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反洗钱监管范畴已经覆盖银行、证券、保险三大金融行业，并将进一步覆盖特定非金融行业。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洗钱活动跨市场、跨行业和跨国界渗透的风险日益加剧，给反洗钱监管带来新的挑战。本文在研究分析我国反洗钱监管协调与合作现状及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与改进我国反洗钱监管与合作的政策建议。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反洗钱执法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反洗钱执法分析论文 篇1：
世界金融情报机构的类型与比较
摘 要：金融情报机构是世界各国预防和打击洗钱犯罪活动的一项制度创新，在反洗钱体系中起到中心枢纽作用，本文分析了行政型、执法型、司法型等金融情报机构的运作机制和特点，结合欧盟委员会新的反洗钱法案，提出了我国金融情报机构建设的若干启示。
关键词：金融情报机构；类型；启示
建立金融情报机构（Financial Intelligence Unite，简称FIU）是预防和打击洗钱犯罪的国际惯例①，也是履行有关国际公约的基本要求。《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7条、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58条以及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on Money Laundering，简称FATF）、2012年2月发布的《打击洗钱和恐怖、扩散融资国际标准》（简称FATF新标准）第29条）②等规定了各国应当建立金融情报机构，负责接受、分析和移送可疑交易报告和其他洗钱相关上游犯罪方面的信息。埃格蒙特集团是由各国（地区）金融情报机构组成的非正式国际合作组织，其宗旨是促进其成员进行洗钱信息交换和反洗钱专业知识共享，目前已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加入了该组织，埃格蒙特安全网络已成为各国（地区）FIU情报交换的主要渠道，是全球最大的情报网络之一。
一、金融情报机构的工作原理
洗钱犯罪活动区别其他犯罪的特殊性在于没有直接可识别的受害者，而且常常利用高科技手段和最新的创新金融工具，进行非面对面的网上支付等复杂的交易方式，隐蔽性强，难于通过监控犯罪主体发现洗钱犯罪线索。多数的洗钱犯罪收益只能通过金融系统存储并迅速转移巨额资金，金融机构便留下并记录了这些资金运动的轨迹，金融情报机构按预设规则对可疑交易信息进行收集、分析，利用开发的监测系统对异常交易进行监测，从而达到发现洗钱线索的目的。金融情报机构的主要功能是接受可疑交易报告、分析情报、移交结论性的金融情报，这是金融情报机构区别于其他反洗钱机构的本质特征。各个国家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金融情报机构还可能被赋予反洗线合规性监测、阻止可疑交易、反洗钱培训、相关课题研究以及反洗线宣传方面的职能。FIU的工作流程如图1。
（一）收集接收大额、可疑交易信息
金融情报机构依法收集来自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行业，房地产、珠宝及贵金属销售等容易被洗钱犯罪活动利用的特定非金融行业，以及来自于有关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异常交易数据和可疑线索，收集交易信息主要包含大额支付交易和可疑交易两类信息，还包括少量的举报信息。FIU的情报收集部门收到以上信息后进行整理、汇总，满足要求的数据导入到交易分析部分析界面的数据库，将收到的可疑支付交易信息汇总并移交给交易分析部。
（二）分析甄别大额、可疑交易报告
金融情报机构内设的交易分析部对所有交易报告的分析可以分为可疑支付交易和大额支付交易报告两个方面，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的分析主要是通过建立的计算机分析系统来完成的，大额支付交易报告的分析主要通过交易分析人员自身的信息掌握情况、知识结构、经验、报告本身所带有的疑点进行分析。
（三）移送涉嫌洗线犯罪线索
金融情报机构将经过分析认为有可能涉嫌洗线犯罪的线索直接向执法、司法等部门移送，或金融情报机构根据法律认为必要的部门移送，并确保情报传递的安全。
二、金融情报机构的类型
根据金融情报机构的隶属关系可将其分为行政型、执法型、司法型和混合型四种类型[1]。由于隶属关系不一样，不同类型的金融情报机构除保证其接收、分析和移送等核心职能外，在功能和运作机制等方面均有各自的特点。
（一）行政型金融情报机构
行政型金融情报机构是指那些金融情报机构是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部分，在执法和司法机构以外的另一个行政机构的监督或行政管理之下。美国、加拿大、法国、比利时、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金融情报机构就属于这种类型。这种类型的金融情报机构有较高的行政权力，有些国家的FIU还被赋予部分行政调查和行政处罚权，在报告机构和执法机构之间起到中心枢纽的作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The Financial Crimes Enforcement Network，后称FinCEN）是美国的金融情报机构，属于典型的行政型金融情报机构。FinCEN成立于1990年，隶属于财政部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司，“9.11”事件后，美国国会通过的《爱国者法案》将FinCEN提升为财政部的一个局，是美国最重要的反洗钱职能部门之一。下面以美国的FinCEN为例，分析行政型金融情报机构的动作模式和特点。
1.行政型金融情报机构的运作模式
行政型金融情报机构的主要职能就是收集涉嫌洗钱信息报告、分析甄别报告信息以及移送涉嫌洗线犯罪线索等，还包括一些反洗钱相关的研究性、分析性服务及培训、咨询、协调事项等。在美国，反洗钱工作由多个部门共同参与，由隶属于财政部的FinCEN负责日常业务监管、行政调查以及行政处罚；由国土安全部、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等调查机构负责反洗钱立案侦察工作；由司法部、检察署和法院等司法机构负责执法工作。FinCEN按照适用的法律条件，维持一个政府范围上的数据服务系统，负责来源于金融领域、执法机关和工商业等全美洗钱信息收集，并对情报报送机构进行合规性检查，保证报送数据的质量。借助高科技和电子手段建立的一套人工智能系统将数据分类与研究，审查、甄别出可能与洗钱或恐怖融资相关的信息。FinCEN有完备的数据库，收录了收集到的信息及分析的结果，监管部门和执法部门均可以随时进入该数据库，查询并获得所需要的信息，作为执法的依据与证据。
2.行政型金融情报机构的特点
行政型金融情报机构具有技术性、中立性、专业性等特点，有利于同信息报告主体、执法机构、司法机构及其他的金融情报机构之间的交流和沟通，避免了报告主体直接面对执法机构、司法机构时心理上的恐惧和情绪上的抵触。同时，也提高了移送给执法和司法机构的情报质量。但行政型的金融情报机构没有执法权，在实际动作的过程中，除少数国家的金融情报机构有权在一定时间段内可以暂停交易外，大多数国家的分金融情报机构只基于披露的金融信息难以冻结可疑交易或逮捕嫌疑人，在申请执法措施时可能会有延误，一般也没有赋予法定取证权利，易受行政当局的直接监管。
（二）执法型金融情报机构
执法型金融情报机构是一国或地区的金融情报机构设立在执法机构内，英国，德国、新西兰、新加坡、我国香港等国家（地区）的金融情报机构采用这种类型。执法型金融情报机构可通过执法机关对报送的可疑线索或严重经济金融犯罪进行司法调查。英国的金融情报机构隶属于2006年成立的打击严重有组织犯罪局（Serious Organized Crime Agency，SOCA），负责收集分析与犯罪收益和恐怖融资有关的可疑交易报告，识别犯罪资产，开展对未知犯罪或恐怖活动的先期调查，向执法部门提供线索，并提供协助以打击洗钱和恐怖活动。
1.执法型金融情报机构的运作模式
执法型金融机构要求各情报报送主体设置反洗钱报告官，报送主体在对客户处理各种金融交易时，应审查这些交易是否有明显的经济或合法理由，尽可能核查这些交易的背景和目的，由报送机构根据实际情况判断交易的可疑性。金融情报机构即是情报的收集和管理者，也是情报的使用者，金融情报机构收集到可疑交易信息后，就可以通过金融情报机构系统查询情报，调用详细资料和案件卷宗，对可疑对象进行查询，同时在确定可疑对象之后，就能够及时展开调查。
2.执法型金融情报机构的特点
执法型金融情报机构不仅具可疑交易信息情报的收集和分析职能，还赋予了金融情报机构调查、可疑冻结和查封银行账户、传唤证人甚至直接逮捕罪犯等执法权力，能够对洗钱和其他严重犯罪的迹象做出快速的反应。基于主观标准的可疑报告制度增强了情报信息报送机构的主动性，避免了违法犯罪人员针对公开的报送标准进行刻意规避，而且可以节省成本，有效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提高信息的质量。但该类型金融情报机构要求报送机构员工较高的业务素养和执法自觉性，在与情报信息报送主体的沟通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而且执法型金融情报机构往往只倾向于关注调查而不是预防措施。
（三）司法型金融情报机构
司法型金融情报机构建立在国家的司法系统里，并且通常具有检查部门的权限。大陆法系的国家通常会选择这种设置，澳大利亚、塞浦路斯、卢森堡、泰国等国采用这种类型金融情报机构设置。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和分析中心（The Australian Transaction Reports and Analysis Center，AUSTRAC）是根据澳大利亚国会1988年制定颁布的《金融交易报告法》，经澳大利亚联邦议会批准设立的，直接向澳大利亚国家司法和海关部部长负责，是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的下属机构之一。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和分析中心属于司法型的金融情报机构。
1.司法型金融情报机构的运作模式
按照法律规定，情报报送主体将大额现金交易、可疑交易及其他相关信息报送给FIU后，由金融、法律、情报、计算机方面的专家和警察局、国家税务局、国家犯罪局、海关等相关部门派驻的专员共同组成一个专门的分析机构，对收集的金融情报进行分析，在主要城市设置联络员，专门负责与当地执法部门的联络，可以对调查上游犯罪的收益和资产的查封与没收、保存及处置，强制中止交易等执法和司法权力。也履行对报送机构进行合规监管的职责。
2.司法型金融情报机构的特点
司法型金融情报机构具有高度独立性，不受政治干预，可以直接交给授权机构去进行调查或诉讼，独立行使自己的各项职能。如查封资产、冻结账户、进行审问、拘留和搜查，使反洗钱工作具有实效性，减少犯罪行为的发生和由此可能造成的损失。但类型金融情报机构往往倾向于关注调查而不是预防措施，在与非司法型或非诉讼型金融情报机构交换信息可能会存在困难。要获得金融机构那些未报告交易的数据通常要通过正式的调查程序。
除上述三种类型的金融情报机构外，还有一种混合型金融情报机构，一些金融情报机构结合了行政型和执法型金融情报机构的特点，还有一些金融情报机构将海关和警察部门的权力结合在一起。丹麦、泽西岛、根西岛和挪威的金融情报机构采用这种形式。
三、我国金融情报机构建设及启示
中国人民银行下设的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是我国的FIU，于2004年4月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正式成立，是作为接收、分析大额、可疑交易报告并向有关方面移送可疑交易线索的专门机构。其职责主要包括：制定大额与可疑资金交易信息报告标准、接收并分析大额与可疑资金交易信息报告、建立国家数据库妥善保存金融机构提交的大额和可疑交易信息、按照规定向中国人民银行报送报告分析结果、与境外有关机构信息资料交换等。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属于行政型金融情报机构，内设办公室、研究部、情报收集部、交易分析一部、交易分析二部、交易分析三部、交易分析四部、交易分析五部、调查部、技术支持部、国际交流部、财务部、人力资源部等13个部门。
2004年，我国建立了反洗钱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加大了各部门反洗钱的协调和打击力度。201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修订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完善了刑事没收制度，标志着我国反洗钱的系统网络初步建成。但从我国反洗钱的实践分析，情报中心的中心地位尚未得到充分体现，反洗钱的整体效率有待提升。2013年2月，欧盟委员会通过了新的反洗钱法案，该法案包括《有关防止犯罪团伙利用金融系统进行洗钱与资助恐怖主义的指令》和《有关跟踪资金转移活动的规定》两个指令（后称欧盟反洗钱指令Ⅳ），对打击洗钱犯罪、腐败以及逃税犯罪法律进行了重要补充。《欧盟反洗钱指令Ⅳ》体现了FIU在反洗钱工作中的重要性，强化了其职责、权限，包括要求客户及其资金活动信息透明，以便能够准确判断资金的性质、客户记录保存、成员国FIU之间的合作等[2]。
分析比较世界各国金融情报机构的类型特点及其运行机制，对我国金融情报中心的建设可有以下启示：
（一）立法明确反洗钱金融情报中心的法律地位，细化职责
《中国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后称反洗钱法）第十条规定：“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设立反洗钱信息中心，负责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的接收、分析，并按照规定向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分析结果，履行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职责。”从法律层面我国FIU职能主要有：收集大额和可疑交易信息、整理分析交易信息，提交分析结果、开展情报交流四项。实践上还存在着三大问题：一是FIU法律地位不明，职责没有细化；二是没有独立的调查权，主体作用受到一定制约；三是其接收的信息不完整，反洗钱是一项系统工程，仅依赖金融机构报告的信息是不够的，FIU应该是整个反洗钱体系的信息中心。
借鉴《欧盟反洗钱指令Ⅳ》，可在反洗钱立法中明确FIU作为反洗钱工作信息中枢的法律地位，信息情报的收集范围应涵盖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的交易报告。同时，赋予FIU独立的调查权，强调FIU调查职能的重要性，增强FIU在反洗钱中的主动性。同时，赋予FIU特殊情况下采取紧急行动中止交易的权力，避免洗钱可疑交易的持续。要求FIU加强案例库的研究和建议，强化FIU战略分析职能。在信息披露制度设计上采取主动披露与查询制相结合，在打击犯罪的前提上保护个人隐私权的指导原则，并设定严格的法律责任。
（二）创新义务主体报送规则，加强FIU和报送机构的互动
有效的洗钱可疑交易情报收集是反洗钱工作中的关键环节，发现和报告涉嫌洗钱活动的情报线索是金融系统反洗钱的核心任务。我国要求各金融机构按照有关规定，甄别和分析可疑交易行为，并定期向监管机构报送。各金融机构在进行可疑交易的计算机自动分析时，基本上都是采用在现有业务系统加规则过滤系统的方法，根据以往洗钱案件的一些规律和监管机关的制度条款，将那些符合判别规则的交易数据过滤出来加以报送， 这一基于预设判别规则的做法虽然易于实现，但在实践中产生了高数据报送量与高误报率、预设标准易于为洗钱分子规避、无法自动适应洗钱形势变化、缺乏对上报数据的解释能力等一系列的问题[3]。因此，可借鉴《欧盟反洗钱指令Ⅳ》的规定，将义务主体报送原因和内容修改为“账户+资金性质”模式，提高报送主体向FIU报送可疑交易报告的触发原因的可操作性，重新规范报告的格式和内容，增强可操作性。同时，还要对报送主体受理来自FIU的查询进行规范，以便提高分析效率。
（三）贯彻“风险为本”反洗钱国际标准，建立健全风险预警体系
“风险为本”的反洗钱国际标准要求根据风险状况及程度配置反洗钱资源，包含对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两个层面的要求[4]。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在风险为本的反洗钱原则下，应当审视哪些区域或领域更具洗钱威胁，分析哪些产品或服务类型存在薄弱环节，识别哪些客户洗钱概率更大，要求金融机构根据自身对风险和危害程度的判断，灵活地选择实施与风险程度相应的反洗钱措施。对于反洗钱监管部门而言，以风险为本的反洗钱原则要求其对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有深入和完整的了解，对金融机构所面临的洗钱威胁有全面的认识；能够运用合理的方法对金融机构的风险程度进行评估，并将评估认为存在较高风险的金融机构确定为监管资源分配中需要优先考虑的部分；制定和优化制度措施，提示其他金融机构风险，防范风险的蔓延。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应通过上述措施，优化资源配置，确保以有限的资源实现洗钱危害最小化的目标。FIU要不断地优化交易报告系统，发挥监测系统的统计分析功能，通过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分析方法，开展对国家、区域、产品等洗钱风险的分析和预测，为金融机构提供风险预警[5]。
（四）构建有效的反洗钱协调机制，建立信息交流与共享的层级结构体系
由于洗钱犯罪跨境、跨国的特点，凭借一国的力量打击洗钱犯罪效果是有限的，世界各国已经普遍认识到反洗钱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开展国际合作逐渐成为各国执法机构和金融监管部门的工作中心之一。反洗钱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除金融部门外，还涉及商务、民政、邮政、海关、司法、财政、税务、公安、司法等部门或领域，处于反洗钱中心地位的FIU必须加强和相关部门的合作和及时、有效的交流，才能达到预防和打击洗钱犯罪活动的目的。当然，反洗钱的主战场在金融领域，FIU要加强同金融行业监管部门之间的联系，提供可疑交易监测有关信息、技术、调查等方面的支持。因此从反洗钱协调机制而言，应该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1.FIU反洗钱的国际合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积极开展了双边和多边反洗钱国际合作，坚决支持国际社会及组织制定的反洗钱标准，主动履行反洗钱义务，参与反法钱国际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大，在国际及区域性反洗钱合作领域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签署、批准和执行联合国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的国际公约和决议，积极参与反洗钱和反恐融资国际合作框架，全面参与FATF各项工作，在司法合作方面，先后与多个国家签署了有关警务合作和打击犯罪方面的合作协议、谅解备忘录和纪要，并多次协助国外有关机构和人员到我国境内进行反洗钱案件的调查取证工作，得到了有关国际社会和组织充分肯定。今后要更进一步地加强法律层面的国际合作，参与政府间高层会谈，通过外交途径或其他方式交流洗钱犯罪信息、防范和打击洗钱犯罪的措施和技术等，根据FATF反洗钱标准对各国金融情报交换的要求，利用埃格蒙特集团情报交换的技术平台，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FIU进行金融情报交换与共享。还包括同国际刑警组织的警务合作、刑事司法互动、引渡、技术援助等方面全面合作。
2.FIU与国内相关机构的合作。我国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人民银行与公安部反洗钱会商机制、海关与人民银行之间的反洗钱信息通报机制等在预防和打击洗钱犯罪活动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3.FIU与报送主体之间的合作等。2004年4月19日，成立了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外汇局参加的金融监管部门反洗钱领导小组，具体协调我国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在内的整个金融行业的反洗钱监管工作，建立了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反洗钱协调机制。2004年6月16日，金融监管部门反洗钱工作小组制定了《金融监管部门反洗钱工作小组工作机制》，定期召开年度例会，通报金融机构现场检查、非现场监管、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送等相关情况，建立健全了人民银行与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反洗钱工作协调的制度基础和运行机制，提高了我国反洗钱工作效果。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参照反洗钱工作部际会议制度模式，建立地方政府部门之间的反洗钱协调机制，有力推动了各地反洗钱工作的深入开展，通过加强反洗钱监管信息的通报与分享，提升反洗钱监管的整体有效性。为了提高反洗钱监管工作水平，丰富反洗钱监管手段，中国人民银行借鉴国际反洗钱监管的成功经验，建立了反洗钱对话机制。金融机构结合自身在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建设、交易报告、客户身份识别、接受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监管过程中的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提出了对话的具体要求。对话机制的建立搭建了人民银行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制度化的信息沟通渠道，有利于监管部门在反洗钱工作中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也利于反洗钱监管部门了解相关信息，使金融机构能够深入地了解监管政策意图，提高反洗钱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责任编辑：于明）
参考文献：
[1]刘连舸，欧阳卫民.金融运行中的反洗钱[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
[2]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强化FIU职能 促进反洗钱合作——欧盟新版反洗钱指令解析[EB/OL].[2013-12-11]，http：//www.camlmac.gov.cn/com/info.do？action=detail&id=342.
[3]韩光林.中国反洗钱监管制度变迁的路径锁定及对策[J].国际金融研究，2010（11）：73-80.
[4]童文俊.金融机构洗钱风险评估监管体系构建研究[J].金融与经济，2013（2）：71-74.
[5]严立新.中国反洗钱战略（2013—2018）的升级转型及其实施机制的建立[J].管理世界，2013（9）：1-8.
作者：王涛
反洗钱执法分析论文 篇2：
反洗钱监管协调与合作问题
摘要：我国反洗钱监管范畴已经覆盖银行、证券、保险三大金融行业，并将进一步覆盖特定非金融行业。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洗钱活动跨市场、跨行业和跨国界渗透的风险日益加剧，给反洗钱监管带来新的挑战。本文在研究分析我国反洗钱监管协调与合作现状及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与改进我国反洗钱监管与合作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反洗钱监管；协调；合作
一、反洗钱监管协调与合作概述
针对全球化形势下的洗钱风险管理，各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反洗钱监管工作的协调与合作。反洗钱监管协调与合作的内涵是指在国家反洗钱行政主管机关的统筹组织下，相关金融行业监管部门在一致目标下反洗钱措施和监管行动、监管工具、监管方法的相互配合，使反洗钱监管政策整体上有效率。
(一)反洗钱监管框架
从狭义上讲，反洗钱监管是指反洗钱监管部门依法对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情况实施监督与管理的行为，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反洗钱监管规则；反洗钱监管主体；反洗钱监管行为；反洗钱监管效应；反洗钱监管约束。
一个有效的反洗钱监管框架，需要以上五个方面的有机结合。由于金融体系结构、金融生态环境、金融企业文化差异等因素的不同，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种监管框架的组合。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承担国家反洗钱行政主管职责以来，我国反洗钱监管环境已发生深刻的变革，前五年反洗钱初创期的任务基本完成，在当前反洗钱工作正面临向纵深推进、全面发展阶段的战略转折时期，研究和推进反洗钱监管政策的协调与配合显得尤其重要。
首先在监管规则的制定上，应针对银行、证券、保险等不同金融机构的监管实施既有统一标准又有所侧重的监管政策；其次，在反洗钱监管主体上，既要强调人民银行作为国家反洗钱行政主管机关的统筹协调职责，又要注意发挥不同的行业监管部门相应的反洗钱职能作用；第三，在反洗钱监管行为上，要结合不同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特点、洗钱风险和内控体系，在监管方式、方法和具体监管行动上区别对待，突出针对性；其四，在反洗钱监管效应上，要建立针对不同金融行业的微观主体日常反洗钱制度执行情况的定期评估机制，并采取科学有效的方法检讨与评估反洗钱监管的有效性；其五，在反洗钱监管约束上，由于反洗钱工作涉及客户隐私和商业秘密，为实现反洗钱与私法保护的合理平衡，需要对信息的流转环节和使用范围加以严格限制。
(二)反洗钱监管协调与合作的理论依据
不同金融监管主体(包括国内监管部门以及国际监管组织)之间由于监管理念、监管目标或者追求利益的不同，势必尽量制定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政策措施。然而，由于溢出溢入效应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存在，导致实际情况往往达不到预期目的，需要加强监管的协调与合作，增进监管的社会效果。
事实上，反洗钱监管的协调合作与金融监管的协调合作在理论基础上是密切相关的。相关理论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在当今经济金融形势下加强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的重要意义，主要包括政策溢出效应的政策协调理论、博弈理论、信息优势论以及监管者互相监督论。基于监管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的假设，监管者失误往往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承认监管者的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也就是承认对监管者进行监督的必要性。各监管者之间只有建立沟通渠道，彼此协商，互相监督，才能尽力避免监管失败。
(三)反洗钱监管协调与合作的动因
我国目前正逐步融入经济、金融全球化，面临的风险也在加大。特别是金融创新和跨国经营愈演愈烈，使洗钱风险跨市场和跨国界传导更加容易。因此，我们应保持高度的重视与警惕，采取切实的行动加强反洗钱监管的协调与合作，以减少摩擦成本，提高反洗钱监管效率。
加强反洗钱监管协调与合作是有效预防洗钱活动的客观需要，也是有效整合监管资源、维护金融稳定的内在需求。洗钱具有很强的行业选择性，洗钱者会考虑成本和风险，尽量利用监管薄弱、成本较低的行业实施洗钱，一旦某一行业反洗钱力度加大，则转移至其他的行业，容易产生所谓的木桶效应。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广泛运用，网上银行业务也迅速开展，非柜台委托交易更为普遍，金融交易的虚拟化，使资金流动失去了时间和地域的限制，交易过程更加隐蔽，风险形式变换更加频繁，也更容易跨地区、跨国界传染和渗透，直接冲击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此外，随着金融业综合化经营趋势的发展，跨行业的金融服务集团纷纷涌现，银行和证券、保险业的融合日益明显。当不同的监管部门从各自的职责出发实施反洗钱监管时，如果缺乏协调和沟通，就容易产生监管冲突与监管盲点，造成风险隐患。因此，各监管部门之间应当加强信息交流，强化对交叉性业务的联合监管，通过密切合作和相互配合，保证在现有监管体制框架下实现金融业的安全和稳健。
二、反洗钱监管国内协调的现状与问题
(一)反洗钱监管国内协调的现状
根据《反洗钱法》第四条的规定，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的反洗钱监管工作；国务院有关部门、机构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履行反洗钱监管职责；以上各反洗钱监管部门在反洗钱工作中应当相互配合，从而确立了我国“一部门主管、多部门参与和配合”的反洗钱监督管理体制。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家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是反洗钱工作的主要监管者：而国务院其他部门、机构则从各自履行职责的特点出发做好某一方面的反洗钱监管工作，各监管部门只有紧密配合，协调行动，才能取得预期的成效。
在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起多层次的反洗钱协调合作机制：一是建立政策层面的协调合作机制。2002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建立了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领导国家的反洗钱及反恐融资工作。从2003年5月起，联席会议的成员单位扩大到23个部委，并在2006年进行了充实和调整；二是建立了操作层面的协调合作机制。2004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联合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等单位成立了反洗钱监管合作机制，以协调和分配在金融业的反洗钱职责；三是建立地方层面的反洗钱协调机制。2004年起，各地人民银行与当地政府部门、金融监管部门等加强了沟通和协调，积极探索适合本地实际的反洗钱合作模式，纷纷建立了省级或地市级反洗钱联席会议制度和金融监管部门反洗钱协调机制，保证了各地反洗钱工作的有序开展。
(二)反洗钱监管协调的困难和问题
我国反洗钱监管体制客观上要求中国人民银行与其他负有反洗钱监管职责的部门、机构进行有效协调。然而，由于各相关部门的监管目标、政策工具、实施手段和工作方式等不同，仍有许多协调不畅的问题需要加以解决和改进。
1、信息共享存在体制性障碍。一是监管信息互补
性不强。目前，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履行反洗钱职责获取的信息与金融监管部门收集的风险管理信息在交换上一定程度地存在体制性障碍，从而削弱了信息的互补性，最终影响了反洗钱政策的实施。二是监管信息沟通不足。信息不透明直接影响了全面、有效的反洗钱监管。在目前的监管体制下，人民银行既很难了解其他监管部门实施的监管情况，同时也很难了解金融机构的真实风险状况，容易导致监管真空和时滞。三是监管信息使用限制不严。
2、监管行动有效协调难度较大。虽然《反洗钱法》对金融机构设立反洗钱专门机构、制定反洗钱内控制度、开展反洗钱宣传培训等情况的监督检查以及违规处罚方面规定了交叉互补的职能划分，但由于监管协调机制未能正常运转，在缺乏有效监管协调的情况下，容易产生监管界限不清和责任不明的问题，出现监管重复和过度，更谈不上对金融控股公司、网络银行、跨业业务等协调监管政策和统一监管行动，必然会增加监管成本，降低监管效率。
3、反洗钱监管协调缺乏足够的约束机制。由于《反洗钱法》对反洗钱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和配合仅作出原则性规定，导致监管协调缺乏责任约束，即使出现对有利的监管职能相互争夺、对交叉职能互相推诿的现象也难以追究法律责任，监管冲突不可避免。不仅直接影响了监管决策的有效性，还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监管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三、反洗钱监管国际合作的挑战
2007年6月28日，我国成为FATF(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正式成员，这标志着我国反洗钱国际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同时也意味着我国必须按照有关国际标准开展反洗钱和反恐融资工作，反洗钱监管面临国际化的挑战。
1、如何提高反洗钱监管的协调水平。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使资金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更加频繁和迅速。在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也使各种黑钱、赃款进行国际转移和清洗更为便利，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的复杂程度大为增加。洗钱的跨国性特征决定了反洗钱监管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只有协调各国的反洗钱和反恐融资政策和要求，才能防止犯罪分子利用标准和规则的差异跨境处置违法所得。因此，我们必须按照“40+9项建议”的要求加强反洗钱监管国际合作，更好地预防和打击洗钱和恐怖融资活动。
2、如何实现与国际标准进一步接轨。加入FATF后，我国就必须接受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的国际标准，并按照国际统一的规则开展自身的反洗钱工作。否则，一旦金融机构因涉嫌洗钱活动被有关国家监管机构关注，在国际业务交往中被作为高风险机构而受到强化审查，受牵连金融机构名誉和业务都将受到很大影响，甚至引发金融动荡。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反洗钱监管法规体系，按照反洗钱国际准则来约束有关主体及其行为，与国际标准不断接轨。
3、如何提高金融机构对洗钱风险的管控能力。随着我国金融机构逐步“走出去”融入国际竞争，反洗钱和反恐融资制度已经成为国外监管部门审查的重要内容之一，对达不到FATF“40+9项建议”主要标准的金融机构不予批准设立申请。目前，我国金融机构反洗钱和反恐融资领域距离国际标准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全面执行FATF“40+9项建议”中有关客户身份识别的核心标准存在相当难度，需要不断强化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的国际要求，督促金融机构完善内控制度。提高自身风险管理能力，真正做到审慎和稳健经营。有效规避洗钱风险。
4、如何加强对跨境资金流动的反洗钱监控。在我国目前存在的各种犯罪活动中，跨境洗钱是当前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公布的数据，高达上千亿元的贪污受贿款被洗出境外，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同时，我国还面临着预防境外非法资金入境洗钱的问题。需要我们利用FATF这个平台加强反洗钱国际合作和信息交流，与国外监管部门建立行之有效的合作与协查机制，充分借鉴各成员国家在监控违法犯罪资金跨境转移的经验，促进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监管国际合作的深入开展。
5、如何有效应对反洗钱政治化趋势。“9.11”事件以后，反恐融资在国际关系中地位日渐突出，一些国家依靠其特殊地位，将反洗钱作为实现其政治目的的工具。它们利用制定全球反洗钱和反恐融资规则推行其政治、经济和安全理念，反洗钱和反恐融资工作已经成为国家间政治斗争的战略武器。这需要我们在推动反洗钱监管国际合作中更密切关注、警惕反洗钱问题上潜藏的国际冲突，更加有效地维护国家权益，为我国金融改革和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四、加强反洗钱监管协调与合作的建议
1、树立反洗钱监管协调与合作的正确理念。树立优势互补、信息共享、注重效率和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协调与合作理念，对于共同防范和控制洗钱风险。增进国内和国际监管交流与合作、维护金融稳定与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2、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反洗钱联合执法监管体系。建立国家层面的反洗钱监管协调合作委员会，完善现有的反洗钱监管协调合作机制、发挥地方层面的反洗钱监管协调组织的作用，并建立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的反洗钱监管国际协调小组。
3、加强对金融机构内控合规监管的协同力度。强化反洗钱内控合规建设既是金融机构履行反洗钱义务的要求，同时也是自身稳健经营与风险管理的客观需要。因此，对金融机构反洗钱内控机制及其执行情况应当与其他内部控制一体化监管，及时协调监管政策，互相通报监管实施情况。
4、共同推行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反洗钱监管应以控制洗钱风险为目的，金融机构不仅仅是表面上遵守规则，更重要的是实质上的遵守。应针对金融机构的业务特点、风险管理和内控体系的不同，实施鼓励性、限制性等分类监管的措施。
5、加强对大额资金跨境流动的联合监控。进一步完善反洗钱本外币、表内外、境内外联动监管的手段，采取有效的措施识别客户的真实身份，严格资金流出流人的真实性审查，完善跨境洗钱风险的发现、评估、预警、控制和处置体系，形成预防和打击跨境洗钱犯罪的执法合力。
6、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管的国际合作。由于外资金融机构的国际性以及业务的复杂性，在对其进行监管时不可避免会遇到监管政策及法律规定的冲突。需要加强与外资金融机构母国的反洗钱监管合作，协调反洗钱监管措施，降低反洗钱摩擦成本，妥善处理外资金融机构在反洗钱工作中规避法律的行为，共同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7、重视对金融创新及业务交叉的反洗钱监管。跨业业务、网络银行、衍生交易等所带来的金融业务交叉，对反洗钱监管提出了挑战。由于金融产品分业的界限日趋模糊，交易过程的虚拟性使其更容易传递风险。应加强反洗钱监管合作，共同防范通过创新金融工具洗钱的风险。
8、积极参与国际反洗钱规则制定和修改。我国成为FAlF正式成员，除了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外，还预示着我国有权参与制定国际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的规则。如何将国家利益转化为国际标准，从而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对中国自身是一种挑战。
作者：边维刚 黄雪柳
反洗钱执法分析论文 篇3：
央行发布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管新规
4月16日，人民银行修订2014年《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印发《金融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监督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21〕第3号，以下简称《办法》），自2021年8月1日起施行。
人民银行称，《办法》的发布实施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反洗钱监管体制机制，提升我国反洗钱工作水平，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办法》遵循风险为本监管原则，进一步完善反洗钱监管措施，提升监管效率;强调基于对金融机构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评估情况，采取不同的反洗钱监管措施。
《办法》进一步明确了金融机构反洗钱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要求。参照国际通行规则，要求金融机构应当开展洗钱和恐怖融资風险自评估，并根据风险状况和经营规模建立内部控制制度和相应的风险管理政策，进一步明确金融机构反洗钱组织机构、人力资源保障、反洗钱信息系统、反洗钱审计机制等要求。为防范境外分支机构反洗钱监管风险，明确金融机构对境外分支机构的管理要求。
《办法》根据我国金融行业发展现状，结合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要求，完善了反洗钱义务主体范围，将反洗钱有关规范性文件已明确的非银行支付机构纳入适用范围，增加网络小额贷款公司、银行理财子公司等反洗钱义务主体。
洗钱手段不断翻新，需扩大监管对象范围
业内人士分析称，目前来看，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类犯罪与洗钱活动相互交织渗透，洗钱犯罪充当为虎作伥的角色，洗钱手段方式不断翻新，涉案金额持续攀升。各类洗钱犯罪活动给社会稳定、金融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据金融律师康家昕解读，《办法》主要是应对以下内容：
首先是明确人民银行职责范围。包括明确人民银行应当对金融机构开展风险评估，及时、准确地了解金融机构风险状况。明确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以风险评估结果为依据，实施分类监管;其次是增加金融机构反洗钱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工作要求。据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办法》要求金融机构开展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自评估，根据经营规模和风险状况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制定相应的风险管理政策。明确金融机构反洗钱组织机构、人力资源保障、反洗钱信息系统和技术保障等要求。明确金融机构反洗钱内部审计要求;再次是优化反洗钱监管措施和手段。增加《反洗钱监管提示函》，完善现场风险评估措施。完善监管走访和约见谈话的适用情形。明确持续监管要求。
“《办法》的最大亮点，是扩大了监管对象范围。”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新说，《办法》在监管对象上，除原有的各类银行之外，还增加了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小额贷款公司，以及消费金融公司、贷款公司、银行理财子公司等机构类型，这有助于补齐金融领域反洗钱风险隐患的“短板”。
中国银行业协会副会长潘修平说，人民银行内部设有反洗钱局，专门负责反洗钱工作。从现实情况看，现在无论大型银行还是小银行，都非常重视反洗钱机制的建设。因为一旦发生洗钱行为，不仅可能受罚，还直接影响到其结算业务，后果很严重。
建立“双支柱”监管体制
早在2003年，人民银行就开始承担组织协调国家反洗钱工作职能，牵头负责反洗钱联席会议机制。人民银行要求金融机构、支付机构等依法履行反洗钱义务，包括建立反洗钱内控制度，履行客户身份识别、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义务等。
人民银行依法履行反洗钱监督管理、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收集、反洗钱监测分析、反洗钱调查等职责，并配合侦查、监察机关针对相关案件开展反洗钱协查。金融系统可为侦破洗钱和相关犯罪案件提供精准的金融情报和资金流转证据。
在各部门共同打击洗钱犯罪中，人民银行发挥着协助、预防的作用。据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2020年，人民银行下设的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共接收可疑交易报告258万份;各级人民银行发现并接收的重点可疑交易线索16926份，开展反洗钱调查7804次，向侦查、监察机关移送线索5987次;配合侦查、监察机关对3321起案件开展反洗钱协查，协助破获涉嫌洗钱等案件710起。
近年来，人民银行持续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建立了风险评估和执法检查“双支柱”反洗钱监管体制，2020年对614家金融机构、支付机构等反洗钱义务机构开展专项和综合执法检查，依法完成对537家义务机构的行政处罚，处罚金额5.26亿元;处罚违规个人1000人，处罚金额2468万元。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持续做好《办法》的落地实施工作，督促金融机构不断提高反洗钱工作水平，规范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反洗钱履职行为，切实做好我国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防控工作。