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文人画教育思想分析论文

摘要：古诗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凝聚思想、情感及语言文字精华，从古至今都是儿童启蒙教育的重要资源。小学语文统编教材加大古诗词比例，体现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宋元文人画教育思想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宋元文人画教育思想分析论文 篇1：

《芥子园画传》评述

[摘要]《芥子园画传》依照中国绘画中的传统分科将各卷本划分为山水、兰竹梅菊、草虫翎毛花卉、人物四集，每集开篇综述画理、源流，使画者对绘画有一个整体的认识把握，然后再分解开来，每一种形象从起笔到守成，都有清楚明晰的讲解和图示，最后又论述各形象的组合搭配，并配以名家画谱以滋借鉴，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的教材体例。《芥子园画传》从清代开始发行，至今一直畅销不衰，广受欢迎，是传统绘画教育中的经典教材。

[关键词]《芥子园画传》　经典　教育　大众

一、《芥子园画传》出版源流

“芥子园”是清初名士李渔(李笠翁)在金陵(今南京)的别墅名称。他的女婿沈心友家中藏有明代画家李长衡画的课徒山水画稿四十三页，沈心友请当时的山水名画家王概整理和增补，经过三年的时间，增补到一百三十三页，把山水画的各种技法分条缕析地介绍出来，在篇首编《青在堂画学浅说》，在篇末附临摹的古人各式山水四十篇，可以说“理灸上穷历代，近辑名流，汇诸家之所长”。康熙十八年。在李渔的帮助下。以“芥子园”的名义出版了第一集，这便是芥子园画传的发端。不久，沈心友又请杭州名画家诸曦庵编绘兰竹谱，王蕴庵编绘梅菊与虫草花鸟谱。经过十多年，由王概、王耆，王臬兄弟三人按照第一集的体例。增删图例。编制口诀而成，分为上册竹兰梅菊谱和下册草虫花鸟谱共成第二集，后书商把沈心友的例言十条删去，把竹兰梅菊谱改订成第二集，草虫花鸟谱改订成第三集于康熙四十年成书刊印。之后该画传“畅销大江南北”并以各种方式辗转翻印，广为流传，“书贾获利至厚”。在沈心友的例言里，本有第四集“写真秘传”的拟编计划，可是并没有成书。嘉庆二十三年，书商为获利，假托《芥子园画传》之名杂凑丹阳写真画家丁鹤洲编写的《写真秘诀》、《晚笑堂画传》等图谱，并附李渔辑《图章汇篆》编成第四集，此集出版距前一集差不多是一百四十年了。第四集虽然不是沈心友所编，由于丁鹤洲的《写真秘诀》还有一些价值，所以流传开来。后这四集组合成《芥子园画传》的全部。光绪时需要《芥子园画传》的人很多。而原书经多年翻刻已经模糊不清，所以巢勋(张子祥弟子)临摹了前三集付印。由于他不满意原书第四集的拼凑内容，所以重编人物画法第四集，可惜巢勋并不擅长画人物画，也写不出学画的理论，只能把古人画人物的理论和解说。由佩文斋书画谱抄录下来，并丁鹤洲的《写真秘诀》和他自己的临摹的古人稿本，汇总在一起，编成新面貌的卷本，这便是我们今天可以普遍见到的版本。虽在质量上远殊前三集，但他的努力也为后学者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尤其是在此集中，他附录了当时名画家的代表作品，对学画者有一定的帮助。

二、《芥子园画传》的编排特点

《芥子园画传》从清代开始发行，至今一直畅销不衰，广受欢迎，被誉为绘画教材中的不易经典。对这样一本经典的绘画教材，分析其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　体例完备，编撰精良

《芥子园画传》依照中国绘画中的传统分科将各卷本划分为山水、兰竹梅菊、草虫翎毛花卉、人物四集，从具体形象入手，采用大众所熟悉的题材编撰。每集开篇综述画理、源流，如“画学浅说”，“画兰浅说”等。使画者对绘画有一个整体的认识把握，然后再分解开来。每一种形象从起笔到守成，都有清楚明晰的讲解和图示，最后又论述各形象的组合搭配，并配以名家画谱以滋借鉴，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的教材体例。下以山水集为例详述其体例。

《芥子园画传》山水卷在整部画谱中占有最重要的位置，此集共分为五卷，分别为青在堂画学浅说、树谱、山石谱、人物屋宇谱、名家山水谱。卷一“青在堂画学浅说”又分为画法概要、设色各法两部分。画法概要又分为：六法、六要、六长、三病、十二忌、三品、分宗、重品、成家、能变、计皴、释名、用笔用墨、重润渲染、天地位置、破邪、去俗等。中国画中要注意的问题几乎都有论述。这些要点大多从前人画学中总结抽取而来。出自自己心得，则冠名“鹿柴氏”。设色各法部分除详述石青、石绿等数十种颜料性质之外，还对绢素、矾法、纸片、点苔、落款、洗粉等与颜色渲染有关的问题作了说明，列出一些小窍门、小常识供人参考，可见编撰人之用心良苦，其基础性、专业性可见一斑。

卷二“树谱”分列树法、叶法、藤法、诸家树法、诸家叶树法、诸家杂树法等。各以图示文字列，其中树法列画树起手四歧法、两株画法、鹿角法等十九种形式。叶法列介字点、菊花点等叶式共三十三种。列夹叶法九式，夹叶着色法十八式，缠树藤法两式，诸家树法列范宽、郭熙、王维、马远、李唐、黄公望等各式树法总共五十二种，凡例六十八种树式，都堪称典范。

卷三“山石谱”分列石法、皴法、诸家峦头法、泉流瀑布石梁法、水云法等。总共一百一十四式，大部分都注明是宋元名家法式，十分具有代表性。

卷四“人物屋宇谱”分列点景人物、中号点景人物、极小点景人物等共一百十四种，点景鸟兽二十七种，墙屋二十七种，门径十六种，城郭桥梁三十种，还有寺院楼塔、界画台阁、舟楫、器具等许多种。不仅是样式详细，而且每一种该怎么用、有什么样的效果也有说明。卷五“名家山水画谱”收录临摹的名家山水全图共四十幅。

从这本山水集中可见其小至点叶、皴法，大至全图，尽而求其全，可谓“委曲详尽。无体不备”。李渔在其序言中称“……琐细要卢。无不毕具……不可磨灭之奇书而不以公世岂非天地间一大缺陷事哉!”其他各集编排体例，结构逻辑也都与山水集体例一致。完备而详尽。

细看画谱的每一卷本。会发现其所列各形象，并不是简单排列，而是把形象技法进行拆分。同时又有规律可循。如画树是以三株为一组来做图列，形势一般是前两笔接近平行关系，后一笔打破，变为相反方向，既有统一又有对立，画面构成关系在图例的演示中一目了然。后而在三株基础上衍生五株。继而成一定规模，并千变万化，似乎是受到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智慧的影响。有三衍化无尽。学画者在掌握这一规律后，进而可以创造发挥，不至于限制的太死。由简而繁，循序渐进，初学者即使无老师指导，也可轻易入门。在收录的各式各法中，并不专收一家或几家，而是详尽列举各家范式，使学画者能够多方参考借鉴，博采众长，为我所用，进而有自己的风格。

2　法矩严格，有法可依

《芥子园画传》在青在堂画学浅说中提出’“先矩度森严。而后超神尽变。”在画谱中每一种形象都有法度可依。初学者尽可按法而来，而不至于走歧路。这些法矩多来自古人，崇尚古法，以古人为绘画楷模，这一思想贯穿始终，也是中国绘画教育思想的一大特点。“古人无论其迹其神皆为经典，笔笔有出生，处处有来历，无论如何师法，终究不离正途，心慧者自可神遇”、“述之守之以致精熟

然后始能生巧，巧妙然后可夺天工”等正是画传的立意要旨。在以古为镜、崇尚古法的原则下，每卷首即述此画之源流。如，画兰源流、画竹源流、画菊浅说等，以明古法的递变传承。在画传的诸集图式中，尤多临摹唐宋元明诸家名迹局部或全图，可以看出古人以经典为楷模的编排思想贯穿全书。涉及一家、诸家和取法高下，则在书中自有评论，例如：卷三“诸家峦头分图”条“主山之脉，络既知，轮廓素习，则诸家皴法宜于谁先?曰：董北苑为集大成，其皴法苍老，当从此练笔，笔既老，诸体无难，且学画先恐学坏手，惟此皴法不坏手。余岂左其袒耶。”立论明确，学者不必费太多神思，便有取舍。当然，在画传中的评论有些来的偏激，但是总的来说质量还是很高的。

3　文人旨趣，面向大众

画谱的编排受文人画的影响颇深，从编者观点立场、编辑内容体例、图例样范作者的选择，皆以文人画为旨趣。“若画山水人物需清如鹤望如仙，若春兰叶多妖媚之致”，故文人多画之云云，都是文人画教育思想所系。李渔在画传首集序言中说：“俾世之爱真山水者，皆有画山水之乐，不必居画师之名，而已得虎头之实。”这本书在当时是给那些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看的。不仅要做到让初学者易于上手，还需在论述上显出较高明的文化见解与画论修养，能够深入浅出。努力将精深玄虚的传统审美智慧沁透与一点一划一物之中便是此书的用心良苦之处。画传的风行也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文人旨趣的编排思想正是切合当时的背景。清代开国以来，社会较为稳定，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绘画已经深入到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市民中去了，例如“扬州八怪”的兴起和影响，从事绘画的人众多。经过历史的沉淀，文人画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清初正统派画家“四王”注重仿古。画作重“古意”追“笔墨”的程式化倾向对当时的绘画教育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在《芥子园画传》中也有十分明确的体现。

三、《芥子园画传》所负载的美术教育意义

《芥子园画传》在吸纳前人图谱精华基础上，所呈现的篇幅之大、内容之丰富、画法画理阐明之系统。以及细致、精当都是前所未有的，可以称为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史上唯一完善而堪称经典的画谱，它不仅能使我们了解中国画技法及实际操作过程的细枝末节，使得绘画教育的传承更为有效。而且作为绘画百科式教材，传授技法以图例贯穿全书，由浅入深。有矩可循，有成例资鉴，有详实说明文字。技法以理论为支架。给人以系统的规律性的认识。提供历史的纵向知识，从古到今，使学习者明了创造的由来与走向。而且，还使得我们得以一睹那个时代绘画领域中的美学追求与教授方式。客观地评价该书的历史价值，它为当时的水墨学子打破师徒课稿的作坊似的教学模式，使无师自通或自学成家成为可能，使更多的平民阶层接受绘画教育。另外，画传本身就是一本可读可赏、印制精美的佳作，对于绘画艺术思想的传播，提高大众的审美艺术水平，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诚然，《芥子园画传》成书于康熙十八年，有时代背景的影响，在今天看来，《芥子园画传》显得过于程式化，是板起面孔生谈“技法”，但它的编排思想可以说为其后的所有画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中所涉及到的内容对于今天来说依然有良好的借鉴意义。对于初学及领会中国传统绘画的技法，这部书仍有它的参考价值。

作者：吴峰风

宋元文人画教育思想分析论文 篇2：

小学语文统编教材古诗词选编趣味探究

摘 要：古诗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凝聚思想、情感及语言文字精华，从古至今都是儿童启蒙教育的重要资源。小学语文统编教材加大古诗词比例，体现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与过去的教材相比，统编教材在选编古诗词时考虑到趣味因素，主要体现在：选篇突出诗趣、童趣;编排上更科学、巧妙，助读系统（含课后练习）的设计充分考虑到儿童的身心发展特征，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但也存在选篇比例失衡、古诗词编排不够合理、助读系统实用性不强等问题，小学语文统编教材古诗词选编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关键词：小学语文;统编教材;古诗词;选编趣味

语文教材是语文教师课堂教学的必要凭借，也是学生掌握语文知识、发展语文能力、接受价值观和情感教育的重要载体。2016年9月，统编小学语文教材开始在部分地区低年级投入使用，至2019年秋季全国小学各年级全面使用。这套历时四年编写、集结多方智慧的教科书是小学语文教材发展变化史上的一次历史性变革，与过去的教材相比，统编小学教材的一大特征是更突出强调“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而古诗词作为传统文化的精华，在选编上较以往呈现较大的变化，其中，更加考虑到学生的接受能力，注重教材的趣味性是古诗词选编上的一个显著特点。

研究统编教材古诗词选编的特点，有利于教师更好的使用新教材进行古诗词教学。但统编教材并不是绝对完美的，教材质量的提升需要更多研究成果支持，通过对古诗词选编情况的分析，及时发现教材编写上的不足，有利于语文教材的完善。本文拟从古诗词选篇情况、编排特点、助读系统（含课后练习）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尝试总结出新教材古诗词选编的趣味及不足之处。

一、古诗词选篇的趣味性

本文所提到的“古诗词”专指古代诗词，不包括现当代作家创作的旧体诗词。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附录部分，小学一至六年级推荐的古诗词篇目共75首[1]，而统编小学语文教材中共选入古诗词110首[2]，在数量上远超课标要求。从古诗词的选篇倾向来看，新教材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选篇重诗趣

统编教材对“诗趣”的呈现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從体裁上看，统编教材古诗词选篇涉及体裁类别丰富，七言绝句占比较大，具体体裁情况详见表1。

由表1可见，除元曲以外，各类体裁均有出现，其中近体诗所占比重最大，有95首之多，近体诗又以绝句为主，而七言绝句数量最多，共选取66首，占比约60%。七言绝句之所以在小学古诗词中占据主导地位，有其自身原因：第一，七言绝句每句七字，可以表达相对完整的句意，且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易于儿童朗读背诵。第二，七言绝句是近体诗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身数量就很多，唐宋时期我国诗歌创作进入鼎盛时期，名家众多，李白、杜甫、王维等人均有大量优秀的七言绝句作品，为文学史的画卷填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由此可见，七言绝句诗味浓郁，意趣丰富，适合编入小学教材，成为培养儿童语感、感受传统文化的重要材料。

唐、宋时期名家作品比重较大。我国是文化大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夏朝至清代，共历经多个朝代，重要的王朝就有夏商周、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等。从先秦开始，中国就已经有《诗经》《楚辞》等脍炙人口的诗歌了，后来诗歌在我国蓬勃发展，逐渐出现乐府诗、五古、七古、绝句、律诗、词、曲等丰富多样的诗歌形式。统编教材在选择古诗词时，充分考虑了不同时代的作品，但主要侧重点在唐宋时期的诗词名篇，具体情况详见表2。

由表2可知，各个时代的诗歌作品在统编教材中都有体现，但选诗大多是唐宋时期作品，其余时代涉及较少。在统编小学语文教材（课文及语文园地）中共选入唐代作品60首，占古诗词总数的54.55%，超过一半的比例，宋代作品共入选35首，占古诗词总数的31.82%。对唐宋时期选诗作者进行统计，出现次数最多的诗人为唐朝“诗仙”李白，共选入《古朗月行》《静夜思》《独坐敬亭山》等9首;其次为王维和苏轼，各有6首入选;白居易的诗作入选5首，杜甫、王安石、杨万里、孟浩然等诗人作品入选4首;其余诸人，如王昌龄、李商隐、李清照等唐宋时期著名诗人的作品在教材中出现的次数虽少，但入选的均为经典作品，如王昌龄的《出塞》、李商隐的《嫦娥》、李清照的《夏日绝句》等，都是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名篇。

唐宋时期是我国诗歌成就最高的时期，两个朝代涌现出一大批优秀诗人，在开放繁荣的社会背景下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共同铸就了我国诗歌的辉煌时期。

综上所述，统编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古诗词作品符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教材选文要文质兼美，具有典型性”[3]的教材编写要求。具有典型性的诗词作品，自身的艺术价值普遍较高，蕴含着丰富的“诗趣”。

（二）选诗重童趣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针对童蒙教育提出：“养蒙之道，通于圣功，苟非其本身之乐为，强之而不能以终日。”[4]指出不能强迫儿童学习，应该顺应儿童天性，根据儿童的需求和兴趣进行教学，是我国早期的“生本”理念。现当代的叶圣陶、钱梦龙、宁鸿彬、魏书生、李镇西等学者在阐述教育民主问题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5]。

教学要体现儿童本位思想，作为语文教学基本依据的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同样要体现“童趣”，贴近儿童生活。叶圣陶认为：“要使儿童感觉无味，就不是最好的教材。所以国文教材的普遍标准，当为儿童所接触的事物，而表出的方法，又能引出儿童感情的。”[6]对于教材选文，统编教材总主编温儒敏教授指出，新教材的编写理念之一就是“贴近当代中小学生的‘语文生活’”[7]。从新教材的选文上看，古诗词对儿童兴趣与生活的贴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选文充满童趣，符合儿童学习兴趣。新教材的编写充分考虑小学生的身心发展水平，在古诗词的选择上，倾向于简单、生动、有趣的作品。如李白的五言古诗《古朗月行》，原诗较长，难度较大，教材只节选其中四句，写的是诗人年幼时对月亮的认知和想象加工，不仅将月亮称作“白玉圆盘”，还将它想象成瑶台仙镜，借此联想到月中的仙人、桂树和玉兔，天真烂漫，富有童趣。

其次，体现传统文化，贴近当代生活。语文教育是弘扬传统文化的基石[8]，新教材选入的古诗词，许多都体现了我国的传统文化，如三年级下册中的一首古诗《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9]这首诗体现了我国的“春节文化”又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贴近学生们的生活，对学生而言，古今类似的文化习俗也是富有乐趣的。

再次，写景作品多亲近自然。在统编本小学语文教材中，写景的诗歌就有40多首，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的热爱。在这些作品中，蕴含着古代诗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给今天的我们再现了古时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如李白的《望庐山瀑布》，用夸张的手法写了庐山瀑布的壮丽景观，再如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给小学生展开一幅美轮美奂的西湖画卷。写景的诗歌是重要的教学资源，学者黄倩认为，小学生会将在诗词中品味到的山水之美移情到现实中去[10]，描写自然风光的诗词可以拉近教材与学生生活的距离。

二、古诗词编排的趣味性

古诗词编排方式是教材对选诗的呈现方式，新教材在古诗词编排设计科学巧妙，有利于维持学生的学习兴趣。新教材在对选诗的编排上体现出的趣味主要包括以下两点：

（一）兼顾广度和深度的立体结构

统编新教材立足小学生实际，用科学的眼光，从丰富隽永的中华文化宝库里精心挑选了110首古诗词编入统编新教材中，体裁丰富，题材广泛，对于引领小学生领会中华传统文化、培养学生审美能力有深远影响。

新教材中的古诗词编排进行分栏设计，选诗主要分布在课文“语文园地”及“古诗词诵读”中，其中，选作课文的有61首，课文以外则有49首诗词（“语文园地”与“古诗词诵读”）。从数量上看，此套教材中的古诗词体量很大，远多于以往版本的教材，可见统编小学语文教材非常强调“量”的积累，旨在通过让小学生接触大量的古诗词，在浓厚的古诗词学习氛围中陶冶性情，形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

另外，古诗词所处的位置不同，编排的目的也不同：课文中的古诗词，目的在于识字认字，理解和感受古诗词，体会作者的思想情感，获得一定的语文知识、初步形成学习古诗词的能力;而“语文园地”“古诗词诵读”中的选篇，目的则在于让学生多读多背，广泛接触，充分积累。课文内外的古诗词分别着眼于儿童学习古诗词的深度和广度，使小学教材古诗词编排呈现出立体化结构。

这样的编排方式，使每册教材中的古诗词分散排布，不会让学生感到太大学习压力，体现了新教材在“传统文化”上的有机渗透[11]。

（二）由易到难的梯度设置

教材在对选诗进行编排时，充分考虑了不同年龄段儿童身心发展水平，古诗词的难度梯度设置主要呈现出以下两个特征。

第一，选诗数量随年级升高逐步增多。

由表3可见，“语文园地”栏目中的诗词数量没有随着年级的升高出现明显的变化。在课文部分，一年級上册编入诗歌2首，学习任务较轻，有助于刚步入小学阶段的儿童适应古诗词学习;从一年级下册至二年级下册，每册教材课文中的古诗词数量逐渐增加到4首，并开始以“古诗二首”的形式组合出现，一课当中选入两首古诗，进行对比教学，难度略有增加;三年级上册开始，选作课文的古诗词数量继续增加，每册达到6首，并从四年级开始编入词，以“古诗三首”或“古诗词三首”的形式组合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新教材在六年级下册的最后设置了一个“古诗词诵读”板块，共编入10首诗歌，使这一册书中的古诗词总数达到了17首之多。一方面，六年级学生的接受水平更高，有能力积累更多的诗词，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更好地与初一年级的古诗词学习衔接起来。

第二，选文主题由低年级向高年级逐渐深化。小学低学段选入的古诗词多为写景诗和童趣诗，如一年级上册的《江南》（写景诗），二年级下册的《池上》（童趣诗）等，通俗浅近，明白易懂，基本没有太深刻的主旨内涵，符合“课标”对本学段古诗词教学的要求。从三年级开始，诗歌主题逐步深化，在第二学段出现了《题西林壁》等4首，阐述人生哲理的诗歌，《元日》《清明》等3首涉及传统文化的诗歌以及《出塞》《凉州词》等3首边塞诗等，主题由“浅近易懂”向“内涵丰富”明显转变，深度较前一学段增强。到了第三学段，除上述题材外，还出现了忧国忧民、送别诗等不同的题材，主题深度进一步增强。

总之，新教材的古诗词编排新颖立体，别出心裁，课文中的古诗词的数量逐渐增多，选诗主题逐渐深化，都表明教材编写者在编排古诗词时充分考虑到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认知发展水平和接受能力，遵循了循序渐进的原则，体现了教材编写者在减轻学生负担、激发学习兴趣上的良苦用心。

三、助读系统及课后练习的趣味性

语文教材既是“教本”也是“学本”[12]，在编制语文教材时，不仅要方便教师教学，也要方便学生学习。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奥苏泊尔提出“先行组织者”概念，“先行组织者”是先于学习任务之前的一种引导性材料，能够帮助学生正确、深入的理解学习材料[13]。通常以助读系统和作业系统的形式进入语文教材的编排中。“课标”强调培养学习主动学习的能力，针对小学生而言，助读系统以及课后练习的设计要具有趣味性，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一）兼具趣味性与实用性的单元导语

单元导语通常位于单元之前，起到揭示本单元主题的作用。统编教材一至二年级的学习任务以识字认字为主，选文独立成篇，单元设置是从三年级上册开始的，围绕同一主题筛选若干课文组成一个单元，使选文与选文之间产生一定的联系。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开篇即提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14]统编小学语文教材的编排充分体现了语文课程的基本性质，在导语的设计上，则表现为“人文主题”和“语文要素”的双线形式，既富有趣味，又具有实用性。例如三年级下册第一单元包括《绝句》《惠崇春江晚景》和《三衢道中》这三首描绘自然风物的古诗。在单元首页上，人文部分的导语为：“飞鸟在天空翱翔，虫儿在花间嬉戏。大自然中，处处都有可爱的生灵。”语文要素部分的导语为：“试着一边读一边想象画面”，“体会优美生动的语句”，“试着把观察到的事情写清楚”。一方面，“人文主题”部分的导语体现了教材编排的人文性目标，通过简单活泼，充满童趣和诗意的陈述性语句，搭建起“自然”的情景，揭示了本单元“自然”的主题，有利于学生对本单元古诗的理解。另一方面，“语文要素”部分的导语则对学生提出知识与技能方面的要求，其中，“试着一边读一边想象画面”一条，也与“课标”中对本学段古诗词学习的要求“诵读优秀诗文，注意在诵读过程中体验情感，展开想象，领悟诗文大意”相符合[15]。

（二）丰富有趣的注释体系

我国的注释出现很早，在先秦文献中就有对《诗经》等的解释，目的是帮助读者更好的理解。顾黄初先生强调，给教材作注释和给一般读物做注释有很大不同，多了“辅助教学”的目的[16]。统编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注释是逐渐丰富起来的，主要涉及拼音注释和课下注释。

拼音注释在统编教材中是“先无后有，逐渐减少”的。出于对幼小衔接以及拼音难度大等问题的考虑，温儒敏教授提出的一个重要理念是“先认字后学拼音”，新教材在古诗词拼音注释的编排上也体现了这一理念。首先，一年级上册教材中最初几首古诗词是做为识字的辅助材料出现的，如“识字”板块的《咏雪》和“日积月累”中的《咏鹅》，并没有对诗歌进行拼音标注。随着拼音教学的开始，统编教材开始对古诗进行注音。从古诗的注音情况来看，一年级上册的《江南》《画》《悯农》《古朗月行》《风》，一年级下册和二年级上册中的所有古诗采取了全文注音的形式，目的是更好的辅助识字阶段的学生阅读，并在注音的帮助下掌握更多字词。从二年级上册开始，随着儿童认识的字越来越多，统编教材不再对古诗词中简单的字注音，仅对生僻字、多音字注音。如二年级下册《绝句》（杜甫）一诗，其中一句的注音为：“一行（háng）白鹭（lù）上青天。”只对多音字“行”和生字“鹭”进行了注音，再如六年级下册《竹石》（郑燮）一诗，对作者名字中相对生僻的“燮（xiè）”进行注音。并且，从五年级开始，“语文园地”中的古诗全部不予注音。这样的编排方式，有助于帮助学生逐渐脱离对拼音的依赖，形成独立阅读的能力。

古诗词的语言形式与现代汉语有很大不同，因此设置“课下注释”进行适当的解释对学生理解诗词含义是很有必要的。统编教材古诗词部分的课下注释不是从一而终的，“课标”对小学低段（1-2年级）古诗词学习的要求主要是感受情感、语言的优美，对于理解诗歌含义尚无要求，因此没有标注释。从三年级开始，“课标”增强了对领悟古诗文大意的要求，为帮助儿童理解古诗词大意，开始插入文字注释，可以帮助学生拓展知识面，获得有趣的课外知识。从注释的类别上看，有解题类的注释，如《赠刘景文》中，对刘景文的身份进行了解释;《示儿》一题的意思是“写给儿子看”;《题临安邸》则对“临安”这一地名解釋为：“南宋都城，即今浙江省杭州市”等。也有字词解释类的注释，如《己亥杂诗》中，对“生气”解释为：“朝气蓬勃的局面”;对“万马齐喑”解释为：“所有的马都沉寂了，比喻人们沉默不语，不敢发表意见。”除此之外，还有对基本常识的解释，如《夜书所见》中的第三条注释“促织俗称蟋蟀，也叫蛐蛐”;《饮湖上初晴后雨》中的第六条注释“西子即西施，春秋时代越国的美女”。

总体上看，统编教材古诗词的注释体系是逐步丰富起来的，起初仅做识字认字的要求，逐渐有了拼音注释，随着对理解的要求不断加深，课下注释也加入注释体系中来，注释丰富、实用、有趣，有利于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培养自主学习能力。

（三）“国风绘本”式的插图设计

插图也是助读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语文教材中直观明了的插图可以帮助小学生更好的理解课文内容。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认为，明丽色彩的图画更能吸引儿童的注意，肯定图画对儿童学习的辅助作用[17]。统编教材中的插图非常丰富，几乎每一页都有精美的图画，从插图尺寸来看，兼有全页插图、1/2插图、1/3插图以及更小篇幅的插图[14]，使统编教材精美如绘本一般，符合小学生的审美认知习惯。

图画类型也丰富多彩，有儿童水彩画《小小的船》、情节漫画《小松鼠找花生》、实拍照片《手术台就是阵地》等，通过分析统编教材古诗词部分的插图，可见古诗词中的插图与其他课文中的插图有明显差别，所有古诗词课文均采用中国水墨画作为配图。水墨画是中国传统的绘画方式，是我国优秀文化的一种，具有“气韵生动”“意境深远”等特点。

从文字与图画的编排上来看，水墨画以“背景图片”的形式置于底层，古诗词以“题词”的形式嵌于水墨画之中，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与画浑然一体，形成天然的国风意境。如四年级下册七单元《墨梅》的配图：以浓墨、淡墨交替描绘出的一株雅致墨梅，紧密扣题。五年级下册四单元的“日积月累”中《凉州词》的配图：笔墨晕染出昏黄的天际，一座城楼孤独地伫立在黄沙中。渲染出边关悲壮沧桑的气氛来，与古诗的意境相和。古诗词与古画相互配合，形成“国风绘本”式的古诗词插图体系，使小学教材的“诗趣”更浓了。

（四）重视诗趣的练习设计

统编教材中的练习题位于每一课的最后，也称课后习题。课后习题可以检验学生的学习情况，具有揭示教学重点的作用，在教学中，教师往往会参考课后习题来指定教学目标，因此，习题类的助读系统可以为教学指明方向。对统编教材古诗词部分的课后习题进行整理，可以发现，古诗词的课后习题呈现出学段层次分明的特点来。

首先，第一学段（1-2年级）的课后习题主要以朗读和背诵为主，对于默写、理解诗词含义等并无要求，如一年级上册《江南》的课后习题为：“朗读课文。背诵课文。”二年级下册《古诗二首》一课的课后习题为：“朗读课文。想象画面，说说诗句中春天的美景。背诵课文。”“读一读，填一填。”“读一读，记一记。”重点是在朗读和背诵中感受诗歌的优美。

其次，第二学段（3—4年级）的课后习题在前一学段的基础上，增加了“有感情的朗读”“写”和“理解”的要求。如四年级下册《古诗三首》的课后习题为：“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芙蓉楼送辛渐》。”“说说下面诗句的意思，再想想这些诗句表现了怎样的思想品格。”在朗读的基础上做到“有感情”，体现了课标对本学段古诗词学习“在诵读的过程中体验情感”的要求，而默写课文则体现了从要求学生会认、会读到会写的转变。

第三学段（5—6年级）课后习题的要求更复杂，不仅有读、背、写、理解的要求，更有体会情感、自主学习和学习迁移的要求。如五年级下册四单元的《古诗三首》的课后习题为：“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默写《从军行》《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借助注释，说说下面诗句的意思，再想想它们传达了诗人怎样的感情。”一单元的《古诗三首》课后还设置了一道选做题：“根据古诗内容，展开想象，选择一首改写成短文。”

对三个学段的课后练习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课后习题的难度逐渐加大，学段分明，既与“课标”要求有密切关系，也符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体现了统编教材助读系统编制的科学性。但是，無论哪一个学段的课后习题，都重在让学生更深的体会到古诗词的“诗趣”，例如第一学段的想象、第二学段的有感情朗读、第三学段的体会情感及改写等。

四、古诗词选编的几点不足

基于以上分析，新教材关注“诗趣”，重视“童趣”，与之前几版教材的古诗词编排相比更加突出“趣味”，但这并不意味着新教材在古诗词编排上的做法是完美的，它仍然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在此拟提出统编教材编排古诗词时的几点不足，为小学语文教材的发展提供些许思路。

（一）古诗词选文比例失衡

结合表1、2可知，统编小学语文教材古诗词选文的比例不太合理：首先，并非只有绝句诗可以体现中国古诗词的情趣。新教材古诗词各类体裁的比重相差悬殊，绝句比重有过大之嫌，且元代仅有一首七言绝句入选，该时代的典型文学形式元曲一首都没有入选，不利于体现中国古代文学的完整性。其次，唐宋时期的作品占绝大多数，尤其是唐诗，超过统编教材古诗词选文的半数，统编教材的选文朝代呈现“梭形”分布，易使小学生提起古诗词就只知唐宋诗词，不利于系统、完整的体会中国诗词的趣味。再次，选文作者绝大多数为男性，女性作者仅有李清照一人，事实上，中国古代也有很多优秀的女文人，如东晋的谢道韫、唐代的薛涛、鱼玄机等都有脍炙人口的佳作流传下来，是否可以从中选择几首简单的作品或片段编入小学教材，让小学生认识到，不只有男性作家可以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中国古代也有才华横溢的女性，消除性别偏见，促进良好个性和健全人格的形成。

（二）古诗词编排不够合理

统编小学教材中，古诗词的编排以三年级为界限，呈现出两种分布形态来。三年级之前的古诗词曾以“识字加油站”和单篇课文的形式出现，如《咏雪》《江南》《静夜思》等，古诗词分布零散，缺乏系统性和规律性。低年级是小学生对古诗词形成初步感知的重要时期，古诗词单篇成课是否科学合理，独立的古诗词能否帮助低龄儿童形成对古诗词的初步认知，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三年级之后，古诗词开始编入单元教学。从统编教材的单元设置上看，古诗词作为单元中的一课与现代文编排在一起，但是单元主题往往与现代文更加契合，如三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的主题为“大自然的生灵”，单元中的几篇现代文《燕子》《荷花》《昆虫备忘录》都符合主题，但第一课中的三首古诗在主题上更偏向“自然风光”，从主题上看，编入这一单元略有牵强。古诗词有自己独特的语境，统编教材缺乏古诗文的独立单元，也许不利于古诗词语境的形成。

（三）助读系统实用性有待加强

语文教材需要明确、实用的助读系统来帮助学生形成自学能力，但本套教材中的助读系统不够实用，主要体现在导语和课下注释上。首先，统编教材中的单元导语往是一小段生动有趣，富有诗意的句子，如“我们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也是我们的一部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背起行装出发吧，去触摸山川湖海的心跳。”等，诗意盎然的短句的确体现了“人文性”的要求，但在揭示单元主题上的作用却不够明确，对于小学生来讲，可能需要猜测或者教师解释才能理解这些导语的意思和单元的主题，如此一来设置导语的意义就模糊掉了。其次，中高年级对古诗词已经有较深的“理解”要求了，但统编教材中的课下注释不够丰富，尤其“语文园地”中的古诗词，没有设置任何注释，甚至也没有泡泡语、便签或旁批等提示语，容易使教师和学生忽视这一部分的学习，这一部分的古诗词虽然重在积累，但适当的理解也可以帮助小学生更好的积累，而且，在没有理解的基础上死记硬背，会加重学生负担，打击学习积极性。

通过对统编小学语文教材的分析，可以发现统编教材在古诗词的选文、编排以及助读系统的设置上都展现出焕然一新的面貌，更加着眼于传统文化的趣味，强调积累。统编教材凝聚着专家学者多年的心血和智慧，但它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也存在一些不足。教师要以发展性的眼光看待统编教材，用创造性的思维来使用教材，更好地发挥新教材的优势，并为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制提供进一步完善的思路，促进语文教材的发展，推动语文教育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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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徐阳）

作者：孙迎桐 任强

宋元文人画教育思想分析论文 篇3：

论惠山祠堂的吴文化底蕴

摘 要：无锡惠山祠堂是江南著名的祠堂群之一，折射了吴地不同时代的文化信息，成为江南最著名的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文章以具有代表性的、最能体现吴地文化精神内涵的“至德祠”、“陆子祠”、“邵宝祠”、“顾宪成祠”、“高攀龙祠”为例，分析其中所蕴含的各种文化元素、思想观念，及其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

关键词：建筑艺术；工艺美术；文化遗产；惠山祠堂；吴文化；历史；文化元素；艺术思想

无锡惠山古镇以惠山祠堂群名闻遐迩，总数有118处，其规模之庞大、分布之密集、类型之丰富，为国内罕见。这些祠堂与周围山、水、园林、民居宅院融为一体，承载了吴地历史的文化精神和民俗风情，具有很高的历史、人文、艺术价值。在为数众多的祠堂中，本文选取不同时代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祠堂，分析其蕴含的文化信息、思想观念及其体现的吴地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特征。

一、吴文化的源头：“至德祠”

“至德祠”，又称泰伯殿，是祭祀开发江南的始祖吴泰伯的，它位于锡惠名胜景区内，映山湖正北，华孝子祠右前方。“至德祠”的名称来源于孔子《论语·泰伯》中对泰伯“其可谓至德矣，三以让天下，民无德而称焉”的评价。

泰伯既是古吴国的创建者，也是吴文化的创始人，对他的祭祀与崇拜在吴地源远流长。最古的梅里泰伯庙，相传建于东汉永兴二年（154），当时是民间一种较原始的祖先崇拜。到了北宋元祐年间，朝廷赐泰伯庙“至德”额，泰伯的形象提升为礼让天下的圣贤认。明清以后，泰伯作为儒家圣贤的地位进一步突出，泰伯庙在苏州、无锡等地一直得到官府的重视，地方志上屡有重修、重建的记载。今惠山“至德祠”最早建于乾隆十三年（1765），知县吴钺暨裔孙吴培源等购惠山愚公谷炼石阁基址，奉檄特建惠山至德祠泰伯殿，祠内至德殿上供奉泰伯、仲雍、季札之像，供后人世代祭瞻。1959年在锡惠公园建设中保留了原来的享堂大厅，作为“至德祠”，将其与荷轩等景分离，单独开放。现祠内有“至德无上”匾，中为泰伯，左右分别以“断发纹身”、“荆蛮义归”、“泰伯建城”、“开发江南”为主题展示泰伯开吴的史迹。柱上悬有楹联：“草昧造三吴，自南河阳城箕山以来，天锡此土；豆登延百世，立君臣父子兄弟之极，民无能名。”殿之南北壁间分悬八块隶书木屏，录《史记》有关史实。

祠内“断发纹身”的主题表现的是泰伯对吴地原有文化、习俗的尊重和主动融入，他和土人一样断发纹身，入水捕鱼，带领他们历尽苦难把沼泽泥涂开成良田，把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传播到这里；“荆蛮义归”说的是人民被泰伯排除万难为民谋福祉的行为而感动，在学得技能、收获劳动成果的过程中，“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1]（P.1218）“泰伯建城”指的是泰伯在梅里筑“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的吴城，并大兴农桑，开发水利，其中最值得称道的壮举是泰伯带领人民开凿了江南最早的运河泰伯渎，一举解决了灌溉、排涝、运输等农业发展问题，老百姓称道：“当季开之，以备旱涝，一方居民，始得粗食”；“开发江南”当然是对泰伯开发江南文明功绩的歌颂，通过一系列艰苦卓绝的努力，吴地原始的渔猎生活进化到了较为先进的农耕生活。不但如此，泰伯还以周礼治吴，把中原国家机构的模式移植到南方蛮荒地区，以中原较为先进的华夏文明对吴地土著文明加以改造、提升。

中原文明与文化的传播、渗透造成吴地生活方式的改变，同时也开启了吴人不拘泥传统、善于吸取、学习的心态大门，从而形成了吴文化的第一次飞跃。到春秋后期吴地产生了精通中原礼乐的季札，名列孔门七十二贤以文学著称的言堰。王充《论衡·恢国篇》云：“夏禹倮入吴国，太伯采药，断发文身。唐虞国界，吴为荒服……今皆夏服、褒衣履舄。”通过全面吸收和消化中原华夏文明中较为先进的因素，使远在蛮夷之邦的吴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元明间文人姜渐《吴县修学记》说：“自泰伯以天下让，而吴为礼仪之邦，自言堰北学于圣人，而吴知有圣贤之教。由周而降，天下未尝无乱也，惟吴无悖义之民；由汉以来，天下未尝无才也，惟吴多名世之士。虽阅千数百载而泰伯、言堰之风至于今不泯。噫，教化之感人心而善民俗也如此。”这里也是表彰泰伯对江南文明的开启之功和对后世的重大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至德祠”的“至德”二字，我们对它的理解就不能仅停留在“礼让天下”这一浅层意义上了。汤因比说：“较伟大的心灵超然物外，更伟大的心灵试图将人生变成某种比我们所经历的尘世生活要高级的东西，并把新的精神进步的种子播洒在大地上。”[2]（P.193）还说：“个人在向完美的行进中必须带领其他人同他一道前进，竭尽全力，不断扩充和增大这股涌向完美的、声势浩大的人流”。[3]（P.137）所以，我们说泰伯的“礼让天下”之德，固然因为符合儒家推崇的品德而得到了历朝历代的歌颂，但他真正的“至德”在于开创了古代江南文明，把进步的种子播洒在这片大地上。他跋涉三千多里，渡过长江，冒着千难万险来到荒蛮之地江南，不是隐逸世外，而是融入人民，和他们一起同甘共苦、手足胼胝，改变了这里原始的生存环境和方式，建立了句吴国，开创了新的文明，并使这种文明不断繁荣生长。卡西尔在《人论》中谈到人类文化的发展时说：“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之为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在所有这些阶段中，人都发现并且证实了一种新的力量——建设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理想’世界的力量。”[3]（P.288）正是泰伯以他的聪明才智和不畏艰险的勇气，开启了民智，唤醒了原本处于自然状态的土民内心的潜能，激发他们去征服自然、改造环境，用创造性的劳动从自然的奴役下获得自我解放，由此证实了一种新的力量，建设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愚昧、黑暗中的灵魂一旦被点亮，激发出的创造力和积极性是不可限量的，从此以后吴地文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一路发展、赶超。

二、茶文化的代表：“陆子祠”

在锡惠名胜区天下第二泉泉亭上，坐落着祭祀唐代“茶圣”陆羽的“陆子祠”。陆子祠始建于宋代，现存建筑为清末民初所建。祠堂屏门上有漆画“陆羽品茶图”，两壁屏书陆羽的《慧山寺记》，其中全面介绍了惠山寺的历史沿革、主要景点和风光特色，是现存最早详细介绍惠山景色的文献。厅前悬有根据苏东坡咏诗意写的楹联“试第二泉，且对明亭暗窦；携小团月，分尝山茗溪茶。”

安史之乱时，陆羽在吴地避乱，隐居山间，采茶觅泉，评茶品水。惠山的“天下第二泉”，因他的评赏而命之，故此泉又名“陆子泉”。宜兴著名的“阳羡茶”当年也是经陆羽认定为“芬芳冠世”可以上贡给皇帝。陆羽后半生大部分时间是在江南度过的，他曾前后多次游无锡惠山察茶事、品水质。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时任无锡尉的皇甫冉。两人志趣相投，一见如故，惺惺相惜，朝夕相聚，游览惠山、谈文论诗、切磋茶艺。皇甫冉留有《送陆鸿归惠山采茶》、《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等诗篇，记述了陆羽在无锡的采茶活动以及他们之间的友谊。他们俩的交往也是以茶会友的一段佳话。

与陆羽在无锡推动茶文化密切相关的是对泉文化开发。煮茶之水的上品是泉水，惠山山中泉眼众多，除最负盛名的二泉外，还有松泉、罗汉泉、龙眼泉、遂初泉、龙缝泉、碧露泉、滤泉、双龙泉、逊名泉、听松泉、松苓泉、蟹眼泉等，这些泉水被统称为九龙十三泉。“天下第二泉”的成名经过据明代王永积《锡山景物略》记载：“泉之得名自唐代李绅始，经品题自陆羽始，奔走天下自李德裕始。”二泉旁有一弄堂名叫“挑水弄”，即记录了唐代以后二泉水扬名天下，经此处运至各地的盛况。到了宋代，宋徽宗将二泉水列入贡品，苏东坡咏有“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之名句。同时根据“近泉得水者则为至上”的祠堂选址原则，惠山的清泉周围也形成了一个祠堂群落，除“陆子祠”和上文写到的“至德祠”外，“华孝子祠”等惠山祠堂群中的著名祠堂都建于此地。

陆羽当年在无锡的茶事活动，与友人品茶听泉、游山览水、以茶入诗，与中唐之后江南城市文明的崛起有密切关系。如果说泰伯入吴是吴地经济文化发展的起点，那么三国、东晋以后，吴地经济、文化迎来了第二次发展机遇。这主要是由于北方战乱，北人大批南迁，给江南带来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学艺术。隋唐时期伴随着大运河的开凿，南北交通大大便利，加上江南地区气候适宜，土壤肥沃，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无锡、苏州一带成为江南的富庶之地，随之城市文化艺术、教育水平也开始高于北方。安史之乱后，江南更吸引了北方大量文人，他们为躲避战乱纷纷前往这里游历、隐居，甚至在江南置办产业。正如李白在《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中所言“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这些文人浸润在江南优美的自然风光中释放心性、享受生活，将这里作为人生归宿。中原地区文化精英移民江南，避乱的同时又对这里文化的发展、社会风尚的雅化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陆羽在安史之乱后在吴地的避乱和对茶文化的开发本身就是上述状况的典型代表。

经陆羽对茶文化的推广此地饮茶风气日盛，唐以后每年的清明时节，惠山下、二泉畔都要举行一年一度的“惠山茶会”，茶会上云集了天下各地名茶和品茶专家，以二泉水煮茶、斗茶、品茗，无锡成为了中国古代茶叶质量的一个品评中心。另一方面，茶更是文人雅士徜徉林泉、澄怀卧游、以茶会友、悠闲恬淡生活中的重要内容。现藏故宫博物院明代文徵明的《惠山茶会图》描绘的正是作者与好友蔡羽、汤珍、王守、王宠等人于落春时节在惠山，汲泉品茗赋诗的情景。

最能代表明清两代无锡茶事之盛的是二泉上紧挨着陆子祠北墙的竹炉山房。据《无锡金匮县志》记载，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惠山寺僧人普珍请湖州竹工编制了一个烹泉煮茶的竹炉，里面填土，炉心装铜栅，用松树煮二泉水泡茶，招待前来二泉游赏的文人雅士。无锡籍的画家王绂专门为此画了著名的《竹炉煮茶图》，并请大学士王达撰《竹炉记》，又遍请名流题诗，装帧成一卷。清代乾隆下江南，每次经过无锡，最爱在竹炉山房中用竹炉和二泉水来煮茶，竹炉山房也因此而声名远播。这只竹炉后来被乾隆带回北京，现仍保存在故宫博物院中。如果说三千多年前泰伯入吴是吴地文明的滥觞，那么唐代以陆羽为代表的文人在此地的文化活动则是文明的提升，使它走向精雅、内敛。

三、书院文化的代表：“邵宝祠”、

“顾宪成祠”、“高攀龙祠”

在二泉下，紧靠惠山寺的听松坊，有一座二泉书院，是明代礼部尚书无锡人邵宝于1516年创建的，他在此讲学11年。邵宝病逝后二泉书院改为祭祀他的“邵宝祠”。二泉书院南侧座落着祭祀明东林党领袖顾宪成的“顾端文公祠”。在惠山下河8号，座落着祭祀另一位明东林党领袖高攀龙的“高忠宪公祠”。

书院作为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自唐代始，于宋代开始兴盛，它的主要功能是藏书、讲学、祭祀。古代书院讲究在山水形胜之地选址，以助于涵养气质，陶冶性情，启迪文思。拥有青山甘泉，钟灵毓秀的惠山自然成为了古人读书、建书院的风水宝地，自古以来就有不少文人士子在此读书著述讲学。历史上第一位在此隐居读书的是南朝司徒右长史湛挺，他在此创立了历山草堂。唐代名相无锡人李绅，十五六岁起就在惠山读书。愚公谷园主邹迪光、寄畅园主秦耀，海瑞的老师顾可久、清初著名词人顾贞观等，都曾在惠山读书或讲学。南宋诗人、藏书家尤袤，在惠山筑有锡麓书堂、万卷楼，后建遂初书院，他的《遂初堂书目》，是现存最早著录版本的书目。到了明代邵宝在此先后创建了尚德书院、二泉书院（又名邵宝书院）。纪念理学家朱熹的紫阳书院、秦少游后裔秦旭等人创建的碧山吟社等书院、诗社都建立于此。

这些书院中二泉书院与东林书院是有直接传承关系的。邵宝是无锡书院教育的先驱人物，他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对后来的东林人影响很大，被认为是“上接龟山，下开顾高”。顾宪成、高攀龙尊称其为师，二泉书院也被后人称为“东林先声”。邵宝为官时清正廉洁，有“千金不受先生”之美名，讲学教导学生也要求“道德至上，功名次之。”同时他反对死读古人经书的传统教学方法，注重领悟精神主旨和知识的实际应用。顾宪成、高攀龙对邵宝的人格情操和教育精神佩服不已，专门为其作记赞颂。顾宪成著名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也是在“二泉书院”写下的。出于对邵宝的敬重和对书院、惠山、二泉的情有独钟，在顾宪成去世后翌年，其后人就在二泉书院南侧择地建祠。

同时顾宪成、高攀龙主持的明代东林书院也是对宋代东林书院儒家理学传统的继承恢复。东林书院原本是宋代大儒杨时在无锡开创的，他师承二程，被誉为“程氏正宗”、“东南夫子”，在此讲学长达18年。顾、高作为理学的传人，大力弘扬儒学经世的传统，关心民生、国事，将学术与政治、道德与实践一以贯之，将学术从务虚走向务实，开启了清代实学的先声。其独树一帜的学术使东林书院一时成为天下学子、士大夫的众望所归，“上自名公卿，下迨布衣，莫不虚己悚神，执经以听，东南讲学之盛遂甲天下”。[4]（P.583）由此可见东林书院作为无锡影响最大的书院，它的出现不是孤立的，而是植根于此地深厚的书院文化的积淀和传承与创新。书院文化的发达与明代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背景紧密相关。

从南宋到明代，江南迎来了历史上第三次发展机遇。伴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精神文彩也日益南倾，江南成为全国文化教育的发达地区。北宋时期，范仲淹在苏州设立府学，开东南兴学之风，此后吴地县学、书院、义塾、私塾层出不穷。北宋嘉佑三年（1058）无锡县学宫建成，此后书院文化一直延续不断，到清代无锡先后有13所书院。另外家塾、教馆、族塾和义塾更是数不胜数。明清时期江南望族对家族教育、科举事业极为重视和投入，往往在家族内创立义庄、义学，“人文渊薮之地，士兴于学，民兴于业，义田义塾之设，比比皆是。”[5]另外，仕途失意的士人往往会选择回乡办学、讲学，邵宝、顾宪成、高攀龙都是如此。万历年间无锡状元孙继皋晚年辞官后也讲学于东林书院。这些学术成就极高的士人的讲学大大提升了书院教育的水准。

这些因素使得吴地在文化教育上有很大优势，苏、锡、常地区出现了众多的文化世族和状元。顾、高等东林主要领袖与骨干也都出于本地的文化望族，顾宪成家族本身就是理学世家。宋代以来，无锡出了五名状元，宜兴出了两名状元。而进士更是不可胜举，《金匮县志》统计，明清无锡进士人数多达四百六十多人。在无锡东林书院里，珍藏着原置于无锡学宫的“六科三解元”和“一榜九进士”两块匾额，这是乾隆钦赐的，以表彰无锡历来人文荟萃，学风昌盛。有意思的是顾宪成和高攀龙恰恰就分别是万历四年（1576）“六科三解元”和万历十七年（1589）“一榜九进士”中的一名。崇文重教是吴地文明后来居上，人才辈出，领先于时代的内在因素。惠山祠堂中祭祀的邵宝、顾宪成、高攀龙等高瞻远瞩的先贤，正是为表彰他们对教育事业和吴文化的传承与拓展作出的杰出贡献。

从泰伯祠到陆子祠、邵宝祠、顾宪成祠、高攀龙祠，所祭祀的人物从春秋时期到晚明，这两千多年中吴地从野蛮走向开化，从落后走向先进，从精雅走向务实，这背后体现的是在不同的时代契机下吴地文明激发出的新特色。而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拥有伟大人格、敏锐心灵并且埋头苦干的领先人物来引导时代思潮或发展方向，他们也因自身的存在对历史或对吴地文明的巨大贡献而被后人立祠纪念。

（责任编辑：徐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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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华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