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与工业企业论文

2022-04-17

摘要：生态安全与乡村振兴相辅相成，和谐共生，良好的生态环境惠及民生福祉。通過研究现有关于生态安全与乡村振兴的理论基础，基于2010-2019年甘肃省统计数据，构建二者的综合评价指标并运用熵值法计算其权重及综合得分进行分析，最后计算二者的耦合协调度来反映其耦合协调关系。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安全与工业企业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安全与工业企业论文篇1：

工业企业两化融合网络安全保障模型研究与应用

【摘要】本文结合国内两化融合网络安全建设工作的成功经验，通过分析工业企业在两化融合建设过程中面临的网络安全风险，提出了从边界可控、工业智能设备可控、数据流转可控和安全状态可控4个方面开展工业控制系统网络安全建设，并给出了切实可行的典型解决方案。

【关键词】工业企业;网络安全;研究

1 两化融合进程中凸显的网络安全风险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工业生产的持续融合强化了物理世界与信息世界的联系，我们在享受信息化技术带来的工业高速发展红利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网络安全挑战。

首先，最初封闭的工业控制系统网络边界在两化融合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被打破，攻击者能够从管理端、生产端、消费端等多个层面发起攻击，增大了网络攻击的可能性，将信息世界的网络安全威胁引入到物理世界，加剧了工业企业遭受网络攻击造成的后果，轻则导致工业生产线宕机停摆带来经济损失，重则导致生产安全事故带来人员伤亡，甚至危害国家安全，动摇执政根基。

其次，大量工业智能设备接入控制网络，降低了针对工业控制系统的网络攻击门槛。工业智能设备基于开放化与标准化的技术架构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安全漏洞，通信与计算资源不足限制了自身的网络安全功能。同时，工业智能设备通常分布广泛且多数无人值守，遭受攻击后无法及时被发现。

再次，工业信息的跨网融合与流动，使得工业企业的核心数据资产面临遭受窃取、滥用或破坏的风险，工业生产数据中将会涉及企业的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甚至有关国家经济与国防安全，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发生数据安全事件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安全造成直接或间接的损失和影响。

全球范围内工业网络安全事件层出不穷，台积电三大厂区遭受勒索病毒入侵导致工业控制系统电脑宕机、生产线停摆，3天造成经济损失10多亿元人民币;乌克兰和委内瑞拉电力控制系统故障导致的大面积停电事件，致使数以百万计的居民家中断电。我们可以看出在工业生产中的网络安全事件虽然形式各异，但所带来的危害都不仅仅停留在信息世界的“软攻击”，而是对物理世界的“硬摧毁”，对人民生活安定、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带来严重的损害。因此，工业企业在推进两化融合进程时面对的网络空间变得更加复杂，网络安全问题异常严峻。

2 网络安全保障模型研究

2.1 网络边界安全可控模型

工业控制网络边界的延伸与扩展增加了参与工业生产的对象的种类与数量，但得益于工业生产环节相对的稳定性与可预见性，我们能够根据信息系统和工业控制系统参与生产作业的流程与范围，按照生产制造边界、价值传递边界进行划分，以便能够在发生网络安全威胁告警时进行有针对性安全防控，避免威胁范围扩大。

同时，基于数字证书、身份标识、生物特征、动态口令等多种手段，在区域边界设置满足相应安全要求的技术隔离与细粒度的访问控制措施，有效解决在工业生产各个环节每一位参与者“是谁”和“能干什么”的问题，并形成动态化威胁识别能力，实现对网络边界行为识别、确权、报警以及安全阻断。

2.2 联网工业智能设备安全可控措施

2.2.1 设备安全

联网工业智能设备通过采用安全可信、自主可控的处理器、存储、内存、操作系统，应用密码技术、安全算法、安全协议等措施保障自身的本质安全。当条件受限时可以采用安全补偿措施，通过应用层安全加固使工业智能设备具有一定的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2.2.2 接入安全

工业智能设备在进行网络连接时要采取准入机制，只有经过安全验证的设备才允许接入工业控制网络，同时能够主动识别未知接入设备所使用的端口、协议、服务等，研判安全风险并采取报警、隔离与阻断措施，避免未经检验授权的设备将恶意代码引入工业控制网络。

2.3 数据流转安全可控模型

工业生产企业的信息系统和工业控制系统归属不同的部门建设与使用管理，大量的工业数据分散在不同部门、不同业务系统以及不同人员中，无形中产生了数据顺畅流动的断点，影响了工作效率和知识数据的真实性。为保障数据能够安全、自由地在工业生产各环节中流动，发挥数据的最大价值，针对工业生产数据应采取标记用途、数据加密、访问控制、数据脱敏等多种防护措施，覆盖包括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处理等在内的全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实现数据“拿不到”“看不懂”“改不了”“赖不掉”。

2.3.1 采集安全

依据工业数据的属性，按照工艺流程数据、设备数据、业务数据、用户个人数据的分类，依照一般数据、重要数据和敏感数据3种等级将分散在工业生产环节中零碎数据进行分类分级采集。

2.3.2 传输安全

在数据传输过程中，采用相关技术手段来保证通信过程中数据的机密性、完整性和有效性，防止数据被窃取或篡改。

2.3.3 存储安全

依據数据的类别与安全等级，通过数据加密存储、数据完整性保护、数据防泄漏、访问控制等安全措施保障数据存储安全。

2.3.4 处理安全

数据处理和应用是工业数据价值再创造的核心环节，通过对工艺流程不断迭代优化寻找最短、最经济的生产路径，将工业生产的关键技术、流程、知识、工艺积累沉淀，为工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最核心的支撑。在高价值工业数据流转过程中采取数据防泄漏、访问控制、完整性保护等措施，保证合法用户对信息和资源的有效使用。

2.4 网络安全状态可控性模型

保障工业控制系统的网络安全是推进两化融合进程的基础。通过检测工业网络流量获取通信行为信息，借助深度包过滤、终端安全检测、日志审计等掌握工业控制网络安全状态，并通过聚合、关联分析形成全局安全态势与威胁预警。

3结语

两化融合带给工业企业的是边界的融合、数据的融合，信息化能够帮助工业企业快速应对市场需求更快、时间粒度更小、批量更小的变化趋势。在借助新的技术提升效率的同时，有效地保障工业网络安全，这是自动化和信息化的共同期待。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将继续推进“两新一重”建设，实施一批交通、能源、水利等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发展现代物流体系。因此，工业企业做好网络安全工作显得更加重要，是保障两化融合深入落实在工业生产各环节的前提，也是充分发挥工业数据价值的基石。

参考文献：

[1]本书编写组.党的十六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2

[2]十八大报告文件起草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作者：高洪民

安全与工业企业论文篇2：

甘肃省乡村振兴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关系分析

摘要：生态安全与乡村振兴相辅相成，和谐共生，良好的生态环境惠及民生福祉。通過研究现有关于生态安全与乡村振兴的理论基础，基于2010-2019年甘肃省统计数据，构建二者的综合评价指标并运用熵值法计算其权重及综合得分进行分析，最后计算二者的耦合协调度来反映其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2010-2019年，甘肃省乡村振兴水平综合得分一直保持良好的上升趋势;2010-2016年甘肃省生态安全综合水平得分波动上升，2017年开始下降且下降幅度较大。两系统耦合状态由最初濒临失调-勉强失调-初级协调-良好协调发展。目前两系统交替上升，但是增长势头减弱。因此，甘肃省依旧要以保护生态安全为首要，在此基础上推动乡村振兴，促进二者协调发展。

关键词：乡村振兴;生态安全;耦合关系;甘肃省

生态安全是在2000年国务院发布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提出的，泛指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过度使用会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表现在环境质量和自然资源的供给量下降对经济的支撑能力减弱[1]。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的战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举措。同时，乡村振兴战略中明确提出，乡土社会是“三生合一”，即有什么的自然生态就会依赖于自然生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2]，因此乡村振兴也是贯彻我国生态文明战略的重要基础。目前甘肃省在国家乡村振兴政策引导下，开启乡村振兴之路，推动了农村社会的发展，使人民生活质量得到提升，甘肃省农村经济与群众生活发生了显著变化，但是目前甘肃省的农村经济发展依旧不平衡，生态环境现状满足不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特别是随着人类的过度活动、乡村生活空间的不断扩大以及农业生产强度与规模的增加对生态环境破坏日益严重。所以甘肃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生态安全尤为重要，要实现人与自然共生，空间生态资源共享，才能促进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

人地系统耦合是人类经济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交互作用、相互渗透，并形成人地耦合系统（“人地圈”）的综合过程[3]。学者吴传钧提出人地科学，认为人地关系各个系统是相互作用的，旨在研究人地关系多因素的耦合协调来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4]。目前，我国实施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目的就是调整和改善人地耦合关系，推进生态脆弱区实现人地、人与自然共生。乡村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基础且具有生态功能、社会功能以及经济功能[5]，我国在大力推进乡村振兴的同时，也在积极促进乡村生态系统的不断发展，进一步确保我国生态安全。

在现有关于乡村振兴与生态问题（含资源环境问题）的讨论中，学者们从生态环境的角度研究了乡村振兴与生态环境二者的治理模式[6-7]以及乡村生态保护下的乡村振兴模式与路径[8]。从生态文明方面来看，研究了生态文明建设及乡村，振兴战略之间的关系[9-11];在生态治理方面，提出了生态治理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性[12-16]。其中，学者李娟认为二者存在依赖关系：生态文明既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表现，更是乡村振兴的必要前提，没有农村的生态文明建设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乡村振兴[17]。赵金科，李娜认为生态安全是乡村生态振兴的逻辑起点与目标指向，乡村生态振兴是维护生态安全的有力举措，二者都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18]。温铁军认为生态文明与农业都具有多样性，是直接相关的。生态文明与乡村振兴，两者之间是紧密相关的[2]。综上所述，生态安全与乡村振兴二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

“耦合”源于物理学当中，用于描述系统中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彼此作用并相互影响的现象和动态关联关系[19]。耦合度反应系统相互影响的程度，耦合协调度是系统间相互影响的和谐程度[20]。耦合协调度模型目前在各领域应用较为广泛，特别是在研究生态问题，如分析生态安全与城镇化两个系统的作用关系[21-23]。三个系统之间的协调关系，如人口-经济-农业生态资源的耦合协调关系[24-25]。但目前尚未有直接运用此模型来分析乡村振兴与生态安全的相互作用关系，生态安全与乡村振兴两大系统通过某种方式相互作用产生影响，直接影响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尝试通过建立耦合协调度模型来研究二者的关联关系。特别是甘肃作为我国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生态环境脆弱，生态安全问题突出，乡村经济落后且发展不协调，因此分析甘肃省生态安全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研究区域概括

甘肃位于西北内陆，黄河上游，地处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交汇处，地形复杂多样，呈现东西狭长状分布。近几年以来，甘肃积极开展乡村振兴与生态保护，2019年年末甘肃省有农村人口1363.69万人，2019年全省农林牧渔及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629元，比上年增长9.4%，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1163万吨，比上年增长1%。全省乡村旅游收入达到340亿元，游客接待量达1.27亿人次，同时甘肃省打造“甘味”农产品品牌，建立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农产品网上销售额达162亿元。甘肃省坚持倡导绿色可持续发展，大力发展节水农业、旱作农业等，加大生态环保治理力度，围绕河西祁连山构筑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积极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的生态保护修复及大力实施生态保护源头管控。

二、数据来源及指标体系建立

（一）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的研究需要与可获得性，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甘肃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以及《甘肃统计年鉴》。

（二）指标选取

由于乡村振兴与生态安全两系统涉及因素较多，自身都具有复杂性，二者紧密相连且相互作用，单一指标无法体现乡村振兴或者生态安全的综合水平，因此指标选取应具有代表性、科学性以及系统性，能够全面真实客观反映二者的水平。

1. 乡村振兴指标体系

关于乡村振兴指标体系的构建许多学者都进行了大量研究，其指標体系已相对成熟，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26-27]，在结合甘肃省经济社会与生态资源情况，本文构架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主要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共计20个指标来反映乡村振兴水平见表1。

2. 生态安全指标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安全是新时代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家对生态安全的重视及关注体现的是在新理念的指引下，尊重自然，人与自然的共生、和谐共处，有利于维护生态安全，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步。但是生态安全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具有综合性与复杂性，在选取指标时需要综合全面考虑影响生态安全的任何一影响因素，指标的选取要多方面考虑，不仅要科学还要能如实反映人类生存与社会发展存在的环境压力、状态及其变化。本文在借鉴已有的成果的基础上[28-30]，根据PSM模型及其原理，从生态安全压力系统、生态安全状态系统及生态安全响应系统三方面建立指标体系来反映甘肃省生态安全状况。具体指标见表2。

三、乡村振兴与生态安全水平评价

（一）研究方法

熵值法是以指标信息量的大小确定各指标的权重，主要用来评价指标的信息是否有用，如果指标能呈现较多有用的信息，其权重就越大。熵值法与其他评价方法相比，客观性强、可信度高。因此本文运用熵值法对甘肃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和生态安全水平分别进行综合评价分析。

在构建乡村振兴与生态安全指标体系后，由于各个指标单位不统一，差异较大，无法直接进行比较，因此为了使评判具有科学性，获得标准化的数据，必须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同时为了防止标准化后的数据无意义，统一对初始标准化加0.0001。主要计算方法如下：

1. 极值法进行标准化处理：

2. 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

（1）计算第i年第j项指标的权重

（2）计算每个指标的信息熵值。

（3）计算每个指标的权重

3. 分别计算甘肃省乡村振兴与生态安全综合得分

i， j分别表示乡村振兴系统和生态安全系统中的指标数量;xi，xj 分别表示的是乡村振兴系统和生态安全系统中指标的标准化;wi，wj 为指标的权重，由此函数来计算获得乡村振兴综合水平 Ux和生态安全综合水平Uy，Ux，Uy的值越高，表明两系统的综合水平越高，反之，表明两系统的综合水平较低。

（二）结果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甘肃省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得分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从2010年的0.082增长到2019年的0.890，增长0.808，说明甘肃乡村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发展速度较快，特别是在2017年增长幅度较大，达到0.7以上，由此可见甘肃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从图1可以看出在五个子系统中，产业兴旺系统、治理有效系统、乡风文明系统以及生活富裕系统发展水平都在逐年上升但各年得分都较低且五个子系统得分差距较大，发展不平衡，这说明在整个战略实施中，没有统筹好各方面的同步发展。主要是由于甘肃资源配置效率不高，起步晚，受到经济资源限制，使得各方面发展不协调。但生态宜居系统在2015年后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2015年以来甘肃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加大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重点进行农村改水、改厕，同时实施生态扶贫与生态移民，大力加强美丽乡村建设初见成效。

从表4可以看出甘肃省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得分从2010年的0.325降低到2012年的0.209之后又开始增长到2019年的0.651，这说明在2013年后生态安全水平呈现上升的良好趋势。主要得益于甘肃省2013年起开展“祁连山生态治理”、“两江一水”区域综合治理以及定西渭河源区生态保护与综合治理，发展循环经济，大力推进生态环境建设。

从图2可以看出，在四个子系统中，压力系统得分从2010年的0.272降低到2014年的0.081之后又增长到2019的0.191，这表明甘肃省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乡村发展的同时，依旧伴随着较大的环境压力问题。状态子系统得分整体上有所提高，但出现波动，且在2017年下降较大，说明2017甘肃省生态状态的维持能力开始减弱，主要是经济发展需要，甘肃经济建设用地面积扩大，大量耕地、林地被占用为住宅、工业用地，而甘肃绿地面积总量不足，绿化率不断下降。响应子系数得分逐年在上升，从2010年的0.042上升到2019年的0.236，这说明甘肃省生态环境治理取得成果。主要是因为2010年以来，甘肃省加强森林资源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并实施人工造林，增加森林面积和蓄积量。此外还得益于甘肃省在乡村实施绿化行动，美化农村居住环境。

从表3和表4中可以看出在2012-2015年之间生态安全综合水平得分低于乡村振兴综合水平得分，这主要是因为农业发展过渡使用大量农药化肥以及地膜，加之城市工业的“三废”在一定程度上转移到监管不严的农村地区，造成农村地区水污染、资源破坏以及固体废弃物污染严重影响了农业农村生产与生活居住。在2016和2017年，甘肃省生态安全综合水平得分高于乡村振兴综合水平得分，这主要得益于甘肃省加强了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在推动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推动人地的可协调持续发展。但在2017年到2019年，生态安生态安全综合水平得分又开始低于乡村振兴综合水平得分，这说明生态安全问题依旧突出，这是因为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类活动对环境的破坏，工业污染依旧严重。

四、耦合协调度模型估算及态势分析

为了分析甘肃省乡村振兴与生态安全的协调发展水平，本文运用物理学研究中的容量耦合概念和容量耦合系数[19-20]构建甘肃省乡村振兴与生态安全的耦合度模型，具体公式如下：

（一）耦合协调度模型

T表示为协调指数;C表示为耦合度;Ux是乡村振兴综合指数值; Uy是生态安全综合指数值，取值范围0-1。a和β为待定系数，结合目前文献研究来看，乡村振兴与生态安同等重要，因此取值a=b=0.5。D为耦合协调度，反映乡村振兴与生态安全综合效益最大时，两者的协调程度。借鉴目前对耦合度研究的文献，本文以传统的耦合协调度评判作为标准如表5。

根据前文算出的乡村振兴与生态安全综合得分运用公式计算获得二者的耦合度并划分了甘肃省2009-2019年乡村振兴与生态安全的的耦合度等级如表6及折线图3。

（二）结果分析

2010-2012年甘肃省乡村振兴与生态安全耦合度在0.404-0.492之间，处于濒临失调状态。2010年以来甘肃省积极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村流动，引导多方力量投入农村建设，在农业生产、农业科技投入、农业基础建设、农村改革都投入了人力物力。但是甘肃作为西部欠发达地区，基础差，起步晚，经济发展缓慢，各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自然方面，乡村土地贫瘠荒芜，生产力落后，人居环境恶劣，乡村发展处于较低水平。生产技术方面，由于没有技术支撑，技术人才，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十分严重，生态安全问题制约着农业农村的发展。

2013-2015年甘肃省乡村振兴与生态安全耦合度有所提升介于0.586-0.673之间，耦合协调状态由2013年的勉强协调转变为2015年的初级协调。2013年至2015年甘肃省农业基础不断强化，农村水电路建设进程加快。在此期间按照“千村美丽、万村整洁、水路房全覆盖”的要求，甘肃省年内分层次推进了农村人居环境的整改，同时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加强水资源用水管理，在改革农村的同时，生态环境也得到了多方面保护。

2016-2019年，甘肃省乡村振兴与生态安全耦合度上升到0.8以上，耦合协调状态达到良好协调，二者呈良好协调发展趋势，这是甘肃省长期以来贯彻“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首位，坚持建设美丽乡村取得的显著成果。尤其是2019年二者耦合度达到0.873，这主要是甘肃省积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坚持生态振兴、产业振兴，大力开展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实施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专项行动，启动村庄绿化工程，大力建设新农村。在提升农村居民收入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也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农业、农村、生态和资源问题也进一步缓解。但2018年二者耦合协调度有所下降，增长减缓，主要是生态安全综合得分降低，这说明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同时，生态问题依旧是最大问题，因此乡村振兴中生态振兴是首要，要始终把建设生态文明省，维护生态安全作为目标。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是甘肃省今后解决“三农”的必然选择。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以西部欠发达地区甘肃省为主要研究对象，在构建乡村振兴指标与生态安全指标的基础上，运用熵值法计算权重及最后综合评价得分，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二者的协调度，分析了2010-2019年甘肃省乡村振兴与生态安全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根据不同年份呈现出来的不同耦合协调状态，清晰地分析了两系统间从濒临失调-勉强失调-初级协调-良好级协调的变化过程及原因。结果表明：甘肃省乡村振兴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得分从2010年0.082上升到2019年的0.890;生态安全综合评价得分虽有所上升，但波动较大，特别是在2017年出现拐点，2018、2019年下降幅度较大。二者的耦合度从最初0.404上升到0.873，耦合状态实现了由濒临失调到良好协调的转变。由以上可以看到随着乡村振兴水平的提高，生态文明建设的加强，环境执法力度的加强，甘肃省乡村振兴水平与生态安全之间的耦合状态在进一步改善。两大系统综合水平更替上升，两者的整体水平及耦合协调度都朝着一个良好的趋势发展。但是目前甘肃省生态安全综合指数依旧低于乡村振兴综合指数，且生态安全综合水平得分呈现下降趋势，生态压力子系统得分上升，这说明甘肃省日后需继续加强环境治理，推进乡村生态振兴，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都需下更大气力，同时只有实现二者的良好互动，才能不断促进乡村振兴与生态安全的协调发展。

（二）建议

1. 加强环境治理，加大执法力度

环境污染依旧是影响农村长期发展的最突出因素。生态安全的健康持续，必须有严格的法律作为保障，因此甘肃省要健立健全生态保护地方法规，特别是加大对饮用水、森林、耕地、湿地等生态“红线”的法律保护，让环境治理有法可循。除此之外，甘肃省要建立强有力的环境监管机制，提高排污标准;其次要严厉打击各种无证施工、无证开采及无证占用农用地林地进行生产的违法违规行为，严格把控不达标重污染的工业企业进入农村。

2. 发展壮大特色生态产业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保护生态安全甘肃省必须利用技术发展生态产业，生态产业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甘肃省要持续推进农药化肥的减量增收效益，支持绿色技术创新，发展乡村环保产业;要促进农业资源高效利用，保障产品质量安全、构建可持续长久发展、生态系统稳定的农业发展新格局，实现从生态农业到生态产业的转型。鼓励农村基层组织探索发展生态环保型农业产业和循环农业，构建与区域特色相结合且与生态保护相适宜的产业布局。

3. 加大基礎设施投入，改善农村居住环境

要以建设美丽宜居乡村为主导，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不断满足广大农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期待。甘肃省首先要促进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立村庄保洁机制，开展生态文明示范村建设;其次要加大对农村道路整治、农村绿化、景观美化、改水改厕的财政支持力度，大力开展“三清”、“三整治”工作，要清理村巷道乱堆乱放的生活垃圾及丢弃的生产工具、清理堆积在村道周围及房屋的杂草杂物;禁止向渠道内排放生活污水、同时清除渠道河道内的臭水体、漂浮物和障碍物。还要积极动员农村居民参与美丽乡村建设，发挥农村居民的主导地位、内生动力，继续加大对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农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确保各种污染现象得到有效管控。除此之外，严禁工业和城镇污染向农村农业转移，发挥农民主体地位加强对农村农业的绿色生态环保建设。

4. 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要完善乡村级党组织建设，加强党对乡村的领导，积极引导和帮助农村居民参与乡村建设和环境保护治理。要充分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对村民进行乡村振兴教育知识普及，积极营造保护环境的氛围，提高村民参与建设美丽乡村的积极性。各乡村基层组织要制定相关村规村约，以此来增强村民自我教育管理的能力。利用现代信息网络，建立资源与环境保护信息共享平台，实现随时随地共享交流。同时实施奖励制度，开展农村环境专项整治，健全村庄保洁队伍以及农村地区环境整治的处理设施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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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罗湘龙）

Analysis on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in Gansu Province

BAO Juan-juan，LV Jian-ping

（Colleg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Gansu Agricultural University，Lanzhou 730070）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Ecological Security;Coupling Relationship;Gansu Province

收稿日期：2021-05-17

基金項目：甘肃省软科学项目（20CX9ZA102）;甘肃农业大学青年研究生指导教师扶持基金项目（GAU-QNDS-201707）。

作者简介：鲍娟娟，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管理、农村区域发展;吕剑平（通讯作者），男，副教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

作者：鲍娟娟　吕剑平

安全与工业企业论文篇3：

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的思考

[摘要]高校实验室安全与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基础和核心。文章在介绍实验室安全事故理论基础、高校实验室安全基本情况、安全工作特点的基础上，分析了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新形势下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应做好的几项重点工作，以期为广大高校实验室管理者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安全管理

实验室是高校进行实践教学和从事科学研究的重要场所，是科学的摇篮，是科学研究的基地，是科技发展的源泉，也是高校对外开放服务的窗口，其在推进创新型人才培养和科学技术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实验室的建设水平是高校教学、科研、管理水平的集中体现。近几年来，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面临着新问题、新挑战，如何在新形势下做好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是广大高校实验室管理者值得思考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我国高校实验室安全基本情况

我国有近60%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依托高校建设，80%以上的国家重大科研任务、80%以上的SCI论文都来自高校实验室的研究工作。据统计，2018年全国本科学校有29964个实验室，近十年全国高校共发生各类实验室安全事故14543起，死亡29人（2019年全国高校实验室安全电话会议）[1]。2015—2017年，教育部对75所直属高校进行安全现场检查，对7所学校进行“回头看”;2018年启动第二轮安全检查工作，除了对15所直属高校进行检查，还增加了2所省属地方高校;2019年为第二轮第2年，检查了40所高校，其中有29所教育部高校、1所部属院校、5所共建高校、5所地方院校。2019年1月至3月教育部办公厅下发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教学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的通知》《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9年度高校科研实验室工作的通知》，教育部科技司于4月至5月连续下发《关于开展2019年科研实驗室自查自纠工作的通知》《教育部关于加强高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意见》《教育部科技司关于组织开展2019年度高等学校科研实验室安全自查自纠工作的通知》，分别对高校实验室安全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结合2018—2019年教育部对高校实验室安全工作检查情况，安全工作检查内容及存在主要问题，如表1-3所示。

针对我国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现状，可以将其问题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安全组织体系尚需完善;二是实验室安全制度不健全，院系层面缺乏学科特色;三是检查流于形式，安全隐患整改不够彻底;四是实验室设计施工不合理，有的实验室房间是由办公室改造而来的，不适合做实验室用房;五是危险品仓库、气体库房、化学废弃物中转站不规范、管理不到位;六是化学试剂存放不规范、易制毒与易制爆化学试剂台账不清楚、化学废弃物暂存隐患大;七是病原微生物的安全管理规则缺乏，实验动物场所操作未获得相应许可证，生物垃圾未分类收集与处理，动物实验未进行伦理审查;八是特种设备报备不全，未在管理部门备案，操作许可证超过检验期，未定期检验，没有警示标识和操作规程;九是辐射装置管理不到位，射线装置未备案登记，台账不清楚，辐射许可证过期，危险操作区域未进行标识和隔离;辐射设备无声音和灯光警示;十是安全教育及演练需要进一步加强，尤其是教授—学生这一重要层级的安全意识须增强。

二、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的特点

根据功能、性质、隶属关系、开设实验内容的不同，我国高校实验室可以分为教学型（本科教学为主）、科研型（科研项目研究为主）、服务型（社会服务为主）实验室，国家级实验室、省部共建实验室、校级实验室、学院（系、所）实验室等，以及专业实验室、基础实验室、专业基础实验室。无论高校实验室属于哪种类型，总体来说，我国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具有以下特点。

（一）实验室人员的不确定性

高校实验室是广大师生进行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的重要场所，在实验室进行实验的人员既有教师，又有研究生、本科生，甚至还有外单位人员，这些人员的身份复杂，流动性大，配合度低，管理难度大，给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带来了较大的难度。

（二）实验室空间不足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高校实验室数量也出现井喷式增长。但是由于高校基础条件的限制，实验室的工作环境一般不太理想。如：有的高校实验室由老旧办公室改造后直接作为实验室使用;有的高校实验室设计施工不合理，分散在不同的教学楼中;还有部分高校由于用房紧张，直接将实验室仪器设备放置在过道、走廊中。高校实验室基础条件的缺失，导致其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

（三）实验室工作时间不规律

高校实验室工作主要是为广大师生进行教学、科学研究服务，实验室人员的工作时间常常不固定、不规律，晚上加班多，同时很多高校实验室是实行24小时全天候开放制，甚至有的实验室实行全年开放制，实验仪器设备使用年限久、工作时间长，容易发生电、火、水、气等事故。

（四）实验室研究课题的多变性、探索性

我国高校的学科门类越来越齐全，学科之间的交融越来越紧密，实验室的研究课题覆盖面广、数量多，有的实验项目还处于探索阶段，经常变换研究内容、步骤等，具有不确定性，导致高校实验室无法实施科研项目立项安全风险评估，难以控制风险。

三、目前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高校科研人员的安全意识淡薄

“重科研，轻学习”的观念在我国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中是一种普遍现象。由于科研产出一般与安全知识学习并非突出矛盾，因此常被人忽视，只有当发生事故以后才会引起大家的反思。这种对安全本质缺乏足够认识的现象最终造成高校科研人员安全意识淡薄，也为高校实验室进行安全管理教育工作推广、落实增加了难度。当然，高校科研人员不主动进行风险辨识的学习、不主动进行风险控制的实施、不主动尽到风险告知义务，都为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埋下了隐患。

（二）实验室管理人员缺乏安全管理知识，控制风险能力弱

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主要依靠实验室管理人员，其管理、业务能力、知识水平等直接影响着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效率和质量。如：有的高校实验室管理人员存在不会使用实验室基本的工程控制设施、不理解实验室过程安全的重要性等现象，缺乏相应的安全管理知识与风险控制能力。

（三）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相关法规制定不够完善，执行不够到位

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有别于科研院所、工业企业实验室，具有其自身特点。由于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不够完善，出现了如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无实施细则，职业卫生健康相关法律法规不适用于教育系统等问题，导致国家制定的一些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与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实际不相适应，安全管理措施执行不到位。

四、做好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的几项重点工作

（一）建立架构管治体系

建立科学、规范的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架构管治体系是各高校安全管理工作的基础，有利于可持续提升高校实验室安全水平。高校在建立实验室安全工作体系构架过程中，应根据本校实验室安全管理特点，结合国际通行的EH&S体系现状，抓住高校安全即为培养人这一核心，从本质安全理论出发研究普适性的实验室安全架构[2]。例如：清华大学根据美国著名质量管理专家戴明（W.E.Deming）的理论，执行使用PDCA闭环（计划plan、实施do、检查check和处理action）。

（二）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建设

目前，我国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模式多采用学校—学院（系）—实验室的三级管理模式[3]，其存在管理制度责任不明确、操作性不强、院系特色不明显等问题。高校应围绕管理制度、检查制度、责任制度三个方面制定适合本校特色的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院系级则应注重管理制度（责任体系）、自检自查、准入制度、分级制度等;实验室应注重管理制度（责任体系）构建、检查、实验室标准SOP（大型仪器设备使用说明）制度等。当然，还应充分考虑其他制度的制定，如技术规范、标准、实验室环境卫生、生物安全、危化品管理、特种设备管理、废弃物处置环境等制度。

（三）严格执行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

实验室准入制度是安全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获得准入证的实验人员而言是一种专业资格的体现，对于管理者来说是实验室安全的基本保障之一[4]。目前大部分高校实验室准入管理流于形式，主要是对新进人员进行安全知识培训、网络在线学习后进行上机考试等。实行实验室安全准入管理，应从学习者的需求考虑，侧重安全知识学习、安全技能训练、安全素质培养、学习全过程管理，采用信息技术手段+传统模式，配合使用线上教育+线下教育、虚拟现实+真实场景、网络平台+教师监管等手段，让学习者及时掌握安全知识与安全操作技能。同时，实验室可以实行一对一面试制度，以达到彻底改变网络学习和单一考核方式的目的。

（四）加强高校实验室安全文化建设，营造全员参与的氛围

安全文化水平反映了实验室安全状况，加强实验室安全文化建设是预防和减少实验室安全事故的重要途径[5]。在高校实验室安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应做好安全组织、安全制度、安全培训、安全考核、安全预案、日常管理六个方面的工作，以提高师生学习安全知识的积极性，促使他们熟练掌握安全技能，形成全员参与的良好氛围。

（五）推进公共治理工作，保障实验室安全健康

高校实验室公共治理工作是直接反映实验室整体水平的标志，公共治理是从管到治的分水岭，是安全的未来发展方向。高校实验室的公共治理内容主要包括危化品安全、生物安全、特种设备、辐射安全、气路改造、通风设施等。高校实验室通过健康防护、应急演练、定期巡查等方式，可实现专业安全、安全提升、职业健康、环境保护的目的。

（六）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工作，确保整改工作到位

开展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是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保障实验室安全的重要手段，对有效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防止伤亡事故发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高校实验室应建立多层次安全监察体系，制定定期检查制度，采用专项检查、日常巡查、日常自查的方式，对检查内容及时记录，形成整改通知书及整改反馈意见，进行网上公示，并将检查整改的工作纳入部门、个人的年度考核中，以確保整改工作及时到位。

五、结语

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也是一个动态的管理过程，精细化管理和专业治理是其发展方向。在国务院加强高校“双一流”建设和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实验室应主动改变、创新工作方法，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手段，建立可控安全方案的动态台账，不断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

[ 参考文献 ]

[1] 艾德生.清华大学，实验室安全管治发展路线的核心问题PPT[Z].拉萨，2019-08-24.

[2] 黄开胜，艾德生.高校实验室安全体系架构研究[J].实验技术与管理，2018（9）：11-15，33.

[3] 贾历程，刘幽燕，张晶晶，等.“双一流”背景下西部地方院校对实验室安全管理的探索[J].实验技术与管理，2018（11）： 9-12，28.

[4] 杜奕，陈定江，杨睿，等.化学实验室准入制度的建立与实施[J].实验技术与管理，2015（10）：221-223，231.

[5] 彭华松，谢亚萍，刘闯，等. 基于安全文化建设的实验室安全管理探索[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18（9）：335-338，342.

[责任编辑：刘凤华]

[收稿时间]2020-07-28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9年湖南农业大学教改项目：新时期提高院级实验室管理水平与农科类创新型人才培养探析（湘农教发〔2019〕68号）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余政军（1982-），男，湖南平江人，硕士，湖南农业大学农学院实验师，研究方向：实验室技术与管理。通信作者：傅志强（1968-），男，湖南涟源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农作制度及生态种养、实验室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