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论文

2022-04-15

从目前全世界的立法例来看，直接规制家庭教育的立法还相对较少，这就意味着制定家庭教育立法还远没有形成世界共识，也说明了制定家庭教育立法的难度，而这可能与人们将家庭教育与家庭教育立法牵连过度有关。如果换一个思路，从家庭教育权的进路来思考，可能会有不同。近年来，家庭教育立法在持续推进，尤其是地方立法先行先试，为全国性立法奠定了良好基础。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家庭教育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家庭教育论文篇1：

家庭教育法草案：家庭教育不只是“家事”

编者按：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棍棒底下出孝子”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但“老子打孩子”是不是真的就“天经地义”呢？

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在赋予教师合法惩戒权的同时也提出，在实施家庭教育过程中，家长“不得有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必要时国家可对家庭教育进行干预。这意味着我国家庭教育正式纳入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和法治化管理轨道。消息一出便迅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

草案引起的热议正好说明了大家对家庭教育的广泛关注以及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事实上，家庭教育从来不只是“家事”。家庭是一个人生活的最初场域，家庭教育是一个人所受教育的开端，它关乎未成年人的终身发展和家庭幸福，更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作为人生教育的开端，家庭教育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本期，围绕“家庭教育”这一热议话题我们选编一组文章，从草案提审的现实意义、家庭教育法立法的必要性、如何让家庭教育在新时代发挥其价值等方面进行讨论，希望能为大家提供些许思考和讨论的线索。

1月20日，备受瞩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法（草案）》正式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家庭教育正式纳入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和法治化管理轨道。

父母该如何做好家庭教育？社会各方又该扮演怎样的角色？随着未成年人保护需求的提升和家庭教育问题的凸显，家庭教育已不只是“家事”，而是全社会关注和参与的“大事”。

为什么要提审“家庭教育法草案”

从2020年的抚顺虐童案到日前的留守女童烧伤事件，从校园欺凌屡禁不止到未成年人自杀、犯罪案件层出不穷，家庭暴力、责任缺位、教而不当等突出问题摆在大众面前，再次敲响家庭教育警钟。

事实上，早在2018年8月，家庭教育立法就正式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第三类立法项目。

为了进一步推进家庭教育立法，在2019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妇联党组成员邓丽联名代表共同提交《关于加快家庭教育立法的议案》，建议通过加快立法提升家庭教育地位、明确家庭教育核心内容、扩大公共服务供给、规范家庭教育行为，从制度层面推进解决家庭教育面临的突出问题，促进家庭教育工作持续发展，为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法治保障。

近期，“家庭教育法草案”提审，回答了家庭教育怎么开展、父母们应该做好哪些事情、社会又该扮演怎样的角色等一系列问题，为父母划出了底线要求和“托底式”的服务，走出了助力家庭教育的坚定步伐。

专家指出，加快家庭教育立法将提升家庭教育地位、明确家庭教育核心内容、扩大公共服务供给、规范家庭教育行为，从制度层面推进解决相关问题。与此同时，应当推进家庭教育立法与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配套衔接，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

需要注意的是，法律管家庭的“闲事”，不是直接参与实施家庭教育，不是控制家庭，而是通过立法，保障每个家庭获得必要支持，调动资源对家庭教育加以专业指导，规范家长行为，规范服务机构等相关机构的行为。

“家庭教育法草案”划重点

草案明确，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是家庭教育的第一责任人，并规定了政府、村（居）民委员会、学校、其他有关社会公共机构等不同主体在促进家庭教育方面的责任和义务。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是实施家庭教育的责任主体，家庭教育不得有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草案提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在实施家庭教育的过程中，不得对未成年人有性别、身体状况等歧视，不得有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不得胁迫、引诱、教唆、纵容、利用未成年人从事违反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的活动。

离异父母不得怠于履行家庭教育责任。草案提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有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未成年人的父母分居或者离异的，任何一方不得拒绝或者怠于履行实施家庭教育的責任，但被人民法院裁判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或者被中止探望的除外。

必要时国家对家庭教育进行干预。家庭教育不仅仅是家庭内部事务，也事关公共福祉。草案提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是实施家庭教育的责任主体。政府、学校、社会为家庭教育提供支持，促进家庭教育。必要时，国家对家庭教育进行干预。草案明确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干预家庭教育的情形和主要措施，并对强制家庭教育指导的实施作出规定。

事实上，近年来多地先行先试，已有重庆、贵州、山西、江苏、江西、湖北、浙江、福建等多个省市针对家庭教育推出地方性法规，做出有益尝试和实践，为全国立法奠定基础。例如，《湖北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针对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提出，即便外出务工，父母也应担负起对孩子教育的责任；《浙江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要求，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学习必备的家庭教育知识和科学的教育方法，孕期夫妻、婴幼儿父母、学生家长应当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江苏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明确要求父母双方应当共同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教育义务，父母离异或者分居的，应当继续履行家庭教育义务，任何一方不得拒绝履行。

让家庭教育回归本位，让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各司其职、形成合力，是家庭教育立法的重要目的。

近年来，家长群变成“作业群”，孩子的课业压力转嫁到父母身上……“老师减负家长增，校内减负校外增”等现象和观念折射出教育领域的深层矛盾。专家认为，对于家长群变味的讨论之所以引起共鸣，是因为其混淆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职责。学校教育应以共性教育为主，而家庭教育的核心是对孩子进行生活教育、生命教育、生存教育，以素养和个性化培养为重。

在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间建立边界、让其各司其职，才是合格的教育方式。当前，中国家庭、学校、社会的共育机制还未形成，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有效衔接问题还没有解决。专家称，应当通过家庭教育立法，明确哪些内容属于共育范畴，让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各归其位，以缓解家长焦虑、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

立法不能解决家庭教育的所有问题，家庭教育同样需要“教育”

立法不能解决家庭教育的所有问题，家庭教育同样需要“教育”。过去，中国家长接受的教育和训练很少，这是家庭教育体系的一大缺失。

2020年初，一段“停课不停学”的特殊时光，让不少中国家长忙碌到“怀疑人生”。“不谈作业母慈子孝，一做作业鸡飞狗跳”——在忙碌工作的同时，既要照顾“熊孩子”起居，又要辅导学习，面对突如其来的家庭教育重任，很多家长感到力不从心。疫情和居家学习考验，让家庭教育弱化的短板凸显出来。

全国妇联家庭教育状况调查显示，50%的家长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教育孩子；部分家长对孩子生而不养、养而不教、教而无方；多数父母存在不同程度的养育焦虑和“重智轻德、重知轻能、重养轻教”的现象；很多家长过度娇惯、放任，让青少年违法犯罪案件呈上升趋势，且向低龄化发展。这源于家长缺少为人父母的第一课，同时也反映出，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成为大批家长们的迫切需求。

近年来，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及社会力量都进行了积极探索。家委会、家长学校、家长课堂、购买服务等形式方兴未艾，政府、家庭、学校、社会联动的家庭教育工作体系在一些地方初步形成。例如，江苏省日前出台《关于加强与改进中小学幼儿园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学校提供家庭教育指导的重点内容，要求中小学每学期组织1至2次家庭教育指导和实践活动，幼儿园每学期至少组织2次家庭教育指导和2次亲子实践活动，学校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不得收取任何费用。其中，幼儿园要重点指导家长带领幼儿感知家乡和祖国的美好、培养劳动意识；小学要指导家长保证儿童每日睡足10小时，不盲目攀比学习成绩，定期检查视力，培养一两项能终身受益的体育爱好；初中要针对少年青春期身心变化，适时适度开展性教育，预防网络游戏成瘾和手机依赖；高中要重点引导青少年树立国家意识和理想信念，确立职业生涯规划。

针对留守流动、身心障碍、父母离异等特殊儿童群体，《意见》专门提出，要根据“一家一策”“一生一案”的原则，深入、细致地做好家庭教育指导。学校可以会同妇联、社区等方面，尽可能给予代偿性的亲情关怀。

家庭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学校教师无法完全胜任家庭教育指导

全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迫在眉睫。然而，专业家庭教育指导师供不应求，家庭教育指导仍基本依赖学校教师的状况，让教师面临种种挑战与新的负担，成为家庭教育质量提升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教师家庭教育指导的效能不足。一是因为参与家庭教育指导的教师以各班主任和校级领导为主，教师参与度较小，有限的师资力量面对广泛的家庭教育需求只是杯水车薪。二是因为教师分配给家庭教育指导的时间有限，如教师开展的集体家庭教育指导，每学年累计次数以个位数计，而教师开展的个别家庭教育指导，通常以问题学生或学困生的家庭为主，多数家庭鲜有涉及。这样低频率和短时间的家庭教育指导，再加上成人学习中的各种不可控制性，效能低下理所当然。

其次，教师家庭教育指导缺乏系统性的专业培训。难点之一是目前家庭教育指导能力欠缺的教师占大多数。现任多数教师所接受的正规教育中，甚少有家庭教育的专业课程，而他们走上工作岗位后接受的培训，多数与德育、课堂教学、作业与考试命题设计、实验操作等传统教育教学能力密切相关。而且，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是两个不同的教育载体，在教育职能、教育环境、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途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等诸多方面都有不同，教师在学校教育中积累的经验多数时候不能迁移到家庭教育指导中。难点之二是在教师减负尚未全面落实的情况下，教师本已是超负荷工作，在原有工作基础上再抽时间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相关培训或者面向家长和学生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如果没有适当的机制保障，容易流于形式。由此类推，教师家庭教育指导能力培训也无法超越这种窘境。

最后，教师开展家庭教育指导面向复杂的家长群体，成人学习的复杂性是不能忽视的现实问题。

发展学校主导的多元路径或是解决问题的出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具体到家庭教育指导，学校也不能单打独斗，要充分发挥自身在开展家庭教育中的主导作用，拓宽思路，通过统筹家庭和社会资源，共同形成家庭教育支持网络。

充分调动家长力量，真正发挥“经验”的作用。“别人家的孩子”一直是家庭教育中的榜样，请这些孩子的家长分享经验，有利于让其他家长“看到”经验的作用，强化学习动机。而且，利用家长资源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的形式可以多元化。

主动协同社区和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形成教育合力。走出当前教师家庭教育指导能力不足和培训时间不够的困境，学校可以考虑借助社区力量。以往，在教育系统主动作为的相关工作中，学校与家庭的协同在逐渐加强，与社会的协作仍嫌不够。近些年，随着共建共治共享的現代治理理念逐渐下沉到基层，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主动参与到家校社合力共育中。对于社区教育尚不发达的地区来说，借用已有公共服务体系的力量不失为一种选择。另外，我国妇联一直将组织开展家庭文明创建、支持服务家庭教育作为重要任务之一。这些都是学校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可以利用的宝贵资源。

借力社会专业机构，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学校还可以寻求社会专业机构的支持，这并不是转嫁学校或教师应该承担的责任，而是家长的殷切期待。

此外，高校的力量也不容忽视。近些年，一些高校开设了家庭教育方面的课程，部分师范类院校已经设置相关研究方向，如北京师范大学在教育学原理专业中设置了家庭教育方向，南京师范大学在成人教育学专业中设置了家庭教育方向等。

最后，不可忽视的一点是，教师仍是家庭教育指导的管理者、组织者、学习者和指导者。教师应该以多重身份参与家庭教育指导。在新课程理念下，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发生的角色转变同样适用于家庭教育指导。作为管理者，教师需要全面掌握可利用的家庭教育指导资源，基本掌握学校、年级、班级家庭教育的整体情况和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主动设计自己管理范围内（学校或者年级或者班级）的家庭教育指导方案并找到落实途径，及时评价家庭教育指导效果并不断完善家庭教育指导方案。作为组织者，教师需要走在家庭教育具体指导工作的前面，提前与主讲人、活动方积极沟通，提前对指导内容进行严格把关，提前设计指导过程中的相关细节，提前通知有关家长甚至提前与家长互动以强化他们参加指导的动机，提前做好场地预定、设备调试等服务工作。作为学习者，教师应该深刻认识家庭教育指导对于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性，直面自己在家庭教育指导中的优势、劣势、机会和挑战，主动利用多种途径全面提升自身的家庭教育指导能力，为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做好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上的准备。作为指导者，教师首先要在日常生活中以身作则展示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和方法，在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时要严格遵循《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应宣传科学的教育观和儿童观，应尊重家长的需求、想法和经验并努力与家长建立良性合作关系。

（来源：中国网彭可馨/文）

家庭教育论文篇2：

家庭教育立法中的家庭教育权再探

从目前全世界的立法例来看，直接规制家庭教育的立法还相对较少，这就意味着制定家庭教育立法还远没有形成世界共识，也说明了制定家庭教育立法的难度，而这可能与人们将家庭教育与家庭教育立法牵连过度有关。如果换一个思路，从家庭教育权的进路来思考，可能会有不同。

近年来，家庭教育立法在持续推进，尤其是地方立法先行先试，为全国性立法奠定了良好基础。目前，重庆市（2016年）、贵州省（2017年）、山西省（2018年）、江西省（2018年）、江苏省（2019年）、浙江省（2019年）等六省市已制定了家庭教育地方性法规，最近安徽省还在网上公布了立法草案。比较这七部地方性立法（含草案），能发现一个可喜的变化，即从江西省开始，法规文本上明确了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既要承担教育未成年人的义务，也依法享有教育未成年人的权利，但这一规定在《江苏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和《浙江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中并没有，而《安徽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第4条则有明确规定。另外，从这七部地方性立法（含草案）的条文数量来看，在“家庭实施”（或“家庭”）一章中更多是义务性规定，体现家庭教育权利的条款并不多。这就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目前实务部门对于家庭教育权的性质还没有充分认识，或者说还没有形成共识，这就需要学术界对家庭教育权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

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助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1]可见，总书记对家庭教育是多么重视！如何落实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搞好家庭教育立法工作，笔者认为，首先要确定家庭教育立法的权利理念，坚持权利导向，由此才能落实好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主体责任。

一、家庭教育权是家庭教育立法的逻辑起点

在当前学术界关于家庭教育立法的研究中，有一个问题争议颇大，即家庭教育立法的调整范围。目前实务部门出台的地方性法规多是“促进条例”，学术界则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家庭教育立法应坚持事前预防和事后矫正并存、保障救济与倡导促进兼顾的原则，建议制定《家庭教育法》[2];有学者认为，家庭教育立法主要调整家庭教育指导管理关系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关系，兼具有公法和私法的属性，属于社会法[3];还有学者认为，家庭教育立法调整家庭教育促进法律关系、家庭教育指导法律关系、家庭教育实施法律关系和家庭教育干预法律关系这四种关系，也建议制定《家庭教育法》[4];等等。学术界的这些争议表明，家庭教育立法存在名与实是否能对应的问题。而能否准确界定家庭教育立法的“名实关系”，则需要一个逻辑起点，而这一起点是家庭教育权，不是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日常用语[5]，具有语义的模糊性、内容的广泛性和调控的复杂性。在法理学中，一个日常用语演化为法律用语，并形成有固定内容的语词结构，是需要长时间的积累的。从目前全世界的立法例来看，直接规制家庭教育的立法还相对较少，这就意味着家庭教育立法还远没有形成世界共识，也说明了家庭教育立法的难度，而这可能与人们将家庭教育与家庭教育立法牵连过度有关。如果换一个思路，从家庭教育权的进路来思考，可能会有不同。

不管是何种法律，其调整的都是权利义务关系。而现代法律体系又是权利本位的，这就为引入家庭教育權的概念提供了学理基础。事实上，引入家庭教育权的最大意义在于，其是家庭教育立法的逻辑基础。由此出发，可以逐步分析家庭教育的立法模式、家庭教育立法的性质、家庭教育立法的调整范围、家庭教育立法的政府责任等诸多具体问题。为此，就需要认真回答家庭教育权是什么。

二、家庭教育权具有基本权利和民事权利的双重权利性质

笔者之前从“父母权利”的视角论证过家庭教育权的基本权利性质[6]，这里再从一个新角度进一步论证。学术界、实务界和媒体经常强调“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主体责任”，但是很少有人回答，为什么是家长要在家庭教育中承担主体责任？为什么不是国家，不是学校，不是社会？“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主体责任”中的“家长”是谁，是父母，还是爷爷奶奶，还是其他监护人？

学校、社会分别是承担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主体，如果让学校、社会来承担家庭教育，这会导致家庭教育的名实不副的问题。那么国家能否作为承担家庭教育的主体呢？在历史上，还真有过这样的案例。在古代的斯巴达，教育是国家的事情，儿童属于国家所有。在儿童7岁之前，国家同意让家庭抚育自己的孩子，因为在希腊人的观念里，7岁以下的孩子还谈不上教育，只有抚养问题。严格意义上的教育将从7岁持续到20岁，由一个专门的国家教育机关负责。[7]可见，不是国家不能承担。那么现代国家为什么不承担呢？这可能与三个方面的因素有关：第一，儿童不是国家所有;第二，教育不单单是国家的事情;第三，国家没有足够的能力，包括财政实力和教育人力。

儿童不是国家所有，那么是父母所有吗？如果儿童是父母所有，那么家长自然要承担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可是现如今的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承认儿童是父母所有的。特别是在《儿童权利公约》（1989年）的影响下，儿童作为享有权利的独立个人的观念已经确立。既然儿童不是父母所有，家长为什么要承担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据统计，中国家庭对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供养职能虽然部分转移到社会，但家庭仍然担负主要照料责任。[8]由此，在国家不能承担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的前提下，可以认为家长和国家分享了教育权，即家长享有家庭教育权。

现在的问题是，家庭教育权和国家教育权是什么关系？从教育的发生时序上看，人类的教育活动先于国家产生，那是否意味着家庭教育权要优先于国家教育权呢？这实际上是一个“休谟问题”，即从实然通常并不能直接推倒出应当。如果说家庭教育权在应然层面也是优先于国家教育权的，这中间就需要一个过度，即国家的承认机制。换句话说，因为家长承担了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国家承认家庭教育权在规范层面优先于国家教育权。这里借用英国法理学家哈特的理论来说明。在哈特看来，法律是由第一性规则和第二性规则组成的规则体系，其中第一性规则是设定义务的规则，第二性规则是授予权利的规则，而“承认规则”又是第二性规则的核心。[9]通过“承认规则”的转化，国家认可了家庭教育的优先性。

那么国家为什么要承认家庭教育权在规范层面优先于国家教育权，或者说国家为什么要承认家庭教育权是基本权利呢？第一，在逻辑上，根据霍菲尔德关于法律关系的论述，权利与义务是一对相关关系，二者不能分离[10]，即“我有义务教育我的孩子”，那么“我就有权要求别人不妨碍我履行教育孩子的义务”。由此，承担较重的义务，就应该授予较重要的权利。第二，在价值上，家庭对儿童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生态系统理论、社会学习理论、家庭系统理论、符号互动理论都不同程度地回答了家庭的这一功用[11]，为此法律规范要尊重这一自然规律。

国家承认家庭教育权，可以有广度与深度的差别，即承认家庭教育权是基本权利还是民事权利。基本权利和民事权利具有紧密关系，其联系在于很多基本权利，主要是社会权和民事权利重叠;其差别在于基本权利发生在公民与国家之前，而民事权利发生在平等的主体之间。我们认为，家庭教育权不仅仅是基本权利，而且是民事权利，即调整家长和未成年人之间的关系。如《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2019年6月二审稿）第835条规定，夫妻双方平等享有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共同承担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

三、家庭教育权的主体主要是父母

法理上，权利的主体通常是自然人或者法人。而家庭是由自然人组成的社会生活单位，虽然其有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的可能性，但是由于在享有法律权利的过程中，集合化的家庭容易带来权利不清、责任不明的问题，所以无论在民法上还是在宪法上，都还没有将家庭直接规定为权利主体，故而家庭教育权的主体不是家庭。

在日常语言中，家庭教育权的主体通常被表述为家长。家长类似于民法上的监护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2017年）第27条的规定：监护人可以是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这就是说，家庭教育权的主体可能是父母，也可能是父母以外的监护人，但是从儿童社会化的角度来说，只有首先保护父母的家庭教育权，并兼顾其他监护人的家庭教育权，才能起到设置家庭教育权的目的。

在儿童社会化的过程中，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和师生关系分别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一直以来的主流观点都是亲子关系是儿童社会化中的最重要关系。[12]虽然这一观点受到了以美国心理学家朱迪斯·哈里斯（Judith Rich Harris）为代表的“群体社会化理论”[13]的挑战，但是这一挑战并不是颠覆性的。近来也有越来越多的成果研究兄弟姐妹关系、朋友关系、师生关系在儿童社会中的作用，但是这些作用并不能替代亲子关系。[14]

在目前中国的家庭结构中，户均规模为农村2.76人、城镇2.63人，家庭规模越来越小，而核心家庭又成为主导类型，约占六成。与此相对应，在1～5岁儿童中，超过半数（52.1%）主要由母亲照料或者由父母双方照料。祖父母辈承担了照顾幼儿的责任，隔代抚养比达到41.1%，而在留守家庭中，这一比例更高。[15]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的家庭教育存在严重的亲子分离问题。一旦亲子分离，如果没有相应的补救措施，又会带来更多的问题儿童，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目前关于留守儿童的诸多研究都反映了这一问题。[16]

可见，在从法律上定义家庭教育权的主体时，不能从家庭教育发生学的意义上将可能承担家庭教育的人或者组织都规定为家庭教育权的主体，否则难以回应家庭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即解决亲子分离的缺陷、家庭核心价值的破碎和家风家教传承的中断，以及违背国家承认家庭教育权的目的，即发挥亲子关系的基本作用，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并减轻国家财力和人力负担。

四、余论

回到家庭教育立法这一议题，从家庭教育权来展开思考是有重要意义的。针对家庭教育的立法模式是选择单独立法模式还是其他法律附属模式，由于目前不论宪法还是民法并没有直接规定家庭教育权，笔者认为通过制定单行法，有助于保护父母的家庭教育权。

针对家庭教育立法是《家庭教育法》还是《家庭教育促进法》，笔者认为制定《家庭教育促进法》较为妥当。这是因为从家庭教育权的基本权利功能来看，防御功能和保护功能因为属于消极范畴，不需要立法规定得太详细，由司法机关在司法适用中即可解决，而给付功能则是需要立法进一步完善的，这就是促进法的核心要义。从家庭教育权的民事权利功能来看，要求在制定《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时，将家庭教育权作为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来对待，具体化其权利内容。从家庭教育立法的性质来看，家庭教育权涉及宪法、民法和教育（行政）法等交叠领域，将其归结于“社会法”或者“教育法”都不是很恰当，不如说是“领域法”。[17]

针对家庭教育立法的调整范围，由于“促进”的基本含义是促使前进，而提高家庭教育指导就是为了提升家庭教育能力，促使家庭教育前进，故而家庭教育指导属于促进的范畴。在这个意义上，家庭教育实施也可归于促进的内涵。至于国家对家庭教育的干预，因为其可以通过司法适用解决，并不是家庭教育立法的主要内容，所以家庭教育立法的调整范围就是家庭教育促进关系。

针对家庭教育的政府责任，就是要求政府采取各种促进措施，包括经济手段、家庭教育指导活动、培育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市场等措施来提高家庭教育的能力，保障父母的家庭教育权，从而实现亲子关系和谐、家庭稳定发展和青少年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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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吴旻，刘争光，梁丽婵.亲子关系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影响[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55-60.

[16]贾勇宏.留守一代进入大学后[N].中国青年报，2019-08-26（6）.

[17]刘剑文，胡翔.“领域法”范式适用：方法提炼与思维模式[J].法学论坛，2018（4）：78-86.

【葉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讲师】

责任编辑︱秦岩

作者：叶强

家庭教育论文篇3：

家庭教育立法应重视“提升家庭教育能力”

摘要：家庭教育能力是指监护人在了解掌握了一些关于家庭教育知识后，对子女的社会行为产生影响的一种能力。俗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国家对家庭教育立法让家庭教育由家庭内部的任务转而提升到了国家层面的战略，可见其重要性。虽说现如今孩子的教育重心已然变成了学校，但是家庭教育依旧很重要，它对于国家的治理体系以及治理能力都有巨大影响。但是目前我国的家庭教育立法还是有很多不足之处的，需要大家共同去不断完善，其主要目的应该是以提升家庭教育能力为主，建立健全教育主管部门及其相关工作机制，明确规定监护人的责任及义务，推进合适的家庭教育培训项目的建设，从多方面促进监护人的家庭教育能力。

关键词：家庭教育立法;家庭教育能力;家庭教育

引言

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是我们每个人的灵魂所系、血脉所在、精神所依，是连接个人和社会的重要纽带，我国的三大教育支柱分别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近几年，国家和党对于家庭教育高度重视，中央以及地方不断完善相关立法以提升我国的家庭教育能力，对于城乡家庭教育提出了新期望新要求。虽然我国家庭教育的相关体系已经开始稳健快速地发展，但是依然有部分问题亟待去解决。比如家庭教育政策的权威性、规制力等都还比较弱，所以我国应该不断完善家庭教育立法，提升相应的家庭教育能力。

一、我国家庭教育立法的重要性

上下五千年文化让我国形成了以家规为主导的教育思想理念，相较于西方国家而言，我国的家庭教育观念已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但是隨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很明显家庭教育已经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家规转变为国家层面的立法也是势在必行的。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规范家庭教育行为，更好地培养下一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与发展，促进地方家庭教育立法的出台与完善等方面[1]。

二、目前我国家庭教育出现的问题

虽然我国家庭教育立法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并且也取得了巨大成效，但是依然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去解决。

1.家长对家庭教育的认识不足，缺乏相关知识理论基础

良好的家庭教育一方面是指子女的成长得到监护人的指导与监督，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而另一方面则是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家庭对于社会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它对于社会未来的前进方向以及发展趋势都有着极大的影响作用。家庭教育的内容应该不仅限于文化知识方面的教育，更重要的是学生的内在品质的建设，诸如两性教育、伦理教育、婚姻教育等也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在一项调查中超半数的家庭教育都不会涉及到此内容，究其原因就是小部分家长缺乏相关知识，而大部分家长则是思想认识不足，认为这些东西无足轻重，没有必要对子女进行相关教育。所以，现在家长对家庭教育认识的不足以及相关知识的储备都是需要社会去一一解决的。

2.政府执行方式以及力度存在漏洞

政府应该积极推进家庭教育的不断更新与完善，引领家长更好的完成家庭教育的职责。但是就目前而言，很多基层政府机构并没有很好的参与到家庭教育当中去，对于相关家庭教育法规也未能很好的执行，其工作方式存在一定的漏洞。对于一些特殊的家庭的教育未能做到有针对性的帮助，如：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等，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政府机构去不断完善和改进的。

3.学校未能与家长实现良好的沟通

学校与家庭都是孩子教育的主阵地，二者之间应该加强沟通与联系，这样才能促进孩子不断健康发展。但是就目前而言许多学校虽然设置了家长学校、家长委员会等机构，但是并未发挥其真正作用。目前主要的教育模式依然是以学校为主，家庭为辅，不平等的双方关系就导致了二者的交流存在巨大瓶颈。学校不能够与家长实现良好沟通也是值得我们去反思与改进的。

三、如何通过教育立法提升家庭教育能力

1.明确各方责任与义务

国家家庭教育立法应该充分明确各方在家庭教育中的责任与义务。父母应该充分体现对孩子的权威和关爱，以及加强孩子情理交融的人格修养，以及自身对道德学习、教育立场的思考[2]。而社会与学校应该对家庭教育中家长与孩子的行为进行监督引导，切实提升家庭教育能力。

2.建立相关行政部门、组织机构，加强交流合作

在明确家庭教育中各方的职责与任务后，确立相关行政部门的组织架构则是另一重要举措。家庭教育立法应该推进相关行政部门、组织机构的建立，在确立其任务与职责的同时也应该赋予相关权力，促进各部门通力合作，为家庭提供精准、高质量以及个性化的家庭教育服务。

3.构建学校、家庭教育交流体系

学校与家庭应该加强沟通，构建平等的双方关系，将学校家庭交流体系纳入学校考核评定标准中去，切实推进二者交流体系的建立，提升家庭教育能力。

4.积极建立监护人培训课程项目

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缺乏相关家庭教育知识的监护人，社会应该给予高度重视，建立相关的培训课程项目，切实完善监护人的家庭教育知识，全面提升家庭教育能力。

5.针对性健全特殊未成年人关爱教育体系

对于特殊地区的特殊未成年人，相关地区应该出台符合自身条件的相关家庭教育法规。要知道农村家庭教育能力的提升是我国当前家庭教育立法应该关注的重点当然也是难点，对于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的家庭教育，国家应该出台相关政策保证其家庭教育的正常进行，执行部门也应该高度重视，切实提升特殊家庭的家庭教育能力。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