淫的领地以及攻击辩证唯物主义的舞台。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历史逻辑研究首先要深入到马克思，特别是“青年马克思”所处的由欧洲近代哲学的理论资源、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客观历史条件以及马克思个人的学术活动等因素所构成的社会历史情境中，说明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哲学甚至“青年马克思”哲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然后再总结与概括马克思在唯物主义、辩证法以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等方面的深刻思想，用以说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总体风貌。正如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时所指出的，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因为“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們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同样，如果我们能够证明辩证唯物主义在马克思，其中首先是“青年马克思”那里就已经具有了其原始的形式，那么这些思想就会成为一种理论资源，并作为一种“既得的力量”从根本上决定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阐释，决定马克思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走向;而在这种理论资源或“既得的力量”基础上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阐释与发展就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了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因此，只要能够首先揭示出马克思而首先是“青年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理论资源，再加上对以后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激烈论战以及科学技术领域的重大发展等社会历史条件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将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逻辑完整而充分地揭示出来。

具体来说，辩证唯物主义历史逻辑的研究应该从逻辑与历史两个向度上展开。

在逻辑向度方面，第一，分析辩证唯物主义产生与发展的包括经济、政治、科学技术等因素所构成的复杂社会历史条件，分析这些复杂社会历史条件的客观诉求与逻辑指向，研究与揭示这种社会历史条件通过其客观诉求与逻辑指向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产生与发展之间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第二，分析辩证唯物主义产生与发展的由各种思想与意识形态斗争所构成的理论语境，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各种思想与意识形态斗争的内在实质与哲学指向，研究与揭示这种理论语境通过其内在实质与哲学指向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产生与发展之间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第三，分析不同历史时期辩证唯物主义理论资源的内涵与实质，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在不同理论资源基础上所实现的传承与发展，揭示辩证唯物主义借助于理论资源与理论传承所呈现的历史进程，揭示这些理论资源与辩证唯物主义创立与发展之间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第四，分析经典作家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活动，说明社会历史条件、思想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以及理论资源借助于这种理论活动而对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产生与发展的现实影响，揭示经典作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活动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之间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

在历史向度方面，第一，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历史逻辑研究，主要分析“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历史逻辑，研究与揭示“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理论资源及其思想特点，说明马克思确立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历史必然陛。在此基础上，概括与总结“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第二，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逻辑研究，主要分析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包括自然科学发展与意识形态斗争在内的历史与理论条件，研究与揭示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理论资源，说明恩格斯确立与发展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历史必然性。在此基础上，概括与总结恩格斯对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丰富和发展。第三，第二国际辩证唯物主义历史逻辑研究，主要分析第二国际理论家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与理论条件，研究与揭示第二国际理论家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之间的历史传承关系，说明第二国际发展与完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历史必然性。在此基础上，概括与总结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在第二国际时期的丰富与发展。第四，列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逻辑研究，主要分析列宁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包括现实政治斗争与理论斗争（马赫主义以及党内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倾向）在内的社会历史条件，研究与揭示列宁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理论资源，说明列宁发展与完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历史必然性。在此基础上，概括与总结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创新与发展。第五，苏联时期辩证唯物主义历史逻辑研究，主要分析苏联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模式的历史生成，揭示辩证唯物主义作为苏联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产物的性质与特点，梳理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解读模式的复杂理论资源，论证斯大林时期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最终确立的历史必然性。在此基础上，分析说明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创新与特色。第六，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历史逻辑研究，主要分析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在我国传承与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揭示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对我国确立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深刻意义，研究与揭示我国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形成与发展的理论资源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斗争对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确立与发展的深刻影响。

总之，我们这里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历史逻辑研究，不仅仅是关于社会历史条件的狭义客观逻辑研究，也不仅仅是关于思想传承关系的主观逻辑研究，而是客观逻辑与主观逻辑、现实逻辑与理论逻辑的有机统一。马克思指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而要了解为什么某一原理出现在某一世纪，我们就必须要仔细研究一下，这个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他们各自的需要，他们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以及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只要我们真正揭示出辩证唯物主义产生与发展的历史逻辑，就一定能够扭转辩证唯物主义在与实践唯物主义理论论争中的不利局面，重立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崇高地位，重树人们对辩证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的坚定信念。

作者： 赵庆元

唯物主义体系辩证论文 篇2：

对唯物史观机械性理解的历史考察

【摘要】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人们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解,存在着三种主要的机械性论调,即经济决定论,实践决定论与东方社会发展例外论。

【关键词】唯物史观;经济;实践;东方社会

The history that machinery understands to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inspected

Zheng Wenqing

【

【Key words】Historical materialism; Economy; Practice; East society

长期以来,人们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解,一直存在着机械理解的论调。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机械性理解的历史进行考察,成为正确认识唯物史观的必要。

1 经济决定论

经济决定论的历史观又可称为经济历史观,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唯物史观是把经济因素看作是历史内在规律的唯一决定因素,只从单纯的经济因素的方面来理解唯物史观,这是把马克思唯物史观作机械理解的最早的一种典型的观点。

马克思唯物史观讲经济因素是历史的决定性因索,是从“归根到底”意义上讲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否认政治、法律、宗教等因索对历史进程和历史事件的作用。马克思唯物史观是以经济因素为基础的,同时也重视其他因素来考察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的,而不是经济决定论者理解的那种唯一因素的决定模式。

经济决定论在把唯物史观关于“归根到底”意义上的经济因素作唯一决定的东西理解的同时,对经济因素本身也存在着机械理解的缺陷,即对经济因素构成的单纯片面的理解。例如,把经济因素与经济利益划上等号,甚至把唯物史观理解成了经济利益史观,认为决定历史进程的就是人们追求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而且这里的经济利益是静止不变的东西。其实,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经济因素是一个有着丰富内容的、动态的体系,这是机械的经济决定论者所没有认识到的。唯物史观的经济因素除了经济利益之外,还包括经济关系、经济状况和条件等。马恩对经济因素的考察是在一种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这也是不为经济决定论所认识的。经济决定论者眼中的经济因素就是经济利益,而且这种利益是一成不变的,它深埋在历史行动中的人们的心中,由此决定着人们的行为。西方许多经济决定论者认为马克思唯物史观是一种历史宿命论,从根本上讲,就是建立在这种对经济因素作机械的,一成不变的物质利益的规定之上的。因此,把这种单纯的线性的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因而,经济决定论既看不到经济因素的复杂层次,也看不到各种因素及每一个层次间的交互作用和普遍联系的动态图景。

对于经济决定论产生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都作过深刻的剖析。第一,马恩提出唯物史观的主要思想大多是在与论敌论战时针对论敌的特点而进行的,很多地方只带原则性的阐明。恩格斯说:“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第二,政治、宗教、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因素虽然来源于经济条件和经济状况,但这些因素一旦产生以后就具有了相对独立性。这些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往往使经济决定论者视而不见。第三、经济决定论者认为经济因素对历史决定作用是自动发生的,是纯粹的经济因素的变动。他们没有看到经济因素发生变动和起作用往往也要借助一定的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形式和他们之间的交互作用。

2 实践决定论

实践决定论是机械地理解唯物史观的第二种突出表现。有人主张将实践唯物主义代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甚至主张用实践人本主义代替历史(辩证)唯物主义,其实质都是实践决定论。

马克思唯物史观,本来是在批判继承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历史观,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基本常识。众所周知,黑格尔的辩证法是观念的辩证法,其历史观是观念辩证法的产物。费尔巴哈的唯物论是抽象的唯物论,其历史观也是唯心史观。马恩正是科学地剖析了二者的哲学基础和历史观,吸取了其中有益的成分,然后进行科学的改造,才创立了唯一科学的唯物而辩证的历史观。实践决定论在注意了马克思理论中实践的地位后,并不是把实践放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去理解,把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作了机械的理解,从而导致了对唯物史观的形而上学的、机械的理解。所以有人主张要重新定义马克思主义,要抛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概括,代之以“实践唯物主义”。

马恩从来就没有把自己的唯物主义叫做“物质本体论”,也从来没有把“物质”强调到脱离人的实践、与人的实践毫无关系的东西,他们只是在哲学史上第一次科学地指出了人的实践必须建立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的物质基础之上。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只是叫做“物质本体论”或者如上述观点表明的那样,作“物质本体论”基础上的理解,本身就是违反马恩一贯的“辩证法”思想的,就是把马克思哲学基石的“物质”概念作机械的形而上学理解的结果。马克思在强调实践的物质基础后,是十分重视人的实践及其意义的,我们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通篇看到关于人的“现实的、感性的活动”、“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革命的实践”、“实践的、人类的感性活动”等概念,一句话,看到马克思对实践的深刻理解和重点强调。但这并没有丝毫意味着要贬低甚至否定其“唯物主义”前提和基础。人的实践再“能动”再“感性”,终归离不开“物质”基础。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人类的实践能动性无可争辩地大大增强了,但看看由此而带来的全球环境问题、航空事故等,就是所谓的传统的“物质本体论”也难于否定,更何况马恩从来就不是主张这种“物质本体论”。总之,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观,决不能任意夸大到甚至可以脱离物质基础的地步。更不能用实践来统括马克思的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只能在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上辩证地得到科学理解。从马克思主义整个体系贯彻的辩证法来看,根本就不存在“物质”还是“实践”的机械的本体论问题,二者在辩证(历史)唯物主义中实现了有机的统一。

3 在东方社会发展理论上的机械论

随着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面临的改革与发展课题的提出,马克思社会历史发展理论,尤其是关于东方社会发展进程的理论,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大课题。在理解这一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同样存在着理解的机械性,笔者认为这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机械地理解的第三种突出表现。

3.1 把可能性理解为必然性,割裂二者的辩证关系。马恩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曾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但历史实践的结果是社会主义革命大多数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国家首先取得胜利。有人就以此为依据否认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结论失效了。其实,马恩只是根据自己的唯物史观,对西欧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进行预测,很显然,这只是预测历史发展的可能性,并没有强调革命爆发的必然性。同样,马恩在看待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也只是持预测的态度。马克思在他晚年的通信和著作中多次谈到象俄国这样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尽管后来的历史进程证明马克思的预测是科学的,我们今天也只能实事求是地认为马克思当年的考察仍然只能是一种可能性的考察,也不能夸大其辞,认为当年的考察是必然性的。

3.2 把普遍性与特殊性割裂开来。有人认为,生产力较落后的东方国家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这只是马克思历史发展理论的特殊性表现。因此,这种观点认为东方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而走上社会主义,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发展道路”,从而否认马克思有普遍的社会历史理论。马克思历来反对把他的理论当成僵死的教条到处套用。我们也不能就据此认为,马克思本人也反对有一般的历史发展理论。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完整地表述过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理论。马克思坚决反对的是不顾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教条式地套用“历史哲学理论”的作法。把生产力落后的东方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只是看作“独特的道路”,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生产力构成的全球环境毫无关系的“例外”,实际上是割裂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不懂得历史发展的普遍性正是通过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表现出来的道理,是把东方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否认其中的内在联系和统一。有人甚至认为东方社会发展的这种特殊性是马克思晚年的“困惑”。其实,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因此“困惑”过。《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马恩就考察了俄国公社的未来前途:“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可见,马恩是把俄国革命放在整个世界革命体系中统一考察的,俄国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实际,这也是马克思十分强调的,但马克思从来没有说俄国等东方国家的未来发展道路有什么不可预测、不可理解而玄奥的地方。他认为,东方国家社会发展道路,从整个世界由生产力决定的链条中,都是可以得到理解的。

3.3 混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

研究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理论,都必然要面对过去西方殖民者在东方的征服与统治的历史事实。有人竟作出了如此奇怪的论断:“如果没有近代西方殖民征服,人类,特别是东方各民族所有优秀的自然才能将永远沉睡,得不到发展”,“殖民化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现代化的进程”,公然为殖民统治唱赞歌。诚然,马克思曾承认随着资本主义的侵略,一种较高的生产力被引进到了印度等东方社会,从而使印度等村社这种古老落后的社会组织逐渐瓦解,并从这种意义上说,这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但马克思也花了大量篇幅论述了西方殖民统治在东方的罪恶与灾难。例如对印度,他说:“英国工业的毁灭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是令人吃惊的,印度人民是不会收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马克思还总结过西欧经营殖民地的历史:“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变得一片荒芜,人烟稀少”。因此,马克思从整体上是反对欧洲殖民统治的,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他最多只是指出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印度等东方国家社会结构所起的客观刺激作用,这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如果夸大了矛盾的次要方面,必然得出赞美殖民统治的不合符事实的错误结论。我们也可以从中再次看出马克思怎样以严肃的科学态度,严格从历史事实出发来证明自己的唯物史观的。马克思在19世纪50~70年代,花了许多精力注视着东方,写下了《俄国的对华贸易》、《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等一系列论文,以确凿的历史事实和材料,客观公正地评价了欧洲殖民统治对东方社会发展的影响,使后人理解到了唯物史观的真理性,也再次证明关于马克思晚年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困惑”的论调失去了依据。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72

作者：郑文清

唯物主义体系辩证论文 篇3：

老子朴素的唯物论与辩证法哲学思想漫谈

摘 要： 本文从哲学的两大基本问题——世界观和方法论出发，介绍了老子的哲学思想，即他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法思想。首先，基于对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道”的分析，阐述了老子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指出了老子唯物论存在的三点不足；其次，阐述了老子建立在“道”之上，以“反之动”思维为核心的辩证法思想，分析了老子辨证思想的三个层次，并指出了其存在的三点不足。

关键词： 老子 哲学 唯物论 辩证法

老子的哲学思想形成于春秋末年，内容丰富，体系完整，既有宝贵的唯物论思想，又有深刻的辩证法智慧。但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受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宿命论的束缚，老子的哲学思想没有被很好地研究和阐述，甚至被曲解。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段时间受到“左”的思想影响，没有对老子的哲学思想进行认真和实事求是的研究。今天，我们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更加重视传统思想文化，对老子的哲学思想应该拨乱反正，如实确认和弘扬老子哲学思想中的宝贵财富。本文将从哲学的两大基本问题——世界观和方法论出发，介绍和分析老子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

一、惊天地、泣鬼神的唯物论

“道”是老子《道德经》的核心范畴，搞清楚老子之“道”的含义，是正确认识和深入理解老子哲学思想的关键。根据老子的论述，“道”应有下列规定性：1.道之为物，具有物质性；2.道为万物本原，道生万物，道在万物，道涵万物；3.道至微、至大，道小在微尘，大在宇宙；4.道自因、自生、自动、自运、自律、自然；5.道为“名”实体，道生万物，包括人，有人才有人的思想意识，才能以名标道之实；6.人法道，人的思想行为必须依据“道”，按客观规律办事。

首先，老子用“道”表示哲学主体，把“道”看成人和天共同的终极根据。在老子的哲学中，“道”既是宇宙论的范畴，又是一个本体论的范畴。“道”既是世界万物的逻辑起点，又是万物的终极根据。从终极根据的意义上说，“道”便成为本体论范畴。老子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即天地万物的本质和基质，这就是老子的本体论，即物质本体论。可以说，老子是中国哲学史上最早接触到本体论问题的哲学家。虽然老子没有具体的论说，但脉络是清晰的，观点是明确的。老子提出“道”的观念，确立了道家哲学的理论核心，开启了中国思辨哲学的新研究领域。

其次，在老子看来不论是人、地、天、道，无论是政治、思想、修身处世，无不以“自然”为本。“自然无为”乃是老子思想的精神所在。老子既讲了世界的物质性，人的产生是物质运动的结果，又强调了人必须奉自然之法，人的思想必须顺自然而为，所以老子哲学应归属于唯物主义哲学。我们认为老子是唯物论者，绝不是根据“道之为物”这一点认定的，而是按照老子的整体思想得出的结论。

老子时代还没有“哲学”、“唯物”、“唯心”的概念，但《老子》一书确是一部体系完整的典型哲学著作。《老子》一书虽然未提出哲学的根本问题（物质和精神、存在和思维的关系），但它确实研究了这一问题。可以说《道德经》就是围绕这个哲学根本问题展开的。并对这个根本问题作出了唯物主义的回答，非常明确地提出了物质世界在先，物质运动产生人类社会、人的思想观念。谁是第一性（本原），谁产生谁在老子心目中是非常清楚的。老子还特别强调了人类社会、人的思想观念必须顺自然而为，按客观规律办事。我们会发现老子的许多理论问题都是从这一基本观点衍生的，因而《老子》才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真理是最朴素的。说《老子》之“道”是“物”，老子是“唯物论”，已是对老子的正确认识和充分肯定，无须另加装饰、美化、升华。把老子神化，使道神秘莫测，已堕入宗教的幻境；用现代物理学“质子”、“量子”“宇宙爆炸”说解释老子之道，超越时代，只能给人以遐想；著名作家王蒙揭示老子的精彩，把老子之“道”与“唯物论”、“唯心论”并列，称为“唯道论”，只能从文学层面上欣赏。

老子主张“为物”和“为心”，这是古代“唯物”和“唯心”的朴素说法。老子书中的“唯物”和“唯心”虽然粗浅，并不明显清晰，但它确实提出了，是最早的区分。可以说，“唯物”和“唯心”并不是西方哲学独有的模式。在人类历史上，老子第一次演示了两种不同认识路线的存在和对立。

不仅如此，老子还把万物之源从更早提出的“五行”说的具体之物发展为“道”，用一个字代替了“金、木、水、火、土”，看似简单，但它代表了一个认识时代，是唯物主义哲学的重大突破。如果说认定具体之物（气、水、火、光）是万物之本原，虽然是人认识世界的巨大进步，但还带有直观性、片面性、猜想性，只能称之为是早期朴素唯物主义。而从具体之物抽象出“道”，概括出物质的特性，则是对朴素唯物主义的重大发展，是从朴素唯物主义奔向真正唯物主义哲学的历史性跨越。在当时世界上哲学思想较为发达的欧洲，还处于具体之物为万物本源的“徘徊中，如大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约前540-470年）认为火为万物之源”[1]。能和老子之“道”媲美的，是晚于老子一百多年的古希腊“原子”说，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德谟克利特。两者都是未经实验的一种假说，但都对科学发展有重大启发，都是古代较为完备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当然老子的唯物主义也有明显的欠缺：一是老子并没有彻底否定鬼神的存在，他认为鬼神受到道的统制和限制，但还存在；二是老子没有把道的物质性和道的运行规律在概念上分开，给人们的理解造成一定的困难；三是老子虽然讲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但主要是强调顺自然而为，不相信人类有改造自然的能力，有明显机械唯物主义的倾向。

二、古代辩证法之大成

春秋之末，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促使人们的辩证思想大发展。老子按“反之动”思维，揭示了辩证法的深刻道理。《道德经》的宝贵价值就在于它给人以启迪，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深刻的辩证法智慧。

老子的辩证法是建立在具有物质实体的“道”的基础上的。“道”者为一，它把世界上的万事万物联结成一个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彼此不可分割的连绵不断的统一整体；“道”本身就是运动、变化的实体，它生、养、散、反、归，周而复始，川流不息，变化万千，構成五彩缤纷的世界；动中有静，独立不改，以静为常，世界万物以成；动静有规，形成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规律体系；最可贵的是，老子提出“反之动”思想，发现并揭示出事物发展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规律，成为他辩证法的灵魂，为万事万物发展变化找到了内在根源；并接触到事物发展由量变到质变、否定之否定的思想。这些论述已经包含了辩证法的各个主要之点，老子是中国最早的辩证论者，其书可称为古代辩证法之大成。

综观老子的辩证法思想，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老子明确提出，反复强调的辩证法思想。包括：世间万物普遍联系、统一的思想；万物运动、变化、周而复始的思想；动中有静，动静有规的思想；运动变化具有客观性，按规律而为的思想；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思想等。对这些辩证思想，老子是明确的，并且反复提出强调，在很多方面进行了说明和论证。

二是老子已经具有但没有明确提出的辩证思想。如，时间、空间的辩证思想；质变量变的思想；否定之否定的思想等。这类辩证思想是我们从论述中总结提炼出来的，老子有这样的思想并且已经应用，但并不明确，是潜伏着的思想。

三是老子已经接触到、涉及，但没有形成的辩证思想。如矛盾转化的条件，斗争性，矛盾的平衡与不平衡等。这是老子论述中涉及的一种意思，并没有形成具体的思想。

严格地说，只有第一层次，才算是老子的辩证思想，它构成老子辩证思想的主体，我们的爱研究只能以此为依据。第二层次的思想只能作为分析老子辩证思想的参考，并不能作为老子的完整思想。第三种情况，不算老子的思想，只是偶尔闪现的意识。

并且，老子的辩证法存在一些欠缺，主要有：

一是有很多正确的、闪光的思想是我们从老子的论述中归纳、提炼出来的。老子虽然意识到这些思想的重要性，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思维，自身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他的真理仍然带有自发性、朴素性。

二是在讲运动变化，对立面的转化、循环时没有强调条件。这里的环境、条件很重要，没有讲清楚环境和条件，就使这种转化、循环失去了依据，变成随意或绝对的变化。

三是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思想意识对实践的反作用。老子没能揭示出认识和实践的矛盾，从而暴露出老子辩证法的不彻底性。

放眼世界哲学发展史，如果我们将老子与西方辩证法的奠基人——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相对比，会发现两人的辩证法有很多相似之处。二人都强调世界万物的运动变化，都在揭示辩证法核心——对立统一规律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法思想已经达到了欧洲中世纪不可比拟的程度，它凝结这中华民族的聪明睿智，是先哲留给我们的一笔珍贵思想遗产”[2]。

三、结语

中国同世界上一些早期文明国家一样，在哲学上取得了非凡的成果，涌现出了一批伟大的哲学家，在哲学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老子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不仅第一个站出来公开与上帝、鬼神斗争，让上帝、让鬼神退位，成为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还按照“反之动”思维，揭示了辩证法的深刻道理。可以说，对于哲学的两大基本问题——世界观和方法论，老子都有着自己的深刻认识和理解，不仅是中国哲学思想宝库中的瑰宝，而且对世界哲学的影响巨大和深远。

参考文献：

[1]刘明翰，郑一奇.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01（第一卷）：233.

[2]宋志明.中国传统哲学通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16.

[3]李挺.思想界的元始天尊：為老子正名[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1.

（作者李挺系吉林财经大学（原长春税务学院）经济系，教授，现已退休。）

作者：李挺　李大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