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侵权分析论文

[摘要]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案件逐年增多，需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知识产权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是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增加的重要原因。惩罚性赔偿可以增加知识产权侵权人的成本，同时降低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成本。在侵权人与权利人的博弈模型中，侵权损害赔偿额对侵权人和权利人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惩罚性赔偿的建立可以有效遏制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知识产权侵权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知识产权侵权分析论文 篇1：

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的经济学分析

摘 要：良法是善治的基础和前提。当前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基本建立，但在一些制度上，仍需建立健全。当前，我国商标法的修订已经完成，将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由修改前的三倍以下，提高到了五倍以下。面对现代社会日益丰富的文化生活和文化需要，在著作权领域亦确立起侵权损害惩罚性赔偿制度具有必要性。本文拟用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论证现行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领域适用“填平原则”的缺陷性及采取惩罚性赔偿的合理性。

关键词：著作权侵权;经济学分析;填平原则;惩罚性赔偿

一、现行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存在之问题

近几年来，音乐行业侵权现象屡屡发生，在腾讯视频出品的节目《明日之子2》中，有选手未经原著作权人许可，演唱了未获得许可的歌曲，歌手李志要求损害赔偿。网易云音乐未经音乐人同意，上传1542部作品到平台。网易云音乐公司斥资数亿向qq音乐买下转许可版权，却又陷入“版权危机”、抄袭事件也日益增多，由于国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不强，生活中存在非常多侵犯知识产权的事件，但是得到维护的知识产权并不多。通过对比近五年来音乐作品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的诉讼案件，我们发现法院在确定侵权赔偿数额时，普遍数额较低，大多数都不能覆盖损失。

知识产权区别与其他物权权利，具有无形性，其价值证明难度大于其他有形财产，而我国对于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价值认定体系并没有确立，各地标准不一，但普遍低于平均水平。在《著作权法》中，并没有规定法律裁判中所需要考量的因素，多是法官对案件本身的考量。侵权损害赔偿案件的案件支持率较高，但所获赔偿相较于权利人的主张却明显偏低。

结合《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问题在于其遵循民事损害赔偿原则中的“填平原则”。由于知识产权法属于民法领域，知识产权本身性质属于支配权，支配权遭受侵害时，适用填平原则，使权利回复到圆满状态即可。使用“填平原则”有两个要件：一是权利人的损失可确定，二是权利人可以通过侵权人的经济赔偿填平损失。但近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现有的制度极少能“填平”权利人实际经济损失，绝大多数被侵权的专利权人遭受的损失都得不到相应的补偿，智力成果并不能得到更好的保护。

被侵权人因侵权行为而损失的利益除本应获得的销售利润外，更包括因此丧失的竞争优势，而这一点无法靠“填平原则”得到回复。知识产权有别于其他法律的一个关键点就在于知识产权保护智力成果，鼓励创新，而单独适用填平原则填平，并不能达到知识产权鼓励创新发展的这一目的。

二、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中“填平原则”的经济学分析

成本与收益，是经济学中最为重要的一组概念，波斯纳将财产权中的成本概括为三种：“交易成本”“寻租产生的成本”以及“保护成本”。知识产权作为一项无形财产权利，其成本构成比较复杂，既包括大量创作成本，也包含许多传播成本。私法领域中的“填平原则”以使被侵害的权利恢复到未遭受损害时的状态为目标，但将“填平原则”适用于知识产权领域却存在逻辑上和现实上的困难。首先，知识产品的无形性和可重复使用性使其本身不会因为他人的使用而产生物理上或使用价值和功能上的损害，因此无法通过恢复原状而得到救济。其次，侵害知识产权本质上是侵害权利人因其知识产品而在市场上享有的竞争优势，一旦权利人专有的技术或知识因侵权而公开，其竞争优势必将遭到削弱，而此种削弱无法通过金钱性的赔偿得到恢复。

2017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在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指出著作权司法保护中存在维权成本高、诉讼时间长、举证责任重、赔偿数额低等问题，并建议在著作权法修改中加入惩罚性赔偿制度。《著作权法修改草案》76条将法定赔偿上限提高至100万，规定法定情形下适用二至三倍赔偿。既《专利法》、《商标法》后，《著作权法》亦拟采用惩罚性赔偿，可见惩罚性赔偿制度在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领域的全面适用是大势所趋，也是实践的需要。

三、著作权侵权损害惩罚性赔偿的经济学分析

侵权人作为市场主体之一，遵循“理性人”的固有特性，力求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高的利益。侵权人做出侵权行为需要评估此种行为的成本收益，当成本大于侵权收益时，其将不实施侵权，若侵权收益大于成本时，则其倾向于实施侵权。

以著作权侵权案件为例，此种情况下侵权人的成本包括两部分，一是侵权成本，即以不合法的手段使用和传播他人作品之成本，二是事后救济成本，即法院按照法律规定要求侵权人支付给权利人的侵权损害赔偿费用。一方面，现代电子信息技术的发达使信息更易于查找、复制和传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侵权成本及侵权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另一方面，《著作权法》遵循“填平原则”，但在我国目前举证责任重、赔偿数额低的现实困境之下，以“实际损失”、“侵权获利”、“法定赔偿”为侵权损害赔偿数额计算依据的制度安排难以达成弥补权利人损失这一基本制度目标。综上两方面导致的结果通常是实施侵权行为的成本低于侵权收益，侵权人从侵权行为中获利、潜在侵权人受到反向激励实施侵权。

但在惩罚性赔偿制度下，侵权人的成本收益将发生偏移。此时侵权人面临的成本仍包括基础侵权成本和事后救济成本，在基础侵权成本和侵权总获利不变的情况下，随着事后救济成本因惩罚性赔偿而提高，侵权人的侵权收益减少、潜在侵权人受到反向激励而实施侵权的倾向性降低，当事后救济成本与基础侵权成本之和大于侵权总获利时，侵权收益为负值，侵权人无法因侵权行为获利、潜在侵权人亦不愿再铤而走险。

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服务于激励创作的著作权法立法目标，它不仅具备填补损失这一基本功能，还应当发挥预防侵权的作用，即有效遏制潜在的侵权行为，为著作权的行使竖立安全屏障。在填平性侵权损害赔偿制度下，侵权成本小于侵权收益，法律无法发挥其预防作用，反而将刺激潜在侵权人从侵权行为中获利，导致侵权泛滥，抑制作品的创作发表。而在惩罚性侵权损害赔偿制度之下，侵權成本大于侵权收益，潜在侵权人将不实施侵权或通过法律认可的方式获得版权。

四、我国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

著作权侵权损害惩罚性赔偿制度能够以其预防功能遏制侵权行为，为著作权的行使提供充分保障从而激励创作。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应当具备限制条件，无差别的适用惩罚性赔偿可能引发著作权人滥用诉讼资源和抑制创新的风险。

我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将侵权人故意实施侵权作为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前提条件，其合理性可以借助汉德公式加以理解。汉德公式中B为预防事故的成本、L为事故造成的实际损失、P为事故发生的概率，在侵权人故意的情形下，汉德公式表现为B

参考文献：

[1]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知识产权法的经济分析》

[2]钱弘道：《经济分析法学》

[3]王迁.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问题与反思 知识产权.2016.05

[4]詹映.张弘.我国知识产权侵权司法判例实证研究——以维权成本和侵权代价为中心.科研管理第36卷.2015.07

作者：张之蕊 王银

知识产权侵权分析论文 篇2：

知识产权侵权引入惩罚性赔偿的经济理性

[摘 要] 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案件逐年增多，需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知识产权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是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增加的重要原因。惩罚性赔偿可以增加知识产权侵权人的成本，同时降低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成本。在侵权人与权利人的博弈模型中，侵权损害赔偿额对侵权人和权利人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惩罚性赔偿的建立可以有效遏制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关键词] 惩罚性赔偿；成本；博弈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提出要通过“降低维权成本、提高侵权代价”来遏制侵权行为，但侵权成本与维权成本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着密切的关联性。本文将用经济分析法分析惩罚性赔偿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遏制作用，并通过建构侵权人与权利人的博弈模型，来分析侵权损害赔偿额是如何影响侵权人和权利人的决策的。

一、知识产权的侵权成本与维权成本

知识产权侵权的经济分析，首先假设知识产权侵权人与知识产权权利人都是经济理性人，每个人都力图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收益。知识产权侵权人选择侵权，是因为他们相信侵权会比守法给他们带来更大的收益；知识产权权利人选择诉讼寻求损害赔偿，是因为诉讼收益大于因此付出的成本。

（一）知识产权侵权成本

知识产权侵权人在实施侵权行为时付出的成本包括：实施成本、精神成本、机会成本、惩罚成本。实施成本是指知识产权侵权人在实施侵权行为时的必要投入，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等的投入。如，制造盗版光盘需要购买裸碟以及光盘刻录机，制造盗版图书需要购买纸张、印刷设备，制造侵犯专利权的产品需要购买原材料，运输侵权产品的运输费用，等等。精神成本是指知识产权侵权人因担心侵权行为被发现而产生恐惧心理。如，盗版书商在生产、销售盗版图书的同时害怕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处而惴惴不安。机会成本是指为了得到某些东西而要放弃另外一些东西的最大价值。知识产权侵权人将时间和精力花费在制造侵权产品上，必然不能再把这些时间和精力花费在正常的生产经营中。违法成本是指知识产权侵权人的侵权行为被发现后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所导致的损失。知识产权侵权人的成本分为必然成本和偶然成本，实施成本、机会成本、精神成本是必然成本，违法成本是偶然成本。

知识产权侵权行为难以预防，知识产权客体容易受到侵犯[1]，与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必然成本极低有关。当前市场上，假冒、盗版行为屡禁不止甚至达到了猖獗的程度，假冒产品曾使“联想”一个月损失4000万元销售额[2]。如知识产权侵权人生产盗版软件，仅仅需要很小的生产空间、几张裸碟以及简陋的光盘刻录机器，而正版软件的生产却要耗费大量的研发经费，往往需要投入几百万甚至上亿元。盗版又有极为广阔的市场，如在大学生中间，盗版微软操作系统比比皆是。微软高层称，盗版软件的利润高达900%[3]。侵犯商标权利的行为就更为简单，在自己的商品上印上他人的商标即可。一个驰名商标往往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获得人们的认可。而知识产权侵权人几天之内就可以坐享其成。这样，知识产权侵权人以低廉的成本大量生产侵权产品，以低廉的价格卖出就会获得高昂的利润。有学者指出，“知识产权的易复制性给侵权人带来了高额利润，这一点在法律界和侵权者中是尽人皆知的”[4]。因此，为了提高知识产权侵权人的成本，就必须从提高偶然成本来着手，即提高侵权损害赔偿的数额和几率。

（二）知识产权维权成本

知识产权权利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可以分为直接成本和时间成本。直接成本是指发现侵权行为后的调查取证费用、诉讼费用、律师费等。

第一，知识产权诉讼周期长，常常使知识产权权利人“赢了官司，输掉市场”。为了适应市场的发展变化，知识产权权利人需要快速地更新换代产品，但是新产品一经投入市场，往往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有侵权产品出现。如宁波燎原灯具股份有限公司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获得了海鸥型路灯的外观设计专利，于2003年3月投放市场，但当年6月，该公司就发现有一模一样的海鸥型路灯[5]。而较长的诉讼周期导致案件审理完毕，新产品已经成了淘汰产品。因此，即使知识产权权利人胜诉，判令知识产权侵权人承担相应责任，也于事无补，导致某些更新换代快的产品的知识产权权利人缺乏提起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动力。同时，某些知识产权侵权人出于各种目的，恶意延长诉讼时间，使知识产权权利人不堪讼累。特别是在专利侵权、商标侵权诉讼中，被告往往提出专利无效抗辩、注册商标权无效抗辩，从而启动行政确权程序而中止诉讼程序，由此导致知识产权侵权诉讼周期比一般物权侵权诉讼长。

第二，知识产权侵权具有侵权容易而取证难的特点。由于知识产权具有无形性和易复制性的特点，这就导致知识产权侵权十分容易，而知识产权权利人调查取证困难。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财产权，它的存在没有一定的形状，不占有一定的空间，其不像物权那样能够直接为知识产权权利人所控制，不能通过自身的控制而排除他人的控制。网络时代的到来，又使知识产权取证变得更加艰难[6]。

第三，知识产权赔偿面临“十赔九不足的困境”。据对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2004年共计232件判决和调解的案件统计，每件案件的获赔额不足7万元，对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2—2004年共计171件判决和调解的案件统计，每件案件的获赔额不足8万元[7]。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损失往往是间接损失，间接损失的数额往往难以准确计算，所以在知识产权案件中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损失难以得到准确的界定，获得的赔偿数额难以弥补因为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在实践中，常常出现“赢了官司输了钱”的怪现象。

因为知识产权权利人面临着诉讼周期长、取证困难、赔偿不足等诸多问题，所以当知识产权权利人面临权利被侵犯的情形，并不是毫不犹豫地去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是首先进行利益衡量，不仅要考虑自身所受到的损失，还要考虑自身的获益。只有当维护自身权益的收益大于成本的时候，知识产权权利人才会有动力去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二、惩罚性赔偿对侵权行为的经济遏制

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可以提高知识产权侵权人的成本、增加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收益，从而达到减少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目的。法经济学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理论贡献是前文已详细论述过的遏制理论。1968年，贝克尔首先用现代经济学的观点分析了犯罪与惩罚之间的关系，他提出广为后人引用的观点，即相对于一个特定的法律威慑水平而言，违法者被法律惩罚的概率和法律惩罚的严厉程度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替代性[8]。贝克尔分析的是刑事法律中的惩罚对行为人的威慑，适用在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上也是非常合适的。

可以假设知识产权侵权人的成本为A，必然成本为B，偶然成本要受两个因素影响：承担的赔偿额C和侵权行为受到惩罚的概率D。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每一个知识产权侵权人、每一次知识产权侵权行为都会被发现，即使被发现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制裁，因此，D的取值必然是小于1的。我们可以推导出，知识产权侵权人的成本为A=B+CD。通过这个等式我们可以得出下面这个结论：知识产权侵权人的必然成本是不变的，增加知识产权侵权人的成本只可以通过提高其承担的赔偿C或者提高侵权行为受到惩罚的概率D来实现。提高侵权行为受到惩罚的概率D可以通过提高知识产权权利人维护自身权利的积极性和提高我国知识产权的执法、司法水平来实现。这个方式需要不断完善我国的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方面，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要花费巨大的成本。相反，提高知识产权侵权人的赔偿额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因此，为了使法律保持最优的威慑水平，最有效率的方式是提高惩罚力度。

我们假设在一个侵权案件中，知识产权侵权人花费10万元生产侵权产品，给知识产权权利人带来50万元损失，知识产权侵权案件被发现、追究的概率是40%，知识产权侵权人因为生产侵权产品获利50万元。在这里为了分析的方便而假设知识产权侵权人的所得与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损失相等，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所得和损失往往是不同的。在补偿性赔偿制度下，知识产权侵权人的成本为10万元+50万元*40%=30万元。这时知识产权侵权人的收益大于30万元，则其依然有动力去实施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而前文已经述及知识产权侵权人的收益是非常大的，同时，又不是所有的侵权行为都会被追诉，在这种机会主义的驱动下，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自然是屡禁不止的了。当知识产权侵权人的预期损失小于法律惩罚，其预期可以不必赔偿他造成的所有损害，这时，法律对知识产权侵权人的威慑力就降低了，但是在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下，一切就大不一样了，知识产权侵权人除了要承担弥补知识产权权利人损失的责任，还要在此基础上额外赔偿相当于知识产权权利人实际损失n倍的惩罚性赔偿金。我们假设惩罚性赔偿金额为知识产权权利人损失的2倍，那么知识产权侵权人实施侵权行为的成本就成了10万元+50万元*40%+50万元*40%*2=70万元。70万元远远大于补偿性赔偿制度下的30万元，而且成本已经大于收益，这时，知识产权侵权人不仅仅会无利可图，而且会“赔了夫人又折兵”。作为一个经济上的理性人，知识产权侵权人是不会作出实施侵权行为的决策的。同时，如果知识产权侵权案件被发现、追究的概率下降到30%，知识产权侵权人的成本依然高达10万元+50万元*30%+50万元*30%*2=55万元，依然高于侵权所得收益50万元。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信息完全的条件下，潜在知识产权侵权人能够获得自身成本、收益、追究的概率等充分的信息时，理性的潜在知识产权侵权人不会去实施侵权行为。

三、惩罚性赔偿对侵权人与权利人博弈策略的影响

知识产权法侵权损害赔偿中的博弈分析可以假定：

（1）博弈双方：知识产权侵权人和知识产权权利人在博弈过程中对对方的策略空间、支付函数等具有清晰而明确的认识，不存在不确定性。

（2）约束条件：在客观条件下，博弈双方会根据理性最大化的原则作出实现决策目标最优化的理性选择。知识产权侵权人和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成本和收益由法律制度外生地决定。本文将知识产权侵权救济方式限定在民事手段以内。

（3）决策方式：知识产权侵权人根据自身的预期收益作出行为选择{侵权，不侵权}，知识产权权利人根据自身的预期收益作出行为选择{维权，不维权}。

进一步假定：

P（Profit）为知识产权侵权人通过侵权行为获得的收益，等于知识产权权利人因为知识产权侵权人的侵权行为而受到的利润损失。

D（Damages）为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

P′是知识产权侵权人不实施侵权行为而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所获得的收益，并且P> P′。

C（Cost）是知识产权权利人维权所耗费的成本，一般包括调查费用、诉讼成本等。在市场上不存在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条件下，知识产权权利人为了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也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如聘请知识产权律师作为法律顾问的费用，进行市场调查以达到发现侵权产品的费用以及由于认识错误而错误维权的成本。假设存在侵权行为与不存在侵权行为时的维权成本相同。

表1概括了知识产权权利人、知识产权侵权人对于不同策略组合的支付矩阵。其中，第一个字母表示知识产权侵权人的收益，第二个字母表示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收益，所有字母都为正数。

表1

从侵权人角度看，选择侵权的期望收益是：Y=（P—D）*维权概率+P*（1—维权概率）=—D*维权概率+P；选择不侵权的期望收益是：Y=P′*维权概率+P′*（1—维权概率）=P′。令知识产权侵权人选择侵权的期望收益等于知识产权侵权人选择不侵权的期望收益，解得维权概率=（P—P′）/D。这意味着，当维权概率大于（P—P′）/D时，知识产权侵权人选择不侵权；当维权概率小于（P—P′）/D时，知识产权侵权人选择侵权。

从权利人角度看，选择维权的期望收益是：X=（—C—P+D）*侵权概率+（—C）*（1—侵权概率）=（D—P）*侵权概率—C；选择不维权的期望收益是：X=—P*侵权概率。令权利人选择维权的期望收益等于选择不维权的期望收益，解得侵权概率=C/D。这意味着，当侵权概率大于C/D时，知识产权权利人选择维权；当侵权概率小于C/D时，知识产权权利人选择不维权。

综上分析，当侵权赔偿额D提高时，知识产权侵权人选择不侵权的门槛——即维权概率=（P—P′）/D——随之降低，因而会遏制侵权；知识产权权利人选择维权的门槛——即侵权概率=C/D——随之降低，因而会鼓励维权。

根据D的大小，可以具体分析策略选择如下。

第一种情形：D=0。知识产权侵权人实施侵权行为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而知识产权权利人主动维护权利不能够给自己带来任何收益。表1简化为表2：

表2

该博弈是一个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由于P> P′，侵权是知识产权侵权人的占优策略，不维权是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占优策略。

第二种情形：D=P，即补偿性赔偿。双方策略组合的支付矩阵如表3所示。

表3

该博弈中，侵权人无占优策略，权利人也无占优策略，但当维权成本C大于侵权损失P时，权利人的占优策略是不维权。

第三种情形：D=P+C，即补偿性赔偿加维权成本。双方策略组合的支付矩阵如表4所示。

表4

该博弈中，侵权人无占优策略，权利人也无占优策略。

第四种情形：D> P+C，即惩罚性赔偿。双方策略组合的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虽然侵权人和权利人仍无占优策略，但侵权人选择不侵权策略、权利人选择维权策略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四、结论

知识产权侵权有着一般物权侵权所没有的特殊性，比如侵权人成本低，而侵权收益远远超出不侵权正常经营时的收益，而权利人的维权成本由于诉讼时间长、取证困难等大大提高。在这样的条件下，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才有了其存在的空间。因此，必须在提高侵权人成本的同时降低权利人维权的成本，才能有效遏制侵权行为。提高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惩罚力度是最有效率的使法律保持最优威慑水平的办法。基于知识产权的这些特点，在知识产权侵权人与权利人的博弈中，需要提高侵权损害赔偿额来降低侵权人选择侵权策略的可能性，增加权利人选择维权策略的可能性。惩罚性赔偿能够有效提高侵权损害赔偿额，从而遏制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发生。因此，在我国知识产权法中有必要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

[参考文献]

[1]王学峰.论知识产权侵权引入惩罚性赔偿责任制度[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p54～58.

[2]刘宪权，吴峰.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理论与实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p45.

[3]微软高管称盗版软件利润比贩卖毒品高出九倍[EB/OL].（2003—12—5）http：//www.c114.net/news/52/a60694.html.[2012—5—10].

[4]常廷文.知识产权领域适用惩罚性赔偿责任刍议[J].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p38～40.

[5][7]童兆洪.民营企业与知识产权司法保护[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p60，p63.

[6]庄秀峰.保护知识产权应增设惩罚性赔偿[J].法学杂志，2002（5）：p58～59.

[8]Becker.G.Crime and punishment：an economic approac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68.

作者：和育东　贺永胜

知识产权侵权分析论文 篇3：

知识产权法中侵权现象赔偿数额确定方法

摘 要：知识产权侵权赔偿数额确定，需综合考虑多方面影响因素，合理选择赔偿裁定标准，提高知识产品保护效力。本文将以知识产权法中侵权现象赔偿数额的确定方法为基础，对知识产权保护赔偿数额确定标准、数额确定影响因素及数额确定对策等做逐一阐述，为知识产权法侵权赔偿数额的科学确定，提供部分理论性参考建议。

关键词：知识产权法；侵权；赔偿；数额；确定

引言

现今，我国信息文化体系建设的逐步加快，使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为更好执行知识产权保护法，科学计算知识产权法侵权现象的赔偿数额至关重要，是知识产权保护的根本所在。

一、知识产权法中侵权赔偿数额确定标准

知识产权法侵权赔偿数额确定，应根据证据保全获利内容完整性、侵权人获利目的性等，做科学的司法评估，并由司法部门，将所获取的证据信息进行进一步审核，以确保被侵权申请人，所递交的证据资料及信息等，符合知识产权侵权的基本事实。

（一）证据保全收集的获利证据分析

证据保全收集的获利征内容分析，主要针对侵权人的侵权获利，对被侵权人造成的侵害程度开展司法裁决赔偿标准的判定。我国现有的证据保全收集体系相对完善，但在证据审查信息关联性分析、证据内容组成关系阐明方面，仍有部分不足，导致侵权赔偿数额标准存在一定波动，单元性的证据内容梳理，并不能完全的反应侵权事实，必须经过一系列的证据信息核实，实现对赔偿数额基数的判定，以此，保证证据保全收集对侵权人获利证据的分析，可为司法部门对知识产侵权行为中赔偿数额的确定，提供完善的证据分析链。

（二）侵权人获利标准衡量

知识产权侵权，不同于常规的经济纠纷裁决，知识产品内容，属于一种非固定的知识结构形态，即便在互联网知识付费发展前提下，也难以对固定范围内的知识产权内容价值做定性评估。同时，随着知识产品所有者对知识内容的更变、及市场环境对知识内容需求的不同，知识产权价值波动处于不可控范围。因此，针对侵权人获利标准的衡量，便成为确定知识产权法侵权赔偿数额的重要参考标准。另外，知识体系结构构成的不同，也对知识产权侵权赔偿数额的确定产生一定影响。所以，知识产权侵权培养数额的确定，应综合多方面数据做标准分析，进而提高知识产权侵权赔偿数额确定的科学性、合理性。

二、知识产权法中侵权赔偿数额确定的导向因素

知识产权侵权赔偿，并不仅受主观因素影响，客观因素，也是知识产权侵权赔偿数额确定，所需考虑的重要导向因素之一。现阶段，知识产权侵权主要导向因素，主要分为知识产权结构、知识产权内容两个方面。知识产权结构，直接决定知识产权侵权影响范围，而知识产品内容，则决定知识产权侵权的基本价值，需要在综合以上两项因素基础上，根据知识产权法中对侵权赔偿阐述标准，合理进行赔偿数额计算。

（一）知识产权侵权结构

现代知识产权结构构成较为复杂，部分内容知识产权存在一定的衍生产品，而衍生产品所产生的技术价值、社会价值等，均要纳入在知识产权侵权赔偿计算体系，以提高知识产权侵权赔偿数额确定准确性。知识产权侵权构成，并非是受个体意识影响，通常由多个方面组成。例如，知识产权侵权主体与知识产权侵权执行方的关系等，均是知识产权侵权的重要组成部分，針对不同知识产权侵权构成，做细节化归纳，是知识产权法侵权赔偿数额确定的最根本前提。

（二）知识产权侵权内容

知识产权侵权内容，是指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产生的阶段周期，是否处于固有形态内知识环境范围，不同知识内容范围的界定，所产生的侵权获利、侵权价值等，均有明显差异，必须在充分了解，知识产品侵权知识范围的基础上，对阶段性知识产权侵权的基础价值做评估，使知识侵权赔偿数额的确定，可进一步利用知识产权侵权内容分析，对侵权基本跨度有所掌握。不同的知识产权内容，其基本获利标准、学术影响力等均有一定差异，知识产权侵权赔偿数额确定，必须充分考虑侵权内容对社会环境、学术研究等方面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合理排除知识产品侵权诱导因素，保障被侵权者合法权益的同时，提升知识产权侵权数额确定的科学性。

三、知识产权法中侵权现象赔偿数额确定对策

知识产权法侵权赔偿数额确定方法较多，针对不同的知识产权侵权获利及内容，必须采取科学的判定手段，从知识产权侵权举证阶段，对部分关键性证据做有效性分析，并阐明侵权者的侵权范围与目的性，从而，实现对知识产权的合理保护，提高知识产权侵权司法裁决效力。

（一）加强知识产权侵权的举证管理

加强知识产权侵权举证管理，是为更好的保障知识产权侵权举证的真实性，从复杂的知识体系结构中，提取存在侵权问题及具有侵权价值的内容，将通过侵权产生的利益信息，做深度整合，根据知识产权法的基本法律要求，对知识产权侵权证据做对比。一方面，能有效避免外界因素，对知识产权侵权赔偿裁决结果的干扰，另一方面，也充分保障知识产权侵权与被侵权双方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实现司法裁判的公平性，保证知识产权侵权赔偿数额确定，与知识产品侵权事实保持一致。

（二）明确知识产权侵权内容及目的性

知识产权侵权内容，是侵权赔偿数额确定的决定性要素。首先，知识产权的侵权内容，可以分为多种种类，不同种类的侵权，所带来的经济获益不同，基础社会价值也有所区别。对此，应在明确知识产权侵权内容的基础上，对侵权赔偿数额计算做有效调整，充分满足司法权益保障需求的同时，实现知识产权内容的价值平衡。其次，对知识产权侵权的目的性分析，主要用于科学选择赔偿数额界定标准。例如，两种不同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第一种为直接性以经济利益为根本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第二种为社会公益性的知识产品侵权行为，两种行为均属于知识产权的侵权范围，但在赔偿数额的确定方面，第一种知识产权侵权赔偿通常高于第二种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因此，不同的知识产品侵权目的，也将对知识产权侵权赔偿数额确定产生实际影响，需在司法判定过程中纳入司法裁判体系。

结语

综上所述，知识产权法中侵权现象的生产影响因素繁多，不同知识内容、知识侵权行为等，均可对最终的知识产权侵权赔偿数额产生间接或直接影响，继而，要求司法裁判可以科学的运用法律内容，合理的进行司法裁决，保障知识产权法侵权现象赔偿数额的确定，符合司法执行公平性、平衡性等基本原则。

参考文献：

[1]杨方程. 知识产权法定赔偿数额确定存在困境及完善建议[J]. 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 2018（2）.

[2]唐力， 谷佳杰. 论知识产权诉讼中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J]. 法学评论， 2014（2）.

作者：俞立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