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业发展问题论文

2022-04-17

律师业产业化是指律师业作为第三产业中的一个特殊服务行业在运行过程中实现结构合理、规模经营、市场服务，达到投入、产出的良性循环。要适应律师业产业化发展的要求，必须改革律师业现存的内部运行机制和经营管理模式，以使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促进依法治国进程和现代法治国家的实现。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律师业发展问题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律师业发展问题论文篇1：

律师业发展路径探究

[摘要]目前我国律师业发展迅速,但是客观地说我国律师业发展并不平衡,尤其是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内陆地区律师业发展差距较大,因此要解决我国律师业的问题不能搞“一刀切”,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本文以在我国城市经济规模和发展程度居于中西部中等水平的四川省攀枝花市律师业现状为分析对象,对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对策进行探讨,为有关部门引导中西部中等城市律师行业的健康发展及制定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 律师业;律师事务所;发展路径

一、攀枝花市律师业发展历程

1.攀枝花市律师事务所状况。1980年10月攀枝花市建立了第一家律师工作机构——法律顾问处,1997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和《四川省司法厅关于律师事务所登记管理规定》,攀枝花市成立了第一家合伙制律师事务所。随后攀枝花市的律师事务所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设立,而且其他省市的律师事务所也到攀枝花来开设分所。截至2008年底,攀枝花市共有17家律师事务所,其中合伙所11家、合作所3家、国办所2家、个人所1家(四川省第一家个人律师事务所)。攀枝花市的律师事务所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多元的发展过程,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初步构建起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律师执业机构体制。?譹?訛

2.攀枝花市律师业执业队伍状况。1980年律师制度恢复时,依照全国人大的《律师暂行条例》,经四川省司法厅考核,攀枝花市仅有11人有律师资格。1986年开始每两年(1992年后每一年)面向社会实行律师资格全国统一考试制度(2002年改为国家司法考试),律师队伍的发展由此进入发展快车道。以专职律师为例,1986年攀枝花市专职律师19人,以后每年平均增幅29%,至2009年已发展到146人,并由单一的社会律师发展到既有法律援助律师又有公职律师。兼职律师方面,由于《律师法》颁布后的硬性规定,由1986年的56人缩减至现在的9人。?譺?訛

3.攀枝花市律师业业务状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的蓬勃发展,攀枝花市的律师业除了传统的诉讼业务之外其他新型业务也在逐年递增。近年来,攀枝花市的律师业务向新型产业,国际贸易方面拓展,在政府招商引资、企业改制、公司上市、资产重组、知识产权、国际反倾销方面均发挥重大的作用。

以2008年为例,攀枝花市17家律师事务所共担任政府、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律顾问451家,代理各类诉讼案件4395件,办理非诉讼法律事务2712件,仲裁63件,解答法律咨询9309人次,代写法律文书2478件,提供法律援助180件,参加公益事业和社会活动2029人次。?譻?訛

二、攀枝花市律师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1.律师事务所近年来发展迅速,但是普遍规模偏小。攀枝花市律师事务所发展迅速,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从1980年的1家发展到现在的17家。但是从人数来,每家律师事务所平均不到10人。由于规模小,律师们都是单打独斗,彼此之间缺乏合作;从办公条件和设施上讲,一般都没有自己的办公用房,而是靠租赁而来,更没有自己的交通工具,有的是几个律师挤在一间房子里办公,接待当事人时往往人声嘈杂,不仅影响到其他律师的正常工作,同时也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加之无现代代步工具,办起案件来效率很低。

反观大城市的大的律师事务所,工作环境良好,场地、办公设备交通设施、通讯工具等硬件条件都能达到很高的水准。而且多有百名以上的专业执业律师,每个律师更有数名助理配合办理案件。

2.律师事务所业务水平增长迅速,但是专业化服务程度较低。攀枝花市律师事务所业务发展较为迅速,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诉讼业务,也积极介入非诉业务;不再满足于办理传统的民刑事案件,也在办理知识产权案件、商事案件,甚至是涉外案件和上市公司的案件。这都表明攀枝花市的律师事务所业务水平在不断增长,业务领域在持续性扩大。

但是攀枝花市律师事务所开展的业务远远没有大城市律师事务所开展的全面。攀枝花市律师事务所开展的主要业务还是以传统的诉讼业务为主,律師办理案件尚无法固定在某一领域,成了“万金油”式律师,什么案子都接,什么案件都办,什么案子都办理得不专业,特别是金融证券、公司上市等非诉讼法律事务参与得极少。相比之下,在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化、规模化程度不断提高,已经出现了一批专门或主要从事证券、金融、房地产等业务的专业律师事务所。或者在律师事务所内设立有民商事、刑事、金融、房地产能源、信息技术、法律风险防控等业务部门,为委托人提供专业化,精英化的法律服务。

3.律师人数占总人口比例较高,但律师业务水平总体偏低。截止2008年底,攀枝花市共有户籍人口111.18万,执业律师有155名,占攀枝花市人口约为万分之一点三九。我国现有律师16万左右,我国律师占全国人口比例为万分之一点二三。?譼?訛由此可见攀枝花市的律师人数占总人口比例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但是攀枝花市的律师业务总体水平偏低。在业务类型上面,仍然是民刑事诉讼案件占主体地位,非诉案件较少,业务范围狭窄单一。律师事务所的年收入水平也比较低,大部分律师的收入水平都不高。而且在执业律师中,懂外语、懂科技、懂国际法律事务和熟悉世贸规则的复合型人才较少,这些问题的存在也影响到律师新的业务领域的拓展。

4.以年轻律师为主,有冲劲,有活力,但是从业经验相对缺乏。从年龄构成情况分析攀枝花市执业律师50岁以上6人,40-50岁之间61人;30-40岁之间执业律师71人,30岁以下的执业律师17人。根据以上的统计分析,攀枝花市执业律师主要以中青年律师为主,集中在30岁—40岁这个年龄段。

名律师和名医生有许多相似之处,社会知名度在律师行业是极为重要的,往往当事人在聘请律师时要聘请一名知名律师,期望通过知名律师的影响力和办案经验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而知名律师往往是经验丰富、各种社会资源积聚的老年律师,所以年轻律师和老律师的社会影响力及办案经验是无法相比的,从而直接影响年轻律师的社会认同程度,直接影响年轻律师的业务开展。

5.攀枝花市律师整体学历不低,素质较高,但是个别律师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的现象仍然存在。根据笔者的调查统计,攀枝花市执业律师具有硕士学位以上的15人,大学本科94人,大学本科以下的为34人;从文化结构分析,还是有为数不少的律师是非全日制法律专业本科毕业。?譽?訛

攀枝花市律师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还主要在于律师职业道德亟待加强。以2008年为例,攀枝花市律师协会就受理了投诉9件。?譾?訛当然被投诉的律师事务所并非都存在问题,但投诉反映出来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如少数律师接案前大包大揽,吹嘘自己能打“只赢不输”的官司,蒙骗当事人;或私自索取当事人费用,有的收了费不提供服务或者服务不到位;甚至还有侵犯当事人利益的现象。这些会对攀枝花市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造成不利的影响,不利于攀枝花市和谐社会的建设,会毁损攀枝花市律师行业的整体形象。

6.攀枝花市律师参政、议政人数逐年增多,但规模、途径、方法单一,发挥作用的场合不多。律师参政从形式上包括为党政机关决策提供法律支持,律师作为人大政协的组成人员直接参政议政,律师通过职业转换成为国家有关权力部门的成员等。攀枝花市目前律师参政议政的机会虽有增多,但规模、途径、方法单一,发挥作用的场合不多。

第一,目前,与政府签订“常年法律顾问协议”,担任市县(区)两级政府法律顾问的律师有20多名。但据调查,实际发挥顾问作用的仅限于政府重大合同的审议,尚没有参与到政府宏观决策和重大政策制定中去。第二、律师直接参政议政的数量相对偏少。攀枝花市律师队伍现有市人大常委1人,市政协委员1人,区县政协委员2人。律师作为国家政治管理的后备资源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律师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目前还并不具有比一般社会公众更为优越的制度条件。

7.律师权利与以前相比有所进步,但是在律师维权工作中缺乏体制上、制度上的保障,行业维权处于弱势地位,维权职能难以有效发挥。在实际工作中,有相当多的政府部门对律师职业不理解,看不惯律师,对律师的正常工作不配合,甚至有些政府部门针对律师做出一些限制性的规定,认为对律师正常履行职责维护群众利益的行为是与政府作对。

三、攀枝花市律师业的发展路径

1.壮大律师队伍,积极而稳妥地促使攀枝花市律师事务所的规模化发展。

首先,攀枝花市的司法行政机关,攀枝花市高等院校要加强司法考试的培训工作力度,畅通律师入口,使攀枝花市律师队伍的数量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达到相对饱和,甚至相对过剩的状况,使攀枝花市拥有充足的后备人才资源,才能广泛选材,优中选优。其次,律师事务所建立有效的人才吸收机制和人才培养的激励机制。律师事务所向规模化方向发展,决不仅仅是律师人数的简单相加。没有素质、没有服务质量保证的人数简单相加反而有害于律师事务所的规模化发展,甚至会把已有一些业绩的律师事务所毁掉。而要有高素质、高水平法律人才的不断加盟,这就需要有人才吸收的有效机制。再次,律师事务所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和良好的运行机制。在严格管理方面,应着重抓好目标管理、人才管理、财务管理、质量管理、教育管理、纪律管理和档案管理等。

2.重视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化发展,打造精品所。攀枝花市大多数的律师事务所基本上无较细的分工,不是律师擅长做什么而去做什么,而是客户需要什么,就去做什么,将有限的精力投入到纷繁复杂的全面法律服务中。这样既没有规模又没有分工的律师事务所很难提高档次,很难提高律师的业务水平,无法与规模化的律师事务所相抗衡。中国律师业要提高档次,除了走规模经营之路,还要努力加强专业化建设。专业化建设有利于发挥律师的特长,提高律师事务所的整体实力。一个律师不可能是所有领域的专家,在他熟悉的领域,就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发挥较大的作用,而要发挥在某个领域的特长,必须以律师事务所的规模化专业化为基础。没有规模,不分专业,一个人的精力往往作无谓的消耗。?譿?訛因此,首先,重视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律师所的专业化发展,先要有律师的专业化,司法行政机关及律师协会应积极推进培养、吸引专业人才的举措。其次,律师事务所要注重提高专业化管理水平,要有具体的规划和目标,注重所内的专业化分工,促进律师事务所在一个或几个服务领域形成团队力量,用集体智慧向社会提供专家型的、高水平的法律服务。再次,建立正确的政策引导,把律师事务所专业化发展当成一个方向,从政策上给予鼓励、扶持。司法行政部門和律协通过调查研究要充分了解各个律师事务所的擅长领域和不擅长的领域,引导各所苦练内功,发展出自己的优势项目,拿出自己的拳头产品,这样才能做到扬长避短,有的放矢。

3.整合各方资源,努力培养律师业的带头人。不仅律师事务所要培养带头人,而且各个业务领域需要带头人。一个好的律师形象对于拓展业务尤为重要,广大人民群众会基于信任某一名律师进而信任该名律师的所在所。律师带头人的敬业精神、人格魅力将直接会影响到律师事务所的成功。

4.切实采取各项措施,提升攀枝花市律师的综合业务素质。第一,律师要树立长期学习,再学习,终身学习的意识。第二,律师事务所内部建立目的明确、内容丰富、措施明确、时间可持续的经验交流机制。第三,律师协会和管理部门还应经常性地举办有关培训班,为律师的学习“充电”提供条件。

5.采取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的方式,提高律师的职业道德素质。提高律师素质应当采取自律和他律两个方面的措施。就他律而言,主要是加强管理,要加大对违法违纪律师的惩处力度,完善投诉、调查、听证和处罚机制。司法行政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律师事务所必要的监管,强化律师的职业道德意识;律师事务所应当加强对律师的日常管理。就自律而言,律师个人要带头遵纪守法,自觉用律师职业道德约束自身行为,不断强化“法律人”的责任感和自觉性,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化水平。

6.不断加强律师教育,提高律师参政议政意识,拓展律师参政渠道。第一、政府应当聘请律师作为法律顾问,形成在决定重大问题前必须进行法律咨询的制度。还可以建立国家投资项目、政府采购、国有资产处置等重大项目必须由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强入制度。第二、注重选拔优秀的执业律师到各级政府部门担任相应的职务,提高律师的职业荣誉感,推动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建设的发展。第三、增加律师参政议政的机会和逐步扩大参政、议政人员比例。考虑各级人大、政协应有律师代表并保持一定的比例,尤其是还应有一部分是律师群体选举产生的代表。

7.改善律师执业环境。第一、重视对律师的宣传。应建立多种与媒体交往的方式如“案例咨询”、“案例评讲”、“活动通报”等,使媒体对律师体制、行业应逐步形成一个理性认识,从而最终建立一个制度性的、常态的与媒体交流的模式。通过媒体的宣传,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了解什么是律师,律师可以为他们做什么,他们为什么需要律师,并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律素质和法律信仰,这可以促进攀枝花市律师执业大环境的改善。第二,律协作为律师行业的自律性组织,也应当进一步提高自身作为律师执业坚强后盾和有力保障的意识,不断加大探索力度进行相关建制。作为最直接的与律师接触的服务和管理自治组织,律协应当就律师执业的保障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和建制,除规范指导职能外,律协应尽早把保障律师执业权利规范、保障的机制措施更为明确地体现在章程和相关的规范体系中。第三,律师行业与其他国家机关、机构、单位等的关系也应当进入律师执业环境改善的大背景予以思考。持续性与相关机关,如人大、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信息交流,对于促进各方加深理解、方便工作,减少不必要的障碍甚至对抗极为有益。

[注释]

①②⑤交流相关数据和材料由攀枝花市律师协会提供。

③相关数据见攀枝花市司法局文件《攀枝花市司法局2008年工作总结暨2009年工作要点》。

④全国现有律师人数见“司法部研究室研究二处处长孙建在2009年10月26日结束的第二届“湖湘三农论坛”的讲话” http://news.163.com/09/1026/18/5MIRG3VA000120GU.html。

⑥ 见攀枝花市律师协会文件《攀枝花市律师协会2008年工作总结和2009年工作要点》。

⑦《律师业要走规模化专业化发展道路》,林文学,《中国律师》杂志,1997年第10期。

[参考文献]

1.杨辉忠.我国律师执业权利保障的发展与困境.学术论坛.2009,(八).

2.田文昌.中国律师业:十年回望,负重致远.东亚经济评论,2006-5.

3.司法部.2006年中国律师业发展政策报告.

4.陈兴良.七个不平衡:中国律师业的现状与困境.“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德恒论坛”主讲论文,2005-1-10.

5.贺卫方.<与正义有关——中国律师纵横谈>序.北大法律信息网.

6.山东省法学会编.中国律师业产业化发展理论研究.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4(1).

[作者简介]王一茹、张琳、王明中,攀枝花学院人文社科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为攀枝花市市级软科学科研课题《攀枝花市法律服务业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王一茹张琳王明中

律师业发展问题论文篇2：

浅谈律师业产业化发展的内部运行机制

律师业产业化是指律师业作为第三产业中的一个特殊服务行业在运行过程中实现结构合理、规模经营、市场服务，达到投入、产出的良性循环。要适应律师业产业化发展的要求，必须改革律师业现存的内部运行机制和经营管理模式，以使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促进依法治国进程和现代法治国家的实现。笔者认为，要实现律师业产业化，在律师业内部运行机制方面应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建立律师业现代企业制度

党的“十五”大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企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造，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和法人实体。这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市场主体提出的必然要求，否则，没有这样的市场主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能建立和正常运行。

律师行业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应当实行现代企业制度，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使律师业能够独立经营、参与竞争、自负盈亏、充满活力，使律师事务所真正成为活跃的、规范的、完善的市场经济主体和法人实体，使律师成为市场经济的能动者和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通过调动律师行业、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三个方面的积极性，挖掘内部潜力，激发服务热情，提供优质的、符合市场经济发展和现代法治国家要求的法律服务，在满足客户对法律服务需求的同时，为建立健全法治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驾护航。

1.律师业应当成为一个市场化行业，在知识经济时代，律师业面临着一场新的产业化革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它不能直接成为生产力因素，只能通过市场的配置才能充分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科学技术包括智力和知识因素，这些智力和知识因素通过流通和消费，实现它的价值。律师行业所提供的正是包涵较高智商和智能因素的知识服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服务要实现它的价值和效用，必须借助市场，以满足客户对这种知识服务的特殊需要。因此，知识和智能资源只有通过市场的调节和配置，才能转化为生产力要素。这对律师业来说是一次知识产业的市场化革命，而这一革命的关键就是使律师业成为一个市场行业。

2.律师事务所应当成为市场主体。律师服务的市场化，必然要求服务的提供者成为市场主体。律师事务所作为市场经济的细胞和组成单位，应当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市场主体和经济实体。目前国资所的改制，其目的就是使期限成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市场经济实体，为进一步向公司制转轨打下基础。但是，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和我国“入世”的紧迫形势，要求我们必须加快对国资所进行公司制改造的步伐，使其尽快从内部运行机制上适应外部市场经济的要求，除对原有的律师事务所进行公司制改革外，新成立的合伙所、合作所应当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实行公司化。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大市场，并同世界市场紧密连接在一起，市场主体只有专业化、规模化，才能抵御风险，在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显然，现在大部分合伙所、合作所规模小、融资少，专业化、现代化程度比较低，其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已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公司制律师事务所是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合格主体。

3.律师应成为律师业发展最活跃的因素。要完成律师业的产业化革命，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只有律师的脑力劳动和智力资源相结合，才能提供出高附加值的知识服务。在这种创造性的复杂劳动中，律师是劳动的直接主体。因此，要通过工资分配机制、商品市场机制、资源配置机制等功能，调动律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之成为律师业知识服务中最活跃的因素。

二、实行律师业市场化经营

所谓市场化经营是指律师业按照法律服务的市场机制、市场规则、市场要求进行投入、生产和交易，以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

传统的价值观认为，律师事务所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其根本任务是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促进国家的经济建设，维护社会的安定，而按照现代市场经济观念，应当把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二位。因为经济效益是一个经济主体生存、发展、壮大的物质基础和根本所在，一个经济主体发展壮大的过程必然同时又是创造社会财富和社会效益的过程，因此，社会效益应当寓于经济效益之中并通过经济效益来体现。没有经济效益也就谈不上社会效益。市场经济要求每个市场主体必须遵循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资本运作规律，以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律师业产业化以后，在投入、产出、交易等各个环节上都应当遵循价值规律，实行市场化管理。这是一个首先应当解决的价值观问题。

要搞好资本经营。市场化经营的中心内容是资本经营或称资本运作。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律师事务所不存在资本经营问题。律师业产业化之后，律师事务所的资本即人力资本和财力资本运作，对于律师事务所的生存和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经营人力资本，需要建立内部灵活的人才培养、使用机制，并与外部统一、规范的人才市场相结合，使律师人才智能商品化，并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对律师人才资源的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通过供求关系调节律师人才的流动，使律师人才由供过于求的律师事务所向供不应求的律师事务所转移；通过价值规律，使高级律师人才向规模化、效益好的律师事务所流转，从而减少和避免律师人才资源的闲置和浪费，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价值的效能。

经营财力资本，应重点建立健全律师事务所的股权分配和转让机制，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通过竞争使资本合理流动，促进律师事务所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经营，减少和降低管理成本、生产成本和风险成本；实行律师事务所相互之间的横向联合，包括股权、财产和智力投资，实现优势互补，发挥资本的最佳效能。

三、实现律师业现代化管理

律师业要实行产业化，必须具备专门的管理人才、科学的管理方法、严密的管理制度和先进的管理设施。要学习和借鉴国际上先进的现代化管理经验。

1.要培养造就一批专业化管理人员。除专业律师外还要培养专业的行政管理人员、项目技术管理人员、财务会计管理人员和文印及信息档案管理人员，为专业律师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后勤保障服务。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个律师事务所拥有一批专业管理人才与拥有一批资深律师同等重要

2.要改革律师事务所的管理模式。由过去的指令型向经营型转变，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综合型向专业型转变，实行分类、分项目、分部门管理，以适应产业化的要求。

3.要采取严密的管理制度。包括律师事务所行业自律管理制度，有关机关和社会组织对律师事务所的监督检查制度，全面的服务质量管理制度，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纠查制度，律师事务所及律师赔偿制度。

4.要引进先进的管理设施。如先进的通讯系统、信息处理系统、自动化办公系统等，以提高工作效率和办案质量，以优质的服务，创出自己的服务品牌。

（作者单位：中国法学会）

作者：闫博慧

律师业发展问题论文篇3：

律师业未来与法学教育反思

【摘要】法学教育机构作为法律职业的看门人，控制着法律服务的产出和质量，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中国律师业呈现出分布不均衡，律师业务向中高收入阶层和大中型机构集中，高端和基层法律人才培养不足，法律职业公共精神弱化等问题。文章探索了市场机制下中国法学教育在法律职业主义建构中的角色和功能。

【关键词】商业化法学教育改革公共精神

在西方近代法律职业的发展中，“近代法律职业通过与大学法学院的联姻，成功地从中世纪的智识性行业逐步转化为现代职业。”①法学院作为法律职业的看门人，控制着法律职业的数量和法律服务的产出②，法学院在法律职业实现职业化、专业化、公共精神这一职业蓝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笔者以美国律师职业发展中的危机为参照，进而转向对中国律师职业成长困局的思考，通过法律教育的重塑和改革，探索法学院在律师职业主义建构中应有的角色和功能。

过度商业化的美国律师业

近30年来，西方法学界充斥的法治危机、职业危机的声音不断。水门事件、安然事件引发了社会对法律职业伦理和道德沦丧的讨论，这些外显事件的产生与学者们惊呼“律师的迷失，法律职业理想的衰落”的论断③共同掀起了关注法律职业沦落的浪潮。

在这场危机的讨论中，公众提到了两个主要问题。首先是律师角色的职业危机。调查表明，五分之三的美国人认为律师是贪婪的，只有五分之一的人认为律师“诚实和道德”或“关怀和富有同情心”。第二个问题涉及律师的辩护者角色以及在对抗制度下律师的责任问题，三分之二的受访美国人相信律师不再是“寻求正义”，四分之一相信他们不当操纵法律系统。大约一半的受访人指责律师申请太多的诉讼，四分之三的人认为美国有太多的律师。从公众的角度来看，问题源自法律结构。律师协会的说客角色和立法者、法官共同建构了一个结构，它似乎过于复杂，价格昂贵，而且容易被滥用。美国的对抗制度下，诉讼很少以双赢的结果出现，失败者往往把一些责任归因于律师。公众的不满主要是认为对方当事人的律师滥用诉权并且法律程序无法阻止他们的诉权滥用。公众同样面临资金和正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低收入家庭中，超过四分之三的法律需求未能得到满足。

此外，在法律职业的监管和职业行为中，被诟病的问题还包括过度收费、反应迟钝的职业惩戒制度、过于宽泛的职业垄断保护。面对指责，从业者对自己工作的满意度和自豪感也跌至低点。调查结果显示，约四分之三的受访律师认为从业者更具有“金钱意识”，如果可能，大多数的律师将选择另一个职业，四分之三的人不期望自己的孩子成为律师。④

批判者眼中，所谓的职业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危机的根本在于商业化模式对法律职业的渗透，其他方面的危机都是这一趋势所导致的后果；随着对抗制度的盛行，产生了专业技术的职业伦理观点。大型律师事务所出现后，为了谋求利益和维持自身的运作往往不得不追求利益的导向，法律职业逐步丧失了公共精神；由于律师业的分化，对抗制的影响，法律职业共同体逐步地分裂；传统的法学教育受到了商业化的影响，在昂贵的法律教育学费的影响下，许多学生终止学业或者背负巨额的债务，⑤进一步加剧了执业后的金钱意识和趋利性，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往往以失败告终；法律职业的自我管制也引发了对职业监督和惩戒的质疑；法律职业的职业垄断、准入限制、广告和价格控制等方面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

纵观美国律师职业发展的轨迹，独立战争以后，美国律师职业脱离了英国的影响，走出了一条迈向职业化、专业化的律师职业发展路径。律师职业从最初学徒制的培养模式中脱离出来，建立了适应职业化要求的大学法学教育，进而强化了律师职业的数量和品质。

法学教育对入学学生的学历、教育背景、品质、学习时间的控制，以及作为职业的自治组织律师协会在提倡职业准入条件上的不遗余力，共同型塑了美国当代职业化的律师团体。而近些年来职业危机的谈论，实际上是在建构职业化道路上的反思和改革，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已有的职业主义建构中的成果，但商业化对职业发展带来的种种冲击，应当引起我们的警醒和反思。

中国法律职业发展中的问题

法学教育的成长与危机。法律职业从业人员的匮乏和法律大学法学教育的枯萎是法律革命时代的产物。资料显示：1977年，全国仅有3所普通高等学校招收法律专业本科生，共招生233人。进入20世纪90年代，法学教育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截至2008年11月，全国共设立法学院系634所，改革开放30年增长了105.67倍；法学本科在校生30万人左右，法律专科在校生达22万多人，增长了200多倍。但是与蓬勃发展的法律院校相比，法学专业学生的就业率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甚至成为最难就业的专业。

作为职业的守门人，律师业广泛的分化要求一种机制以分配法学毕业生到各种角色中去，并在那些角色中将他们社会化。法学院自从作为律师界的看门人出现后就履行了这项功能。中国法学教育的危机正是在法律职业的发展中，看门人角色的缺失，法学教育未能根据市场的需求塑造法律职业。纵观我国法律院系的课程设置，我们历来以传授系统和科学的知识为目的，通识化的教育方式，很少考虑对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和社会的实际需求；⑥其次，在职业准入控制上，大学本科法学教育未成为从事法律职业的唯一条件，其结果导致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之间缺乏必要的衔接，长期以来存法律职业与法律人才培养在一条鸿沟；⑦最后，在法学院的数量控制上，缺乏法律职业管理者的反向选择机制，由此导致法学院数量的不断扩张和良莠不齐。

商业化影响下的中国律师业。市场机制对中国律师业的影响是多层次的，这种影响体现为：促进律师职业的分化，推动律师职业结构的变迁，影响律师的分布和业务类型，促使律师职业地位的变化以及职业定位的转变。市场的调节具有趋利性、自发性、滞后性等特点。这些特点在促进律师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有其重要的价值，但不可避免地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以客户为取向的职业主义建构难以获得社会的认同；律师分布不平衡的，缺乏有效的调节机制。2007年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东部沿海地区人口所占比例为37.9%，却集中了 54.0%的律师，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口所占比例分别为 33.1%和 28.6%，而律师所占比例分别只有 23.7%和 22.3%。⑧

笔者曾就全国31个省的律师人员数量、案件数量、人口数量、年人均经济总量、律师人员年人均受理案件数量等指标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律师的数量和人口数量、案件的数量、经济指标之间存在强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律师年人均受理的案件数量和年人均经济数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24851，两者之间存在弱的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经济发达地区，律师年人均受理的案件数量会有所减少。⑨这一数据表明律师在经济发达地区的集中，已经逐步呈现出饱和的趋势，与之相反，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律师需求却难以得到满足。另一份调查由日本神户大学市场化社会法动态学研究中心主持，这份调查显示了律师业务结构的分化与客户类型的转变。在民事案件的代理中，企业成为律师事务所的主要客户，其中以中小企业比例最高，占到律师业务的40%以上，个人和行政机关在业务比例中所占的比重相当。其中，个人客户的平均值为6.02%，行政机关客户的平均值为9.36%。从总体上看，北京、上海、广州等8省市的指标都显示律师事务所的主要业务都转向了企业，而个人业务所占的比重均低于10%。

职业危机的消解与律师业的未来

法学教育的反思与改革。广泛的法律职业的分布要求法学院因根据市场的需求来塑造不同的职业角色。在经历了法学院招生人数的增长后，法学院学生的就业问题却成为导火索，引发了对法学教育的规模、结构、目标和教学方式的反思。

2011年，教育部、中央政法委颁布的《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直指我国高等法学教育中存在不能完全适应国家法治建设的需求，法治理念的培养和教育不深入，培养模式单一，培养的职业人员实践能力欠缺，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培养不足等问题。因此，控制法律人才的产出和质量，培养新型应用型、复合型人才，成为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实施的重点内容。为此，法学教育应当适应多样化法律职业要求，强化学生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强化学生法律实务技能培养，提高学生运用法学与其他学科知识方法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促进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深度衔接。这种改革的思路和学者提出的引入司法研修制度，培养专业型、复合型、理论型法律职业人才，从通识型教育模式向复合型专业型模式转化的改革路径不谋而合。⑩尽管卓越法律人培养计划确立了培养复合型、应用型法律职业人员的培养模式，并制定了相应了工作机制，从师资队伍的培养、教学方式的改革、实务人员的引入等方面做出了工作部署。但改革措施对于职业伦理教育、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的深度衔接问题语焉不详。

美国是职业主义发展较为成熟的国家，在职业人员的培养上，在重视应用型、实务型人才的同时，也开始反思职业法律人的公共精神和职业伦理的养成。1972年的水门事件后，美国律师协会要求法学院开设法律职业伦理课程，96%的法学院开设了相关的课程。课程内容主要包括向学生传授律师职业规范。尽管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在美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仍有学者指出，职业伦理教育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法律职业伦理教育课程应该与主干课程相整合将其内容融入到其中，贯穿于法学院学生学习的始终，不仅如此，律师事务所还应当和法学院合作来开展公益活动，借助法律诊所式教学方式，要求学生提供慈善性的法律服务。

卓越法律人的培养不妨在现有改革举措的基础上，在职业伦理教育和促进法律教育和法律职业衔接问题上有所着重。其一，在职业伦理教育中，法学院应开设职业伦理相关的课程，并贯穿于法学院学生学习的始终，在职业准入考试和申请律师职业资格的实习中引入职业道德的问答和品质测试的内容，借助实习基地的实践活动，要求学生参与法律援助活动，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的公共精神。其二，促进法律教育和法律职业的深度衔接，在职业准入上，应明确从事法律职业必须具备法学本科的教育背景，同时将在入学期间无不当行为、积极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等作为职业准入的补充条件。探索法律教育与法律从业人员继续教育的衔接问题，建立法律职业人员的终身学习机制。

法学院应从通识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转变为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模式，从职业主义的培养模式转变为兼具职业性、公共性、专业性的法律人员培养模式。法学院作为法律职业的看门人还应建立动态的机制，依据法律职业的特殊性和市场的需求控制法律职业人才的品质和产出，在法律职业准入、法律职业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法律职业的惩戒中，发挥应有的功能。

律师的公共精神与商业化矛盾的消解。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中国律师业完成了角色的转变。律师从国家工作人员的角色转变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职业人员。这种转变使得律师的分布和业务结构不再按照国家计划和安排来进行调整，而是依据市场的趋势性，自发调节。其结果造成大城市的律师过分集中，中小城市、农村的律师数量的普遍不足，律师的业务向企业和中高等收入人群集中，大量低收入人群和不发达地区所享有的法律服务的质量和数量难得满足。随着法律援助条例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这一状况，但法律援助条例的适用范围仅仅包括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等六类情形，实难满足日益增长的法律需求。

法学教育在法学伦理教义和利他主义精神培养的基础上，需要形塑不同层次的法律职业人员。一方面，适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国家对外开放的需要，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法律事务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涉外法律人才，以满足大城市对高端法律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把培养中、西部基层法律人才作为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的着力点，适应中、西部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需要，培养一批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基层法律人才。

商业化和公共精神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作为行动者的律师其关心的问题是在相对自由的竞争环境中如何获得经济上的回报和获取社会地位。而社会地位的获取并不仅仅包含国家对于律师业自治、职业垄断的承认和保护，更是律师业通过公共服务，提供法律援助等行为以获得大众的认同。非此，职业自治和国家的赋予律师业的种种特权就丧失了赖以存在的根源。罗斯科·庞德认为“公共服务是法律职业的首要目标”，法律职业只是“附带地”谋生的一种手段。实际上，公益服务不是一种慈善行为，而是一种对职业垄断的国家保护的报答义务。所有律师所接受的资助法学教育，还有他们享有的特别的经济和社会特权使得从事公共服务成为强制的义务。试想每年法律援助案子的微不足道的负担，如果由所有律师来承担，将极大地增加法律援助的数量。同时，有组织的律师协会、法学教育机构还应当利用其道德权威和政治影响力来增加政府在购买法律服务中的支出。

（作者单位：河南科技大学；本文系河南科技大学青年基金“中原经济区法律服务业的战略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2QN049）

【注释】

①李学尧：《法律职业主义》，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3页。

②Richarad L. Abel， American lawy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125.

③Anthony T. Kromman， The lost lawyer：Failing Ideal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Harvard College Press， 1994.

④Deborah Rhode， In the Interests of Justice： Reforming the Legal Profess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⑤Paul Campos， The Crisis of American law School， Michigan Journal of Law Reform， October2012.

⑥陈建民：“从法律教育的目标审视诊所法律教育的地位和作用”，《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第3期。

⑦霍宪丹：“法律职业与法律人才培养”，《法学研究》，2003年第4期。

⑧冉井富：“律师地区分布的非均衡性—一个描述和解释”，《法哲学与社会学论丛》，2007年第1期。

⑨郭国坚：“转型社会的律师业结构变迁”，《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⑩季卫东：“让我们共同探讨中国法学教育改革的最佳途径”，华中大法律网，http：//law.hust.edu.cn/Law2008/ShowArticle.asp？ArticleID=16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