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欺诈非法占有思考法律论文

2022-05-01

摘要：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明标准一直是金融诈骗犯罪中的核心问题，其认定难点包括主观目的主要依靠事后行为进行推定、法律条文相对有限且适用标准难统一、案情刑民交叉且核心事实难穿透等。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合同欺诈非法占有思考法律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合同欺诈非法占有思考法律论文篇1：

“一屋多租”构成诈骗罪还是合同诈骗罪

摘要：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都属于诈骗型犯罪，从理论上来讲二者是有所区分的，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二者的明确区分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尤其是以合同进行诈骗的普通犯罪极易与合同诈骗罪相混淆，该文结合司法实践中的争议以及真实案例，从刑法相关基础理论出发，结合司法实践情况，对诈骗罪以及合同诈骗罪的区别，尤其是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定义加以分析，从而进一步加深对两罪的认识。

关键词：诈骗罪；合同诈骗罪；合同

【案情概况】2010年8月至2011年3月犯罪嫌疑人郑某先后四次从房产中介公司租赁位于西安市的四处单元房，后用自己的照片假冒四名房东的身份信息制作了假身份证和该处房屋的产权证，印制出租该处房屋的大量小广告张贴，以“一屋多租”的形式先后租给多个被害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或约定口头协议，先后骗取十四名被害人“租金”10万余元。

【观点交锋】对郑某的承租他人房屋后，制作假身份证和假产权证骗取其他人租金的行为如何定性，主要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郑某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因为郑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合同形式，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了被害人的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合同诈骗罪的规定，构成合同诈骗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郑某的行为构成普通诈骗罪。郑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欺骗的方法，骗取了他人财物，数额巨大。郑某的行为主观上表现为直接故意，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方面表现为采用欺诈方法骗取了数额特别巨大的财物，其行为符合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构成诈骗罪。

【法理解说】承租他人房屋后，制作假身份证和假产权证骗取其他人租金的行为应认定为诈骗罪。理由如下：

1.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区别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欺骗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诈骗罪的基本构造：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对方（受骗者）产生错误认识——对方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或第三者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害。[1]合同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使用欺诈手段，欺骗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两者的区别表现在：首先，在犯罪客体方面，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简单客体，即公私财产所有权；而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则是复杂客体，它不仅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更主要的是破坏了国家的合同管理制度，侵犯了诚实信用的市场交易秩序。其次，在犯罪主体上，诈骗罪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而合同诈骗罪的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再次，两罪犯罪手段不同。对于合同诈骗罪，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五种特定的行为方式，概括说来即是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利用合同手段，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而诈骗罪在手段与方式上则没有限制，只要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有通过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就构成诈骗罪。[2]

在实践中，区分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时，不能简单地以有无合同为标准。因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不限于书面合同，也包括口头合同。就合同内容来说，宜限于经济合同，即合同的文字内同是通过市场行为获得利润，这是由本罪性质决定的。基于同样的理由，至少一方当事人应是从事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否则难以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因此很多情形下，存在当事人之间存在合同但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而仅仅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的情况。

本案中，郑某连续多次采取了制作假身份证和假产权证的方式，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让受害人以为两被告是房屋的产权所有人，与他人签订书面合同或采取口头合同的方式，骗取他人租金，该行为形式上看似乎符合合同诈骗罪，但严格分析后其在主体方面和客观方面尤其是合同的严格界定上以及对其主观方面的认定并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而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2.郑某的行为应认定为诈骗罪

A.从主体方面看，郑某以及被害人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主体要求，而符合诈骗罪的主体要求

从主体上看，如前所述，刑法规定合同诈骗罪，是为了保护市场秩序与对方当事人的财产，主体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单位。由于合同诈骗罪侵犯的主要客体为国家对经济合同的管理秩序，所以签订合同的双方至少要有一方是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即有一方是利用经济合同，通过市场行为进行营利的主体，但这并不要求双方必须都是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当犯罪主体和受害人有一方为从事市场经济活动主体，并且双方是通过经济活动发生关系的时候时，此种行为应为合同诈骗的行为。而诈骗罪的主体只有自然人。在本案中，郑某以及被害人都是自然人，双方当事人都不是从事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郑某的诈骗行为，并没有影响市场秩序的运行，只是侵犯了被害人的公私财物。因而在本案中郑某的行为并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主体要求。

B.从客观方面看，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有严格的界定，郑某的行为并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客观行为要求

从客观行为看，郑某采取了制作假身份证和假产权证的方式，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让受害人以为两被告是房屋的产权所有人，与他人签订书面合同或采取口头合同的方式，骗取他人租金，该行为形式上看似乎符合合同诈骗罪，但严格分析后并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客观要件。因为当诈骗行为中出现合同时，并不一定都是合同诈骗罪。

行为中出现合同之所以不认定为合同诈骗，是因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有着严格的定义。学术界关于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范围问题,主要存在以下4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范围包括所有的合同。第二种观点认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仅指经济合同。第三种观点认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当包括1999年颁布的统一《合同法》中15类有名合同,既包括债权合同,也包括物权合同。因此刑法要以《合同法》规定的所有类型的合同作为保护对象。第四种观点认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是能够体现市场秩序的合同,大凡与这种社会关系或者法益无关的各种“合同”,如关于婚姻、收养、抚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不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3]根据合同诈骗罪位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众所周知，合同是市场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利用经济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使人们对合同这种手段失去信赖，进而侵犯了市场秩序。在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中，国家对经济合同的管理秩序是起主要作用的，因此我们赞成第二种观点，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限于经济合同，根据经济合同法的定义，经济合同（Economic contract），从内涵上看，是指平等民事主体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相互之间，为实现一定的经济目的，明确相互权利义务关系而订立的合同。从外延上看，它主要包括购销、建设工程承包、加工承揽、货物运输、供用电、仓储保管、财产租赁、借款、财产保险以及其他经济合同。可见经济合同要求双方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同时主体双方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目的而订立合同的。

本案中，郑某的行为虽然是有合同的诈骗，但其所签订的经济合同并没有达到足以影响市场秩的程度，并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客观行为的要求，郑某只是侵犯了被害人的财产所有权，对郑某应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C.从主观方面看，郑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主观要求

从主观方面看，郑某具有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两人首先制作了假的身份证和假的房产证，这表明其在与被害人签订或口头约定合同之前，已经产生采用欺骗手段骗取他人财物的目的，签订或口头约定合同只是其实施诈骗罪的一种手段。而合同诈骗罪是在签订合同之时或者合同签订之后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产生的非法占有的目的，非法占有目的的产生与合同的性质和形式是密切相关的，合同必须是经济性质的合同，非法占有目的是当事人希望在以经济合同为手段，以骗取合同约定的对方当事人提供的财物。

综上所述，郑某的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应认定为诈骗罪。此类案件在实践中比较多发，但在认定两罪的区别时有不同的认识，处理结果也有很大不同。主要还在于如何界定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以及合同诈骗罪中第五种诈骗行为中的其他方法的类型认定。因此，在具体案件中，要慎重分析案件的具体案情以及当事人的行为方式，严格区分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

参考文献：

[1]张明楷主编.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

[5]刘佳.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辨析.法制与社会.2010.07

[6]陶信平,郭宝平.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再思考—性质、类型和形式.长安大学学报.2010.01）

作者：赵宏丽秦明

合同欺诈非法占有思考法律论文篇2：

金融诈骗犯罪中非法占有目的证明问题研究

摘要：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明标准一直是金融诈骗犯罪中的核心问题，其认定难点包括主观目的主要依靠事后行为进行推定、法律条文相对有限且适用标准难统一、案情刑民交叉且核心事实难穿透等。基于此，有必要对现有证明方法和证明标准进行完善，运用穿透式审查方法厘清刑民边界，运用证明和推定二元法综合判断行为人主观故意，准确把握非法占有目的产生时间，在立法中注重增加反向列举，同时充分发挥指导性案例作用，以对现实中易出现的错误做法进行纠偏。

关键词：金融诈骗犯罪非法占有目的证明标准

在司法实践中，办理金融诈骗犯罪案件的难点主要集中于对主观要件尤其是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明上。此类案件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包含公私财产所有权，又包含国家金融管理制度，与盗窃、抢劫等传统取得型财产犯罪的侵犯客体相比较为抽象，许多犯罪嫌疑人对自己的行为缺乏负面认识，供述自己确实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犯罪嫌疑人更是少之又少，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明只能依靠客观证据进行认定。而此类案件的案情往往较为复杂，核心事实通常经过层层包裹难以被直接穿透，给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明增加了难度。基于上述情况，完善金融诈骗犯罪中非法占有目的证明标准和证明方法至关重要。

一、非法占有目的的把握

（一）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论观点

我国刑法分则第3章第5节规定的8个金融诈骗罪名中，只有集资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中明确规定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其他罪名中并未对此进行明确表述，针对这一点，学界对非法占有目的是否是所有金融诈骗罪的必要构成要件存在争论。

一部分学者认为，金融诈骗罪与诈骗罪分属不同章节，在犯罪构成上也应区别，构成金融诈骗罪并不必然要求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另一部分学者认为，集资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这两个罪名中行为人的客观行为不足以表明行为人主观上非法占有的目的”[1]，而在其他罪名的对应条文中，许多通过列举“下列情形”的方式对相应犯罪行为细化，其中列举的情况足以体现其以非法占有目的作为构成要件，因此在法条中不必单独赘述，这是一种立法技巧。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金融诈骗罪和诈骗罪的区别以及两种罪名分属不同章节的原因在于侵犯的法益不同，但二者特殊与一般的关系没有变化，非法占有目的作为诈骗罪的必要构成要件，是金融诈骗罪的必然要求。

（二）非法占有目的的基本理解

当前刑法学界对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解可以概括为三种学说，即“排除意思说”“利用意思说”和“排除意思+利用意思说”。我国目前以“排除意思+利用意思说”为主流观点，即非法占有目的既包括将他人财物作为自己所有物的目的（排除意思），又包括遵从财物用途对其进行利用或者处分的目的（利用意思）。[2]

首先，“非法”是对于行为人取得财物的客观行为的评价，这里的“非法”不是仅指代违反刑法，而是指违反刑法在内的所有法律。基于此，“虛构事实、隐瞒真相”不仅是刑事诈骗的特有构成要件，同时也是民事欺诈的构成要件，“非法”与否并非刑事诈骗和民事欺诈的本质区别。其次，此处的“占有”要与民法中的概念进行区分，民法中的占有是一种状态，而刑法中的占有应当理解为“所有”，这也是非法占有目的中利用意思的体现。如贷款诈骗罪中，犯罪嫌疑人除了有成功骗得贷款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要有对款项进行利用或处分的目的。最后，还应区分非法占有和非法占用，非法占用仅侵犯了使用权，其权利范围小于刑法上的非法占有，故不能用诈骗类犯罪予以评价。

（三）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性

非法占有目的作为金融诈骗类犯罪中的核心要件，不仅关系着一个行为是构成此罪还是彼罪，甚至还决定了一个行为是有罪还是无罪。

首先，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之间并非是对立关系而是递进关系，这种递进关系的界限就在于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难以从客观上区分，都是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来获取他人财物，故无法通过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直接进行民事或刑事的定性，而要进一步从是否能通过民事途径进行救济、行为人是否逃避偿还款物等方面审查其主观目的。

其次，看似相似的两行为会因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被评价为罪名和量刑截然不同的两种犯罪。如在骗取贷款罪与贷款诈骗罪这两个罪名的构成要件中，“骗取”和“诈骗”本身并无实质区别，唯一的区别就在于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

因此，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至关重要，而现有法律性文件中对非法占有目的情形的列举相对有限且笼统，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明标准亟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二、司法实践中金融诈骗犯罪非法占有目的认定存在的问题

（一）扩大“非法”性，模糊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界限

在一些民刑交叉或是纯粹的民事纠纷案件中，债权人在未穷尽民事救济手段的情况下，即以“自己的钱被骗”为由向侦查机关报案。而此类案件与金融诈骗犯罪案件之间的区别往往需要基于对大量的证据、事实进行判断才能得以辨析，故侦查机关在受案、立案之初存在一定的识别困难，使一些本该通过民事途径解决的案件进入刑事司法程序。

如笔者办理的王某、李某涉嫌集资诈骗罪案，王某是某科技公司的法人代表，公司实际具有专利技术、生产场地和生产能力，在建厂之后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公司股东李某和王某商议决定以准备上市的名义向建厂之初帮助过自己的亲戚朋友“发行”原始股（未取得授权）并签订了投资协议，最终获得李某27位亲戚朋友的投资款700余万元。后公司未能如约上市，且因为疫情原因无法退还700多万元的本金及利息，上述27人遂报案称受到诈骗。本案如果单纯考虑王某和李某的行为，未经有关机关批准以“发行”原始股的噱头向27人非法集资700余万元，后期也未能如约上市且无法还款，可能符合集资诈骗的客观要件。但是笔者认为本案缺乏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不宜认定为集资诈骗罪。

（二）限制 “占有目的”，将是否具有偿还能力作为衡量标准

司法实践中往往对于金融诈骗犯罪嫌疑人的经济能力过分关注，无论是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还是庭审阶段，或书面或言词都会涉及是否有还款能力这一问题，经济能力是可以佐证非法占有目的的一个因素，但不应是重要因素。比如在吴某某贷款诈骗罪案中，其伪造多份合同，虚构贷款用途向银行贷款1000余万元，之后却将钱用于个人炒股且获益颇丰，但是到期仍然不归还贷款，银行冻结了其账户400万元的余额，剩余600余万元经催要不得向公安机关报案。针对本案有观点认为贷款诈骗的数额为600万元，因为前期银行已经冻结取得了400万元，实现了债权;也有观点认为吴某某属于贷款诈骗600万元既遂，400万元未遂。这样的判断看似合理，但此做法会营造出所谓“定罪不论行为只看还钱”的假象，一定程度上与罪刑责相适应原则有所冲突。

（三）忽视非法占有目的产生的时间节点

我国刑法实行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这里不仅指主观有责和客观不法行为一致，还应包括主观目的的产生时间与客观行为的实施时间一致。在司法实践中，办案机关往往更注重对非法占有目的本身存在与否的证明，而相对忽略非法占有目的的产生时间，容易产生一刀切的问题。

在金融诈骗犯罪中，诈骗目的与行为要在一个时间维度，如果行为人先得到了对方财物，但当时没有据为己有的故意，之后才产生不归还的意思，则不构成诈骗犯罪，只能构成侵占罪等其他犯罪;或如果行为人骗取财物的行为是存续于一段时间内的，而非法占有目的出现于行为过程中，则应将行为人的行为分段进行评价。

（四）过度依赖 “用于生产经营”等规范性推定

金融诈骗犯罪往往会涉及到专款专用的问题，如贷款诈骗案中的行为人是否虚构了贷款用途，这一点是办理此类案件的重点之一，但并非只要行为人改变资金用途就能证明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在司法实践中，如果行为人骗取到财物后未按事前约定进行使用，而是用于生产经营活动，则通常不会被评价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此，对“生产經营”的不同理解可能会直接导致案件出现不同的走向。

司法实践中，大多将“生产经营”狭义解读为生产物品、经营企业，而对于偿还公司或个人债务的行为是否属于“生产经营”，司法机关往往持保守态度，对于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等经营主体如何适用“生产经营”这一概念也尚待明确。另外，司法实践中存在行为人进行盲目而不计后果的投资活动的情况，这种“投资”看似属于“生产经营”范畴，但实际上提升行为人偿还能力的可能性极小，其性质不亚于赌博等挥霍行为，应当将此类“假投资”行为从真正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剥离出去。

三、金融诈骗犯罪非法占有目的认定困难的原因

（一）法律条文相对有限但司法实践纷繁复杂，适用标准难统一

现有法律性文件对于金融诈骗犯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规定方式主要为肯定式列举，如“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肆意挥霍骗取资金”“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资金”等，基于立法时刑法谦抑性的考量，这些往往都是能比较明显地体现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并且，现有法律性文件关于非法占有目的的规定并非绝对，大多采用了“可以”或“一般应当”等保守性说法，给司法人员留有一定判断空间的同时，也加大了法律适用难度。

另外，基于司法案件具有复杂性的考虑，现有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等法律性文件在列举构成金融诈骗犯罪和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情形时，往往都会留有兜底性规定。按照基本的法学原理，适用兜底性条款的情形必定应当和其他列举式情形具有各个维度上的可比性和同质性，但司法活动毕竟以“人”为主体，不同司法人员对于案件可能有不同的思考过程和结论，这就极易导致金融诈骗犯罪的法律适用标准难以统一。

（二）案情刑民交叉较复杂，核心事实难穿透

金融诈骗类犯罪案件具有犯罪形式多样化、犯罪行为隐蔽化、犯罪对象广泛化等特点，证据收集工作往往较为复杂，且许多案件中存在包括民事、刑事甚至行政等多层法律关系，需要办案人员运用穿透式侦查、审查方法才能抽丝剥茧，还原案件核心本质。

但在司法实践中，不同办案单位和办案人员对证据标准尤其是非法占有目的证据标准理解有所不同，难免出现因办案环节和工作侧重点不同，而在调取的证据和想要证明的事实之间是否达到排除合理性怀疑的程度上存在认识分歧。上述问题在审查起诉案件中可以通过引导侦查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予以解决，但在以“短、平、快”为特点的审查逮捕案件中，问题则会相对突出，如笔者单位近年来办理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不批准逮捕案件中，金融诈骗类犯罪案件所占的比例最大，其中非法占有目的未能得到充分证明导致存疑不批准逮捕成为最主要的原因。

（三）主观目的无法直接得到证实，主要依靠事后行为进行推定

金融诈骗犯罪不似盗窃罪、抢劫罪等非法占有型财产犯罪般具有较强的“现场性”或“强迫性”，被害人是基于错误认识“自愿”处分财物的，并且在一段时间后才能意识到损害结果的发生。另外，非法占有目的往往需要结合行为人取得财物后的态度和对财物的使用情况才能得以明确。[3]现有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的可以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若干情形大多都集中在行为人对资金的利用和处分行为上，这也体现了这一点。

在司法实践中，涉嫌金融诈骗犯罪的嫌疑人往往有相对较高的学历背景和相对较强的反侦查能力，直接供述自己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犯罪嫌疑人数量几乎为零，这样一来，对其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明几乎只能依靠对事后行为的分析实现，使得承办人在办理此类案件的过程中难免产生一种“难以直接触及核心真相”的无力感，增加了对非法占有目的认定的难度。

四、完善金融诈骗犯罪案件中非法占有目的证明方法的建议

（一）运用穿透式审查方法，严防以刑事手段介入民事纠纷

许多司法人员在审查此类案件事实时第一件事就是找非法占有目的，然后再找犯罪金额，最后还原事实、定罪量刑，其实不然。张明楷教授认为对于厘清财产犯罪事实，应当第一步看受害人是谁，第二步找到被侵害的内容，第三步找是哪一行为造成的，第四步决定该行为在刑法上属于什么罪。[4]笔者认为，此思路更加符合审查金融诈骗犯罪案件的要求。

首先是要找准受害人，从而限定罪名范围，比如张三欺骗李四，以李四的名义和手续从银行贷款后一直不还，那么本案的受害人应是李四而非银行。其次是看是否有损失及这种损失是否属于应当通过民事法律程序解决的范围，以此区分民事欺诈和诈骗犯罪。再次是找到造成被害人损失的行为，以确定是否有诈骗行为存在。最后再找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沿此思路能够充分考虑到金融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可以更加全面地反映出金融诈骗犯罪的案件事实，并防止出现“以刑代民”的问题，最终将审查重点聚焦于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明上。

（二）运用证明和推定二元法，综合判断是否 “明知没有偿还能力”

本着“无证据则无事实”的证据裁判原则，司法实践中认定事实首先运用证据证明的方法。[5]但非法占有目的需要借助证明之外的方法——推定。此时资金的去向变得尤为重要。

实践中，若行为人将骗取来的资金用于生产经营活动，则大多不会被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一做法的底层逻辑在于，将资金投入生产经营就说明行为人具有继续从事生产活动和促使资金增值的积极意愿，应当区别于挥霍资金、逃避还款义务的行为。如在（2018）吉01刑终399号刘某某骗取贷款案刑事判决书及（2014）土左刑初字第36号李某某、赵某某骗取贷款案刑事判决书中，均因在案证据不足以排除其将贷款资金用于经营活动的可能性，故而不能认定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从而都按照骗取贷款罪处理。

若钱款用于投资，需将有实质影响和资金增值可能性的真实投资行为与具有盲目性、非理性、挥霍性的假性投资行为区分开来。如笔者所在单位办理的宋某某等人涉嫌貸款诈骗罪一案，宋某某等人通过虚构贸易背景、伪造贷款资料等方法，以多个并未开展实际经营的公司名义向银行骗取贷款，所有贷款资金均未按照贷款申请用途用于生产经营，而是在短时间内转入关联企业和个人的银行账户后逐笔转移，其中有部分资金被宋某某用于盲目性投资及挥霍性消费。笔者认为，风险性极高或获利可能性极低的盲目性投资属于假性投资，行为人在进行此类“投资”行为时，放大了资金价值贬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资金的回收风险，故类似于该案中的盲目性投资并不属于“投入生产经营”的范畴，应当考虑参照赌博等挥霍行为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三）准确把握非法占有目的的产生时间，聚焦犯意转化问题

明确非法占有目的的产生时间可以有效解决金融诈骗犯罪在罪与非罪、此罪彼罪相互转化上的问题，防止出现对不同情形进行一刀切的状况。以骗取贷款和贷款诈骗两罪为例，实践中常出现以下情形——没有证据能够证实行为人获取贷款时有非法占有目的，但后期由于出现客观或主观原因，行为人无法履行或故意逃避履行其对金融机构的还款义务。

笔者认为，应考察无法履行还款义务的原因，若该结果系由行为人意志外的客观原因造成，如经营不善、被骗、市场风险等，一般不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若该结果系由行为人本人主观原因造成，如用于个人偿债、赌博、挥霍等用途从而使得贷款无法归还资金，[6]或采用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销毁账目、搞假破产、假倒闭等手段逃避返还资金，[7]则可以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若无法还款系上述主客观原因共同导致，则应进一步判断行为人赌博、挥霍等主观过错行为出现的时间节点，对此节点出现前后的行为分别进行评价。

（四）以立法中的反向列举进行纠偏，充分发挥指导性案例作用

我国现有法律性文件中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规定以肯定式列举为主，如《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规定了行为人通过诈骗的方法非法获取资金，造成数额较大资金不能归还时可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7种情形。如前所述，笔者认为，司法实践中的情况多种多样，远远多于规定中列举的情形，且刻板套用规定亦不符合相对克制的立法初衷。

现有法律性文件中主要规定了哪些情形符合“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针对哪些情形属于“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应被排除出金融诈骗犯罪范畴之外的规定相对较少，这就容易导致司法人员机械适用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入罪思维。笔者认为，针对这一情形可以参照2018年“两高”《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于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不得单纯依据持卡人未按规定还款的事实认定”的解释方法，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明标准进行反向列举，对实践中可能出现的错误方法进行纠偏。另外，鉴于金融诈骗犯罪案件存在手段多样性的特点，笔者认为，对于不易归纳成确切规定的情形，应充分发挥指导性案例的作用，对实践中争议较大的问题进行指导，从而尽可能地统一和明晰此类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

五、结语

非法占有目的作为金融诈骗犯罪中的重要构成要件，是一个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综合议题。进一步完善金融诈骗犯罪案件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明方法，实现罪责刑相适应，不仅有利于精准打击此类犯罪，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健康、有序、高效运行，同时也能更好地防止不构罪的情形被误判为犯罪，为充分激发经济活力和市场动能保驾护航。

作者：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课题组

合同欺诈非法占有思考法律论文篇3：

租赁汽车抵押借款行为定罪分析

摘要：实务界与理论界对租赁汽车抵押借款行为的定罪问题观点不一。在明确非法占有目的产生时间、租赁行为与借款行为的关系及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范畴三个问题后，结合想象竞合犯理论解决此类行为的定罪问题。

关键词：汽车租赁；抵押借款；合同诈骗罪；诈骗罪；侵占罪

一、问题的提出

（一）两个结果相反的判例

1.李现中、康敬永诈骗案（1）

2012年2月26日，被告人李现中、康敬永预谋后，由李现中担保，以康敬永的名义从郑州一帆汽车租赁公司（以下简称一帆公司）租赁一辆黑色丰田凯美瑞轿车（车牌号：豫AQM107），后二人伪造一张常某欠李现中10万元的“欠条”和车辆抵押“证明”。次日，两被告人取得受害人杨某某的信任后，持伪造的手续将该车抵押在杨某某处骗取现金8万元，后两被告人将赃款挥霍。巩义市人民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对两被告人做出一审判决。

巩义市人民检察院不服一审判决，遂提起抗诉认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能够体现一定的市场秩序，而两被告人并未与受害人杨某某签订合同，其伪造的“证明”和“欠条”都是被告人实施诈骗行为的一种手段，故两被告人的行为应当构成诈骗罪。

二审法院郑州市中院做出终审判决，认为两被告人为诈骗他人钱财而从汽车租赁公司租车，后以抵押的形式从受害人杨某某处骗取现金8万元，李现中虽给杨某某出具有“证明”，但该“证明”不是发生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不能体现市场交易关系。本案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而非国家对经济合同的管理秩序，故两被告人的行为应构成诈骗罪。

2.王某甲合同诈骗案（2）

2014年8月4日，被告人王某甲与河南西平县某汽车租赁公司签订合同，租赁一辆黑色北京现代悦动轿车。因欠周某甲赌债，便将该车非法抵押于周某甲处，并拒绝回应汽车租赁公司的催要。经评估，该车价值72000元，案发后该车被追回。西平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为，被告人王某甲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因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租车自用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

其后王某甲提起上诉，称自己并没有非法占有所租车辆的目的，其行为不构成犯罪，其理由是自己是以真实身份租车且按约支付租金。案件二审过程中，驻马店市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对本案的定性提出异议，认为不应当以诈骗罪定罪量刑，宜以合同诈骗罪处之。

二审法院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认为被告人王某甲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首先，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被告人尽管在与汽车租赁公司签订汽车租赁合同的过程中使用的是真实的姓名及证件，但其具有隐瞒将租赁的汽车用于抵押借高利贷作为赌资的故意，并且在汽车租赁公司催要所租车辆的时候采取逃匿方法进行躲避，可见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其次，被告人骗取所租车辆是以合同为手段。被告人为了达到非法占有所租车辆的目的，在实施犯罪的过程，通过提供证件、交付押金、签订租车合同的形式骗取汽车租赁公司信任。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所租车辆的目的并使用合同的方式来实施诈骗犯罪，因而构成合同诈骗罪。

（二）因两个案件而引发的思考

上述两个案件的基本事实大体相同，都是被告人从汽车租赁公司租车抵押给不知情的第三人用以借款的事实，但是对案件的性质却做了截然相反的认定。结合案件事实，下面出现的问题当然会引发我们无尽的思考。在上述两个租赁汽车抵押借款案例中，实际上存在着两个行为即“租车行为”与“取得抵押借款”行为，行为导致的受害方有两人即汽车租赁方和资金出借人，也存在两个合同行为即租赁合同和借贷合同。李现中、康敬永诈骗案中法院一再提及的受害人是出借人杨某某，并未提及另一受害人即汽车租赁方一帆公司；而王某甲合同诈骗案中法院实际上认定的受害人是汽车租赁方金基公司，也只字未提出借人周某甲（虽然该债务为非法债务，但是若在它案中出现清欠合法债务的情况时，该如何处理呢？）。那么两个案件对不同受害人的认定，是否是其做出截然相反的案件定性的根本原因呢？如果上述案例中的抵押权人是典当行之类的商事机构，则案件又当如何处理呢？另外，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如何定性，是否侵犯任何合同的行为都算得上是合同诈骗罪呢？租赁汽车抵押借款中的两个行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在刑法上到底如何评价这两个行为？另外，王某甲案件中一审认定其非法占有借款的目的产生于合法履行租赁合同期间，而二审法院认定其非法占有目的产生于租赁合同签订时，那么租赁汽车抵押借款行为中的非法占有目的的产生时间又会对案件定性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些都是在对相关刑法理论做深入分析后才能回答的问题。

二、租赁汽车抵押借款行为定罪的理论争议

（一）确定如何定罪的三个基本争点

司法实践中，租赁汽车抵押借款行为存在的“非法占有汽车的目的”在产生时间上存在差异。有的案件是汽车租赁在前，合法占有所租汽车并正常履行租赁合同义务期间产生，另外一些案件则产生于汽车租赁行为之前。在此情况下，非法占有目的产生时间的不同将如何影响对行为的定罪？何时以及是否应当对租赁汽车的行为与抵押借款的行为进行单独的刑法评价？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是否包括租赁合同与抵押借款合同？这三个问题是决定此类行为最后应当如何定罪的重要标尺。

1.“非法占有目的”产生时间对行为人定罪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租赁汽车质押借款的行为是被评价为合同诈骗罪还是侵占罪的重要根据是“非法占有所租车辆”目的的产生时间[1]。首先，非法占有所租车辆的目的产生于租赁汽车之前的，租车行为应当被定性为合同诈骗罪。在这种情形下，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式与汽车租赁公司签订租车合同，在侵犯汽车租赁公司财产所有权的同时因为借用合同的形式而严重扰乱了汽车租赁市场的正常秩序，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严重侵害，故而应当被定性为合同诈骗罪；其次，非法占有所租车辆的目的产生于租赁汽车之后的，其行为应当被定性为侵占罪。在这种情形下，行为人于正常履行租赁汽车合同义务的过程中，因为多种原因促使而产生非法占有所租车辆的目的，其擅自将所租汽车进行抵押借款，躲避汽车租赁公司的催要，这种行为实质上属于将合法持有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侵占行为，只构成对他人财产所有权的侵犯，应被定性为侵占罪。

2.租车行为与借款行为的关系分析

学界对租赁汽车抵押借款中的两个行为即“租车”与“借款”行为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有两种看法即牵连关系说与事后不可罚关系说。

牵连关系说认为，行为人为了达到骗取抵押权人的借款这一最终目的而实施的两个行为中，手段行为是从汽车租赁公司租赁汽车不返还，目的行为是从抵押权人处骗取借款，两行为之间存在牵连关系。至于在非法占有目的产生于租赁汽车之后的情形下，该说认为即便租车行为与抵押借款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但两行为间依然成立牵连关系。其立论依据是，首先，合法租赁汽车后拒不返还是为了进一步实施骗取抵押借款的行为，其主观上具有牵连意图；其次，顺利骗取抵押借款的前提是要有足以获取抵押权人信任的抵押物即租赁来的汽车，没有后者则前者也不能存在，故而客观上前后行为具有因果关系[1]。

事后不可罚关系说认为，在非法占有所租车辆目的下租赁汽车后所进一步实施的抵押骗取借款行为是租赁汽车不可罚的事后行为。将所租车辆进行抵押并进而骗取抵押权人借款的行为不具有可罚性，这种行为类似于行为人实施的销赃行为，并不为法律所制裁，纳入刑法评价的行为应当仅仅是从汽车租赁公司取得所租车辆的行为[2]。

3.合同诈骗罪中“合同”是否囊括租车合同与借款合同

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范围历来是本罪在适用时的一大难点，就租赁汽车抵押借款行为而言，其间存在两个合同即租车合同与借款合同。这两个合同是否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范畴，是决定此类行为是被定性为合同诈骗罪还是诈骗罪的重要标准。

其一，就租赁合同是否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范畴而言，学者间存在两种不同观点。否定说认为，租赁合同不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范畴。租车合同是承租人基于驾驶使用的目的而非用于生产经营活动，非法占有所租车辆的行为侵害的是受害人的财产所有权，而非汽车租赁市场的市场秩序，故而不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范畴[3]。肯定说认为，租赁合同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范畴。作为出租方的汽车租赁公司是以营利为目的、从事汽车租赁市场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汽车租赁合同既是为了保护汽车租赁公司的租赁汽车所有权，也是为了保护正常的汽车租赁市场秩序。基于此，汽车租赁合同应当属于经济合同，属于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范畴[1]。也有学者进一步补充说，不管汽车租赁合同的形式是制式合同还是简易合同、合同相对人到底属于什么身份，都不能否认该合同的目的是为了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中的租赁关系，因而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范畴[4]。

其二，就抵押借款合同是否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范畴而言，也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当以抵押权人的主体性质来区别法律适用。如果抵押权人属于商事主体，如典当行，那么其间签订的抵押借款合同就应该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范畴，因为该类商事主体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从事市场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利用合同形式以租赁的汽车抵押借款实际上主要侵害的法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故而应当被定性为合同诈骗罪。如果抵押权人是自然人，则其本质上属于民间借贷行为，以租赁汽车骗取受害人借款的行为主要侵害的是个人的财产所有权，而并非是对市场秩序的扰乱，故而这种行为应当被定性为普通的诈骗罪[1]。第二种观点认为，即便抵押权人是自然人，也构成此处的“合同”范畴。该种观点认为，行为人与放款人签订借款协议（借条）骗取借款，这种诈骗行为是通过合同形式实施的，属于合同诈骗行为[2]。另外，以抵押权人的主体性质不同而区别法律适用，也会有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价值追求。

（二）行为如何定罪的三种主张

学界在租赁汽车抵押借款的行为应如何定罪上存在三种观点：牵连犯说、法益侵害说和事后不可罚说。这三种观点对上述基本争点的立场不尽相同，对于该类行为应如何定罪也彼此相异。

1.持牵连犯说并择一重从重定罪论

这种观点对上述基本争点的立场是，非法占有目的的产生时间影响对租赁行为的刑法评价；租赁行为与借款行为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应遵循牵连犯的处置原则，择一重罪处理；汽车租赁合同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范畴，而借款合同是否可以被评价为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范畴则需要根据出借人的主体身份的不同，区别认定。

该类观点主张应当遵循这样的定罪路径：首先，非法占有目的产生于租赁汽车之前时，构成合同诈骗罪（骗汽车）和诈骗罪（骗借款且受害人为自然人主体）的牵连犯，或者构成合同诈骗罪（骗汽车）和合同诈骗罪（骗借款且受害人为商事主体）的牵连犯，应从一重处罚；如果行为人诈骗汽车后没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质权人信任借以侵占其借款的，单独构成合同诈骗罪（骗汽车）。其次，非法占有目的产生于正常履行汽车租赁合同期间时，如果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诈骗质权人的，构成侵占罪（侵占汽车）和诈骗罪（骗借款且受害人为自然人主体）的牵连犯或者构成侵占罪和合同诈骗罪（骗借款且受害人为商事主体）的牵连犯，从一重处罚；如果行为人没有诈骗质权人的，单独构成侵占罪[1]。

2.持法益侵害说并择一重从重定罪论

这种观点对上述基本争议的立场是，租赁行为与借款行为可以独立成罪；汽车租赁合同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范畴，同时不区分合同主体是属于商事主体还是自然人主体而认为抵押借款合同不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范畴；如果非法占有目的产生于租赁汽车行为之后，则侵害租赁方的行为应当被评价为侵占罪。

这种观点主要从如下立场展开论述。租赁汽车抵押借款行为实际上包括两个子行为，即汽车租赁行为与抵押借款行为，而这两个行为都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产生侵害。这两个行为所侵害的法益通常一个居于主导地位、一个居于次要地位。为了体现司法对法益的充分保护，避免简单以一罪论处导致法益保护的缺失，也为了避免因认定数罪并罚而导致对法益的过度保护，故而应当在“租车”行为和“借款”行为所符合的犯罪构成中择一重罪对行为进行定性，并在择一重罪论处的基础上从重处罚。故而，租赁汽车抵押借款行为的定罪路径应当遵循如下选择：首先，当“租车”行为构成侵占罪、“借款”行为构成诈骗罪时，如果车辆价值对应的侵占罪的处刑高于借款数额对应的诈骗罪的处刑，则以侵占罪定性，反之则以诈骗罪定性；其次，当“租车”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借款”行为构成诈骗罪时，如果车辆价值对应的合同诈骗罪处刑高于借款数额对应的诈骗罪处刑，则以合同诈骗罪定性，反之则以诈骗罪定性。在此基础上，依据定性确定犯罪数额，并在处刑时选择对应法定刑幅度从重处罚[5]。

3.持事后不可罚说并以合同诈骗罪定罪论

这种观点对上述基本争议的立场是，汽车租赁合同与抵押借款合同都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范畴；非法占有目的产生于租赁汽车之前将导致整个租赁汽车抵押借款的行为被评价为一个犯罪构成，借款行为是租赁行为的不可罚事后行为。因而此类行为应当被定性为合同诈骗罪。

首先，骗取所租汽车和骗取抵押借款因为行为人与两受害人先后达成汽车租赁合同、抵押借款合同，先后实施的两个诈骗行为都采用了合同的形式，故而属于合同诈骗行为。

其次，牵连犯理论不适用同一个罪名的两个行为。牵连犯的理论只适用于不同罪名的两个行为之间具有牵连关系的情形，同一个罪名的两个行为则不能适用牵连犯的理论。在租赁汽车抵押借款行为中，由于租车行为与借款行为都借用合同的形式，因而都构成合同诈骗罪的情况下，自然没有适用牵连犯理论的余地。

最后，骗取借款是骗取车辆的不可罚的事后行为。行为人从汽车租赁公司骗取车辆后，其犯罪行为已经实施完毕，再将租赁汽车抵押骗取借款是行为人将车辆转化为现金的事后行为，类似于行为人实施的销赃行为，这种事后行为不受法律制裁，因此是不可罚的[2]。

三、本文的基本立场与裁判主张

（一）对三个基本争点的立场

1.非法占有目的产生于汽车租赁行为之前的，租赁行为与借款行为不分别评价，后行为是前行为的事后不可罚行为

笔者认为，抵押借款行为是汽车租赁行为的事后不可罚行为，基本理由与前文所述的事后不可罚说相同。另外，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出发，也不适合将租赁汽车抵押借款行为评价为两个犯罪，宜定合同诈骗罪。

2.非法占有目的产生于租赁行为之后的，租赁行为与借款行为应当分别评价，两者之间是想象竞合的关系

笔者认为，在正常履行汽车租赁合同义务期间内产生非法占有目的并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骗取抵押权人借款的行为是一个行为触犯数个罪名的犯罪形态，属于想象竞合犯的范畴。其一，从行为个数上看，行为人只实施了在社会生活意义上被作整体评价的一个行为。即在租车抵押借款行为中，行为人只实施了抵押汽车骗取借款的行为。其二，一个行为触犯了数个罪名。行为人实施抵押汽车骗取借款的行为在形式上同时符合刑法规定的两个不同种的犯罪构成即对汽车所有人构成侵占罪，对抵押权人构成合同诈骗罪（笔者认为自然人间的抵押借款合同也属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范畴，详述如下）。而根据刑法理论界通说，想象竞合犯应当按照“从一重处断原则”处理，即依照行为触犯的数个罪名中法定刑较重的犯罪定罪处刑，不施行数罪并罚[6]186。

3.汽车租赁合同与抵押借款合同都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范畴

笔者认为，汽车租赁合同与抵押借款合同是旨在保证市场交易活动中的财产流转关系的市场交易合同，故而应当属于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范畴。首先，从合同诈骗罪的立法规定来看，刑法第224条规定中没有继续沿用“经济合同”概念，要求合同诈骗罪必须是“经济合同”诈骗是人为地缩小和削弱了立法之初利用“合同诈骗罪”打击经济犯罪的范围和力度。其次，从犯罪客体来看，凡是涉及利用合同侵犯一定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应当考虑利用合同诈骗罪予以规范。诈骗行为利用“合同”的外衣可以造成人们对合同失去信赖，扰乱动产的财产流转市场秩序，妨害了国家对市场经济的有效管理。最后，从市场主体平等保护上看，如果同样的市场交易活动只因其对象是商事主体或自然人主体的不同身份而予以不同的刑法处遇，则不免会有违反刑法三大基本原则之一的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之嫌。

（二）本文所持裁判主张及对前述两案例的评析

基于前文立场，笔者认为租赁汽车抵押借款行为有如下定罪路径：行为人以非法占有目的租赁汽车抵押借款的，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骗汽车）；行为人合法租赁汽车，在履行租赁合同义务期间产生非法占有目的并进而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骗取抵押借款行为的，可能同时构成侵占罪（侵占汽车，此罪告诉才处理）和合同诈骗罪（骗借款），此时按照想象竞合犯处理，按照法定刑较高的罪名定罪处罚。

遵循如上定罪路径，可对前文所述两则案例加以评析。首先，李现中、康敬永一案中，非法占有目的产生于租赁汽车之前，且其与一帆公司以及受害人杨某某签订的租赁合同及抵押借款合同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范畴，即便两被告与受害人杨某某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是其抵押汽车于杨某处可以视作双方间成立了口头的抵押借款合同，该合同也属于合同诈骗罪的评价范围。所以，李现中、康敬永二被告的行为应当构成合同诈骗罪，一审法院的定罪更显正确，二审法院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定罪值得推敲。其次，王某甲一案中一个争议焦点是非法占有目的的产生时间，从一审法院的判决书描述上似乎是合法租赁在前，非法占有目的在后，但是其判决主文又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在租赁之前，判决主文与事实认定之间存在矛盾。而二审法院则认定王某甲非法占有目的在租赁汽车之前。即便假设两级法院都认定非法占有目的产生在前，两者间的定罪认定也不一样。按照笔者上述立场，对于非法占有目的产生于租赁汽车行为之前的，行为人的租赁汽车抵押借款的行为应当被评价为合同诈骗罪（骗汽车）。二审法院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定罪应当是正确的。

四、结语

综上，笔者认为，租赁汽车抵押借款案件中，非法占有抵押借款目的的产生时间认定、租赁合同与抵押借款合同的定性、以及租车行为与借款行为的关系在决定此类租车抵押借款案件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笔者依据想象竞合犯等理论主张的按照合同诈骗罪或侵占罪来对此类行为进行定罪，既体现对汽车租赁人乃至汽车租赁行业的利益与提供借款的各类抵押权人的财产权益的平等保护，也可以有效促使行为人事后积极返还其所侵占的汽车（侵占罪不告不理）。

注释：

（1）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书（2014）郑刑一终字第172号。

（2）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书（2015）驻刑二终字第00101号。

参考文献：

[1]乔大元.租赁汽车质押借款行为的法律分析[J].法学杂志，2009，（10）：135-137.

[2]胡磊.冒用他人证件租赁汽车并抵押骗取借款如何定性[N].西部法制报，2014-07-05（004）.

[3]何承斌，李韵梅.余志华诈骗案[C]//刑事审判参考.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57.

[4]李晓娟.租赁财物后抵押获益改定何罪[J].人民检察，2014，（10）：48.

[5]刘爽.租车质押借款欺诈刑法定性分析[D].大连：大连海事大学，2013.

[6]高铭暄，马克昌，赵秉志.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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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J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