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经验研究论文

本文从法学和逻辑学的角度研究了民事司法中的经验推理。主要观点是：经验是人们所认同的基本常识，是社会生活中反复出现的常态现象，当法官运用经验性命题为推理理由，以确定案件事实和寻找法律依据的时候，法官就在使用经验推理；民事司法中，法官认定案件事实的“自由心证”、法律适用中的“类推适用”和“判例法”都是经验推理的运用。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司法经验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司法经验研究论文 篇1：

会计稳健性经验研究综述

摘要：会计稳健性作为会计确认与计量的基本原则之一，长期以来对会计实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在近年来表现出逐渐增强的趋势，是衡量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本文通过对国内外会计稳健性经验研究成果的梳理和分析，讨论了近年来这一研究的进展和成果，同时对研究成果的优缺点进行了分析和评述，以期为今后更加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提供帮助。

关键词：会计稳健性 经验研究 文献综述

会计稳健性的讨论已经具有相当长的历史，这些研究对于会计理论和实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真正关于会计稳健性的经验研究成果直到Basu（1997）一文的出现才开始兴起。通过对国内外关于会计稳健性的经验研究成果的分析，本文将这一领域近年来的发展和成果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并对国内外关于会计稳健性的经验研究文献进行回顾、分析。

一、会计稳健性经验研究述综

（ 一 ）会计稳健性存在性研究

Basu（1997）开创性地对会计稳健性进行了经验研究，发现盈余对负股票收益率的敏感性强于对正股票收益率的敏感性，并且正的盈余变化的持续性强于负的盈余变化的持续性，这些结果证实了美国上市公司的会计盈余具有稳健性特征。国内关于会计稳健性的经验研究始于Ball等（2000），他们检验了1992年至1998年样本公司后发现，无论采用国内会计准则还是采用国际会计准则，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报告都没有表现出盈余稳健性特征。这说明仅靠强制采纳高质量的会计准则并不能产生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更重要的是要相应地改善诸如法律体系之类的制度环境。李增泉和卢文彬（2003）通过研究1995年至2000年的样本公司后却发现盈余对负股票收益率的敏感性强于对正股票收益率的敏感性，并且正的盈余变化的持续性强于负的盈余变化的持续性，从而证实了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盈余已经具有稳健性特征。针对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盈余已经存在稳健性特征的结论，李远鹏和李若山（2005）、曲晓辉和邱月华（2007）、毛新述和戴德明（2009）以及肖成民和吕长江（2010）进行了进一步讨论。李远鹏和李若山（2005）发现，当没有控制亏损公司时，上市公司的会计盈余总体上表现出了稳健性特征，但是当控制了亏损公司之后，盈利公司的会计盈余并没有表现出稳健性特征，而亏损公司的会计盈余仍显示出了稳健性特征。这说明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是由于亏损公司的“洗大澡”行为造成的。曲晓辉和邱月华（2007）对《企业会计制度》实施期间的样本公司进行分析后也发现了与李远鹏和李若山（2005）同样的现象，由此得出与Ball等（2000）相同的结论，即单纯转变会计准则并不能改善会计信息的质量，还必须附以相配套的强有力的法律和执行机制。此外，曲晓辉和邱月华（2010）根据样本公司通过“洗大澡”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强弱对总体样本进行分组后研究发现，具有较强的“洗大澡”盈余管理动机的样本公司的会计盈余的稳健性特征最明显，而“洗大澡”盈余管理动机较弱的样本公司的会计盈余则没有表现出稳健性特征，或者甚至表现出了激进的稳健性特征。并且，会计稳健性较强的样本组，其用操纵性应计项目等指标衡量的盈余质量却较低。因此，她们认为，我国上市公司总体上的会计稳健性特征可能只是“洗大澡”盈余管理行为所导致的稳健性表象，单纯以会计稳健性的强弱来衡量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高低未必是合适的方式。但是，毛新述和戴德明（2009）的研究发现却不同。以会计制度改革作为研究背景，他们在检验了会计稳健性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内在关系和相互影响后发现，在扣除操控性应计项目之后，上市公司会计盈余的稳健性特征与企业会计制度中稳健性原则的应用程度具有很强的相关关系：当会计制度强化稳健性原则和限制公允价值的使用时，公司高估会计盈余的水平得到了显著降低；当会计制度弱化稳健性原则和扩大公允价值的使用时，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则发生了显著性的提高。并且，从总体来看，经验证据不足以证明上市公司的“洗大澡”行为是由会计稳健性的提高所导致的。他们认为，这些经验证据正说明会计稳健性有效地改善了上市公司会计盈余的质量。

（ 二 ）会计稳健性时序变化研究

Basu（1997）在Kothari等（1989）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检验了从1963年至1990年间美国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随着审计师法律责任风险的不同而发生的变化，发现在审计师面临的法律责任风险比较低的时期，美国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水平也较低，而在审计师面临的法律责任风险比较高的时期，美国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水平相应也较高。这一发现说明及时确认损失可以减少审计师面临的诉讼风险，从而为诉讼是会计稳健性成因之一的观点提供了经验证据。Givoly和Hayn（2000）研究了1950年至1998年间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的变化趋势。通过检验会计盈余、现金流与应计项目的时序特征，他们证实美国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在这近五十年间表现出了逐渐增强的趋势。Lobo和Zhou（2006）研究了《萨班斯——奥克斯法案》（Sarbanes-Oxley Act）颁布前后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的变化。他们发现，由于《萨班斯——奥克斯法案》要求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CEO/CFO）对公司的财务报告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保证，这提高了公司CEO和CFO面临的诉讼风险，因此，在该法案颁布之后，美国上市公司采取的会计政策更趋稳健，会计盈余表现出了更强的稳健性特征。这一经验证据也表明诉讼是会计稳健性的成因之一。在我国，曲晓辉和邱月华（2007）考察了随着会计制度的变迁，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的变化。他们发现，1995年至1997年间，上市公司的会计盈余不具有稳健性特征。1998年至2000年间，《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的实施也并未实质性提高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水平。而2001年至2004年间，《企业会计制度》的实施则显著提升了上市公司会计盈余的稳健性。此外，赵春光（2004）以及陈旭东和黄登仕（2006）也发现从1998年《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实施之后，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水平有了明显提高。这些经验证据表明，在我国，会计管制是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产生、存在和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 三 ）会计稳健性国家（地区）间差异研究

Ball等（2000）最早研究了普通法系（Common Law）国家与成文法系（Code Law）国家之间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的差异。他们认为，在成文法系国家，政府制定会计准则并负责会计准则的实施，政治过程促使公司中形成了利益相关者型的治理模式（Stakeholder Government Model），公司经理人可以与利益相关者通过私下交流的方式来解决信息不称问题，因此，市场对稳健会计信息的需求较小。而在普通法系国家，公司中存在标准的股东型的治理模式（Shareholder Government Model），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主要通过向公众公开披露会计信息的方式解决，因此，市场对稳健会计信息的需求较大。通过将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作为普通法系国家样本而将法国、德国和日本作为成文法系国家样本进行检验后，他们发现普通法系国家的上市公司会计盈余的稳健性强于成文法系国家的上市公司会计盈余的稳健性。而且，他们还发现，由于英国的会计管制较少、法律诉讼风险较小且公司公开发行债券较少，因此，在普遍法系国家中英国公司的会计稳健性较弱。Pope和Walker（1999）研究发现，英国和美国虽然同属普通法系国家，但Ball等（2000）却得到英国公司会计盈余的稳健性弱于美国公司会计盈余的稳健性的结论，这是因为Ball等在用Basu（1997）盈余——股票收益率模型衡量稳健性时使用了扣除非经常项目后的会计盈余。如果在衡量稳健性时采用包含非经常项目的会计盈余，英国公司则表现出了比美国公司更强的盈余稳健性。这说明英国公司虽然会对坏消息进行及时确认，但对不同类型的坏消息进行确认时，及时程度存在差异。Ginger和Rees（2001）比较了欧洲普通法系国家（英国）与成文法系国家（法国和德国）之间公司会计盈余的稳健性的差异。他们发现，在欧洲，普通法系与成文法系国家之间公司会计盈余的稳健性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结果与Ball等（2000）的发现并不一致。Garcia Lara和Mora（2004）比较了欧洲八个国家（即属于普通法系的英国以及属于成文法系的德国、法国、瑞士、荷兰、意大利、西班牙和比利时）之间公司会计盈余的稳健性的差异。他们也发现，在欧洲，除德国外的普通法系国家与成文法系国家之间公司会计盈余的稳健性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一发现进一步支持了Ginger和Rees（2001）的结论。Garcia Lara等（2005）则为Ginger和Rees（2001）及Garcia Lara和Mora（2004）的研究发现找到了原因。他们发现，在控制操控性应计项目对会计盈余的影响之前，属于普通法系的英国和属于成文法系的法国与德国之间公司会计盈余的稳健性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在控制了操控性应计项目对会计盈余的影响之后，英国公司会计盈余的稳健性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而法国和德国公司会计盈余的稳健性发生了显著降低，并且明显低于英国公司会计盈余的稳健性。因此，他们认为，Ginger和Rees（2001）及Garcia Lara和Mora（2004）之所以发现欧洲普通法系国家与成文法系国家之间的会计稳健性不存在显著差异，其原因在于成文法系国家中公司管理人员的盈余管理行为影响了会计稳健性的度量。Ball，Robin和Wu（2003）研究了东南亚四个国家和地区（即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特征。他们发现，虽然这四个国家（或地区）的会计准则体系源自于普通法系（Common Law），但实际上这四个国家（或地区）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水平并不比成文法系（Code Law）国家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水平高。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会计准则并非是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决定因素，审计师和公司管理人员的动机才是决定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因素，而审计师和公司管理人员的动机又因不同国家中市场力量和政治力量的不同而存在差异。Bushman和Piotroski（2006）在国家层面上研究了司法体系、证券法律、政治经济和税收体系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司法、证券法律、政治经济和税收体系会影响公司管理人员、投资者、监管者以及其他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动机，这些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动机进而会影响公司财务报告的稳健性特征。通过一系列的证实检验他们发现，在投资保护好且司法公平性强的国家、法律执行力强的国家以及政府干预经济较少的国家中，公司的会计盈余的稳健性较强。Ball，Robin和Sadka（2008）在国家层面上研究了权益市场和债务市场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他们用22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在债务市场越发达的国家，会计信息的稳健性特征越明显，而权益市场的发达程度却对会计稳健性没有产生显著影响。这一结果说明会计稳健性的产生主要源自于债务市场的需求而不是源自于权益市场的需求。

（ 四 ）会计稳健性公司间差异研究

在解释会计稳健性的成因时，Watts（2003a）指出债务契约是导致会计稳健性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有众多国内外学者研究了债务契约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针对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债权人与股东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因为公司向股东过度分配股利会侵害债权人的利益。Ahmed等（2001）研究发现，公司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越严重，公司的会计稳健性越强。Choi（2007）考察了美国小公司的银行贷款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的银行贷款越多，会计稳健性越强。这些经验证据直接说明债权人存在着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Nikolaev（2010）研究了债务契约条款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债务契约中常包括一些限制债务人行为的条款，这些条款是否能够有效发挥作用取决于公司的会计信息是否稳健。因为只有及时确认损失的稳健会计方法才能促使债务人违反债务契约条款的规定，及时对债权人的利益形成保护。他们发现，债务契约中的条款规定越多，公司的会计稳健性越强。并且，广泛使用债务契约条款的公司在发行债券之后，会计盈余的稳健性有了明显提高。Beatty等（2008）认为，债权人对稳健性的需求既可以通过要求公司提供稳健的财务报告得到满足，也可以通过在债务契约中制订更多的稳健性条款得到满足。但是，他们却发现公司财务报告中的稳健性与债务契约中的稳健性条款显著正相关，这说明仅仅增加财务报告的稳健性并不能满足债权人对稳健性的需求，还需要在债务契约中加入更多的稳健性条款进行补充。在我国，孙铮等（2005）、何贤杰等（2008）、刘运国等（2010）、徐昕和沈红波（2010）等也研究了债务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通过实证检验后，他们都发现，公司的债务比重越高，公司的会计政策越稳健。此外，孙铮等（2005）还研究发现，当公司的盈利能力下降时，公司会被债权人要求采取更加稳健的会计政策，并且，相对于非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在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中，债务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程度更小。这说明债务具有增强公司会计稳健性的作用，但是，公司盈利能力和股东性质会影响债务的这种治理作用。刘运国等（2010）则进一步考察了债务期限结构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他们发现，短期借款比重较大和长期借款比重较小的公司会被银行要求采取更加稳健的会计政策。并且，不同期限的债务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的公司之间也存在差异，短期借款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在私有产权控股的公司中更加显著，而长期借款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在国有产权控股的公司中更加显著。何贤杰等（2008）通过检验债务期限结构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后发现，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的增加都有增强公司会计稳健性的作用，但是短期借款的作用更明显。并且，对于国有企业，只有短期借款的增加会促进公司会计稳健性水平的提高，而对于非国有企业，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的增加都能促进公司会计稳健性水平的提高。他们认为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国有企业的长期银行借款是政府干预之下的政治性贷款，因而银行对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较低。Chen等（2010）则考察了不同类型的银行对公司会计稳健性影响。他们发现，由于国有银行与非国有银行不同的目标，国有银行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追求政治目标，因此向国有银行贷款越多的公司，其会计稳健性越弱。徐昕和沈红波（2010）研究发现，首先，银行债务的比例越高，银行可以发挥出更好的监督效应，因此，公司会计盈余的稳健性水平越高。其次，无论公司的银行债务是短期债务还是长期银行，银行债务都会对公司的会计稳健性产生显著影响。但是，由于银行对公司的长期贷款受到政府的较多干预，因而对公司的约束作用有限，而银行对公司发放短期贷款的决策相对独立，因而对公司具有更强的监督和约束作用。再次，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行，我国银行债权的监督效率的不断提高促进了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的不断增强。

二、会计稳健性经济后果研究

（ 一 ）会计稳健性与盈余质量

Penman和Zhang（2002）研究了稳健会计方法对盈余质量的影响。发现当公司增加投资支出时，会计稳健性会使公司的报告盈余偏低，同时创造了未记录的盈余储备。公司管理层可以在需要时通过操纵这些盈余储备来提高报告盈余，如通过减少投资支出释放这些盈余储备来提高报告盈余。这说明稳健的会计处理方法降低了盈余的可持续性，会损害盈余的质量。Bandyopadhyay等（2010）研究发现会计稳健性增加了当期盈余对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测能力，但是却降低了当期盈余对未来盈余的预测能力，并且会计稳健性这两方面的作用相互影响，最终降低了股价与会计盈余的相关关系。认为会计稳健性损害了会计盈余的有用性。

（ 二 ）会计稳健性与债务契约

Ahmed等（2002）用公司的债务评级作为债务成本的代理变量，研究发现，公司的会计稳健性越强，公司的债务评级越好，这为会计稳健性可以降低公司债务融资成本提供了间接的经验证据。而Zhang（2008）则直接用利率来衡量公司的债务成本，并证实，如果债务人的会计信息具有稳健性特征，债权人在债务契约中的利益可得到有效保护，因此，在订立债务契约时，债权人便会降低契约债务的利率，使债务人可以以较低的成本使用债务资金。此外，Zhang（2008）还证实，由于债务契约的订立常常以债务人的某些会计指标为依据，及时确认损失会加速债务人会计指标的恶化，因此，会计稳健性可以加速促进债务人违反债务契约条款的规定，及时向债权人发出违约信号，保护债权人的利益。Zhang（2008）的经验证据说明在债务契约的订立与执行过程中，会计稳健性可以使债务人获得事前（ex ante）收益而使债权人获得事后（ex post）收益。

（ 三 ）会计稳健性与权益成本

Francis等（2004）首次研究了权益成本与公司一系列盈余特征之间的关系，发现会计稳健性对公司的权益成本没有影响。Garcia Lara等（2011）通过被相关文献广泛使用的资产定价检验（Asset-pricing tests）方法来间接检验会计稳健性与权益成本的关系，他们同样也得到了会计稳健性可以降低公司权益成本的结论。此外，Li（2009）还在国家层面上研究了会计稳健性对权益成本的影响。在控制不同国家间制度环境的差异后，Li（2009）发现在会计稳健性较强的国家，公司的权益成本较低。

（ 四 ）会计稳健性与信息不对称

Wittenberg-Moerman（2008）研究了会计稳健性降低二级债券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程度的作用。他们发现，由于及时确认损失的会计原则不仅有助于改善债务契约效率，而且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效率，因此，会计稳健性降低了二级债券市场中的买卖价差。这一结果为会计稳健性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的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Hui等（2008）研究了会计稳健性与公司管理层发布盈余预测信息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会计稳健性越强的公司，管理层发布的盈余预测信息越少。而且，会计稳健性越强的公司，管理层发布的盈余预测信息的详细程度越低，预测信息的时间跨度也越小。这说明会计稳健性可以作为管理层预测信息的替代机制降低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 五 ）会计稳健性与投资效率

Francis和Martin（2010）研究了会计稳健性对公司并购行为的影响。他们发现，由于及时确认损失可以约束公司管理人员的过度投资行为，因此，会计稳健性越强的公司在宣告并购行为时的市场反应越好，在并购后的经营业绩越好，并且在并购后又出售被并购公司的可能性越上。这说明会计稳健性可以促进公司做出能够带来收益的并购决策，提高投资效率。

（ 六 ）会计稳健性与股东利益

Kim和Pevzner（2010）用公司会计盈余未能达到分析师的预期、公司会计盈余发生减少和公司分配的现金股利发生减少作为公司负面消息的代理变量，检验了会计稳健性与公司在未来出现负面消息可能性的关系。他们研究发现，会计稳健性越强，公司在未来出现负面消息可能性越小。这说明会计稳健性可以向处于权益市场中信息劣势的股权投资者间接提供关于公司情况的信息，减少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

三、结语

本文对国内外已有的关于会计稳健性的经验研究进行回顾后认为：现有的研究集中于条件稳健性的文献较多，而研究非条件稳健性的文献很少。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正如Xu和Lu（2008）所说，即非条件稳健性所导致的盈余向下偏差（Downward Bias）是已知的并且是可调整的，因此，这种稳健性对契约效率的影响很小。并且，如果这种偏差由于随意操纵（Arbitrary Discretion）而难以评估，这种稳健性甚至会对契约效率产生负面影响。而条件稳健性是对经济损失进行及时的会计确认，能够增进债务契约、薪酬契约和公司治理等的效率，因而是高质量会计信息的重要标准之一。所以，本文也继承众多学者的研究重点，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条件稳健性进行研究。关于会计稳健性的存在性及时序变化，我国学者已经充分利用我国特殊的会计准则改革进程和资本市场制度规定对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盈余究竟是否存在稳健性特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并从盈余管理的角度提供了不同的解释。以Watts（2003a）提出的关于会计稳健性的四个方面的成因作为基础，国内外众多文献考察了会计稳健性的截面差异，为不同国家（地区）之间及不同公司间存在的会计稳健性的差异进行了解释，并提供了经验证据。但是，对于会计稳健性的经济后果，相关的经验研究却比较少。特别是在我国，到目前为止还鲜有关于会计稳健性经济后果的经验研究文献发表在高水平的学术期刊。鉴于高质量会计信息的最终目标应是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的有效运行。因此，本文将试图在一定程度上填补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利用我国特殊的制度规定和信息披露要求，从公司投资和融资的角度研究会计稳健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从而为会计稳健性的经济后果这一研究领域提供我国的经验证据。在会计稳健性的公司间差异这一研究领域，独立审计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国外学者从包括会计师事务所特征、会计师事务所非审计服务、审计变更、审计任期和审计师行业专长等从多角度对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研究。但是，在我国，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仍然仅仅是将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作为唯一的研究视角。因此，未来的研究通过对我国特殊的制度规定和信息披露要求，研究签字注册会计师任期和强制轮换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将进一步丰富国内在这一研究领域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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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Ball， R.， Kothari， S. P.， and Robin， A.， The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Factors on Properties of Accounting Earning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0.

（ 编辑 聂慧丽 ）

作者：雷梦

司法经验研究论文 篇2：

民事司法中的经验推理

本文从法学和逻辑学的角度研究了民事司法中的经验推理。主要观点是：经验是人们所认同的基本常识，是社会生活中反复出现的常态现象，当法官运用经验性命题为推理理由，以确定案件事实和寻找法律依据的时候，法官就在使用经验推理；民事司法中，法官认定案件事实的“自由心证”、法律适用中的“类推适用”和“判例法”都是经验推理的运用。

[关键词]民事司法；经验推理；法律推定和推论；内心确认

李顺万(1952—)，男，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哲学和法律逻辑学。(重庆 401120)

经验、经验法则在司法中的作用是法学家们感兴趣的问题。但把法官经验当作推理来研究，目前尚没有学者论及。本文从法学和逻辑学的角度对经验推理及其特征、经验推理在司法中的作用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以期引起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一、经验、经验推理及其特征

学者们对经验的界定是有区别的，如我国台湾学者陈朴生先生认为：“盖经验法则，系本吾人生活之经验，而为判断证据证明力之基础，且非事理所无，并在客观上应认为确实之定则。”[1]这是“经验则”或“经验法则”之通说；还有如：“经验并非由法律加以具体规定，而是由一般人所认同的、基本常识性的生活经验，该生活经验是生活中反复出现的常态现象，具有在一般生活中普通意义上的典型特征。”[2](P340)本文把这种界定称之为“常态说”。“常态说”理解的经验外延相对较宽，更符合司法实际。在司法实务中，当法官运用经验性命题为推理理由，以推导案件事实和寻找裁判法律依据的时候，推理就不是逻辑理性而是经验的，这种以经验内容为前提构成的推理就是经验推理。司法经验推理具有如下特征：

(一)司法经验虽然不是法官对司法实践的理性认识，但大多数经验确实反映了事物之间的常态联系，这是司法经验可以被当作公理或“确实之定则”来使用的根本原因

应该看到，司法经验的形成是在司法实践中通过法律人观察、体验、比较分析后确认，通过归纳推理得到的，其实践性强但逻辑性相对较弱。如《民法通则》对下落不明的人死亡的推定，根据常理，下落不明的人存在死与生两种可能，死的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具有更高的盖然率，立法者根据多数人的经验作出规定，超过一定年限，法院可根据利害关系人要求宣布下落不明的人死亡。

(二)经验性命题按盖然性程度以及适用范围不同可分为“一般经验”、“群体经验”和“个体经验”三个不同的层级

“一般经验”因其高盖然率被立法者作为规范法官思维的法律规则；“群体经验”是法律人对社会生活和法律专业的感悟，这类经验内化为法官知识背景，在司法实践中客观地起作用。当然，这类经验因其专业局限，必须转化为人类共性的经验才能被民众所认同；本文特别强调的是法官“个体经验”——这是法官立足司法实践领域，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对社会生活、习惯、国家政策以及司法专业实践的感悟，具有很强的个体思维特征。个体经验既有鲜活的个性但也常常伴随主观随意性。因此，只有当个体经验与法律群体经验或一般经验吻合时，源于司法实践的个体经验才具有合理的可接受性。例如：专业鉴定人员对侦查现场的勘验或鉴定结论就是法律群体的经验共识，下级法院要服从上级法院的判决，最高法院做出的判决则对各级法院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等，都体现了法官经验推理的层级，法官经验推理的层级要求法律必须从程序法和实体法上约束法官经验推理的主观随意性。

(三)人生活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通过语言进行交流和联系

如果仅从法学角度，法律语言是通过立法创制，法律专业人士通行的身份语言。而普通人在日常社会中生活，用日常语言交往。因而，以日常语言为交流语言的世界与法律语言所建构的法律世界之间存在语言交往的区隔，司法过程就是把由语言构成的“法律人的世界图像”放回到日常生活世界中去观照。首先，司法实务中法官对案件法律事实的认定，法律规范的选择和建构，法律推理结论的可接受性等都建立在语言交往意义基础及主体间共同认知基础之上——法理基础、伦理、公共政策、社会价值以及民族习惯等。即使不使用经验推理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规则进行判决的个案，法官也要对案件处理结果的理由进行充分推理和分析说明。当事人可以从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判决理由中评价法官是否公平和公正，从而服判息讼。不仅如此，法官的判决还要接受社会大众的“监督”，民众通过法官对个案的判决认识国家的法制，领悟法律规范从而遵守法律。民众对于具体法律规范可能是陌生的，但对于法律规范所体现的法律原理、社会的伦理以及社会普遍价值原则是能够接受的。在英美，陪审团的作用是裁定案件事实，这一制度设置把没有法律专业知识背景的陪审员(代表民众)与法官(代表法律)联系起来，法院通过陪审员把法律专业用语，法律隐含的内在价值转化为普通民众能够理解的伦理道德性语言——人类经验的常识，从而使法律人与社会交往的障碍，法律规范与生活事实之间的区隔拆除了。其次，在用经验进行推理的案件中，司法经验是在更为广泛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常理，它超出司法专业域，具有一般自然或社会知识的特点。推理内容的经验性直接体现了法律为民的特点，“体现了政府的社会控制职能，发挥着对社会资源按正义、利益和效率等目的性标准进行重新分配的作用，使司法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3]因此，用司法经验作为推理依据的推理结论更容易被社会所理解和接受，它直接体现了法官推理的实践性——直接现实性品格。最后，司法对于制定法的主动性和能动性表现在制定法的功能和价值在司法中得到检验和被评价，这种检验和被评价通过法律群体把制定法转化为法律技术问题，纠纷被解决，社会公平和公正得到维护。因此，“司法的特殊性要求法官必须同时兼具两方面的素质：系统的法律知识与适用法律的基本技能——诀窍、经验及‘聪明能干’。”[4](P3)

二、法官运用经验推理认定案件事实

我们知道，“判决理由是司法权合理化的最重要指标，也是法官思维水平的最典型的表现。”[5](P1)民事诉讼中，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是裁判的基础，而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是法官运用经验进行推理的思维过程。

(一)法律推定是法规化的经验推理

法律推定是法律明文规定的推定，即当案件基础事实x存在的时候，假定推理的案件事实y也存在。法律推定的立法考虑是，法官在司法中不能拒绝裁判，为了避免司法中举证困难或举证不能的现象发生，法律乃明文规定只需就较易证明的其他事实进行证明，如无相反证明，则推定要件事实成立的一般规则。如两个以上的人死亡，死亡时间先后的断定对于遗产的继承有着重要的意义，对此，英格兰法律简单规定为“长幼的顺序”具有决定的意义。因此，法律推定就是依据法律而作的必须如此的演绎，这种推定具有某种非理性因素——经验特征。从逻辑上分析，法律推定假定的事实与基础事实之间是否存在逻辑必然联系在推定中并不强调，推定的依据是社会公共政策，社会群体能够接受的共识、生活经验以及民族习惯等经验因素。在本文看来：法律推定的实质是法律专业群体以人类共有经验为依规，从而认识未知事实的经验推理。法律推定的事实虽然并非客观真实，但推定事实以高概率的经验为基础，是立法者“借助常理经验的便利或出于公共政策的需要在立法上预先设置的这样一些规则装置，不失为人类自我高度理性化的一种产物和杰作。”[6](P562)推定将人的日常经验法规化，具有法律价值普遍公平、合理和正义的性质。

(二)对案件事实的推论是法官运用经验“自由心证”的过程

司法实务中，在法官不能拒绝裁判和当事人双方证据不充分，案件事实不清晰的情况下，法官必须利用职权，在法律原则允许范围内，运用间接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推论。这一思维过程是法官对案件事实进行合理想象、类比联想，并根据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原则以及法官良心，合理推论法律事实的过程。

在大量的民事纠纷中，当事人双方举证各执一词，相互矛盾的情形很多，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方提供的证词很少，法官在可引用的证据规则十分有限而又不得拒绝裁判的情况下，必须对当事人双方的证词做出判断。在有争议的案件中，法官对证据的判断和对事实的认定必须通过自己的推论进行确认，这就是法官的“自由心证”。

“自由心证”指法官对证据的取舍、证明力以及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不由法律规定，而由法官按照自己的职业道德和良知，遵循逻辑、经验法则以及社会伦理等形成的一种“内心确信”，是法官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的一种证据制度。“自由心证”建立在充分相信法官主观思维能力和道德素质基础之上，其根本目的在于为裁判案件提供法律事实。当法官“心证”材料合法取得，法官“心证”思维遵循了逻辑和经验原则，“心证”结论达到“内心确信”的时候，法官就确认了案件事实。

法官对事实的“内心确信”需要运用经验推理解决以下问题：

1.对证据关联性的认识

证据的关联性是法官对证据所反映的案件事实关系的评价。由于证据关联性受制于客观事实之间因常态事理而发生的因果关系规则的制约，因此，证据所反映的案件事实是被法官经验认知的案件实质关系。美国证据法学家乔恩·R.华而兹说：“关联性是实质性和证明性的结合。从证明性的意义上说，关联性必须涉及证据肯定或否定其实质性问题的能力，如果所提起的证据会使某个主张(实质性事实问题)的存在成为可能或不可能，它就具有证明力，并因此具有关联性。”[7](P191)司法中，法官对经过质证和不经过质证的证据全部逐一审查和综合分析后，运用逻辑和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分析形成对证据的评价性判断，法官要排除不相关的证据材料，确认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强度。有关联的证据是具有这样一种趋向的证据——它能证明某一事实存在的可能超过其他证据证明，或者相反。很显然，这种对证据盖然性的比较是法官依据经验而做的比较和确认，是法官基于证据与待证事实逻辑关系的可能性认知。证据与事实的关联是一种自然相关而不是法律相关，法官在认知证据关联度的时候，使用的是逻辑推理和经验常识，法官确信的经验命题反映了事物之间的常态联系——这是法官与社会共识性的命题，是法官合理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也是法官“内心确信”能够为社会接受的重要原因。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1970年的一个判决中对法官“内心确信”作过如下说明：其一，假如其他人抱有怀疑，即使其见解或许是有理由的，但进行裁决的法官的确信才是问题所在。其二，虽然法官完全怀疑没有加以排除，但只要求的“怀疑的沉默(即抱有确信)”，且必须以能够用于实践生活的程度的确实性为获得满足。其三，法院以满足所谓接近盖然性的确实性可谓是相当不正确的。假如，由于此无视法官自身关于真实的确信的形成则是错误的。[8]这说明，案件事实就是法官“内心确信”，而法官“内心确信”就是以经验——“实践生活的确实性”为标准，接近事实的“高盖然性”被法官经验所代替。波斯纳在论及这一问题时说：“法律在极端困难的问题时用的是一种粗糙的方法”，他还论及经验推理：“当然，在族裔或性别上与多数法官都不同的人也许会有相关的生活经验，这些经验会有助于法庭伦理和智识的多样化，但是，宗教和职业背景不同、气质不同、健康不同及至爱好不同的人们也同样会有助于此。”[9](P572)由于法官经验与法官知识背景和法官对法律和社会经验常识的认知密切相关，特别是当案件证据证明力不强，证据关联性弱的情况下，法官在确认个案证据关联性时多依据个体经验而非逻辑因果性原则和充分性原则。高盖然性命题是以事实之间的必然因果关联为基础的，而法官经验则是客观盖然性内化为主体经验的判断。直言之，法官主体经验与客观事物盖然性可以高度吻合，也可以不吻合。法官经验表现了法官作为思维主体的特殊性和灵活性，它是完成个案事实认知的基础。

不言而喻，法官对事实的“内心确信”难免主观性，其可信度和说服力主要取决于法官素质，包括法官主观思维模式、个人业务素质、对经验法则的感悟及经验累积程度等。常有这样的情况，面对案件的基础事实，有的法官能运用高盖然性的经验理由推导出接近客观真实的事实，有的法官无动于衷或者运用值得怀疑的经验理由推论案件事实，究其原因，盖出于法官主体能动性之差异。因此，对法官的主观性应有所限制。“一般认为，对法官具有一般经验的，依此经验所形成的规则可直接用以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的需要，对于法官依据特别知识或经验所形成的规则，一般不得径行作为认定事实的基础，而必须适用较为严格的证明程序，使认识的内容更加客观，对此除采取交付专家鉴定外，还应向有关当事人提供质疑的机会。”[1]

2.法官对证据可采性的确认

证据的可采性亦称证据资格或适格，证据可采性在英美法是个法律问题。英美法从立法上设置了庞大的可采性规则，对证据可采性加以限制，证据必须为法律所容许，可用于证明案件特征的证据才具有可采性。依法律应予排除的证据不具有证明力，应予排除。故证据可采性规则是对法官热衷于经验推理的限制，证据可采性规则越多对法官的“自由心证”限制越大。证据的可采性与关联性是有关系的，证据不具有关联性肯定不具有证明力，也就不具有可采性；而具有关联性的，却可以被某些规则所排除。

大陆法对证据的可采性与关联性都交由法官“自由心证”，法律很少设置规则对证据可采性进行限制，因而大陆法证据的可采性与关联性同样是法官经验推理所解决的问题——法官在司法中要对证据的有无、证明力大小等结合自己的经验和良知进行内心比较和确认。

3.法官利用间接证据推断案件事实

证据是否具有证明力，哪些证据可以直接证明待证事实是凭法官推理证明的。司法中，凡是能够单独证明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的证据，如诉讼中当事人对有争议事实的陈述、证人对自己亲眼看见的事实的证言、记载争议事实的书证等都是直接证据；其他就是间接证据，如物证、勘验笔录、鉴定结论等。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案子，法官必须用间接证据证明。法官在使用间接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时候，必须先使用某一间接证据证明案件的局部事实，然后对间接证据进行综合分析，把握间接证据之间的合理关联，形成证据框架，从而证明案件事实。在这一思维过程中，逻辑法则和经验推理兼具。如逻辑一致性原则，证据之间无矛盾性原则是基本的逻辑考量。由于法官面对的是个案实质关系的考查，用常理或社会共识的经验命题为推理依据能够保证法官对个案事实的相对真实度，而追求案件客观真相与建构科学意义上的高盖然性命题是不现实的。

4.法官个体的价值观渗透到经验推理的整个过程

法官个体价值观对事实的认定是有影响的，这种影响表现在对经验命题的认识和选择上。当我们说法官“内心确信”具有主观性时，主要表现为法官对证据关联性推理、证据证明力大小、证据是否具有可采性等的价值评价和价值选择方面，而法官价值观与其个体文化背景以及社会生活环境和社会经验息息相关。一个具有广博知识和社会经验的法官能够敏锐地对证据做出自己的价值评价判断，而具有良好法律素养的法官能够从历史和社会价值观出发，对证据做出恰当的评价和选择。因此，法官对证据的价值评价和选择过程就是经验推理过程。

三、法官运用经验推理完成适用法律的选择和建构

法官在认定案件事实基础上，要结合个案的特征适用法律，从而对案件进行裁判。由于法律规范根本上是从社会生活中归纳总结而形成，适用法律从思维形式看是演绎推理，但实质不外乎是法官把用经验推理认定的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中体现的规范要件事实进行比较，既然法官在认定个案事实的时候可以运用经验推理，我们当然不能否认法官在选择抽象法律规范时也要运用经验推理。因为抽象的法律规范其实就体现了立法者意图的共性事实的抽象规范，适用法律的过程就是采取回溯的形式，使法律规范的内容逐一还原为社会生活的有关内容，从而使抽象的法律规范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再现。这一过程的实现是法官依据经验认定的事实再依据经验把法律规范个性化，法官对证据所能证明的事实和抽象的法律规范都有一个评价和选择的过程，当法官用经验推理合理识别和选择了符合个案构成要件的事实，共性的法律规范就个别化，法律适用就是合理的。

法律对社会秩序的调整是通过确定性的法律规则来减少社会的无序状态，成文法是以法律规则本身完美无缺并且明确清晰为司法前提的。可是，法律的空缺使法官在处理个案时感到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则可依，司法公正的基本精神是相同案件应该得到相同处理。因此，导源于法不完全性司法结论的多样性将导致成文法与其正义内涵的分离。在司法实务中，“类推适用”和“判例法”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司法制度，而这两种制度的有效实施依赖于法官经验和道德素质。

“类推适用乃比附援引，即将法律于某案例类型(A)明定的法律效果，转移适用于某法律类型(B)之上，此项转移适用乃是基于一种认识——类似性。A案例类型的法律效果应适用于B案例类型，盖相类似者应作相同的处理，系基于平等原则，乃正义的要求”[10](P311)“判例法”是指某一法院某一个判决中所含有的法律原则或规则，对其他法院(或对本院)以后的判决来说，具有一种约束力或说服力。从法官思维研究这两种制度，“类推适用”与“判例法”的法官都要将个案归入类似案例，类似案例对法官都具有司法启示意义。本文认为：这也是大陆法和普通法相互借鉴的重要原因。基于此，本文重点研究“判例法”中的法官经验。

判例法的核心是“法官造法”和“遵从先例”原则。先例的约束力源自先例所隐含的法律原则已得到检验，这是典型的经验性标准——历史上的先例就是经验，历史上相类似的先例是当下个案司法的经验性标准，这充分体现了英美法追求个案公平和以先例精神为基础的经验主义思维。

先例的背后是一些基本的法律概念，它们是司法审判的一些先决条件。“先例所涵盖的领域是如此之广，以至于它们确定了法官工作开始的出发点。”[11](P8)司法实务中，只有当先例中“判决理由”所体现的法律原则适用当下个案时，先例对当下个案才具有现实的约束力。那么，在适用先例的过程中，涉及如下两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第一个问题是在面临一个先例的时候，法官如何确定先例到底代表了什么规则?第二个问题是在遵循先例原则中，先例的规则具有约束力的概念得以充分体现，那么这个概念到底意味着什么?[12](P72)——法官如何将当下案例与历史上的判例进行比较，并从中选择一个类似判例以适用当下案例判决的问题，也即法官如何分析先例，包括对案件重要事实的分析、意见书的理解以及判例中“判决理由”所体现的法律原则等问题。卡多佐法官说：“普通法的运作并不是从一些普适的和效力不变的前定真理中演绎推导出结论，它的方法是归纳的，它从具体中得出一般。这是普通法规则产生的方式，判例主义的推理正是循着这样的路径展开的。[11](P8)司法实务中，法官对两个案例遵循着“相似”原则寻找比对点，依照当下案例与先例的明显契合来决定案件的判决。值得我们思索的问题是：法官归类就是归纳推理吗?归类与归纳区别何在?

(一)法官必须分析当下案件的事实构成，在确定当下个案基础事实后，梳理出当下个案所体现的类案特征，将个案特征类型化

从个案向类案的归类意味着法官已初步形成当下个案的法律原则，这是法官根据自己的经验(包括自己知识结构中存储的法律专业知识、社会政策、社会心理和社会价值评价——这些都属于经验推理范畴)做出的。这一思维过程就是卡多佐法官所谓的归纳推理吗?

我们知道，归纳推理是发现的思维形式，推理者根据S类对象中有部分对象具有P属性从而推导出S类对象全部都具P属性，推理者依据对个别事实分别考查——从个别事实所隐含的类事实的一般特性中归纳出结论的。需要说明的是，司法实务中法官仅仅面对一个案件事实(归纳推理要求前提事实数量要足够多)进行归纳。因此，我们可以说法官归纳时参照的类案原则是先在的而不是法官的原创。直言之，法官所谓归类应为演绎，即先在的类原则是否包摄当下个案的思考，法官解决的仍然是司法推理中的小前提而不是大前提。

(二)在当下案件基本事实清楚的前提下，法官要搜索和激活大脑中存储的类似先例，这一思维过程是一个心理启发性决策过程

这一思维过程包括三个启发性心理：代表性、可得性及锚定和调整。[13]代表性启发就是典型性先例，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判例能够为法官所搜寻到；可得性启发式指法官容易知觉到的或回想起的案例容易被作为先例，这种先例和典型性是相关的，只有具有典型性的先例才容易被法官熟悉并存储在头脑中；锚定和调整启发式是指法官常常会以最初搜索到的类似案例为先例，这就是所谓思维定式的作用。这三个启发性的心理说明法官获得先例的过程不一定具有充分的理性，更多的是依靠经验和直觉等非理性思维来评价和选择先例的。法官内心确认先例后，才能以论证形式来说明自己选择先例的理由。这些论证包括先例中判决理由所体现的法律原则，然后将先例与当下个案进行比较和分析，最后做出判断。

(三)对先例的评价和选择需要运用类比推理

法官运用类比推理的逻辑依据是：案件P具有性质Q，适用先例(或法律)R，案件P’具有P相似的性质Q，P’也适用法律(或先例)R。虽然类比推理结论是或然性的，它所提供的类比形式和推理规则显得单薄，不能向法官提供实务操作规则，法官在司法实务中更多地依靠经验推理解决当下个案与历史判例是否同类的问题，法官必须解决如下难题：必须有较为充分的依据论证从先例中获得的法律规则是现实的也是正确的；所选择的先例和当下个案在实质性的事实上是相同的；必须论证先例中的规则能够适用于当下的个案等等。法官相信“他选择的先例所具有的正义理念以及先例背后的司法审判观念能够投射到当前的个案判决之中，保证了判决结果的正确性，同时也保证了以结果为中心的法律规则的正确性。”毫无疑问，法官选择先例同法官认定事实一样，都是法官的“自由心证”过程，在这一思维过程中，法官对先例的尊重与对先例的区别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不同时空发生的案子绝对不可能完全相同，“异类不比”——采用区别方法，排除不同类的先例，把当下个案与同类先例——蕴含的法律规则相同，归入同类。这是一个非逻辑的心理比较过程，即按照某种经验尺度，或者某种“意义”或“目的性”，形成一种“差异中的一致性”。例如：具有一定社会生活常识的人会把“心脏：人”=“压缩机：冷气机”、“人：声”=“光：波”、“努力：成功”=“耕耘：收获”、“逗号：中止”=“回车：换行”、“泼盐酸：毁容”=“用刀砍：残废”……这些比对组由于具有相似属性而具有相同的关系，从而被当作同类事物进行思考。因此，看似不可比的两事物之间由于思维者用某种“尺度”、“观点”、“意义”或“法律规整的目的”，而把它们看作具有相同的道理。司法实务中，“多数案件不是靠判定是否落实到法律文义下被解决了，而是比较法律所描述的道理是否体现在事件中，是一种对法律目的有所了解后才做出的评价判断。”[14](P124)因此，法官对不同时空发生的案子在法律目的上必须要有所了解，对两个案子在法律上的关切要点上有相同之处，即法律上的欲求，所评价的要点上具有完全相同的意义，否则法官无法将不同时空发生的案子进行类比。如：“谢福星、赖美兰诉太阳城游泳池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中，原告谢福星、爱美兰之子在太阳城公司游泳时，由于公司管理不善而溺水死亡，法院判决同意原告请求，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太阳城公司应给予原告赔偿金。在这一案件中，“溺水死亡”与“交通事故死亡”归入同类的基础在于——都是针对死亡的赔偿。

以上论述说明，民事司法中的经验推理是客观存在且非常重要的。司法实务中，法官应当把经验推理和演绎推理用到恰当的地方，将它们有机统一于整个司法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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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叶 萍】

作者：李顺万

司法经验研究论文 篇3：

法学研究的经验与逻辑之路

摘要：在法学研究中，依据经验还是依据逻辑的方法，关系到法学自身研究的质量。本文第一部分从法学研究的角度，提出经验与逻辑的路径问题，并分析其对法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第二部分阐述经验论对法学研究的影响。第三部分阐述逻辑对法学研究的影响。第四部分进一步分析经验和逻辑对法学研究的影响，进而指出对二者理性的取舍与选择，为法学研究步入稳安固途提供理论的解读。

关键词：法学研究；经验；逻辑；研究路径

一、经验与逻辑路径问题的提出

无论是政制，还是法制，如果抛开实践的谬误不论，从纯粹理性的思辨出发，二者在始点与终点上是相同的，它们都以实现共同体的至善为目标。我国早在夏商时期就提出“德主刑辅”的思想，但作为抽象概念的政治国家，却是现代的产物。

现代政治国家以法治为基础。对于一个长期处于封建传统的社会而言，人治与集权并存，现代法治也算是“舶来品”。但法治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政治，更有赖于法学研究的品质。

这种品质至少可以向我们标明：它有一条科学的路径，至少从政治和法治中可见一条明晰的共同目的。如果我们的法治缺少了这些理性的支持，实践就难免步入冥行盲索。作为法律人，我们或多或少将法治寄托于某一所谓科学的稳安固途，虽然这不免有些理想主义，但是作为提升法学研究自身质量的路径，要探明一条学术研究与理性保持一致的路径却是极为必要的。

我们所要探明的路径，应以实证作为“裁判官”，以经验和逻辑作为两个竞赛的运动员。或形象言之，在竞技场上，运动员可以从“裁判官”一端跑向另一端，也可以从另一端跑向“裁判官”。但不论运动场有多少观众和噪音，概一切从纷扰中得来的，并非与公平无关，而是其中必有规则可循。这一比喻有助于路径的理解，但可能远没达到“是其所是”领悟。

进而言之，此一名运动员曰“经验”，另一运动员曰“逻辑”。概“经验”系以往记录之范围，而逻辑宛如跑“马拉松”。两种跑法是不一样的：经验是就以往所有的纪录而言；逻辑是就自身而言，只要“一息尚存”，以此所达的纪录也不能认为超出经验的范围，概因逻辑实以自身求诸于自身而“打破纪录”。

由此可见，选择经验还是逻辑，实为两种不同的思维。一个国家学术研究的品质，一方面有依赖于经验的积累，另一方面有依赖于逻辑的推进。正确处理好路径选择的关系，取长补短，择优决策，是缩短摸索进程和减少失失误代价的前提条件。笔者期冀能从路径的抉择中避免法学研究的盲行摸索。路径问题至少可向我们提示这些观点，法治不是为建立某种宗派而衍生的个人意见的表达，也不是辩护某些偶然念头的事，不能将法律仅仅作为一种谋生抑或沽名的“技艺”，乃是关乎正义，与人人相关的事业，不仅期冀法律人，更期冀人人以理性参与之，将其旨趣考虑到这一普遍的福祉中来，深刻理解正义之“是其所是”。唯如是探索，才能探明法学研究之稳安固途，方能强化法治之威权，增益全民之福祉。

二、对经验的解读

对于经验的探讨，我们首先要澄清，在法学研究的确切范畴内，经验能告诉我们什么?或说经验的限界在哪儿?若将法律放之于经验之中，其确切的历史也难以确证，学界为此打了不少的“笔墨官司”，有各种的“主义”“思想”或“学说”，但多陷入独断论的窠臼，对阐发法治思想及其客观性并无实质意义。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虽然表现是依法治还是依人治，但现代社会较传统社会相比，更是疑难案件频生，每当遭遇这些疑难案件，人人对法律的理解又纷争迭起，关乎正义的面孔犹如“普罗透斯”。怀疑论者将其归咎于实践中存在的“潜規则”，而法律人从经验做出的论证往往又莫衷一是，不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对于到达正义的稳安固途似乎遥不可及。理性思考，我们从经验角度对法律的困惑远未解决，如何以法治的思想探寻正义的稳安固途，此种问题乃法律以理性向其自身提出，故不能悬置于不顾。

从法学研究的现状分析，目前学界使用的方法主要基于经验。我国虽为大陆法系国家，以成文法为立法例，注重思辨，但随着科技的发展及跨国文化的交流，我国的法学研究受英美法系的影响不容小觑。大学教育从表面看是培养导师型的思辨精英，由于外受英美判例法的影响，内中教育产业化的毒，诸多功利主义的实害犹存，法学教育表面看“换汤不换药”，但实质上严重地受到经验主义的“稀释”。比如，在诸多的以经验为基调的论著中，中国的学者对美国的法学家霍姆斯(Oliver WendellHolmes，Jr.)“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一直是经验”的观念耳熟能详，以至于“经验”本身也成了学界的至理名言，被过度进行引用和诠释。所以，将中国的法学研究冠以“经验论的统治”再妥切不过。

经验主义即成法学界的普遍心态，法律似乎就是经验的预设。在此种情形之下，经验主义者不仅是投机者，也是垄断者，自然其研究的架构也就成了学界的整体格局。基于此现状，我们不得不思考经验对法治的影响。过去，我们的法治实践是“摸着石头过河”，立法要求“宜粗不宜细”，这种状况产生了很多的意见和问题，随着法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虽然这些意见和问题已经被经验主义者的垄断所抹杀，但是这种只“生产”意见不生产“思想”的路径的确需要反思。

笔者赞同一切法律知识始于经验，但对于经验，我们要客观地探究，不能盲目地全盘接受。霍姆斯对于经验的论述，只能代表一家之言，而非终极真理。如果将霍氏对经验和逻辑的论证置于历史和法系殊异的背景中分析，将法律较妥帖地理解为“其生命始于经验”，并无不妥。换言之，此处仅能理解为关于法律的知识始于经验，或可理解为，法律生于经验之地。而对于法律的经验“出身”，却不能将其继续机械地理解下去，法律虽生于“经验”之处，但作为一个“有生命的实体”，它的演变与发展却不一定就死于出生地。如果以“生于斯又死于斯”的观点来看待法律，这无异于刻舟求剑。因此，霍氏将经验与逻辑相提并论，就显得格外“危险”。虽然此言放在英美法系不失有其合理的内涵，如果生搬硬套进大陆法系国家，就有点类似于器官移植，难免产生“供体”与“受体”不相容的情形。究其根由，英美法系乃判例法传统，判例即经验之总结，而有法律约束力的判例本身又类似于“成文法”，故法律与经验在实践上就同为一源；而大陆法系以成文法为主，判例无法律拘束力，判例与法律本身无直接联系。如果硬将霍氏的经验强加于我们的传统，这种法系殊异产生的差异即刻发现，无疑是将思辨的客观性悬置于经验的“空中楼阁”之中。对于此类经验论的命题，目前我国法学界基本上照单全收，全盘接受，并没有意识到“消化不良”产生的危害。

与逻辑相比，经验论生产出诸多“意见”，经验的路径实为一渺茫无尽的意见之途，实害颇多，对于法律自身加诸自身的问题无有助益。从法学研究的路径分析，我们

对于经验只能保持在它是一切法律知识的来源这一层面。对于经验的崇拜，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一切从经验出发，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实践中往往是“一人咳嗽，全体吃药”，这种“有病乱投医”的状况反而导致了法律自身的“免疫缺陷”，使得众多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从而流于了形式，难免使得大众对实质的法治产生怀疑。这种经验主义又与实用主义不谋而合，相形之下，逻辑仅只剩下了“形式逻辑”一付“空架式”，思想的创新不过成为了经验主义者的梦中呓语。经验主义对法律机械和教条的理解，恰是法律逻辑难以兴旺的成因。概经验主义成为的风尚，而逻辑思维相形见绌，这是最显明不过的对照了。因此，对于经验还是逻辑的选择就要恰如其分，否则，可能失之毫厘，谬之千里。经验虽好，也像人吃补药，吃不好也会死人。在此种情形之下，对经验还是逻辑的选择就应有一个妥当的理解，这将对法学研究的质量大有裨益。

三、对逻辑的阐释

从逻辑的谱系分析，我们发现逻辑一直是传统哲学的一个分支。在希腊语中是“逻各斯”(λ?γo?)，英语为logic，法语logique，中文的“逻辑”一词即是对该词汇的音译，其本原含义有词语、思想、概念、论点、推理的意思。我们现在所说的逻辑多指形式逻辑，所谓的形式逻辑，是以纯粹的形式来研究推论的一门学科，由亚里士多德所创立。目前法学研究中不仅使用较为混乱，也难逃形式逻辑的窠臼。与形式逻辑相对的是非形式逻辑，柏拉图可谓非形式逻辑的创立者，其作品主要以非形式逻辑为用。所谓的非形式逻辑，是研究自然语言论证的一门学科。由于形式逻辑的推论拥有纯形式而无经验之困扰，作为一个完全抽象的规则不和特定经验之事物和性质相关，故形式逻辑自身即具备数学的特征。这也使形式逻辑自产生以来在安固途径中进行而未后退一步。

但我们需注意，形式逻辑虽以纯形式免于批判，但并不表示非形式逻辑的概念是空洞的，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形式语言可以捕捉到自然语言语义问所有的微细差别。因此，非形式逻辑在柏拉图之后，康德引用了另一种概念，他主张逻辑是一个判断，应当被设想为判断的科学，康德称之为“先天综合判断”，而他所谓的“先天综合判断”就是非形式逻辑。这一思想后来被弗雷格所接纳，写入他的哲学著作，其中，思维(Gedanke)一词取代了康德的判断(Urteil)。在此一观点下，有效的逻辑推论是遵循着判断或思维的结构。那么，从对两种不同逻辑的发展脉络可见，柏拉图是非形式逻辑在法学应用中的极大成者，其次是康德，后人虽欲沿此路径继续探索，但非形式逻辑在形式逻辑强势影响之下“退隐山林”，并没有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康德之后，斯人已逝，遂成绝响。

对于形式逻辑，从早期柏拉图对几何学的推崇可以理解，思辨的缜密成了后人的“新宠”和追求，因之，在柏拉图注重几何与思维缜密的影响下，亚里士多德创立形式逻辑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正因形式逻辑自身的缜密，使得后来的诸多思想家将其最宝贵的智力投入到这一研究之中，结果随着现代科学思潮，形式逻辑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形式逻辑”以数学为基础来研究，并且这一思维也进入了符号逻辑的“牛角尖”。到二十世纪初，怀海德与罗素写成《数学原理》(PrincipiaMathemalica)，试图以数学将逻辑形式地建构成思想的基石。不过，除了基础性的工作以外，当时“象牙塔”里生产的精制“系统”已不被使用，大部分都被集合论所取代。尤其是在罗素遇到维特根斯坦之后，他的这一野心和想法被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所扬弃。按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形式逻辑无非与数学命题一样，它有自身的局限性，是一个循环命题。超出这一范围，从思辨上没有任何意义。罗素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可谓尚未开始便结束了，因为维氏所言不谬，而罗素的想法并不切合实际，所以，罗素放弃了以数学来完善逻辑的努力。当然，对于这些往事，我们还是要辩证地分析，对形式逻辑的研究经过极大地扩张之后，形式逻辑不再只局限于基础性议题，后来数学领域继续进行的数理逻辑，正是形式逻辑的延伸，今天看来在电脑应用上还有重要意义。

除去经验主义的影响不论，仅从两种逻辑的分析可以看出，所谓的逻辑路径，尤其是非形式逻辑在康德之后几乎是被搁置在“大荒山无稽涯”下，对于非形式逻辑的问题，在经验论的影响之下，并没有引起法学界的注意。目前，法学中对形式逻辑研究也还是一片混乱，没有一个统一的学术体系，个人化的学术观点大量存在，常常见到的是些怪异和冷僻的形式逻辑研究。其实对于这一问题也可以更务实地分析，对法学基础性的研究并不是说走入了形式逻辑的“牛角尖”，之所以沒有步入非形式逻辑，主要还在于目前的教育更注重经济实效，不会有法学家愿意把精力放在这么一种方法论上。如果我们真正体会到了形式逻辑对于法学研究应选择的稳安固途，形式逻辑作为一门极其严谨的科学，即使在法学研究上，也一定能积重而返。目前的状况是，我们不仅形式逻辑这条路没走好，就连非形式逻辑的研究也不存在“原动力”。

从法学研究的角度探讨逻辑，或是从逻辑的范围内探讨法学，都有必要对不同的逻辑路径进行阐释。以形式逻辑来分析法律的人，最早可追溯到智者。他们穿梭在各城邦之间，收取演讲入场费，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学术明星，也是天生的法律人。第一个智者是普罗塔哥拉，他做过为城邦立法的工作，也教授学生逻辑和辩论技巧。在罗马时代的《阿提卡之夜》中记载了一个关于他最为广泛流传的诉讼悖论，这个故事是说普罗塔哥拉有一个招徕学生的规矩：凡跟他学习法庭辩论的学生，可以先不交学费，毕业后如果第一场官司打赢了，就交学费，否则，学费全免。结果有一个学生毕业后就是跟他打了一场官司，目的是不交学费。对于学生而言，他输了，不用交学费；如果他赢了，也不用交学费。这即是关于普罗塔哥拉最著名的诉讼悖论，对于智者们是不是以理性培养学生我们不展开论述，但他们对逻辑的运用就问题本身而言仍有现实意义。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提到过这个故事，但罗素认为“这个故事无疑是杜撰的”。不过笔者认为，即便此故事是“杜撰”的，也完全可能存在智者类似活动的原型，而从纯粹思辨的角度，罗素先生也认为问题是实在的，作为一个法学问题，我们无可回避。后来的苏格拉底，对今天很多的法理学术语进行了逻辑研究，他使用的问答法影响了美国现代的案例教学，一般我们不得不称其为苏格拉底教学法。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贡献了非形式逻辑的研究，通过定义和划分等技术发展法律思想，柏拉图对法学的贡献显然是法治思想的极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创立了形式逻辑，他对法学的贡献是三段论，直接影响了近代的司法三段论，而他的《修辞学》比较成功地启示了人们对法庭辩论的研究。

真正的法律逻辑，应当是在罗马时期，几乎所有健全的法律概念和法律技术都成就于罗马时代，这对世界的影响极为深远。近代成文法主义非常推崇法律逻辑，但

是他们研究的是司法格式，而不是具体的法律技术。现代法学在两个方面已经不可避免地必须以法律逻辑的方式来进行研究，一个是法律解释的方法论。人们的争论是，法律推理是可形式化的还是不可形式化的。如果按照可形式化的观点研究，法律解释最终可以归结为一种形式化评价工程，形式就如一个平台一样。

实质上价值初始化并不完全超越经验，所以，纯粹形式化的逻辑实证对于法律的本体问题于事无补，而真正可行的路径还将与非形式逻辑有关。法律逻辑另外一个方向是诉讼事实的论证问题，人们期待知道法律上的论证是何种性质的，证明的可能性怎样，证明的技术和手段是什么，证据方面有什么是独立于逻辑规则甚至反逻辑规则的，以及这些变异何以可能的原因。

总之，从历史的分析看来，无论是非形式逻辑还是形式逻辑，对法学的影响都极为深远且不容忽视，我们目前最大的困境，是长期以来对形式逻辑的推崇，有钻“牛角尖”的趋向，越来越艰深的形式逻辑进路，令大多数以社会科学为背景的学者退步旋踵，而法学对形式逻辑的研究几近“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境地。故而在路径的取舍上，一方面要避免走进经验主义和独断论的“死胡同”，另一方面要在非形式逻辑的天空下另辟蹊径。在科学探索的路径上，没有经验独断的“余地”，如果法治是偶然的现象，或是表达个人想法的“工具”，而不是一门科学统一的体系，不是一门与正义相关的普遍准则，我们的进路即已经探明，而所谓思想的创新已到尽期，这合乎常识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很明显，关于经验与逻辑以及不同逻辑方法之间有待进行更深入的探索，这样，我们的研究进路才能加以澄清。

四、对经验和逻辑路径的取舍与分析

正是由于我们对于经验之途的虚无缥缈如坠“五里雾”中，也注定了我们要对逻辑的稳安固途进行探索。而在逻辑的范畴内，我们对形式逻辑也进入“山穷水尽”的境地。究其原因，概因形式逻辑抽去一切经验之因素，而仅存形式之窠臼。虽然形式逻辑能以其超然的先验直观免于批判，然而对于存在经验部分的法律却束手无策。而法学研究的稳安固途，如果没有逻辑寸步难行，理性自身不得不将此路径逼上非形式逻辑的路径上来。但对于非形式逻辑的忽视，我们甚至应从启蒙开始。

首先，对于逻辑而言，经验不能穷尽法学研究更高更远的条件，这是由经验自身的本质所规定。要探索逻辑的路径，就要从以往的法学研究中探明经验主义的误用和危害，然后从经验的“泥沼”中走向逻辑实证。如果不能从经验的“泥沼”中走出，以经验之方法来推进法学研究之路径，其所解决的问题不会减少，而其所增加的问题将永无尽期。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对于经验僵化所造成的教条主义的理解并不深刻，至少是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法律思想上颠倒混乱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法律作为上层建筑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意志”决定着法律。我们现在最庸俗的理解是强行将其复述为政治话语下的独断论，这种“意识形态”的历史性和规律性的“逻辑”，与其将其视为法学研究的“铁枷锁”，毋宁说它早已成了投机者的“敲门砖”。这种状况有其深刻的根源，从根本上说，学者们并未明白，生产力为生产关系的逻辑前提，经济基础为上层建筑的逻辑前提，而“统治阶级意志”是法律创设和构建的前提。经验主义将这一思维建构在了生产关系之上，发展生产力，并认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只要生产力得到了无限发展，生产关系即随之和谐，事实会是这样一种简单的逻辑吗?在对待上层建筑上，是经济基础的提高和发展决定上层建筑，只要经济基础提高了，上层建筑也会随之提高，事实会是这样一种简单的逻辑吗?在知识的传授和教育的方法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上是“填鸭式”的灌输，似乎法律与“说服”无关，完全将马克思主义的法治思想和方法作为了教条，这种错误在理解与实践带来的危害远比收益要大得多。因此，我们说，这种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背道而驰，而现在对待经验和实践的窘境却不知积重难返，反其“道”而用之。从法治的实践来看，我们的法律人对这一思维的颠倒，原因就在于将法律作为了实践与经验的产物，好像是经验产生着法律，是实践创设着法律，法治是“摸着石头过河”。事实上，我们现在要重新回到原来的逻辑起点，重新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意志”如何决定立法。

现在我们要重新阐明了这一思维模式的辩证过程，即法治是以“法(治)能运用于实践的过程，同时，实践的经验又能充分地证明法治理性是最为正当的选择”这一辩证过程。经验只是法律生命的开始，关于法律和经验之间关系的理解，把握这一点非常重要，再进行不必要的詮释，再向前迈进一点点都将是谬误。因为经验是法律的生命的起点，它本身不能成为一种从根本上妥切的思维和实践的指导模式。是作为经验总结的法律规范运用于实践，法本身是“意志”的体现，是前概念性的先在之存在。从法治的实践理性分析，经验只能告诉我们，哪些“意志”体现了“历史的规律”，哪些“意志”违背了“历史规律”，也就是早已被阐明的一个命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验是一条路，逻辑是另一条路径。我们对经验的理解，没有什么比马克思主义思想更接近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存在的“逻辑前提”。

但是，一旦当我们的思维运用非形式逻辑的方法，经验论者与怀疑论者的“乱箭”就会射向非形式逻辑不具客观性的“靶心”，在他们看来，形式逻辑因其客观性而免受攻击。事实上持此怀疑论的学者只占极少数，人类法治的历史经验表明，社会的有序发展建立在真实的法律逻辑之上。而纯粹形式的逻辑，也只是一个循环命题，对于和法律的创新于事无补。据此，笔者认为，将法学研究还原为形式逻辑的方式是一种徒劳，一种社会有序存在的法治逻辑并不神秘，而恰恰是将法治和法律视为“虚无”才是神秘的。比如法律关于禁止杀人的规范，无论是从远古的自然规范，还是从古老的宗教规范，抑或是现代社会的法治规范，任何国家和民族都将之视为一种最合乎逻辑的普适性规范，这就是非形式逻辑所确立的法律准则。从经验的角度，作为世俗的社会，任何的理想主义者也不能以根除杀人作为经验结论来对待，既然杀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从实践中不能根除，我们永远不能得出一条稳固的经验准则。而通过非形式逻辑的推理，我们认为关于杀人的法律规范，就是一项最普遍的准则。这一准则作为非形式逻辑命题，是一个先天综合判断，是法律自身向理性的求证的准则，我们说这一准则是超验的，因为它不受经验的制约，它的出生虽与经验存在关系，但不是经验的“子女”，而是非形式逻辑推理的结果，是逻辑谱系中的一员，它是从逻辑的自在中产生出来的，是一项离一切经验后所获得的知识。所以，我们说，对于法律逻辑真实存在的怀疑是站不住脚的，我们要通过逻辑，以科学的方法进入这一稳固的途径，使法治与这些普泛的原理相结合。

其次，对于经验的依赖与盲从，是造成学术质量下降

与学术“内乱”的根源。对于经验的好尚，这是法学中不争的事实，从无限复杂的现实生活和经验研究法学似乎是每位学人的偏好，这对于只重数量而不重质量的功利主义是最好不过的选择。现在大学的研究，对于某某学者的评介，动辄是“著作等身”、“思想创新”，但从中国的传统来看，比如老子的《道德经》，很多思想往往与数量成反比。就笔者看来，在今天电脑科技如此发达的时代，简约反而是一种美德，因为鱼龙混杂增加的是“阅读成本”。从根源上来说，这是“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心浮气躁”的表现，当然，这一状况造成的最大恶果是整个学术研究“鱼目混珠”，不辩“龙蛇”，“门派思维”与“学术霸权”问题严重，论文的数量剧增，质量低下，造成了大量“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所以，经验之谈的风尚不改，学术就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天下文章一大抄”，比的是数量而不是质量，加之威权与垄断，此风不改，逻辑之路只能沦为“清淡”。而对经验好尚的另一极端，是忽视了逻辑的路径。法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似乎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数学等大为不同，不乏以否认法学的非科学性来制造些自抬声价的“高论”，以低俗的水准来迎合大众的猎奇品味。所以，正是法学研究在逻辑探索中的欠缺，造成了众多对于法律作为一门“科学”的滥用。一个明显的例证是，搞法学的人，严重缺乏严谨的哲学思辨品格。除了学术权威树立的垄断，和建立在“结构性偏见”基础上的任性，法学似乎是完全不受理性制约的一种“技术”，“治大国如烹小鲜”，法律不过一“饶舌”谋生的雕虫小技。一切信赖于经验，一切没有客观的标准，这种状况时时破坏着法学研究和法治的根基。逻辑或偶尔用之，但那也不过是装点经验之谈和独断论门面的“花瓶”。所以，如果“经验”的地位高高在上，逻辑屈尊于“无问道”便不言自明。如果将逻辑作为经验路径的附庸，逻辑也就陷入了穷途末路，存在于黑暗、混乱和无效之中。

最后，我们要注意，我们首先要客观地给经验应有的位置，也即一切的法律知识，以经验为始基。此外，我们应根据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殊异，对经验与逻辑进行衡平取舍。英美以判例为主，判例的分量在法治实践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些可供援引的判例本身作为实践经验的总结，起到的是“成文法”的作用，对于英美法系而言，有拘束力的判例即是法，法即可以成文也依判例的形式体现，法治和经验在先例上原本是一体的，先例起着法律规范的作用，因此，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的论调就显得格外合理。

从实践来论，法律的生命的确不是与经验不无关系，一个不公正的判决对法律所产生的败坏，远远大于理论家基于书面的空谈。不过，尤其是对于大陆法系，将法律限定于经验的范畴，可能产生如下问题。第一，我们的法学理论家如果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一观点，并将这一思维学究式地定性为：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这样一来，法治就成了“摸着石头过河”的纯粹地实践行为，其结果是在实践上“摸着石头过河”，所谓的法治不过是服务于威权者的“权宜之计”，而对于法治自身并无重大意义。事实上，理论对大陆法系而言，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而象牙塔的学者一切研究从经验出发，以偏概全地制造些空洞且不着痛痒的理论。在这样一个疑难案件频繁发生的社会，从经验的角度的确可粗制滥造些看似“富有创意的理论”，而这些理论又反过来指导立法机关，这样的法治会陷入一个怎样的循环便一目了然。所以，所谓的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不过是理论家们的一厢情愿。第二，既然法律是从经验出发的，司法工作者似乎就更有理由认为自己的判断本身就是源头，既然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那么司法工作就是服从经验的活动，那么自然也就服从经验所共生的利益和目的，既然经验是逻辑的起点，这极有可能使司法成为败坏法治的源头；事实上，法官和检察官以及其他法律执业者，其主要的依据不是经验，而是以法律为准绳。但在司法实践中，的确产生着不少这样逻辑上的错误，整个司法过程似乎更注重经验，只要在经验上发现司法过程中存在弊病，结论往往是一人生病，全体吃药，而同样的弊病该发生的还继续发生。这是典型地依赖经验的结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不是从根源上祛除。所以，多少年以来，法律变之又变，修之又修，一方面是法网之细密似乎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另一方面总有人报怨法治的不健全。追根问底，是由于我们的法治一切唯经验是尊，出现了法律的难题，学者们就从经验诠释一栓，结果是，对于所有发生和将要发生的悲剧，人们不断地将其熟视无睹，将其视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而我们的法律执业者除了经验和“潜规则”，没有产生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创新理论，所谓的法学研究，只产知识，不产思想，我们失去了解决这些法律问题的智慧。我们所倡导的法治，对于“食而不化”的学究们，却嗅不出“消化不良”的危害。

因此，我们要进入非形式逻辑这一稳安固途，尤其是对于大陆法系而言，法律的生命很显然不在于经验，而在于逻辑。因为从经验的世界，我们不可能得出禁止杀人这样哪怕看似极为简单的正义观念。这种看似简单的分析，要比宣称证明历史规律性的独断论更为有效，因为“君权神授”或“受命与天”不论如何变幻形式为“规律”，其作为一种与现代法治所不相容的存在，可能遭遇扬弃的可能性越大，其鼓噪和宣传不过是徒增厌恶。因为此论即超越经验而以经验为之，不过是经验主义者的梦中呓语，这不是徒增烦恼吗?

以逻辑研究法律，是因逻辑命题自在于逻辑之中，无需外求于经验。但对于经验的批判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要客观地分析，从理论的虚无中走向逻辑，结束经验主义者所造成的积重难返的局面，从经验的老路和死胡同中走出来(尽管好走)，结束不得人心的独断论思维，重新将这一事业安置在逻辑的稳安固途上(尽管难走)。而我们目前对逻辑的认知，与其说是出于逻辑自身的需要，不如说是对经验戕害的总结。对于依据独断论所主张的规律性，依据逻辑加以科学地探索，对于和唯物主义不相符的结论，一经发现，统统革除，循此逻辑探究符合规律性的“统治阶级的意志”。进而言之，我们此处所使用的逻辑的主要目的，是要分析作为“意志对象”的法律是如何与规律相联系的。故而我们要在在崇尚经验的风尚下改弦更张，另辟蹊径，从逻辑的路径探寻法学研究的稳安固途。

[责任编辑：谢青松]

作者：吴英永 邓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