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医疗责任保险制度论文

“十三五”时期环境法治工作深入开展的五年，正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用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推进生态环境依法治理的五年。在这五年中，广东环保基金会法务委员会和广东省环境保护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省环调委”）积极主动参与环境法治工作，实践环境公益诉讼、环境纠纷的调解和行业性专业性公共法律服务工作。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新时期医疗责任保险制度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新时期医疗责任保险制度论文 篇1：

我国医患关系现状及其对策分析

[摘 要]近年来医患关系总体呈紧张态势，医患纠纷层出不穷，“医闹”现象逐步升级，把医患关系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本文根据医患关系的现状，分析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得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医患关系；医患道德风险；医疗保险制度

一、医患关系现状

2011年9月15日，北京同仁医院的徐文大夫因患者对治疗效果不满意被砍成重伤；就在此事发生前四天，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生穆新林被患者家属殴打致颈部受伤，胫骨骨折。2011年8月，南昌市第一人民医院门口因医患纠纷发生大型械斗。2010年8月，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文章《中国医生：威胁下的生存》称：“中国医生经常成为令人惊悚的暴力的受害者……医院已经成为战场，因此在中国当医生便是从事一种危险的职业。” 同时，也有广东南海红十字会医院把活婴误当死婴的事情发生……医患关系已经到了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地步。

二、我国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分析

医患关系紧张，矛盾突出，其特点为普遍性、公开性、激烈性、社会性。其成因复杂，既有医方的问题，也有患方的原因，更有深刻的社会根源。

（一）医方道德风险因素

1.医生道德风险是首当其冲的第一因素。部分医生职业道德缺失，以至于面对病患时的态度冷漠、漫不经心、语言生硬、缺乏耐心。这给患者的直观印象就是不够积极的；加之部分医生以金钱利益为追求，过度检查、滥开大处方、不合理收费等以病患牟利的行为极大地刺激了患者对医生的抵触情绪。最后因为医学本身的不确定性，谁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没有意外发生，使患者积累已久的怒气全都倾泻到医生身上。

2.医院经营、管理不善，医疗服务不到位。由于医疗市场的激烈竞争，导致某些医院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疏于经营管理，忽视服务质量，规章制度缺失，或有规章落实不到位，工作人员脱岗、溜岗，在病人生活、就医条件、安全保障等方面服务马虎，甚至差误百出，使病人失去对医师的信任。[1]

（二）患方的道德风险因素

一个巴掌拍不响，患者自身也不是没有可责之处的。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一旦就医就必须被治愈，不能正视正常的医疗风险。部分患者一旦参加了医疗保险，就会有机会主义行为，在减免医疗费的情况下，患者因缺乏自我约束意识而增加医疗产品的消费，进而造成高额的保险支付，增加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负担。

（三）制度因素

1.定点医疗支付制度。基于社会医疗保险“第三方付款”的特性，实践中，医疗机构为了经济利益乱检查、滥收费，参保人员违规使用医保卡、超量配药等过度利用医疗卫生服务现象屡禁不止，[2]造成了医保基金的不必要流失，背离了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设计初衷。

2.缺乏医疗风险分担机制。医疗风险分担机制不健全。很多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由于有比较健全的医疗保险体制，全民参加医疗保险，绝大部分医疗费用都由保险公司承担，不会由个人支付高额的医疗费，[3]医患之间很少有正面冲突，罕有患者殴打医生的恶性事件发生。然而，我国目前尚未建立适合国情的医疗保险制度，一旦发生医疗纠纷，医患关系之间缺少中间调节器，易发生冲突，也无力应对风险。

三、建设和谐医患关系的几点建议

（一）针对医方

1.医生是应该有一颗对生命敬畏的心，但不应该是揣着如何不被患者讹的心态工作。医患关系日益恶化谁之过？ 医师难道不是受害者吗？所以对医生进行职业道德规范教育是必要而且急迫的。

2.医院医疗机构是医疗保险市场的重要主体，处理好医疗机构自身的问题，才能更好的控制医疗市场中的道德风险。为了减少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应当强制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使患者了解自己即将面临的诊断手段、病情、治疗方法及相应结果和可能出现的潜在结果和即将面临的风险，付出的代价和可能取得医治效果等方面的信息，使患者在此基础上自由做出选择。

（二）针对患方

患者应当理解和包容医疗工作者，学会换位思考。政府以及媒体也应当积极宣传医学知识，使患者正确认识医疗风险的存在，客观看待医疗发展的局限性，理性预期医疗结果。

（三）针对制度

医患之间极端不信任的根源，除了与个人秉性有关，亦是多年来医患紧张对立下的累积反应，其根源在于医疗体制。一些学者把医患纠纷归咎于患者近年来提高的维权意识以及医疗要求，这是不合适的。人们懂得越多，沟通成本应该越低，沟通效果也应该更好。

1.首先应建立社会医疗责任保险基金机构。该机构专门负责基金的运作，可以接受社会的捐赠。强制投保，使已取得相应资格的各级各类医院、医务人员，包括国有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和注册的各级各类、各种性质的营利性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都投保，否则不予颁发或吊销执业许可证。[4]

2.完善医疗卫生相关法律法规，通过合理的制度和法律规章的安排来平衡医患利益关系，推动医患关系的良好发展，减少甚至避免道德风险的发生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抗和冲突。卫生管理部门有必要建立健全医疗法律体系和医疗机构各项规章制度，完善现有医院工作制度和各类医务人员工作职责。

为了缓解医疗纠纷中的医患

关系，全国各地积极搭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平台。山西省由省医调委在各市设立医疗工作站，形成了省医调委垂直管理和地方各部门指导相结合的工作体系；江苏省将工作重心下沉，在县区设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乡镇设立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小组，实行“免费咨询、免费受理、免费调解”。相信随着医患双方的互相理解，各项法规制度的建立，以及全社会的关注，和谐的医患关系会逐步形成。[5]

[参考文献]

[1]李国炜.中美医疗责任保险之比较研案［J］.医学与哲学，2005; 26( 4) : 52 － 53.

[2]刘潇.社会医疗保险道德风险及其控制机制研究——基于医疗服务供需双方的分析，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3]黄长久.医疗纠纷及法治化处理的探讨[J].中国医院管理,2007,27（5）:22-23.

[4]吴海波.新时期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和法律思考［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6; 22( 4) : 221 － 222.

[5]秦小康.定点医疗机构中的医患关系研究——以山东省昌乐县人民医院为例，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作者简介]杨帆（1988—），女，晋中榆次人，山西大学2010级法律硕士（法学），研究方向：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

作者：杨帆

新时期医疗责任保险制度论文 篇2：

践行环境法治 多元化解污染纠纷

“十三五”时期环境法治工作深入开展的五年，正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用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推进生态环境依法治理的五年。在这五年中，广东环保基金会法务委员会和广东省环境保护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省环调委”）积极主动参与环境法治工作，实践环境公益诉讼、环境纠纷的调解和行业性专业性公共法律服务工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维护生态环境公共利益、依法治污、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

完善诉调对接机制，

提升公益诉讼司法质效

自环保公益诉讼制度实施以来，省环调委以适格主体（指以当事人的名义参与诉讼并且请求透过裁判来予以解决的一种资格）的身份，先后对违法排污、破坏生态、侵害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了22宗环保公益诉讼案件，其中已审结20宗，尚在审理或进入再审程序的2宗。就提起的诉讼案件量计，已据全国社会组织之首，已审结的案件中胜诉率为100%。

在公益诉讼中，省环调委较早地建立了与检察机关、生态环境部门的起诉与支持起诉的协调机制，理顺了公益诉讼中的诉权顺位关系，较好地解决了环境损害评估和举证难的问题，极大地强化了诉讼的力度。

调解是通过最少的诉讼程序代价尽快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手段。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所确定的民事公益诉讼所适用的调解程序，省环调委建立了“诉调对接”机制，在环境诉讼中运用诉前调解、庭前调解和法庭调解等方式，简化了审理程序，缩短了法庭辩论和诉讼的周期，有效地解决了案件执行难的问题。其中广东南岭自然保护区生态破坏公益诉讼案，就是成功调解的典型一案。

以广东南岭自然保护区生态破坏公益诉讼案为代表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成功调解，对于如何解决环境公益诉讼中的现实性和制度性难题均提供了参考，对类似案件的解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值得一提的是广东南岭自然保护区生态破坏公益诉讼案的调解结果，要求企业完成的修复效果如没有达到修复要求的，应该继续承担修复义务。该规定突破了调解的终局性，符合生态修复的客观实际，具有创新性。

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的衔接，是提升公益诉讼司法质效的有益途径，不仅可以以自愿协商方式快速、便利解决纷争，而且有助于提高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自治意识，有利于达到社会效果和审判效果的统一。

维护人民环境权益，

扩大专业性调解覆盖面

2020年7月，广州市黄埔区损坏公益林地一案，该案由于当事人的不理解、不配合，历时三年多，行政处罚仍未能执行。行政机关主动向检察机关求助，后该案件被提起公益诉讼。管辖法院委托省环调委参与法庭调解，经反复、耐心的释法说理，终于使四名被告消除了抵触情绪，愿意作出赔偿，以异地补种的替代性修复方案恢复受损林地的生态功能，并公开赔礼道歉。结案后，省环调委与黄埔区检察院联合在补植现场共建“检察环境法律教育基地”，以案说法，教育公众。

近年来，省环调委配合环境公益诉讼和民事私益诉讼案件的审理，组织当事人进行庭前调解和参与法庭调解。同时，还针对发生在社区基层的环境侵权问题以及群众反映突出的环境污染问题，主动介入开展调解。如广州市白云区某小区噪声污染案和花都区某小区的交通噪音案等。

为了扩大调解的覆盖面，更好地为社区、企业和居民提供生态环境专业调解服务，及时、妥善化解基层环境纠纷，2021年4月，省环调委与广州市天河区车陂街道办事处合作试建了车陂街环保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室，并参与调解了一宗多年未解决的噪声扰民的纠纷案。这是行业性专业性调解与基层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在合作联动和调解体制上的一种创新，依托行业和专业的力量，多元化解发生在基层社区的环境污染纠纷和矛盾，并将以此作为样本打造全省生态环境纠纷调解工作体系。

为与调解工作相配套，向社会提供生态环境专业的公共法律服务，省环调委自2019年起着手筹备生态环境类公共法律服务工作机构。2020年11月，根据司法部门的指导意见，选择在黄埔区的广东软件园先行设立了生态环境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在试点中根据区域的特点和不同法律服务的需求，制定公共法律服务清单，有针对性地为企业、个人提供法律服务。通过试点，拟进一步筹建广东省生态环境法律公共服务中心，作为广东省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纳入全省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让人民群众共享生态环境公共法律服务的成果。

探索专业调解机制，

完善环境法治体系建设

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是创新社会治理和改革我国调解制度的重大决策。因此，探索和建立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工作体系、工作机制和运作模式，以适应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需要，也是生态环境领域法治体系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

借鉴省医调委的“医疗纠纷调解与医疗责任保险相结合”的“调保结合”和调解主体、专家论证和损害赔付“三个第三方”的调解机制，及“调、赔、防”相结合的工作模式，省环调委与中国平安集团、中联兴环保科技公司就探索合作建立人民调解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调保结合”机制和“调解、理赔和第三方环保管家服务的工作模式进行了多次会商，达成了共识。

为建立省、市、县、社区基层多层面调解工作体系，省环调委选择一些信访高发、诉讼频繁的地市商讨合作建立环保纠纷调解工作机制，以“诉和非诉结合、引导非诉为主”的原则，多元化解环境执法中的矛盾和纠纷，推进地方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发展。

环境公益诉讼、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环境公共法律服务是现阶段生态环境社会治理的三个不同而又紧密联系的工作层面，也是当前要继续努力探索和实践的主要任务。

加强环境普法宣传，

营造环境法治良好氛围

随着群众环境维权意识日益强化，生态环境民间纠纷已成为新时期突出的社会矛盾之一。2021年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广东期间，接到群众举报问题达6764件，由此可見，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仍然突出，并且亟待解决。但因环境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工作起步不久，人民群众对于应用非诉形式解决环境矛盾纠纷普遍缺乏了解，还习惯于使用上访和诉讼手段，调解工作的“第一道防线”作用还未充分发挥。

为此，省环调委将进一步加强环境法治体系建设和工作制度建设，创新环境法治的工作模式，围绕国家和广东省生态环境保护的中心工作，以解决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环境问题为重点，全面做好环境公益诉讼、人民调解和环境公共法律服务工作。

包括要重点抓好调解体系建设。完善和建设环境污染责任险与人民调解“调保结合”工作机制和以防为主、“调、赔、防”相结合的工作模式。进一步推进市、县、社区和乡村的环保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机构建设，畅通和规范群众对生态环境的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完善矛盾纠纷的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的综合机制。

要落实“诉调对接”和“政调联动”，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建立行政部门信访与调解的交办、移送、委托办理的工作制度，依法分类处理群众信访诉求，以充分发挥人民调解为行政部门化解纠纷矛盾的“分流阀”作用。

要围绕违法排污的侵权纠纷、自然保护地生态功能的破坏以及影响碳达峰碳中和的种种违法行为和纠纷开展公益诉讼和调解，保障人民权利，促进环境治理的法治化水平。要梳理研究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发现突出的问题，以公益诉讼和人民调解方式推动突出问题的整改和解决。

要强化生态环境公共法律服务功能，拓展与人民调解相关的工作业务，建立人民调解案件处理、分析研判、成果应用等“后半篇文章”工作机制。参与行政复议制度改革以及在行政争议纠纷引入调解机制的试点工作。

要加强环境法治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通过媒体推介、举办培训、法治论坛等形式，推进生态文明法治的理论引导，凝聚社会共识。通过挂牌接访、引导推介、发送简讯等方式，让群众了解运用调解形式解决矛盾纠纷的可行性，营造全民关心、支持和参与环境法治建设的良好氛围。

作者：袁征 陈彦鸿

新时期医疗责任保险制度论文 篇3：

打造中国保险业“升级版”—新国十条评述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为“《若干意见》”，新国十条）开创了中国保险业发展的新纪元。它创新性地把保险业发展融入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布局，规划了行业在新时期的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战略举措。

《若干意见》着眼于推动中国保险业转型，打造现代保险服务业。政策举措包括五个方面：即把商业保险建成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将保险纳入灾害事故防范救助体系， 通过保险推进经济产业升级， 运用保险机制创新公共服务，深化保险业改革开放。上述五方面的举措可以概括为两个基本方面：第一，将保险业发展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培育核心功能;第二，加强保险业基础建设，克服行业自身弊端。应当指出，《若干意见》既为保险业的转型升级营造了良好发展环境，打开了广阔发展空间;又推动保险业苦练内功，增强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

将保险业发展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培育核心功能

风险管理是保险业的核心功能，保障性业务是保险业的主业。但是，长期以来，中国保险业保障性业务的发展不尽如人意，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重大自然灾害中保险保障功能发挥不足。在“5·12”汶川地震、2010年南方特大洪水和2014年鲁甸地震等一系列自然灾害中，我国财产保险业赔付占灾害损失的比例均不到2%，而同类灾害损失中发达国家财产保险业赔付比例通常超过30%。二是寿险业务以储蓄理财型产品为主，容易被其他金融理财产品替代，尤其是一旦遇到经济不景气和股市下跌，行业保费增速即大幅回落，2011年甚至出现负增长。

保障性业务难以发展，原因之一是难以融入由政府大包大揽的救灾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管理体系。

以巨灾保险为例，由于巨灾造成的损失具有较强的社会性和全局性，是否投保巨灾保险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个人风险选择，更是一种降低社会整体运行成本和系统性风险的要求。巨灾保险作为一种国家避险机制，仅仅依靠市场化运作还难以全面开展。另一方面，虽然以政府为主体、以财政为支撑的传统体制在应对重大自然灾害时发挥了关键作用，但也暴露出导致财政预算软约束、救灾效率有待提高以及舞弊和腐败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强化政府和市场两种机制的配合，以财政税收政策为杠杆，以商业保险为运营平台建立多层次巨灾风险管理机制。遗憾的是，传统的全民救灾体制依然具有很强的制度惯性，政府有关部门对建立巨灾保险基金和巨灾再保险等基础性制度的紧迫性及其方案尚未取得共识。

以健康保险为例，欧美国家健康保险业发展的经验是由保险公司承担基本医保运营，培育对医疗供给方的谈判实力，进而发展补充医保。在我国全民医保体系的建设过程中，中心是围绕基本医保扩面，主要由政府机构及其所属事业单位承担基本医保运营，保险公司管理的医保基金在全国卫生总支出中所占比例微不足道，对医院缺乏影响力，难以管控诊疗过程中的风险。由于政府基本医保的保障程度提高过快，相应压缩了商业补充医保的发展空间。

商业保险是一种市场化的风险转移机制，当政府在社会风险管理体系中承担了过多的责任，就对保险业的风险管理功能进行了替代，保险业的主业自然难以发育成熟。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重新架构和分工当中，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激发市场和社会主体的创造活力;要对政府过去不受限制的权力和承担的过重责任加以约束，推进政府简政放权。

政府改革转型必将推动保险业结构调整，打开保障型业务发展空间。我国未来几十年面临人口老龄化、慢性病多发、自然灾害多发、社会矛盾易于激化等风险，社会风险管理体系需要加强而非弱化，政府改革转型留下的真空需要市场和社会力量去填补，商业保险天然是一种市场化的风险管理和社会管理机制，这种特征使得保险业可以成为创新社会管理的有效机制和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抓手，成为提高民生保障水平和保障质量的重要渠道。

具体而言，《若干意见》从以下四个方面培育保险业核心功能，建立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匹配的现代保险服务业。一是把商业保险建成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并给予税收优惠和社会保险市场化运作等政策支持。二是建立巨灾保险制度。形成以商业保险为平台、财政支持下的多层次巨灾风险分散机制，藏救灾能力于市场。三是发挥责任保险化解矛盾纠纷的功能，重点发展与公众利益关系密切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医疗责任保险、校园安全责任保险等领域。四是通过保险推进经济产业升级，着力发挥保险对于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和外贸转型升级等的作用

深根固本，克服自身弊端

政策环境的改善是推动保险业转型的外因，但是，“打铁还需自身硬”，《若干意见》也关注到扶正固本，夯实行业发展根基。

大力开发核心资源，筑牢科学发展基础

核心资源短缺制约保障型业务发展。在社会风险管理的大体系中，保险业从事的是人身和财产风险管理，其核心资源是数据信息和数据平台，以行业纯风险损失率等风险信息为基础，以各种预防和减少客户风险损失的手段为保证，对风险进行定价并促成以人身和财产风险为标的的交易。我国财产险业和健康险业虽然历经三十余年的发展，也积聚了数万亿以上的资产规模，却恰恰在上述基础资源环节发展严重滞后。

比如，核心资源短缺导致车险业务缺乏科学的经营基础。车险市场突出的问题是“佣金战”和“价格战”，部分车险的费率一度竟然打70%的折扣，暴露出产险公司在实际用于经营核算的保险费中，分不清哪些属于风险保费，哪些属于包括佣金在内的附加费用。从车险发展的客观规律看，风险保费是经营成本的底线，在既没有风险对价关系，也没有风险保费概念的情况下，任意支付佣金自然成为恶性竞争的主要手段，似乎佣金的支付比例可以无限制增长。结果是部分财产险公司看到此类业务难以为继，转而大力发展理财型产品，到资本市场豪赌一把。车险产品缺乏科学的经营基础，原因在于全行业缺乏纯风险损失率、损失次数分布、损失金额分布等基本的精算和业务数据，尚未建成全国性的车险数据平台。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健康险领域，部分公司健康险业务尚未实现单独核算，疾病发生率和医疗费用等行业基础数据库尚未建立，产品难以科学定价。此外，行业“医保通”结算平台仍难以实现，还无法实现对不合理诊疗行为和医疗费用的控制。

为了弥补保险业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这个短板，《若干意见》引领保险业回归根本，要求加快建立保险业各类风险数据库，修订行业经验生命表、疾病发生率表等。加快中国保险信息技术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发展，为提升保险业风险管理水平、促进行业转型升级提供基础支持。上述行业数据平台的作用有三：一是为监管部门实施费率监管提供依据。二是可以促进公司理性竞争和规范经营，包括见费出单、防范假保单和假赔案、纯风险数据分析、信息系统管控、财务核算费用分摊、准备金评估、协助公司加强内部控制等。三是按时披露交强险赔付率和损失分布曲线等相关信息，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

保护消费者权益，巩固长期发展根本

保险消费者是弱势群体。这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保险市场的高度信息不对称性使得消费者处于弱势;其二，保险合同的履行通常具有远期性和射幸性，消费者利益易受侵害;其三，对销售误导等问题，保险消费者往往难以举证，如果相关机制不完备，侵犯保险消费者利益就有机可乘。

保险行业是金融服务业，是信用行业，消费者对这个行业的信任关系到行业发展的根本。我国保险业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在部分业务领域，出现了“销售误导、理赔难”问题，影响行业形象，一旦出现“信任危机”将摧毁行业生存的根本，加强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是维护消费者信心的关键，更是保险业长期发展的基石。

《若干意见》要求加强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探索建立保险消费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建立健全保险纠纷诉讼、仲裁与调解对接机制。加大保险监管力度，监督保险机构全面履行对保险消费者的各项义务，严肃查处各类损害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落实上述措施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也是一种复杂的利益再分配，这一分配过程要求监管者坚定地维护保险市场的公平公正，确保保险供给者和保险需求者之间的权利平衡，引导保险业回归其互助共济的文化本原。

《若干意见》吹响了我国从“保险大国”迈向“保险强国”的号角，由此，我国保险业将逐步进入持续平稳健康发展的新常态。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金融所保险研究室）

作者：阎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