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女性社会学论文

摘要爱美是女人的天性。现代女性追求美的方式无处不见,而对美发的追求可谓空前。现代青年女性的美发热潮是社会转型所引发的生活方式变迁的表现。本文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对此现象的根源和意义进行了分析解读。关键词青年女性美发流行解析1引言对美的追求,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之一。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青年女性社会学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青年女性社会学论文 篇1：

妊娠经历视角下育龄青年女性心理弹性与二孩生育意愿的关系: 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摘 要 以377名有妊娠经历的育龄青年女性为研究对象，采用中国成年人心理弹性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和自编育龄青年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调查问卷，探讨育龄青年女性心理弹性与二孩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支持在两者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心理弹性负向预测育龄青年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2）主观支持正向预测育龄青年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3）对支持的利用度在育龄青年女性的心理弹性和二孩生育意愿之间起调节作用。

关键词 二孩生育意愿;心理弹性;社会支持;育龄青年女性

分类号 B848.4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9.02.002

1 引言

为进一步完善人口发展战略，优化人口结构，适應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新华社，2015）。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是国家对2013年提出“单独二孩”政策的重大调整，是积极应对我国当前人口老龄化严重、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出生增长率低和劳动力短缺等人口问题的重要举措（金易，2014）。“全面二孩”政策自颁布实施以来，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研究者从多个角度开展了对这一新政的相关研究。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不仅发展为高生育成本和高养育成本的竞争性社会，而且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都在影响着新时期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吴帆，2016）。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影响因素探究逐渐成为了这一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

生育意愿是人们对于自身生育行为和生育结果的一种主观期望和意愿（风笑天，沈晖，2016），它不仅有效体现一个时代的生育文化和生育观念，更加能够反映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家庭认知（卢海阳，邱航帆，郑逸芳，2017）。当前研究者主要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探究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微观层面上，研究者对年龄（石智雷，杨云彦，2014）、工作状况（Day & Guest，2016）、受教育水平（Berrington & Pattaro，2014; Lavy & Zablotsky，2015）、夫妻关系和家庭收入（Rijken & Thomson，2011）等影响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因素进行了探究。在宏观层面上，学者们主要探究经济发展、生育政策、人口迁移、文化同化和女权等因素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朱奕蒙，朱传奇，2015）。但是，妊娠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生物学现象，它还会对孕妇的情绪心理状态产生巨大的影响。妊娠女性极易出现心理变化和情绪波动，负性情绪感知敏感，易出现主观压力大，失眠，焦虑和抑郁等心理问题（周海燕，李国鹏，厉萍，杨洪玲，2016）。对许多女性而言，怀孕和分娩本身就是一个压力性事件，尤其还可能会遇到造成重大经济负担的突发事件。很多研究都已经证实压力事件会损耗个体的身心资源，影响个体的情绪功能和决策行为（吕梦思，席居哲，罗一睿，2017）。

个体能否积极应对压力事件，并回归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中主要受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影响（程诚，黄俊，梁宝勇，2014）。外部因素主要有社会支持，而内部因素主要有心理弹性（梁宝勇，程诚，2012）。这两者是个体在逆境中恢复和成长的重要支撑。社会支持是个体在压力情境下经常体验到的，一般包括可见的实际支持（如金钱和物质）和情感支持（如被理解和被尊重等）。我国学者肖水源将西方的社会支持系统归纳为客观支持即实际支持，主观支持即情感支持，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对支持的利用度”这一概念，即个体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主动地利用相关支持（肖水源，1994）。心理弹性是20世纪70、80年代心理学界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又称为“心理复原力”“心理韧性”，指个体在面对逆境、创伤、灾难、威胁、以及家庭问题、健康问题、工作和经济问题等各种重大应激源时，都能够适应良好的过程，是个体顺利渡过逆境和创伤后成长的内在心理因素（Tugade & Fredrickson，2004）。中国心理学界对心理弹性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席居哲等人在中国文化框架下对心理弹性进行了解读，从儒释道的文化印记中阐释了中国文化下心理弹性新内涵：保持进取心态，学会顺应趋势，超脱事物束缚，达到和谐发展（席居哲，曾也恬，左志宏，2015）。梁宝勇等人通过对心理弹性文献的系统分析，从人格特质论的视角，将心理弹性定义为能够帮助个体从逆境、灾难、丧失或威胁等重大应激事件所造成的心理创伤中恢复过来的心理特质（梁宝勇，程诚，2012）。

通过文献分析我们发现，对于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大多集中在社会学和人口学领域，缺乏从心理学的视角尤其是积极心理学视角的探究。本研究的目标群体是有妊娠经历的育龄青年女性，她们都曾经或者正在经历妊娠，对于妊娠带来的生理变化和社会情感变化有着更深刻的体验。而妊娠所带来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压力都可能影响到其生育决策行为。因此，本研究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在个体水平上去探究影响育龄青年女性生育意愿的保护性因素，可以为进一步完善我国二孩生育的相关政策提供心理学依据。

2 对象与方法

2.1 被试

选取某地区390名有妊娠经历的育龄青年女性进行二孩生育意愿的调查研究，剔除调查对象填写数据不完整的无效问卷13份，收回有效问卷377份，有效问卷回收率96.7%。样本构成为：高中以下学历37人（9.8%），高中学历91人（24.1%），大专学历161人（42.7%），本科学历53人（14.1%），研究生学历35人（9.3%）;家庭月收入4000元以下的143人（37.9%），家庭月收入4001～6000元的75人（19.9%），家庭月收入6001～8000元的65人（17.2%），家庭月收入8000元以上74人（19.6%），缺失20人（5.3%）;城市户籍238人（63.1%），农村户籍139人（36.9%）;在政府事业单位上班的70人（18.6%），在国有企业上班的41人（10.9%），在私有企业上班的216人（57.3%），从事其他行业的50人（13.2%）;在农村工作的65人（17.2%），在城市上班的312人（82.8%）;25岁以下的30人（8.0%），25～30岁的126人（33.4%），31～40岁的221人（58.6%）;一胎在孕阶段的41人（10.9%），有一孩尚未妊娠二孩的167人（44.3%），二胎在孕阶段的169人（44.8%）。

2.2 研究工具

2.2.1 自编问卷

自编问卷包括出生地、年龄、工作地、生育状况（例如：一胎在孕阶段、生育一孩尚无妊娠二孩和二胎在孕阶段）等人口学变量以及调查者的二孩生育意愿。本调查参考《“全面二孩”政策下成都市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李思成，陶寄，何鸾英，何雨莲，陈怡依，张强，2017）一文中对二孩生育意愿的调查方式，将二分变量的问卷方式改编为Likert 5级评分，对有妊娠经历的育龄青年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进行评估。题目如下：您有多大意愿生育二孩，选项分别是：①不想②很少想③有时候想④比较想⑤非常想。

2.2.2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采用肖水源（1994）修订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量表共有10個项目，分为主观支持（4条）、客观支持（3条）和对支持的利用度（3条）三个维度。主观支持指的是个体在社会中受尊重、被支持和被理解的情感体验;客观支持指的是客观的、实际的支持，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支援，社会网络、团体关系的存在和参与等;对支持的利用度指的是个体主动利用已经存在的支持的程度。该量表采用Likert 4级评分，分量表得分越高，表示被试在对应的社会支持维度上的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α系数为0.78。

2.2.3 中国成年人心理弹性量表

中国成年人心理弹性量表（Resilient Trait Scale for Chinese Adults）由梁宝勇和程诚（2012）开发，主要用于测量中国成年人的心理弹性特质水平，该量表共有30个项目，包括乐观性、内控性和注重问题解决的应对风格等5个维度，采用Likert 4级评分，1表示“几乎完全不符合”，4表示“几乎完全符合”，反向计分项目8条，总分是反向计分题目调整顺序后30个项目得分之和，量表分数越高表明个体的心理弹性特质越强。在本研究中α系数为0.77。

2.3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避免共同方法偏差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对回收的数据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的方法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未旋转和旋转都得到11个因子特征根大于1，未旋转得到的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7.46%，旋转后得到的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3.74%，皆远小于40%的临界值（Podsakoff，MacKenzie，Lee，& Podsakoff，2003）。检验结果表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2.4 统计方法

本研究采用SPSS 21.0进行数据管理与分析，主要进行了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与分层线性回归等统计分析。

3 结果

3.1 有妊娠经历的育龄青年女性的心理弹性、社会支持与二孩生育意愿的相关分析

表1列出了本研究中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矩阵。从表1的结果可以看出，有妊娠经历的育龄青年女性二孩生育意愿与心理弹性显著负相关，与社会支持中的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两个维度显著正相关。

3.2 有妊娠经历的育龄青年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预测因素分析

运用分层回归分析来考察不同因素对育龄青年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首先，将心理弹性和社会支持各维度的得分中心化处理。其次，生成心理弹性和社会支持各维度的乘积项;再将户籍、年龄、学历、职业、工作地、家庭月收入和生育状态这些人口统计学变量转为哑变量;最后以有妊娠经历的育龄青年女性二孩生育意愿为因变量进行分层回归分析。第一步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第二步做有妊娠经历青年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对心理弹性和社会支持各维度的回归，第三步做二孩生育意愿对心理弹性和社会支持各维度的乘积项的回归。分析发现，相对于高中以下学历，研究生学历育龄青年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更强;国企、私企和其他职业育龄青年女性二孩生育意愿明显高于政府事业单位工作的个体;二胎在孕阶段育龄青年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要明显高于一胎在孕的个体。心理弹性负向预测有妊娠经历育龄青年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主观支持正向预测有妊娠经历育龄青年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对支持的利用度在有妊娠经历的育龄青年女性的心理弹性和二孩生育意愿之间有显著的调节效应。结果见表2。

在控制了以上社会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基础上，将对支持的利用度按照平均数上下一个标准差的标准分成高、低两种水平进行简单效应分析，进一步检验调节效应是否显著。结果发现，对支持的利用度的不同水平上，心理弹性对育龄青年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预测作用均显著。随着心理弹性水平的增加，对支持的利用度低的育龄青年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在降低（β=-0.22，p<0.05）;而随着心理弹性水平的增加，对支持的利用度高的育龄青年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在增强（β=0.19，p<0.05）。

4 讨论

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职业和生育状态是影响有妊娠经历育龄青年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重要社会人口学因素。研究生学历女性具有更高的积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侯瑞鹤，文书锋，俞国良，樊召锋，2013），个体的生活控制感和安全感越高，更加倾向于做出具有一定挑战性的决策（陆静怡，王越，2016），因此研究生学历的育龄青年女性二孩生育意愿更强。在政府事业单位工作的育龄青年女性虽然有较稳定的工作收入和福利待遇，固定的产假、适度的劳动强度和较多的人文关怀，但是对于育龄青年女性而言，刚刚参加工作，竞争性和不确定性很大，二孩生育会使女性的晋升渠道受阻，减少其进修机会（陆灵娇，廖晓明，吴小湖，2017），削弱她们的劳动力价值，工作和生育存在较大冲突（卢海阳，邱航帆，郑逸芳，2017）。因此，与其他职业的个体相比，在政府事业单位工作的育龄青年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更低。对于有妊娠经历的女性而言，妊娠分娩是一个长久而持续的应激源（李丹，徐鑫锫，刘俊升，吴苹，2013）。二胎在孕阶段的育龄青年女性，对于生育二孩有着较为充分的准备，相较于尚未妊娠二孩的个体接纳程度更高，因此生育意愿更强。

其次，心理弹性负向预测有妊娠经历育龄青年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形成了“二孩生育”的讨论热潮，很多育龄夫妇都跃跃欲试，产生生育二孩的想法。加上，老一辈普遍固守“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何兴邦，王学义，周葵，2017），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会鼓励甚至劝导年轻一代生育二胎。但是，二孩生育的高成本又会增加育龄青年女性的生育压力和教育成本。例如，需要分散更多的精力去照料，可预期的住房压力和高教育成本（张银锋，2017）。此外，女性的职业化和职业卷入不断加大，生育二孩“机会成本”越来越高，一定程度上影响女性的职业发展甚至导致失业（朱奕蒙，朱传奇，2015）。因此，在二孩生育问题上，育龄青年女性处于一种比较矛盾的状态，即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在家庭和工作中的合理配置問题。“从众心理”、长辈期望和自身发展之间的矛盾也会给育龄青年女性带来较大的压力和困扰。因此，高心理弹性特质的妊娠经历育龄青年女性在面对这种问题时，可以保持一种乐观的心态，较好地处理“长辈压力”和“朋辈压力”;接纳性强，能够接受那些在自己控制能力之外的情况;内控性高，认为自己的当前生活和未来更大程度上是处在自己的掌控中，在“生育二孩”问题上，会综合考量自身情况，不被自身情绪和外界压力所干扰，做出最佳决策。因此心理弹性强的个体，其生育意愿反而弱化，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也有其合理性。主观支持正向预测有妊娠经历育龄青年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在妊娠期间，女性经常会因为担心自身分娩安全和角色适应等问题而苦恼（李丹，徐鑫锫，刘俊升，吴苹，2013）。有妊娠经历的育龄青年女性对于妊娠过程中各种感受的理解更加真实和客观。如果个体的主观支持高，就会得到更多的理解和尊重，社会关系越和谐，育龄青年女性的主观幸福感越高（宋佳萌，范会勇，2013），这对于处于压力情境下的育龄青年女性形成了一种保护机制，有助于提升其对生活的控制感，激发自身积极情绪，积极应对自身压力，因此主观支持对有妊娠经历的育龄青年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

另一方面，研究发现客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都不能显著预测有妊娠经历的育龄青年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目前，国民生活水平相较于以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针对二孩生育的配套政策尚不完善，但是医疗保险和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实现了全覆盖，为人们的社会生活提供了较好的保障。无论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不会因为基本的温饱、医疗和教育而忧虑，所以客观支持对育龄青年女性群体的二孩生育意愿没有明显影响。中国家庭在育儿方面的主要支持来源于个人关系网（李敏谊，七木田敦，张倩，王路曦，管亚男，2017），比如父母、公婆、亲戚、朋友、同事和同学等。基于血缘和亲密关系建立的个人关系网的社会支持系统，会积极主动地提供帮助，解决育龄青年女性遇到的生活困境。而社会福利机构和政府公共单位提供的社会支持资源相对有限，因此有妊娠经历育龄青年女性主动获取和利用的资源相对较少。因此，在尚未健全的社会育儿机制中，对支持的利用度对育龄青年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主效应不显著。

对支持的利用度在有妊娠经历育龄青年女性的心理弹性和二孩生育意愿之间起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对支持利用度高削弱心理弹性对有妊娠经历育龄青年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负向预测作用，对支持的利用度低促进了心理弹性对有妊娠经历育龄青年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负向预测作用。这种结果可以利用动机的“趋避理论”来解释（Bijttebier，Beck，Claes，& Vandereycken，2009）。随着社会生活日趋多元化，每个家庭成员都有多重的社会角色，社会责任日益繁重（李建民，2004）。但是，我国居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收入，工资收入实质上是一种“时间密集型”的收入（李建民，2004），而生育二孩也是一种“时间密集型”的投入，这就意味着时间资源将更加稀缺。目前，生育孩子的“成本-收益”观念深入人心（张银锋，2017），而且中国女性更多地参与到社会事务中（杨芳，郭小敏，2017）。因此，面对妊娠所带来的现实困难，育龄青年女性会产生妊娠二孩的回避动机。高心理弹性的个体，会较好地应对生育二孩的“朋辈压力”和来自家庭长辈以及丈夫的压力，加强其回避行为。然而，当高心理弹性的个体同时拥有高支持利用度时，个体在获取社会支持上会更加具有主动性，相对于对支持利用度低的个体，获取外界的社会支持更多，更能够充分运用身边的各种社会支持（如单位领导的许可、亲戚朋友的物质与情感支持和父母公婆帮忙照料等），能够保持进取心态，学会顺应趋势，达到个体的和谐发展，这大大减少了引发育龄青年女性回避二孩生育的因素，使其产生妊娠二孩的趋近动机。反之，高心理弹性而对支持利用度低的个体，由于不能很好地获取外界社会支持帮助其应对可预期的风险，会更加强化其回避生育二孩的行为。

5 结论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有：（1）研究生学历的有妊娠经历育龄青年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高;在政府事业单位工作的有妊娠经历育龄青年女性二孩生育意愿低;二胎在孕阶段的有妊娠经历育龄青年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高。（2）心理弹性负向预测有妊娠经历的育龄青年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3）主观支持正向预测有妊娠经历育龄青年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4）对支持的利用度在有妊娠经历育龄青年女性的心理弹性和二孩生育意愿间有显著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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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志浩 刘满兰 戴必兵 苏阳雪

青年女性社会学论文 篇2：

对现代青年女性流行性美发现象的解析

摘要爱美是女人的天性。现代女性追求美的方式无处不见,而对美发的追求可谓空前。现代青年女性的美发热潮是社会转型所引发的生活方式变迁的表现。本文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对此现象的根源和意义进行了分析解读。

关键词青年女性 美发 流行 解析

1 引言

对美的追求,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之一。正是由于世界各国人民对美的热爱和追求才产生了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而具体到美到底是什么该如何定义的问题,答案却因国家、民族甚至个人而异。正如苏格拉底总结到“美是难的。”

甲骨文中“美”字形状像个戴羽毛头饰站立的人。在远古的殷商时代,先民们认为用羽毛装饰头发是美的,并据此形象造了“美”字。在那个物质财富极度匮乏的年代,对头发的一点朴素装饰,构成了当时最高的审美追求。经过历史几千年岁月的洗刷,现代社会中,女性装扮头发追求美制造美的集体行为又发展到什么地步了呢?

2 现代青年女性中美发风盛行

青年女性正处女性生命周期的黄金阶段,她们大多有自己独特的时尚品味和追求时尚经济能力,她们也是美发运动的积极发起者和主体,正因如此本文泼墨较多注重于青年女性的美发行为。

研究一个社会群体必然要求明析该研究对象的概念。那么青年人如何界定、年龄范围多少?由于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差异,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的身心发展的成熟标准也有差别,因而对青年的年龄界限也有不同规定。学术界因对青年概念的不同解释而有不同的年龄段划分标准。社会学界认为 “青年是从依赖成人的童年到能进行独立的、负责的成人活动的过渡”,是人由少年向成人过渡的年龄阶段。我国目前把14岁至28岁的人视为青年。由于现代青年的结婚和就业的年龄不断后移,使社会学中的青年概念在年龄范围上有很大的伸缩性,“年龄下限与生理学、心理学的划分一致,上限则有所扩大,达到35岁,甚至40岁。”①本文中所界定的青年女性的年龄下限大致在此范围内。

美发,也即人们口中常说的“做头发”,专指对头发进行的烫、染等活动。在人潮涌动的大街上我们可以随意地观察到,大部分女性都对头发进行了细致的修饰。特别是站在时尚前沿的青年女性,对改造头发的运动更是趋之若鹜。不论齐耳短发还是披肩中长发,有曲有直。曲中有浪漫温婉的大波浪和各类青春时尚的小烫。而那些拉直头发的美眉看上去显得温柔贤淑,利落大方。当然头发颜色也是五彩缤纷。除了有标示中国人本色的黑色外,还有各类明亮艳丽的亮色系,如金棕、火红,也有比较含蓄低调的暗色系,如栗色、酒红、紫色等。当然,在染的方式上除了的全染,挑染,还有最近在时尚美眉中甚是流行的片染。可以说,现代女性正进行一场如火如荼的万人拥护的美发运动。

不论是繁华喧闹的都市,还是清静寥落的乡野集镇,大凡有人的地方就有美发造型之所。特别是县级以上大小城市,商业街边林立的美发造型会所随处可见。并且规式统一:这些美发店街面外墙上,无一例外都贴着美女的大幅美发效果的宣传图。从图片上美女得意的笑容中,我们仿佛可以听见她的召唤:“看!我做的头发很美吧?你也快来试试!” 每睹此景,一些特别向往美的年轻姑娘,不禁心旗摇曳,芳心大动,不自觉便走进了美发厅。剩下那批暂时还没被打动的姑娘们,等看到身边越来越多的美发真人秀时,早晚也会从众一把!我们似乎可以这样理解,青年女性对美发的巨大消费力,促进了美发工业繁荣发展的态势,而“美发产品(做过头发)”的普遍化,反过来吸引更多的年轻美眉投入了美发大军中。

据粗略估计,现代青年女性中做头发的比例几乎近百,并且很多女性曾做过好几次,包括染不同的颜色,烫不同的造型。很多青年女性认为,美发就和化妆一样,都是美化形象提升气质的手段,是正常的仪表要求。

3现代青年女性流行性美发的特征

3.1群体流行性

现代青年女性的美发运动已经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潮流,对现代社会风气产生深刻的影响。这已经不是个别女性的个人爱好,也不是一小部分女性的无意识选择的偶然重合,而成为了青年女性这一女性类群中的特殊的文化景观。随着社会经济的腾跃,青年女性的爱美之心通过头发达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从刚萌生美的意识十几岁的初中女生到大学校园里风华正茂的女大学生,从乡野集镇上的“小家碧玉”到都市高层写字楼里的“大家闺秀”;从邻家妹妹到媒体中频繁出现的大牌明星;从大众平民到少数精英分子,美发文化不属于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是大部分人特别是青年女性的共同创造的杰作。人们对美发造型的追捧达到无可复加的地步。过去染发烫发还没认为是崇洋媚外的行为,现在如果还保留着“原生发型”就有可能被贴上“老土”、“过时”和“OUT”的标签。做什么样头发?换什么样的造型?等问题已经成为现在代青年女性见面聊天中的热门话题。不可否认,美发运动已经成为青年女性群体的标签,紧紧地贴在女性青年的被做过的美发上。

3.2习惯性

“做头发”对于很大一部分女性来说,已经不再是一种打破常规的尝试,而已经成为生活的习惯深深的印刻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女性表示,做头发如买衣服,衣服旧了要买新的。新头发长出了当然要继续做下去。就这样,很多人重复地为中国的美发工业做着贡献,而不计多次及重复染烫对头发和身体的伤害。

3.3蔓延性

青年女性是的流行性美发运动的发起人和主体,并带来了整个美发发工业的崛起。从20世纪初刚诞生染发技术时的“做工”简单的烫卷,到现代程序纷繁复杂的各种染烫,从女士到男士,从少年到老年,不可否认,现在美发运动似乎已经成为全民流行性的运动。一场由青年女性作为这场运动的带头人,各年龄阶段人士纷纷加入的美发大军中宣告成立。流行性美发运动的主体已经从青年女性蔓延拓展到更广阔的全民中。

4青年女性流行性美发现象社会和文化意义

美发活动的流行是不仅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当“做头发”刚刚时兴时,往往先被极少数青年女性接受。而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个人都会或有意或无意,或强或弱地影响着周围的人群,所以首先尝试“做头发”的那一批人势必会影响周围的人。当美化过的头发符合周围人的审美标准时,就会对此产生认同感,于是这些人也开始模仿,以至于美发运动传播开来,进而促成了流行性美发的社会现象,以至于美发成为很多年轻女士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成为青年女性的文化,蕴藏特有的功能和意义。

4.1女性主义运动的成果体现

现代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世界女性主义运动的影响,中国女性的自我意识、主体意识和群体意识逐渐觉醒,中国女性除了追求最基本的解放、自由、平等的权利,还有权利追求各种美的行为。对头发的美化行为不仅是女性自由权利的体现也是女性意识觉醒的体现。

4.2文化人类学上的分析

从20世纪初上流社会中时尚女性的最初尝试到现代社会中青年女性的流行性行为,在这风云变换的近百年的时间里,青年女性的美发趋势历久弥新,美发文化不言自明。从原生朴素头发到美化过的头发,到从个别群体个别人的示范效应到近乎全体女性的效仿,美发行为从无到有、由外到内、由上到下、聚少成多成为国内外社会上普遍接受并不断更新的文化。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这也是文化交流、传播、濡化的结果。

4.3流行学上的意义

流行性美发运动的是典型的集合行为,是人们追求个性表现和从众心理的统一。一方面它满足人们追求个性独特,彰显自我,引人瞩目的心理特征;另一方面它也人们适应社会的从众行为。青年女性通过做过的头发表达其追求独特、自我、年轻、时尚的心理特征的同时也加强了对该群体的认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种流行现象也传播了新的价值观念并反映了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

4.4对现实的符号提示和社会压力的释放②

文化是社会成员通过学习从社会获得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特征,是人类创造的最伟大的成就。而文化的最基本要素可以最终抽象为符号。符号不仅形成了人类的种种文化景观,更成为人类的独有标志。③现代社会中青年女性流行性美发的文化的符号提示功能非常明显。透过美发活动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能够发现隐藏在其后的社会信息,包括经济状况、价值趋向、社会压力等发面的变化。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和精神压力日益增加。特别是在就业选择中居于弱势地位的青年女性群体。她们面临着竞争激烈的就业压力同时还面临着高效率工作带来的身体精神压力。美发不仅可以美化自己的形象还增加自己在就业竞争中的筹码(虽然这很无奈),同时换个新的发型,给自己和别人一个新鲜感和美感,可以转移工作生活中的注意力,缓解压力,舒缓心情。

4.5从身体社会学视角看女性美发的功能和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讲,身体社会学与其经典理论一样,都与意义和符号有关。④美化后的头发不仅仅是生理意义上的身体的一部分,而且成为一种符号,一种美丽的、自信的心理表征。通过对身体的一部分——头发的美化达到心理满足与愉悦,在此意义上,我们看见了身体和心灵的完美结合。

女人强调身体美所产生的影响远比男人要大,青年女性追求身体美的意愿与中老年女性相比更为强烈。很多女性的自我想象都与她们生活中的外表联系在一起。尽管在过去相貌的美丑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似乎是天生的,是一种运气与命运,但现在一个人的身体(外貌)可以建构的信念,与塑造某人是与一个人的内在价值联系在一起的信念同样强烈。⑤福柯认为,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身体、如何经验我们的身体完全是一种社会建构。安东尼·吉登斯在他的《社会学》中也表白,我们的身体受到我们所属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的影响,也深受我们社会经验的影响。虽然当下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水平不断提高,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地位不断抬升,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下社会是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男人的审美观是女人度量自己美不美的很重要的标准。古语 “女为悦己者容”不仅是现代青年女性疯狂追求美的可行性解释,而且也表明了女性爱美的功利性。每个女性(特别是青年女性)都不想在各方面的资源竞争中落后于他人,对美的竭力追求无非是想增加成功的可能性而已。除了异性的目光,同性的苛评,社会群体的认同趋势,大大影响了女人的审美心理和观念。

由此可见,青年女性的流行性美发运动完全是一种构建在社会之中的群体性行为,是女性文化中的色彩缤纷的一方面,它的产生、存在和发展在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等学科上都能找到其合理的解释与意义。

注释

①石海兵.青年价值观教育研究[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

②吴宗友.中国大陆当代流行歌曲发展的社会人类学分析[J] .昆明:民族艺术研究,2005.

③萧俊明.关于当代西方文化概念、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的考察[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④文军.经典传统与当代转向[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⑤[美]鲁思·华莱士,(英)艾莉森·沃尔夫.当代社会学理论对古典理论的扩展 [C] .刘少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作者：曾祥月

青年女性社会学论文 篇3：

时空规训技术中新生代农民工劳动的异化

[摘要]本文以上海市S厂为个案，从时空的角度展现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工厂这一场域空间内所遭受的时空政治规训：资本通过时间策划、车间的空间政治以及劳宿一体化的管理体系和制度安排，将新生代的农民工从“农民”改造为生产线上的“工人”；同时在此过程中伴生的是工人身体、精神和社会交往的异化，在资本已经织成霸权之网的今天，他们无处逃脱。

[关 键 词]新生代农民工 时空政治 权力规训 劳动异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性别隔离行业新生代农民工择偶研究”（11CSH025）和华东理工大学文科培育基金规划项目（WE1022002）。

[作者简介]孙淑敏（1974-），女，甘肃天水人，博士，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宋晓晓（1989-），女，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外资企业的大量设厂和代工企业的不断涌现，中国逐渐被卷入全球化的浪潮中，并成为世界劳动分工和全球经济链条中的重要一环。①自此，中国开始了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同时这也是劳动力从农村大量流入城市的过程。截止到2013年，农村外出打工人数达到2.6亿，其中新生代农民工（1980年之后出生的农民工）1.25亿，占农民工总量的46.6%。②与第一代农民工主要从事建筑业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则以从事制造业为主，并已构成各代工企业工人的主力。③在这种世界工厂环境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命运和人生也自然而然地与工厂的生产体制胶着在一起，并为后者所影响，甚至被控制。因此，进入工厂的新生代农民工所面对的资本之劳动控制就成为了一个我们无法绕过的话题。

一、 研究回顾

对劳动控制的研究要追溯到马克思。早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他就提出了资本的最终目标是追逐剩余价值，④并且也系统地论述了剩余价值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马克思发现，为了获取剩余价值，资本从起初主要靠延长工作日时间到后来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手段对工人进行劳动过程的控制。①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工厂的劳动控制是一种极其不人道的、强制的劳动专制。

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继承了马克思的传统，他将研究焦点集中于资本如何获得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他认为，资本增殖要求资本对劳动过程进行控制，而这种控制是通过泰勒式的科学管理和机械化的手段来实现的。概念（conception）与执行（execution）的分离，这一关键的控制手段，直接造成了工人的“去技术化”（deskilling）；②同时，机械化和分工使工人被“局部化”为“生产的工具”。③通过这些手段，资本从工人的手中夺得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工人因此被沦为工业生产的工具。布雷弗曼实际上是延续了马克思劳动专制的观点，即资本在将劳动力转化为实际劳动的过程中主要运用了强制的手段。

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又译布若威）对这一问题则给出了不同的回答，他认为劳动过程的控制包括两个方面，即强制（coercion）和同意（consent），二者都能够诱发追求利润当中的合作。④在生产过程中，资本通过“赶工”游戏、内部劳动市场和内部国家的手段制造了工人对资本劳动控制的同意。⑤因此，他认为，在劳动过程中，工人积极地参与了资本对自己的剥削，⑥强制和同意的不同组合分别构成了专制的和霸权的劳动控制。与之前的研究相比，布洛维把工人的主体性带入到劳动控制过程的研究中，为劳工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

李静君（Ching Kwan Lee）通过对中国的研究，扩展了主体性的维度，并将性别差异的视角纳入到了劳动控制的视野中。上世纪90年代中期，她在深圳电子厂的田野研究中发现，资本通过“身份政治”（politic of identity）和“性别政治”（politic of gender）的手段对进城打工的青年女性进行主体建构，使之形成“打工妹”（maiden worker）的身份概念，并进一步利用同乡网络及其父权制对女性进行管理，⑦从而实现了对进城打工女青年的劳动控制。几乎同一时期，香港学者潘毅在对深圳港资电子厂进行研究时也发现，资方通过强化农村青年女性“打工妹”的形象，实现了对其的劳动控制，而这种劳动控制体系建立在城乡差异和歧视性论述的基础上。对资本而言，来自农村的“打工妹”有着农民的性质，必须通过严格的劳动控制才能使之适应工厂的现代化生产。于是，资方通过个人身体分割技术、严格的监控与管理，对“打工妹”进行不间断的规训，使其从“农村的身体”转变为“工业的身体”。⑧

相对于以上研究，中国大陆社会学开始从劳动的视角关注农民工则是在2005年之后，而对新生代农民工所处的工厂体制和所受到的劳动控制的关注更是在2010年南海本田工厂新生代农民工组织的大罢工和“富士康事件”之后。⑨在“富士康事件”发生之后，沈原、郭于华、卢晖临、潘毅等学者联名发表了《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杜绝富士康悲剧重演》的倡议书，呼吁国家转变当下发展模式，提高农民工的待遇、保护农民工权利，使之真正成为“企业公民”，此后国内劳工研究才逐渐将目光转移到新生代农民工的工厂生活中。⑩

之后，由潘毅、卢晖临、郭于华和沈原主编的《我在富士康》第一次向大众揭露了世界工厂体制下，新生代农民工所受的劳动控制的情景。11富士康企业通过高强度生产、低工资和低消费、严格的规训体制、分化工人及以削减工人的尊严为特点的半军事化的管理手段来对新生代农民工实行劳动控制，使他们在现实的挣扎中陷入“被资本牵着鼻子走”的困局。①此外，郭于华等认为作为权力机构的政府放任资本之恶、放弃监管职责、不作为甚至与资本强强联合，使之成为不受任何制约的强大力量，是造成工人弱势、绝望和各种形势抗争的重要动因。②同时，任焰与潘毅也指出，宿舍体制成为资本控制劳动的附属安排。宿舍在资本的控制下成为劳动力再生产的场所，这种安排将劳动力的生产空间和劳动力的再生产空间合二为一，从而实现对工人彻底的控制和改造。③

总的来看，当前国内社会学对新生代农民工劳动控制的研究主要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思路，通常将新生代农民的生存状况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及其社会变迁连接起来进行讨论。④但是，在当前中国社会的背景下，工厂体制依然存在着多样性，片面地讨论模型内的因果机制往往会发生偏差，⑤这就需要关注微观工作现场不同的劳动控制策略。所以在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工厂后，资本主要运用怎样的权力技术使其从“农村的身体”转变为“工业的身体”，将其从“农民”改造为“工人”，并造成了其劳动的异化，就成为一个非常值得去探索和研究的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试图通过2014-2015年在上海市奉贤区S工厂为期近3个月田野调研的发现和体会，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来展开对这一问题的述说。

二、 时空政治：S厂的劳动身体规训技术

S厂位于上海远郊，距离市中心40多公里，和周边的工厂一样，被隔离在远离城市繁华的空间中。对于在S厂工作的工人们来讲，虽然身在上海，但他们却难以感受到真正的城市生活，因此，与其说他们是在城市中打工，毋宁说是在工厂中打工：他们仅仅是活动在以工厂为中心、居住区为半径的范围内，生存在工厂生产所建构的时空之中。正是这样封闭的时空为资本实施劳动控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在这里，时间和空间根据资本的目标被特定设计和呈现，⑦成为资本统治劳动过程、确保利润生产和维持劳动秩序的工具。进入工厂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这样的时空控制中，被彻底规训为工业资本所需要的劳动力，沦为为资本生产利润的工具。

（一） 时间策划：无孔不入的时间之手

在早期工厂生产中，马克思就揭露资本利用无限延长工作时间的手段来控制工人，确保利润的生产。时至今日，时间作为一种生产价值非但未被埋没，反而被更加淋漓尽致地发挥。在S厂，资本通过规划彻底的时间表、投机取巧的加班制度和名存实亡的串休制度，将工人牢牢地控制在生产中。

1. 十个半小时的“正常”工作时间

为了最大程度将工人限定到生产上，S厂制定了彻底的工作时间表（见表1）。工人每天上午7：30准时开始工作，直到中午12：00才可以吃中饭；半个小时后，就必须开始下午的工作，一直工作到18：30，工人才能吃上晚饭；同样，晚饭也必须在30分钟内解决，19：00就开始加班，直到21：00为止，工人才结束一天的工作。S厂的“正常”上班时间是10.5个小时，一般晚上需要加班2个小时，而每逢夏季，晚上加班时间则延长至4个小时，直至23：00。因为夏季大量的国外订单到厂，此时也是工厂最忙的时候，按照工厂的规定这段时间不允许工人请假。

从表1可以看出，工厂为了最充分地利用白天的时间，给工人仅仅30分钟的吃饭时间。实际上，与其说是吃饭时间，不如说是“装袋时间”①：吃饭的铃一响，工人们便蜂拥到食堂，尽量将自己挤到人群的最前面（这里从不排队），以便能在最短的时间打上饭；然后，用那简单的、几乎一成不变的饭菜来填饱早已饥肠辘辘的肚子；再之后，抓紧利用剩余的时间清洗餐具。如果还有时间，大家会很“自觉地”在自己的位置上或者休息，或者玩手机，或者睡觉，等待着工作铃响，这一短暂的、努力挤出的时间对他们来说弥足珍贵。因此，在车间里常常会有这样的景象：工作时间机器轰鸣，吃饭时间鸦雀无声。除去吃饭时间，工人每天至少在工厂里工作10.5个小时，几乎将一天的时间都“奉献”给了生产线。

对于工人来说，工厂的铃声是工作纪律的指向标。工厂的响铃标志着工作还是休息，准时抑或迟到，并由办公室的管理人员监督工人的执行情况。但凡工人迟到“被抓”，都会被记过，直接代价就是扣工资。而对于工人们来讲，最大的欣慰莫非是可以挣到钱，因此，工人们不得不严格遵守着这里的时间规定。

2. 低工资下的“主动”加班

从表1也可以发现，资本使用了投机取巧的加班制，而这一制度得以实施的保证是低廉的基本月工资。上午工作4.5个小时后，工厂将下午的工作时间直接延长至6个小时，下午就被工人视为“最难熬的时间”。这一时间规划的逻辑是：“正常”工作时间的延长和晚饭时间的延后，意味着晚上加班时间的缩短。②因为按小时计算的话，S厂的加班工资是平日基本工资1.6倍，为了降低成本，所以资本策划了这样的时间安排，但是这种策划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工人身体的疲惫和精神的煎熬。

虽然晚上加班遵照自愿原则，但是每个月1600元的基本工资，③很难让青年农民工维持自己基本的生活。而加班一个小时就有8元钱，几乎平时工资的1.6倍，他们如果想要增加收入晚上就必须加班。因此，即使白天再累，谁也不愿意放弃这样好的赚钱的机会，工厂里几乎所有人都会选择加班。

“我也不想加班啊，不加班，根本就存不下钱，出来不就是挣钱的嘛，那点工资还不够喝西北风的”；“就得靠加班，那点死工资根本什么都不够”；“反正晚上，哪也去不了，我也不愿意在寝室呆着，还不如在这里，还能挣钱哩”。（工人DY）

就这样，工厂利用极低的基本工资和所谓的加班，毫不费力地将工人“拴”在生产线上。正如哈维所说，金钱可以被用来控制时间，同时，控制时间就可以变为对金钱的控制。④一方面，低廉的工资使劳动者不得不长时间为资本工作，另一方面，延长的工作时间也是资本对劳动控制和剩余价值的遮蔽。

3. 串休制下假期的名存实亡

S厂平常每周只有周日可以休息，如果周六请假则要扣双倍工资，通过这样的时间和工资安排，农民工便被最大限度地锁定于工厂中。如果遇到国家法定假日，工人照常放假，但是在这之前或之后的周日他们被要求必须工作，以便把放掉的工作时间补回来，而工资却是按照正常的上班待遇给付。这就是工厂所谓的“串休制度”。按照国家的规定，法定假期用人单位要按照规定放假，如需加班应当按照不低于劳动者本人日或小时工资的200%支付加班工资，而S厂这样的安排既让工人有放假的实在感，同时又规避了国家对在法定假期工作进行补偿的规定。结果是，在S厂中国家的法定假期已经失去了效力，所有的时间安排完全按照工厂的生产制度和资本的意图执行，工厂的串休制已让法定假期名存实亡。

完美的时间安排，完全符合资本的胃口。同时，辅以管理人员的监督、惩罚机制和低廉的工资，资本将工人牢牢地锁定在生产线中。在“去技术化”的劳动过程中，时间的规训和管理技术，足以让资本将工人从一个农民转化为熟练的操作工人。①

（二） 空间艺术：生产车间的权力监控

在福柯（Michel Foucault）看来，空间对个人具有强大的管理和统治能力。物理性的空间凭着自身的构造可以构成一种隐蔽的权力控制机制，这种权力机制能够持续不停地进行监视和规训，并通过这种监视和规训将个体锻造成一个新的主体形式。②在S厂，资本深谙这种控制技术，在B车间中资本利用性别隔离的空间分割艺术和全敞景的监督，将车间的工人锻造成了工作的机器。

1. 性别隔离的空间分割

S厂所在的B车间，专门做某一日本婴幼儿品牌用品的外包装及其说明书的印刷工作。在这里，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专属位置”，他们根据各自承担的工种被分配到不同的工作区域，以相互配合完成B车间所有的生产工作（如图1）。首先，由男工在A区将其他车间生产的纸壳加工为产品外包装；然后，由5个女工在B区进行刷胶、折叠；同时，2名男工在C区负责产品说明书的生产、打包；最后，所有的产品将送到D区进行检验，根据车间主任的说法，“检查这样的活儿比较细，比较适合女生干”，所以这一区都是女性。在这种安排下，整个车间内形成了女性在B区和D区、男性在A区和C区工作的性别区隔情况。在繁重的工作量压力下，平时除了工作的交接之外，各区的人员都是各司其职，甚至无暇交流。

2. 全景敞视的车间监督

车间中的空间分割和定位，不仅是精致的艺术，①同时又能保证监督的实施。从车间的布局（图1）中也可以看出，整个车间处于三种权力的监控中。第一，车间主任处于绝对的监督位置。在S厂，工人们可以不听老板的，但是绝对要听命于“老大”（车间主任）。在车间中，“老大”掌握着绝对的权力，保证着工厂的体制和规定在车间的实施，并监督着每个人不能偷懒、说话、开小差等。在工作时间，“老大”在中间过道上，巡视着整个车间的运作以及每一个工人的特定的生产，保证每个人“不能停下手里活”。第二，车间前面的摄像头监控着车间的一切。作为老板的电子眼，它以一种无形的权力存在着，时刻“盯”着车间的一切。如果工人尤其是检验区的人员，被老板发现工作时候“开小差”或者玩手机，都会被叫到办公室进行严厉地训斥。②第三，车间的三个门（前门、后门和侧门）保证着管理人员的巡视。厂长或者老板随时会从其中一个门中进来巡视，所以工人如果有“小动作”，都会有意识地先看看门口的动静。这样，在整个封闭的车间内，形成了全敞景的监控，任何一个角落都被囊括其中。

在S厂的B车间，资本利用性别的空间区隔艺术和全敞景的监督机制的相互配合，既保证了性别分工下劳动力最大效能的资本转换，又保证了资本对区隔化和片段化的劳动现场的绝对监督，从而控制着整个车间的劳动过程。

（三） 劳工宿舍：生产体制的时空延伸

空间永远是政治的和策略性的，③在S厂表现更是如此。伴随生产时间的延伸和空间的扩展，直接造成的是生活空间的压缩。不仅仅是工厂的生产体制和管理机制已经完全“征服”了新生代农民工，几乎占用了工人所有的时间和精力，而且仅存的生活空间也被贴上了“生产”的标签。一方面，宿舍位置使工人的生活和工作在空间上一体化。S厂的员工宿舍（该厂几乎所有的未婚工人和部分已婚工人居住于此），与S厂仅一墙之隔，宿舍楼下的小卖部，供工人日常所需。这样宿舍成为工厂的外延区域，工人的日常活动就被划定在工厂的势力范围内。另一方面，宿舍极为简陋的设施也在配合着工厂的生产体制。

宿舍房门是木头的，明锁，感觉像是一脚就能踹开的样子。房间的窗户无法锁住，女孩们自己用胶带在里面将其中的一扇窗户封住，另一扇为了通风就没有管它，房间的门窗已经是形同虚设。在这个大概20平米的房间中，摆着四张上下铺的床，看样子，应该是厂家从旧货市场买来的，都是晃晃悠悠的，有的甚至有断裂的迹象；屋内没有桌子，有独卫，但是无法洗澡，洗澡要去距离工厂800米的澡堂。说是澡堂，但实际上是木板搭成的简易的房屋。屋顶上有个大桶可以装热水，在墙上还挂着一个牌子，上面是用油漆写的“洗澡”二字。这里几乎每天都有很多人排队，因为工人不愿意牺牲晚上加班的时间来洗澡，所以都赶在下班的时候过来。在这里没有男女间之分，所有的人在外面排队，洗澡的人和排队的人仅有一门之隔。洗澡的一切问题都在小单间里解决。（田野笔记）

简陋的房屋、粗糙的配置和极为不安全的设施，使宿舍成为一个极其不舒适的场所，除了必须的休息时间之外，工人们宁愿呆在车间也不愿留在宿舍。这样，配合着工厂中的自愿加班制度，资本已最大限度将工人限定在生产上。在这里，宿舍已经失去了其原本的意义，仅仅成为劳动之余短暂停留和休憩的地方，沦为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空间。因此，在这种劳工宿舍的安排下，与其说是工人的生活空间在这样的居住安排下被生产空间“巧妙地”挤占了，还不如说是产品的生产空间与劳动力的日常再生产空间合二为一，工人与工厂被紧密地粘合在一起。①劳工宿舍是工厂控制和剥削工人的延续，是企业为最大程度获取利益的特定安排。②

三、 个体的压抑：时空政治下劳动的异化

从工人进入工厂起，资本的控制和权力的规训就已经开始。工厂首先通过精细的时间策划，将工人几乎无时无刻都控制在生产线上，同时车间的空间区隔与全敞景的监控，一方面保证把工人固定在特定的位置上，另一方面对车间所有工人进行监督。此外，工厂的劳动宿舍体制，一方面通过近距离的空间定位，配合着生产空间的规划，另一方面通过劳工宿舍的管理和设施将其设置为仅供工人停留的场所，再加之以低廉的工资，使其构成为一个完美的管理体系。金钱、时间和空间的相互控制形成了具有强大力量的实质性的连接系列，③正是通过这种完美的劳动控制策略，工业资本将个人的、懒散的、无纪律的农民规训为集体的、勤快的、守纪的适应工业资本劳动的工人。但是，在这一完美的技术背后是直接对农民工的身体的、主体性的压制，使他们在身体上、社会关系上和精神上走向异化。

（一） 身体摧残：自我剥削的肉体

进城打工的青年，从未料想到，进入工厂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将自己的身体出卖给了生产线。因为管理者在乎的不是工人，而是劳工过程中使用的男女工人。④工厂内的一切技术和体制都是在规训着劳动者的身体。在劳动过程中，工人对自己身体的所有权和支配权丧失，身体已不属于他本身，而是隶属于资本，工人因而被异化为生产线上的操作工具与活的机器。

车间中，整日运转的机器，让工人始终工作在嘈杂的工作环境中，乃至在下班回去之后，耳边还回响着机器的轰鸣声。超长的劳动时间和高强度简单机械的工作，直接摧残着每个工人的身心。一天的工作结束，几乎所有人都身心俱疲，工厂的工作已经消耗了全部精力，回到寝室筋疲力尽。但是对他们来讲，即使他们明白自己所有的苦痛都是工厂专制的后果，也无力去反抗，因为只有在这里劳动，才能有工资，才能生活，⑤身体的疼痛已经麻木，而且越是工资低，工作的时候就越“卖命”。他们不得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将自己的青春销蚀在工厂的生产线上。

（二） 精神压抑：焦灼的精神领地

如苏贾（Edward Soja）所言，在控制性、条理性的话语构成的统治空间中，精神空间成了权力和意识形态、控制和监督的再现。⑥S厂的青年工人，在高强度的、简单机械的、长时间的工作状态中，除了身体上的疲劳之外，还有精神上的压抑，这使他们几乎游移在崩溃的边缘。

我觉得出来打工真的能改变一个人，别看我这样，以前我做事情都挺慢的，但我现在吃饭很快，做事很快，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是着急，没耐心了，总是赶着做事，就想一下子做好。（工人DY）

时空规训不仅仅将他们打造为“合格”的工人，同时也有对性格的“改造”，作为管理体制的附属品，在资本看来恰恰是符合其意的，勤快的、手脚麻利的工人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但是，这种严格的时空压制下，却也是精神的极度压抑和异化。

来了以后，发现车间的人说的最多的是“没有意思”，甚至喊着“烦死了，天天都干这样的活，烦都烦死了，真不想干了，真想去死”。这样类似的话还有“在这里就是浪费生命，就是自杀”、“在这里一点前途都没有”、“天天都熬死了，上13个点的班，工资还那么低，要不是请假好请，这里早就没人了”、“在这里还不如去死了”。（田野笔记）

严密的管理体制，使他们连倾诉愁肠的时间都非常匮乏，在一边自言自语，甚至是摔东西，成了他们发泄的主要途径和渠道。资本的控制亲手为他们打造了“不满但却不得不工作着”的生存情景。

（三） 情感孤独：破碎的人情关系

生活空间被生产空间侵占，新生代的农民工几乎将自己全部时间用在了工作上，这直接造成了其日常生活中人际互动的缺失、人情的淡漠和关系的碎片化，①在工厂这样“朝夕相处”的空间里，大家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SJ告诉笔者，她和室友在寝室几乎很少交流，对其私人关系更是知之甚少，除了一起工作的工友，SJ和别人都不熟悉。

其实，我们平常在宿舍也不怎么讲话，回去各做各的，我也不知道她是哪里的，只知道她工作很忙，每天都11点多回来，那时候我都上床睡了。（工人SJ）

人们之间的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感觉，②但是工厂中的时空控制没有给予他们这样的机会，在这个异地的陌生的空间中，除了生产线上的关系外，工人之间的其他社会纽带几乎全被破坏了，工人们被孤立为原子化的个人，与之一起而来的是情感的孤独和心灵的破碎。

开始进入工厂的那几个月，一晚上我能抽完一盒烟，整宿整宿睡不着，在晚上还哭了好几次。（工人TB）

新生代的农民工被规训为工业上的劳动力时，其作为人的部分却被剥夺了，身体的麻木、精神的压抑、情感的孤独，原子化个人和破碎的社会关系，作为个人的主体性沦陷在日以继夜的生产线上，妥协在资本霸权的时空政治中，个体俨然成了为资本提高效率和生产利润的工具。

四、 结语

时间、空间和资本的结合使工厂成为独立的、封闭的权力实施和运作的场域。在这一空间场域中，身处其中的农村打工青年被工厂中的时空政治重新定义和塑造，而被迫沦为资本操纵下的生产工具。

作为既是脱嵌于乡村社会，同时又脱嵌于城市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③犹如漂流在时空大海中的浮萍，乡村成为他们不愿归去的伤心处，而城市却是其遥不可及的繁华地。当他们盼望着工厂可以成为其流浪中栖息的港湾时，怎么也不会料想到这里将成为他们的一座“青春冢”，在这里等待他们的不是前程的扶摇直上，而是工厂对其的劳动改造和身心规训，在他们成为熟练而合格的产业工人的时候，身体、精神以及社会关系也都淹没在资本霸权的压制下，几乎全部异化。

新生代的农民工作为流浪在异乡的“他者”，在工厂专制体制中的弱势地位被正当化和合法化，他们的生命尊严和体面工作的权力也被遗弃在社会的角落。在已深陷工厂的时空政治之网、工人阶级难以形成以及国家和政府在新生代农民工保护中缺位的今天，④作为空间的流浪者，他们难以挣脱资本霸权的藩篱。

然而，空间不仅是权力实施的场所，同时也是孕育抗争的场域。这些处于底层、强烈希望改变自己命运的年轻生命，作为空间的行动者是如何应对这种工厂体制的，则成为笔者下一步探讨的主题。

（责任编辑：徐澍）

作者：孙淑敏 宋晓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