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大叙事默化管理论文

2022-04-20

摘要：舆论引导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自媒体的迅速崛起，一方面为民众开辟了话语表达的新渠道，改变了过去由党和国家主导社会舆论的局面；另一方面使得媒介与话语深层次融合，增加了网络舆论的引导难度。创新舆论引导的工作理念、提升党员干部运用自媒体的能力、转变政治话语表达方式是赢得自媒体时代舆论引导主动权的关键所在。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宏大叙事默化管理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宏大叙事默化管理论文篇1：

后现代视角下的“官僚制”：反思、建构与耦合

摘要：

在高度不确定性、高度复杂性的社会表征愈发明显的背景下，治理困境与难题凸显。公共行政与官僚制是现代人类社会运转的核心。面对重重治理挑战，政府改革本能地指向了公共组织与官僚制本身。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代表性学者戴维·法默尔的集大成之作《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分析了现代主义下官僚制的局限性，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后现代主义下的官僚制图景。重读此书，对于我们在新的治理环境下思考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有一定助益。

关键词：

官僚制；公共行政的语言；现代性；后现代性

提到“官僚制”这个词汇，大多数公共行政学者首先联想到的是德国百科全书式学者马克思·韦伯笔下所描绘的理想官僚制模型。然而，美国知名公共行政哲学家戴维·法默尔（David Farmer）試图通过《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简称《公共行政的语言》）这部后现代公共行政学里程碑式的著作提醒人们，马克思·韦伯的官僚制只不过是现代性“透镜”下的一种思维模式，是一种现代性视角下的公共行政语言。我们完全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思考官僚制、改造官僚制、构建官僚制。因此，在全书开篇，作者就开宗明义地点出了全书的意图：“对于公共官僚制的本质、规模、范围和功能，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和应当做什么？”[1]（p.3）而解决公共行政与官僚制所出现的问题，“对于那些想改进人类生活质量的人而言，是合法而且紧迫的”[1]（p.3）。

按照法默尔的观点，公共行政的语言是构建公共行政事实这一构成物的假设，实质上就是指公共行政理论，更确切地说，是公共行政理论表层下所暗含的心灵模式与亚文化。法默尔努力带着后现代主义的“眼镜”去一探官僚制的奥秘，指出现代公共行政理论面临走向死胡同的困境，描绘了后现代视角下的官僚制图景。

一、现代性与官僚制

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学术界对于现代性的定义莫衷一是。法默尔指出，现代性作为启蒙运动的产物，是通过更大的理性化发生的。现代性同时还意味着对实质理性的抛弃，而推崇形式的合理性[1]（p.6）。简而言之，现代性意味着主体中心化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代，理性得到极高的尊崇，人类对于理性的运用被认为将产生无限进步的可能。因此，本文首先简要梳理回顾现代性视角下的官僚制研究路径，这将会对官僚制形成更为全面的认识。

（一）作为理性的官僚制。在1887年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发表《行政学之研究》一文宣告创立独立的现代公共行政学，他更多的是从实际现实需要考虑。他提出，随着国家经济社会事务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扩大，“与制定一部宪法相比较，‘贯彻’一部宪法变得愈来愈困难了”[2]。威尔逊提议将公共行政学独立于政治学，冀望政府管理工作能够有科学的理论予以指导，通过“稳定的原理”提高工作效率。对官僚制最大的贡献是不再把官僚制当作细枝末节的事务或仅是政党分赃制的替代品，而是希望将官僚制当作一项专业而理性的事业。

可以说，威尔逊是幸运的。虽然他的《行政学之研究》不过是对行政学相对粗略的思考，但20世纪初出现的两位思想家，让萌芽中的公共行政学找到了赖以生存的基石。第一位便是马克思·韦伯，他提出了适应现代工业社会的理想组织形式，这就是具有严密性、层级性、稳定性与普适性的官僚制。韦伯从组织层面对公共行政学做出了贡献；第二位是美国管理学家弗雷德里克·泰罗（Frederick Taylor），他提出的科学管理思想，为提高官僚制的工作效率指明了方向，激发了在公共组织中研究科学管理、提高组织效率的愿望。从严格意义上说，马克思·韦伯与泰罗都难以称之为公共行政学家，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著作与思想成为公共行政学说史上的经典。

（二）作为科学的官僚制。在度过萌芽期后，公共行政研究高举“科学”的旗帜。从威廉·威洛比（William Willoughby）的《公共行政原理》到卢瑟·古利克（Luther Gulick）和林德尔·厄威克（Lyndall Urwick）合编的《行政科学论文集》，都试图将科学方法应用于行政问题，希望找到那些作用于公共行政领域的普适性规律，从而使官僚制更加有效率地运转。“二战”后，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出版了划时代的著作《行政行为》，在对传统行政学研究“行政谚语”进行批判的同时，主张将逻辑实证主义应用于行政学研究。自此，行政学研究强调实证主义取向的研究，“试图将公共行政学作为一门与政治分离的、以管理技术和工艺为主的科学”[3]。

（三）作为改革对象的官僚制。官僚制运行中的问题在20世纪后半叶逐渐显现，公共组织与官僚体系广招诟病，诸如低绩效、繁文缛节、庞大臃肿等恶名都被冠于官僚制之上。现代性作为“人们不断对无限制的进步的期待”[1]（p.5），并没有逃避官僚制出现的问题，而是积极寻求解决之道，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力求对传统官僚制进行改良与修正。从理论上看，新公共行政学、黑堡学派、民主制行政、新公共服务等层出不穷，虽然提出的理论框架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诉求——努力寻求“效率”之外的价值导向，从被贴上“理性”、“科学”标签的现代公共行政那里重新找回官僚制的合法性；从实践上看，发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发起了向传统官僚体制的猛烈攻击，结果导向、民营化、小政府、简政放权等都是新公共管理的主要武器。从理论与实践聚焦点的差异可以看到，当代公共行政理论与公共管理实践并没有进行很好的对话。

官僚制在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中越来越成为一个悖论。在对官僚制的批判成为潮流的同时，查尔斯·古德塞尔（Charles Goodsell）就挺身而出为官僚制辩护。他认为“官僚制迷思”来源于对政府的习惯性怀疑，“美国的政府机构和政府雇员以其声誉而言，工作的极为出色”[4]（p.221）。与此同时，不少学者则对致力于革新官僚制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展现出的“管理主义”倾向表达了忧虑与批判[5]。

然而，无论效率、公平还是合法性，都仍是现代主义意义上的公共行政，从后现代主义角度来看，各方对官僚制的纷争都“没有超出现代主义的范式”[6]（p.326）。现代主义语境下公共行政学对官僚制态度的大相径庭，正好给了后现代主义公共行政理论趁虚而入的机会。

二、走向死胡同的现代官僚制

对于现代社会所做的关于官僚制改革的种种努力，后现代主义向来抱有不屑一顾的态度。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学家查尔斯·福克斯（Charles Fox）和休·米勒（Hugh Miller）就指出，“到现在为止，改革的努力不是试图超越传统的治理模式，而是使其复活”[7]（pp.45）。吴琼在《公共行政的语言》译者前言中提到，“从后现代的视角看来，所谓的‘反’官僚制，其实也就意味着官僚制正是它的参照，意味着‘反’仍是由被反者所结构”[1]（p.3）。一言以蔽之，现代主义对官僚制的种种改造与批判仍是在传统官僚制阴影下进行的，对官僚制的改革也往往以另一种形式强化官僚制而告终。

在法默尔看来，现代主义公共行政理论的构成就是矛盾，这种矛盾体现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重要方面，而这种矛盾与局限性在现代主义框架内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尽管其应付问题的能力在以算术级增长，可问题的层次性和复杂性却在以几何级数增加”[1]（p.9）。法默尔对“现代性的范式典范”的公共行政理论的五大核心特征分别进行了考察，认为当代公共行政理论不过是现代性产出的有局限的“方言”而已。

（一）特殊主义为官僚制研究设置了围墙。法默尔认为，现代主义造成的学科分化与专业细分，使得如今的公共行政理论鼠目寸光。一是将美国与其他地区相隔离，使得公共行政理论是“美国化”的，不如经济理论那样有普遍的解释力。这种公共行政理论的“地方主义只能看到分析对象本身”[1]（p.90），使得难以吸收他国的优秀思想、弱化理论力量以及发生注意力盲点。二是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相隔离，认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边界是恒定不变的，忽视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紧密关系。三是将行政与政治相分离。行政研究对政府职能的追求与政治研究关注政治和程序的需要会产生矛盾和冲突，作者认为“当前主要的（理论）需求在宏观行政学方面，（而）把行政和政治分离开来的局限最有可能在这一层面遇到”[1]（p.101）。

（二）科学主义让官僚制研究脱离价值。如前文所述，公共行政学一直试图将官僚制研究变为一门“行政科学”，但这种努力面临着很大的局限性。首先，作者认为科学陈述的优先地位并非无可置疑，将自己打造为“科学”的公共行政学并不天然地享有认识论的特权；其次，“行政科学”的基础是事实与价值相分离、命题的可验证性，这就“否认了价值陈述具有同等的认识论地位”[1]（p.131），哲学伦理学中封闭性的缺失使得将科学和价值放在一起研究相当困难；最后，行政科学的行为主义排除了如内省等主观的观察，强调可观察的数据，在社会科学中脱离第一手的知识难以达到对行动的理解。

（三）技术主义使官僚制研究遭遇瓶颈。法默尔在区分科学和技术的概念基础上，认为现代主义的技术理性化倾向将公共行政学研究从技艺、低技术转变为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这种技术由系统论所构成。由此产生的悖论是多方面的。一是技术体系仍将遭遇伦理困境，在大体系中“被导入的价值总是系统管理者（或所有者）的价值，系统分析不可避免地对金字塔顶的那些人的利益更有利”[1]（p.151）。在《揭開行政之恶》一书中，艾赅博（Guy Adams）与百里枫（Danny Balfour）也指出，“技术理性文化根本排除了（行政人员）考虑伦理道德可能，行政之恶是被掩盖的”[8]（p.17）。二是公共行政学作为社会技术会遭受学科边界的限制，将公共行政做类似于社会工程和管理科学的研究已经超出了学科范围，在不同的视角间进行转换存在实质性的障碍。三是如果将公共行政学看作社会技术系统，那么这种社会技术系统本身极有可能发展“自身的本质”而被物化。

（四）企业化倾向无法为官僚制带来满意结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民营化浪潮、政府再造运动等广受关注。但法默尔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尽管市场、民营化和企业家精神等都是提高效率的有力工具，但它们却并非是能够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9]。这种挑战由多重因素构成。首先，由于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建构体制不同，行政官僚缺乏对利润的追求，因此将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移植到官僚制内部会导致彻底的失败。其次，民营化和政府内部竞争作为官僚制移植企业逻辑的两种重要手段，同样会导致矛盾。这突出体现在“民营化本身可能是无效率的，主流经济理论本来就不拥护所有形式的竞争，而政府内部竞争性最有可能达成的最终结果就是垄断”[1]（p.190）。最后，作者承认公共选择学派丰富了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但公共行政理论对经济理论的应用也会遭遇到来自于经济理论本身所存在的矛盾与挑战。

（五）理性的解释学无法为官僚制提供完备的意义。作者认为，现代主义的公共行政理论对意义的探究根植于理性，这种对理性意义的寻求有一定作用，但也存在着盲点与矛盾。一方面，试图为官僚制提供完备、全局的“宏大叙事”必然会在特殊主义、科学主义、技术主义等局限中碰壁，其解释力注定是片面与不足的，“意义的寻求遇到理性的基础被动摇时，就会出现矛盾”[1]（p.215）；另一方面，法默尔借助心理学的观点，表明自主与理性的主体并不存在，主体受到强有力的下意识力量的影响，从而弱化了理性的作用。

通过为现代主义下的官僚制“诊断病情”，法默尔宣称现代主义公共行政理论的各条发展路径都无法走通，现代主义的理性进步机制已经无法为改进与解决官僚制的问题提供根本性的办法。为此，作者踏上了后现代主义的探求之道，试图为官僚制寻找一片新的天地。

三、从现代到后现代：官僚制的祛魅与新生

从现有后现代公共行政的代表性文献看，尽管对现代性的“官僚制”有着各种激烈的抨击，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并没有发展为彻底的“无政府主义”。法默尔就指出，“更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些方法，把公共官僚制转变成实现我们共同梦想的更积极的力量”[1]（p.9）。这种积极的力量就来源于后现代性，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核心的心灵模式的否定，是否定性的一种积累”[1]（pp.224225），包括否定“中心化的主体，基础主义和认识论的谋划，理性的作用和本质，宏观叙事”等[1]（p.240）。通过后现代主义理论最有效地改造官僚制，是法默尔写作《公共行政的语言》的主旨之一。

可是，希冀于后现代主义理论为“官僚制”进行建构存在着两个明显的困难。一是和后现代主义的使命与定位有关。正如张康之所指出的“后现代主义是一个为后工业社会的出现清理地基的思想流派，它不把自己的着力点放在建构的方面”[10]。二是与后现代主义的本质属性有关。后现代对于“元叙事”的逃避，对于真理与确定性的否定，使得“它不会求助于原初的整体性隐喻，也不会为未来的乌托邦提供基础”[1]（p.7），“后现代主义是支离破碎的和无意义的，后现代的角度无法为连贯和意义确定一个尺度”[1]（p.225）。准确来说，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对于“官僚制”的发展，与其说是带有体系化、目的性的“完整建构”，不如按照法默尔的说法，不过是值得关注的一些“独特的兴趣点”。

（一）“想像”为官僚制插上翅膀。“想像”并非后现代主义潮流中的热门词汇，在《公共行政的语言》一书中，“想像”却被法默尔奉为后现代官僚制的核心，试图通过“想像”取代现代性中“理性”的核心地位。一方面，作者通过进一步说明官僚制的理性化的后果，宣布理性化的终结。实际上，现代主义下的理性化对官僚制的危害已被公共行政学界明确地阐释。如全钟燮（Jong S. Jun）就指出，“官僚主义文化鼓励无反思行动，它强调理性、效率以及权威专家的行政官员（和管理者），这可能导致非人性化行动的合理化。官员们并不使用他们的自由裁量权作出人性化选择”[11]（pp.134135）。另一方面，法默尔在对“想像”和“视像”作出概念区分的基础上，把“想像”作为一种行政精神，从否定和肯定两方面对想像进行了描绘。在否定的方面，既然理性化的官僚制带来的结果如此糟糕，那么“想像”就应该勇于突破现代主义各种规则和程序的限制；在肯定的方面，这种行政精神赋予“想像”以首要的地位。虽然后现代性仍给理性化留了一定的位置，但“想像”将把对公共行政的反思与思考转向诗性的方面。

（二）“解构”为官僚制祛魅。“解构”扮演了为后现代主义清理现代主义地基的工具作用。“解构”概念很难定义，正如作者所说，“要给解构下一个类似词典的定义，就如同要求画出一个正方形的圆”[1]（p.280）。在法默尔后续的一篇论文中，他做了进一步解释：“解构应当被看作对确定性的强烈反抗。解构之于公共行政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否认任何文本展现出来的那些显而易见的含义，这将毫无疑问地削弱官僚制结构，因为这种结构是建立在文本的土壤之上”[12]。现代主义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是建立在某些“宏大叙事”基础之上的，法默尔选取了两个有代表性的“宏大叙事”：一是在理论层面，公共行政理论发展目标的“客观性”，现代主义将好的公共行政理论等同于“客观性”；二是在实践层面，“效率”被作为公共行政的目标。正是通过对上述叙事的解构，作者试图对现代主义官僚制的基础进行彻底的清理。

（三）“非地域化”为官僚制移除围墙。法默尔认为，“非地域化意味着对强加于论题和情境研究的语码或格式的移除”[1]（p.324），这种语码的移除涉及两方面，一是思维特征，二是学科的组织结构或对象结构。在第一个方面，思考的本质发生了变化。在后现代性中，公共行政的科学成分只能是话语的一种，是向解构开放的文本，不再占有元话语的优先地位。在第二个方面，后现代思考对象的结构将发生变化。现代主义是树状模式，是层级式与统一式的；而后现代主义是根茎模式，以信息非中心化、去根源化為特征。随着学科与分支专业之间的围墙坍塌，公共行政的结构也将坍塌。

（四）“他在性”让官僚制获得新生。现代主义是管理主体的中心主义，“是在拒绝他者的理念下开展的管理型社会治理”[13]，而后现代主义的“反行政”本质就体现在“他在性”。作者提出了“他在性”的四个要素。一是向他者的开放。他在性“意味着公共行政的实践应作为一种反权威主义的活动来构建和实施”[1]（p.355），法默尔鼓励一种服务为主的态度，支持一种向共同体开放决策的方向。二是对文本差异性的偏爱。后现代主义下的解构将必然导致文本的多样化，在后现代语境中，任何一个文本都不具有优先性。三是反对“元叙事”。后现代性对于元叙事始终不抱有任何信任。后现代公共行政将不会致力于提出正当的解决办法和发现可行的规则。四是颠覆已有的秩序。虽然绝大多数行政机构本质上拥护行政建制，但要“鼓励以一种后现代的怀疑论去审视所有现存的政府制度和公共官僚机构”[9]。

对于后现代主义，法默尔并没有展现出自负与自信。在全书的结尾，他提到，“我们没有必要急忙去假设一个新的现实。‘超越’现代性带来的种种好处并不意味着要抛弃现代性的心灵模式所获得的所有洞见和贡献”[1]（p.379）。这表明作者并没有完全与现代官僚制决裂，反官僚制只是其反思性语言范式所必须采取的一种方式。

四、讨论与启示

法默尔的《公共行政的语言》是一部横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公共行政理论的经典之作。这部著作有着鲜明的特点。首先，这不是一部纯粹后现代主义先锋派的作品。作者对现代与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所做的二元对比分析，将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作为明确的反思对象，都表明了这是一位持有一定后现代观点的学者用现代思维写就的作品。

其次，法默尔不单就公共行政理论的本身来阐明得失，而是把当代公共行政理论放在多维度的视角下进行审视与反思。作者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畅游，成就了一部西方行政学说史上的里程碑式著作。法默尔在本书中展现出的这种理论广度，与其本人的学科背景不无关系，他先后获得了哲学、经济学的双硕士、双博士学位，并在密歇根大学做了量化研究方法的博士后研究。当然，我们也应看到，法默尔全书中对“官僚制”的概念、“现代性”与“现代主义”的区分等没有做基本的厘定。瑕不掩瑜，我们仍然可以从《公共行政的语言》一书中收获不少有益的思考与启发。

（一）治理研究：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视角的相互补充与耦合。法默尔反复在书中提到，后现代性并不排斥科学与理性化，他要做的不过是把这些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中奉为圭臬的核心概念拉下神坛，使其成为一个平等的参与对话的文本。作者认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要进行对话，并且“需要尊重公共行政理论已经作出的实际成就”[1]（p.10）。法默尔从未承认自己是一位后现代主义者，在一次学术访谈中，他明确地反驳了将其本人定位于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14]。法默尔对于现代性视角与后现代性视角下的官僚制抱有一种“功利主义”的态度，提倡为我所用的、多重的研究视角。

法默尔多次对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是“历时”还是“共时”进行了探讨。作者通过左右脑相区别又同时控制着人的思想这个比喻恰当地说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实际上是可以共存与耦合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都是一些方言。我们不必否认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文本，相反，应恰当地理解它们的贡献”[1]（pp.378380）。就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而言，要完全抛弃现代性去拥抱后现代性犹如“海市蜃楼”一般，难有坚实的基础。但是，作为现时代公共行政的理论研究者，不应把自己的思考困于现代主义的港湾，而失去打破僵化思维、反思社会建构的勇气。

（二）治理实践：治理体系建构应从后现代性中吸收养分。正如张康之所言，“解构并不是公共行政的终点”，近年来哲学上的后现代主义逐渐向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转型，意味着公共行政也可能将进入一个重新构建的时代[6]（p.342）。“治理”意味着对官僚制的改造。那么，法默尔的后现代公共行政思想又能为治理体系的现实构建带来哪些新的思考呢？

第一，治理体系的开放包容性。按照法默尔的观点，“公共行政者应力图对其实践非正典化，（官僚）机构应让自己的文本去面对公民的文本。简单地提出正当的解决办法，乃是不受欢迎的暴力形式”[1]（pp.359368）。也就是说，无论是对于公共利益、公共价值的考量，还是公共政策的制定等，都不能只存在唯一的标准，不再仅由行政官僚或专业人士加以选择，正义无法强加于人，而应该在公民广泛参与的对话中、在开放的决策体系中达成共识。

第二，治理结构的灵活性。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一直致力于消解传统官僚制结构，反对官僚制的“物化”。在高度复杂与不确定性的后工业化社会，治理结构的灵活性已经显得越来越重要，传统理性-等级的韦伯式官僚制注定无法适应社会治理问题的几何倍数增加。在深化改革与构建治理体系进程中，我们不能赋予体制与结构以所谓的生命力从而被其所束缚。未来治理模式应打破官僚制的中心—边缘结构，鼓励与支持网络化的合作治理，达成治理结构与治理环境的共洽。

第三，治理价值的多元性。在法默尔那里，现代公共行政所珍视的科学、理性、效率等核心价值在公共话语中的优先地位被一一否定，取而代之的是对差异性的偏爱。在治理语境中，这种多元性、差异性可表现为治理价值的多元和谐共处，尊重“主流价值”、“主流人群”之外的声音等。同时，多元性也意味着并不存在一种统一、普世的治理模式，“后传统治理并不仅仅是西方社会现象，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综合将变得越来越重要”[15]。在发展中国特色的治理体系时，我们应该记住法默尔的提醒。

（三）学习取向：中国公共行政学应该怎样向西方学习。法默尔对美国公共行政学特殊主义的批评已经明确表明，美国公共行政学是美国特殊情境下的产物，在美国产生的公共行政理论实际上就是美国公共行政学。多年前，马骏就把研究重心的“非中国化”作为中国公共行政学的“身份危机”的重要问题，他认为“国外公共行政学研究仍然没有发展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公共行政学理论，而我们将研究重点放在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上就是非常致命的”[16]。

就如同法默尔要给科学与理性祛魅一样，我们同样要给西方行政学祛魅。但这种祛魅不等同于将西方行政学抛之脑后、置之不顾。后现代视角的非领地化本身就提倡公共行政学的非边界化。“中国化”、“本土化”更非意指闭目塞听、闭门造车。因此，关键的问题不是应该向西方学习，而在于我们应该向西方学习什么。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学习借鉴西方公共行政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标准与研究态度，并在中国语境下考察西方公共行政学基本概念、基础理论的适用性，而研究的问题必须致力于“中国化”。

（四）研究路径：加强中国公共行政学规范理论的研究。我们倾羡美国公共行政学界的学者在孜孜以求探寻公共行政理论的灵魂。一个完备的学科不仅有实证研究“埋头赶路”，还需要规范研究去“抬头看天”，去努力研究与反思这个学科的价值层面的基本问题。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公共行政学的规范研究并不成熟，在“管理主义”盛行的背景下，我们总体上缺乏有质量的规范研究，缺失反思、批判的精神[17] 。

建设中国本土的规范理论是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必经之路。毕竟，一位美国学者对美国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反思及批评，终归只是隔靴搔痒。希望在未来的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中，有更多优秀的学者投身于规范研究，为我们奉献高水平的理论研究成果，为公共行政与官僚制体系梳理价值、拨开迷雾、指明方向。

参考文献：

[1][美]戴维·约翰·法默尔.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和后现代性[M].吴琼.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2][美]伍德罗·威尔逊.行政学之研究[J].李方.国外政治学，1987，（6）.

[3]颜海娜，蔡立辉.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问题与反思[J].公共管理学报， 2008，（4）.

[4][美]葛德塞尔.为官僚制正名：一场公共行政的辩论[M].张怡.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5]张成福.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反思与批判[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1）.

[6]张康之，张乾友.公共行政的概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7][美]福克斯，米勒.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中文修订版）[M].楚艳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8][美]艾赅博，百里枫.揭开行政之恶[M].白锐.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9]丁煌. 法默尔的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析评[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5，（6）.

[10]张康之.论后现代公共行政研究中的“想像”[J].天津社会科学，2009，（2）.

[11][美]全钟燮.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解释与批判[M].孙柏瑛，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12]Darid John Farmer.Derrida，Deconstruction，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J].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1997，（1）.

[13]向玉瓊.论“他在性”导向中生成的服务型政府[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5，（5）.

[14][美]戴维·约翰·法默尔，宋锦洲.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家法默尔教授专访[J].公共行政评论，2008，（2）.

[15]程倩.非正典化的典范及启示——法默尔“后传统治理”思想评析[J].公共行政评论，2011，（2）.

[16]马骏，刘亚平.中国公共行政学的“身份危机”[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8）.

[17]颜昌武，牛美丽.公共行政学中的规范研究[J].公共行政评论， 2009，（1）.

[责任编辑：杨健]

作者：李声宇

宏大叙事默化管理论文篇2：

自媒体时代党的舆论引导对策研究

关键词：自媒体；舆论引导；对策

舆论引导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内容，事关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随着移动终端和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人们得以依托智能手机和便捷电脑，利用自媒体拉近个体间的时空距离，使每个人都成为新闻的发布者和传播者。基于此，个体的政治观念充斥到整个自媒体空间中，给我们党的舆论引导工作带来重大挑战。因此，探究自媒体时代党的舆论引导对策，既是加强我们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推动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迫切需要，需要从战略高度予以重视。

一、自媒体是党加强舆论引导工作的新阵地

在自媒体时代到来之前，党的舆论引导工作主要体现在传统主流媒体领域，如党报、党刊、中央及地方各级电视台及其相应网站，以及自媒体以外的传统网站等。传统主流媒体历来是我国受众群最大、公信力最高的强势媒体，但随着自媒体迅速发展，传统主流媒体的主导地位正在受到挑战。从根本上来说，传统媒体与自媒体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是否存在传播结构中的自上而下的等级体系，传统媒体的传播结构遵循自上而下的等级体系，而自媒体传播变成了以社会个体为中心的网状传播模式，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去中心化过程。自媒体具有操作简便、形式多样、交互性强的特点，鼓励个体勇于发声，打破了个体间观念交流的壁垒，在信息传播中表现出了极强的开放性和主动性。所以，自媒体一经产生，便在公众之中带来了巨大影响，迅速成为普通民众获取、传播信息的重要途径，传统主流媒体的影响却一路下滑。这一情形对于党和政府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提出了新问题新要求。

一方面，自媒体塑造出一个舆论引导工作的新环境，过去的舆论表达和引导经验渐渐失效，而自媒体迅速发展的态势，又形成了一个党在舆论引导工作中必须重视的新领域。尤其是当前，由于自媒体传播的自身特点和相关管理法规滞后，导致自媒体领域极易出现传播内容无底线、传播形式无操守等问题，致使自媒体快速发展的同時，也给党的舆论引导工作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影响到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对党的舆论引导工作提出了严峻挑战。在意识形态斗争远远没有终结的当下，自媒体必须成为我们党强化意识形态安全和优化舆论引导的新阵地。为了使党的各种理论政策被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和接受，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群众基础，就必须重视自媒体的战略价值，使其责无旁贷地承担舆论引导任务。

另一方面，自媒体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三化”的新路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立身之本”，也是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指导思想。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1]，这一任务的开展也离不开自媒体的支持。

思想是时代的最强音符，伟大的思想离不开传播。虽然当前马克思主义读物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大大强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传播效果。但推动马克思主义“三化”之根本就在于理论要符合中国实际，要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并从根本上代表人民群众。而借助自媒体恰恰可使我们更好地运用人民喜闻乐见的内容和形式解读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其说服力和穿透力，让枯燥的理论活跃起来，在自由的互动中激活马克思主义信仰力。

二、自媒体时代的我国舆论生态

虽然自媒体的出现把人们带入一个全新的话语环境，使人们不再被动认可和接受一个“统一的声音”。但其信息分散、管理不规范、监督体系不完善等弊病也影响了我国信息传播方式和社会舆论格局，甚至给引导和规范社会舆论带来了挑战。

（一）自媒体时代我国舆论生态的现状

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认为，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在改变人们日常生活的同时，也会对一国的社会结构产生影响。自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新载体，不仅变革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还造成了舆论传播方式和社会舆论场的巨大变动，使当前舆论生态出现了一些新状况。

一是关注领域分散，冲击“宏大叙事”。“宏大叙事”是一种对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有始有终的构想形式，其运作机制是“将异质性话语纳入秩序的范畴并对其‘论资排位’，对于反抗的话语和声音则以‘普遍规律’与‘总体目标’之名坚决予以涤除”[2]。随着信息社会的日益发展，传统的“宏大叙事”很大程度上被消解、被颠覆，转化为细小的个体叙事，自媒体的诞生和发展正是对这一过程的衍伸。由于自媒体在信息生产、传播速度以及对受众的吸引力方面具有巨大优势，“用户”只需通过“关注”“转发”就可迅速传播、反馈信息，这是传统媒体所望尘莫及的。但反过来看，这种优势也会造成“信息海洋”，其中各种思想、价值观念交融、交锋频繁，让人不知所措。同时，个人自主意识逐渐增强，信息关注度由于个人兴趣点而发生浮动，人们不再一味地认可官方媒体报道，而是借助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叙事方式来发表评论与意见。诚如约瑟夫·奈所言，真正稀缺的不是信息，而是人们的关注度。就当下而言，这一现象尤其明显。

二是解释能力限制，舆论表达“碎片化”。“碎片化”是指由于社会阶层的多元裂化导致消费者分众化、媒介小众化的状态，是舆论与媒介发展的重要特点。随着无线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自媒体的影响逐渐增强，受众从被动的“接收人”变为“当事人”，成为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他们不仅利用自媒体来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而且利用自媒体的舆论影响力亲自参与和影响社会公共事务的决策。但由于知识、能力等方面的限制，人们对某一事件的看法和评论难免会有所偏差，再加上自媒体消息具有简短特性，大大加深了舆论表达的碎片化趋势。按照詹姆逊的说法，人们会通过间接的方式将意识形态介入到文本来表现阶级意志，因而媒体文本往往成为欲望的交织体，其合力将决定舆论的最终取向。例如，微博上关于女子丽江旅游被打毁容事件引发的舆论交锋就是对舆论表达“碎片化”的证明。可见，在自媒体时代，我们要结合网络舆论的生成规律，明确舆论表达的内在关系，引导舆论健康有序发展。

三是言语输出混乱，造成话语底线的消弭。正如前文所述，自媒体可以“让公众自由地通往存储器和数据库”[3]226，因而我们必须“首先选择向社会发问的方式”[3]50。但这会使公众过分发扬个性，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进行解构，造成舆论表达的庸俗化、无序化，甚至是极端化。为此，美国学者丹·吉尔默曾指出草根新闻的兴起往往伴随着严重的道德问题。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自媒体的准入门槛低，新闻发布者的道德标准无法衡量等因素造成的。这些信息传播者往往缺乏底线意识，不顾道德责任，只图自己一时的情感宣泄而随心所欲地发布虚假言论，从而引发网络舆论混乱，大大增加了舆论生态治理的难度。

（二）自媒体给党的舆论引导工作带来的挑战

由于自媒体空间呈现出关注分散、表达碎片化、话语底线消弭的舆论生态，给党的舆论引导工作带来了系列新问题和挑战。

一是自媒体时代要求新颖系统的舆论引导理念。自媒体的出现，打破了信息传播渠道的限制，实现了信息生产和消费的“双向流动”，改变了传统媒体的舆论引导格局，增强了广大民众的话语表达能力。但是自媒体空间舆论生态的复杂化、碎片化、结构化也使社会舆情的议程设置、议题聚合、影响力传导机制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有些部门和党员干部的心态还停留在过去，偏执于传统的媒体舆论观念，对当下舆论生态认识模糊，对自媒体的认知存在偏差，习惯强调灌输、钳制思想、压抑言论，把精力集中于“管制”。理念是行为的先导，行为要变，理念先变。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呼唤舆论引导理念的创新，党员干部作为引领时代发展的“排头兵”，必须正视、重视自媒体地位，巧借自媒体平台，实时更新改进舆论引导理念，促进舆论引导工作向系统化、时代化发展。

二是自媒体传播要求全面协调的舆论引导能力。虽然我们党和国家在近年来已经认识到自媒体的巨大影响力，并从国家战略全局出发倡导媒体融合发展，把媒体的运用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环节。但就如何应对和运用自媒体引导舆论这一问题，尚未在全党达成共识。更有甚者，部分党员干部往往对舆论引导的新载体“不知情、不重视、不内行”，忽视自媒体的战略价值。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不善于发掘群众路线的网络媒体功效，利用自媒体践行群众路线的能力比较薄弱；第二，对于自媒体舆论生态的现状缺乏清醒认识和判断，对舆论生态的调理能力不强；第三，對媒体信息的认知相对偏狭，缺乏对各种媒体资源的深度整合能力。

三是自媒体话语要求情理交融的舆论引导形式。舆论引导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化的说服行为，离不开话语支持，舆论引导的过程就是通过话语表达来关注民意、引导民意的过程。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使话语环境开放化、价值观念多元化和社会现实复杂化，提高了舆论引导工作的难度。长期以来，不少党员干部对新兴媒体采取被动保守的态度，习惯用“一”对“多”的线性思维模式来引导民众，把民众作为从属的客体，只注重其态度及行为的改变，而忽视了民众的真实想法和意见。在具体执行上，他们固守“上传下达”的宣传思路，忽视了自媒体的巨大影响力，造成媒体信息反馈不足。此外，在话语使用方面，也多采用政治文件和权力语言的表述，造成了话语逆差和情感距离。

三、自媒体时代党的舆论引导对策分析

针对自媒体时代党的舆论引导工作现状和挑战，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增强舆论引导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一）创新舆论引导的工作理念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舆论是最有力的武器。伴随着网络社交平台的日新月异，我们党引导社会舆论的难度大大加深。特别是“科学知识成为一种话语”[3]11的背景时代下，“激励人民的运动本原是自我建立或自我管理的自由”[3]124，人民大众的知识要求直接与信息技术联系起来。为了巩固和壮大主流思想的舆论阵地，让我们党的主张和意志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就必须重视信息技术发展，准确判断舆论引导的环境、对象，遵循舆论传播规律，抢占舆论表达的制高点。为此，首先，要认清、认准、认透自媒体的特点及价值，更新落后的媒体观念，主动利用自媒体的传播优势，增强舆论引导的有效性。其次，要积极学习自媒体知识，准确完整地掌握网络舆论信息传播规律，提高党员干部自身的媒介素养。再次，要保持坦诚的姿态、强烈的责任感，利用自媒体强大的社交功能同民众进行沟通，畅通社情民意。最后，党和政府要强化“全媒体”理念，精确分析不同受众的生活习惯，提高舆论传播的针对性，推动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无缝连通。

（二）提升党员干部运用自媒体的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和改善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是新闻舆论工作顺利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4]在自媒体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政府“必须面对积极的公民”[5]。为此，党员干部要尊重新闻舆论的传播规律，借助自媒体深入阐释宣传党和国家的新观点、新理论、新政策，提高自媒体的运用能力。

一是运用自媒体贯彻群众路线的能力。随着“传媒将受众质询为平等的消费者，赋予其行动的能力，激励成千上万群体奋起反抗持续存在的、真实的不平等现象”[6]。党员干部要学会利用自媒体践行群众路线，了解民众所思所想所愿，积极回应民众关切的问题，这是自媒体时代党员干部做好群众工作的基本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和优良传统。目前我国已有7亿多网民，人在网上，社情民意就在网上。自媒体时代的舆论热点在哪里，党的舆论引导工作就要跟进到哪里。“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在传媒行业大变革、大发展的潮流下，舆论引导工作唯有真正理解媒介的“时”与“事”，把握媒体变革的本质，才能找准未来发展的方位。为此，广大党员干部要主动利用自媒体关注受众的利益诉求，反映民众的心声，夯实群众路线的媒介基础。

二是优化媒体舆论生态系统的调理能力。“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7]良好的媒体舆论生态是人民所盼、社会所愿、国家所需。而当下自媒体过度强调个体的欲望表达，造成了网络媒体生态系统不协调。对此，必须强化网络空间治理，通过“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7]，“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效、度”[8]。

抓好网络舆论引导工作，正确认识网络舆论生态是基础。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截止2016年12月，我国网民总数已达7.3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3.2%，排名前三的社交媒体为微信朋友圈、QQ空间、微博，分别占比85.8%、67.8%、37.1%[9]。总体而言，我国网民媒介素养较高，但网络上也存在大量的情感消费现象，正如学者指出现今已进入“后真相”时代，一些自媒体以偏概全、抓住舆论的敏感点，通过利用民众的不稳定情绪来达到传播效果。如“罗一笑，你给我站住”利用网民的同情心进行圈粉营销，忽略了求证事实。对此，一方面必须严格整治舆论生态，创造安全、稳定、和谐、理性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要包容、借鉴批评质疑的声音，提高我们党对舆论生态的调理能力。

三是强化媒体信息资源深度的整合能力。如今，自媒体已经渗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以其强大的社会整合功能创造了一个信息共享的知识社会。所谓媒体的“社会整合”，是指媒体“通过提供信息服务和公共话语平台，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参与和促进相关社会秩序建立和优化的过程”[10]。由于网络媒体拥有大量受众，任何人只需通过转发、评论就可把新闻舆论转化为社会热点事件，进而影响事件的发展进程。自媒体就是这样一个平台，在这里网民畅言无阻，大大加快了社会热点事件的生成、发酵、扩散。对此，必须正确而全面地认识自媒体所具有的社会整合功能，加强对媒体信息资源深度的判断能力和探究能力。尤其是对于民众关心的社会热点话题，要敢于与网民互动，答疑解惑，要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掌握话语主动权。同时还要认识到，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在信息传播、舆论引导方面各有优势，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是做大做强网上主流舆论阵地的必然趋势。为此，要深入落实党管媒体的根本原则，善于借助自媒体设置议题，加快党报党刊的数字化、网络化、移动化的发展步伐。

（三）转变舆论引导的政治话语表达方式

有学者指出：“话语是构成我们社会生活的主要部分，甚至是核心部分”[11]，对媒体而言，话语表达直接关系到媒体信息的可接受性。鉴于舆论引导的主要对象是广大人民，要增强自媒体舆论引导的实效性，就必须转变传统的政治话语表达方式，选择既讲理、也讲情的话语形式，善用“巧力”，努力提升自身可信度和影响力。

一是转变政治话语立场，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一方面舆论是人民的舆论，没有人民的参与，任何舆论都只是“无根浮萍”。我们党在舆论工作中必须坚持人民性的根本准则，正确认识理解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真理。无论人类世界怎么发展，社会舆论格局怎么变化，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会改变，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的执政理念也不能有所改变。主流媒体作为我们党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要坚持讲的是身边人，说的是身边事，论的是身边理，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促进党性与人民性有机统一、形成舆论引导新优势。另一方面立场是观念的先导。强化党的舆论引导工作，重点是坚持政治话语的表达立场。必须要做到：第一，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用“三个坚定、两个坚决”保证“党媒姓党”，即“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12]。第二，要坚持党性原则，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夯实党对舆论引导工作的领导核心地位，让党媒的所有工作都凸显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第三，要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导向，以为了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为工作原则，在满足人民利益需求的过程中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从而把党的理论和政策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二是转变政治话语思维，从统治性思维转向治理性思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国家政治话语模式逐渐由统治性模式向治理性模式转变。前者强调统治、控制以及合法暴力手段的独占性模式，依赖于合法性的建构；而后者注重个体的公民身份，其目标是通过公共事务的多元管理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进一步讲，这种转变赋予了自媒体的信息共享和话语自由，让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信息，促成一种结构性共识，使得多元化的话语主体能够在网络空间自由流动。据调查，2016年互联网治理的最大特点是社会公众参与度在不断提高，走向群防群治，多主体的网络治理格局正在建立[13]。这一新情况给我们党积极参与网络治理，转变话语思维提出了更高要求。话语是对观念、态度的一种表述，话语思维是话语表述的思维方式。政治话语的思维方式直接关系到政治话语的传播效果。随着自媒体技术的发展和平台的壮大，政治话语思维也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着力从统治性思维过渡到治理性思维。为此要做到：第一，充分借鉴和吸收网络话语形式，创造良好的话语环境，进一步解放个体话语思维。第二，强化话语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双向流通，实时反馈”的机制建设，鼓励人人讲话，增强政治话语的人民接受度和人民满意度。总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新闻舆论工作者“要转作风改文风，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4]。新闻舆论工作者作为政治话语的表达者，做到“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就是要转变政治话语思维，增强政治话语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三是转变话语宣传形式，坚持人民主体性为旨归。话语的形式与内容之间存在辩证关系，话语的内容固然重要，但形式也影響到话语本身的效力。正如德里达指出“一切事物都是从语调中召唤出来的”[14]。自媒体赋予个体话语权，人民群众成为话语接收、传播的主体，这要求转变舆论引导的话语形式，坚持“草根化”“接地气”的表达形式。为此，第一，要仔细辨别国家话语同民众话语在表达形式上的区别，明确舆论引导的过程就是关注民意和引导民意的过程，其目标在于通过深入了解社情民意来凝聚人心。第二，要考虑被引导对象的感受，努力寻找国家话语与个人情感交流的共鸣点，增强话语宣传的实效性。第三，要发掘自媒体话语的生活性，将宏大主题和微观议题结合起来，从生活中寻找人民喜闻乐见的话语表达方式。对此，我们在开展舆论引导工作时，要重视“把自媒体当作与民沟通的平台”[15]，以事实为依据，善于利用自媒体创造一些贴近群众生活，群众便于理解、群众乐于接受的语言，避免官话、套话、大话，讲究字词优美性、句式灵活性、语调婉转性，充分调动人的情感和认知潜力，努力将自媒体的话语形式与群众的话语形式结合，传达接地气、有温度的声音。常言道：“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创新网络空间政治话语的宣传形式是赢得广大民众情感认同的必由之路。具体要求为：第一，要以受众所处的地位和心态为出发点，由灌输式语言转向沟通式语言，由独白式语言转向对话式语言，以平等对话作为彼此交流与沟通的主要传播方式。第二，要辩证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成就与问题，建构良好的舆论问题反馈机制，积极赢取话语主动权。第三，要借助自媒体的“微”特征，突出其话语的故事性、传播性，善于使用“微叙事”以小见大、以理服人，在表达上多采用以情激情、以理明理，情中讲理，理中讲情的形式，增强话语表现形式的贯穿力和执行力。比如，“习大大”举着狼牙棒打老虎的漫画，就以“亲民”的艺术形式吸引了众人的眼光。这既宣传了党中央反腐的决心，又让广大民众感到亲切，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

综上所述，自媒体给我们党和国家的舆论引导工作带来了“双刃剑效应”。因而要想做好舆论引导工作，必须善于积极把握“强效应”，自觉规避“弱效应”。同时，还要辩证地看待舆论引导问题，善于利用自媒体巩固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携手共筑亿万人民的“中國梦”。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2）.

[2]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M].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27.

[3]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M].车槿山，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杜尚泽.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N].人民日报，2016—02—20（1）.

[5]莱斯利·里普森.政治学的重大问题——政治学导论[M].刘晓，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181.

[6]ErnestoLaclauandChantal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2nd edn，London Verso.2001：164.

[7]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4—26（2）.

[8]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总体布局统筹各方创新发展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N].光明日报，2014—02—28（1）.

[9]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北京：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7.

[10]王宇.广播报道与危机应对[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33.

[11]施旭.文化话语研究探索中国的理论、方法与问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7.

[12]新华社评论员.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N].人民日报，2013—08—21（1）.

[13]詹婧.2016互联网治理舆情年度回顾呈现四大特点[EB/OL].http：//news.xinhuanet.com/yuqing/ 2017-01/09/c_129437781.htm.

[14]Jacques Derrida，Monolingualism of the Other；or，The Prosthesis of Origin，Stanford，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48.

[15]万秀丽，陈傲雪.自媒体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密切党群关系的路径探析[J].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17（1）：23.

作者：万秀丽牛媛媛

宏大叙事默化管理论文篇3：

非理性视阈对小说叙事的变革意义

非理性视阈对小说叙事的变革意义／易晓明

叙事理论中的“语义方阵”新探

——兼论学术界对“语义方阵”的误用／黄卫星

主持人语

自19世纪末开始兴起的非理性思潮，其影响不仅仅限于哲学领域，我们甚至可以说，几乎20世纪所有的精神文化活动都受到过非理性思潮的影响，文学创作当然也不能例外。事实上，于20世纪开始兴起的现代主义小说，无论是创作观念、叙事结构还是具体的叙事技巧，都主要是非理性思潮影响下的产物。而叙事学研究，无论是经典叙事学，还是后经典叙事学，对包括意识流小说在内的现代、后现代小说的叙事结构和叙事特征，都缺乏必要的分析和探讨。本期“叙事学研究”专栏刊发的易晓明教授的《非理性视阈对小说叙述的变革意义》一文，即对非理性思潮对小说叙述的影响及其变革意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非理性视阈对小说叙事的变革意义》一文认为：从叙事学角度来看，17世纪的古典主义、18世纪的启蒙主义、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都围绕社会理性目标，或者说围绕意识形态进行叙事，其叙事特征具有清晰性，其叙事结构则具有稳定性，均指向关系或某个确定的目标。而这一切，在非理性思潮的影响下均宣告破灭或消解。非理性视阈不仅导致现代主义文学对执著于理性与观念的松绑，而且非理性还对现代叙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正是它实现了现代主义小说叙述范型的转换，它从文学的题材、文学中的冲突模式、主人公类型、个人经验或全知全能的叙事结构以及叙述语言等方面，全方位地瓦解与置换了传统的模式，当然也使得叙事学遭遇到了危机。该文谈到，针对无意识领域的新叙事，不仅使批评一度失语，也使叙事学无所作为。意识流小说执著于无意识领域的叙事，对叙事学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事实确实如此，因此，我们叙事学研究者需要更新思维、拓展领域、积极探索，以对各类新的叙事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

本期“叙事学研究”专栏还刊发了黄卫星副教授的《叙事理论中的“语义方阵”新探——兼论学术界对“语义方阵”的误用》一文。该文首先分析了格雷马斯提出的两类“语义方阵”—— “Ｘ型语义方阵”与“Ｏ型语义方阵”，并重点探讨了“Ｏ型语义方阵”的动态模型。最后，该文还对学术界对“语义方阵”的种种误用进行了有说服力的分析。

非理性视阈不仅导致现代主义文学对执著于理性与观念的松绑，而且非理性对现代叙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是它实现了现代主义小说叙述范型的转换，它从文学的题材、文学中的冲突模式、主人公类型、个人经验或全知全能的叙事结构以及叙述语言等方面，全方位地瓦解与置换了传统的模式，也使叙事学遭遇危机。

[关键词]非理性视阈；表征危机；叙事革命

现代主义小说走进非理性视阈，文学转向神话，转向潜意识，转向身体的感官体验等，非理性成为理性捆绑松绑与解放的重要场域。但过去谈论非理性主要将其视为非理性的心理或潜意识，它被看做文学的一个新的表现领域。本文重点考察非理性视阈与现代叙事的关系，认为是非理性视阈使现代叙事遭遇了叙事或表征的困难，这在瓦解传统叙事的同时，也挑战了叙事学。

一

非理性与理性是对立的。20世纪现代主义小说中的非理性所对抗的理性，主要是指18世纪启蒙运动中所确立的理性法则，具体指人类为世界的存在确立法则的理性方式，如《理性与启蒙》一书所概述的：“康德从卢梭的自由思想中吸取了人类的自主概念，相信人类的命运需要为自己立法，人类为自己所确立的法则就是理性。”[1](Ｐ3) 对理性的倡导推动了科学的进步与社会和政治的变革，这种理性的实质是强调人以主体的意识去支配、统治一切外在的、对象化的事物。在这个概念的支配下，理性的精神就以逻辑的、思辨的或分析的方式，对人们本能的、先天的自我进行着一种貌似合理的统治。

西方17、18世纪所推崇的理性原则，直接影响了文学的叙述。17世纪的法国古典主义文学宣扬忠君、爱国，崇尚封建理性秩序；18世纪的启蒙文学致力于建构资产阶级新的社会秩序与社会图景，即所谓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这在歌德的《浮士德》中也有所体现。这一时期伏尔泰、狄德罗的小说直接被称之为哲理小说。卢梭看上去是激情的，其实他同样接受了笛卡尔的唯理主义思路，只是他的作品主要诉诸感情而不是以哲理来否定现存的社会等级秩序。

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表现出强烈的叙述意图，如有学者所总结的：“无论何种艺术形式，在表现的主题上都试图追求其中包含的永恒不变的东西。”[1](Ｐ6)对真理或理想的某种永恒不变的东西的追求是现实主义文学叙述的最高目的，并因此形成一种固定的叙述范式，将人的理性认识与社会的理性秩序结合起来。文学叙述必然要包含人类对社会认识的合目的性，现实主义的叙述以立足于社会为本体。

对以社会历史为本体的现实主义进行倡导与总结的集大成者是现实主义理论家卢卡奇，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探讨了认识真理的可能性和条件等问题。杰姆逊认为：“卢卡奇的答案是复杂的，但基本概念就是总体论（ｔｏｔａｌｉｔｙ）。”[2](Ｐ96)卢卡奇认为只有通过总体论才能发现最终的真理，而谬误的东西正是缺乏整体观的产物，因而在卢卡奇的现实主义理论学说中，意识形态就显得相当重要。卢卡奇说：“一言以蔽之，意识形态的兴起和扩展表现为阶级社会的普遍特征。”他的总体论视阈是社会存在及其相关的意识形态，其中阶级和阶级意识与历史的关系极其密切。他认为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两个最基本的特征：一是阶级斗争，一是资本主义对利润和剩余价值的追求，应该成为文学表现的主要对象。阶级关系、社会关系、社会存在本体，决定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叙事范型。卢卡奇倡导现实主义，认为现实主义力求通过小说来描绘社会总体，反映各种社会关系，才能实现反映永恒本质的目标。他否定现代主义，认为现代主义不能反映社会本质。

如果从叙事的角度来看，17世纪的古典主义、18世纪的启蒙主义、19世纪的现实主义都围绕社会理性目标，或者说围绕意识形态进行叙事，其叙事特征具有清晰性，指向关系或指向某个目标。

二

清晰的理性叙述范式的刻板，终于在19世纪后期开始遭遇叙事危机。现代主义的兴起，既是自由表达的欲望，也是理性自身的叛逆。现代主义的先驱波德莱尔提出，文学要表现的一半是瞬间的，一半是永恒的，这是对现实主义追求绝对本质与永恒的松绑与突破，它宣判了理性的地盘被缩减为一半。而另一半的瞬间，开启了现代主义叙事的模糊性。因为瞬间是偶然的，或一个意念、一个无意识的联系，它是无序的、断裂的，有时它不承载意义，这致使传统的理性叙事的规条与准则全面失效，现代主义的叙事也因为这些因素而产生了很大的困难，在叙事上也呈现出无序、断裂等，这些看似现代主义叙事的特征，实质上它是由非理性视阈给出的规定性造成的。

首先，非理性视阈使作品中的人物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被决定关系被废止，社会关系中事件的线性因果链被割断。人物被作为孤立的个体来看待，人物的主观感受、心理体验、潜意识的隐现被展现，它弃置了现实主义文学对理性的推崇，对外部社会准则的依赖，社会存在本体的立足点被取消，现代主义文学叙述呈现出强烈的反社会逻辑的倾向，外部社会关系的清晰描绘性叙事时代终结。

非理性视阈成为文学的主要叙述对象，导致善恶、真假以及进步与落后等二元性叙事模式的改变，因而现代主义文学不再侧重认识论的再现功能。在人物选择上，现代主义文学放弃了引导历史进程的高、大、全的英雄人物，甚至放弃了具有正面品质的人物。主人公不是重要人物，也不是阶级代表，而是普通人，而且是孤独者，如推销员、水手、土地测量员等，特别是以前基本被排除在小说视阈之外的精神病患者或白痴等也都成为了现代主义小说的主人公。这是因为作为非理性的体验主体，他们更具有作家要开掘的非理性心态方面的优势。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达罗威夫人》中即以精神病人塞普蒂默斯的眼光，来看待被卷在这个理性社会秩序中的形形色色的人以及他们组建的理性社会。精神病患者的非理性心理视角，呈现出他感受中的世界，带动读者跳出惯常的理性思路来审视人们习以为常的世界。从他的视线中，我们能看到权威的医生们——他们是现代技术社会专家治国的统治者——对精神病人的压制与经济上的巧取豪夺，他们代表迫使非理性对象就范的社会理性统治势力，对非理性的精神病人实现所谓“平稳”，即秩序的掌控。塞普蒂默斯感到，不平稳的话，他们后面还有警察呢！非理性的界面，构成小说透视的杂糅。

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也有非理性特质的人物。主人公昆丁敏感而心理变态，在昆丁的意识与潜意识中藏匿着人类的原始欲望，他不能自拔于对妹妹凯蒂的乱伦意识。弟弟班吉，是个白痴，心理处在无意识的层面。然而，通过他的动作与混乱心理中的种种蛛丝马迹，读者仍然能梳理出他的非理性中的理性欲求，即他对凯蒂的恋母式情结。

无意识处于意识的压服下，非理性主人公的欲求往往成为理性强权下的牺牲。卡夫卡《判决》、《审判》、《诉讼》中不谙社会理性的主人公们都受到理性世界的诉讼与审判。加缪《局外人》中的莫尔索，遭到社会理性秩序的无情判决。伍尔夫的《达罗威夫人》，暗示性地表达了医生对精神病人的死亡判决导致后者的自杀。非理性个体与强大的社会理性秩序相比是弱势的，生命个体的非理性部分不是就范于理性秩序，就是必定遭遇理性强权的压制、胁迫，终至判决。完全非理性主体，如痴呆之人，还有卡夫卡《变形记》中变为甲壳虫的人，当然不值得理性社会去审判与判决他们，他们只能自绝于社会。最终结局要么如卡夫卡《变形记》中的主人公格利高里•萨姆莎，他最后消灭自己的决心比谁都大，绝食饿死；要么如福克纳笔下的班吉，他显然连自杀意识也没有，被送到医院阉割。现代主义小说表现了理性对不合理性的非理性力量的压制与镇压，其中同样伴随冲突，但这种冲突不再如现实主义小说所表现的那样是两种外部势力之间的斗争，特别是阶级斗争，是历史的进步或倒退的宏大叙事；而是表现理性权威对个体的非理性生命意志的压制、围剿，是社会理性秩序与个体生命本能之间的对抗，这种对抗是无声的，是沉默的，当然，后者总是失败者，冲突的结局是永远不会被改写的。然而，现代主义作家的叙述，让我们产生了对理性原则组织的理性社会的深刻怀疑。

在现代主义作家看来，非理性心理比理性心理更真实，因为现实主义理性叙事是意识形态叙事，它所反映的历史不是客观的历史，而是被意识形态进行过删改的历史，是意识形态视阈所框定、等同于意识形态的部分历史。现实主义文学表达的不是真实，而是意识形态的虚妄，其中主要是人道主义理想的虚妄。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决裂，走出了传统叙事的套路。阿历克山大在论及20世纪30年代的创作时说，这个时期发生了“向一种平淡的，常常是一种新闻写作模式的广泛转换，体现为个体的内心生活优先于世界上的事件”[3](Ｐ30)。而无意识脱离理性社会的藩篱，非理性才能成为使叙述隔离于理性主导的叙事。

无意识视阈使现代主义文学放弃重大题材、重大社会事件的意识形态呈现，以对日常生活的直觉来对抗“反映”论模式。意识流小说恢复了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连续性，日常生活经验的直接链接成为艺术呈现的内容。特里•伊格尔顿说，“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转移也是从现实到经验的转移，是从外部的实在之物向流布于身体里的种种零散感觉的” [4](Ｐ222)经验与艺术的关系。杜威在《艺术即经验》中指出，生活经验过去不被看做艺术经验，主张“恢复作为艺术品的经验的精致与强烈的形式，与普遍承认的构成经验的日常事件、活动，以及苦难之间的连续性”[5](Ｐ1－2)。日常生活的经验是零碎的，属于不完整的经验，过去被当作生活的琐屑现象而被排斥在艺术之外。杜威认为不完整的经验也应该成为文学表现的领域：“艺术的材料应从不管什么样的所有的源泉中汲取营养，艺术作品应为所有的人所接受，与它相比，艺术家个人的政治意图是微不足道的。”[5](Ｐ382)生活之流的复杂性、中断性、压抑性与干扰性都被意识流小说所表现。意识流小说表现日常生活经验的琐碎，与轻视经验而寻求所谓生活本质的传统观点形成分水岭，从而瓦解了文学的教化性功能。伍尔夫在《现代小说》中有针对性地指出：“作者似乎不是出于他的自由意志，而是在某种奴役的、强大而专横的暴君强制之下，给我们提供情节。”[6](Ｐ３31)

以无意识为视阈的意识流小说放弃了主观对外部世界征服或反映的理路，强调主观与客观的相遇，而不是观念化的东西，日常生活的不可界分被视为真正的生活本质，不存在另一个深层的本质等着艺术家发掘与反映。如托尔斯说要在心中唤起情感，并用动作、线条、色彩和声音来传达这种情感，那么，文学只是在传达一种已存在的情感。然而，从经验出发的杜威则认为并不先存在一种情感，然后用符号将它记录下来。情感的表现过程，同时就是产生过程。就意识流小说而言，对日常经验的展现过程，也是情感的生发过程、理念的展示过程，生活与艺术的呈现不可界分。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说：“小说不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是一切人可以成为的，一切人所能够的。”[7](Ｐ42)

由于现代主义把小说看成一种虚构，一种人工制作，是小说家想象和叙述的产物，因此，叙事本身比事实与客观更重要。杰姆逊说现代主义小说其实就是叙述的艺术，的确如此。意识流小说中产生了如《墙上的斑点》那样去表现各种生活的可能性或想象可能性的作品，表现人与环境的相遇所生出的种种可能。还有一些意识流作品，人物通常在街景中移动，思绪随所见而飘忽不定，模糊了纯粹主观与纯粹客观的界限。即使不完整的经验也包含着作家的认识意图，如乔伊斯《尤利西斯》中尤利西斯归家的神话结构，伍尔夫《墙上的斑点》中对社会尊卑秩序的批判等，因此，意识流小说并不是一盘散沙，它具有累积性、丰富性与一定的圆满性。意识流强调的是呈现本身，不像二元对立的传统立足表现理念。

无意识视阈，使全知全能的叙事失去地盘，个人经历不为现代人所关注，讲故事的方式已经衰落，现代叙事采取了淡化人物性格、淡化矛盾冲突的非个性化的抽象模式，文学作品的叙事中心不再是某个人物，常常是抽象的人的理念。因此，现代主义的叙述打破传统文学叙述的线性轨迹，形成了跳跃的新叙述。

传统的教育小说、成长小说、个人奋斗题材的小说等模式，包含有线性发展的叙事框架。它们以经验生活作为叙事原型，以个体的成长，或对命运与幸福的关注为线索，围绕“生活意义”，各种因果链被当作叙述结局的过程铺垫。它们所讲述的是个体生命的自然历史，生命的终点也即叙述的终点，死亡成为故事叙述的权威因素，也成了讲故事的人的权威因素。它能呈现生命的清晰性与完整性。而现代叙事文学作品中死亡作为结局的现象基本消失，死亡的出现，通常是插入作品中用以说明或暗示人生或现实中的一种情形或一个悖论性的存在，如《第二十二条军规》中死亡的引入。本雅明说：“死亡曾经是一个人一生中的一个公开过程，而且还是谕导生者的过程。”“死亡赋予讲故事的人所能讲述的任何东西以神圣的特性。” 而“进入现代以后，死亡被越来越远地赶出了生者的感觉世界”。[8](Ｐ301)应该说，死亡在前现代叙事中的权威性与神圣性，结局与终场的地位到现代主义文学已消失。Ｔ．Ｓ．艾略特曾描绘世界的崩溃，不是“嘭”的一声，而是“啪”的一声。这是对死亡不被关注的一个极其生动的表述，说明死亡变成一种无声无息的事情，它不再负载那么多的意义了。

在意识流作家看来，生活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局，所有的叙述不过是拦腰截取，带有片断性与瞬间性。相对于突兀的开头，现代主义小说的结尾通常是非结局性的，即不提供结局。现代社会的多变性相应而产生出叙述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又使隐喻、象征、寓言等修辞盛行，它们应合了多元化时代生活的多义性与模糊性，形成了现代主义文学叙述上的反整体性。

如果更深一层地看这些现象的话，就不止是语法修辞，也不止于叙事本身，它们还包含了20世纪深刻的怀疑主义精神。怀疑主义的否定，正是现代主义小说对社会存在理性秩序的批判。侧重个人记忆与感受的现代主义文学因此而包含了抽象性与普遍性、否定性与批判性。看似个人化，其实这类作品同时具有非个人化的抽象性。

现代主义文学的无意识视阈，引起了文学叙述中占据中心位置的“冲突”的淡出。传统叙事立足于戏剧化的冲突，古希腊文学中的冲突多因命运引起，现实主义的冲突多为阶级冲突，围绕人物性格来展现。人物性格是前现代叙事中的核心概念。现代主义文学的叙事，则定位在人物的心理感受与体验，以压迫与反抗的双方构成激烈冲突的戏剧性叙事模式就不再适宜。即便像存在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局外人》中存在着审判的法庭，与被审判的个体构成冲突的双方，黑色幽默的代表作《第二十二条军规》中也存在被作为死者除名的医生与作为执行者的军官双方，还有卡夫卡《变形记》中的推销员与公司秘书上门追问原因的冲突性场景，以及《达罗威夫人》中精神病人塞普蒂默斯与医生之间的对立，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表现出直接对立与冲突，都是采取从弱势方出发的心态体验，从他的立场去感受强势方隐含的压制，甚至不是直接的显性的压制，而是隐性的、无声的，然而这比直接具体的压迫更加不可抗拒。因为在现代主义文学中，人物所面对的不是某个直接压迫者，也不是对立的压迫阶级，而是作为弱势的孤独的生命个体，面对高度组织化社会的机体。因此，主人公没有反抗也常常是无从反抗。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人物充满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消极情绪。加缪笔下的局外人感到整个存在充满荒诞，为什么一定要那样，为什么母亲去世一定要哭才属正常？面对世界，他唯有冷漠，正是对荒诞世界的冷漠，才使他获得了“反荒诞的英雄”的称谓。然而，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中平民出身的于连，面对“决不是出自他同一阶级的审判”，在法庭上慷慨陈词，相对于连鲜明的“平民反抗意志”，局外人的反抗算不算一种反抗？至少它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反抗。反抗的内涵在现代主义小说中发生了改变。与加缪的主人公一样，《第二十二条军规》、《变形记》与《达罗威夫人》中承受不幸事件或不幸命运的主人公们，都被动地同时也是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承受，没有谁想去改变什么。在高度组织化的现代社会中，技术专家与管理层的联手统治，无人能左右与掌控的庞大的官僚体制，使个体生命显得十分渺小，人性显得极其苍白。个体去说理、论证自己，或辩驳与反抗不仅显得不再必要，首先是没有可能，因为庞大、冷漠而又高度层级化的官僚体制，不提供实现这种诉求的渠道，或也貌似提供，但军规似的陷阱、机构与程序的繁复，都使人无法接近。《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死亡记录错误，名单上如此，谁也无权来更改，也无人愿负更改的责任。《城堡》中的土地测量员Ｋ要进城堡，电话联系城堡里的官员，传回的只是嗡嗡声，这是对现代机构的一种象征——无法沟通。因此，一方面，正面激烈的交锋与冲突已经不再是现代主义小说叙事的中心，个体的压抑与失落上升为时代的主题；另一方面，没有个人冲突，不等于没有冲突，它蕴含的是个体与庞大的组织化社会之间的普遍的抽象化的冲突。正因为冲突是抽象性的，就没有个人的具体冲突，作者也无法描绘具体的冲突，作家们都不约而同地以象征的方式表达社会与个人之间冲突的普遍性。个体不重要，个性变得不再重要，个体的状态、个体生存所体现的普遍性以及抽象性变得更为重要。这样，现代叙事就背离了戏剧化的传统理路，走向抽象的、哲理或寓意性的叙事，上升为对存在的哲理性思考与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普遍化的关注。

无意识视阈还带来现代主义文学叙述语言的变化。它体现为语言的破碎、零乱，以及不合语法、不合逻辑，重复、叠加或临时组合，甚至句法上没有标点，形成非正常停顿的语义群落，从而使无意识层面的混乱、模糊等得到一种全新的语言景观的呈现。这体现为人物的“内心独白”让内心世界如实、自动地呈现。弗洛伊德将“内心独白”归纳为：“……是一个情节中一位人物的言语，其目的是把读者直接引入人物的内心生活，不用作者的任何解释或评论式干涉……它与传统独白有下列几个方面的区别：在内容方面，它是那些存在于最靠近无意识的内心最深处思想的表达；在性质方面，它是超越逻辑组织的言语，当深层思想产生和到来时，它就把它们再创造一番；在形式上，它应用切成句法最小单位的句子；这样总的说来，它满足了我们当今为诗歌所规定的那些要求。”[9](Ｐ159)

内心独白通常是一个人独处状态下内心世界的漫游，它切断个人与外部世界的社会关系，敏感而怯懦的个体常常充当主人公。事实上，无意识状态最具暴露性的人是精神病患者，或有智力障碍的人，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理性对非理性的把守与抑制的能力，不像有理性的正常人，能将无意识的欲望压抑在深处。因此，反常的人物取代了叱咤风云的英雄，平淡的日常所见所闻代替了重大的题材或事件，非英雄化的普通人成为文学中新的主流形象。

意识流小说描绘的不是外部事件本身，而是外部现象在一个人感觉上的映射，以及由它们所引起的复杂的联想，小说表现人物瞬息间的印象、意识以及可能产生的无数感觉。因此，意识流小说大量采用了自由联想的写作技巧。自由联想的转换，视角切换，类似于电影的蒙太奇。从一个场景跳跃到另一个场景，从一个画面跳跃到另一个画面，通过人物的自由联想来实现，空间转换是意识流小说的突出特征。这对严格按照时间线索进行的线性叙述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伍尔夫的《达罗威夫人》中经常出现大段的切换场景，一两句话就切换到一种新场景，甚至一句话便完成一次切换。而它们对叙述的推进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不承担情节发展的功能，也就是说如果单独的一个场景被略去的话，小说文本的叙述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现代主义小说进行了空前的叙事革新与实验。卡尔认为：“现代叙事的形成在其方式上与语言试验、心理探索、无调音乐、立体主义或抽象绘画一样都是革命性的。”[10](Ｐ422)然而，这种变革的根本动因来自无意识视阈的到来，是无意识视阈引起了文学叙事革命的悄然发生。它全面瓦解了传统的叙事，没有无意识视阈的引入，就不会有现代主义叙事取代传统叙事的发生。

三

针对无意识领域的新叙事，不仅使批评一度失语，也使叙事学无所作为。意识流小说执著于无意识领域的叙事，对叙事学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经典叙事学或立足于形式主义，或立足于历史主义，以语言学模式为前提，强调范式，将叙事作品中丰富的多样性提炼为千篇一律的规则，如格雷马斯在《语义结构》中，将人物功能抽象为行动素等。而意识流小说是叛逆的、反规则的，它自身也没有建构出叙述模式，即使同一个作家如伍尔夫，她的不同的意识流作品在叙述风格上也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它不因袭，而追逐变化。

叙事学研究的主要是讲故事的方式，而意识流小说正是要颠覆讲故事的叙述理路，它聚焦于无意识，即使新叙事学具有开放态势与立场，如戴卫•赫尔曼在其主编的《新叙事学》中说：“叙事的关键因素是事件的句法，是事件发生的链接。”[11](Ｐ21)那么关注叙事中事件间的结构关系的新叙事学，也仍然很难将弱化事件，淡化情节的意识流纳入其研究视野。

另一新叙事学的代表人物詹姆斯•费伦，他的《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将叙事看做修辞，即作家说服读者站在自己的立场，与作者保持一致。然而在这一点上，意识流也与之具有对抗性。意识流作家根本不在意读者，他们只潜心于在人物的潜意识中走来走去。

因为经典叙事学是针对传统文学的，传统文学模式的叙事，一般都是先有一个事件存在，文学再去“讲述”事件，也就是讲故事的叙述模式。叙事学就是建立在这种二元关系上的。而意识流小说全部倾注于人物的无意识领域，基本上没有事件，更没有什么大事件，它立足于呈现，而不是再现。或者说，意识流小说相对于上述提到的二元，它只有一元的维度，它不追求叙事，只是叙述，注重语言自身，强调符号的任意性，并不指向事件，它让批评从释义中解放出来。

意识流小说中对无意识的叙述，形成了对叙事学立足结构、追求固定模式的学科立身之本的瓦解与颠覆，因为意识流小说的叙述，它指向什么，又不指向什么，它指向什么，又游移什么。叙事学提炼出叙事的模式与范畴，以归纳或演绎对文学文本进行叙述范式的整合，而意识流永远在破坏这些整合：情节缺失，作者缺失，甚至事件缺失，内外世界的界限模糊，小说直接进入人物的潜意识。模仿性与意图性、讲故事的特征，都在此失去了其在传统文学中的功效。

大多数关于叙事形式的科学实际上是关于一致与连贯的科学，提示一致性、隐含结构，而意识流整体性结构减弱，甚至告别了叙事作品的稳定结构，叙述法规在这里四散而去，世界在这里四散而去。事实上，叙事学除了在人称、内视点等少数几个方面还能对意识流小说有所言说外，其他方面，实质性的言说是缺乏的。比如米勒的《解读叙事》即没有涉及意识流作品。费伦的《作为修辞的叙事》第一章是关于意识流作家伍尔夫的，但论述的不是其意识流小说，而是后期的《海浪》。

热奈特也认为《追忆逝水年华》结束了线型故事的历史，是“议论对故事，随笔对小说，叙事话语对叙事的入侵”。可见，意识流对无意识领域的叙述是对叙事学的冲撞，它让我们看到了叙事学的僵尸。

无疑，对无意识领域的叙述带来了文学叙述的革命性转变，它成为叙事学跨不过去的一道门槛。意识流小说很少进入叙事学的分析这一事实，一方面意味着叙事学对它的无奈，折射出叙事学的局限，叙述永远大于叙事学。另一方面，这正说明了意识流小说等对无意识领域的叙事，所带来的是文学叙述的革命。它是对传统叙述的彻底转换，它对叙述的变革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江怡.理性与启蒙——后现代经典文选[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2]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费•杰姆逊教授讲演录[M].唐小兵,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3]Marguerite Alexander.Flights From Realism; themes and strategies in postmodernist[M].London; Edward Arnold, 1990.

[4](美)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M].马海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5](美)杜威.艺术即经验[M].高建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6](英)伍尔夫.伍尔夫作品精粹[M].李乃坤,编选.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

[7](法)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孟湄,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

[8](德)瓦尔特•本雅明.本雅明文选[M].陈永国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9](美)霍夫曼.弗洛伊德主义与文学思想[M].王宁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10](美)弗雷德里克•R.卡尔.现代与现代主义:艺术家的主权1885—1925[M].陈永国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1](美)戴卫•赫尔曼主编.新叙事学[M].马海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