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行政管理最优服务论文

2022-04-24

提要全面质量管理(TQM)是一种被企业界广泛采用的先进管理理念。通过确定税收管理模式要素,研究税收管理质量模式框架,本文分析在税收行政管理部门实施TQM的具体思路。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税收行政管理最优服务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税收行政管理最优服务论文 篇1:

浅谈如何提高税务行政管理效率

摘要: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税收行政效率处在比较低的水平上。本文从岗位设置、征管管理和加强监督三个方面提出了提高税务行政管理效率的见解。

关键词:税务 管理 效率

0 引言

在经济学中,效率是指资源配置问题,即如何运用有限资源满足人们的需要。效率,是为了使每个人收入最大化而针对资源配置或分配而言的,其核心是资源的优化配置。税务行政管理效率就是税收征管资源的配置问题,具体来讲,税收征管资源是在贯彻各项税收政策、提高纳税人遵从水平而开展的税收管理活动中能够起主体作用的各种资源的总称,特指对税收行政管理活动中所能够投入和控制的各项资源要素,这些要素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等。税务行政管理效率的核心是税收征管资源的优化配置,即是按照一定的原则、技术和手段,通过对各项税收管理资源在时间、空间和数量、结构等方面的配备和调整,以求取得最好的社会效果和最优的经济效果。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税收行政效率还处在较低的水平上,其中,税收征管人员人数较少,工作量较大,对企业以粗放型管理为主等现象较为突出。在此情况下,企业偷漏税现象时有发生,税款流失数额较大。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包括未形成统一的业务规范和操作规程,政务信息不够公开透明,上下级关系不对应导致重复工作等,这些都是存在于税务机关自身管理方面的缺陷。对于如何提高税务机关行政管理效率,本文提出以下三种途径和配套措施。

1 精简机构,推行“AB岗”

针对目前各地人员少、工作任务重的实际,按照精简、统一 、高效和人员向征管一线倾斜的原则,严格控制行政机构膨胀,将行政科室压缩,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每个岗位都配备互为AB岗的工作人员,使他们能够互相补位,保证纳税人的涉税事宜不因个别工作人员外出而受到影响。

2 提高效能,分类管理

为进一步提高征管质量和效能,使税款实征数量不断接近法定应征数量,在税收执法责任制上抓落实,在收入质量考核上严格工作流程、级次认定和收入督查,发现违纪行为坚决查处、坚决通报。在征管质量上分全年税收收入质量、税收政策执行情况、发票管理情况等七大指标开展执法督查。在此基础上,全面建立税收管理员制度,对纳税人实行“重点税源分行业管理,中小税源划片管理”的分类管理格局。一是将重点税源户按行业划分为房地产行业、建安行业、交通运输行业等十类企业,并分行业制订税收管理办法,在政策上、流程上、管理上为行业税收提供依据和操作规范,同时,对相关企业进行纳税辅导和跟踪服务。由专人对重点行业进行专业化管理和税源监测,使同行业纳税人享受同样的纳税服务,避免因管理人员的异同而产生政策执行上的偏差,节省人力、物力,企业税收管理更精确、更人性化;二是对中小企业税源“划片管理”,即按片区将中小企业划分给税收管理员,各管理员对自己所辖区域的纳税人从税务登记到纳税申报、发票管理、违章处理等进行全方位管理,从而进一步规范纳税人基本情况的收集、管理和利用,达到集中力量、统筹安排、行业比较的目的,减少大量的重复劳动,促進税源管理工作的科学化、精细化。

3 公开政务,加强监督

积极推行政务“六公开”,即公开行政职能和职责范围、公开工作依据、公开办事程序、公开办事时限、公开办事结果、公开廉政规定和监督办法。在此基础上,应建立健全行政监察制度,加强监察反馈,聘请义务监察员对履行职责、依法行政、工作效率、服务质量和廉政勤政的情况进行定期评议,并公布评议结果。

3.1 强化责任 在推行税收质量管理体系过程中,要严格执行《税收征管质量管理手册》等文本,认真开展内部审核、管理评审等质量管理活动,岗位人员严格按《岗位操作规范》操作,确保文件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和持续改进。强化干部职工在各个工作环节的责任,克服以往管理中存在的职责不清、内部协调不畅等问题,确立“职责明确” “过程控制”、“预防为主”、“不断改进”的税收业务管理新模式。

3.2 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必须严格按照政策、法规、制度规定的程序办事。一些工作失误、违纪问题的发生往往都出在工作程序不到位,忽略了程序上的必要监督上。因此,任何事情一定要严格按照程序来办,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推行税收质量管理体系可以依法界定执法职责,科学设定执法岗位,规范执法程序。同时,建立一套预防和处理不符合要求的行政执法业务的机制,解决传统的行政执法工作中存在的执法不严、执法随意性较大等问题,从规范行政行为入手,促进依法管理,真正实现有利于促进依法治税,有利于改善税收服务,有利于加强内部管理的目的,解决只重视工作结果,不重视工作过程的问题。

3.3 绩效管理 绩效管理是一种使组织所有人员的努力都集中到绩效目标上来,用最适当的方法、最短的时间、最少的费用取得最佳成果的一种管理方法。为确保税收质量绩效考核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实用性,在绩效考核过程中严格遵循如下原则:以绩效目标为导向、以客观公正为基础、以激励促进为目的、以多种方式为手段。应制订《推行税收质量管理体系工作方案》、《绩效考核办法》等相关制度。此外,还应组织人员对推行税收质量管理体系工作进行全面的内部审计,进行重点督查,解决税收执法业务不明确、制度建设不规范、管理水平不稳定的问题,进一步提高人员质量理念、服务理念、绩效理念,促进工作标准化、执法规范化、管理科学化。通过推行税收质量管理体系,一是初步树立起质量管理理念,大家在工作中逐步养成“时时想标准、事事讲标准”的良好习惯;二是岗位职责更加明晰规范。由于岗位分工明确,税务人员岗位意识明显增强,工作职责、工作标准更加明晰,工作推诿拖拉现象明显减少,工作主动性显著提高,可以改变以前一些单位“岗位不清、责任不明”的现象;三是基层税务部门的执行力得到增强。通过将各项税收管理制度分解整合到具体的税收管理业务和具体的岗位,便于操作执行和监督检查,税收管理工作做到“有章可循”。与此同时,通过开展体系内部审核活动和采取预防纠正措施,做到“有章必循、违章必纠”,解决过去税收管理工作有制度难落实、重布置轻检查的问题。

总之,各级税务机关应从努力改善自身管理水平入手,不断提高自身的行政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税务管理效率,圆满完成上级赋予的税收征管任务。

作者:马 琳 王遂设 文 杰

税收行政管理最优服务论文 篇2:

税收行政管理研究

提要全面质量管理(TQM)是一种被企业界广泛采用的先进管理理念。通过确定税收管理模式要素,研究税收管理质量模式框架,本文分析在税收行政管理部门实施TQM的具体思路。

一、TQM理念与行政管理

全面质量管理(简称为TQM)是二战后在西方企业中广泛采用的一种管理模式,是继“质量检验管理”和“统计质量管理”理论后出现的先进质量管理理论。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其ISO8402标准中对TQM的定义是:一个组织以质量为中心,以全员参与为基础,目的在于通过让顾客满意和本组织所有成员及社会受益而达到长期成功的管理途径。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用企业精神改造政府的呼声推动下,许多国家的政府开始将企业中推行的TQM理念运用于政府行政管理,行政管理全面质量管理模式应运而生。

这种模式可以表述为:将产品生产全面质量管理的基本观念、工作原则、运筹模式应用于政府行政机构之中,以达到行政机构工作的全面优质、高效;各级政府及其全体公务员通力配合,综合运用现代管理技术、专业技术和科学方法,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服务,最优地实现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系统管理活动。

二、税收行政管理工作质量分析

依据TQM理论,可以将税收征收管理的质量问题分为以下三方面:

1.税收征收管理业务的质量

指税收征收管理业务满足明确和隐含需要的能力的特性总和。主要包括功能性、合法性、合理性、准确性、时间性、文明性。

2.税收征收管理过程的质量

税收征收管理业务的完成都必须经历一个过程,而过程的每一阶段又可看做是过程的子过程。如税务行政处罚就要经过调查取证、审理、告知、做出处罚决定的过程。所以过程质量问题存在于任何税收征收管理工作。要保证税收征收管理业务的质量就必须对税收征收管理进行全过程的质量控制。

3.与税收征收管理有关的工作质量

除直接参与税收征收管理过程的工作外,税收征收管理业务的完成还需要一些与税收征收管理过程间接相关的工作的支持,如资源配备、人员培训等,由于这些工作之间的整体性,一项工作的失误可能破坏其他工作,从而影响到税收征收管理业务的最终质量。所以,对每一项工作,无论是直接相关还是间接相关,都必须认真对待,保证工作的质量。

三、基于TQM的税收管理质量模式框架设计

一般而言,税收行政管理质量模式的框架应包括如下几部分:

1.质量目标

质量目标是根据质量方针的要求,税务机关在一定期间内在质量方面所要达到的预期成果。质量目标必须是可以测量的,要清楚明确,要有时间要求。税务征收管理工作的质量目标一般可以用一定期间内的税务行政复议案件和税务行政诉讼案件变更、撤销数(率)、服务承诺兑现率、纳税人满意率等指标来表示,这些指标反映税收征收管理满足依法治税或优质服务要求的程度。

2.组织结构

组织结构是税务机关为行使其职能而建立的内部组织机构及组织机构的职责、权限及其相互关系。税务机关普遍有一套现存的较为完善的开展税务征收管理工作的组织结构。但为提高质量体系的有效性,应按现代质量管理的方法和手段对现行的组织结构进行优化。

(1)成立健全有力的质量管理部门,负责质量活动的计划、组织、协调、指导、检查、监督工作。确实无条件成立质量管理部门的单位,可将上述综合性质量管理工作分解到有关的综合性管理部门。

(2)合理分解质量职能。质量职能除上述综合性职能外,还包括策划、控制、改进等职能,对这些职能应进行合理的分解,明确各部门及部门工作人员的质量职责。其中,策划应由最高管理者负责,以质量管理部门为主,负责编制质量计划,包括方针、目标和实施计划。控制一般由质量管理部门牵头,各有关部门分工合作,即发现不合格、查找和分析原因并制订改进措施,该项职能应落实到各个部门。

(3)理顺各项质量活动的相互关系,明确各部门之间和工作环节之间的接口,确保质量活动的恰当衔接。

3.程序

程序是为进行某项活动所规定的途径。只有对直接或间接影响质量的主要活动程序做出规定,才能使各项质量活动能按正确的方法组织实施,并得到适当的控制和验证。典型的程序应包括以下内容:

(1)目的和范围:即开展此项活动的目的及活动所覆盖的领域;

(2)职责:为达到上述目的,由谁来实施此项程序;

(3)实施步骤:按逻辑顺序把实施流程和细节排列出来;

(4)文件:即实施此程序所依据的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

(5)记录:实施此程序所应制作的质量记录。

一般来说,税务机关应对以下质量活动规定程序:内部沟通、质量体系文件控制、质量记录控制、管理评审、资源管理、过程实现的策划、纳税人要求识别、税收征收管理要求的评审、与纳税人沟通、采购控制、税收征收管理运作控制、标识和可追溯性控制、内部质量审核、不合格控制、数据分析、采取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

4.过程

过程是将输入转化为输出的一组彼此相关的资源和活动。质量体系是通过过程来实施的。为了建立和实施一个有效的质量体系,税务机关应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确定有哪些过程。过程和程序是密切相关的。质量活动是通过程序规定的途径和方法来进行的,而过程又是通过这些质量活动加上投入的资源来实现的,因此,程序是确保过程得以实现的前提。如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定过程涉及到纳税人要求识别、评审、标识、质量记录控制等多项质量活动,这些活动都是通过程序规定的途径和方法来开展的。税务机关现有的税收征收管理过程可以分为税务登记、资格认定、减免税管理、发票管理、证明单管理、其他税务管理、纳税申报、税款征收、税务行政处罚、税务稽查等10大类,其中每一大类还可以细分若干个小类。

四、税收管理TQM模式要素确定

1.内部审核

根据此要素的要求,税务机关应定期进行内部审核(一般每年不少于2次),以确定质量管理体系是否符合标准的要求、是否得到有效地实施和保持。为此,应制定内部审核程序,规定实施审核、确保审核独立性、记录结果并向管理层报告的职责和要求,对审核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采取纠正措施。

2.过程的测量和监控

此要素要求采用适当的方法对满足顾客要求所必需的实现过程进行测量和监控。税务机关可采取不定期现场抽查的方法对过程进行测量和监控:各部门负责人负责对本部门的过程进行现场抽查,管理层负责对整个单位的过程进行现场抽查。另外,税收执法检查,也不失为一种监控过程是否符合规定要求的好方法。

作者:谢娟

税收行政管理最优服务论文 篇3:

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因素分析的探讨和反思

摘 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涉及民生和经济发展命脉的重要领域,也是追求最优社会效益的基本所在。从影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因素分析为着力点,对如何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行理性的思考和反思,从政府购买、城乡二元化、城市内差异三个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

关键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内涵;政府购买;城乡二元化;城市内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秉承社会发展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轨迹,从“发展是第一生产力”到“始终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转为高质量发展阶段,从狠抓经济的执政理念到着眼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方略,凸显了政府执政能力的提高和为人民服务的施政方向。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加大国家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加快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重点用于中西部地区,尽快使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得到改善,逐步缩小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从二○二○年到二○三五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天津市新农村建设布局规划(2011—2020年)》提到:“力争到2020年,新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覆盖率达到100%,市政基础设施覆盖率达到80%以上,农民就业率达到85%及以上”。这些政策表明,政府已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列入重点施政规划。

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相关概念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涉及民生和经济发展命脉的重要领域,也是追求最優社会效益的基本所在。在普遍理解中,基本公共服务可以解读为以政府为主导,在以经济发展为基本的衡量标准下,在一定的国情和财力背景下,面向全体社会成员,在相应的财政体制改革的推动下,借助私人和市场力量,提供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标准的、最终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物品和基本公共服务。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涵盖公共设施、公共医疗、文化教育和环境保护等。

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公共产品或者服务,从公共产品属性来说是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从字面上理解,就是我们所说的“纯公共物品”,其提供初衷是满足公众需求,属性上完成了均等化,然而在实际生活中,由于政府财政的供给成本较高,需要和市场结合,以政府购买的服务外包的形式来支持市场第三产业的扩展,于是就产生了大量的具有公用服务性质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处于纯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间的“混合公共物品”。其均等化是指面对全体社会成员,以满足人们对公共资源最低需求的公共服务。服务,从抽象上来说,是指非物质形态的对象活动,比如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保障、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等无形的服务,在现实生活中,多见广义的服务,包括无形的公用服务类活动和有形的公共产品。比如公益捐款、交通设施等,是不以营利为目的,但可以以低价为公众提供可持续的服务。而这种公共利益的享有者,包括公民、企业和合法的能动体,在充分地享有了公共服务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时,政府部门才算在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能中真正承担了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

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要素

1.政府购买

基本公共服务不是商品,不以营利为目的,其服务的客体是公用资源,是无偿、共享的公共行为,但是在现实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由于公共资金的缺乏、资源有限、服务主体的单一、“大政府、小社会”的倒三角式管理模式,使得社会公共资源已经越来越满足不了民众对服务质量的普遍要求。同时,公共资源越有限,也就越容易出现服务的非均等化。

公共政策的科学设计是确保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保障,我们要建立起服务型政府,关键要在解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上下功夫,公共政策在价值导向、利益分配、角度方式、路径选择、行为标准、监督规范等方面指明了方向,是维系社会公共服务的标杆。政府购买作为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公共政策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充分条件。

政府购买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专业化服务的门槛,也缓解了政府管辖实务范围过大的压力。透明化的招标购买,使得专业化、多样化、差异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成为可能,在提供低成本、高质量服务中,竞争性是最大的优势。但是公共财政从产生之初,就是以市场失效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政府可以购买的只能是那些不可分割的、消费非竞争性的、受益非排他性的纯公共服务,不能替代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因此解决当前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突出问题需要政府通过多元化的渠道来实现,政府购买只是政府多元化提供公共服务从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个重要方式,而不是唯一方式。

政府购买模式一开始在上海作为试点推行,这一做法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其他地方政府借鉴这种模式并大力探索与民间组织机构合作培育公共服务新领域。政府鼓励、支持中介组织、民间组织参与公用项目的实施,提高了资本运作的效率,提升了公共服务的质量,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民众参与公共事业的渠道。但在实施层面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方面在竞价阶段,政府采购公共服务的资金尚在政府预算编制中,不能向社会公开,导致信息的不透明,容易使得参与机构由于不了解而产生竞争的不公平。另一方面,由于缺少相应的规章制度,容易产生法律漏洞,让不法商贩有机可乘,而且在购买关系上,政府的单向主导、低成本的购买、权职介入使得双方关系不平等。

为了解决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问题,地方政府还是要立足地方实践,在建立契约、引入竞争、改善流程的层次上完善其购买模式。厘清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购买职责,做好贯彻落实中央布局、规划,结合地方特色、注重实施监督的采购工作。在政策规划中,明确已有立法和细化流程,保障招标公开透明,重视民间组织的独立性,完善购买咨询服务,确保基本公共服务设备的质量和受众的普及面。在监督执行中,加强严格审批的内部监督和多元化的外部监督,引入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和社会媒体监督,建立科学有效的绩效评估机制。

2.城乡二元化

计划经济消弭,市场经济的兴起使得产业重心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变,城乡二元化的结构逐渐形成,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非均等化方面尤为显著。城乡间经济结构差异,社会发展分化导致城乡对基本公共服务需求的两极化。对于仍以农业为重的农村来说,其需要的基本公共服务多同农业生产和发展相关联,比如农业设施同科技的投入、林业防护、病虫防害、水利建设等基础性需求,而反观城市,作为以工业振兴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枢纽,它所需要的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集中在城市交通、城市设施规划等现代化行业。

除了需求差异的影响外,全球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由于国际技术等级升级和中国同国际接轨的快速发展,国内生产力已经由依赖劳动力密集型向人才科技型转变,而拉动经济的马车在快速奔驰中,已经由掌握经济命脉的稳定型农业向第二和第三产业倾斜,从而导致政策的制定更加配合擅长在第二第三产业有所发展的城市的崛起。市场经济在这一阶段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大量的社会公共资源,比如基础教育、基础医疗、住房的分配、养老的保障等,越来越偏向城市,远离农村的时候,渐渐扩大在收入分配上、在区域协调上、在行业前景上的城乡基本公共资源分配不均等。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权责上模糊,中央政策方针面向全国性服务,地方还要兼顾匹配地方特色的服务建设,对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缺乏过多的关注,而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过程中,层级之间的事权逐步下移,导致农村的基本公共服务主权从市政府到乡政府,当然为乡政府无形中增加了财政上的负担。尤其是,在实际中虽然市政府加大了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保障制度,在供应中缺乏体制框架的束缚和体制上的保障,会导致服务质量的下降或者中断。而且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管轄上的财、事权完全相逆,财政的决定权在中央,但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在地方,这样就会导致地方政府的收支不匹配,在教育、医疗、科技、农业发展等投入和保障上负担很重。这就需要中央在财政制度的改革上加大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量,加大税收返还额度,加大体制补助力度,完善相应的财政顶层设计。

分税制和税费改革使得农村财政陷困局,农村在层级关系格局中位于基本层,由于分税制导致了乡镇政府的财政共享比例最低,影响了乡镇政府的财权利益,难以加快农村的社会经济运行。而出于对减少农民的赋税压力的美好意愿,在减免农民的税收之后,使得本就拮据的农村财政更加捉襟见肘,再加上农村积极响应中央设定追求经济的指标后,加大力度提高在经济增长更显著的升级指标上,对于基本公共服务这种周期长、效果慢的项目必然缺乏必要的关注,因而建设农村的基本公共服务的成本资金非常有限,更不要说服务保障了,加之基础设施作为服务硬件更显而易见,成效更显著,也就间接弱化了其软性服务。乡镇政府在体制构架上承接了中央,部分机构职能相似,花费了大量不必要的行政开支。因此,要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就必须打破这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构架,要从以人为本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为逻辑起点,按照农民的需求喜好来制定政策,赋予农民充分的自主表达权,充分实行村民的民主自治,并且改变乡镇政府作为特殊发展客体的绩效考核,独立设立绩效的软性指标,以长期发展为主,短期发展为辅,从城市考核中独立出来,真正制定农民所想、农民所需、农民所愿的惠民政策。

3.城市间差异

城市作为国家组成的基本单位,其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是衡量这个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标准。与城乡二元化的公用服务能力差别不同,研究城市差异导致的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因素和解决方案角度完全不同。城市的发展基础在改革开放后,除了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在中央政策优惠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其他的大部分城市的起步基本上是一致的。对于城市间差异的探讨,由于城市结构的发展路线基本遵循经济—民生—文化的路线,因此在研究城市间差异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系时,主要还是侧重于高等教育、医疗水平、保障覆盖面乃至智慧城市的建设上。

基础教育、基础医疗由于国家强制的制度保护,导致城市在基础性公共服务配置上,以强制性的方式进行硬性配比,城市间的差异性并不大,基础教育、医疗设施的基本配备基本覆盖全部城市。如果说有相对性的不同,那么就体现在师资水平上。如果说城市的文化氛围以大学质量来评价的话,高校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各研究院所的数量和质量可以说是评价一个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公共文化服务在特性上来说体现的是文化公益性,其延伸的内涵是在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上建立起来的,只有一个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的起点高,其公用文化服务的标准才会更胜一筹。保障覆盖面可以说是衡量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建设高低的标准,从逻辑发展角度来说,城市的公共服务起点必然会从基础设施的硬性投入做起,这也是对基本公共服务最基本的理解和实现,只有硬性标准达标甚至超前,其软性指标才会提上日程,才会考虑公民基本保障制度的完善,比如低保户的生活水平体现了城市生存难度系数,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城市的生活幸福指数,从侧面展现了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当然,低保制度的例子只是公共文化服务的最低标准,更高水平的评价是我们一提再提的智慧城市建设,智慧城市的基准线是建立在基本公共服务的完善程度上的,其建立的前提必须是以高度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为依托,上海作为智慧城市发展良好的一座城市,其依靠的根基就是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任何一个社区周边都遍布便利的交通设施,使得居住区同商业区的规划无缝衔接,道路设施完备,高等学府鳞次栉比,科研院所类别详尽,医疗基本全覆盖,高水平的医疗配备一应俱全,世界瞩目的世博会在此盛大召开,吸引了全世界的人们来此感受世界文化气息。

从宏观上来看城市间的差异导致的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全国城市之间的发展基本上是依托于中央基本政策上相互独立的,发达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能力起点明显高于其他发展中和落后城市。从区域的角度来看,沿海东部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明显高于中西部,从决定因素看,经济发展好的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更高,行政级别高的城市获得的政策优惠越多,占有的基本公共服务更丰富。从基本公共服务的种类来分析,基础性的教育、医疗等差异在城市间不是很明显,有差异的集中在公共文化领域,比如高等教育和医疗等差异较大,还包括社会保障的差异也很大,比如北上广的最低保障标准明显高于中部等城市。

如何使得城市间并驾齐驱,发展步调不相伯仲,还需要立足中国实践和国内外经验,可以学习社会基础保障差异较小的经验,由国家制度来提供保证,在制定统一标准下,根据各个城市的发展特色细化准则,由中央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和人才配置中西部倾斜等特殊政策,由地方执行,中央的外部部门进行监督。当然,这种基本公共服务的部分还是强调市场失效的政府主导作用的,形成发展城市的凝聚示范作用,扶持产业结构相似的发展中城市提升的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弱化差异,共同发展;另一部分是要强调市场为主体发挥基础性配置作用,激励发达城市的先试先行,开拓基本公共服务的创造潜力。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城市的容纳量比例,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城市的人口容纳量也会相应增加,也要提前规划好相应的基本公共资源的增加、服务质量的保持,使得城市中的每一个人都在为城市做贡献的同时,享有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力争扭转由城市治理强度决定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局面,实现同城市人口容纳量相匹配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三、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反思

基本公共服务,从财政角度上看,是产生公共支付行为,从政治意义上看,是出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考虑,每个人虽然其原始积累不同,资源禀赋不同,但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和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权,对于社会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是平均化,平均化是以物的平均分配为基准,按照人口底数来分,并没有考虑到人的个性特征和个性需求。均等化则是以人的主体感受需求作为基准,按照不同人的不同需求来达到一样的幸福感受。平均化强调的是结果上的平均,以绝对数量来衡量标准;均等化则强调的是过程中的平等,是人文关怀的社会性活动,以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相对均等来衡量标准。平均化的主体是市场失效的静态的政府垄断行为,单方面根据物量进行分配,忽略了公民这一客体的需求偏好;均等化的主体是衡量动态的政府与公民双向供需来制定政策导向,并且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政府才能在双向导向中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充分发掘每个人的自我价值。平均化所匹配的财政力忽视了制度同具体实际的协调,使得消费需求更加不均衡,均等化所匹配的财政力需要以制度优化为基础来实现公共支付转移、公共支出比例、政府职能优化。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了人与人之间资源差异,以实现全面发展,最终达到每个社会成员享有表达基本需求的权利,并能够依照基本需求偏好来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权利。政府作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主体,应该做好制度的顶层设计,健全相关的法律机制和監督机制,保障财政制度合理分配。在体制改革中,政府应激活市场,发挥市场的基础性配置作用,建立与市场运行和社会需求相匹配的服务体系和评价标准,从而实现公平正义、社会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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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石 银)

作者:王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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