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密普法发展论文

■阅读提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增强全民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项重大任务，并从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等四方面进行了细化部署。“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保密普法发展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保密普法发展论文 篇1：

兼顾四重维度：新《档案法》微信平台社会普法之“道”

摘 要：以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社会普法实践为研究对象，聚焦微信平台，分析了现有普法宣传实践在内容表达、信息推送、信息传播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具体从精准化、实效化、常态化、特色化四个角度出发提出优化策略，建议微信平台社会普法可以依照数据分析普法需求，明确特性精准利用媒介；结合法律传播思想，创新档案普法宣传内容；利用制度推进协同合作，集聚资源保障持续普法；强调公民法律角色，宣传档案法治实践。

关键词：档案法；社会普法；微信平台

分类号：G270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Four Dimensions： The Social Popularization Strategy of the New Archives Law on WeChat Platform

Fang Hua

（School of Society and History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17）

以“堅持系统内普法与社会普法并重”为据，可将普法活动分为系统内普法和社会普法[1]，具体至档案普法则为档案系统内普法和档案社会普法，是指以除档案执法机关系统内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社会公众为对象[2]，采取多形式、借用多渠道，以提升档案法治意识和普及知识为目的展开的活动。与档案系统内普法相比，其普法范围更广阔、手段更灵活、内容更讲求适用。

202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下简称新《档案法》）修订后，全面释义宣传贯彻新《档案法》、强化“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等事项成为国家档案局政策法规研究司的工作重点。《档案法》宣传贯彻工作作为关系档案治理体系与档案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性、支撑性和保障性工作备受瞩目[3]，同时，众多档案机构也针对性开展了许多积极的档案普法活动且极大地推动了新《档案法》的社会宣传与档案意识的提升

通过对实践案例和相关研究的调研发现，档案社会普法存在力度广度均不足的共性问题。在档案法治实践中，该问题集中体现为因公民个人或公司档案意识不强而产生的各类死档、失档等导致法律纠纷频发的现象，2016-2020年仅以“档案丢失”为诉讼案由的文书便累计483件[4]；而在相关研究中，张健等学者在分析引援《档案法》（1988-2019）的裁判文书后发现，公民对档案公开事项不了解等原因而引起的不必要纠纷颇多[5]。周林兴[6]、谷丽莹[7]等学者则认为《档案法》的宣传力度、广度及深度欠缺，宣传工作主要集中在档案领域。

纵观现有关于新《档案法》的研究，其主题多集中于法律执行、修订等方面，对档案普法问题的专门探究不多。以“档案普法”“档案法宣传”为检索词在中国知网进行篇名检索，排除重复及不相关文章后共发现14篇文献，其中13篇的发表时间都在2015年以前。基于此，文章以新《档案法》社会普法实践为研究对象，聚焦新《档案法》普法活动较为活跃的微信平台，探讨如何拓展新《档案法》的宣传范围并有效提升新《档案法》的宣传效果，期以为新《档案法》解决积弊和进一步普及贯彻提供有益的智力支持。
1微信平台档案普法实践现状

相比封闭的内部组织传播系统，微信平台具有开放性和跨时空的传播能力。作为现今较为广泛运用的自媒体平台，截至2020年底，微信的合并月活账户数已达12.25亿，同比增长5.2%[8]，于其上的新《档案法》宣传活动实际上也是档案社会普法的集体表现形态。

众多档案机构都在该平台通过设置专栏，发布与新《档案法》相关的解读文章、宣传图片、小红漫画、电子海报等。中国档案报、福州震旦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南京市档案馆等在其微信公众号“中国档案报”“数字档案管理”“金陵档案”等推送相关的解读、宣传文章；青海省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等则更进一步在微信公众号“青海档案”“江西档案”上设置专栏。思及网络视频传播具备迅疾具象的特点，一些机构也制作了相关音像素材并在微信上发布，如无锡市档案局、大兴安岭地区行署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等分别在其微信公众号“无锡兰台”“兴安营商”上推送档案普法微课堂、专题片等。为更加客观分析微信平台档案社会普法情况，文章以“档案法2019”为检索词在微信“搜一搜”按时间排序搜索，排除不相关文章后选择前20条文章信息进行分析，见表1。另以全国档案社交媒体联盟榜单研究团队发布的2020年全国档案微信公众号年度榜单为依据，截取前十名统计该账号有关新《档案法》文章数量得出表2结果。

此外，知识问答、竞赛也已成为助推新《档案法》宣传的重要活动，其相关信息也通过微信平台进行发布。如主办方国家档案局、承办方中国档案报、协办方宝葫芦集团等都有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举办全国性档案法知识竞赛答题活动的消息，档案青年俱乐部AYC联合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档案研究协会，《档案春秋》联合“学习强国”上海学习平台以微信公众号为端口举办新《档案法》知识竞答活动。总的来说，各类形式丰富的微信平台普法活动营造了较为浓厚的社会普法氛围，起到了一定的普法效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有待优化。
2微信平台档案普法存在的问题

2.1普法参与主体众多，但信息传播能力参差不齐

参与普法的主体众多且积极性高，可大致分为四类：行政管理机构（档案主管部门、党政管理机构）、高校（高校档案学专业、高校档案馆）、企业（档案企业、国营企业）以及个人。其中，企业普法的积极性较高。表1中以企业为发文主体的文章达8篇占40%。表2中企业类档案公众号平均发文量达7.6篇，高于高校类档案公众号的1.2篇、省级档案公众号的4.8篇。参与新《档案法》宣传的媒体账号众多，利于信息多向度传播，但其所传播的信息质量及具体内容监管也可能成为需解决的问题。

从普法内容传播能力来看，不同账号间差距较大。以表1数据为例，不同账号发布的新《档案法》宣传内容在阅读量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距。单篇文章的阅读量受到账号本身关注者数量和平时运营数据影响，按理不该采用同一绝对数量标准去评判，但因不同账号的关注群体有所差别，采用同一评价也能从侧面说明不同圈层账号的新《档案法》普法能力存在較大差异，因而可知，档案社会普法仍任重道远。

2.2 内容同质化特征明显，语言表达略显生硬

新《档案法》微信平台宣传采用较为丰富的表现方式，包括文字、图像、视频等。但从内容看，档案部门注册的微信公众号、微博账号和其他社交媒体大多进行简单的档案会议推送、档案法律修订等活动[9]，就新《档案法》宣传而言也已出现一定程度的同质化现象。多数文章宣传角度较为有限，主要集中于图解、对比、解读等方面，关于新《档案法》宣传内容的优质原创生产能力较为不足。从表1中可发现存在文章转载现象，结合考察相关账号大致的公众浏览、账号推文状况，认为这种受诸多因素影响、具有随机性的转载行为一方面可以说明部分微信文章具有较高价值，但另一方面也能够反映许多账号宣传效果诉求不够明确，对宣传内容的原创性要求不高。此外，进一步观察表1可以了解到，许多文章在标题上存在差异，但彼此间实际的行文思路、文章具体内容高度相似。如“您关注的新《档案法》内容在这里”“一起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新修订）”“【法律课堂】带你了解档案法的相关知识！”这三篇文章在标题以及具体表述上有所区别，但文章内容却仅直接推送了新《档案法》的具体法条内容。

此外，新《档案法》的宣传内容不够契合公众的行为习惯和认知规律，多数内容存在专业化程度较高、加工程度不够，致使出现公众阅读门槛较高的情况。宏观纲领性的法律原文、解读和研究观点叙述与公众的实际生活与需要相去较远，也淡化了新《档案法》中富含的实践气息、时代气息。且新《档案法》的传播也存在着语言生硬、严肃“灌输”多于“浸润”的现象。诚然，法律具有其严肃性，但是在宣传时过于偏重其严肃和距离感不利于传播。

2.3 信息推送具有随机性，信息传播趋于碎片化

新《档案法》宣传内容的推送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观察表2可以发现，同类型不同账号间文章推送数量存在较大差异，如福建档案17篇、江苏档案6篇、档案春秋2篇。存在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微信公众号自身定位与新《档案法》宣传内容不匹配。如辽宁师范大学档案馆校史馆只注重本校历史文化的宣传和校内的档案服务，没有推送与新《档案法》相关的内容；国际档案理事会ICA更关注国际档案信息和热点问题，也没有推送相关文章。另一方面，许多账号并不承担新《档案法》的普法责任，新《档案法》与档案界其他重点、热点相比并不存在独特突出的地位。此外，虽然我国政府逐渐重视并积极鼓励将社会化媒体应用到档案工作中，但尚未制定发布任何针对社会化媒体应用的相关政策和策略对相关社交化媒体进行引导[10]。如此看来，新《档案法》微信宣传持续性仍有待提升。

包括微信在内社交媒体的发展为新《档案法》宣传提供了超时空、跨群体的传播契机，但其信息内容也具备碎片化和早衰性的特点。虽然许多微信公众号对档案社会普法信息进行归类并设立专栏，但多数普法信息受其他信息冲刷和阅读惰性等影响呈现碎片化，易使普法对象注意力分散形成思维惰性，疏于深究新《档案法》条文或普法案例后蕴含的档案法治原则和精神。不仅如此，碎片化助推形成的信息过载也会消解普法信息的传播效果；且单条普法信息和平台普法信息推送的生命周期都受到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如微信平台更新带来的互动消息乱序延迟、其他平台信息的数量剧增等。碎片化的普法信息缺乏统一整合的窗口，一定程度也说明档案社会普法责任机构在该平台的宣传力度不足，新《档案法》的微信平台宣传并未形成明确规划格局，新《档案法》在集中性和持续性宣传方面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3提升微信平台普法实效之策

3.1力求精准：依照档案普法需求，明确特性精准利用媒介

有效的内容生产以精准的普法需求分析为前提。从内容生产者立场出发，新《档案法》宣传内容创作有必要通过法律条文、判例等文本了解公众普法需求。如通过研究新《档案法》发现，可着重宣传第五、二十八、三十一条等，让普通群众知晓其所具有的档案保护义务、利用权利、存在可捐献寄存档案的能动行为和投诉不良行为的救济手段。从内容接收者角度出发，可以尝试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代技术剖析公众单向反馈与双向互动信息，帮助解决档案法律需求偏离、供需错位、结构畸形等问题；也可尝试建立档案工作的沟通、协作、监督机制，在推动完善档案机构微信服务的同时，进一步挖掘并明晰公众普法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在分析了解实际普法需求的基础上，根据平台传播数据建立健全兼具广度深度的普法效果评估体系，实现精准的内容调控具有重要意义。以总阅读量、平均阅读量、日阅读量为传播广度评估项，通过账号关注数、点赞、在看、转发、定期问卷等数据可了解传播深度。且在数据评估时应该强调相对数据评估，以账号的平均数据为基准点做到具体分析。

许多档案机构都在不同的媒体平台上开辟宣传窗口，如上海市奉贤区档案局在微信、微博、BiliBili视频平台都开通账号“奉贤档案”进行档案法宣传。根据媒介特性精准综合运用媒介有利于进一步扩大新《档案法》宣传影响力。微信平台，作为一种传播精准高效的社交工具，十分有利于对相关圈群开展较为精准的普法活动。微信是复杂的多生态系统，可以实现小程序、网页、视频、H5、音频等媒体形态的跳转整合。但现今微信平台上普法宣传文章内容多为简单图文消息，同质化现象较为明显，因而未能充分运用这一优势。且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相比档案网站，微信只变相起到了传统档案网站的告知宣传作用，具有明确交流目的的双向互动依然较少[11]。因此，应充分定位媒介特性并展开利用，如微信平台因圈群化特征适合成为信息宣传单向性较强的宣传“喇叭”，微博、BiliBili视频平台具有很强的信息挖掘评论和传播交互能力，适合建成新《档案法》法治文化社区以供交流讨论实现新《档案法》跨圈传播。

3.2讲求实效：结合法律传播思想，创新档案普法宣传内容

公民对法律重要性的感知度与学法需要强度是正相关关系[12]，在内容推送中，通过巧妙运用对比和强调的文本组织方法是新《档案法》宣传内容生产的有效方法。尝试对比有关可“再生”的资料，强调档案在公民经济、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以及其原始不可“再生”等特点，考虑从群众的生活中寻找新《档案法》宣传的结合点，以实际的损失得益直观呈现并融入具体的生活场景，使读者自觉体会“学法之急迫”，感知档案与档案法律的重要性，提升普法效果，这也是避免档案法治宣传活动形式化、运动化的根本途径[13]。如在宣传活动中尝试强调新《档案法》的重要性和严肃性以及档案意识不强所带来的经济等方面的具体数额及效益损失；在此基础上亦可通过对比不同版本《档案法》、档案规章制度等修订前后的变化，偏重强调其改动力度以突出新《档案法》的重要地位和法律的进步性。

创作传播档案法治故事以灵活引导公众价值选择同样是新《档案法》宣传内容生产的重要思路。不同于平铺直叙的法条介绍，法治档案故事作为联系个体经历和普遍经验的桥梁，与其他宣传内容呈现方式相异，更强调情节安排、叙事技巧以及结局暗含的价值引领，而具有优质传播力的故事文本必须通过强调冲突和抉择等方式来扩大张力[14]。借鉴邹振东的舆论传播思想并结合实际，建议尝试强化情节冲突以提升档案法治故事的传播能力；塑造价值冲突以引导公众进行价值选择，将单方面主张转化为自主取舍；强调是非以明确新《档案法》的具体价值取向引发公众对档案法治事件的关注思考，使其最终自觉成为档案法治文化的传播者。如闻喜县档案局在腾讯视頻上发布《婆婆也是妈》《到底该怨谁》《老于补档案》等档案社会普法短剧便是一定程度上实践了上述观点。

另外，从信息传播角度考虑宣传内容的体量、组成等是提升新《档案法》宣传活力的重要方法。在体量上，注重平衡宣传信息输出知识量，在利用碎片化信息的传播能力的同时兼顾原创性思考讨论。在内容组合上，充分利用传播技巧，组合不同链接点如事件人物等，结合存在“冲突”的情景，以提升传播效果，如澎湃新闻结合中央纪委处罚官员这一热点事件推送“中纪委：隐瞒真实年龄来‘占位子图帽子捞票子’，瞒不了一世”一文讲述人事档案造假现象，有效宣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邀请11位“法治观察员”包括（罗翔、王冰冰等网络红人）参与其政策宣传活动等；新华每日电讯将两个看似不相干甚至有些突兀的事件联系起来，推送“在自家超市办图书馆12年，农家女从被嘲‘神经病’到受邀参与《公共图书馆法》审议座谈”一文，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草案）》立法审议座谈召开的消息传遍全网。在排版语言上，尝试组合具有“参与感”内容模块、活动环节或具有问答互动功能的交互动画等，尽量减少“点击主义”“懒人主义”等非实质性参与的内容阅读行为。在语言上尝试利用互动性强可引发共鸣的网络语言，如丰台区司法局在法治宣传中运用其专门设计的“丰小宣”表情包。

3.3谋求常态：利用制度推进协同合作，集聚资源保障持续普法

持续化的社会普法活动开展有赖于稳定积极的制度与丰富可及的资源。“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对执法机关间的共同使命予以明确，既促进协同多方参与的积极性[15]，也推动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部门分工负责、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大普法”格局[16]。尝试利用“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实现常态化合作有其积极意义和可能性。县级以上的档案行政机关可以考虑成立专门的档案普法公众账号并将账号的运营工作纳入考核奖励制度轨道以避免普法三分钟热度；尝试与相关司法机关、组织进行联合线上普法，深化新《档案法》知识竞赛等活动的知识性和专业性；尝试立足于自身服务网络联系上层或社会网络，充分利用政府服务窗口、社会媒体等开展普法合作，如福建省档案馆运用福建省新媒体普法矩阵、“两微一端”等新媒体平台，借助法治书屋、法治公园等法治文化阵地进行相关法制宣传。此外，新《档案法》中对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档案工作的所有规制是对组织内部档案机构和各档案形成单位的共同要求，可提高各档案形成单位对档案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程度，也可有效压实各档案形成单位的主体责任[17]，鼓励档案形成单位积极参与档案普法活动不失为是强化协同的一种思路。

在借鉴优化中国普法网建设全国法治宣传教育产品资料库将普法资源根据类型、对象、行业等进行汇总分类的做法基础上[18]，有关部门可尝试牵头成立档案社会普法资源数据库，以形成丰富稳定的普法资源集合，助益提升新《档案法》宣传质量。该数据库可以配合兼容性强的网页或传播性优的各类档案社会普法媒体平台账号使用；可采用链接跳转、授权发布转载、采用统一话题等方式整合具体普法资源，包括宣传图片、宣传视频等生动有趣的宣传物料，方便不同工作领域根据自身工作条规，针对性地结合新《档案法》及其相关的司法解释、政策、规章等，如选取《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第四、五章进行普法，阐明档案开发力度加大等档案事业整体发展趋势和具体规定；也可在尝试实现多普法机构合作的同时充分调动公众参与，将其建设为“众创”型的内容生产传播平台。

3.4探求特色：强调公民法律角色，宣传档案法治实践

微信平台上的档案社会普法活动既需顺应网络信息传播特征推进，也应依照新《档案法》特性展开宣传。通过强调公民在新《档案法》中的特殊角色以强化公众与该法律间的联系有其必要性。新《档案法》调整对象涉及主权范围内全部社会组织和公民，将原本仅限于国家档案局权限范围内、调整国家档案局权限范围内的管理关系提升到了我国档案法规体系中法律的层次 [19]。因此，根据新《档案法》第二条档案定义、第五条范围规定，宣传时可着力强调公众作为档案形成者、权利受保护者、档案义务履行者等法律角色；根据新《档案法》第七条规定内容，宣传时也可着重指出公众可担任档案事业支持者、国家财富保存者的荣誉角色促使其参与到档案治理中。

此外，新《档案法》作为一部专业性很强的一般法，其宣传思路应该区别于根本法。相比于灌输法条内容，档案社会普法更需注重向公众传达新《档案法》指导下档案工作于信息公开、民众服务等方面的进步性，改善“档案=保密”的刻板印象。而这种进步性和档案法治精神的直接体现则为包括档案立法过程、档案执法过程、档案司法解释及结果、档案监督检查等在内的档案法治实践。档案社会普法可以尝试以档案法治实践为素材，传达档案法治精神，提高社会档案意识。此外，新《档案法》的出台使档案执法主体定位更加清晰，执法规定更加明确、执法程序更为具体[20]，充分发挥档案执法的作用、将普法贯穿前后、强调执法行为的严肃性与成效将利于逐步提高社会档案法律意识，最终达到提升全民档案法律素质的目标。

*本文系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档案部门协同合作与服务转型研究”（项目编号：20BTQ097）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意见》[EB/OL].[2021-03-10].http：//www.gov.cn/ zhengce/2017-05/17/content_5194741. htm.

[2][16]杨伟东.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推动普法转型升级[J].人民论坛，2017（17）：109-111.

[3]2020年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政策法规研究司工作要点[EB/OL].[2021-04-05].http：// www.kingdocs. cn/ id=93.

[4]中国裁判文书网[EB/OL].[2021-04-05].https：//wenshu.court. gov.cn/.

[5]张健，余文春.《档案法》司法适用实证研究（1988—2019）：图景与法理[J].檔案学通讯，2020 （5）：91-98.

[6]周林兴.《档案法》的效用困惑及完善路径[J].档案学通讯，2020（6）：101-103.

[7]谷丽莹，丁华东.我国档案法制化建设发展管窥——以“国家档案局令”发布的行政规章为分析对象[J].山西档案，2020（5）：24-34.

[8]腾讯公布二零二零年第四季及全年业绩[EB/OL].[2021-04-105.https：//static.www.tencent.com/ uploads/2021/03/24/b02a6670e499fa9b1f ac9a3e09753de7.pdf）

[9]罗宝勇，陈昱其，凌敏菡.社交媒体视域下档案公共服务的制约因素与优化路径[J].山西档案，2020（4）：84-90.

[10]周林兴，史林玉.基于传播学视域的档案馆社会化媒体研究——以微信公众号为研究对象[J].山西档案，2017（1）：103-106.

[11]夏天，乔涵，梁艺耀.档案信息互动的在线传播媒介与内容分析[J].山西档案，2020（1）：62-70.

[12]王晓烁，刘庆顺.影响我国普法实效的因素分析[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 47-53.

[13] 陈思明.“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法治思考[J].行政法学研究，2018（6）：102-114.

[14]邹振东.弱传播[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8：367.

[15]王小云，王运彬.档案部门的协同合作与服务转型研究[J].档案学研究，2018（5）：55-61.

[17]陈忠海，侯留博.论新修订档案法立法重心的转移——方向、动因与意义[J].浙江档案，2021（2）：32-33+36-37.

[18]全国法治宣传教育产品资料库[EB/OL].[2021-04-05].http：// media.legalinfo.gov.cn/.

[19]赵屹.论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新意[J].山西档案，2020（5）：17-23.

[20]王海娟.档案主管部门增强档案执法刚性的探索——对新修订档案法实施的思考[J].浙江档案，2020（9）：10-11.

作者：方华

保密普法发展论文 篇2：

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解读 全民守法是依法治国的基础

■阅读提示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增强全民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项重大任务，并从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等四方面进行了细化部署。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解读者普遍认为，全民守法是依法治国的基础，法治社会建设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深度推进的基石。只有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法律成为全民信仰，才能最终建成法治社会。

1、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领导带头是关键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莫纪宏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只有把大力推动全民守法作为重要支撑，增强全社会的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才能形成守法光荣和守法有责的良好风尚。”

专家认为，全民守法是依法治国的基础，也是立法、执法、司法三者的末端，前三者的“营养”或者“毒素”，都在全民守法这个层面上堆积与滋生，盛开“鲜花”或者“恶之花”。只有通过制度设计，建立顺畅的纠错机制，才能筑牢法治社会之基。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需要循序渐进。“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领导带头学法至关重要，他们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对提高全社会的法治意识有重要作用。”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傅士成认为，培育全社会的法治精神、法治信仰，需要从“大”处破题，才能形成全社会衡量是非对错的共同标准，“大”就是指领导干部。

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认为，需要加大对各级领导干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的训练。“树立法治意识，就是遇到问题首先从法律角度看一看，任何事情只要是违法的，不管做成什么效果，都是不可行的。”

对此，全会提出，坚持把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模范守法作为树立法治意识的关键，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把宪法法律列入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内容，列为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必修课。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公民的法治意识逐渐觉醒，法治理念有较大提高，但对法治的全民敬畏尚未形成。要让法治成为国人共识、建立起全民法治信仰，还有很长的路。

“当前，在我国的法治社会建设中，还存在一些纠结，公民权利意识觉醒与维权理性不足的矛盾即是其中之一。”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分析，一方面，群众渴望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另一方面却不适应法律程序上的各种限制;一方面对他人侵害自己权益的违法行为义愤填膺，另一方面自己却可能违法、钻法律漏洞;一方面将其要求诉诸法律，另一方面却容易以极端方式维权。大部分人仍有遇事找政府解决的惯性。与此同时，由于缺少对公权力机关必要的信任，对其服从、配合、支持的程度则日渐降低。

寻找解决之道，全会提出：“牢固树立有权力就有责任、有权利就有义务观念。加强社会诚信建设，健全公民和组织守法信用记录，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使尊法守法成为全体人民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

2、实现全民守法，要先做到全民懂法

全会指出：“要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

解读者认为，进行普法宣传是全民守法必由之路。实现全民守法，就必须做到全民懂法，这些都要靠普法宣传。

自1986年至今，全民普法教育规划已走过近30年，今年已进入“六五”普法规划中期。近几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司法行政机关通过大力加强普法宣传教育，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努力营造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法治环境。但我国国情要求普法工作者仍需在普法模式再创新上下功夫。

有专家建议，首先，普法宣传要做到深入群众，与群众面对面，有的放矢;其次，普法宣传要密切联系实际，要引导群众从正面典型中感悟守法对己、与人、为国都是好事，从反面教材中看到违法对自己及家人、社会造成的危害;再次，普法宣传要做到形式新颖、多样。

对此，《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普法“路线图”——“健全普法宣传教育机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普法工作的领导，宣传、文化、教育部门和人民团体要在普法教育中发挥职能作用。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建立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人员、律师等以案释法制度，加强普法讲师团、普法志愿者队伍建设。把法治教育纳入精神文明创建内容，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健全媒体公益普法制度，加强新媒体新技术在普法中的运用，提高普法实效。”

“公正宣判，以案说法，是培养全民守法意识的有效制度设计。”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甘元春建议，让群众获得公平正义感并不难，例如把不涉及保密与隐私的庭审，全部进行网络直播或全程视频录播，既能满足群众知情权，又能有效减少冤假错案，尤其对一些涉及“权、钱、名”的案例，更要放大其效应。

此外，针对守法意识淡薄的问题，全会决定还要从小学开始，把法治课纳入到各阶段国民教育中。专家认为，抓“大”的同时，也要抓“小”。培育法治信仰，要从娃娃抓起，改变在小学教大道理、到大学教遵守规则的教育错位现状。

3、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健全司法救助体系。”全会对法律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论述引人注目。

“全会在许多民生问题上提出了极具操作性的目标，这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基础。”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表示，与三中全会决定中“健全司法救助体系，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表述相比，四中全会强调“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是对三中全会改革要求的进一步展开，可以看出中央让依法治国方略真正落到实处的决心。

人民权益靠法律保障，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因法律资源分布不均而导致的“找律师难”、因法律服务渠道不完善而造成的“诉讼难”、因法律援助体系不到位而形成的“赔偿难”等问题依然普遍存在。竹立家指出，上述问题的存在削弱了群众对依靠法律维权的信心，是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

对此，《决定》进行了细化部署：如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扩大援助范围，健全司法救助体系，保证人民群众在遇到法律问题或者权利受到侵害时获得及时有效法律帮助;发展律师、公证等法律服务业，统筹城乡、区域法律服务资源等。

2014年2月，司法部印发《关于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就健全公共法律服务网络，拓展公共法律服务领域、整合公共法律服务资源等问题作出部署。构建“半小时”法律服务圈、建设乡镇法庭、推行乡村法律顾问制度……专家表示，四中全会为各地正在积极探索的法律公共服务实践树立了方向。

“全会提出了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两个关键点：一是要扩大覆盖面，二是要强化公共法律服务。”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汉华说，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公共法律服务覆盖范围从仅限于请不起律师的犯罪嫌疑人，扩展到如今需要法律服务的低收入人群。而随着国家财力的不断增强，让法律服务惠及更广大的人民群众，也成为法治中国的题中之义。

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不仅需要“量”的扩大，也需要“质”的提升。周汉华指出，因为服务的非盈利性质，部分法律援助机构提供的服务质量不高，援助效果较差，群众意见较大。因此需要通过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和法律规范，让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能够切实发挥作用。

保密普法发展论文 篇3：

基层人大工作与政治文明建设大家谈

刘建民：转变决策机制强化县级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行使 庆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刘建民撰文说，地方人大行使决定权，是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具体体现，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更是逐步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的客观要求。因此，依法、全面、正确、有效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对于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依法治国和民主政治建设进程至关重要。一是理顺关系，逐步转变决策机制。地方以党委或行政决策为主的模式虽然可能在今后一个时期和较大范围内继续发生作用，但从国家权力的长远配置看，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人大的职权必将逐步到位，目前的“党委决策、政府执行、人大监督”的国家权力运行机制模式将逐步过渡到预定的法制轨道上来。因此，理顺决策机制，科学调整地方国家职权配置，使县级人大充分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既是加强和改善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提高执政水平和能力的需要，也是保证县级人大依法履行职责、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必然趋势。二是把握原则，科学界定重大事项。如何界定重大事项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概括地说，应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合理界定。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应该把握以下几个原则：合法性原则，要从法律明确赋予县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职权的角度来确定重大事项的范围；广泛性原则，要广泛集中民智，充分表达民意，把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心、事关其切身利益的问题确定为重大事项；全局性原则，要把那些事关全局的、根本的、长远的如改革、发展、稳定和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等问题列为重大事项；区域性原则，应立足县域实际情况，特别是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因地制宜地界定重大事项；可行性原则，不仅要有现实的针对性，而且要量力而行，使所作出的决定能够如期实现。三是建章立制，规范行使决定权。县级人大需要制定关于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具体办法或规范性文件，从事项的提出、草拟、调研、讨论、审议以及表决和最后结果的公布等，都形成严格、规范的操作程序，为决定权的行使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依据。四是探索建立督促、检查和反馈等制度，保障决定事项的顺利有效执行。对人大依法形成的重大决定，要通过听取汇报、实地视察、跟踪检查、定期反馈等多种形式，督查其贯彻落实情况。对决议、决定执行不力甚至拒不执行的，必要时要大胆采取组织特定问题调查、质询、罢免等法制手段加以纠正和处理，维护地方人大依法行使决定权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督促和保证决议、决定的顺利有效执行。

李长喜：发挥代表作用密切联系群众推动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 甘肃省委明确提出了“十二五”时期要实现甘肃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奋斗目标。作为县级人大，如何推动县域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临泽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长喜撰文认为，当前应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推动跨越式发展，就要主动把党的领导贯穿于县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职全过程，落实到人大工作各个方面；要贯彻落实当地党委关于“十二五”时期实现县域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战略部署，服务和保障县域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奋斗目标的实现。二是推动县域经济社会跨跃式发展，就要紧紧围绕当地党委决策部署落实、县域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问题、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监督。通过综合运用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组织开展执法检查等形式，切实加强对事关当地跨越式发展工作的监督，增强监督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推动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三是围绕“十二五”规划的制定落实，组织引导人大代表广泛联系选民，多讲有利发展的话，多做促进发展的事，多提有利发展的建议、批评和意见，更好地发挥人大代表在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中的作用。四是人大常委会要经常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真实地了解民意、民情、民心，督促解決人民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推动群众关心的看病、就学、就业、行路、饮水等各项民生工程的建设，使广大人民群众自觉投身到推进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实践中来。

张治卫：街道人大工委保障人大代表各项职权落到实处的实践 白银市白银区人大常委会代工委主任张治卫撰文说，白银市白银区工农路街道共有省、市、区人大代表18人，编为一个代表活动小组。这个街道人大工委在组织代表活动中，抓住关注民生与促进街道和谐发展的关键点，使人大代表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得到了落实。一是在保障代表的知情权上建立了“三会一通报”，即适时召开代表工作座谈会、恳谈会、重大事项征求意见会，及时通报政情和重大事项。二是组织代表参政议政，保障代表的参与权。让人大代表参与街道、社区开展的事关民生、民意事务活动，增强代表的履职意识，提高代表的履职能力，推动了社会和谐发展。几年来，街道开门纳谏，根据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先后创建了“一中心、两阵地和一家、一所”。即：工农路综合福利服务中心、盘旋路社区和长通社区办公阵地、街道“留守儿童之家”和街道计划生育服务所，解决了居民生活中实实在在需要解决的事情，整体提升了街道的服务功能。三是让代表充分发表意见，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愿，从而保障代表的表达权。街道人大工委组织视察小区绿化，根据小区绿化管理不到位的情况，提出了在居民中探索“认种认养、认管认护”的绿化管理建议。目前“认种认养”户达到438户，给辖区居民营造了一个整洁优美的生活环境。四是围绕街道改革与发展的重大事项和关注民生的热点问题，加大监督力度，保障代表的监督权。让代表实地现场监督。对民政低保、大病救助、廉租住房申请等，让人大代表参与其中，并成为每个社区评议小组的监督小组成员，收到了良好的监督和社会效果。街道创新开展的“低保民主评议制度”也得到省市区民政部门的肯定，并在全省推广。每年组织代表对街道办事处的主要工作进行调研和评议，有效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落实。

张继文：县级人大在普法工作中的作用 永昌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继文撰文说，推进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实现新突破、新发展，提高广大群众依法参与社会管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加快推进民主法制建设进程，县级人大应切实发挥好三个方面的主导作用：一是发挥好组织协调作用。县级人大要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贯彻上级人大常委会作出的普法规划决议，审议同级“一府两院”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实施方案，确定依法治县的战略规划，作出实施普法规划的决议，组织本区开展普法工作。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协调与“一府两院”在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中的关系，明确各自的职责任务，推动普法宣传教育和依法治理工作有序开展。二是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县人大作为法律的推行者和实施者，要带头学习和宣传普法教育规划中的法律法规，结合人大自身建设，把普法工作作为提升人大履职能力和工作水平的重要途径。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机关全体工作人员要率先学法、守法、懂法、用法，在推进普法工作中起好示范带动作用。三是发挥好监督保证作用。保证宪法和法律、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遵守和执行是县级人大的一项重要职权，县级人大要把日常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推进普法宣传教育和依法治理工作结合起来，促进法律法规在本区内有效贯彻实施。通过视察、执法检查、调研、述职评议、提出议案等活动，督促各行业、各系统普法教育规划的贯彻落实。通过任前法律考试的形式，认真行使任免权，促进领导干部带头学法、用法。通过建立健全执法责任制、推行错案追究责任制，督促行政机关明确执法责任、范围，把宪法和法律赋予国家机关的权力同工作人员责任挂钩，促进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保证国家法律、法规的遵守和执行。组织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人大代表对普法工作情况进行视察调研，并听取审议政府对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情况汇报，提出审议意见，督促政府及其部门解决基层普法人员、教材、经费、设施等方面的困难，为深入推进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和法治环境，督促政府加强和改进普法工作，保证普法决议得到有效落实，促进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深入推进。

王维东：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提高人大履职能力 镇原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维东撰文说，目前，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开展“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争当优秀共产党员”活动，对于加强地方人大党组织建设、提高人大履职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要在五个方面扎实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一是树立创先争优意识。人大党组织要教育和引导人大机关党员干部和人大代表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尤其是人大常委会领导要摒弃“退居二线”的思想，克服“只用一双眼睛看看，两条腿转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问题的现象不去指出，有问题的人不愿得罪，报喜不报忧，过一天算一天，做个消闲官，来个‘光荣’退休”的不作为思想，真正树立为“官”一天责任感不减、使命感不衰、履职不马虎、宗旨观念不倒、为人民服务不止的责任意识、大局意识、表率意识、服务意识、干事意识，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形成认真履职、强化监督、积极服务、树立形象的良好氛围。二是落实创先争优行动。人大党组织、人大机关党员干部和人大代表要克服把创先争优活动当做务虚工作来搞的思想，在实际行动中真重视、求实干、讲落实，把创先争优的标准具体化，以“五个好”、“五带头”为争创目标，开展调查研究、视察督查、执法检查、工作评议、专项审议等常规性工作，并使常规性工作具有创新思维、创新理念。三是提高创先争优能力。人大机关党员干部和人大代表要在创先争优活动中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就要更好地提升自身素质，具备创先争优的能力和水平，否则一切都是空话、大话。因此，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强化政治理论和法律法规学习，在实践中锻炼履职能力。四是切实把创先争优活动与健全完善各项工作机制结合起来。既要抓好创先争优活动各个环节的落实，制订切实可行的活动计划、方案和活动制度，将创先争优活动制度化、规范化；又要通过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和主題实践活动，完善以学习制度、岗位职责等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工作制度，完善和规范办文、办会、督查、调研、执法检查、信访、档案、保密等各项工作规程，实现各项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管理。五是营造创先争优环境。正确的舆论引导、典型示范、科学指导，是营造良好的创先争优活动环境的有效途径。人大党组织应借助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和网络、手机短信等新兴媒体，形成多层次、全覆盖的宣传网络，开展形式多样的推广典型经验和创优评选活动，促成“创先争优”的良好导向。

郝兴永：从细节入手做好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工作环县人大常委会郝兴永撰文说，县人大常委会要履行好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权，高效运转，作为县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的办公室，必须从细节入手，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一是思想上要重视细节。细节决定成败。很多时候由于细节问题会造成“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严重后果。办公室的工作很繁琐、很细小，如接听电话、会议通知、发文核稿、接待服务、会议各项保障，而且头绪多、环节多、程序多，出差错的可能性也无处不在，若一旦出现差错，就可能导致全局工作的混乱和日常工作的被动。因此，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要树立“办公室工作无差错”、“办公室工作不能出差错”的理念，克服大而化之的浮躁心态，对再熟悉的事情，都要从细处着眼，从小事做起，办事、办会、办文力求考虑到每一个细节，把它做好、做到位。二是制度上保障细节。办公室工作细碎，如果分工不明，同时又不注意补位，很容易造成该干的活没干，该办的事没办，贻误工作。因此，办公室要在团结协作的前提下，实行明确的分工，规范工作程序，细化工作流程，用制度来靠实责任，使办文、办会、办事、值班等工作更加规范有序。三是工作上要落实细节。办公室工作人员都要立足全局重细节，脚踏实地干小事，注重落实每项工作每个环节的细节问题。为此，办公室工作人员要有一丝不苟、吃苦耐劳的精神，不怕麻烦，在事情环节程序上多动脑、多思考。虚心学习县委、政府、政协办公室的好经验好做法，这样出错的几率就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