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会初期，虽然已经确立封建制度，但仍然保留了大量的奴隶制残余。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就有不少涉及奴隶方面的内容。但秦代奴隶制有属于自己的特点。它是作为一种对封建制的补充形式而存在的。本文依托于秦简，简略地谈谈秦时期的奴隶问题。一秦时奴隶分为两大类，一是官奴隶，另一个为私家奴隶。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秦代社会保障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秦代社会保障论文 篇1：
成都户籍改革攻坚
成都市政府有意将此次户改与“农民进城”区分开来。政府要做的,就是取消入户的限制,拉平各项保障,“至于农民进不进城,那是他们的选择。”
重庆户改还在余音绕梁,成都的户改已经歌声嘹亮。
11月16日,成都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到2012年底,成都的户口将不再依据身份进行登记,而是依固定住所登记,并随之迁移。这意味着,若固定住所在农村,则户口就登记在农村;若固定住所在城镇,则户口就登记在城镇。与户口相关的各种福利,如社会保险、教育、低保等,也将于2012年底之前在城乡之间实现均等化。
这是一场“石破天惊”的变革。被称为是自1958年《户口管理登记条例》实施以来对户口真正的“革命”。
而这场“革命”的背景,是户口功能的日渐衰微,以及现实对于城乡之间生产要素流动的内在需求。
户籍改革新政
成都市此次户改的纲领性文件,是其市委、市政府制定的《关于全域成都城乡统一户籍实现居民自由迁徙的意见》,被称为“23号文”。23号文共有12条,除最后两条外,其余的10条覆盖了本次户改的内容。
其中,公众比较关注的有以下几条:“将实际居住地登记为户口所在地”、“统一城乡就业和失业登记,同等享受就业援助扶持政策”、“统一城乡社保制度、住房保障标准、计划生育政策”和“推进城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
此外,还有四条重要的内容是:统一城乡“三无”人员供养标准和低保标准;统一中职学生资助政策;城乡居民在户籍地平等享受各项权利;统一退役士兵安置补偿和优待政策。
《意见》规定,以上10条所涉及的内容,相关部门应在《意见》出台之后的1个月内制定具体的实施意见。由于《意见》出台日期是11月9日,一个月的最后期限是12月9日。记者走访各部门了解到,实施意见的制定已臻尾声。
成都市政府有意将此次户改与“农民进城”区分开来。该市统筹委副主任秦代红告诉《财经国家周刊》,政府要做的,就是取消户口迁徒的限制,拉平各项保障,“至于农民进不进城,那是他们的选择。”
如果农民进城,他们不必退掉自己的宅基地和承包地,政府也没有为这种保留设定一个期限。
成都市对此举的一个解释,是农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在经过确权后,已成为农民的用益物权(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等物权),与其农民的身份脱离了关系,因而也不会随着这一身份的失去而失去。同理,在此次改革可能带来的另一种流动——市民向农村的流动中,市民也不会因为身份转化为农民而自动获得宅基地和承包地。
这揭示了成都市的这次改革与此前改革之前的关系。该市从2008年开始在农村开展确权颁证,至今基本完成。成都市社科院副院长陈家泽说,他近日还要参加一个对确权的评估,以考察各地的确权是否彻底,以及是否有反复。
户籍改革方面,成都市已经有了四次“前奏”:2003年,取消入户指标限制,以条件准入制代之;2004年,取消二元登记制度,城乡人口统一登记为“居民”;2006年,农民租住统一规划修建的房屋可入户;2008年,农民租住私人住房可入户。这些都为这一次户籍改革提供了一个前提。
低迷的流动
像任何一次户改一样,这次改革同样引发了是否会有大量农民涌入城市的担忧。这个担忧换个角度,就是对政府财力的担忧。
成都市似乎对此胸有成竹。虽然受访官员均没有对可能的流动规模给出明确的回答,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成都的决策者对此次户籍改革有一个基本判断:不会发生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秦代红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暗示了前几次户籍改革已经为这次改革做了实验。他说,2008年的那次改革,事实上已经涵盖了这次改革的一些内容。“当时大家有一些担心,成都市19个区县的学生会不会都跑到城里最好的学校里来。但这种担心最终没有发生。”
成都市提供给本刊的一份资料显示:从2003年到2010年6月,成都市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口数为30多万人。成都市公安局治安防范人口管理处户籍管理大队大队长纪丽告诉本刊,这个数字中,失地农民占了绝大多数。
如果剔除了这一部分,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人口不过5000人。以成都市农业人口510万算,这一数字仅仅相当于农业总人口的千分之一。另外,在此期间,成都办理购房入户23.06万人、大专以上学历入户6.76万人、投资入户1.08万人、投靠入户21.02万人。
“成都市政府的自信,就来自于这些数字。”该市一位政府官员告诉本刊。
但前几次的改革,均为农民进城设置了一定的条件。以条件最为宽松的2008年改革为例,当时的条件有两个,一是租住整套住房,二是入户要征得房主的同意。
但多位专家分析,在这个数字的背后,仍然表明城乡的利益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最大的转化发生在2006年。当年年初,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被取消,这等于抽掉了压在农民身上的最重的一块负担。“这是一个转折点。”成都市新都区木兰镇永宁村农民陈松木告诉本刊。
在此之前,国家对农业的补贴已经开始。这种补贴分为两部分,一个是种粮补贴,还有一个是购买农机具的补贴。
2009年,成都市将耕地保护和农民的养老联系起来,创设了一个制度,叫“耕保基金”。农民只要保护好耕地,政府即将这一基金存入农民的账户,15年期满后,农民可将这笔资金中的90%转为个人的养老保险(另外10%是土地流转担保金和农业保险)。耕保基金发放的标准为一级地每亩每年400元、二级地每亩每年300元。
截至2009年12月,成都市已经发放耕保基金11.7亿元,惠及111.8万农户。
《财经国家周刊》调查发现,农民不愿离开土地,还与一个顾虑有关。虽然农民的上述收入只与承包地挂钩,而承包地又已经确权,不会因农民身份的失去而失去,但农民还是有顾虑。在成都市的个别农村,还延续着“几年一动地”的传统习惯。
而村外的人又对农村的户口“虎视眈眈”。那些在城市户口吃香时把户口办出去的人,正在想方设法办回来。分水村的村民告诉本刊记者,在上世纪90年代,村里曾有多户人家为了招工将户口办到了城里,现在则千方百计地想回来。陈松木告诉本刊,这不是一件容易事。他说,现在村里要进来一个人,需要村小组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投票通过。“离婚后再结婚,另一方的户口也不能办进来。”
政府的投入
农民入城较少的另一个背景,是政府加大了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投入。
从2009年开始,成都市每年向各村拨款20万元,用于改善农村的公共服务。秦代红说,成都市共有2700多个农村,政府每年这笔投入就达到5个多亿。
他说,这笔钱由成都市财政直接拨到村里,以避免中间环节可能的截留。
分水村上述负责人告诉本刊,这笔钱的使用,通常通过召开村里的议事会讨论决定。他说,分水村的这笔钱,去年主要用在了建村里的图书室和组建村治保队。
成都市每年要对这笔钱进行专门审计。“去年的审计结果是,除了一个村有点问题外,其余的都没有问题。”秦代红说。但有村民向本刊反映,这笔开支的公开尚待细化。
在教育方面,从2004年开始,成都市、县两级财政投入14.5亿元,在农村建设了410所标准化中小学。陈松木说,木兰镇就有三所这样的学校。但专家认为,硬件的差距可以迅速拉平,但软件的追赶非一日之功。
在孩子教育这个问题上,和很多农民一样,陈松木抱有一种不必强求、顺其自然的态度。“他是龙到哪都是龙,是虫到哪都是虫。”
在医疗方面,从2003年开始,成都市、县两级财政投入7.6亿元,对223所乡镇公立卫生院、15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2396个村卫生站进行了标准化建设。相关专家分析,乡镇医院的改造也会面临与学校相似的困境:硬件提升容易,软件提升困难。
陈松木还向记者提到农村社会保障的提高。他说,自己前些年给父亲买了一个养老保险。缴费2.3万元,从60岁开始领钱,每个月550元,可以一直领到去世。他算了算,自己投入的这笔钱,42个月即可收回成本。而自己的父亲现在已经89岁。如果领取的金额少于所缴的费用,其中的差额还可以退回。
此外,政府的投入项目还包括:构建城乡一体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施农村“安身工程”,投入资金5700余万元;建立覆盖城乡的就业服务体系以及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险体系。
“我们这次最大的特点就是农民工综合社会保险与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险并轨,从现在已经实现了农民工工伤、医疗保险待遇与城镇职工待遇一致的基础上,还将实现养老、失业和生育这三个保险待遇与城镇职工一致,这就从根本上实现了城乡社保的公平。”成都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综合政策调研处处长王德平说。
在今年6月份召开的统筹城乡成都论坛上,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黄守宏提到,在2002到2009年间,成都市县两级财政的“三农”投入增长了26倍。“这在全国是没有的。”
成都市社科院副院长陈家泽告诉本刊,与其他地方的户改不同,成都市户改的投入是在户改之前,这保证了户改平稳开展,还让户改后财政的压力顿减。
“更大的改革”
有人担心成都的把农民留在农村的做法,是否与城市化大方向背道而驰?
按照成都市的十一五规划,到2010年,成都市的城市化目标为65%。该市提供的一份官方资料显示,到2009年,该市的城镇化率为64.9%。按照该市自定的指标,其城镇化率为55.6%。
在接受本刊采访时,秦代红强调,城市化要回到其本来面目。“你像以前的县城都没有污水处理厂,有时候上公共厕所都不方便。这也是城市化?现在,我住在农村,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白天在城市里打工,晚上回到小镇。炊烟袅袅,竹林农舍,鸟语花香,你说这个算不算城市化?”
陈家泽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户籍并不是城市化的唯一衡量指标。他说,如果大量农民涌入城里,有了城市户口,却因没有足够的工作机会而失业,住在贫民窟里,衣衫褴褛,食不果腹,这难道就是健康的城市化?他说,城市化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地域概念,而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
陈松木现在在附近的一家工厂上班,每月工资2200元,农忙时在家收拾庄稼,闲下来泡壶清茶,或吆三喝四,喝点小酒,打点小牌,“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我为啥非得要往城里跑?”
但他担心,这样的日子怕难长久。近段时间,村里的干部频频上门,说服他搬到划定的集中居住区,条件是一个人补助1.3万元。陈松木家有三口人,总共3.9万元。对这个条件,他不甚满意:“我要在那盖一处房子,自己还得倒贴6、7万元。”他说,自己心中理想的政策是:分一套房,然后再把家人的保险给买上。“哪怕房子没那么大也行。”
农民现在不愿意轻易放弃自己的土地,还与一个农地即将上市的坊间流言有关。陈家泽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对此给出了积极的回应。他说,成都的城乡统筹,目标还在于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农村的生产要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劳动力,户籍改革意在解决这一问题;另一个是土地。“应该让农民参与到对土地级差收益的共享中。”
陈家泽说,至少在年底之前,成都市还会有一个“更大的改革”出台,“就是有关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
成都的户改正受到关注。在宣布新一轮户改的11月16日,由国家发改委一位副主任带队的一支考察团莅临成都,对其做法详细考察。陈家泽说,他曾被考察组询问了相关问题,尤其是关于成都的实践能否在全国复制的问题。
作者：韩 永 刘明霞
秦代社会保障论文 篇2：
云梦秦简所涉及的奴隶问题
在封建社会初期，虽然已经确立封建制度，但仍然保留了大量的奴隶制残余。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就有不少涉及奴隶方面的内容。但秦代奴隶制有属于自己的特点。它是作为一种对封建制的补充形式而存在的。本文依托于秦简，简略地谈谈秦时期的奴隶问题。
一
秦时奴隶分为两大类，一是官奴隶，另一个为私家奴隶。官奴隶一般被称为“隶”；在称谓上还有男女之别。男性谓之“隶臣”，女性谓之“隶妾”，合称为“隶臣妾”。官奴隶的来源大体上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罪犯及其家属，二是俘虏。在早期奴隶社会，战俘沦为奴隶后不能生产出较多的剩余产品反而消耗俘获方的食物，故把他们多用于祭祀。但随着奴隶制的发展，这些俘虏用于生产获利渐丰，利用价值增加，因而便把他们留下作为奴隶来使用，以提高生产力。
但绝大多数的官奴隶是因犯罪而被充为“隶臣妾”。在秦简《法律问答》中，规定可以籍没为奴隶的罪名很多。有因“盗”而“耐为隶臣”者；有“以剑及兵刃伤人”而“耐为隶臣”者；有“以耐隶臣诬人”而“耐为隶臣”者；有因盗食官府祭品“当赀以下耐为隶臣”者等等。[1]。
不仅犯罪者本人要成为奴隶，就是某些罪犯的亲属也会跟着变成奴隶。根据《史记·商君列传》载 “商君之法，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2]，可知犯罪者的家属也要没为奴隶。秦简中也有大量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如“夫盗千钱，妻所匿三百”[3]，其妻不知夫为盗者，则“为收”（就是把其妻没为奴隶）；又如“隶臣将城旦，亡之，完为城旦，收其外妻、子” [3]。隶臣率领城旦服劳役，城旦却逃亡了，隶臣本人要被判处“完为城旦”的刑法，并没收其妻和孩子。
秦简《法律问答》载：“女子为隶臣妻，有子焉，今隶臣死，女子北（别）其子，以为非隶臣子殹（也），问女子论可（何）殹（也）？或黥颜頯为隶妾，或曰完，完之当殹（也）。” [4]这段资料是说一个隶臣有一个身为自由民的妻子，生有一子，现在这个隶臣死了，其妻想隐瞒所生子“隶臣子”的身份，结果被判处“完为隶妾”作为处罚。由此可见奴隶的子女，仍然是奴隶，即使其母是自由民也不例外。
官奴隶从事各种各样的服役活动，有生产性劳役，也有非生产性劳役。从事生产劳役的隶臣妾，秦简中提到“隶臣田者”，可见其有耕种封建国有土地的，有饲养公马牛的，有从事鬼薪、白粲等劳役的。《汉旧仪》载：“鬼薪者，男当为祠祀鬼神伐山之薪蒸也；女为白粲者，以为祠祀择米也。” [5]这是从事砍柴择米的劳役。有筑墙、做土功的劳役。根据《秦律十八种·工人程律》：“隶臣有巧可以为工者，勿以为人仆养” [6]可知还有在官府作坊中作工的。而非生产性的隶臣妾，有的是给官府传送文书，秦律规定：“隶臣妾老弱及不可诚仁者勿令”。[7]秦简中还提及“宫隶”或“宫更人”，是在宫中服杂役的。还有“牢隶臣”，是在监狱或司法部门服役的官奴隶。除了以上这些生产性与非生产性的官奴隶，还有“冗隶妾”的存在。可知在官奴隶中有无事可作者，则表明官奴隶数量相当大，甚至出现了奴隶过剩的现象。秦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把大量的劳动力禁锢在官府中，从而造成了劳动力浪费，导致大量荒地没人开垦，进一步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秦民被充为官奴隶后，并不一定终身服役于官府。他们是允许被赎免的。《睡虎地秦墓竹简·司空律》记载，“百姓有母及同牲（生）为隶妾，非（谪）罪（也）而欲为冗边五岁，毋赏（偿）兴日，以免一人为庶人。” [8]这条律文的意思是说百姓有母亲或亲姐妹现为隶妾的，而本人没有流放罪而自愿戍边五年者，并且不把此作为服军戍的时间的话，可以以此赎免隶妾一人成为庶人。可见自愿戍边可以赎免奴隶。通过归还爵位也可以赎免奴隶。《秦律十八种·军爵律》云：“欲归爵二级以免亲父母为隶臣妾者一人。” [9]只要退还爵位两级，可以赎免现为隶臣妾的亲生父母一人。“谒归公士而免故妻隶妾一人者，许之，免以为庶人。” [10]只要退还公士的爵位，可以赎免现为隶妾的妻一人，可以允许所赎的都免为庶人。还允许隶臣斩首立功，用其军功赎免自己的亲属。《秦律十八种·军爵律》又云：“隶臣斩首为公士，谒归公士而免故妻隶妾一人者许之，免以为庶人；工隶臣斩首及人为斩首以免者，皆令为工；其不完者，以为隐官工。” [11]这段简文大概意思是立有军功而获得公士爵位的奴隶，可以归还公士爵位用来免除其妻妾为奴隶者一人；在官府作工匠的奴隶或其亲属立有军功，可以免去他奴隶的身份。
二
私家奴隶一般被称为“人奴”、“人奴妾”或“臣妾”。这些奴隶的来源有以下几种。
有买卖得来的奴隶。《周礼·质人》云：“掌成市之货贿、有人民，牛马，兵器，珍异。”秦简《日书》也云：“收日可以入人民马牛禾粟”等。这里的“人民”即是“奴隶”。据此可见，奴隶与牛马一样在市场上标价出售。秦与周朝相同，都有买卖奴隶的市场。秦简《法律问答》又载：“隶臣将城旦，亡之，完为城旦，收外妻、子。子小未可别，令从母为收。可（何）谓从母为收？人固买（卖），子小未可别，弗买（卖）子母谓也。” [12]如果孩子太小，离不开母亲，则规定不能单卖孩子的母亲。这说明官府也卖奴隶，而买者则是私家。债务奴隶是奴隶买卖的另一种形式。《汉书·贾谊传》云：“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汉书·严助传》又云：“卖爵赘子，以接衣食”，颜师古注：如淳曰：“淮南俗卖子与人作奴婢，名为赘子，三年不能赎，遂为奴婢。”穷人家因生活所迫，把自己的孩子卖给富人作奴婢，若在三年之内不赎回，其子将真正变为富人的奴婢。
有官府赏赐而来的奴隶。早在秦孝公起用商鞅进行变法，变法内容中明确规定获得军功者会授予爵位，获得赏赐。包括受赐奴隶。《商君书·境内》记载：“爵吏而为县尉，则赐虏六。”秦简《法律答问》也提及：“有投书，勿发，见辄燔之；能捕者购隶臣二人，击（系）投书者鞠审谳之。” [13]这条律文是说能把投匿名信者捕获的人，官府会奖励给他两个男女奴隶。由此可见，的确有从官府赏赐而来的私家奴隶。
还有从官府借来的奴隶。《秦律十八种·仓律》提到：“妾未使而衣食公，百姓有欲假者，假之，令就衣食焉。” [14]这条律文是说没有到役使年龄而由官府给予衣食的妾，如果有百姓要借，可以借给，并且叫妾到他那里取衣食，此后官吏就不再役使。据此可知有些奴隶是从官府借来的。
私家奴隶与官奴隶一样，也有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奴隶之分。秦简《封诊式·告臣》爰书讲到：“某里士伍甲”的奴隶“丙”，“骄悍，不田作。” [15]可见生产性奴隶有耕作田地的。但大部分私家奴隶为非生产性奴隶。秦简中多次提到“妾”和“敖童”，他们是供主人嬉乐的奴隶。
私家奴隶还有一大特点是须代主人服役。《秦律十八种·司空律》记载：“人奴妾居赎赀责（债）于城旦，皆赤其衣，枸椟欙杕将司之。” [16]这条简文是说私家奴隶代替其主人抵偿赀赎债务而服城旦劳役的，都必须穿红色囚衣，施加木械、黑索胫钳，并加以监管。由此可见，私家奴隶有替主人服役的义务。私家奴隶是其主人的私有物品，没有人身自由。这也是统治阶级对奴隶进行残酷剥削的体现。
三
秦朝正处于封建社会初期，无论是其官奴隶还是私家奴隶都深深烙印着属于那个时代的特征。
官、私奴隶可以拥有少量的私有财产，一定程度上来说其经济是独立的。《秦律十八种·金布律》载：“禀拿衣者，隶臣、府隶之无妻者……冬人一百一十钱，夏五十五钱。” [17]奴隶向官府领取衣物，必须要交纳一定数额的钱。若没有私产，他们如何承担这笔费用呢？再说秦简中多次提到隶臣妾毁坏公器或弄丢畜生，都须予以赔偿。若没有私钱，那拿什么去赔偿呢？私家奴隶同样也拥有一定的私产。
秦时法律明确规定禁止主人任意刑杀奴隶。秦简《封诊式·告臣》爰书说到“某里士伍甲”，因其奴隶“骄悍，不作田”，便将其捆送到官府，请求官府把他送去当城旦。《封诊式·黥妾》爰书也提到“某里五大夫乙”因其“妾”（私家奴隶）强悍，派家吏将其捆送到官府，希望官府对其施加黥劓。通过上述两个案例可知在秦代，奴隶所有者不能为所欲为地杀、刑其奴隶，须受法律的限制与约束，必须经过官府审核，批准并由官府执行相应的刑罚才算合法。
虽然强迫秦奴隶去从事各种各样劳役活动，是封建统治者对其的一种剥削手段；但为了保障经济发展，稳定社会秩序，秦政府也给后者提供了适当的保障政策。如《秦律十八种·工人程》云：“隶臣、下吏、城旦与工从事者冬作，为矢程，赋之三日而当夏二日。” [18]这条资料是说冬天时，服役人员的工作量会减免三分之一，并且服徭役期间官府可以配发衣服。《秦律十八种·司空》也有类似规定：“其与城旦舂作者，衣食之如城旦舂。” [19]这条简文是说但凡参与城旦舂劳动者，以其同样的标准发放衣食。这些政策的实施，给奴隶者提供了一些社会保障、福利。现在看来，这有点人文主义关怀的色彩。
四
秦朝建立于封建社会初期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有着属于自己的特点，奴隶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封建政权初建，为了巩固统治，因而保留了一定的奴隶制。但它又与殷周时期奴隶制大相径庭，它是作为封建制的补充形式而保留下来的。秦朝奴隶可以拥有私有财产，经济上具有一定独立性，能够赎免；政府也为其提供了一定保障政策。 但奴隶制这种制度本身是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随着经济发展，农民不断起义，它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注释：
[1]参见李天石：《从睡虎地秦简看秦朝奴隶与唐代奴婢的异同》，《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3期。
[2] [3] [4]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5]孙星衍校注《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版。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兰州）
作者：葛姗姗
秦代社会保障论文 篇3：
建立青年学生制度自信的实践路径研究
摘要：通过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向青年学生们讲述清楚中国制度背后的深层文化含义和高超的政治智慧，从而在正确观念的引导下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最具现实影响力、最充分体现人类社会进步性的制度，让青年学生通过防疫期间发生的真实事件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深厚基础，促进青年学生形成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相统一的中国精神，建立制度自信，树立远大理想。
关键词：制度自信;制度优势;防疫;思政课
一、疫情发生以来度优势;类社会进步制度基础
中国应对疫情的治理速度使得广大青年学生们在现实中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极大的增强了青年学生们的制度自信。制度是人类社会特有的标识，任何制度成功的背后都具有深刻的理论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同样具有其深厚的支撑体系。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系统的体系基础。2019年10月，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机的结合起来，从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的科学内涵、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全面依法治国到外交开放等13各方面全面做出总结，系统、科学的表达了我国国家制度的显著优势，这些制度的制定由点及面，从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论述，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呈现各有所为、相互依存的系统化，明确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内容与治理能力，以理念与实践并行的方式加以链接。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保障人民利益的群众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最根本的属性确保了这一制度的坚实群众基础，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制度实施的根本出发点是坚持人民至上，当疫情发生时，国家本着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出发点，采取的一项项非常规措施，让这架庞大的社会机器保持稳定有序运转，延长春节假期、推迟开学时间、关闭景区、取消大型集会和商业活动，以牺牲经济代价换取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用行动传递着一个信念：一切为保护人民的生命健康让路，一切付出都不足为惜。以这样的信念换得是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信任，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群众基础。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现实的实践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经历了中华民族对制度的探索，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传承着大同理想、民本理念、道德至上、大人合一等思想，并在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的探寻国家制度的规范，从西周的分封制、秦代的郡县制、西汉的推恩令到唐代节度使制度都融入中华民族寻求政治制度和谐的思想认识。但进入近代，面对民族危机和政治危机，仁人志士不断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国家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为人民谋幸福的道路，建立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新型国家制度，在一系列的探索中，中国的成功实践展现在经济、文化、生态、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翻大覆地的变化中，新中国的崛起，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新型国家制度和国家体制的新征程。中国抗击疫情的成功是因为其治理能力背后有着一个系统性、民生性、实践性的社会制度。
二、基于现在经济、文化、生态、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
在抗疫期间，每大都发生着鲜活的故事、感人的事迹，这些些这些覆地的变化中，新中国的崛起，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新型国家制度和国家体制的新征程。中国抗击疫情的成功是因为其治理能力背后有着一个系统性、民生性、实践性的社会制度的新型国家制度，在一系列的探索中，中国的成功实践展现在经济、文化、生态、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翻思政课的课堂中，青年学生们理解中国制度具有优势主要体现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理论背景中，而此次疫情的发生，让青年学生看到中国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反应的速度，中央政府对疫情采取的防控政策，举全国之力支援武汉，将一定的资源以及人力充分调拨，推进疫情的防治工作，一切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优势都在现实事件面前转化为行动优势，中国面对疫情进行的一系列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现实举措，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这是对青年学生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好的实例，也是建立他们建立制度自信的现实实例;其二，疫情防控使得青年学生的中国精神得到空前的提升，防治疫情的过程中，医护人员日夜奋战、广大社区工作人员冲锋在前、科研工作者全力攻坚研制育苗，人们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每个人都有自己抗疫的故事，正是这些故事凝聚出无私奉献、敢于斗争、迎难而上、自强不息的中国精神，这样的精神需要以息的中国精神，这样的精神需要以以情的发生，让青年学生看到中国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反应的速度，中央政府对疫情采取的防控政策，举全国之力支援武汉，将一定的资源以及人力充分调拨，推进疫情的防治工作，一切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优势都在现实事件面前转化为行动优势，中国面对疫情进行的一系列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现实举措，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这是对青年学生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神特有的价值核心，体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一个伟大时代的出现，背后总会具有为其发展提供动力的精神能量，中国精神建制的力量在于传播真善美、批判假恶丑，具有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的精神导引功能，能够为时代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青年人作为未来社会建设的新生力量，更应该弘扬中国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具有凝聚力的精神建制面前，众多个体思想也会愿意将个体自信共享给其他精神主体，其自身与其他精神主体以体以中央政府对疫情采取的防控政策，举全国之力支援武汉，将神建制的效能生成离不开每一个青年学生奋勇向前的精神动力，社会的发展需要在强大的精神动力推动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当前建立青年人制度自信的实践路徑
当代的青年学生具备宽广的视野、开放自信的气质、朝气蓬勃的干劲，如何将他们培养成为可信、可为的新时代接班人，在思想政治教育层面提升青年学生的政治素养水平是高校对青年学生的教育责任，其中重要的任务是让学生们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符合中国国情的治理体系。在教学中开展讲授现实社会治理体系的经验事实，通过疫情期间发生的事件讲清楚中国制度背后的深层文化含义和高超的政治智慧，有助于青年学生理解中国制度背后的深层文化内涵，更有住于提升学生们的制度自信。
其一，践行理想信念教育，向青年学生们宣传国家的政策、方针和各项重大决议，让他们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其二，发挥哲学社会科学中的诸多学科的作用，如哲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学、心理学等学科，它们具有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功能，青年学生应立足本学科的特点，努力了解哲学社会学科的重要意义，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出有价值、有意义的精品力作与公开课程，帮助青年学生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机理，让青年学生们得到感性愉悦和理性满足，丰富青年学生们的感性境界，增强他们的人格力量，使得世界得到充实;其三，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文化建设制度;其四，政府主导与青年学生参与社会协同的活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于青年学生与社会交往的互动关系中，只有真切的体会到社会治理的运转过程中，青年学生才能建立完备的制度自信意识，高校应构建学生参与共同治理的平台和载体，鼓励青年学生参与共治，最大限度调动青年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广大青年学生理解一个好的社会治理体系必然是不断发展，不断生成的制度，它生生不息的动力来自它为万民安居乐业不断奋斗的目标，任何善制度都不是来自万民的被动接受，而是要让万民成为制度的创造者，在不断渐进的过程中，人类一定可以建立超越资本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参考文献
[1]习近平.疫情防控要坚持全国一盘棋[N].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02-04.
[2]习近平.坚定信心战疫情同舟共济筑防线——各部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N].人民日报，2020-01-30.
[3]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時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
[4]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5]杨振武.用故事讲述治理之道——习近平讲故事序言[N].解放日报，2017-08-06.
作者简介
丁燃（1983.07-），女，黑龙江大庆人，汉族，博士，讲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本文系2020年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疫情与教育”专项课题，课题编号（2020YQJY062）
作者：丁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